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三边《七笔勾》前世今生

坐观岁月

《定边县志》记载，清朝光绪皇帝派翰林院大学士王培棻赴陕北三边（定边、靖边、安边)考察观览三个多月， 回京写成《七笔勾》，把三边荒凉落后描绘的淋漓尽致。另有资料记述，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出任延绥榆道兵备道的黄泽厚，清末湖北郧阳人，举人出身，到任后不满此地的地理人文环境，写下《七笔勾》。

《七笔勾》辞赋云：

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且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抽，山花无锦绣，狂风阵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窑洞茅屋，省去砖木偏用土。夏日晒难透，阴雨水肯漏。土块砌墙头，油灯壁上流，掩藏臭气马屎与牛溲。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

　　没面皮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纱葛不需求，褐衫耐久留。裤腿宽而厚，破烂亦将就，毡片遮体被褥全没有。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

　　客到必留，奶子熬茶敬一瓯。炒米拌酥油，剁面加盐韭。猪蹄与羊首，连毛吞入口，风卷残云吃尽方丢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

　　堪叹儒流，一领蓝衫便罢休。才步入黉门，文章便丢手。匾额挂门楼，荣华尽享够。嫖风浪荡懒向长安走。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可笑女流，鬓发蓬松灰满头。丑靣腥膻口，面皮似铁锈。黑漆钢叉手，衣裤不遮羞，云雨无度哪辨秋波流。因此上把粉黛佳人一笔勾。

　　塞外荒丘，土靼回番族类稠。形容如猪狗，性心似马牛。语出不离毬，礼貌何谈周，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

榆林三边《七笔勾》有不同版本，但都大同小异，应是流传过程中少量传抄失误或人为改动。

　　《七笔勾》这种辞赋文体，是“七赋”的一种，“七赋”古已有之，是一种赋的文体，就是用七段文字讲述七件事。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七赋”，就是汉代大文学家枚乘写的《七发》。由“一笔勾”演变而来。一笔勾，原为禅语，谓破除一切尘缘。因此，《七笔勾》的起源与佛教相关，所写多是以看破红尘、劝人行善和传播宗教为主要内容。明代高僧莲池大师曾作《七笔勾》歌诀劝世，谓一切俗世尘缘皆应放下。后引申为不提前事，或将某事完全放下，不再提起，也即一笔勾销之意。如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相思事，一笔勾”。一笔勾写七段，便是七笔勾，也即将七个方面事情都一笔勾销。

南方流传最广的《七笔勾》，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袾宏所作，距今有440多年的历史。袾宏（1535年-1615年），俗姓沈，明代浙江杭州人，出身于书香之家，少习儒学，17岁时补诸生。27岁后的4年间，连遭丧父、失儿、悼亡和丧母的刺激，即于32岁时出家，字佛慧，自号“莲池”，并作《七笔勾》以明志。此后专意于弘扬佛法，不事辞藻，把世俗尘念抛之脑后。一生游历四方，历参遍融（遍融真圆禅师系南岳下三十一世，临济宗佛岩不二真际禅师法嗣，四川营山人，俗姓钱，生于世代书香之家）、笑岩（笑岩德宝，生卒年为1512年-1581年，原名月心，法名德宝，号笑岩。明代禅宗之临济宗的高僧，为临济宗第二十八代祖，被称为明中叶高僧之一，清朝后尊称为笑祖或宝祖）诸大德于京师。晚年归隐杭州，居云栖寺，弘扬净土法门，皈依者极众，世称“莲池大师”或“云栖大师”。他提倡念佛风化被于一代，被推为莲宗第八祖；又与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并称为“明代四高僧”。住山30余年，圆寂后，全身塔藏于五云山麓。一生著作甚丰，有《禅关策进》《弥陀疏钞》《云栖法汇》等20余部。

　　除了莲池大师袾宏的《七笔勾》外，其他比较著名的还有梦醒山人、汤夫人、石居士等人所作的《七笔勾》。

北方流传的《七笔勾》创作于清代，与南方的大异其趣，不再局限于宗教内容，源头为清朝廷果亲王胤礼。他是康熙帝第十七子，雍正称帝时任命他管理工部、户部，分管理藩院。当七世达赖喇嘛返藏时，雍正命他代表朝廷并与章嘉图克图国师统办七世达赖返藏事宜。果亲王住康巴地区的惠远寺（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协德乡境内）一月有余，曾为清朝江山的巩固和藏区的稳定书写了厚重的一笔。回程复命前，他在惠远寺写下了以咏康地、咏土司、咏衣服、咏饮食、咏居住、咏喇嘛、咏妇女为题的《七笔钩》，揭示了康巴地区一些落后的方面，讥讽了康俗康地。这让每位康巴人读后都倍感羞辱，以致在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参议马鹤天来康巴作《反七笔钩》矫正。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黄泽厚出任延绥榆道兵备道后不满此地的地理人文环境，写下《七笔勾》。其中写道“狂风阵起那辨昏与昼，肮脏臭气马粪与牛溲，风卷残云吃净方丢手，毛毡遮体被褥皮袄凑，嫖风浪荡不向长安走，云雨巫山那辨秋波流，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因此上把“万紫千红、雕梁画栋、山珍海味、绫罗绸缎、金榜题名、粉黛佳人、礼义廉耻”统统一笔勾。黄泽厚的《七笔勾》，在当时民间并未广泛流传。原因是他写的这个东西，消极而负面，让光绪帝看了脸上挂不住、很不高兴，结果他被革了职，朝廷令他削发在属今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石湾镇为民。黄泽厚在石湾期间，与民众相处和睦，引进南方养蚕技术，并兴修水利，种树种草，为当地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受到民众的爱戴和拥护。他也曾给少数人讲过关于《七笔勾》和他被革职的故事，随即其作品在民间开始小范围流传。

