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 岁月留声

诚信

1999年5月，红霞结婚当天留影

　　回忆是幸福的，回忆是快乐的，回忆是甜美的，每当我回忆起我脑海中的画面，我都会充满了一种幸福的滋味。七十年了，经历了人生中的儿童，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各个阶段，岁月如梭，载满了过往，在历史的画卷中，太多的熟知留在了身后。尝过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经历了从贫穷到富足，国家从积弱到强大。如今适逢改革开放好的时代，回忆过去为的是不忘昨天，珍惜今天，期待明天，享受时代的美好和生活的幸福，享受夕阳下的美好时光！

　　1958年时的奶奶、父亲、母亲、我和弟弟、妹妹六口之家，

这是珍藏的建国后山东省（一九五二年吴桥县属山东省）农村分田的文书资料！

我的儿童时代
　 我于1951年8月出生在河北省吴桥县铁城镇彭家寺二村，与山东省交界的一个十分普通的农民家庭里。当时是正值我们国家建国初期，经济条件十分落后，村里每个家庭生活非常艰苦。刚刚建国后农村的体制还很不建全，实行乡管区下的农业合作社，村里的人们统称社员，再建立若干个互助组。我们村当时也只按照彭家寺前街和后街、二趟街和西头周家区域化分。至于我的出生日期，老人们也都忘记了，可能是人们忙于生存或是其他的缘故吧。那时家庭的人口不多，只有奶奶、父母和我，到了1955年我弟弟和1958年我的妹妹出生，基本形成了一个六口之家，这样的家庭人口一直维持了15年。
　　建国前后国家实行“ 一化三改”，既对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而分给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公有化，对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小业主等实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改造。那时刚分到的土地，人们已经把的土地当成命根子，累死累活地耕种，象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爱护和精心耕种政府分给的田地。记得我家的耕地在刘汉成村东头，地南头是西头周家的一大片梨树，北边是从西头周家到刘汉成的一条深深的沟，小时候父亲常領我去自己的地里玩儿。那个年月还未在我们这里发明小推车，既是有，也是家里条件好一点的人家用木头做得全木结构的独轮车，大多数都是人们用筐运东西，我走累了父亲将我放在筐里，另一只筐放上往地里来回挑种地工具或庄稼。记得有一年秋天，我跟父亲去地里干活，自己看到什麼都新鲜，就把刚刚开花的花生拔下一顆，结果什么都未长，父亲很生气，要打我，吓的我跑到别人的地里藏了起来，一家人找不到我，奶奶埋怨我和父亲。最后找到我让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拿别人的东西！
　　1958年，我们国家开展了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当时我们的国家提出了效仿法国革命，搞巴黎公社式管理，在我国大地普遍推广人民公社制度，全国搞大跃进，当时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我记得人们高举红旗，喊着吃在地、睡在洼、完不成任务不回家的口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的确极大的调动了人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炼钢铁期间，村子里各户将家中用不着的废铜乱铁，全部交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由于完不成任务，村干部催的紧，后来各家家户户都把很好的锅碗瓢勺以及脸盆都贡献出去炼铁。我记得村里的炼铁的地方设在村南的庄稼地里，一些外地师傅喊着听不懂得号子，几个人同时拉着风箱，将收到的铁器砸毁，扔进炼钢炉，经大火烧结后，变成一堆氧化铁，马上人们敲锣打鼓，向上级领导报喜，我们炼钢多少吨，至于多少虚报，勤劳善良的群众谁管这些。听当初参加炼铁的人们说，由于没木材，到各家拆卸房檩，很多的房子顶子被拆了。现时看来，当初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农村全村成立生产组，下地干活时，你们向我们挑战，我接受挑战后在应战，田间地头，红旗招展，下地时必需带着笔墨纸砚，当年的干活向演练。大概人们并非得知用什么样的办法解放生产力。当时上级提出，人们的活动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全党全国人民高举的三面红旗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那时的人们精神面貌非常好，个个喜笑颜开，群众相信共产党，认为国家号召一定不会错，那个时期我们村里很少有人打架或骂人，几乎听不到说有人偷税漏税，乡间邻居和睦相处，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助人为乐被人们学习和赞扬。那一年老天作美，我村遇到一个丰收年，玉米，小麦，棉花都大丰收，收庄稼时落在地的粮食没人敢往自己家里拿，人们的思想觉悟非常高。我当时正上二年级，老师领我们同学每天向社员们送水，处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气象，回忆当初情景，至今仍难以忘怀。

　　我的父母亲

人生的最大感情莫高于父母亲，父母亲对孩子恩深似海，我的父母亲是农村最普通的农民，父亲是个从小胆小怕事，而且又是忠厚善良的人，虽然解放后也曾经在乡管区干过几年公事，但是能力有限，在政府部门工作若干年，既未得到领导的赏识，混个一官半职，也未能发财或自己弄个长期的国家承认的非农业职位。记得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奶奶、母亲、弟弟、妹妹和我都是在饥饿中生存，父亲当时在金庄管区供职，凡是回家看到一家人吃不饱只是唉声叹气，不能让一家人吃顿饱饭，我的母亲经常埋怨父亲。“一家的日子到底如何过，你一个男子汉在外吃饱饭，全家人饿得没办法，你不想办法我也不在家了”。父亲一气之下拿了点家里自己织的老土布，到山东省泰安去换山芋干，回家后解决了一家半个月的粮食。

我们长大以后，家的担子更重了，我和弟弟，妹妹上学，父母亲拼命干活，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线织布，给我们缝补衣服。记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晚上被风声吵醒，爬起来揉揉眼想看看是怎么回事，结果是母亲点着小煤油灯，正在十分疲惫的纺线，我问母亲，你怎么不睡觉难道你不累吗？母亲面带笑容的说，“我不困”。天底下最伟大的人是母亲，为了孩子们，为了家庭，自己的辛劳，自己的痛苦，甚至自己的生命一切一切，全都置之度外，这就是我的母亲。

1980年夏天，在彭家寺老家南院的老房子前面留影

住房今昔

我小时候的住房是非常简陋的。在我刚刚记事时 ，我们家里 有六间破房，北房我们住，南房不能住人，就让农业合作社的互助组使用在里面加工香油。记得那时霞光社青年队在里面搞副业，南房西间就安放一台加工芝麻用的石磨，用毛驴拉磨将炒熟的芝麻磨碎。东间放置一台大锅 ，用来炒芝麻和熬油，我经常去那里和一些人们玩儿。记得当时有李玉堂，刘松挺，李光文，李瑞杰，李全信等。到后来由于年久失修，房顶露了天，我们修不起，互助组收不起钱来维修，香油房就挪走了。又过了几个月遇到下大雨，房子倒了一半，只得简单的翻盖了一下，整个房子是土坯房，没有一快砖瓦。再后来，我们住的房子也不行了，全家六口人住不开，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又翻修了北房，就是这样的房子，还接待了不少的上级下乡工作队，我和弟弟，妹妹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

到了1978年，六一年盖的土房又成了危房，父母亲决定重建。我当时的工资每月30元，弟弟在沧州上学，妹妹刚刚毕业，人们虽然能吃饱，但建房的确很困难，全家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我找了当时的砖厂场长胡风同，书记张中亮，保管张景新，答应卖给一万砖，建成了我长大以后的能亲自修建的一栋房。虽然不好，但住人和以前比起来舒服多了。我的父母亲考虑到我在医院上班，弟弟后来分配到在县农机修造厂工作，我们的朋友、同事经常家里来，就把新房让我们兄弟二人分住，奶奶和父母亲仍然住在前面的旧房子里面，房子虽然不太好，但我们已经非常满意了。因为我和弟弟都已经参加工作，都有了经济收入，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的家庭不管是从村里经济能力，人际关系，生活水平等，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家的在社会和村里跟上了时代的发展。

1988年，随着春艳和吉芬搬迁到县城居住，荣艳也安排到二院上班，我按照规定分配自建房两间（后来调整为三间），我退休后卖4000元。

父母亲看到我们都离开老家，提出和我们一起居住，就在城关医院老房子安排两间和我居住。后来二院卖到村民，我和弟弟花一万元购买三间平房，1995年父母愿意去县城居住，我们兄弟二人又花14300元给老人买了两间，直至老人去世。

　　1992年的冬天，我的战友贾信友当时在杨寺乡任党委书记，去他家喝酒时，见到他们口有一快空闲地，我随便问能否给买块地皮盖房，他说检察院已经将这块地皮买下了，如果要一段11000元，我和荣彦合计一下，因我已经将分家的房子卖掉，决定在县城盖房，第二天就把11000元给贾新友送去。由于我的单位在城关，暂时往县城来不了，房子当时没有修建。到后来，在和桑园镇尚茂金书记喝酒时，我提出能否给解决在县政府附近的地基，想盖一段房，当时正巧立新的书记刘其同到桑园镇政府办事，尚书记就把此事和刘其同说了，刘其同当即表示同意，随后就交钱办手续，当时将钱交给刘其同2000元，但手续未办理，不久刘其同去世，随后又找田泽彬办理，经过多次协商，我和弟弟买了二块地基。

1996年，买的地基周围已经盖了不少房，当时若不盖就难以施工，我决定盖房，吉福从安陵买了100000砖，1000元一万，运费2000元，张彦权给买了一拖拉机地基料石，1300元，田吉尧给了五吨沙子，朱文立给了一车，叫造纸厂给捎来16吨，徐福领给水泥三吨，又从水泥厂批发二吨，吉福给了一车做屋顶用的望板，其余都是自己承办。董存路从造纸厂调来施工队，用了10天的时间完成主体工程，同时将东西房，卫生间等盖好，当时没人居住，到了1999年，小红即将待产，他家的房子离地太远，小红上班不方便，冬天又冷，我的房子闲置没人住，就叫董书光给小修，叫候洪方的连襟张国清给进行装修，前后盖房，小修，装修，家俱，太阳能，空调，生活用品等，总用款80000余元。

2000年，我和王庄李万信是战友，征了3.2亩地，医院在县城建住宅楼，小红提出要房，理由是薪宇上学太远，给了我41000元，我给垫资1.9万。房子建好以后，一楼66000元，四楼63000元，二、三楼73000元，这样就买了一套。考虑到我们上班在城关，住楼安全一点，就把平房给了小红，将楼房收拾好，小红和红霞每人一间，我们居住离父母亲近一点，也能照顾老人。

1999年，翰林新苑开始预售，荣艳愿意买新房，有电梯车库，离小红和红霞来也很方便，集体供暖，就花26000元购买一套。装修、家具一共花费三十多万元。我觉得和以前比起来已经非常幸福了，应该感谢祖国的飞速发展，更应该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1969年12月1号，入伍通知书发给每一名入伍人员，12月10日去县城招待所报到，下午乘火车出发！

