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任凤鸣：刻骨铭心的知青往事

张贵山

         张贵山  采写/制作

       任凤鸣，1949年10月24日出生于内蒙古扎赉特旗新林镇。1960年随家迁入满洲里市，1962年在满洲里铁路中学读书。1968年7月20日，满铁中高中毕业后下乡到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公社。在牧区生活三年半，1971年返城待业。1972年1月到满洲里市第二中学教授俄语。1978年开始，先后任教于市五中、市职业高中、呼盟广播电视大学、俄罗斯赤塔市第四中学。1980年在齐齐哈尔师范学校进修期间，被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抓捕到海拉尔劳教队（兼劳改队）教养两年零三个月。1998年病退，现生活居住在满洲里市。

 1968年  任凤鸣下乡期间留影

              文革乱得放不下一张课桌
       

      1949年10月，我出生在内蒙古扎赉特旗新林镇。父亲在农村当地教私塾，没有工资，都是当地的农民给点粮食作为酬劳，来到满洲里后干临时工。
     1962年，上初中时我在铁中读书，学习很努力。当时家庭生活困难，就想尽早独立，初中毕业想考中专，我报考的是呼伦贝尔盟卫校。班主任郑祖耀老师对我说：“你别报那个，你学习好，就报包头工业机械等学校。”这样我就选报了6个，当时可以选报10个专业。
       那一年，铁中录取高中生有规定：第一，必需是第一志愿才能录取；第二，考分必须超过60分。而我当时报考的是外地中专，根本就没有报考铁路中学。
       我一心等着中专的录取通知书，结果左等右等没有信。招生办的马荣尊老师就对我说：“你是不报高了？”
我说：“不可能，我考的怎么也得80分以上，最后一个报的牡丹江林业学校也能录取，怎么可能落榜呢？我们班已经有一个接到通知书了。而他的第一志愿就是满洲里铁路中学啊。”
当时的教导主任刘志良老师，也是学校管招生的，他就说：“哎呀，那怎么整啊？你上高中吧。”我想了想也没办法了，就说：“行，那我就上高中吧。”马上通知书就给我了。我属于品学兼优的学生，上高中获了学校一等助学金。
谁知上高中没多久，1966年的5—6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学生们就上不了课了，学校一天闹哄哄的。不久就搞串联，听说兰州大学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去了兰州声援铁路局。到那儿啥也没干，稀哩糊涂地待了几天就回来了。走到西安时，我们5个同学就下车到西安待了几天才回北京。到北京后，我们就往学校打电话，学校说学生都去支农劳动了，我们班到阿荣旗太平庄劳动。我们从北京到齐齐哈尔，再从齐齐哈尔到扎兰屯，然后坐汽车到了那吉屯的太平庄，劳动一个多月后我们就回家了。
回家不久，我们又串联去北京，到北京就住在西长安大街国务院西边的铁三中，待了几天正赶上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们看到毛主席坐着卡车检阅红卫兵，前边是摩托车开道，他在卡车中间，左右有林彪、周恩来陪同。
从北京回来就感到学校全乱套了，都成立这个造反团那个造反团。开始我没有参加，沈德厚老师就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得合群，不合群不行。”
我就问他：“合群？怎么合群？和谁合群？”他也没有说什么。后来感觉人家都动，我不动也不行，于是我就和同学吴玉书、赵满华三个人成立了一个“赤旗战斗队”。成立了也干不了什么，没事就到学校转转。那时的学校已经不像样了，整天也不上课，都在互相指责、谩骂，你说他“保”他骂你“保”，我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1967年3月23日，驻满部队站出来支持“铁路公社”。后来我们三人的“赤旗战斗队”就加入了“东方红”，“东方红”不久和“一四八”合并，我们也就合到一起了。一合并，我就更不愿意参加活动了，哪儿也不去，就在宿舍看书。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就把几何、代数都突击完了。
有一天，碰到刘志良老师，他就对我说：“你恨我吗？”
我没明白：“我恨你干啥？”
他说：“是我把你留上高中的，想让你参加高考。就想让你考俄语，考北京外国语学院，为咱们学校争光。”
我说：“我恨你干啥呀，你还不是为我好吗。”
当时学校操场的北边有一个石头房子，房子的后院种着菜地，算是学农基地吧，教生物的杨佩玄老师管理。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事就去帮助他干活。不久“呼三司”来了，又支持“七二六”派，又把“延安派”弄黄了。我一看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更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索性就在家待着当起了逍遥派。
             

              哪苦我就去哪儿

        一晃就到了1968年的6—7月份，这时就开始动员上山下乡，当时动员我们的去向是新巴尔虎右旗（当地简称西旗或西新巴旗）、布特哈旗（现扎兰屯市）和扎赉特旗等地。
我不明白，就问：“上山下乡是干什么呀？”
高振江老师对我说：“跟你说实在的吧，上山下乡，就是这么多的学生毕业了没法分配，就得上农区或是上牧区。”
我就问：“上农区苦还是上牧区苦？”
他说：“当然是牧区苦了。”
我说：“那就上牧区，哪苦我去哪儿。”
为什么要去牧区呢？我是这样想的：我是共青团员，而且学校又给了我两年补助，都是一等助学金。学校对我这样好，我就应该带头去艰苦的地方。可学校还不放我们，因为当时下乡的分配对象是六六、六七届毕业生，没有分配我们六八届的任务。我算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的，我们要求去，学校就说：“你们去找普教室，看看他们什么态度，他们要同意，你们就去，不同意，你们就别去。”
当时我们归海拉尔铁路分局管，分局有个普教室，他们派来两个老师到学校，是专门为我们几个而来的，都是原来铁中的老师。
我们就去问，他们说：“这样吧，我们去问问市里安置办，他们要是同意，我们就批。”他们找到市里安置办，安置办的就说：“你们要批，我们就同意一起去。”他们又找到沈老师，沈老师说：“你要批我就同意他们去。不然，我们不可能破这个例。”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六八届当时本不该走的，却在我们的积极要求争取下走了7个人。我们班有我、陈正功、王佩江，还有一个六九届的王贵民，六八届的初中生刘树才、张洪深，还有一个姓于的，我们公社一共是3个。姓于的好像在黄花（额尔敦乌拉）公社，张洪深也分配到黄花。到了1969年5月份，六八届的才大批量的开始分配，都到了一些国营农牧场。
我走的原因就是有点过激、偏执的报恩思想，认为学校给了我助学金，对我那么照顾，不带头去不好。当时就是有那种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的报恩思想。

任凤鸣下乡期间从草地回家探亲时与高中同学合影。

前排左起孙泽海、任凤鸣、滕忠海，后排左起郑大成、吴长明、杨景森、吴殿发

             阶级斗争在牧区兴起

       1968年7月20日，满洲里市中学、铁路中学、铁路民办中学和扎赉诺尔矿区中学共约320名同学下乡到新巴尔虎右旗，我们是全国第一批来到牧区下乡的知识青年。1968年11月，满洲里市又下乡一批知青，分到克尔伦6名。天津知青去了几批，我们队里就23个。国家给每人380元，其余不够的由社队补贴，这是国家的规定。我们这些人去了是抢人家饭碗的，生产队得往外拿钱，所以人家也是不太欢迎，但是还不敢流露出来。知青们也不满意，有人就编了顺口溜：380元，卖到大草原，要吃没有吃，遍地无人烟。
我们下乡时，草地可分为三类人：一是当地的长袍蒙古人，也就是原著民；二是草地移民户，他们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根据国家政策，从通辽、扎赉特旗那边统一调拨、移民过来支援草原边疆建设的一批人，俗称“短袍蒙古人”，是相对于当地牧民穿长蒙古袍而言的，因为他们在原籍那边的经营方式是以种地为生，而不是以放牧为主；三是汉族人，也就是当地俗称“吃菜的人”，他们都是过去闯关东、走西口、投亲靠友等以不同的方式先后来到牧区生活的。
文革中，牧区出现的“反汉、排外”就是这个意思。关于“反汉排外”的说法也确有其事，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事实。
比如：1968年7月，我们下乡到克尔伦公社。没分队之前，经常借牧民老乡的马骑，去36边防站玩儿。边防站的军人便给我们讲牧区发生的一些怪事，也就是提醒我们多加注意安全。有一件事，让我当时听得毛骨悚然：说的是六十年代，有一天，从内地来到牧区的移民与当地的牧民老乡骑着马奔跑，其中一个当地牧民突然抓住移民骑的马尾巴，然后再突然松手。那个移民“嗖”地一下子从马头上窜了出去摔在地上，当时就摔死了。后来在9月末，我到公社看牛鬼蛇神时还见过这个牧民，他是乌力吉吐队的，胸前的白布上写着“杀人犯：阿日亚西”。此人个子不高，嘴角有点斜，而且右边的眼睛同样有点往上斜，可能视力还不好。被摔死者的父亲也是乌力吉吐队的叫石凤山，见到那人我就心想：竟有如此歹毒的蛇蝎之人。
所以在牧区那几年，我和不认识的人以及关系不好的人在一起骑马时，心里总是戒备着，瞻前顾后，生怕他们暗算了我。
我被分配到克尔伦公社鄂日和图队，一起分去的是32个知青。到克尔伦公社后，公社、各大队领导跟知青们见见面，介绍一下情况就算认识了。然后没几天就分到了大队，开始打草了。到牧区后，那里的活我都会干，什么赶爬子、开打草机、赶马什、放牧，爸爸在“五三”农场干活时，我常去玩儿，在那儿也就学会了骑马。
那时候经常开会，开会的内容都是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下发的文件，划阶级定成份之类的。那时候牧区还没有阶级没有成份的，从我们到那才开始划分牧主、富牧。当时都是划好的框框，有多少马、多少牛、多少羊，就根据这个框框往里套，套到什么成份就定什么。一开会打草点的工作就停了，我们要骑马到五六十里以外的地方去开会。
我们下乡前，公社还不到一千人，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就有一百好几十人，一站就是一大遛，我们大队就揪出来好几十个。
看着他们，我就爱问个为什么？我就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群众是好的。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哪来那么多的坏人呢？
可他们是我们来之前就揪出来了，揪的原因是什么咱也不知道，也不好多说什么，但我心里总在划弧。从他们戴的白布黑字的袖箍上看，写的都是什么“民族分裂分子”“逃蒙分子”“反动上层”之类的，我们也不懂这些。
开批斗会时，我们也不懂蒙语，不知他们说的什么。人家给翻译成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就是点点头。后来的几个天津知青龙以明、孙海麟，他们开会时就很认真地用个小本子记录，了解这些人的“罪行”。