20世纪初，因外国宗教势力渗入陕北三边一带传教，主和派主张割让一块地方为天主教堂使用，主战派表示坚决不能答应。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清朝廷专门派翰林院学士王培棻来到陕西三边巡视巡察此事。他属主和派，回京后，引用并修改完善黄泽厚之旧作《七笔勾》作为奏章，从山川地貌到衣食住行把陕西三边说得一无是处，建议朝廷将这片“不服教化”的“蛮荒之地”割让给外夷，让外国人在这里传教。同年九月初八日，清政府发布“围剿上谕”，指令迪化将军赛伯尔、宁夏布郎叶菊侯、陕西巡抚瑞澂（派统领刘少韩为代表）、乌审旗王府代表，定边、靖边两县知事及安边二府衙门、柠条梁巡检等，与天主教代表会集柠条梁镇议和，会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三边教案和约》，此即历史上的“三边教案”事件。陕西三边百姓知晓王培棻在此事中的角色和所为后，怒火中烧。同年十月，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避祸逃亡到西安，靖边县令丁锡奎等人专程去告御状，状告王培棻。朝廷中的主战派也旧事重提，光绪帝一看众怒难犯，就宣布王培芬这个《七笔勾》奏章无效。后朝廷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将王培棻谪贬到陕北靖边当了七品县令。这样，王培棻算是重蹈了黄泽厚因言获罪的覆辙。但自王培棻此回引用过黄泽厚的《七笔勾》后，人们就以讹传讹，有了王培棻创作《七笔勾》一说。

凡世人都有一种天然的热爱家乡的情结，如同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通常容不得一粒沙子。“家丑不可外扬”，要是有人说到自己家乡的一丁点儿不是，无异于一种莫大的侮辱和伤害。上世纪40年代，四川叙永县籍诗人黄季刚先生作《镇雄七笔勾》，活灵活现地描写了当时云南省镇雄县的政治腐败、文化堕落、道德沦丧，以及经济上贫穷落后的社会生活状况，却引来杀身之祸，当地军阀派出一个班的兵力去追杀他，要不是他得到消息跑得快，性命就丢了，都是因为揭了人家的“伤疤”。当年台湾的柏杨先生写《丑陋的中国人》，也招来一片骂声。

一个民族、一个地方，必须树立充分的自信心方可有尊严地生存发展，这是对的。但自信必须建立在理性之上，而不是对自己往日的伤痕讳莫如深，更不能讳疾忌医。敢于正视自己的苦难历史，是人民内心真正强大的体现。过去，一些国人一提起外国的某些成就，总要举出若干例证说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比外国人领先多少年云云，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几乎皆是如此，好像什么都比别人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表面上看算是一种自尊和自信，但这种自信一旦离开了客观性和理性，其实就成了妄自尊大，深层次更是内心虚弱的表现。

俄国革命家、哲学家别林斯基说：“人民的诗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人民生活及其一切特殊的色彩和乡土标志。”陕北《七笔勾》展现了原生态的陕北民俗，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面镜子。瞧，历史上的陕北及陕北人大致就是那个样子。可以说，陕北这块土地及其人民，历史充满了心酸和苦难，一路筚路蓝缕、克绍箕裘，能走到今天，那是吃过大苦的，时至今日陕北的农民依然保留着“受苦人”这样一个称谓。就算是在今天，《七笔勾》展现的这些风貌，在陕北大地上也有三、五成的踪影可觅。今日之陕北，包括历史上粗野的、荒凉的三边地区，正在被隆隆的机器大面积地吞噬着，地下丰富的煤炭、石油等宝贵自然资源正在被大规模地开采着，往日的宁静正在一去不复还，谁又能说得清这是不是另一场灾难呢！作为地道的陕北人，一想到这些，我的心中立即涌上“资源诅咒”这个术语——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一味地被当前的所谓繁荣所陶醉，忘记我们来时的路，不但无法强化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自信，就连现在仅存的尊严和体面也会慢慢丢失。

改革开放40年来，陕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自然植被也在不断恢复，老百姓的日子总体上越来越好，甚至这些年出现了不少一夜暴富的煤老板、油老板和房地产商；但工业文明的一些弊端早已显露，包括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人口外流、城市空心化、乡村衰落等，尤其是文化和文明进步步履维艰。人们发现，钱是有了，但精神文化上却更加落寂。有人惊呼：“什么人都能有钱，而山汉不能有钱！”山汉，是陕北方言，基本意思是土豪，即有钱没文化，但在陕北话里的内涵更丰富，有灰汉、莽汉、二杆子、二球货等贬意。这些人有了钱，却胡作非为、丧失人伦，毫无做人做事底线，更不用说什么抱负和社会责任了，他们赌博、奢靡、包二奶，甚至吸毒，羞辱了陕北人。更突出的问题是人才外流，城市、乡村空心化，陕北籍的大学生留不住，美女外出了，连大款对生养他的土地都嗤之以鼻，去了西安、北京、上海、深圳，以及沿海城市买房定居。如今的一些陕北村庄，只有白发苍苍的垂暮老年人和光屁股的娃娃还在静静地守候，随处可见一些城里人遗弃的宠物猫狗在乡间村落流浪，个别乡村学校空无一人。这样的图景令人忧心啊。

因此，不应该把陕北《七笔勾》当作一个耻辱纪念碑，或者一个沉重的心理包袱，而是应该以积极心态看待它，以此回望过去的陕北，正视现在的陕北，规划未来的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