　　我的军旅生漄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日，珍宝岛战斗刚刚结束，中苏战争一融即发。为了祖国的安全，国家又加征一批新兵。我当时在村医疗站当医生，接兵部队的人员见到我就动员我参军入伍。说到部队能有很大发展前途。当时家里比较需要我，弟弟妹妹都上学，父母亲靠种地养家很困难，奶奶也不同意我去参军，考虑到年青人需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做贡献，就同意去应征体检了，经过政治审核，我被正式批准当兵的。

那一年吴桥县五百多名热血青年应征入伍。我们这些战友们在那个年代乘座‘’铁皮闷罐‘’火车，一路北上，途径张家口、大同一路西北，直至冰天雪地的内蒙古集宁，有的战友分到北京军区守备一师，有的分到六十九军二O五师，有的分到二O六师和军直机关，我被分到北京军区守备一师三团四营三连。一下车可把我们冻坏了，把发给我们的毛皮鞋，棉衣和皮帽子都穿戴好，仍然冻的只哆嗦，用餐后又开车，途经大同、丰镇、集宁时，一些战友下了车，我们则一直到了内蒙的察哈尔右翼后旗境内的土木尔台站下车，一下我们全愣了，到处是白雪皑皑，一眼望不到边，人们就在雪地上行动，当时接兵部队的一个排长说零下二十七度，部队又给发了皮大衣，皮手套，立即集合排队，当时一些新战友冻哭了。集合点名后，又上了汽车行进，路过格化斯台，到了叫做牌楼村的地方，下车后，部队首长给我们分连排班，住到了老百姓的家里。我们不理解，当兵怎么和农村的修河差不多。我和吴桥的战友常振先、张景河分在一个连，我和常振先分在一个班，班长叫张运智，是景县刘支庄的，见了老乡来了很高兴，第二天出操，跑步时冻得喘不上气来。早饭后军训，一个江苏的叫谢河清班长领我们练立正、稍息、敬礼、报数、向右看齐，人人喊队列口号，练习走正步，累的我们这些农村里来的腰酸腿疼，偷偷的跑到部队准备打仗用的山洞里苦。那时太想家了，一想在这个苦地方何时熬到头。更难以让人受不了的是夜里站岗，本来很累，刚睡下又起来，室外零下30度，站岗一小时回来就睡不着，还叫人不习惯的是，部队当兵的吃饭非常快，有时几分钟就有战友吃饱了，开始因为吃饭太慢经常受班长批评，随着慢慢适应也吃的快了。夜里尿尿又是当兵的基本要求，因为晚上要站岗，如果一尿尿就担误睡觉了，第二天还的训练，所以就睡觉前不喝水，慢慢习惯了。

睡觉前的班务会天天开，人人还必须发言，总结一天的工作。当兵仅一个月，记得是过了春节以后，我们的新兵训练刚刚结束，为了将来的反侵略战争的需要，部队进入了紧张的施工时期，天天去山上挖战备坑道，即在大山深处修建炮洞和相互连接的山洞地道，施工非常艰苦，即使是冬天也只能穿着衬衣干活，累得几乎爬不起来，饭都不愿意吃。有一天我的连长叫我，说让我到连部有事，我到连部后，连长介绍营部杜军医找我，杜军医问了一些比较简单的医学理论和基本的操作机能，又问了一些我学医和在地方行医的基本情况，然后就让我先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到了第二天，营里来了调令，让我到四营卫生所报到。因为我刚刚当兵才一个多月，和吴桥同时入伍的战友结下了深厚的情意，常振先、张景和及连队的首长们非常不同意我的调离，但是从当兵的第一天开始就教育我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执行上级的命令无任何附加条件，作为新兵得我更不允许也不可能不服从命令。当连长王占元把命令交给我时，也不愿意让我走，并承诺连里少驾驶员，今后有机会让我去学习开汽车，但说是说，谁也决定不了不让我去，最后，连长派我的通讯员刘树林营部去送我。当时只有团首长才能做吉普车，营以下人员都步行，我们徒步翻山越岭，找到四营卫生所报到，接待我的仍然是杜军医，简单的和我谈了把我调来的需要，让我好好工作，并且让我管理药品。当时营里正在搞部队营房的迁建，将荆条编成的荆笆用三角铁固定好，外边用泥糊一遍，不透风就住人，为的是从老百姓地房子里搬出来，从战备的需要将部队迁到山里住。因为我是新兵，凡是抽人干活的事自然离不开我，头一个月几乎我天天背者药箱去工地干活，搬土坯、捆荆笆、和大泥，有时帮助炊事班送水送饭。记得当时有一个山西的副教导员韩云锁，此人很有能力，好的差的心里很有数，他见我干后很卖力气，经常表扬我，并且当年让我加入了共青团。

1975年夏天院长周玉西、副院长谭新民和我在医院会议室前合影

　　吴桥二医院工作

1975年3月10号，我退役还乡，在家没待几天，城关医院我的老院长周玉西叫人给我捎信，让我到医院上班。当时的情况是以原办公室无人，原办公室的郝旭因为和于广彬、刘砚芳打架，郝旭本人和韩惠都已经调到北京，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书写材料有牙科的任光耀代写，办公室的工作无人干，医院的卫生防疫、计划生育、乡医管理、上传下达等等急需一个人，而且文革后期学习、汇报、开会非常多，我当兵前在医院学习和工作过，对医院的人员、工作性质比较了解。因为我当兵前一直未离开医院，工作协调起来得心应手，到岗后可以立即开展工作。我接替了内科候炳畅负责的卫生防疫，从谭新民院长手里接过了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档案资料。计划生育那时归医院主管，我负责计划生育小分队的管理，那时的队员有李秀云、梁风领、张海岭、陈月英等。他们天天下乡，将收集的情况回来向我回报信息，我在向周院长汇报，根据掌握的情况，医院派人突击或报告公社的革命委员会，再由他们配合处理。记得那一年邓小平复出，各行各业全部整顿，会议特别多，我经常住在县里招待所参加各种会议，回到医院后问不同人们传达。由于文革尚未结束，政治高于一切。我先把会议室进行了重新部置，在正面墙上叫画家张金兰画了韶山日出东方红，设计了宣传毛泽东的标语，在大门口设计了宣传栏，将在部队的管理办法告诉周院长，加强了和当地公社的联系和交往，由于我医学是内行，人们对从部队回来的复员军人又比较相信，我又管办公室、统计、组织开会、协调上下级关系、卫生防疫、乡村医生、参与院长办公会、还去放射科上班。城关公社的计划生育我配合一个中心校长孟昭坤主管，医院各科的同事们对我也很好，大家很羡慕我的办事能力和处事为人做法，1975年底全院评选先进工作者时，当年就评选我为先进工作者。

1975年下半年，医院的大门坏了，因为做大门的木头的已经腐烂，连接大门的墙头也要倒塌，经院办会研究重建。周院长、谭院长和我考察了吴桥县供销社的大门，又到德州看了一些单位的大门，最后决定按照吴桥县供销社的大门重建，并且让我和会计宋德亮主管此事。我们那时对建筑什么也不懂，在说也不向现在这样，那个单位搞建筑则建筑队一窝蜂的往里挤，工程队变着法的请客送礼，搞回扣，单位要想搞修建，必须天天给建筑队说好话。我们就天天找到城关建筑队队长梁志杰，将医院的计划和要求打算告诉他们，并要求他们尽快施工。当时他们的建筑队大多数在沧州大港石油和沧州十三化建，家里没人，由于我们天天找他，没办法从别的工地抽了一部分人和师傅，又从各村里找了一些小工。定下建筑队以后，我们有去找公社书记贾贵芬和窑厂厂长胡风同，那是买转也是很困难的事，所好的是周院长已经和公社革命委员会、公社党委打了招呼。买了砖以后，运输又成了困难，当年别说汽车和拖拉机，就是用牲口拉的马车，也非常少，生产队运输靠毛驴车，家庭靠手推车运输。当时我们找了一些生产队的社员们用小推车把砖给运了进来。历经一个多月，终于将医院大门盖好，并得到了院长，同志们的好评。记得大门建好以后，第二天交付使用，下午发现未按装灯具，建筑队说买不到，周院长非常着急，叫我马上去德州购买，那时已经到了快黑天了，找人没有，那个年代又无汽车，我只得一人骑自行车去德州，到了德州，已经晚上八点多，我当时饿的两眼冒金星，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想住旅馆又没带钱，没办法就找到了周院长的哥哥周玉振家里，他那时是德州百货大楼文革桥门市部主任，我先让他给我弄点饭吃，然后把医院的打算和需要办的事告诉他，问他能否给帮一下忙。第二天，他领我到买灯具的门市部挑选了灯具，并有他担保以后送钱来，我立即戴着灯具，骑着自行车返回医院，把灯具交给建筑队后，周院长又让我去找电工来院安装，累的我好几天腰酸腿疼。

我刚到医院时，那几年没有休班之事，天天正常时间上班，晚上学习，而且学到九点多，那个年代人们都很积极，谁也不敢不参加学习，七五年正赶上大女儿出生，家里给我捎信来让我回家，医院正忙于计划生育工作，我天天下村里动员育龄妇女搞节育，周院长脾气很大，我也不敢请假，到了第六天下班后才回到家，我母亲埋怨，永艳也抱怨，为了自己的前途和事业，为了家庭的幸福和弟弟妹妹的以后发展，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家里的人们还是理解和支持我得工作。第二天清早我又赶到医院里做广播体操，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真是太不近人情了，既是这样，谁要成了非农业或安排工作是人人非常羡慕和尊敬的，因为农民的生活太苦了，我只得拼命的奋斗和努力，绝不能愧对家人和医院的领导对自己的期望和帮助。