                极左运动的帮凶

 我们队当时负责运动的是额尔敦·陶和陶，他在队里是一手遮天，而且还兼任大队会计。凡是开会都是他主持，就像队里的一把手，比起书记来还厉害。
额尔敦·陶和陶是草地移民户，在没有进班子以前，凡是和他性格不和、平时有点矛盾冲突的，他都记恨在心。进班子负责运动以后，他就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给一个个地揪了出来。比如：我们队长边巴；还有马倌哲布格；原管生产的副队长普尔扎布以及他怀孕的老婆，也没有逃出他的手掌，都被揪出当牛鬼蛇神了。我们去时普尔扎布被关在公社，老婆关在大队。
就说我们队长边巴吧。当时揪出来了一些人，跟他的关系都不错。刚揪出他们的时候，经常要去开批斗会，让被批斗的人再现场检举揭发新的牛鬼蛇神。估计边巴心里就没底了，很害怕那些人咬他。有一天，额尔敦·陶和陶张罗去开批斗会，叫着边巴和我一起走。我们骑马颠颠地往那儿赶，走着走着，不见边巴了，回头一看，就见边巴躺在地上，马也跑了，“哎，怎么回事？他昏了，是摔昏了还是怎么了？”我心里很着急。
额尔敦·陶和陶悄悄地对我说：“他心里有鬼，揪出来的那些人跟他都有关系。”
接着又一次，我们去开批斗会时，边巴又摔下马躺在地上，我骑马跑出去十多里地到公社找大夫来，看看没啥大事，就找马车把他送到家里，边巴的老婆和额尔敦·陶和陶吵了起来。
终于到了那一天。额尔敦·陶和陶主持召开班子会议，要求揭发、检举我们队长边巴的问题。揪人得找出原因啊？就说他有问题，啥问题呢？大家就在一起议。当时给我们翻译的是派出所卡拉地的未婚妻叫龙彦。最后揭发了半天边巴的问题，不外乎就是跟外蒙有这个那个的联系。其中我们生产队有个赶大车的老板叫德利格尔，说边巴向他提供了什么信息之类的，再让他传给外蒙，他就认定了这是“叛国罪”。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放牛的嘎达就说：“先不动他，让他们再暴露暴露，看看以后再说。”额尔敦·陶和陶就不干了，说：“这么大的事，还不往外揪还等什么。你什么意思？”嘎达被整得当时就冒汗了，吓得不敢再吱声。队长边巴就这样以“叛国罪”被揪出来了，这是额尔敦·陶和陶伙同几个知青一起干的。我们知青刚去，不明真相，因为思想单纯、激进，被他利用参与了当时的揪斗，得罪伤害了一些牧民。
就在额尔敦·陶和陶要揪申格奥勒布时，却出现了意外。那是1968年的8月中旬的一天，申格奥勒布得到要揪他的消息后，对他的兄弟媳妇呼日玛说：“我要上牛群去一趟，明天就回来。”
第二天，额尔敦·陶和陶、军代表等人拿着准备好的白布黑字的胳膊箍，带着人去揪申格奥勒布时，人不见了。
他们来到申格奥勒布兄弟家，他的兄弟扎勒达早被打成牛鬼蛇神了，他们仅有的一个孩子叫玛黑，当时十四五岁，不敢在家待着，只能这家躲几天，那家躲几天到处流浪。额尔敦·陶和陶领人来他家时，只有呼日玛在家，他们就逼问呼日玛。她就学说了一遍那天的事，他们就猜测：上牛群去了？显然就是说越境上蒙古国了；明天回来，就是明年回来的意思。于是他们就找派出所、边防军在边境线上溜，后来在边境线的防火道上，确实发现了有骑马越境到外蒙的痕迹。因为防火道上的草长年没有牛羊啃食，长得又高又密，骑马过去有明显的蹚踏痕迹。那天他们准备好想在一个学校的教室开批斗会，结果没有开成。
我们去之前，队里揪出个牛鬼蛇神叫扎勒达，40多岁。额尔敦·陶和陶便让扎勒达给他家捡牛粪，理由就是他整天负责搞运动，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捡牛粪，家里没有烧的。
这件事让我听到了，我就说：“这不对呀！怎么能让牛鬼蛇神给你家捡牛粪呢？那你这种做法跟牧主、资本家剥削没啥区别呀？”我就给军代表写了封信，让女知青苗玉茹去公社时给交上去。我在信中直言不讳地把这件事和自己的想法反映上去了，我就说：这样的人跟牧主没什么区别，这样的人还让他领导运动？
有可能是军代表找他谈了，或是什么原因，扎勒达不再给他家再捡牛粪了，这事我以为也就撂下了。可是从此我却彻底得罪了他，处处给我找别扭、“穿小鞋”。
其实他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骑马出去走哪个包都领着我，对牧民介绍：这是满洲里来的知青，多照顾照顾之类的。可这次我把他告了，等于把他咬了，他就开始恨我，在牧民中开始给我造谣，说什么：“他脾气非常暴躁，跟大伙不合群。”
他越这样说我，我就越不在乎：你不是说我脾气暴躁吗？你越说我暴躁我就更暴躁了，你越说我不好就越跟你干，找个机会我就跟他干。后来他给我起了个外号，蒙古语叫“倒和信下拉”。就是非常不受管教的人，换成汉语的意思就是非常“驴”。听到他给我起外号，就他跟他吵了一架：“你为啥给我起外号？”
他就说：“那咋的？”
我据理力争：“你做的对吗？”
额尔敦·陶和陶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个很阴险的人，凡是来了一拨知青，他都要在这伙知青中物色、拉拢、寻找不明真相的人，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我跟他闹掰了以后，他就有事没事开始找田发禄，田发禄是我们铁中高三·一班的。他把田发禄作为他不错的朋友，凡是有事、开会之类的都找他，叫他出头。后来田发䘵也和他闹掰了。1968年8月，又来了一批天津知青分到我们队里，他又开始利用他们。
田发禄后来和我一样，也栽在了西日布・扎木苏那起人命案子中，这是后话。

                  给慰问团带路

       到了九月份，草原黄了，也就不打草了。有两个男知青请假回家，队里还剩四个女知青，男的就剩我和田发禄。
公社革委会来通知：每个队要抽一个男知青，到公社去看管牛鬼蛇神。
我就问：“看多长时间？”
额尔敦·陶和陶说：“看10天，轮着来。”
我说：“那我就先去。”
第一批去的：我们队有我；乌力吉吐队的是李大儒；克尔伦队的是李小明；白音乌拉队的是赵鑫，我们四个看管。白天晚上轮流看，上半夜下半夜地这样轮，我看了十多天，仍没有人来换我。这期间，对牛鬼蛇神我没有捅过他们一个指头。我们的原则是“你别跑就行”，因为原来这中间有逃跑的。
我记得是9月27号去的，在公社还过的中秋节。10月中旬，市里安置办组织的慰问团来看知青，一共来了四个人，有市里的翟老师，有铁路中学的高振江老师，还有一个军代表，再加上司机，。
公社军代表让我领他们到我们队去与知青们见见面。我说：“从公社往那里走，我道不熟呀。”
他问：“你大约能不能找到。”
我说：“大约差不多吧。”
我的马鞍子都在马倌哲布格屋子里，我们俩的关系还挺好的，我去取马鞍子，就对他说：“你快把我的马鞍子拿来，我要走。”
他说：“你不来了？”
我说：“不一定。”

