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戍边我的马

一笑翁

我的戍边我的马

我一个生长在江南城市的学生，总以为与骑兵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没想到命运阴错阳差地把我与马联在一起，而且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周恩来总理号召知识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加强国防建设。

那年我15岁。第一次报名参军分配到大荔炮兵学校，因报到时生病和大哥劝阻而未去。翌年再次报名，终于如愿。这是穿上军装第一张照片，时间正好是1951年8月1日。

这次被分配到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军事训练一大队，学习机要译电。队部在甘肃榆中县一个叫邴家湾的小山村，这是大队部和总课堂，原是村里祠堂。

经过严格政治审查和八个月的军事业务学习，把我们这批稚嫩的学生，初步训练成有点像样的军人。这是我结业时的模样。

这是我们全班合影，我是班长，

前排中间穿呢子服的是队长和指导员（团级干部）后排右1是队部警卫员小高，他是与日军拼过刺刀的抗日战士。

当时新疆正在剿匪平叛，急需电台机要人员，抽调我班在内40名（男女各20名）去新疆。经过11天行军，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到达新疆后，我被分配到六军十七师，到师部机要科报到，连夜乘车前往奇台北疆剿匪指挥部

奇台县位于北疆准噶尔盆地东南面，东连木壘丶巴里坤，北接布尔津丶福海，都是哈萨克族聚居地，叛匪在这一带活动频繁。

那年我17岁。到指挥所机要组后，参谋长在大会上宣布，我们团来了一个高中生。我成了全团年纪最小丶文化程度最高的干部。

新疆叛匪多为哈萨克族，特点是骑术与枪法好，流动快速，且常裹挟整个部落妇女儿童一起流窜。所以剿匪部队全是骑兵，要以连排为单位分散追击，需要电台机要人员就多。

当时机要组共有二十几人，大部分随部队行动，定期轮换。在部队休整时，机要人员也全部回来集中学习整训。战时生活紧张而有序。

指挥所机要组只有三至四人，我一人最多时联络十二个电台使用十二套密码。白天部队行军，我们休息和学习，晩上部队宿营，电台联络，我们开始工作，收到各部队电报，译出后送首长，再将首长批复译成宻电发出，天也快亮了，部队行军，我们休息。县城没有电，通夜在油灯下工作。

1953年9月，剿匪平叛基本结束。部队整编为骑兵二团。机要人员都归属原部队，我和组长邢凤鸣却破例上调军区司令部机要处。

那时迪化市还没有高楼大厦，从市区就可看到那白雪皑皑的天山博格达峰。

回到迪化那天的日记：8月31日搭乘公安总队汽车，中午出发到达迪化已是深夜12时了。在车马大店住了一宿，第二天天刚亮，无线电广播声和车马声已响起，我醒来就感觉与奇台那清静空气完全不同了！？

人民广场上的检阅台。通过两侧岗亭就是新疆军区司令部机关所在地，这里原是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东西两幢苏式大楼，是当时全市最好的建筑。

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军二丶六军进驻南北疆，陶峙岳起义部队改编为二十二兵团（后改编生产建设兵团）伊塔阿三区革命的部队改编为第五军。部分地方部队和军政人员在国民党特务策动下，叛乱破坏，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任务繁重，十分不易。

当时党政军机要工作是合一的，机要处成了军区司令部最大的处。大楼二层军区首长外，全部是机要处办公室。这是留下难得的全处合影（三排右起第二人是我）

1955年实行军衔制前，党政军分开，机要处大部分人员调入自治区党委和区人民政府机关。在留下军区的少数人中，我是年纪最轻丶资历最浅的。

这是分家后的军区机要处国防台全体人员。担负与全疆边防部队的电台机要联络任务。新疆与苏联丶外蒙丶阿富汗丶巴基斯坦和印度（西藏阿里由新疆军区管辖）边防线长丶环境复杂艰苦，卫戍任务艰巨。

