<h3><b> </b></h3><h3></h3> <p class="ql-block"> 1986年春节的全家福合影</p> <h3></h3><h1><br></h1><h1> 童年时代,我最为期盼的就是过年啦。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我国国民经济比较落后,物资极其匮乏,所以每年只有到春节期间,老百姓才舍得把平时积赞下来的一点钱集中开销。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们心里总认为:过年好!过年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过年真好!!说到过年,首先就会想到我的母亲。我家兄姊六人,我排行老小,有两个姐姐和三个哥哥。大姐比我大二十二岁,早已完婚成家。六十年代初,大哥考上大学,二姐、二哥、三哥分别读初中,我刚刚入小学读书,全家的基本生活费用就靠父亲一人的工资,交由母亲操劳维持。那个时期应该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期。 </h1><h3> </h3><h1>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文革时期,我已经十一、二岁,二姐和二哥都参加了工作,家中的生活压力逐渐减轻,住房条件也得到改善。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四,祭灶日的这一天,在做早饭之前,把请来的灶王爷的画像贴在地锅门前的墙上。民谣中有“二十三,糖瓜粘”。因为我们晥西北一带祭灶日有所谓“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说法,我们家原本是从农村过来的,传统祭灶日一直是腊月二十四。每年从这一天开始,就正式拉开了过年的序幕。 </h1><h1> 打我记事起,年关一切家务活,都是母亲亲历亲为。母亲她没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但是生得聪明伶俐,心灵手巧。她处事敏感,精明能干,过日子理家财是一把好手。虽然说全家人口多,收入少,但是在那最艰苦的岁月里,一家人能吃饱穿暖,不受饥寒,全赖母亲的操持。每年这个时候,我们上学的孩子早已放了寒假,可是为了操办年货,最忙碌的还是母亲。煎炸蒸煑炒,缝补浆洗涮,她样样在行。过年时节,“蒸”与“炸”两项活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都是很大的。“蒸”就是蒸馍、蒸包子、蒸枣山,二十多斤面粉,从和面、发面、揉面到蒸出好吃的馍,就需要整整一天。接下来最主要是“炸”, 炸麻叶、炸馓子、炸丸子、炸鱼、炸酥肉。最麻烦的要数炸馓子,盐水中添加很少量的碱与矾,接着和面、盘条、经过香油浸泡醒发,到用手绕制成馓剂子入锅油炸,工艺复杂,十几斤面粉,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后来,我上初中,哥姐们都分别成家立业,母亲还要轮流帮助他们小家庭炸馓子。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小脚女人,可以想像出这得付出多大劳动强度!可从来没听到她有过一声怨言。</h1><h1> 春节越来越近了,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孩子,不仅不能帮母亲的忙,反而还会添乱,想方设法地从父母那里讨点钱上街买几挂机器花炮,一百响或二百响价格几角钱不等。买回来后把辫好的鞭炮拆下来,以利一个一个的点放,这样可玩的时间长一些,二来和小伙伴打炮仗向对方投放也会更加刺激。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特别有意思,这算是那个年代的孩子应有的乐趣吧!那时腊月的天气,寒冷致极,可是我们这些孩子一点也不觉得冷,等到把口袋里装的最后一个花炮点放完,还不想回家。到了年三十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在吃中午饭之前贴好春联。下午二点后开始包饺子,除夕饭就是吃饺子。吃过饭,天也黑透了,母亲开始把几天来准备的贡品摆上桌,有瓜子、花生、果品点心、枣山馍,然后点上红烛一对,放在堂屋八仙桌的里侧两边,中间放上小香炉,点燃上三根贡香。全家人守在一起,开始拉家常。此间,更多的时间就是听父母讲他们自己童年所经历的故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熬年守岁。古时守岁有着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明的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既对逝去的岁月含有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新的一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中华民族自汉代以来,新旧年交替的夜半时分,不论男女老少,一家人都会点亮烛光和贡香,聚在一起守岁。到了零辰,夜已深了,母亲看我们困的熬不住,她开始对着贡桌,跪拜磕头。敬天,敬地,敬祖先。嘴里念叨着,都是些吉利的话,以求得来年风调雨顺,让上天保祐全家大人小孩平平安安!礼毕,母亲分别给我们一点压岁钱,大概就几块钱吧!然后让我们早点睡,明天好早早起来闹新春。</h1><h1> 真正熬年守岁的人这一夜是不会入睡的。