1978年在医院西家属院照片

我的放射科专业
　　1975年，医院的放射科仅有透视机一台，科室共两个人，张秋芬和戚福俊，放射科不是天天开诊，只是在一、六大集和三、八上午才开机透视检查，每次检查10－20人，机器天照片功能，仅仅是做一些胸透、四肢、食道、妇女节育环等。那个时期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还很落后，正确诊断率很低，大夫的诊断还是靠简单的视、触、叩、听诊检查。到了1976年春天，我院的X光机发生故障，天津医疗设备修理部师傅赵增杰来我院修理X光机时，认为医院病人这么多应天天开机检查，而且应购能照片的X光机，否则误诊太多了。当时医院仅有40余名在职职工，开放50张病床，人员特别紧张，进X光机就需要增加人员，我当时也想搞医学专业，想去放射科工作，周院长不同意，理由是主要怕耽误医院办公室大量的行政工作，我表示可以试一段时间，决不会影响医院办公室工作，否则就回来从政。周院长就免强同意了，我就以行政为主，兼职到放射科搞放射，同时还要负责办公室外的工作事务。因为院办室就我一个人，天天忙的不可开交。我的医学基础较好，从开始学医到当乡村医生，从部队卫生队到医院一直从事医疗工作，在部队也经常和放射医生在一起，对基本理论，基本操作，基本技能很快就掌握了，到了三个月，我自己能独立操作和诊断，还能一人值班，而且得到了临床大夫的认可，那时张秋分和戚福俊都未出去学习，放射的诊断水平都一般。到了1981年，徐士信从沟店铺卫生院调到城关医院，由于办公室人少，我又在放射科上班，就有徐士信接替了我得办公室秘书工作，但需要我还帮着他一段时间，后来他的工作基本熟练了，我就整天在放射科上班。医院的规模逐渐扩大，放射科的诊断水平不能满足临床需要，1983年6月，我到济南市第四医院进修，在高杭州主任，副院长逄金明、医师李金凤、李小秋、钟非、马淑敏、张有平、王继平等帮助下，放射诊断和操作水平提高很快，回院后开展了我县第一例静脉肾盂造影，开展了胆囊造影，断层照像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好，很多县城居住的病人来我院进行放射检查。
　　张秋分调回家乡安平县以后，我有办公室主任改为放射科主任，后来李书华、李观如、孙汉领调入，戚福俊调走，1989年我职务变更为院长助理，放射科主任有李书华担任，随着医院任务的繁重，1992年到秦皇岛参加全国医院分级管理培训班，医院晋“二甲”需要外出参观和书写大量文字资料，自己逐渐脱离了放射科工作，连自己考取了张家口医学院成人班，结果医院也未让去，但是自己的职称晋升仍是放射专业。

医院创“二甲”时期留照

未了的大学梦
上大学深造一直是自己多年的梦想，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各行各业急需要大批有学历的专业知识得人才。政府支持在职人员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时间进行学习，出台了一些鼓励在职人员积极学习的办法和措施，想尽一切办法让文化大革命耽误的一代人进行补学和自学。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函大、夜大、各式各样的在职教育、成人脱产教育等等。由于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及文化大革命和军旅生涯的影响，自己未能系统学习高中和大学文化知识，到医院工作后深深感到所学的理论知识太少，与自己承担的职务及工作不相适应，虽然经过几次的进修和在职培训，但仍感到指导临床业务专业理论水平不足。因此，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争取上大学深造，弥补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更有利于指导医院工作。
　　一九九一年秋，国家开始招考大学成人脱产班，我迫不及待的报了名，日夜复习文化课程，十月份在沧州考场参加了全国大学成人高考，一九九二年春天接到通知，被张家口医学院放射医学专业班录取。接到通知时，医院正派我和胡中录二人到秦皇岛参加卫生部组织的全国医院实施分级管理培训班。我的主治医师晋升刚刚批准，医院最紧迫的任务是面临创建“二级甲等”医院。晋“二甲”是当时医院的重中之重，工作需要大量的管理和会书写材料的人员，当时二院我是负责创建二甲医院的主要负责人，会书写创建材料的人手又少，医务科的工作本来以我领导，新调到医务科的护士长纪建业对书写材料和业务又不太熟练，创建（二甲）医院验收需要几十万字的资料还未开始书写，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的培训班都是我参加的。再说，大女儿张轶红到油棉厂刚刚上班，二女儿张轶霞正在河北省粮食技校上中专，医院院长候丙畅也不同意我去，就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把医院的事和我个人的事对比，那个对医院贡献大？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实在没有办法就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至今张家口医学院通知书仍然压在箱子底下，后来，随着岗位责任的不断加重，工作任务越来越多，机会没有再来，成了自己今生未了得大学梦。

欣阳生日轶红一家人合照

1988年8月，荣艳和轶红、轶霞从老家搬到医院家属院合影

　　轶红上班

大女儿轶红出生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当时我刚刚从部队退伍到医院上班不到二个月，很多档案资料我刚刚接手，还不熟悉一些工作性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有些医疗科室还受到文革冲击不正常的诊治操作很多。办公室需要参加改章建制，工作经常干到夜间二点，那时各单位、各部门、各机关都不休班，常年工作。所以，女儿出生我也根本不敢谈请假之事。几天后，因为有下乡任务，顺便回家看看她们母女，看到了大人孩子平安，在家仅吃一顿饭就马上返回医院。以后也很少时间回家，过春节因我参加工作晚自然也在医院留守值班。

一九七七年二女儿出生，大女儿才二周岁不到，就不能和荣艳在一起了，就和我的母亲在一块睡觉，晚上经常哭醒，虽然医院离家不远，但是医院需值班，根本不让回家。到三周岁以后，就和她老奶奶一块吃住，顺便也就适应了。随着我的侄子张轶军的出生，三个孩子有了玩伴。随着文革的结束，医院也可以每个月休二天班了，我们工作也理顺利了，回家的时间也多了，能陪孩子们学习、玩耍了。

一九八七年，轶红升初中，按照学区分配，让她去城关镇中学，我在医院上班，可以关心照顾一下大女儿，就把她安排到吴桥县第一中学就读，住宿在学校，到我们医院吃饭。

一九八八年，我在医院业务能力较强，给医院的贡献也很大，经妹夫张风杰帮助宋荣艳办理了“农转非”，经和院长侯丙畅商量，找卫生局同意，劳动人事局批准，为宋荣艳招工到医院上班。医院也给分了房子。从那以后，轶红就不用住校了，吃住在医院的新家里。

一九九O年，轶红中考成绩不太好，我也未曾找人让她继续上学，因为城关油棉厂增添了电脑办公，尚未找到合适人选。考试到当年找工作难处这样多，给宋荣艳安排工作费了很多心血，也跑了很多路，求过很多人，说过很多好话，趁着这个机会让她上班不更好吗？油棉厂厂长董汝华和我同村，两家关系也不错，就去找他谈了我的请求，他马上就同意了。紧接着派她去德州培训一个时期，回到厂里立即就上班了，随后办理招工，找县社人事科，县劳动局都是油棉厂办理的，董汝华为我帮了一个大忙，永远不能忘记！

随着轶红年龄的增长，淡婚论嫁的年龄到了，经常有同事，战友，朋友们给介绍对象。因为单位在城关，距县城十公里，有的人考虑上下班，照顾家庭，孩子不方便。我也考虑在县城买房安家，就考虑给大女儿办调动单位。我找到县常委尚茂金帮助，又找到县社主任王巧领，后来王巧领退休，经我和弟弟努力，调到县社墨粉厂上班。

一九九八年，经人介绍和李明定亲。当时李明未工作单位，怎么办呢？我又找到卫生局长张金生，主管人事副局长王庆录。县卫生学校那时是培养医院护士和乡镇医院医生的地方，我想叫李明边上班边学习，二年后送到石家庄白求恩军医学院读二年大专，毕业后调到县二院或县医院，结果随着一年后薪宇的出生，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体制改革，最后我弟弟把李明调到商业局至今。

红霞纪事
红霞出生在文革后期的1977年，当时我在医院的办公室工作，那时医院的工作特别紧张，办公室里就我一个人负责医院接待、接听电话、材料书写、早上出操、安排劳动、计划生育、卫生防疫、乡村医生管理、组织政治学习、医院各类会议等等。那时我家里面人口比较多，家庭生活还很困难，农村大多数人家都吃不饱，医院那时没有休班制度，如果职工谁有事必须向医院院长直接请假，经批准后才能离开医院，晚上医院天天组织大家政治学习，读报纸、念文件或者学习上级下发材料，任何人都不敢私自回家，医院上班的单职工们偶尔有人晚上偷偷回家，一旦让周院长知道后，轻者批评，重者全院大会做检查，甚至让大家进行批判。所以宋永彦生红霞时我根本不能回家。当红霞出生后，家里派人来叫我回家，医院正要派我去县党校开会，谁要是违犯医院规章制度，就说你思想有问题，政治上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那时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县委书记由武装部陈秀夫部长担任，军管一切。隔了几天，我向医院谭院长说必须回家一趟看看，家里捎信来总不回家也不是办法，谭院长又找到周院长讲情，医院才批准晚上让我到家里看望一下晚上回来，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们的真是经历。
　　一九八一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文艺实行“一花独放”（即我国大陆只能允许看革命样板戏），人们长期看不到传统的文艺演出，一旦恢复传统戏剧演出人们像庆祝重大节日一样热情，城关是公社驻地，一到大集时偶尔来一些杂技表演或戏剧演出，而且白天也加演，我得奶奶看到别人都到城关看戏，就对我说若允许的情况下也叫他去看看老戏。那时她老人家已经八十一岁高龄，如果不答应她老人家就感觉对不起老人家了，我就用自行车带着老人和红霞来城关看杂技表演，并给她们买了包子吃，因为下午我还有事，中午往家送她们时自行车骑得比较快，当路过孙佛小桥时，我奶奶从自行车的后坐上摔了下来，将怀抱着的红霞也摔了出去，小红霞的头被碰破，鲜血直流，疼得孩子直哭喊，我看奶奶无事，就抱上红霞往医院跑，一路上跑跑走走，走走跑跑，含着泪水，忍着悲痛，在南关大桥南头，遇到一辆汽车，给人家司机求情，让他将我们送到医院，再三说好的，人家就是不同意，没有办法，我继续往前跑，在大桥中间，遇到小王于的于英田去油棉厂上班，是他用自行车带着，送我们到了医院。到医院时，正赶上戚福俊刚刚上班，马上到了门诊换药室，记不清还有那些医生帮忙，立即消毒，清创缝合，手术完毕后，宋永彦、赵俊英也从家里匆匆赶来。由于还需要打针换药，回家又怕感染，因此在医院仅住了三天，换药后赶快送回彭寺老家看护，直至拆线也未上医院来、那时由于我太忙了，至今回忆起来，还心里觉得内疚，对不起我得奶奶和孩子们。