他取来马鞍子，放到汽车里，我就带着慰问团出发了。我们先顺着一条牛车小道走，到了锡林浩特阁，碰到一个蒙古老乡，我就问她：“往海里玛怎么走？”她说直接往南走，我问：“远不远？”

她说：“挺远。”

挺远，看不着哇，我就登上一个山包，看到很远的前边有三面红旗，有三个包，我心里就有底了。这三面红旗是我们知青的两个蒙古包，有男女知青各一个，后来天津知青也去了便又插了一个。因为我被调到公社去看管牛换蛇神时，队里的牛鬼蛇神就剩下田发禄一个人看着了，额尔敦·陶和陶就说：“都压在田发禄一个人的身上了。”我说：“不还有四个女的吗？”他说：“她们能咋的？”意思那些女的看不了牛鬼蛇神。后来没办法，他就把天津那四个男知青也调来了，这样就插上了三面红旗。
看到那三面红旗，我就说：“那个大约是。”
司机说：“那要错了呢？这么远。”
我很自信地说：“错不了，走吧。”
再走了一段，近了就看到了田发禄，还有天津知青在嘎达家蒙古包外面站着。我就喊他：“哎！田发禄。”车到了包前，我们就下车进包了。
高振江老师给我们拿出一些文件，不外乎就是内蒙古革委会的文件，都是关于内蒙古牧区怎么划分阶级，怎么定成份之类的。我们大家看了看后，就对他说：“高老师，这些文件我们这儿都有。”
他说：“你们都有，那就不要了？”
我问：“你们还要去哪儿？”
他说：“看到你们了，这些文件你们都有，那三个队也就都能有，那就不去了。”
我说：“不去怎么办？”
他说：“往北走，去公社。”
我说：“往北走，你们能找到吗？”
他说：“能找到，没事，这道好走。”于是我们就到女知青包里去吃饭，他们也没吃过手扒肉，就往锅里放些羊肉条子煮煮吃了。吃完饭慰问团的人就走了。

那天晚上就在我们包里开的批斗会，我和田发禄无意中被卷进了一起人命案子。

           西日布・扎木苏之死

       那天晚上，批斗一个叫西日布・扎木苏的“逃蒙”分子，会议就在我们住的蒙古包里开的。因为我们包里有四张床，两个男知青回家了有空位，所以就定在我们包里开批斗会。
我那时仅18岁，刚下乡不到三个月，已经把公社交给我的看管牛鬼蛇神工作结束了。队里的牛鬼蛇神由田发禄看管，那天开批斗大会时，就是由田发禄把西日布・扎木苏押入会场的。
额尔敦·陶和陶主持会议并翻译，公社的支左军人业喜记录、坐阵。参加会议的还有，满洲里下乡的知青：彭雅杰、金福兰、苗玉茹、方淑桂；天津下乡的知青有：孙海麟、龙以明、张永裕；还有当时的广大贫苦牧民毕力贡等共20余人。
会议开始后，田发禄将西日布・扎木苏押入会场。批判会进行了一段时间后，不知说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牧民毕力贡从我的床上站了起来，伸手打了他几个嘴巴子，还好像在问他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刚来牧区不久，他们用蒙古语说话，我们都听不懂。会议开了一段时间，没有茶了，另外天气也比较冷，我们就先后往炉子里填牛粪烧茶。包里很小，西日布・扎本苏就站在炉子旁。一些牧民把喝剩的茶根往炉子根上泼，发出了“吱吱”的响声，腾起了热气，这是牧民们的生活习惯。西日布・扎本苏很害怕，有意识地就往后躲。见他害怕躲闪，人性中的邪恶便一下子被勾起来了，以致于发展到一些人有意识地往炉子上泼。牧民布日那边泼边哈哈大笑。我看到一些人有意识地这样做，也学着要往炉子上泼。当我随大流地把剩下的半杯茶往炉子上泼时，由于坐的距离远，用力过猛，茶水一下子泼在了西日布・扎本苏的身上。
这时额尔敦·陶和陶斥责我：“他怕热，你往他身上泼凉水，是不是想让他凉快一会？”
我没吱声，后来当额尔敦·陶和陶翻译说：“他为那边（蒙古国）提供情报，那边给了他一个银碗。”我听说后，为了洗清自己，表示并不同情他，便过去照他的屁股踢了两脚，打了他两个嘴巴子。

由于牛粪着起来后，炉子热的厉害，他总往后躱。额尔敦·陶和陶用蒙古语说：“往前！往前！说！说!”田发禄不让他往后躲，就用固定蒙古包的铁丝的余头勒住了他的两只手腕。过了一段时间，他好像休克了一样，身子瘫坠下来。额尔敦·陶和陶就张罗把他架了出去，我也跟出去了。这时刚过中秋节不长，那天是个大月亮地，我就看见他坐在地上尿了一泡尿，手在地上乱摸，嘴里还在叨咕着什么，我也听不懂。在外边停了一会，额尔敦·陶和陶又在里边喊：“继续开会！”他又被拉进蒙古包继续进行批斗。批斗会又开了一阵子才散会，西日布・扎木苏被田发禄押回，这次批斗会开了将近两小时。

这次批斗会后，大约过了一个礼拜。我到牛鬼蛇神集中看管处去找原来的老马倌额仁钦，我的马笼头是马倌哲布格给的，嚼子不太好用了，想找额仁钦给我收拾马嚼子。在那儿圈的都是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那天我看见了西日布・扎本苏，他当时病得很严重，他们说他要死了。我看见他的手上确实有那种用火烤的伤，他手上糊着湿牛粪，可能是为了舒服凉快一点吧。当时他神志还清醒，还告诉、指点我马嚼子应该怎么修。果然没几天后他就死了，他们说,那天西日布・扎木苏西眼睛翻了翻就死了。
他死的时候，身边都是牛鬼蛇神，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大伙把蒙古包抬到旁边，他的尸体就留在原来的地方。过了不久，公社来人看看，也就算验尸了。就找人用袋子套上，让我去找车拉着就出去挖个坑埋了。

到了1979年12月的一天，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的派一个叫金庄子的人带着两个人来到满洲里市五中找我。他自我介绍说是新右旗公安的，到这里来调查“西日布・扎本苏之死”的事。我就把当时开会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心里也就放下了，因为这件事和我没有多大关系。在1980年4月时，金庄子来到满洲里又给我打电话，说和我无关，我说：“有问题尽管问。”没想到，后来我竟无故地被牵扯其中，成为我无法释怀的心病，这是后话。

前排从左至右孙宏义、朱建国、陈连寿，后排从左至右张瑞起、王朝津、张普选

     

               知青救了牧民的命

       1969年9月初，克尔伦河水开始上涨。我们公社乌力吉吐队的部分天津知青和牧民在附近的宝格尼拉开始打草，当时我还在公社配种站马群放马，我的马群就在离他们打草点有20多里的地方。因为不远，那一天，我没事就骑马到他们打草点找天津知青玩儿，我和这些天津知青的关系都特别好。晚上就没回去，住在他们包。第二天早晨吃了饭后，我没事就在包外边站着。
打草的那些马跑到河的北边吃草去了。要打草干活，两个牧民老乡就涉水到河对岸去赶马。第一个下水的人有经验，不扣马嚼子，就骑马过河去了，因为马是会水的。后边的这一个叫南吉大，也就是二十四五岁。他骑着个紫了巴叽色的马，是个大罗锅子，带着马嚼子还备马鞍子。这马没多大的劲，还没走到河水深处就不行，走不动了，抹过头来就想往回返。南吉大骑在马上勒着嚼子不让它回来，强赶着往前走。三折腾两折腾，南吉大一下子就掉河里了。他在水里就那么上窜下沉地折腾着乱扑腾，我一看坏了：他不会游泳，这不要淹死了吗？我就三把两把地脱了衣服，背心也脱了，只穿着裤衩“扑通”就跳进水中。我只会狗刨，就顶水游过去了。我过去一拽他，想让他就跟我回来。可没想到他却一把抱住了我，并死死地抱住，推也推不开，怼也怼不开了。我心想：坏了！动弹不了啦。我就急眼了，我俩撕巴起来，一下子都沉到水里了。
天津知青孙宏义一看我要吃亏，跳下水就奔过来，也没把我俩撕开。朱建国个子大也跳下水奔过来，也没撕开。后来张瑞起也跳下水了，三个人合力才把我俩撕开，他们把我推上了岸。我躺在岸上呼呼直喘着，就看见南吉大还在水里“咕嘟咕嘟”直冒泡，还在那里折腾着，怕是一会就得淹死的……我看着不忍心，就对他们三个说：“还是快把他拽上来吧。”这时他们三个人就一起下水，把他拖上来了。
他们三个知青为什么不愿意救他？知青下乡后，因为种种原因，与有些牧民的关系也不是很融洽，知青与某些牧民打架的事也时有发生。他们几个天津知青不久前就刚刚跟南吉大打过架，把他给打了。南吉大借机到满洲里待了几天，说是去看病刚回来。打架的事还没有完，彼此的心里还结着疙瘩。
南吉大被救上岸后，坐在知青包里，边拧湿衣服边烤火，嘴里还不服气地嘟嘟着：“一会，你看看我，我给你们游两下。”
我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差点淹死了还嘴硬，就呛他：“小子！你有种，你游哇？”
他不吱声了，片刻，他又说道：“行了，咱们这就算哪结哪了。你们打伤了我，上满洲里治病的钱你们不用给了，你们救了我的命，这就扯平了。”