1956年5月，机要处长换人，新任处长以我有海外关系不适宜机要工作，将我调机关管理处。己任军务部长的原处长又将我调入军务部。

军务部的参谋与机要处年轻人大不相同，都是资历老经历战斗考验的。前排左起第一人梁德成科长，就是一位授于称号的战斗英雄。

调入军务部使我融入一个更具军质的集体，而我担任全军区实力统计工作，不但涉及范围更广，而且是机宻性更强的工作。

军事实力统计每月上报总参谋部，需由统计参谋带警卫员乘坐火车包厢亲送，新疆当时没有铁路，总参同意乘飞机自备武器不带警卫员。

1956年5月，我第一次来到北京，那时的首都风清气正、欣欣向荣，到处飘扬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这情境在记忆中伴随终身。

在国防部大楼交接完成工作任务后，回程绕道南京和杭州，离别六年回到家乡，家乡和我都变了模样。晚上，母亲隔床看着我说：”像个北佬儿了！”

1958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军委号召军官下连当兵。不论将军丶校尉，一律挂列兵军衔穿士兵服装，与战士实行四同（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劳动）期限为半年至一年。

当年7月，我作为第一批下放干部，来到驻库尔勒的骑兵一团。

我终于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骑兵战士。连里为了照顾我这个新兵，配给我一匹原来机枪手骑的走马（马匹有走马和跑马之分，走马在奔驰时较平稳）

马是骑兵战士无言的战友，我这才体会到战士们对战马的感情。他们与战马朝夕相处，训练时汗水同流，战斗中生死与共，他们心心相念，谈论的全是战马的话题。

骑兵由于运动快速和攻击力強，在冷兵器时代所向披靡。历史上蒙古族远征欧洲，元清两朝征服汉族靠的都是骑兵。進入热兵器时代，在机械化和连发武器不具优势条件下，骑兵仍然是攻击力极强的兵种。

骑兵作战最具杀伤力是马刀劈杀。在训练中当指挥员下达”冲击预备”口令时，战士们迅速拔出马刀，为了怕我们拔刀冲击万一堕马造成伤害，只好在冲击口令前补充一句：下放干部不拔刀！

尽管允许冲击不拔刀，但在全体冲锋时，经过训练的战马都会快速跟進，要想扼住甚至降低速度都是不可能的，这时候我们这些骑术欠佳的新兵，只有夹紧双腿丶听天由命了。

烈日下为你洗澡/深夜里为你添草/北风凛冽的日子里/马背上总是覆盖着战士的寒衣/谁说无言战友不会答谢/你听：/那响亮的马蹄答答声/就是最好的回答！

一一下连扎记

1958年，在大跃进中，为加快兰新铁路建设，调部队参加攻坚吐鲁番至乌鲁木齐一线筑路工程。

骑兵一团抽调一个连开赴工地。决定下放干部留下，经再三申请，我和同排葛敏同志终于批准随队同行。

吐鲁番盆地低于海拔154米，是全国最低的地方。铁路路基沿着盆地北沿修建，这里是著名的风口，工地劳动十分艰苦，昼夜连转加快進度。原剿匪时机要组长邢凤鸣（右）也来了，他在军区筑路指挥部。

那时尚未结婚的老伴潘蓉培也在军区筑路指挥部。离我驻地有五六公里，戈壁滩上太阳升起，远远地可以望见她们的帐篷。逢有休息，她会来看我，这时连里战士们便份外地热闹！

十月底，戈壁滩上夜间己寒风朔朔。筑路工程终于提前完成。为了纪念解放军的奉献，命名为八一路。

当年我们挥洒汗水的地方，如今已是新疆铁路枢纽中心的吐鲁番站，也是一带一路上的一颗明珠。

完成筑路任务后，我们连调往哈宻，抢建钢铁厂炉基。浇灌炉基水泥需24小时不间断施工，风雪中再次经受艰苦劳动的考验。

年底，军区将举办文艺会演，部里调令我提前回机关。朝夕相处半年多的战士们依依惜别。他们大部分是沙漠边沿甘肃民勤县的，此后三年自然災害时，家人许多被饿死。杭州日报曾发起为那里捐款种植红柳，阻档沙漠的侵蚀。