红霞领薪宇 欣萌去青岛旅游

一九八九年前后，红霞上初中时不断出现青春型功能性子宫出血，本院妇科、中医科的大夫，给予了系统的诊断和治疗，中药、西药、理疗、后来包括老专家李雪岩等等的治疗效果都不十分满意，后来又到沧州市妇幼保健院找杨主任求治仍不能彻底治愈，再后来就基本上长期靠经常药物进行控制，为此，她自己吃了不少苦头，作为父母，也为她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担忧及经济的支出，直至小萌萌出生，我们的心才彻底放下来。
一九九一年秋，沧州粮食局常振先的女儿小丽丽去河北省粮食技校上中专，红霞也十分迫切愿意学习深造，当时小丽丽的学校已经开学半个多月了，常振先当时正任沧州市粮食局教育科科长，他就托人找大到省粮校有关领导和相关人员，请示能否增加招生名额，学校领导经过认真研究后特批，同意招收张轶霞为省粮校学员，马上直接入学插班，不再履行考试手续，招生名额粮校去省教委补要。听到此消息后红霞很高兴，全家也非常支持，当即我就找到已经晋升为安陵镇镇长的弟弟张吉福给派车，安陵镇政府的杨义强师傅开车，我和常振先、崔兰芝一同去石家庄送红霞。由于红霞晚到校半个月，就请求学校给予照顾或补课，并叫小丽丽帮助红霞，结果红霞的学习成绩很快追了上来，他的心情也很舒畅。学习一段时间后，由于年龄小，第一次离家，医院出差或去石家庄办事的时候，不断去看她或给她捎东西。在二年的上学期间，总的看来是比较顺利的取得了学业，为以后上班打下基础。
一九九三年五月，红霞即将毕业开始找单位实习，考虑到今后的安排和工作单位选择，当时粮食系统已经有消息将逐步走向市场，全国粮食系统改革一成定局，今后粮食系统的前景不好预料，如果安排在粮食系统上班比较容易，可又怕以后不行，医院当时的工资虽然低一点，但总的效益比粮食系统好一些，考虑再三，认为安排在二院比较合理。医院当时安排人员已经很困难，由于我未在医院安排孩子，那时我在医院的作用也比较大，尤其是医院晋“二甲”期间，我写材料、领大家搞“三基训练”、外出参观、院内培训、制定各项制度、建立各级委员会等等，几乎天天忙的不可开交，当我把安排红霞在医院上班一事的想法在领导班子内部提出后，院长候丙畅、副院长胡中录、徐士信都很支持，很快就办理了招工手续，分配在药剂科工作。后来由于专业不对口，学历又低，就又和徐士信、胡中录托胡中录在石家庄白求恩军医学校的同学赵秀录、孙双田等人，让红霞上大专函授检验专业，毕业后，又调到检验科直至现在。
　　红霞是在一九九九年“五一”节这一天结婚的，由于她在青春期服用了大量的调经止血药，结果婚后又出现了不孕症，经本院和石家庄等大医院治疗后虽已妊娠，但由于精神上的压力、工作的紧张及其上班时长期的站立等不利因素，又出现了习惯性流产，给本来就有精神压力的红霞和家人，更增加了极其沉重的思想负担。经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反复咨询，觉得向这样的病症当地无治疗经验，只有到设备先进，技术一流，能治疗疑难、复杂妇女病的大医院治疗。二零零一年我院妇科医师管立新正在天津市一中心医院妇科进修，我就和她联系，让她找专家咨询，天津的妇科专家先去确诊，就决定让红霞去天津治疗，然后通过管立新，在叫他恳请一中心医院的妇科专家诊治，经过一节段系统治疗效果很好，但是，怀孕后专家意见是需要长期卧床静养，减少或避免孕妇过量运动，给发育中的胎儿在宫内生长造成影响，避免导致再次流产。为了红霞的身体不因为流产影响健康和家庭美满，没有别的方式选择，只能听取专家意见。我就把红霞需要在怀孕期间休长假的打算告诉院长胡中录，征得到了医院和科室同意后，红霞妊娠二个月就请了长假开始休息。一开始还能小心奕奕的在院子里活动，后来就不能出房间了，在室内慢慢挪动，再到后来，从妊娠四个月到小萌萌出生就天天卧床休息，吃住和大小便都在床上，除了每月例行检查，利用一个晚上的十几分钟时间，叫红军找人用担架抬着她做B超检查外，半年未离开床铺半步，不能到

室外的一切活动，不能上班，不能干家务，甚至吃饭都不能下床，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六个多月未见到阳光，为了孩子，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红霞也尝到了人间的苦辣酸甜。春节时她妊娠六个月，根本不能回婆家，就在二院由父母陪着过年，不能下床吃饭，我就将两个桌子支在红霞的床边陪她共同用餐，不能下床大小便，就解完手后由家里人谁遇到谁倒掉，父母上班时把保温杯的水加满放在床头，怕红霞挨饿，把小食品备好，永彦上班不放心，常利用上班间隙回家侍侯，为了安全和方便，给她床头安装了电话，为了尽可能不让红霞寂寞，给她专门买了微型电视，红军给拿来小收录机和不断更换磁带，报纸，杂志，大量供给阅览，亲戚、朋友、同事经常不断看望，吉福带贸易局来二院搞篮球比赛时也忘不了来看看红霞。我的工作再忙，天天下班后忘不了陪着女儿聊天解闷，告诉社会新闻，医院变化，亲戚之间信息交流，教育她要树立信心，要有毅力，要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那时真是天天提心吊胆，时时小心照料，唯恐出现由于护理不好而造成意外。
二○○二年五月下旬，红霞已到了临产的日子，由于妊娠期间她得到了充分合理的营养，并且具有良好的护理条件，体重增加了三、四十斤，自己的衣服都穿不下去。考虑到正常产很困难，就选择了刨宫产的办法，手术由本院妇科的大夫施行，术前术中术后一切顺利，母女平安，小萌萌出生后，长期压在我们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红霞、家人、亲戚、同事等都非常高兴，我和永彦也非常激动，为红霞终于从压制和苦闷中解脱出来而高兴，也从内心感激几年来，为给红霞治疗而不辞辛苦的大夫和护士们，经常带着温暖到床头看望她的同事们，充满温情、不断关照并常前来慰问的亲戚们，不求名利，为红霞作出正确诊治的专家们，对红霞长期休养给予支持的院领导和检验科同志们。千言万语，道不尽对给红霞支持的各界人士感激之情，万语千言，红霞今天的幸福和欢乐都是多人关爱和支持的结果。我想，二女儿永远是不会忘记这一段不平凡经历的。

红军上班后和荣艳在二院家属院留照

　　红军上学经历

我的侄子张轶军出生于一九八一年，当年彭家寺老家有些旧的封建传统思想，家族里谁家没有男孩算“绝户”。红军的出生给全家人带来无限快乐。红军的父母亲自然高兴，大爷大娘更是快乐无比，奶奶爷爷高兴的逢人便讲，老奶奶也笑的合不拢嘴。就连我在单位上班同事们也让我请客，我说我弟弟家生小孩怎么让我请客，化验室赵武清，王海卫，牙科王文波和在院上班的一些战友徐士信，张兰方等等，都说你张家门里香火不断，你高兴了为什么不让大伙都高兴？结果把我的有关系的同事，领导及科室的人们办了二桌，快快乐乐、高高兴兴安请了大家一回。

红军从小聪明好学。八五年我在家开了小门诊部，下班后回家帮助乡邻们看病，小红军才四周岁多，有的病人进门说我头痛，他在一边说吃安乃近。有的病人来后逗他，肚子疼吃什么药，“阿托品”，把人们都逗笑了。原来我在给病人取药后介绍药品的时候，他在一旁悄悄的记住了。

一九八七年，他父亲可以按政策带家属子女办理（农转非），他刚刚上学，春艳上班又不能照顾红军，就把他送到陈戈村他当教师的三姨家，后来转到县城上学。由于吉福和春艳都忙上班，不能关心和教育孩子，吉福到安陵镇任书记时又把他安排到安陵镇读书。总之，因大人们忙事业，红军上学受影响不小。

一九九九年，红军放暑假去我单位住着，结识了二院上班的徐亮，崔国哲等一些玩伴，成天黑白在一起，慢慢的红军看到徐亮他们未经考试就读了大专学校，就回家和我弟弟说想去上学。这时，吉福己调到组织部任副部长，找我问能否行？因石家庄白求恩医院是北京军区专为部队培养人才的军队院校，也为一些关系户，干部子女做一些代培，国家教委承认学历。

这个学校校长赵秀路和我医院院长胡宗录是四军医大同学，我叫他给赵校长打电话，赵秀路说可以，随后趁着去石家庄办事，我和徐士信去学校和招生部负责人见了面，他们让到时候去办招生手续。后来，我和胡院长，吉福到北京军区白求恩医学院给红军办好了上学事宜。

二00一年，红军大专毕业，考虑到我在医院当副院长，而且他和各科医生及院部人员都很熟悉，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外科专业，就说在二院上班。我和弟弟请了院部领导班子，紧接着办理了招工手续，在二院外科很快掌握了熟练的普外技术，受到领导，同事，患者的一致赞扬。

后来调到县医院，现任介入科主任，治疗了很多复杂、疑难杂症。主动脉夾层动脉瘤，心脏，食道，前列腺，下肢静脉血栓等等，都是县医院新开展的空白项目，通过自己努力拼博，踏进了成功人士行列！

二00二年抗击非典期间，沧州市委书记张庆华来二院看望

2002年二月，一场“非典”爆发，疫情席卷全国多地。开始人们不感到疫情爆发会影响我们这里，所以我医院按照医院工作计划正常工作。四月下旬，我和院长胡中录按年度计划去厦门参加全国医疗器械展销会。2002年4月21日，我们会议结束后在北京首都机场下飞机后，见到人们都戴口罩了，司机把我们接回医院后，副院长徐士信汇报说刚刚我们医院收治了一名从天津返乡的“非典”疑似患者，己报告县卫生局。我们立即召开院长办公会，研究安排布置收治、隔离措施，各科的人员调整，加强消毒等等。

下午二点，县政府副县长王秀珍，卫生局长任广耀，防疫站长等都来院传达上级要求，并要求我们医院整理疑似“非典”患者病历上报。

当天晚上八点，沧州市传染病专家李沧友，孙玉华来这里看了患者病历，胸片，检查报告单等资料后，提出隔离，治疗意见，我们院领导分工负责，我负责患者隔离，治疗。4月22日，医院开始建发热门诊，改造隔离病房，医院停止人员休班，召回在外的人员返院参加抗击“非典”工作。

2002年4月24日，省专家组来院检查、指导抗击疫情工作，提出三点建议：一、对疑似患者定性按“非典”患者处理。二、医院封闭，不再允许人员出入。三、医院停诊后患者去其他医院诊治。四、全面、彻底、每一天二次全面消洒。五、“非典”疑似患者情况每日上报。六、重建隔离病房，将医患通道分开，将医生同时隔离在隔离病区。随后，医院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

4月25日，医院成立隔离治疗、防疫组，我是组长，主治医师刁风楼，护士刘霞，刘丽丽，防疫张兰奎，李向东共计六人第一批进住隔离病区。隔离病区分治疗区，医护人员生活区。每天早上护士进去为患者测体温，血压，呼吸，脉博等，上午八点医疗查房，下医嘱，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经过历时三周的治疗，患者基本上痊愈出院。虽然患者出院，但是县政府将我们医院定为“非典”收治预备医院，因此一直到六月份，医院都处于停诊状态！