               救回马群反被诬蔑

       我放的马是公社配种站的马群，那是公社从四个生产队抽来的骒马。因为要配种，一个队送来多少匹，然后凑在一起统一管理，一共有200多匹。这个马群里有两匹儿马子，就是种马，配种站也就是用这两匹儿马子通过人工授精来给骒马配种。我和一个叫喜德的马倌负责放那些马。
这个马倌喜德，也是下边移民来的蒙古人。他当过兵打过仗，是在辽沈战役中参加过大虎山战役的老兵。他好喝酒，出去喝酒一走就是几天几夜不回来，这200多匹马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管。
这个马群是四个队凑来的，不好管。我把马群赶出去到河边饮水，正饮着，碰上别的队马群也来饮水，那边的儿马子一嘶叫，这边的骒马就往他们群里跑。这一跑就混群了，不好挑，还得赶回公社，那里有圈。套一匹就往圈里送一匹，一匹一匹往出挑。一个队一个队的都不一样，很麻烦。各队凑来的马它也不合群，就找他们自己的群，找他们的儿马子。这样的事有过一次两次还可以，多了总混群人家就不乐意了，就很烦。
到了9月末10月初时，我看这马也不好放，就坚决要求不放马了回去放羊。要回生产队放羊，你得找一家要你的，谁要你放羊啊？后来我就去了寅登家。
大概是1969年的10月5日，我在公社找到了皮裤，在卫生院换的衣服，准备去寅登家放羊。还没去时，就想先熟悉熟悉他家的位置，找找包在哪里。
那天我就往他家包的位置走，走出去有十多里地时正好碰上了克尔伦队的马群。我心想：这是喝完水要去吃草了。这时也就是下午2—3点钟的样子。那天是阴天很暗的，有点要下雨或是下雪的意思。
这时我看见了一匹带绊的马，也在群里跟着走，我把马绊给解下来绕到了马脖子上就走了。去找寅登家，走到说好的扎包位置时，一看包不见了，我出来赴空了。那里离公社也有60多里地呀，我心想：“这空空荡荡的草原，我可怎么整呢？”虽然天还没黑透，但是已经开始有起雪的意思了。
这时，我就想起再往南的20多里地，有一个乌力吉吐队的蒙古包。我就赶紧往那儿走，想在那儿过夜。赶到那儿一看：坏了！包也没了，他们也搬走了。天也冷了，不知马上要下的是雨还是雪呀，这可怎么办呢？
这之前我碰到马群时，就到我们队一个戴着“民族分裂分子”袖箍的吐嘟申格包，他老婆给我拿了件雨衣，还是那种呢子的，我就披上了。这时天已经黑了，不能再盲目走了。我就把马打上绊，把马苫皮子解下来，马苫皮子就是骑马时搭在马鞍子上的那块皮子。我穿的是棉袄，不能让雨雪把棉袄打湿的，那要湿透还不冻死呀？于是，我把呢子雨衣一披，用马棒将马苫皮子顶在头上，躲在皮子下，就那么坐着抽着烟捱时间。那天是连雨带雪地下，我整整坐了一夜。
第二天，天亮了，我就去找那匹坐骑。天空还是灰濛濛的，能见度太低，找了好一会，雾濛濛中我看见前方有一个黑点，就奔过去一看，真是我的坐骑。我把马逮回来备上鞍子，骑上就顶着风往北走，准备回公社。
顶风回来走一段还是那个地方，又走了一遍还是那个地方，我就感觉不对了。是风吹得马侧着头走，走来走去就在那原地兜圈子打转转了。我想了想：算了吧，我也不管了，就让它随便走吧。因为我骑的是一匹骒马，也跑不动，这时雪正下得呼呼的。也看不清前方是哪里，就信马由缰地随它，也不知这是往哪儿走。
走走……哦，看见一群羊，我心里一高兴，想着附近该有人家了。到了近前一看，不是，是一片塔墩子，大草疙瘩。再走，前边怎么有个架子，这是哪儿的架子？也根本看不清。也不知几点了，再走。就又盲目地走，也不敢叫马快走。前边到了一片草甸子，这是哪儿的草甸子？这么平呢。再往西走……就不下雪了，再往前边走，发现有黑乎乎的一片。嗯，什么呢？牛群？我一打马就颠颠地过去一看：“嗯？这不是克尔伦队的马群吗？”这就是我昨天从公社出来时碰上的那个克尔伦队的马群。从昨天出来到我碰上的这个平甸子，按照天气不好，马边吃草边走来算，估计一天一夜得走70—90里。平甸子，这里应该是塔拉，快到边境了。再往前走走一看，有些马已越过防火道了。“往回打！”这个念头一闪，我就顾不上别的，冲上防火道拚命往回打马。我手里有套马杆，就从兜里掏出套马绳拴上，迅速套住了一匹好马，换下了那匹骒马。不是骑那匹快走不动的骒马了，这下我心里就有底了。顶着风，我拚命把马往回赶，可马还是不走，我就下狠心用马棒拚命地打，用套马杆子拚命地扎，这才把马群赶得离开了防火道……
这时我就听见一阵“踏踏踏踏”的马蹄响，见是一队边防军过来了。到了近前，一看是边防站的李德元一行人，他见是我，就说：“是你呀，任凤鸣，是你把马赶回来的？”
我说：“是我呀。”
他说：“我把望远镜摘下来让你看看。”
我说：“我看不出去呀。”
他说：“你好好擦擦，你再看看，有两挺机枪对着你呢。你要过去，就把你摁住了。”
我说：“我这不也没过去吗。”
就这样，我给队里救回来了将近800匹马。马要是过了境，通过外交渠道也许能要回来，但是只能要回那些劣马，好马人家就得扣留下不给，那公社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后来乌力吉图队的马群越了境，就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
我要过去被人抓住，不外乎有二种可能：一是死；二是当苏联的克格勃，被利用培训派回来当间谍。因为蒙古国是他的卫星国。
我为公社救回来将近800匹马，公社没有一点表示，额尔敦·陶和陶反而说：“他救马？差点当蒙修。”这话是外号叫小黑子的史幸福后来告诉我的，当时小黑子还和他急了。
“那蒙修是当的？”我心里不服，就憋着一口气，暗暗划算着，早晚要收拾收拾他。

           儿马子“汗蒸宝涝”

       我因为很喜欢马，公社有关马的活动我都喜欢参加。哪匹马好不好，哪匹马跑的快，哪匹马能跟吉普车赛跑，哪匹马哪年在西旗跑第一，都是我刚下乡时额尔敦·陶和陶告诉我的，他知道。
1968年9月初，秋天打马印，我虽然有套马杆，但当时的套马技术还不熟练，也就负责摔马驹子。摔马驹子，就是把马抓住，用腿一拌把马摔倒在地，拉住马头坐在马身上，烫马印子的就用烧红的烙铁，往马屁股上烫，这就是打马印。有一天，当他们套住马驹子，我抓住正要下拌的时候，一匹大骒马——马驹子它妈突然奔过来，照着我就是一蹶子。我是在马驹子的背面，一闪念的工夫，本能地蹲下身躲开了。这一蹄子没踢着我，却踢中了马驹子的前腿，一下子就把马驹子前腿踢折了。过后想想都害怕：这一蹄子要踢到我的脑袋上，那脑袋也就开瓢了，真捡了一条命。
这匹骒马就是从“汗蒸宝涝”群里出来的，“汗蒸宝涝”是一匹青色的儿马子。“宝涝”，蒙古语就是青色的意思。这匹儿马子非常护群，非常护骒马和马驹。
1970年6月，有一天刮北风时，马群往南边吃草去。刮北风马群就不时地往回甩头，这个季节苍蝇、蚊子特别多，不断地往马头上糊，有风吹回头甩苍蝇、蚊子就咬不着。那天半夜12点了我才回包里睡觉，睡了一会觉得天就要亮了，就起来看马去。骑的马还不太好跑不快，这时我就看见灰蒙蒙的天际边，一个拖着大长尾巴的东西，往一匹躺在地上的马驹子身上不断的扑咬。骒马围着小马驹身边绕哇绕哇，急得团团转，并“叮当”地抽准踢那东西。突然，只见“汗蒸宝涝”像疯子一样地跑过去，“当当”地就是几脚使劲踢那个黑东西，我一看是只狼，就扬起套马杆子打马便追。可惜我的马太慢，离那马驹子还有三百来米远，没有赶到狼就跑了。
1970年10月的一天，我骑的就是儿马子“汗蒸宝涝”。这儿马子有一个怪脾气，你骑它套马，套马杆甩出去，不管你套没套住，就开始往后坐杆。它不坐杆，你就能把套马杆往前一送，就能勒到马的细脖子。它一坐杆，你这套子就勒到马的大脖子与肩部位上了，人有再大的劲也没有马劲大，结果它这一坐杆，就把我拽下去了。我一看不好，顺手就把马杆子往前一扔，人就掉到地上了，腿也不敢动了，“汗蒸宝涝”还站在那儿等着我。这时我就觉得腿疼，前半个胸也疼。疼也得上马，我就把儿马子赶到一个坑里，就着坑沿才爬上马背。饮完马，我就到公社卫生院开点止痛药吃，那时也没有别的办法。骑马都是左腿先登马镫，可那些日子我左腿上不了镫，还得登着勒勒车或粪堆才能上马。马也不敢骑快的，就挑那些慢的老实的骑。
发现我情况不对的是公社粮站的李振义，他是公社的革委会委员。发现我每天得踩着勒勒车或登着牛粪堆才能上下马时，他才问我的。当时各公社好像对贫下中牧有一笔救济，我们公社给了5个，一个队有一个，还得有一名知青代表。李振义在会上一说我的情况，大家也就没说啥，就给了我50元钱，相当于困难补助了。
前些年我拍X片检查时，发现左边的肋骨、软骨全部摔坏了，都是损伤性、陈旧性的骨折，这就是30多年前造成的。可当时根本看不了，就是自己咬牙忍过来的。