他们好像都在自觉遵守一个约定,静等零点时分,为抢到新年新春第一福,挣得自家门前第一声鞭炮响。首先门缝一闪,先后燃放三个特备的开门炮。开门炮是手工制作的大雷子,要第一个点放后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三声炮响震人心惊,寓意着新年到来,开门大吉,迎春接福。然后再放一挂鞭炮,越长越好,放得越多落得越多,落得满地红,心花开。那些一夜不睡觉,争得放头炮的人多半是生意人,或者是街道上讲面子 、好显摆的人家,为要讨个彩头,挣个新年开门红。清晨拜年,一地鲜红的炮纸铺满门前,煞是好看,大家贺喜道:落得多!落得多!!</h1><h1> 大年初一,我因为除夕守岁睡得晚,所以也起不早。说好的让母亲早点叫我们起床,母亲喊几声喊不醒,就不忍心再喊,直到我睡到自然醒。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一,我就起得比较早,约莫五点左右,突然被鞭炮声惊醒。我迅速穿上母亲给我准备的新衣服往外跑。这时听到母亲嘱咐道:“不要在外面小便,不要把洗脸水泼向院子里”,据说初一早晨泼水就是泼财泼福!我边答应着边往外面跑,急着找同街的小伙伴赶热闹拾鞭炮,等天快要亮了才又回到家里,急着看哥哥们在家放自家的鞭炮。</h1><h1> 随着年岁的增长,从小学升到初中,我的哥哥姐姐们分别结婚成家,我逐渐有了自己的主张。再过大年初一,守着父母一齐起床,也不怎么外出了,自己也敢于放大雷子开门炮和长长的鞭炮了。初一的早晨照样是吃饺子。不等吃完饭,串门拜年的街坊邻居先后到了。说些新春快乐、过年好的吉利话,互相祝福着,拱手谦让着然后离开。每到这时,母亲就催促我们快点吃饺子,吃罢好赶早去上邻居家拜年。邻里之间互拜新年是前辈人传下来的习俗,讲究邻里和睦是人们的传统美德!</h1><h1> 在我们小县城六十年代,城里的居民也不过一万多人口。走在大街上见到的人虽叫不上他们姓啥名谁,但基本上能断定他是那条街上的人!由于县城比较小,全城就一个热闹的集会广场,在县文化馆的北面。</h1><h1> 那时家中没有电视,娱乐单调,初一上午,大人小孩都会去街市上逛逛。哪里游人集中,就往哪里挤,真是热闹非凡,犹如北京的庙会。集市吃的,玩的,看的,应有尽有。我最喜欢的游玩活动是摇米花团。担挑的主人,坐在自带的凳子上,手里捧着签盒,边唱边摇,让游人拿出二分钱抽根签,可共六人参与游戏,根据签上的数码大小排号摇骰子。发完签收回钱,然后换上一个里面盛有四枚骰子的精美小木盒,参与者就可以按抽签的数码大小顺序接过来任意摇动了。打开盒盖,读取你摇出的骰子点数。最大点是二十四点,最小点是十四点。因为骰子正反两面的点数设计是一对六、二对五、三对四,四个骰子天地两面点数的总和是二十八,计算是以天地两面点数和的大数一面为准,比如你掷出的天面点数合计是七点,那它的地面点数合计一定是二十一;摇到四个一点,地面对应点数就是四个六点,是最大的点数了。谁点数大谁就赢了,可以得到一串米花团。每个米花团足有小孩子的拳头那么大,如果单买这串米花团得需要一角钱。另外,还有劈甘蔗、掰蔴糖、套圈、看西洋景等游戏。外地来的杂耍卖艺的,说唱的,耍猴的,也在其间表演挣钱。这样的集市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前后。</h1><h1> 过了元宵节,由于天气渐渐地暖和起来,城里人要开始营生了,农村人也要准备春耕生产,集市方才悄无声息地隐退了。 </h1><h1> 我们当地习俗,初一不动刀,不扫地,小孩不能说些不吉利的话。正月初一的午饭,母亲在烧开的水里先后放进白菜、粉丝、炸好的小酥肉、丸子、馓子,最后添上浆油、盐和其它佐料烩在一起,每人盛上一碗,配上宣腾腾的蒸馍就是丰盛的年饭了。那个年代不象现在过节可以上酒店。现在就是在家中也要炒上几个菜,有鱼有肉,有荤有素,那时哪能和现在比。</h1><div><h1> 每到大年初二,家中开始来客人,都是父母双方老家的亲戚。他们赶早从几十里地的乡下徒步走到城里,也真的是不容易。那时农村几乎没有自行车,到了文革后期才看到有骑自行车的。拜年走亲戚是一年中的大事。等他们来到家中基本上都赶不上饭时,招待他们也很简单,烩上一大碗肉、鱼、粉丝丸子汤,有热蒸馍就行了。在我的印象里,拿酒招待客人似乎还不可能,后来用酒招待来客是文革后期才逐渐出现的事。就这样来来往往十几二十余天,我们也疯玩了十几二十余天。有时候跟随大人更多的是跟随哥哥到农村走亲戚。其间,还要找时间坐下来写作业。那时父亲忙于工作,顾不上我们的学习,母亲不识字,更不问学习的事。虽然说在家里没有人催促你非要完成作业,可开学回到学校,老师那里也不好交差。 </h1></div><div><h3> 直到正月十五这天,到了晚间六七点钟,孩子们个个提着手扎纸糊的花灯,满街的跑。等天黑透,街市上开始热闹起来。放花的,放鞭炮的,玩花灯的,引得市民倾巢出动,乡下人也纷纷赶到城里,真是热闹喧天。大人孩子满街窜,熙熙攘攘,人流如潮,比肩接踵。城关镇街道居委会组织的花灯会,开始了表演活动,有推小车、划旱船,踩高跷,舞狮子等等,一直持续到晚间十点左右,街面上方才安静下来。元宵节基本给过年划上了一个句号。 </h3><h3> 节后, 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也该开学了,这才发现老师布置的寒假作业还没有完成。连天加夜的把作业草草做完,准备投入到新的学期中。 </h3>
<h3> </h3><h3><br></h3></div> <p class="ql-block"> 我的母亲和她的最小的孙女在一起</p> <p class="ql-block"> 李正桓写于已亥年除夕夜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