2002年5月12日，是全国护士节。沧州市委书记张庆华，吴桥县委书记李勤，县长刘兆印到我们医院慰问在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以及其他的工作在抗击“非典”的工作人员，至2002年7月份，随着全国抗击“非典”战疫的结束，我院抗击“非典”园满，胜利结束！

退居二线
　　2004年3月2５日、下午5：30分接到县委电话，通知我到县委会议室谈话，和我同去的还有副院长徐世信，我就清楚的意识到让我退居二线。时任院长何振海派车把我们送到县委小会议室，见到组织部张春海正组织各科局一些老同志，顺序等着县委领导谈话当时在场的人很多，牟庆槐、陈志兰、王学增、张红居等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兴娄和我及其徐世信集体谈话，何振海参加。当时组织部长谈了县委关于老干部退居二线的决议。今年干部安排正科局级截止到51年3月出生，副科级截止到53年３月分出生的，免去副院长职务后安排副科级调研员，待遇不变。要求医院和个人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当时表态服从县委决议，目前个人没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完事后院长何振海安排饭店和曹国义、紀红星一同就餐。

　　谈完话后第二天，自己觉得非常高兴，工作的压力没有了，趁着身体不错高高兴兴的退下来，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协调好家庭成员的关系，孝顺一下父母亲，支持下一代的工作和生活，照顾好薪宇和小萌萌的成长，双方的老人都需要照顾，多年来忙工作顾不上，现在好了，彻底改变上半生的拼搏、奋斗、奉献和不断学习的工作状态，生活规律也改变了，睡觉可以睡到自然醒，再也不用需要年计划，月安排，应付不完的检查，接待不完的团队。不在需要参加省、市、县、局的大大大小小的会议，再也不用每一天开晨会，检查各科室、各部门的工作和学习。工作作风和从部队养成雷厉风行的生活习惯虽然未变，但是思路压力没有了，执行上级任务和服从安排的事沒有了，我们事情我做主成了现实，可以和全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退下来一个月后的感觉，退居二线真好！

退下来的感悟。

退下来以后，有了轻闲的时光。可以好好的放松自己，不在需要朝八晚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此光阴属己有，以前日月属工作”。有了空闲时间，早可一壶清茶，再读半日书；午间小休听曲，赏漫空闲云；夜间看看新闻，和孩子们一起戏耍，享受得意之欢乐。

退下来了，有了淡泊的心情，年轻时的争强好胜渐渐退去，对人对己对事对物都视如落花流水，天意浑成。云卷云舒，花开花落，少了原来的闷气和倔气，多了当下的安逸和自在。

退下来有了感恩的心怀，年轻时只懂得索取，把一切得到的都当成理所当然。老了才知道生命的宝贵，亲情的纯朴，才知道去感恩生命、感恩父母、感恩亲情、感恩妻子、感恩友情。人才能顺烦利利享受下半生，才能享受余年的快乐和幸福！

人退下来有了谦虚的情操。年轻时好比一朵鲜花，花开正艳，青春逼人，哪能没有傲气呢？而回忆起来年轻确有骄傲的资本。老了才知道，年轻只是一个自然条件，何傲之有呢？那种青涩，那种幼稚，那种鲁蛮，那种轻浮，其实也都是隐藏在骄傲之中了。当下回头一看，那是何等好笑，于是，谦虚的情操由然而生。

人退下来了，有了回忆的时间和幸福。经历了几十年，上学、当兵、行医、从政等多年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爱过、恨过、得过、失过、拼博过也享受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一一经历过，静下心来认真的仔细回忆，其中一场场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让人回忆无穷，这才是真正退居二线享有的时光，年轻时绝不能享受的幸福！

退下来了证明你老了或接近老年人了，同时也有了享福的权利。你的孩子们大了，你原来对他们的关心教育和疼爱终于到了他们孝顺自己的时候了。自己有了随心所欲的资格，想吃就吃，想穿就穿，想睡就睡，想玩就玩，不在怕旁人指责。孩子们也开始知道了应该是肩负重担，给他的孩子做孝顺老人的榜样，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这个时刻，你是家里人的精神偶像，是家庭的精神维系。没有了老人，家庭里将失去一宝！

人到退下来才知道放弃的智慧。放弃是一种智慧，一种美德。惟有舍得放弃才会永远占有。这个道理都知道，但是到了老了才明白。年轻时只想拥有和占有，结果因为贪有而失去了宝贵的机缘和机遇。现在慢慢的知道了放弃，放弃幻想，放弃奢望，放弃虚伪。开始宽容大度，什么事都看淡，沉敛于一个无我的境界，只有家和亲人，才是真正陪着自己走完人生的必须。

人退下来，心态不能老。不能老气横秋，要老成持重，老当益壮，老有所为。总之，我体会到，退下来真好！优哉游哉，生活在幸福快乐的日子里何其幸也！

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宋永彦患带状疱疹
2006年11月10号，宋永彦开始出现咳嗽，气短等上呼吸道症状，同时伴有左侧胸背痛，呈针刺样，而且阵发性疼痛，经检查体温不高。由于平时心脏功能很好，胸背部不红，不肿，按压不痛，没有皮疹，考虑可能是肋间神经痛，我就利用针灸，按摩，很快就缓解了。但是第二天还是偶尔出现疼痛，吃止痛药能好一些，就没有当回事儿。14日晚上，我和宋永彦和平时一样，吃完晚饭照常去遛晚回来的时候，路上发现她出现胸闷、憋气、哮喘，考虑可能是对一些物质过敏，从而导致过敏性哮喘，立即回到家里后服用扑尔敏8毫克，虽然当晚感觉不舒服，但也能睡着觉。第二天早上5点，左胸部痛疼加剧，痛苦难忍，左侧胸部腋下出现0.5X0.5厘米大小点状皮疹，局部颜色发红，出现皮疹部位不能接触，有梱梆的压迫感觉，十分难受，疼痛也很厉害，表情非常痛苦，我看一定是患了带状泡疹，诊断很明确。早上六点，我立即去二院设在县城的门诊部找到王志勇取药，在网上查阅了目前国内外最好的有效治疗带状疱疹办法，中西结合治疗比较好，早期就用中药龙胆泻肝汤，龙胆草、栀子、黄芩、生地、板蓝根、大青叶、车前子、泽泻、元胡、甘草水煎服。西药用阿昔洛韦、维生素B12、B1、维生素C、卡马西平等，由于身体衰弱加上用药后胃部不适，连续两次口服中药后导致呕吐，减量服用后局部皮疹越来越多，第三天已经遍及左侧胸部和背部，呈带状沿肋间神经分布，就用六神丸加醋调和涂抹患处皮疹，皮疹于第六天开始消退，腋下出现十几个比较大的水泡，最后出现浓疱破裂，考虑防止感染，就肌注青霉素五天，外用红霉素软膏涂抹，后又用紫药水涂抹，皮疹全部消退在发病的第十二天。
由于年龄比较大，而且在九五年做了子宫切除手术，身体抵抗力较差，皮疹消退后并发肋间神经水肿，肋间神经炎症而导致的后续痛疼很厉害。据国内外病例统计，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很顽固，50岁以上的老年人，50％以上都会有神经痛，治疗效果也不太好。每天坚持必要的局部按摩，针灸，热敷外，还坚持服用营养神经的维生素类药物，考虑到需要大量的维生素补充，就同时在食物里加大维生素的含量，鸡肝、胡罗卜，白萝卜，新鲜蔬菜等加强营养。2006年12月6日，由于疼痛不断难以坚持，而且影响夜间睡觉。我就和二院内科张秀萍，苏连芬，中医科韩树林商量治疗方案，西药加用多虑平，中药又服用通络止痛剂，方药有柴胡、丹参、元胡、桃仁、红花、乳香、没药、川楝子、生蒲黄等。基本缓解症状是在2006年12月11日，基本不用再做针灸，热敷，按摩止痛，症状基本缓解，饮食正常了，晚上也能睡好了。
此次荣艳患带状疱疹，她自己承受了很大的难以忍受的痛苦。这种病的疼痛时间长，痛的性质有的如针刺样，有的如刀割样，后期的紧束感也很难以坚持，坐卧不安，几乎每个晚上难以入睡，即使止痛处理也很难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尤其是需要长时间耐心的照顾和切理。这次宋荣艳真切感受到了亲人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护理、照顾。除去我每天必须的治疗护理外，生活上，精神上家人、亲人都给与很大的精神支持和安慰，张轶红和张轶霞姐妹两人，在繁忙紧张的工作里，每天挤时间来看望，关心备至，问寒问暖，买东西，做家务，尽到了女儿们的孝道；两个女婿也不断前来看望；李明的父母听说后前来看望；彦涛的母亲知道后就来慰问，彦涛的父亲听说后也来探视；春艳听说后立即前来看望，时间不长再次来问候，张轶君和李楠也来看大娘，张吉芬和张凤杰、宋国志和方连娣也先后前来问候；夲医院的徐士信和董方霞、贾淑珍也来看望；小王宋的宋新华，两次前来看视，亲人们给予的关心、牵挂、鼓励和帮助，虽然痛苦一些，但是看到这么多亲人们关心，荣艳感到无限欣慰。此次患病，也给亲人们增添很多麻烦。
　　健康是福。当你忽略爱护身体时，健康就会离你渐行渐远，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命。珍惜生命，勿闯健康的红灯，更不要让自己在痛苦里、在遗憾里、在后悔里、在伤感里，在叹息里，度过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失去了还可以再得到，惟有生命一去不再有。联想体会到生命的价值，时间是短暂的，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稍纵即逝；生命是可贵的，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都要弥足珍惜。拥有健康就有活着幸福的资本，也就拥有无穷的快乐，让我们尽情去体验生活的美妙！让我们珍惜当下，活好每一天！

　　

二0一二年去金门、厦门、武夷山旅游，吴桥旅游团合影

2008年海南旅游留影

2008年去海南旅游照片

　　享受旅游快乐

我从16岁下学后自己即开始了独立工作，19岁离家到内蒙当兵服役，24岁退役后到医院上班，在大半生的个人人生旅途上厉尽艰辛，生活中充满了奋斗、努力、拼搏和艰辛，尝尽了人间的坎坷和酸甜苦辣，也使得全家从彭家寺落后的农村搬迁到县城驻地，人人都有了工作，荣艳也已经办理了退休。一直到了孩子们成家立业之后，便产生了带宋荣艳出外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的想法，由于工作关系，参加工作后自己不断出差，国内的旅游景点自己大都游过了，但荣艳很少出去旅游观光，尤其是我国的江南景点。在2004年3月25日接到县委让自己退居二线通知以后，紧张多年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下来，为了让荣艳到祖国各地欣赏一下景色，我和高荣斌、张志广、徐士信、刘文生等谈了自己的想法之后，他们也早有此打算，大家一拍即合，3月27日我和徐世信、张志广通过德州铁路通达旅行社范丽红考察和联系，决定到华东的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旅游，后经过我和徐士信到几家旅行社考察、比较旅游路线，商定价格、签暑协议定于2004年4月5日自己组团旅游，德州通达旅行社范丽红经理决定，派全程专职导游张静陪同吴桥二院组团游览。