任凤鸣（右）1969年7月下乡期间回家探亲与家人合影

         

                  知青之苦

       我们下乡是不开钱的，都是挣工分，平时用钱就向队里借，就是借钱花。年终时再一起分红，借了多少钱从中往回扣。队里规定：放羊三个人18分；放马两个人21分；放牛三个人18分。
跟额尔敦·陶和陶关系好的，有能耐的就可以多借点。没能耐的，就借规定的一个月：男的12元，女的14元。我下乡三年半，就回过三趟家，只分过一次红。从1968年7月下乡到1969年1月，四个月分了20元钱，这个给我了，后来就没有算过帐。我还算好的，最后没有欠队里的钱。天津知青陈连寿干了那么多年，不但没有分到红利，到了海拉尔毛毯厂后，大队会计给厂子写信，说陈连寿还欠队里一千多元钱。我走时没算帐，队里应该欠我的，否则，他们会给我写同陈连寿一样的催款信。
我们刚下乡时，是满洲里知青8个人、天津知青4个人，公社给知青单独扎了12个包，里边还有小床。这些包和床，都是国家拨给下乡知青的。后来公社说是支持天津知青孙海麟他们成立乌兰队，给他们拿去用了。还从我们各个队抽调了马、牛、羊，支援他们。
1969年，中秋节的那一天，我赶着200多匹马到天津知青洗羊池子那儿饮水去，饮完马我就过去了。看见他们有十六七个人在两个包里待着，我就喊他们：“哎！哥们，今天过节了，不吃点啥呀？”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地：“吃啥呀，也没钱哪。”他们的脸色都不好看。
“哎，我这还有点。”我掏出30元钱给他们，说：“你们离公社近，买点月饼买点酒。30块钱看看咱们多少人能买几块，牧民不过这个节，咱们就买点月饼、酒吃。”我又说：“我昨天刚杀了一只羊，我去拎两个羊腿来。”

跟他们这些天津知青比，我当时的年龄比较大，他们才十六七、十八九岁，我都21岁了。买来酒后，包里也没有杯子，我们就拿着酒瓶，对着嘴“吹”。你一口我一口，那时就是这种环境，想讲究也不可能。喝了酒，我就来了段顺口溜：“中秋节，月儿圆，我们坐在包门前，紧紧摸着衣服口袋，兜里没有一分钱。”

大伙儿听了我的话就掉眼泪了。
我就这样把大伙的情绪挑起来了，他们也开始说了：“从天津到西旗，路途多遥远，离别了家乡，告别了父母来到西旗插队落户。”后来又有人说：“望山高入云，望水水东流。亲人何日才能相逢，往事记在心头。”“昨夜里，我梦见妈妈坐在我面前，紧紧贴着我的小脸，泪水沾满胸前，儿呀，你以前多胖圆，现在瘦的可怜。急忙睁眼仔细地一看，原来梦中相见。”这就是我们那天用顺口溜编的插队歌。
额尔敦·陶和陶对我们知青就是这样刻薄。他让我去放马时，只给了皮裤、毡疙瘩、帽子，蒙古袍却没给。我当时里边就是秋衣，外边穿着一个黄棉袄，扎着一个腰带子。冬天放马一出去就得好几个月，他只给我12元钱。
我问：“马群在哪儿？”
他说：“马群在阿敦础鲁。”
我说：“阿敦础鲁离这儿90里，粮食怎么拿？肉怎么带？”
他事先也不安排好，就说：“先吃他们的，吃完了再说。”
我去了半个月就冻感冒了。没有蒙古袍，只穿着小棉袄根本不行，那是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
冻得受不了我就跑回来了。回来待了20来天，我又到嘎达家去放牛，蒙古袍才给我发下来，这时都一月份了。给我的蒙古袍还可以，分给我们队第二批来的天津知青那批蒙古袍的质量可就相当差了，袖子是山羊皮的，下边是山羊皮的，其它地方才是棉羊皮的。牧民穿的都是棉羊皮的，山羊皮的根本不抗冻。
在一次开会时，知青们就向原公社的党委书记、重新恢复工作的暖德拉反应情况：“发的是山羊皮的蒙古袍。”他就表示很惊讶：“怎么会呢？穿山羊皮袍子，这是第一次听说呀。”
当时我就说：“你看一看，你把他们叫过来看看是不是。”他不吱声了，一个刚刚被“解放”出来工作的人，他又能怎样呢？
我这个人就乐意叫板，爱钻牛角尖，抓住不合理的地方我就跟他们干。后来我在知青中就算是个“刺头”，大家都很依赖我，叫我“鸣哥”，有事就给他们做主。

                 与狼较劲

        我们队里马少羊多，比白云乌拉队能少二三百匹，但好马多。有个老马倌叫额仁钦，他会调理马，所以我们队就出好马。过去他给人家放马时，一年要一个驹子，这是给他的报酬，积累起来自己就有几匹马。“文革”开始时，就根据这个非把人家划成了牧主。

我就不服气：牧主都是不劳动靠剥削牧民来生存的，是不劳而获的人。而额仁钦是个马倌，天天放牧，凭着自己的劳动积攒点家产，这也成了牧主？那个年代竟是这种自相矛盾的事。他有一个单筒的望远镜，我们刚到草原时总和他在一起，还看到他用过，后来竟被额尔敦·陶和陶拿去霸占了。
额仁钦调理出的一匹好马叫“查干花”，“查干花”5岁时在全旗赛马比赛中跑第一。1970年7月1日，公社开那达慕大会，它又是第一名，当时已经是9岁的马了，是非常有名的一匹好马。我当马倌时归我骑，有一次我骑着“查干花”时遇到了一条狼。
夏天，牛、羊要在河边放牧，马群放的远一些。那天我的马群跑出去有80多里地，碰上一条狼，它又想掏我的马驹子，被我撞见了。
我骑的正是“查干花”，心里就有底了。我把马肚带调理好，套马杆子整理好，刀子也准备好了：“追！”骑上马我就开始追。
那狼因为吃不饱挺瘦的，被我追得“呼哧呼哧”实在跑不动了。它也很奸，就往边境线上跑，我看见狼跑过防火道，就不想追了。可没想到，它也不跑了，回头坐在那儿有点挑逗性地瞅着我，那意思好像就是有意地在气我。这把我气的，骂了一声，我又踢马：“追！”

没想到我敢越过防火道追它。在防火道上它边跑还边回头瞅，我就继续追。追得它“哈哧哈哧”地跑进了一个大沟塘子，里边都是塔拉棵子、大草墩子。这就坏了，我的马迈不开腿，它就躲到那里边，这回没动静了。我一看没辙了，只好无功而返。不然的话，我就想：宁可让外蒙兵抓过去，我也非追上它，弄死它不可。最后回来时才发现，我越境过去追了它足有三里多地。

