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省长的内疚自责说开去

西江月

终于在昨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省长说内疚自责了。虽然晚了点，但这种态度值得肯定。于是想借此说几句。

我尽量说得客气点。此次疫情之初，湖北与武汉的领导确有一些应对失当之处。武汉卫健委在疫情初萌之时，在通报中有些语句就不严谨、不周全。比如说“未见人传人”这句就不妥，因为它易误导民众。严谨周全的表述至少应该是：“暂未发现人传人，但不排除人传人”，这样才会警示群众。后来发现了人传人，却在通报中说“有限人传人”。这“有限”二字不仅多余，而且有害。它警示不足，安抚有余。这导致社会继续放松警惕。最初的通报中说“未有医务人员感染”，后续的通报中沒有了这一句。细致的人读到此就知道这说明有医务人员感染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群众都是细致的，但通报就是不明确告知这一点，致使整个社会继续处于放松警惕状态。须知有医务人员感染，说明疫情有了重大转折，强传染性已可确定无疑。但直到元月20日钟南山在央视披露了有医务人员感染，武汉卫健委才在次日的通报中有了这一句。这是何等的不应该呀！然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钟南山披露的前两日，武汉竟然允许百步亭举办万家宴；在钟南山披露的后一日，竟然还聚会举办省春晚！这又是何等的不应该呀！省春晚两天后，武汉封城⋯⋯

“内紧外松”这一举措，我不敢说它完全不对。但要分什么情况，不能一概行之。至少像防疫这种与政治完全无涉的事情，不适合“内紧外松”的举措。老夫我是过了花甲的人了，我记得，即使在社会控制和信息控制比现在严厉得多的六十年代，在城市防疫上也不搞“内紧外松”。1964年，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流行儿童脑膜炎，也是传染病，街头大喇叭里天天告诉群众如何防疫。我们学生必须戴口罩，不戴不准进校门。有一天我感觉身体不舒服，当时我父母都在乡下搞社教，我外婆就把我送到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好像也沒排队挂号，医生问了我一些问题，又摇了摇我的脖子问是否有僵硬感（我现在已记不清是怎么回答的了)。诊断后医生觉得我症状疑似，立即用救护车把我送到宜昌市传染病医院（就是现在的三医院)住院。当时的传染病院还处于郊区乡下，病房是几间平房，四周都是农田。我入院第一天感觉就好多了，还吃了医院食堂送来的一碗当时难得吃到的粉蒸肉。住了4天，排除脑膜炎出院。从那以后，童年时代的我竟然盼望生病，因为生病可以吃到粉蒸肉。那时城市单位正式职工（好像还包括其子女)都是公费医疗。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不大喜欢为前30年评功摆好的，我更喜欢后40年。然而，前30年的施政虽然有很多失误，但在城市防疫这一点上，基本沒有失误。当时经常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即为例证。

如今，我们的国力比那时强多了，我们的医疗科技比那时强多了，我们的社会比那时文明开放多了，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比那时的大老粗南下干部高多了，防疫抗疫工作理应比那时做得更好才是呀！

省长昨晚的内疚自责，也在警示各级领导干部，当在人群中刚发现一个新的病毒致病的时候，当你们包括专家对其还认知不足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不要太顾及面子。宁可小题大作，不可心存侥幸；宁可过之，切勿不及；宁可提早预警而成虚惊，不可迟疑疏防而酿实祸。虚惊不会死人，实祸真是害民！若造虚惊，事后了不起上级批评你一句不成熟不稳重罢了；若酿实祸，且看17年前的卫生部张前部长和北京市孟前市长吧。防疫大事，为民为己，各级领导都万万不可大意呀！

末了，提个建议：今后各级卫健委主任，最好由在行的防疫专家出任。一旦事来，既便于与专业人员进行业务沟通，也便于为当地党政主官当好决策参谋。

2020年元月27日庚子年正月初三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