2004年4月5日下午5时，德州铁路通达旅行社派车和全程导游张静到吴桥二院开始接人，我和徐士信，高永斌，张志广，刘文生，候丙暢，于广斌等一行22人从吴桥出发，途径南京、苏州、无锡、上海和杭州。因为都是朋友们和同事，自己组成旅游团，玩的非常快乐！

2005年到2017年，除上述人员外，又和冯玉池，吴全顺，侯桂利，常仲悦，粟宝明，侯洪方，王宝义等，有时二十几人，有时三十几人，有时四十多人先后到桂林，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海南七日游，台湾七日游，湖南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武夷山，厦门，金门七日游等等……。总之，通过旅游，饱赏祖国的大好河山，陶冶了情操，更感受到了祖国的富强和伟大！

我和弟弟在杂技大世界照片

写给天堂的弟弟：（李楠、红军结婚之际)
　　亲爱的弟弟:
　　在你离开我们已经二年多的悲伤日子，社会、单位和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思想和处世的各种观念也随着你的去世发生很多的变化，我从没有想过要继续在事业上发展，只想早早在岗位上退下来，孝顺老人，培养孩子，也去追求人生的欢乐。可是，弟弟，或许真的有一种心灵的感应，清晨，当我从朦胧中睁开眼睛时，泪却不由自主地滚滚而下，一种痛彻心肺的悲伤油然而生。仔细想想，我才明白，今天已是七月初十，每年的七月十五是上坟的日子，孩子们不会例外，我很想你，而且很强烈，因为你已经离开我们二年多了，随着红军的结婚日期临近，往前就需要进行办事、请执、请客、定办事人员等，各项办事就要进入议程，今天早上红军和李楠去海南旅游去济南乘机，上午我和高永斌告诉了一下，晚上还要去彭寺去接老人，利用现在的时间和你说说知心话，我们只能用写信的方式表达了。
　　亲爱的胞弟、人生苦短，二年多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虽然，我们知道人间沧桑，岁月无情，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可是，弟弟，那种割舍不了的亲情真的让我时时天天无法适应和忘记，为什么患不治之症的偏偏是你？为什么你不给我们任何预兆？为什么上天不让我们在一起共同享受一个快乐的晚年，和我一起享受一下孝敬父母，尽一点做子女的孝心？抚育孩子，享受一下人间的天伦之乐？难道天堂里必须需要你去才行吗？难道天堂就真的那么好吗？
　　弟弟，自从你走后，我从你生病经历的巨大的打击中，满怀巨大的悲痛，顽强的站起来，首先是维持家庭安定，把春艳的母子照顾好，让他们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一切面对现实。再就是安慰父母亲，我和县社的杨月亮找组织部、财政局县委办公室等，办理了父母的遗属补助，母亲很长一点时间里不能正常生活，经常念叨你，母亲说你临走时睡得很安静，没有一点痛苦，这是对亲人的最好安慰，我也相信这一点，你的去世只有遗憾而无有痛苦，所以，当你去世后我将手伸向你慈祥的面容时，我好愿你能突然睁开眼睛，对我们大吼一声“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可是，你没有，你就那么静静地躺着，任我们轻轻地抚摸，大声地哭喊，再也没有了从前欢乐。
　　弟弟，我好想多陪陪你，好想你给我讲讲你的奋斗经历和处理工作故事。然而，不幸的病魔侵入了你的机体，虽然我一直没有放弃给你治疗这种努力，但无济于事，目前的科技能力还不能治疗这种病证。小时候，我们一起在家里读书成长，一起在家里面对饥饿，我当兵期间，你在为一家人进你的全力，替我承担了家务活，那时候，我念你，想你，回想起来我很痛苦……。
　　亲爱的弟弟，往前红军结婚，我和春艳、红军、周鹏、士信等已经把红军办事方案基本定下来，现在和你说一下，你说行吗？
膝关节手术后的感想
已经是五十五岁的人了，自认为是人生的秋天来了，金色的人生来到了，本想进入了最佳人生的境界。就如一个精明的“大叔”行走在大街上，光洁的头顶好似把世界映照得更加透亮，霜染的两鬓把处世显示得更加权威，犀利的目光看得见铁幕后的风景，凸起的腹部装得下人世间的不平，平稳的两脚步步走向极致。但是，随着人们的年龄增长，疾病的困挠同时也不断出现。生老病死本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一种现实，但现实生活里人们总是喜福厌祸，尤其是人们常追求的那句格言“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然而，伴随着身体各器官的退行性变化，身体的状况已经由健康到亚健康的转变，近几年也不断出现，还是这次经过一次生活难以自理的病痛的折磨，亲切感受到周围人们，尤其是家人给与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我的人生感悟文字激情，思绪万千，心潮难平，随笔几字便于回忆。
五十多年来我曾作过四次手术，第一次是在一九七八年，由于国家的计划生育强制政策和迫于当时的形势及其医院负责计划生育的原因，我在二院办公室就职时［那时叫城关医院］做了绝育手术，当时由于政治形势都一样，无论是谁，符合条件就必须强制做，自己正处在28岁年龄，血气方刚，年轻好胜，上进心强，接到通知很愉快的接受了，做完手术自己还骑着自行车回的彭家寺家里，用不着谁来做工作，更不可能讲条件，无怨无悔。第二次手术时一九九二年，我的左手腕关节患腱鞘囊肿，当时工作很忙，在门诊做了手术，也未当回事。第三次是腹壁色素痣切除，是二零零三年做的，没什么感觉就做了。第四次是在二零零四年，左手拇指肌腱鞘炎症，术后吃了几天药就好了，四次手术的术后都未打过一次针。
去年冬季，由于左腿膝关节不断出现痛疼，活动不便，不能正常行走，有时不能弯曲，持重更为明显，考虑可能是老年性膝关节炎，大概是骨质增生和韧带或是关节软骨及其半月板损伤的退行性改变所致，发现这些症状后，自己开始就比较注意走路更加小心，尽量不承受重的物品，天气寒冷适当的增加衣物，天气太冷时加戴护膝，即使这样的保护，有时跪下后，不用手支撑腿疼的站立起不来，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手术前。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晚上，自己和张兰奎、张彦全、侯洪方、王殿卿等几家人在外贸宾馆聚餐时，徒步行走时出现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但还是坚持到用餐结束，回家的路上仅仅200米的路程，我硬是咬着牙坚持走回来。第二天去二院看望徐士信住院的大儿子，我抱着小萌萌上三楼是疼得直冒汗，当返回桑园时开车左腿都很痛苦，回到家里膝关节已经肿了起来，不能屈曲，我立即服用了布洛芬、炎疼西康、消炎痛等药物，三天后明显好转。七月二十九日我开车送宋永彦去小王宋就没有明显的感觉了，回家后我坚持不断锻炼，八月三日，在晨练行走后发现左膝关节形态和正常的右膝关节不一样，在左侧膝关节的髌骨外缘，有一小的凸起，用手摸移动，质硬，有时活动后摸不到，我感觉已经在关节内出现了游离体，实际上是剥脱性膝关节炎，也称“关节鼠”，如果不及时取出来，影响正常的行走，会出现关节绞索，“打软腿”，上下楼会摔倒，而且碎骨片会不断破坏关节面，最后导致关节变形甚至不能行走。在网上查阅各类资料获悉，目前做这类手术的方法一是用关节镜取出，二是传统的手术切除，保守治疗无效，手术时唯一的选择。考虑到自己有时能把这个游离体捕捉住，而且可以固定在一个部位，为什么不能利用小切口减少创伤的办法摘除呢？我咨询了有关专业医师，同时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曹国义，他也很同意我的方案。八月四日开始做准备，首先我把宋永彦从小王宋接回，红霞从北戴河旅游也已返回，和我的老人告诉我有事需要离开一段，最近几天不来了，把老人稳定好。八月五日，宋永彦陪我去二院准备施行膝关节手术，曹国义叫人做好术前的一切准备，但在术前固定时不小心而将关节游离体按进关节内，再怎么运动也暴露不出来，而且当时的膝关节已经不能曲屈了，无奈之下，只能回家等待关节游离表露后再行手术。八月七日是个星期日，医院通知在职人员例行的年度健康查体，我考虑还是准备好了在查体后做膝关节游离体摘除术，当天红霞值夜班在医院，红军也在班上，永彦也陪同前往。为了便于手术切口的选择和关节游离体暴露，在手术室里的地板上，我用矮凳子自己首先做到合适的高度，选择最佳体位，然后自己用一只手压紧左侧髌骨，另一只手仅仅往上托左腿的腘窝，将游离体暴露出来并牢牢固定，再有曹国义蹲在在地下进行麻醉，紧接着用针头将游离体穿刺固定，两人再把我从地上搬到手术台上，继续麻醉消毒，术前准备。由于我的膝关节手术是在左腿弯曲的体位固定的，如果伸直腿怕很不容易固定的游离体滑落到关节腔内，因此只能是将左腿弯曲着的体位手术，很痛苦。曹国义的技术水平还是蛮高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也很顺利，大约半小时手术结束，从膝关节腔内取出大0.8cmX0.3cm大小的碎骨片，出血不多，红军一直给曹国义当手术助手和顺便陪着我。术后叫李明到二院开车把我接回来。