             我在牧区的三次打人

       收拾额尔敦·陶和陶，是我一直憋在心里的计划，第二年的春天终于让我得着了机会。那天我把额尔敦·陶和陶按到牛粪堆里一顿暴打，打得他鼻青脸肿。
这还是由两件事引起的：他这时已经不是生产班子了，把他撤了。但运动中他整人狠，还有余威，大家都很怕他。他有两匹马，这时给谁都不敢要。
他原来整的那个马倌哲波格，没查出什么问题，还得回来放牧。这时我俩就在一起放马，那天，我就问他：“额尔敦·陶和陶那两匹马挺好的，你敢不敢要？”
他说：“不敢要。”
我就用蒙古语骂他：“是‘敖机够’家么，熊玩意，真是个‘堆楞’。”我又激他：“我要那匹青马了，那匹灰了巴叽的你要不要？”他被我一激，也来了勇气，就说：“我要！”
其实额尔敦·陶和陶那两匹马也不是特别好，比起我的那十匹马差远了。但是我就想找茬，跟他较这个劲，别人怕他我不怕。
我俩说完，我就到马群去转，“嗯？”怎么不见青马了？心里想：我几乎天天在马群转，怎么有两天没有看见青马呢？再一想：噢，对了，那匹青马这两天一直在他家院子前边拴着啃草，一定是他给抓去了。于是我就拿着刀子去了，到那把他的马绊给割了，绳子也割了好几节，我还拎回来一节，把马就牵回来了。
不久他就找来了，说：“那马你牵回来啦？”
我说：“啊！我的马我不牵？”
他说：“这，阿迪亚答应给我的。”阿迪亚是我们新上任的队长。
我见他找上门来，就破口大骂：“放你妈的屁！阿迪亚竟能把我的马给你？就像你的老婆随便给人一样？”
“你骂人？”
“骂人？！我骂人是轻的，今天我他妈就揍你！”说着我照他脸上就是一拳，把他打了个跟头，接着就照他的屁股一阵连踢带踹，一阵暴打，把他打倒在牛粪堆里了。
我为啥这样？我俩原来就不合呀。这几年他仗着是生产班子成员，负责运动，整人，处处与我为难，找我的麻烦，给我穿小鞋。如：有一次，我到公社去，马没有草喂，我跟他要草，他让我找队长去开介绍信。草原上有不成文的规定，马倌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草料都得给。他不给却让我去开介绍信，这不是有意刁难人吗？这些我都积压在一起了。现在你不但“偷我的马”，还找上门来“闹”？这一顿臭打，就让我把他打老实了。
有一天队里开会，他又说我破坏生产队的工具，有两个牧民也跟着附合。天津知青龙以明站起来说：“如果你不偷他的马，他能这样吗？”这是我后来听龙以明对我说的。
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去找那两个牧民争论，他们争论不过，我就送给他们两顶最害怕的“帽子”——排挤知识青年；搞反汉排外。之后，我又找了额尔敦·陶和陶质问，他不敢吱声了。我恶狠狠地警告他：“哎，小子，等着看吧！”他的脸吓白了，可能怕再挨打吧。
我在牧区一共打过三个人，再一个就是熊拉巴特，他偷我的东西。
有一天，我到勒勒车那儿的哈达柜里取东西，看见我的提包不知被什么人翻过了，东西被扔了一勒勒车。“哈达柜”就是马倌住的很小的蒙古包，在哈达柜里我有个提包，是带拉锁的，东西都放在里边了。
我在收敛东西时，发现那件黄衣服不见了，兜里还有20元钱。这是谁干的，当时有一个天津知青在我那儿住过，我就问他，他说：“我不知道，没看见。”我也只能自认倒霉，说：“没办法，我就认了。”
过了有七八个月，大约是1971年5月的一天，我看见一个人穿着一件黄衣服很像我的，我也不敢过去认，就叫我们一起的、外号叫臭油子的天津知青郭立青，我说：“臭油子，你过来。你过去好好看看，那个人穿的衣服，中间是不是个警察扣。那衣服扣子是你的，是从你的衣服上换下来缝上的。你过去看看。”他过去看了说：“是。”我这就肯定判定是我的衣服了。我就过去，一把抓住那个人的脖领子：“你过来，这衣服谁的？”
他说：“我的。”
“放你妈的屁。”我上去就是一拳，又给了他一脚，把他打倒了。他爬起来就往派出所跑，我就追。跑到了派出所，业喜出来看见了就说我：“你怎么又打人了。”
我说：“他偷我的衣服。”
业喜就说：“什么偷你的衣服，就许你有，别人就不能有了。”
“你问问郭立青，叫郭立青来作证。”
郭立青说：“是。”
派出所就把他的衣服没收了，问他：“你这衣服哪儿来的？”
他说：“我弟弟上西旗买的。”派出所又找了他弟弟审问，他就承认了：是偷我的。后来我又找了他弟弟，就问他：“你偷我的东西？草地最憎恨的就是偷东西，这还了得？”把他弟弟也叫我给打了一顿。
还有一个，就是公社党委副书记舍登扎布，也被我给打了一顿。
舍登扎布50来岁，1968年我看管牛鬼蛇神时，他就在那里。当时我没打过他，没动他一个指头。可是大约在1971年5月，那天我上食堂去吃饭，穿着我从家里带去放马时穿的平板皮袄。他从后边突然拍了一下我的脑袋，我以为他就是开玩笑吧，也拍了他一下。他却顺手一拽，把我的皮袄扣子拽掉了，我一下子就急眼了：“你干啥？怎么把我的扣子拽掉了。”
“那时候你看牛鬼蛇神……”他就不客气地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
我说：“我是看牛鬼蛇神了，我把你咋地了？我打你骂你了吗？你拉屎撒尿我不让你去了吗？再说是公社革委会让我去的。”他不吱声了。这下把我气的，冲进厨房操起菜刀我就要去砍他，做饭的老兰头一下子把我抱住了。管理员是天津知青叫边平志，他就把菜刀给我抢下去了。我不解气就抓起一撂碗砸到了他身上了，“稀里哗啦”碗都碎了一地。我还不解气，又“哐哐”几脚，把坐着的长板凳腿踹折了。我穿的是皮靴，也有劲。操起板凳腿，管他身上屁股一阵狠揍，打得他“嗷嗷”“吱哇”乱叫。正好一个叫刘小虎的天津知青过来了，斥责他：“怎么，你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哪？”
我说：“我不管他翻不翻案，他拽我就不对，我就揍他。”
过后才知道，他还是我一个好朋友的舅舅，这让我心里也很不好意思。
后来他还对我挺好的，在食堂再碰上时，他还给我打过饭。我想：可能是经过我朋友的从中解释斡旋，对他说：“你做的不对，这个知青很讲义气，是讲道理的。”这样我们才冰释前嫌，握手言和，也算不打不相识吧。

              打抱不平得罪权势
       

       从性格脾气来说，我这个人还是挺讲义气的。我看不惯那么鸡鸣狗盗的事，看到了就想打抱不平。我们马倌被额尔敦·陶和陶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抓起来后，我在公社看牛鬼蛇神时，就给他买过糖、梨之类的，他念念不忘地对草地移民韩福成说这事。
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我当时太重情义。
那是1969年二三月份，我们队有两个男知青在吉卜曾家放300多头牛。一个是天津知青姓张，一个是满洲里知青姓商。那天他们没看住，牛群跑过了防火道，从防火道到边境线还有200多米的距离。他们眼看着牛群过去就没辙了，不快去赶回来，却急着跑来找我：“你看我们的牛跑过境了，怎么办哪？”
我气不打一处来：“你就去赶过来呀！”
他们说：“赶不回来呀。”
我急眼了：“有啥赶不回来的，你们给我看着牛，我去赶。”
当时我正在嘎达家放牛，骑上马就急奔过去。轮起马棒又揍又削，用杆子扎，一顿忙活，就把牛赶回来了。那些牧民老乡可到好，就守在防火道这边等着，我赶回来一头，他们就往里边远处撵一头，赶回来两头，他们就撵两头，就是不上防火道，不过境来赶。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他们不过境来赶，是怕摊上“叛国”“投蒙修”的罪呀。只有我这个“傻狍子”才敢为了国家财产，不顾个人安危越过防火线赶牛啊。
我不得不承认：人家都奸，只有我傻呀。
公社开始洗羊了，就在河边上盖了两个洗羊池子，抽来十六七个天津知青，扎了两个包负责洗羊。水池子里放的是“敌敌畏”之类的毒药，队里也不告诉他们。洗羊时，把羊一群群地往池子里边赶，经过有“敌敌畏”水洗过的羊，身上不着蛆。知青把羊往池子里边赶，有的羊不进去，赶不动时知青们就脱了衣裤，只穿着裤衩站在池子里往里拽羊，他们也不知道这毒药是伤身体的。
洗羊工作结束后，知青们就没活干，被扔在那儿没人管了。大队就给知青一个人一个月12元钱，待着也得吃饭，烧的也就是在附近捡牛粪，捡来捡去，周边的牛粪是越烧越少了，人得生存哪。开始还行，可待了20多天后，吃的盐没了，肉没了，钱也没了。没有吃的，生产队也不管。
那天，天津知青王朝津正好赶羊去河边饮水，我就给他们出主意：“抓羊吃。”生产队的羊，抓羊是要生产队批条子才行，没有条子抓就是偷。趁王朝津在包里喝水的工夫，天津知青朱建国就过去，到河边的羊群里抓了两只短茬的羊，偷着杀吃了。
后来这事暴露了，派出所的来调查，就找郭立青问：“知青偷羊，都谁吃了？谁宰的？”
郭立青就说了，但他没提我。
这事是怎么露出来的呢？原来他们把羊吃了后，羊皮给了满洲里的知青李春茂和王斌，他俩拿到手后挺高兴，不成想就说出去了。大队知道后就说知青偷羊，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就来查了。
派出所的警察业喜认为：知青一天不好好干活，还打架。开会时，他就上纲上线的无端指责。
我听了就不服气地说：“偷的轻！”接着又说：“你们看看知青们吃的啥，住的啥？知青要是你们的儿女，你们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你们这样做，不是破坏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部署吗？”我一顿上纲上线，他们都不敢吱声了。
我们公社的情况就是这样，很不正常。更甚的，就是我们队了。
关于对知青排挤的事，其它公社也存在，我听说的，比如：杭乌拉公社的团结队。