在军区和全军文艺会演中，由我作词创作的歌舞《我的小黑马》，充满连队气息受到好评和得奖。中央广播电台曾播出此歌曲，新疆《群众文艺》期刊作为封底刊登。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西线由新疆军区组成作战指挥部，由作战丶情报丶通信等部抽调人员，军务部派我担任战况统计工作。

西线地处高原地带，不宜大部队行动，作战主要任务是抜除印军入侵哨卡。参战部队由各师团组建加强营或加强连，战况变化迅速，部队来自不同建制，给战况统计带来空前困难。

战后，毛主席下达命令，将缴获印军武器装备和车辆，悉数归还印方，印军俘虏礼送回国。大批军械物资造册登记，特别是俘虏数目清点，不能有一丝差错。

为了向全世界及时宣布这一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举动，周总理亲自坐镇要求西藏军区和新疆军区连夜上报。我通宵与各参战部队反复核对，终于在天亮前园满完成任务。战后总结被记三等功。

1963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台湾军方掌握情报与我军实力十分接近，总参要求各大军区检查有无泄密情况。我的海外关系再次遭遇“信任危机”领导再三说明与我本人表现无关，将我改做部队管理教育。这是在甘肃秦安县参加征兵工作。

工作任务的变动，使我有更多的机会联系部队，踏遍边疆山河土地，体验戍边战士们炽热的卫国情怀。这是中阿边界瓦根基山口。

在边防部队检查工作，看到听到许许多多巡逻执勤或处置涉边事件生动的人和事。

沿着边界巡查时，常可看到外国边民的生活，近在咫尺而被界碑分隔。我们的行踪迅即会被对方记录上报，又使人感到边界的森严。

天山南北，塞外江南，无限风光。

新疆独特的自然和人文风貎，军营火热的生活实践，每每使我有表达和抒发的冲动。

优美的民族音乐舞蹈，激情嘹亮的军歌，军爱民丶民拥军的戍边情深，久久在我心灵中回荡！

我将所知所感记下来，写成通讯丶诗词丶散文，被《解放军报》《新疆解放军》等报刊采用，曾获得红旗稿件奖状。

我改编创作的话剧《风雪国境线》，在军区文艺会演中演出，受到好评並被新疆《群众文艺》刊登。插曲是剧本将喀喇昆仑山混同昆仑山，事关边界斗争，被外交部指名列入通报。虚惊一场。

这是《风雪国境线》演出剧照。我饰演哨卡指导员赵志刚。

1965年9月，我被派遣协助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乌拉太也夫，去吐鲁番农村参加社教（四清）运动，由于我不懂维语，为我专配了一名维语翻译。这是吐鲁番社教工作团全体。

我们住在维族土坯坑屋，在社员家吃派饭，与社员同劳动，晚间开会宣传党的社教政策。会场里早来的村民会翩翩起舞，一片欢乐。

我们为社员建了文化活动和图书阅览室，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这是维吾尔族农村最常见的驴马车，叫六根棍。在维族农村生活八个月，维族乡亲的纯朴热情，使我终身难忘。

1966年5日，“”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我们提前结束社教回到机关。

回到机关，即被调政治处任俱乐部主任。多年后，才知为了将我从军务部调出，在政治审查中以海外关系再加大哥右派分子，将我列为“内控使用”人员。

这是文革中的军区司令部大楼。文革期间几乎天天受到造反派群众的冲击。我因海外关系不能去”支左”，作为机关政治处留守干部，带着一名广播员，没日没夜地应付这种动乱场面。

1967年，文革两派出现武斗。军区司令部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我任队长，到武斗严重的哈宻等地，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

1969年9月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列入党章。我作为”内控”人员成为清理对象，妻子潘蓉培因家庭成份问题被取消党藉。11月，双双被复员回到故乡杭州。

在战争史上，曾经叱咤疆场的轻骑兵，随着军队现代化的進程，作为兵种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但他们的身影与功勋会永彪史册。我有幸与之结缘，在人生卷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