术后需要输液抗感染进行治疗，术后做青霉素过敏试验呈现阳性反应，然后改用环丙沙星，庆大霉素输液抗感染，口服头孢氨苄等抗生素，我从小未曾输过液体，难免有些紧张，而且红霞也从未学习输液操作，更未任何人作过输液操作，心里比我更紧张，我就鼓励她，说服她，你在检验科研工作，每天为很多病人采血取血，有很好的静脉穿刺基本功，不学习输液不合情理，再说在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那有不会静脉穿刺之理呢？同时我还告诉她，即使扎穿了也没有其他的危险，今天不练何时能学会呢？再说现场也没有合适的护士可以选择，最后她还是硬着头皮、忍着对自己亲人由于不会熟练操作或许带来的痛苦，第一次学习操作而且为自己的父亲输液，我想当时他的内心是愧疚而复杂的，还不错，虽然不太符合操作程序，但还是扎进了血管里，当时她的心情非常高兴，成功后长长的输出一口大气。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第二天、第三天就比较顺利的进行操作了。
　　在此之前，我从未让家里人或是别人护理或是侍候过，我侍候别人从来无怨无悔，也很愿意和热心，也会体谅人们需要护理时的复杂心情，但到了自己需要别人护理时，但真的受到家人的亲切关心和照顾时候，心里非常的不安，那种滋味真实酸楚楚的，甚至有时候不知所措，忐忑不安。永彦的关心照料是细心和真挚的，日夜守候，精心护理，唯恐不周。第一次看到我的手术未做成，急得团团转，不知用什么语言来安慰我才是，当手术成功后，高兴地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和方式让我开心愉快才好，甚至在我手术前祈求上苍保佑我的平安。小红和红霞的照顾无微不至，全心全意，她们对我的精心护理和生活的细心照料更是令我感动不已，两人变着法的给我调剂生活，增加营养。俩个女婿很尽心尽义，尤其是李明，几乎把家庭做饭的事情全包了，还在中午近40度的高温天气时候替我去小王宋送小芳芳。啊，人们到了关键的时候见到真情，到了现在我才感觉她们已经长大了，她们对我的照顾比起我对我的老人的关心来，是胜我一筹的。两个小外甥女非常可爱，这次患病以后，薪宇每天一进门都是“姥爷，你好了吗？你的腿还痛吗？我妈妈叫我来陪你玩”。在术后的第五天，小萌萌和她的爷爷、奶奶来看我，一般情况下，她来后时不愿意走的，但那一天临走时说：“姥爷，你的腿疼，我不在你这吃饭了，到晚上我妈妈可以一块玩，孩子们大了，生活在团结、快乐、幸福的环境里感觉是一辈子的福气！

　　此次手术，还得到医院有关人士和一些亲属们的关心照顾，红军很懂事，从开始手术至换药，拆线都很尽心尽责，春艳更是关心有加，当听说此事后不放心即刻前来看望。医院的院长何振海、副院长曹国义、书记李明、办公室王胜利等前来问候，老同僚徐士信一家闻讯前来慰问，医院的同事们王殿卿、徐荣新及其家人都来问候，老亲家翁李景德，张登基也很关心，陈葛的表妹苏春俊头顶酷暑夏日，利用中午的课间间隙，冒着40度的酷暑，骑自行车来回60余里的路程来看望，边士芹是晚辈人，也抽出时间来探视问候，令我十分感动和不安，实在不应该给大家增添这么多的麻烦，本来想不声张、不告诉、不通知任何人的，结果还是让一些人知道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通过这次生病全过程的的感受，我觉得忽然好像明白了许多，回头看，啊！原来我已经到了夕阳之年，五十五岁的人充满回忆；由衷的感悟浮在心头，五十多年过去了，心宽了。在职场争过了；拼过了；得意过；失意过；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也不作非分之想了，一切都习惯了。当年的豪气化作了宽容，当年的棱角磨成了圆润，当年的拼斗换来了今天的安逸。偶有不顺，一笑了之，并不放在心上。
　　五十五岁的人，心专了。老伴也退休了，孩子各有自己的事业，因为没有了职场的搏击，可以专心致志地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工作一辈子，一切都轻车熟路，又认真，所以不会出现差错。五十多岁的人干事、做人都让人放心。
　　五十多岁的人了，心收了。无论当年多么张扬，多么狂妄；无论当年多么不服气，多么潇洒；无论当年多么忙碌，多么超脱。五十多岁已到，心收了，淡泊人生，普通人的生活，游哉悠哉！现在觉得家在心里的位置愈来愈重要，老人的赡养，老伴的身体，孩子的事业，隔一代人的教育及其关怀，时时牵挂。多年的老鸟真的需要恋巢了。
　　五十五岁的人，病来了。五十以前人找病，五十以后病找人，肩周炎是五十岁的人特有的病，所以又叫五十肩，我已经患过了。高血压、肝脏病，高血脂，关节病及其牙病等开始出现，有的还靠自身的抵抗力已经不可能，人到五十，如果一身无病，是一大福分。
　　五十岁的人需要亲情；
　　五十岁的人渴望健康；
　　五十五岁的人心里——是淡淡的忧伤、浓浓的无奈……
这就是我几天来的感悟，但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关心我需要关心的人，给他们最大的关爱。
二〇〇五年八月十六日星期二

　　病中的嘱托

二零零六年一月八日上午，我和宋永彦去县医院看望因脑溢血正在接受治疗中的李洪，到了病房之后，见到高占芹、李岩、李楠和高占方的大儿子都在陪床，当时李洪正在病床上输液，由于二十几天来经历的输液痛苦，输液的部位不适难忍，而且需要用绷带固定，高占芹给李洪整理绷带。李洪当时头脑很清醒，神志非常清楚，看到我和宋永彦去看他很高兴，一再表示谢意。大约过了三分钟后，李洪向高占芹提出要求，凡是陪床的人全部离开病房，单独和我交代一些事情，征得高占芹的同意后，在场的人员都离开病床。李洪显得有些动情，紧紧的握着我的手，控制住自己紧张的情绪，首先第一句话讲，“要不是他（她）们光打架，怎么会得了这场病”，随后闭上眼，半天讲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情绪稳定以后接着说，“我以后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样，你当大爷的可要把他（她）们当成你的孩子管啊！千万不要看着他（她）们出现什么别的事”，说到此时，已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就眼含泪水摆摆手说“不说了”。　

考虑到脑溢血病人在治疗期间需要稳定情绪，根本不能再次接受任何精神打击，过度的情绪激动会引起病情反复，我就接下话茬说：“请大哥放心，我会把对他（她）们的疼爱和管理当作我自己的责任，同时我也会把她们当成我的孩子对待，虽然他们已经成家立业，但还像小孩子那样的待人和处世，还不能适应社会和家庭，还需要不断的学习和锻炼，我会下决心、想办法、严格对他们的教育，请你相信我一定不会放弃的，你安心养病，争取早日康复”。他不断的点头，也很同意我的看法。

由于病人需要休息和治疗，医生查房时间已到，李文博家属带着小格格也来看望了，再者谈话时间太长不利于李洪的病情恢复，我和宋永彦便起身告辞，并安慰不要考虑得太多。经过谈话，李洪大概讲出了三个问题

一、认为自己的这次生病和李楠和张轶君打架有有直接关系，但是并没有埋怨孩子们的意思，他疼爱孩子和维护家庭声誉是主要的。

二、对于红军和李楠今后的生活和家庭充满了担心和忧虑，这两个人脾气性格很特殊，都太个性甚至是任性，都不能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支持，相互关照对方，都想在家里当一把手，说了算，甚至试图控制或征服对方，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小事，礼尚往来，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不明是非。

三、十分担心今后她们两人，如没人管，能否长期生活在一起，虽然自己无能为力了，总是愿意叫自己信任的人替自己承担责任。

二〇〇六年一月九日

　　陪着父亲去旅游

2009年春天，母亲去世半年多，父亲从我母亲的阴影里走不出来，尽管我和妹妹吉芬天天去看望、照顾、侍候的无微不至，但是，父亲总是没有闷闷不乐，说话之间没有笑容和快乐，我们兄妹也怕父亲长久这样会生病，也为了让我父亲尽快从母亲去世这件事情中迅速走出来，我决定陪着父亲出去玩玩，最好是出去旅游一次，也欣赏一下祖国建设和美好景色，不能在家里成天考虑一些放不开的事。我和妹妹商量，吉芬大力支持，我就开始给父亲做工作。父亲非常开明，看到我也快六十岁了，天天还需侍候他，还有一个岳母需要照顾，愉快的的单同意了。问他愿意去哪里？他说五十年前去过北京，对首都印象深刻，特别想看看北京变化怎么样了？我说太好了，我安排去北京旅游计划。首先开始必要的如药品、衣物、食品等准备，再找旅游社定行程，路线，景点，出发时间等。

2009年4月初，天气转暖，花开草绿，气候适宜。当我和父亲决定去北京旅游的时候，父亲开始犹豫不决。一是考虑我不可能是真心愿意，二是考虑怕病在外边，我也快六十岁了，风险太大，三是因为父亲本身患有帕金森氏症，双手不停颤抖，吃饭自己端不动饭碗，也不知道走能不能跟的上旅游团队。我何父亲保证，如果到什么地方不能走了，我们就在旅游车上等，看看风景也不错啊！假如真的不行，我们就坐火车回来。看到我安排己妥，就高兴的同意了。

4月4日是清明节，我和妹妹在给我的母亲和我的奶奶上完坟以后和父亲在饭店就餐时，就带父亲去北京旅游一事进行认真讨论和分析，我和妹妹的观点一致，趁着宋荣艳的母亲不再县城居住，家里有她照管欣萌，我和父亲身体比较能坚持，小晶晶还没有生孩子，在说天气适宜，实际父亲打心眼里就同意。4月5日，我就联系旅行社，其他旅行社是乘汽车到北京，阳光旅行社才开业，连旅游协议都不签署，最后联系德州春秋旅行社，业务员是吴桥杨桥村的张军，我给她打电话，她立即来吴桥签署了行程和旅游合同。北京旅游行程4天，乘火车去京报价每人500元，考虑到旅游安全，暂时交现金900元，剩余100元到北京再交。旅游日期是4月14日至17日，在北京住宿三天，旅游景点包括故宫、景山公园、天坛公园、毛主席纪念堂、颐和园、八达岭长城、鸟巢、水立方、海洋公园、电视塔等等，旅行社负责第一大门票。

2009年4月13日，旅游出发的头天晚上，父亲突然腰部扭伤，给我打电话问叫我去，并表示不去旅游了。我就先给贴上了止痛膏药，简单按摩一下，半小时后，父亲感觉不痛了。问父亲能不能坚持，父亲愿意去就说试一试。因为旅游合同不一定能退，如果此次不去，今后恐更难成行，毕竟八十岁的老人了，我就暗自决定冒险陪父亲去北京玩玩，如果坚持不能走路，干脆不下旅游车，也算兑现了我做儿子的承诺，免得父亲今生再也不能看看北京留下终生遗憾。

4月14日早上六点，父亲早早来到我家里，等我吃完早饭后李明开车去送我们到德州乘火车，到达德州才7点40分，等到8点，春秋旅行社导游小田给我们送来了去北京的车票。考虑父亲身体不是太好，上车排队不便，我们到休息室乘车，因为休息时不用排队，随即检票乘车。一路平安，父亲多年不坐火车了，兴致很高，一路十分快乐。下午15点47分，火车到达北京站，下车后北京战友旅行社导游开车来接我们，并把我们安排在东三环的燕园宾馆。