知青廉凤喜在牧区

              

             大闹草原的知青

       说到知青后来经常与当地人打仗，其原因：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有；人家不欢迎我们也有；知青自己的问题也有。说两个例子：
大约是1970年的3月，白云乌拉队的廉凤喜从天津回来，队里让知青去堆牛粪。所谓的堆牛粪，就是把冬天放牛、晚上牛回到蒙古包，这一道上拉的粪，把散在周边的往中间传传，中间堆上一个小堆作为标记，表示这牛粪已经有主，别人就不能动了，这是草地牧民间不成文的规矩。
乌力吉吐队的赶车老板叫拉王，去把廉凤喜他们堆的牛粪用叉子挑拨挑拨，做成他的记号，就成了他的。廉凤喜、陈连寿等知青就不干了，去找他：“你干啥动我们的粪？这是我们知青堆的。”
“哪是你们知青的？”拉王说着，拿起羊粪叉子就上去“啪”地一下子，把知青给打了，打完他骑马就跑了。
廉凤喜、陈连寿、沈少义就不干了，他们上公社去找拉王，他不服，几个人由争吵就动打起来。知青把他打了，家的玻璃也给砸碎了。
5月的一天，队里把几个知青调到别处去干活后，旗公安局来辆小车到大队，把廉凤喜以“打砸抢”的罪名抓起来。其实是沈少义打的人，廉凤喜却把事揽过来的。但这事的起因是拉王挑起来的，他来抢夺知青的劳动果实，谁对谁错很清楚，但西旗公安的却不分青红皂白，反而抓了我们的知青，蹲了6个月，1970年11月才放出来。
赛汉塔拉公社知青也和牧民发生过争执，是知青把牧民打了。公安的来了两辆小车要抓人，但知青们聚来100多人。他们一看人太多，怕事闹大没敢抓。而我们队呢？是把多人调开了，只剩下廉凤喜留在队里给抓走的。我听说后，就给他们出主意：骑马去北京告状，我就不信告不赢，理在我们手里。可是知青们心不齐，事不关己，没有迫害到自己头上，都怕引火烧身。我认为：在牧区迫害知青最厉害的就是克尔伦公社。
在2017年出版的《情系巴尔虎》一书中，原新右旗知青办主任刘庆春在他的《四十九年前的回忆》一文中，就承认：“也有知青到西旗知青办告状的，主要是下面公社安排的不好，知青意见很大闹得厉害。如克尔伦……”
我返城以后，剩下的知青就不多了。走不了的知青因为下乡时间长，看到别人当兵、上学、招工、上大庆的都走了，剩下的他们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情绪就出现了很大的波动，精神状态也很坏，很多人就开始破罐子破摔。许多知青开始作妖，有的作妖响声很大。
1973年的一天，外号叫“土联动”的天津知青陈连寿，跟当地卫生院的小蔡下棋，小蔡是从河北省枣强县来到草地生活工作的汉族。他俩下棋，旁边就有一个鞋匠扒眼给小蔡支招。鞋匠就是在牧区做靴子的人，也是汉族。陈连寿本来就下不过小蔡，有人多嘴支招就很烦，便连推带搡地撵他：“我本来下不过他，你别在这儿多嘴。去去去，河边无青草，哪来多嘴驴。”一来二去的两人从逗嘴开始，说着说着就急眼打起来了。
这时的陈连寿正因为许多知青都走了，自己还在牧区没有出路，心里不平衡，气也就不顺，有人一惹，憋在心里的暴躁脾气就炸开了：“我他妈的拿汽油瓶子把你家给点了去。”没想到他真就拿着瓶子，举着菜刀，骑着马就去了。其实他瓶子里装的不是汽油，而是一瓶酒精。
这时候，派出所的指导员曲德格看到他举着菜刀、拿着汽油瓶子骑着马去了，还以为真要放火。这可不好，赶紧跑去叫人，急中出乱，他“扑通”一声摔了个跟头，把胳膊还摔断了。
陈连寿跑到鞋匠家，把他家锅砸了，大酱缸也给砸了，溅了鞋匠一身红乎乎的大酱，鞋匠就边往外跑边喊：“他打得我满身是血呀！”
就这样，派出所把陈连寿抓起来了。也没审出别的问题，蹲了两个月拘留就放出来了。从拘留所出来，陈连寿没吃没喝的，就去找旗政府：“可怎么办哪？也没有钱。”
原旗革委会副主任、安置办主任高志超说得让他吃饭哪：“给你点补助吧，写个条。”
“写啥呀？写蹲拘留。”
“你别写蹲拘留，就写生活困难，给补助点钱。”
后来鞋匠家被砸碎的缸，也是由安置办赔的。             

            文革中的极左事件

       我的同学、与我一起坚决要求下乡的7个人之一王佩江，他到牧区后被分配到赛汉塔拉公社。
有一天，上旗里去开会住在学校里。黑板上就有人闲着没事乱写，有人写一段语录，再擦掉。有人乱写“打倒刘少奇”，就有人乱划打叉。王佩江在黑板上也写了个俄语单词“达罗义”，俄语的意思是“打倒”。不知怎么后边又有人写了“毛主席”，在“毛主席”三个字的前面有“打倒”，这还了得？有的知青学点俄语，便暗中告密举报到西旗公安局，公安局就认为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王佩江就被稀哩糊涂地关了几个月。这是典型的知青之间互相谄害的事件。试想，不是内部举报，就是真的写了，西旗当地的也无人认识俄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事。况且，“毛主席”和“打倒”是两个人写的，两样笔体，西旗公安局硬往一起生拉硬套。你说王佩江是反革命，别放啊，还是无理。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类似这样的事，在文革前我们班也出现过，但学校与铁路公安段通过交涉也就不了了之。
另外，我想就是王佩江写了“打倒”，那个知青写了“毛主席”，这词也要发生词尾变化吧，否则文法不通，这不是栽赃谄害吗？
文革期间，我听说在1969年1月份，赛汉塔拉有个外地移民来的蒙古族妇女，她在公社革委会门前贴出了一条标语，“我认为刘少奇就是有功，你们就是整他。”贴出了“反标”，她也不怕，公开叫号：“就是我贴的，我等着你，在家等着你。”
派出所去抓了她。她不屑地“哼”了一声，说：“你们还有点用，姑奶奶在家等着你们呢，你们抓吧。”后来把她抓到旗里去了。
一个普通牧民，就因为写了条“我就认为刘少奇有功”的标语。就被抓捕入狱，蹲了那么多年。一直到1974年我听说还在监狱里边待着。

