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宏观天下

       感觉小时候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天常常飘起大雪，大地银装素裹的，屋檐上挂着长长的晶莹剔透的水蜡烛，拿竹竿敲下用小舌舔一舔，似乎还有点甜。寒假中寒冷的早晨，我总是窝在草席下父亲用从乡下拿来的稻草作床垫铺成的床上的被窝中懒得起床，心中默默地数着年的到来。

       快到过年的时候，父亲都会打一锅浆糊，再拿来一些旧报纸，我用刷子将报纸涂上浆糊，一张张递给父亲，父亲一张张把它平平整整地糊在木制的天花板上和堂前木制的隔板上，然后在堂前隔板的正中央恭恭敬敬地贴上毛主席像，后来几年又多了一张华主席的像，顿时家中四壁焕然一新，一下就有了迎新年的味道。

       那时，有一句俗话说“大人怕过年，小孩盼过年”。在那个物资匮乏，买什么都要凭票的年代，我家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维持着一家五口的生计，后来母亲也做了点临时工以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可要买什么的全家也仅有父亲一人有票供应，日常的生活也是捉襟见肘的，因此过年对我们父母来说就如同过关一般，可“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父母总得想尽办法让我们的年过得比平时好一些。而我们这些小孩，少年不知愁滋味，过年了不用读书，吃好吃的，玩好玩的，还有一年到头都没有的新衣服穿，所以我们天天就盼着过年。

       每年过年前父亲借来一辆平板双轮车，我随父亲推着车到十六里外的母亲下放的父亲老家乡下，拉来爷爷在我家自留地里种的甘蔗和爷爷亲手制作的黄酒、豆腐干一些过年的食物，妈妈说，这些甘蔗爷爷是用菜饼作的肥，口感特别的甜。有一年家里也请了师傅来做冬米糖，爸爸把做好的冬米糖用报纸一条条包好藏在石灰坛里，接下来的日子我天天馋得“偷”着吃，父亲说“你吃吧，吃完了，过年时看灯”，而所谓的“看灯”就是现在吃光了，到了过年，没得吃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吃。由于家中仅有父亲一人有供应票证，而我们三个孩子随母亲家属下放都没有票证，因此过年其实我们也没有更多好吃的，看到别人家有肉吃，由此年幼的弟弟萌生出了“长大了一定要去杀猪卖肉”的中国梦。记得有一年堂伯送年节来，见我家没有鸡，他说：“过年了，怎么能没有鸡。”于是立马跑回女埠从家里抓来了一只鸡，这或许是我家过年第一次有鸡吃。后来条件稍好了些，年夜饭也丰盛了起来，爸妈每烧好一个菜，都一盘、两盘地数着，一家五口也上了十盘、十几盘的菜，鱼是必须要有的，但只能看不许吃，要留着，所谓的“年年有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年夜饭，回忆着过去的一年，憧憬着来年的日子更美好，尽说吉利讨彩的话，如果我们不小心说溜了嘴，父亲就会拿来草纸揩我们的嘴巴。

       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春晚，年夜饭罢父母也会陪我们打几副扑克，然后就早早入睡了。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们穿着崭新的衣服迎接新的一年。大年初一的早餐，我们吃泡饭，兰溪话说“suāfiá”，寓意“一年suā一fiá（一年赚一万）”，吃年糕，寓意的是“一年高一年”。

       大年初二便开始了走亲访友的大拜年，而用粗糙的草纸包裹成方正几何状，上面覆盖着红色招贴的鸡子糕、糖枣等传统糕点是当时走亲访友的必备，回礼的一般也是这些东西。曾听说有拿着这些糕点拜年的，几家转回来之后，最后提回来的依旧是当初自己送出去的这几包糕点。每到一家，主人会端出大鱼大肉招待你，而这些鸡呀肉呀一般也是过年时烧好的，之后吃了热，热了吃，一直要存放到了元宵。挨家挨户的拜年，叫一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七大姨八大姑，也会收到一角、二角或者五角的红包，不过转个身这些红包又都上缴给了妈妈。那会儿交通也不发达，有的地方还没通车，我们到乡下石子排妈妈奶妈家拜年都是走路来回的。有一次到永昌乡下拜年，没有了公共汽车，一家大小十六里路徒步走回了家。

       过年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放鞭炮了。从年前到正月里，大街小巷不时地响起“啪、啪”的鞭炮声，街头巷尾弥漫着一股股硝烟的香味。有一回妈妈奶妈家的舅舅来，带我上街买了好多鞭炮，我兴奋极了，心中不住地念叨着“舅舅真好”。买回来的鞭炮不是整串儿放的，而是拆开了解散了一个个的放。有不会响的哑炮，也舍不得扔了，捡回来，剥开来，就着硝药点上火，“咻”的一道火光，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硝烟味，十分的惬意。

       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黄湓的板凳龙舞进了老城，姚村的板凳龙也游到了溪西，有一年的元宵市政府还在中洲公园举办了盛大的烟火晚会，兰江两岸，火树银花，二龙翻腾，兰溪古邑，万人空巷，全城沸腾，人们个个洋溢着幸福欢乐的笑颜。

      

       如今吃的、穿的，玩的，日子过得天天如过年一般。过年，没有了大雪，没有了烟花，没有了盼头，也就失去了年味，剩下的只是家人的团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