下午没有旅游行程安排，父亲不感觉累，并表示出去看看。我就带父亲去了新建的中央电视台外景参观，附近国贸大厦、东长安街、看着北京气派的现代化的建筑，处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车辆川流不息，在三环桥国贸大楼一侧欣赏首都变化，父亲心情非常好，看的舍不得离开，一直看到天黑夜灯通明，该回宾馆吃晚饭了，我几次催促才宾馆休息。

夜间三点，我的父亲因腰部疼痛又发作了，不能活动，也不能翻身，更不能下床，我就给服下止痛药，但是效果不大，还是痛疼不止，我就给与做热敷，按摩，还是不行，时间已经过去三个小时，我看需要做最后的治疗办法，给予针灸治疗，6点15分，疼痛减轻。这是旅游团的导游董涛叫我们立即乘车开始吃早餐，我就给父亲做工作，坚持一天，不行我们想办法回家，父亲勉强答应了。我和父亲还没有吃早餐呢，简单吃点早饭，匆匆上车开始旅游。第一天去颐和园，乘车第一站是万福寺，父亲看到来自全国各地这么多人，看看四面到处这么好，已经愿意继续和大家一同参观游玩。进入景区后，漂亮的景观和导游精彩的演讲深深的吸引着我的父亲，他的注意力已经被周围的景色迷住了，我也不再问他疼不疼，只是时刻不离身的搀着他的胳膊，怕他只顾看被绊倒或是被别人挤倒。看完万福寺以后，乘船去颐和园，每人船票70元不在旅游款之内，父亲在游船内兴致很高。通往颐和园的河道很美，两边是翠柳成行，河水清澈见底，花草布满两岸，景致宜人。差不多一个小时，行船到达颐和园。乘船到颐和园南门下船，颐和园的景色很美，简直是一步一景，导游出色的演讲把大多数游客吸引住了，圆明园的兴建历史，玉带桥的起源，我的父亲是中国典型的农民，只会种地、过日子，很多年家里穷的没有饭吃，62年前后家里穷的天天挨饿，没有钱买学习用具。甚至连小学毕业照相5角钱都拿不出，老人们几乎不出远门，对于旅游原来没有听到过，看到这样的景点，就像什么也忘记了似的。出来圆明园在一起就餐，旅游团46人，分5桌用餐，每桌八菜一汤，米饭和馒头随便吃，老父亲由于患帕金森氏症，一只手不停的颤抖，需要帮助盛饭盛菜盛汤，只有让他能吃饱才能继续参加旅游，我就侍候他先吃饱，我凑合吃点就行。下午游览天坛公园，父亲看这看那，打听建筑历史文化，叫我给多照几张照片，一直到第一天旅游行程结束，父亲高兴的像孩子一样快乐，看到父亲快乐的样子，我觉得这些年忙事业，忙工作，忙挣钱了，对父母亏歉太多了！

第一天旅游结束，父亲感觉腰部痛疼好一些，但是还是隐隐作疼，我就给他继续服用止疼药，第二天早上起床不疼了。4月16日，这一天旅游行程特别紧张。去天安门，故宫，毛主席纪念堂，鸟巢，水立方等行程很紧张。这一天不行已经超过30里路，我累得腰酸腿疼，父亲也感觉很累了，但仍兴高采烈，和我讲不虚此行，这辈子值了。

第三天参观海底世界和八达岭长城，父亲从小去看大海，在海底世界看到这么多海底动物，高兴的问这问那，让我扶着他去前面听导游讲解，一直到海底世界参欢结束了，他才觉得满意了。下午去八达岭长城，导游说老人年龄太大了，不要爬长城了，父亲不干，说花钱就去看看，我对导游说，我们跟不上就回来，结果走了二里路，越来越徒，父亲累了，确实走不动了，我陪父亲回到旅游车等旅游团！

第三天旅游行程结束后晚餐，整个旅游结束了。夜间10点47分，我们乘北京至青岛的特快列车，2009年4月18日2点30分到德州车站，李明，张轶红去接站，他们见到我们顺利回来很是高兴，历经五天四夜的北京旅游完满结束，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平安回来，虽然辛苦一些，虽然父亲身体患病坚持，最后父亲满意，大家高兴，这也是对于老人的一点回报吧！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感谢在我危难时刻帮助过我的所有人

　　听人说，人在危难时刻每一个帮助你的人，都是上天派去拯救你的恩人！
　　在我患病二年半时间里，受到医疗团队、家人们、亲人们，朋友们，战友们，同事们，邻居们，乡亲们等等各位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在术后恢复的时间里，无时无刻都默默记在心中，总想有一天当面说一声谢谢你！感激那些帮助过我的恩人们。
　　人海茫茫，今世能遇见你们有缘有幸，能得到你们的帮助、关心和支持更是难得的缘。人生因为遇见你们而多姿多彩，生命因为有你们而丰盈圆满。如今我的身体基本恢复正常，谢谢长期对我关心和帮助的恩人们。仅以此文表示对恩人们的谢意！

　　2017年7月30日，一向身体十分强壮而几十年坚持健身的我，在一次彩超查体中突然被查出肝癌，肿瘤直经已达9厘米。得知结果当时我大脑一片空白，犹如晴天霹雳，地动天摇，仿佛世界末日降临般的黑暗，当时几乎崩溃。短暂过后，理智战胜了恐慌。“我必须挺住，必须坚强，必须镇定。假若我一旦出现恐惧、沮丧或崩溃，全家都会出现难以想象的混乱局面，我一个人的不幸遭遇绝不能再给全家人和亲人们造成苦难与折磨”。我给自己暗暗打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每一个当兵人的铮铮誓言。经过短暂调整和冷静思考之后，又在本院做了CT肝脏平扫和影像增强确诊。我考虑将如何进行下一步治疗措施和方案。小女儿张轶霞在县中西结合医院检验科，我侄子张轶军是县医院介入科主任，曾在河北省肿瘤医院、省二院等进修学习多次，与省内的肿瘤专家认识很多，当即将我的诊断结果和图像传给他们，河北省内医院手术只能切除5厘米以内的肝肿瘤。经和多位省内专家会诊，认为首先做介入治疗，免得癌细胞继续转移和扩散，因此，第二天省肿瘤医院专家来为我首先做了介入治疗。

　　2017年8月21号，在战友振先和我的家人陪同下来到上海中山医院求医。2017年8月24日在肝肿瘤外科施行了肝癌切除术，手术十分成功，从此我也死而复生。谢谢在上海中山医院手术前前后后，为我费尽心血的朱小东医生，谢谢手术七小时，妙手回春，为我成功切除肝脏肿瘤的王晓颖医生，是你们给了我二次生命，我和我的家人将终生不忘！

谢谢你，朱小东医生。是你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二次生命。患病后我在上海中山医院接受手术的前前后后，办理入院、检查诊断、确定治疗方案、手术选择和安排，都是你一手操办，并且亲自为我实施手术等等，无处不倾注了你的心血和努力，我和我的家人终生不忘！
　　谢谢你，我去上海中山医院每次复查，都是你在百忙中亲自帮助我挂号、预邀，缴费甚至提前安排做必要的检查，减少了我的在沪行程和疲劳，也为我的及时检查和治疗提供极大便利。
　　谢谢你，自从我手术后至今1000多天的时间里，无论多忙，我和家人多次打扰你，你不厌其烦的为我远程咨询、检查、治疗等等，为我术后恢复和后续治疗、康复，饮食及锻炼提供了科学保证。
　　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的感激之情，我只能说，我已铭记在心。新的一年，祝你身体健康，事业成功，阖家幸福！

　　王晓颖医生是我生命中的第二位恩人，正是他的绝妙高超的医术，并秉持一颗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高尚品德，历经七小时为我施行肝脏部分切除术，成功摘除了威胁我生命的肝脏癌瘤，让我起死回生。谢谢你，我的恩人。感谢上苍在我生命危难之时派你来拯救，我十分幸运的遇到你们，愿恩人一生平安！

　　谢谢你，我的战友。常振先是我的亲密战友。2017年7月30日，沧州的战友们正好庆＂八一＂聚会，当时你和刘官臣，李国军在一起还给我打电话，我刚刚确诊肝癌不到一分钟，我也怕给你造成恐慌和不良影响（我曾经见到过你不知不觉站立摔倒的场面），就把手机关了，当你闻讯后和嫂子立即赶到吴桥来看我，你的帮助无异于雪中送炭,让我感激涕零。你我虽然不是同胞兄弟，也不曾海誓山盟，但战友情谊己超过山高海深。一句话，辛苦了！

　　俗话常说生命中每一个给过我们温暖与帮助的人，都是上天派给我们的恩人。当初是你，力劝我和家人去上海治疗，否则，后果难料。嫂子，与你相识，今生有缘有幸，你对弟弟的帮助支持和鼓励，是我与癌症抗击的动力和源泉，弟弟与家人们终生不忘！

　　张琼侄女，你辛苦了！在我去上海手术和后续每次去上海复查期间，是你给于我很大的帮助、支持和款待，谢谢你，愿你开心工作，家庭幸福，永远快乐！

感谢我的的家人，在我患病以后遭受严厉打击的时候陪伴着，在那迷茫、不知怎么挽救生命和无助的日子里，尤其是我做手术的当天，她们恐俱、焦虑，纠结、期盼一直在手术室外等了七个小时。侄子张轶军子去上海接我出院，用轮椅推着去宾馆、过马路、上下火车，一路辛苦。出院后几乎天天来陪我，术后換药，拆线，及后续治疗，多亏了我的侄子。大女儿第一次独自乘高铁靠手机导航找到中山医院。所有家人包括女儿、女婿们关心备致，弟妹春艳一边照顾出生十几天的孩子，一边来这里看望。让我在患病之时感受到温暖。在术后康复的时间里，家人们更是无微不至的精心照料。我今生十分荣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团结、温暖、幸福的大家庭里。

　　追忆那些逝去的美好时光 ，多少事物曾经在记忆当中丢失 ，多少思念在记忆当中己经沦陷 。布满繁星的夜晚 ，红日当头的正午 ，随着时间分秒的流逝 ，几十年前，几年前，几天前的思考都在我们不经意间变成了那永远抹不掉的回忆 。而回忆呢 ，只要场景，人物，和时间的宻码开启，又会在将来的某一时刻 悄悄的降临到你的身边 。或许是似曾相识的对环境 ，感觉到眼熟的某个人 ，勾起了那心底里的一份深深的回忆 ，回忆不仅仅是思念，还有可能变成你坚强面对一切，让你自己珍惜当下的源泉。愿祖国更加強大，生活更加美好，家庭更加幸福，愿亲人们永远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