任凤鸣（后右一）1972年在满洲里市二中与同事欢送军训的王兴坤排长

              我的六大罪状

       因为西日布・扎木苏之死，我无端地受到了牵连。1980年我到齐齐哈尔上学，休假回来时，被西旗公安局突然抓到海拉尔，劳教蹲了两年零三个月。后来我听说额尔敦·陶和陶和田发禄也被抓了。额尔敦·陶和陶蹲了几年监狱我不清楚，但肯定在抓我的时候他还在监狱。
田发禄也被劳动教养，他的主要罪状是：“1968年‘私设公堂’批斗扎木苏，以至其死亡。”先不说我和田发禄的关系如何，从实际上讲，一个刚下乡的知青，有什么能力和资格“私设公堂”？而且当场还有那么多的牧民、知青、军代表，额尔敦·陶和陶是主持人，谁给他的权力？这不是笑话吗？
而他们在给我发的“通知”中，也罗列了六大罪状，通知书全文如下：
“西新巴旗公安局教养通知书决定
六八年任凤鸣下乡到西旗克尔伦公社，在额尔敦·陶和陶的支持下，批斗原呼伦贝尔盟政协委员、西旗政协常委西日布・扎木苏，在批斗中手段极其狠毒，以至其死亡，在批斗中采取的手段有以下几种：
1、烧其火炉，让其靠边站；
2、用铁丝系住其手腕，吊予在天窗上使其不能后退；
3、往炉子上泼凉水，水珠喷在他身上，至使烧伤。
4、拳打脚踢搧耳光；
5、往炉子里加炉（应该是“牛粪”，笔误）；
6、往炉子上泼凉水（这一条通知书中没有单列，包涵在第3条中）。
此情况属实，本人供认不讳，根据国务院劳教第一条第××款精神执行劳教三年。”
我对以上的罪状，除了“烧其火炉”“往炉子上泼凉水”“拳打脚踢”有所行为外，其它的内容纯属捏造，我不认可。而“属实”“本人供认不讳”更是与事实不附。西旗公安局仅在1979年12月找过我调查此事，我把会议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找过我核实此事。
1981年2月18日，西旗公安局的几名武装警察突然来到我家，将我抓走，口称到呼盟公安处还得核实，但到了海拉尔就把我送到劳改队，从此我便开始劳动改造。对于这些“在额尔敦·陶和陶的支持下……”以及六条罪状，我给予痛加驳斥。
为此，我们找过那天参加会议和了解情况的知青苗玉茹、彭雅杰、方淑桂、姚连照、毕力贡、俄仁钦等人，他们都出具了证人证言，加以佐证。但这些他们都未予采纳。几年间，我一再申诉都没有任何回音。最后申诉到中央人大常务委员会的法治委员会，给的回复为：“呼盟公安处：为了给四化培养人才，速把任凤鸣的问题给与落实。”在这种情况下，呼盟公安处又让西旗公安局重新复查，然而西旗公安局却以种种理由拖压。最后又因为没有人配合执行，我的事情又压了下来。
西旗纪检委在1989年看了我的申诉材料后，对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行为，是很多人干的。可惜现在找不着人了。

任凤鸣（左二）与满洲里市第五中学外语组同事合影

              我的后知青生活

       因为后期在队里我就是个刺头，在那儿就不服天朝管了。经常领着知青跟那些领导对着干，让我去开什么追悼会，我不去，让我去学习谁，我不去。他们想方设法想叫我离开生产队，恨不得我快点走吧，我就不走。比如：额尔敦·陶和陶安排我到乌兰格勒去种菜，我就不去，后来别人去了几个；扎兰屯师范来招生，给了三个名额，大家都争着去。公社上赶着给我指标让我走，我说：“当老师有什么意思，一天挨学生批，不去！”我就给拒绝了。
我因为敢说真话，对那些不公平的事敢说敢做，敢给大家做主。所以，我在西旗知青中是有名望的，有一定的号召力，当地牧民老乡也对我越来越好。
我下乡三年半，就是自己返城的。以父亲年老无人照顾为由，我姐姐去西旗给我办理返城手续，回来才找的工作。别人办手续、调户口都很费周折，我没有，办的特别痛快。就从满洲里这边写了封信带去，他们就把户口给我办好了。我知道他们恨不得我快走，快点离开。

任凤鸣（后排左）1983年与满洲里市五中外语组同事合影

       1971年11月25日我返城回家，待了一个月，1972年1月1日到满洲里市第二中学（原扎区二中——丹疆中学）上班了，教授俄语，因为我高中时的俄语基础特别好。1978年在满洲里市进修学校进修英语，结业后被分配到市第五中学教英语。1980年8月受满洲里市教育局的委托到齐齐哈尔师范学校进修英语（当时插到大二）。放假期间，被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抓捕到海拉尔劳教队（兼劳改队）教养两年零三个月。1986年呼伦贝尔教育学院在满洲里办了一个分班，我考入满洲里市俄语班进修深造，毕业后在市五中教俄语。1990年调入市职业高中，任呼盟广播电视大学俄语中专部教员。

1992年任凤鸣在满洲里市职业中学语音室教俄语视听说

      1992年10月，我来到俄罗斯联邦赤塔市，在第四中学任八年级、十一年级的华语教员，教学一年。当时在赤塔我是唯一的中国人教华语，很受市政府、教育处、家长及学校的欢迎。吃住都不用花钱，每月还给我发合计一千多元人民币的卢布。
我是怎么去赤塔的呢？这里面还有个故事。
改革开放后，满洲里口岸的国门打开了，中俄来来往往的经贸、旅游人员骤然增加。
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到老北方市场那儿去买菜，看见有一帮人围着看热闹，都在那儿笑。我就凑过去一看，是一个俄罗斯妇女领着一个小孩在那儿哭，小孩边哭边说：“妈妈，咱们快回国吧，中国不是人待的地方，都是骗子。”
围观的人听不明白，还在起哄，喊：“哎呀呀，看老毛子哭的多好看哪。”
我听到孩子说“中国人都是骗子”，心里就觉得不是滋味。我就过去拨拉他，用俄语问：“小朋友，你刚才说啥了？”
他不吱声，我就说：“你刚才说什么了？你能不能给我说实话。”
他就跟我说了：他妈妈腿瘸，带钱来中国要买中药，回去治病的。当时，俄罗斯人初来中国，不会识别五角五元，你给他五毛钱，他就当五元钱。他们买东西时让人给骗了，200块钱买点东西，给找回来的都是五毛钱。再用五毛钱去买药时不行了，钱不够了，娘俩就在那儿哭开了。那小男孩叫阿辽沙，十五六岁。我就问他：“还认不认识那个人？”他说认识。
我就领他过去，在离那个骗他的人不远时，他一指说：“就是他。”我问还有没有别人看见了，他一指旁边的人：还有他们。
我就过去对旁边那个人说：“是不是有一个俄罗斯女人领着个小男孩买了东西，找了五毛钱。”
他说：“有。”
我说：“你敢作证吗？”
他说：“敢。”
我说“好!”
我就过去，问那个骗钱的人：“你做什么了？找没找人家钱？”
他一看我领着那个俄罗斯小孩，心里就明白了，不耐烦地说：“不关你的事。”
我就问他：“你找没找？”
他态度很横，说：“找了，不关你的事。”
我态度也强硬了，说：“你再给我说一遍。”
他又说：“不关你的事。”
我说：“我告诉你，你再说一遍，我现在就给郑宝顺打电话。”郑宝顺当时是工商局的，正管着他们这些小商小贩。
我说着就要去给郑宝顺打电话，他一看就软了，赶紧说：“哎！别打别打。”就乖乖地把钱退给人家了。
那妇女见我把钱给追回来了，非常感谢，就很客气地对我说：“刚才孩子说中国人都是骗子，这话不对，还是好人多。好多人都不是骗子。”
我就对她说：“你该买啥药，你还是到正规药店去买。你用钱分清，中国的分就相当于俄罗斯的戈比，几毛就相当于几十戈比，你记住这个就行了。”
她说这样吧，我把我家的电话地址给你，我丈夫原来是后贝加尔的守备营长。现在已经不当兵了，分配到赤塔第四十中学当校长了，“你将来要有啥事，咱们可以联系。”
后来我在教俄语课时，就想到：我学的就是我的“俄语”，教学中还存在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要是能有外教来代代课，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以互换的方式，请俄罗斯老师来，换我出去锻炼一下，我的俄语水平定会有长进。于是我就想到了那一对俄罗斯母子，按照他们留的地址，给他们去了一封信，没想到真联系上了。就这样，通过她丈夫去找的赤塔四中校长瓦吉姆，由他们发来了邀请函。

1993年1月任凤鸣在赤塔列宁广场

       赤塔四中是1951年毛泽东建议成立的，是俄罗斯专门学中文的学校。
他们发来了邀请涵，没想到市教育局不同意我去。没办法，我去找当时的市委副书记遇金太、杨金山，他们答应用经贸护照放的我。这样我就办出去，在俄罗斯赤塔四中教了一年华语。在赤塔任华语教员期间，由于我勤奋工作，与俄方教华语的教员之间关系非常融洽，俄方的校长瓦吉姆和教育处的戈比旦曾多次提出希望我能留在俄罗斯定居，教孩子们华语。我也曾经动过心思，想留下来定居。因为“文革”给予我的打击是致命的，同时几年的上诉、申诉也伤透了我的心。后来又仔细想了一下，考虑到当时我出国的时候，市教育局局长、主管教育的副市长都坚决反对。因为得到了遇副书记和杨副书记以及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我才得以出国任教的。他们希望我回来后能重新任教，能够进一步提高当时学校整体的俄语教学水平。如果我定居在国外，就对不起他们对我的信任，等于把支持我的领导和同仁给“涮”了。于是，尽管我心里很矛盾，最后还是决定：不能答应外方留下定居、任教的要求，一狠心我就回国了。
回国后继续在职高任教。由于有了扎实的俄语功底，有不少公司、个人常找我帮助做翻译。1998年，我48岁时想下海经商，在职高办理病退手续，成了自由人。2002—2017年在辽宁省鞍山市居住16年，现居住在满洲里市，过着颐养天年的生活。

任凤鸣（前右二）1988年在呼盟教育学院外语科毕业与同学合影

任凤鸣（前排中）与满洲里市职业中学九0届俄专班学生合影

任凤鸣（二排右四）在满洲里市职业学院九二届俄专班与同学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