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帖重温》续四：往事不是梦（少兆）

同少之友

　　幽兰在山谷，本自無人识。
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
陈毅元帅《幽兰》诗

往事不是梦   作者：少兆

往事不是梦（1）：走进70年代的农村
少兆发表于 2009-11-2 

      1969年，我到安徽的一个穷乡僻壤插队落户。
      那是全国农村都实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政社合一。我插队的生产队，名叫大戴生产队，其实就是大戴自然村（1971年前分为戴前和戴后两个生产队，1971年后合并为一个生产队）。这是淮河南岸一个普通的村落。村民共二百多人，极大多数都是戴姓，同祖同宗，构成戴氏家族，只有少数外来户。
      70年代来了。我走进了70年代的农村，到了这个以“讨饭”出名的穷乡僻壤。广阔的田野，高高的蓝天，当地淳朴的民风，倒也能洗涤我胸中的块垒。
      我生长在大城市里，接受的又全是“形势大好”云云的教育，在下农村之前，还真以为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贫下中农早已都丰衣足食了呢！初到农村，听贫下中农说（地主富农是不敢随便说话的）：大跃进那阵，为完成生产任务，把整车的秧苗成把的插在田里，把箩筐底朝上来抬土，觉得不可思议；又听贫下中农说：60年那阵，村里饿死过七八十口人，尤感到非常惊讶。时间长了，听到看到的多了，才对70年代的农村真正了解了。那是农民出勤不出力的年代，因此工分不值钱。即使家有3、4个壮劳力，秋后分红所得也有限：千把斤粮食加百把元现金，算是好得不得了啦。原来，人民公社不是金桥；贫下中农也远没能丰衣足食。
      70年代的农村，确实称得上是“穷过渡”时代的农村。那一场使全国都陷入混乱之中的政治灾难，其影响当然也深入到穷乡僻壤。但农民并不真正关心“谁当皇帝”，因此受“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的影响相对较少。贫困，使农民热衷于摆弄自己的自留地，热衷于养一群老母鸡，――这在当时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公社或大队经常会来人“割尾巴”。贫困，使当年的农民也出去打工（或乞讨），大戴村就有一群农民到江西当了烧炭工，――结果惨遭老板和包工头的剥削，弄得食不果腹。贫困，使不少农村青年娶不上老婆（尽管女方的要求其实并不高，不过是一套自己制作的家具加几件新衣服而已），大戴村的好几个青年，后来都与逃荒而来的“川妹子”结了婚。客观的说，农民本来就弥漫着小农意识，村里邻里争吵与妇女骂街不时可见。贫困，使得农民更加斤斤计较，我亲眼目睹过一场家族械斗――钉耙、铁锹、扁担、锄头的一场混战，真象电影中农民暴动的场面。
      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70年代江淮流域的农村。我在那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历时9年。由于我干活肯出力，又从不斤斤计较，我和农民的相处倒是非常融洽的。我和他们一起干活，学他们打着秧号――“大米好吃秧难栽，小麦好吃磨难按”；和他们一起歇息，听他们讲当地的民间故事，如朱元璋的传说――“迎风撒尿”“枯井藏身”。闲时，农民们很喜欢到我的茅屋里来，聊天、下棋，有时还送些蔬菜瓜果给我。农民有时很慷慨，有一次我得了疟疾，一位农民大嫂给我喝了一碗在当时农村属非常珍贵的白糖水。我还在乡下，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了二次春节呢！

（附言：看了戴总的《往事如烟》，很受启发。确实，“朝花夕拾”并不限于对虹中生活的回忆。自从1968年，“同少”风流云散以后，四十多年里人生各有千秋。当我们重新团聚时，朝花夕拾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你了解同学们，也让同学们了解你”的平台。因此，不用犹豫，大家都写些这一类的回忆吧。正是出于这一想法，我决定发一组总题为《往事不是梦》的回忆短文，献给“朝花夕拾”作为补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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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2）：我和知青部落

少兆发表于 2009-11-3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是一个红色的时代。生长在红色时代里，中学毕业生也只有一条红色的出路――上山下乡。当时的农村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城镇知识青年，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知青部落。
大戴生产队的知青点，有5名上海知青。最早到大戴插队的，是我和我校的另一个67届高中毕业生。后来，增加了三位来自上海长宁区的知青。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深入，还加入过一些来自蚌埠市和临淮镇的知青。应该说，大家相处还算和睦。
公社召开的社员大会和知青大会，使得分散在各个生产队的知青们有了相互接触的机会。大队也会组织一些知青集中学习之类的活动，同一大队内邻近村落的知青，聚会与谈天的机会当然就更多。熟悉之后，知青们常在各生产队（各村）间互相来往，渐渐就形成了知青部落。当时，我们公社有上海知青二百多人，光是我们大队就有三四十人。1971年初，知青部落就已经初具规模了。
1971年8月，县里要在知青中招工了。这是自有插队知青之后的第一次招工。消息传来，知青们兴奋起来了。原以为插队就意味着要在农村落户，孰知还有重新转为城镇户口的契机。于是，在广阔天地里累得脱了一层皮的知青们，收起了豪言壮语，很现实地多方钻营，力求离开农村去当工人。
就在这第一次招工时，贫下中农就公认我“表现最好”，一时间我似乎成了最有可能上调者。我自己倒很清醒，知道自己是所谓的“黑五类子女”，又曾经在看守所蹲过，上调根本无望。我作了一个宣言：“等全公社二百多个上海知青都走后，我最后一个离开乡下。”很快，这一承诺不胫而走，传遍知青之间。我不再是上调中的竞争者，与知青们的关系自然就好处多了。大家觉得我达观，其实我有我难言的苦衷。
城乡差别客观存在。此后，上调――招工、招干、招生、参军等，就成了知青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时不时的上调机会，平添了知青部落的活性。1972年到1976年，是知青部落兴旺并活动频繁的时期。每逢上调，知青们一场混战，几个幸运者走了，剩下的累得筋疲力尽。我把上调置之度外，省却了不少精力和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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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3）：碾桥小学
少兆发表于 2009-11-4 

      1974年，公社安排我当了民办教师，这似乎是公社给予我的归宿。
      我欣然从命。我当了碾桥小学的老师。我的教学生涯，就是从当村童的启蒙之师开始的。
      当时的民办教师，县里每月发6元钱津贴，此外仍由生产队按出勤日记工分并参加队里分红。生产队不再按整劳力每天给我10分工了――最少的时候，每天只给我记5分工。我并不计较，也并不在意，只是为了节省开支――从此戒烟，不再吸烟了。
      第一学年，就在大戴村村内任教（那是碾桥小学在大戴村的一个复合班，由1－3三个年级的学生组成）。队里的一座空仓库当作教室用，课桌和讲台都是用泥土垒成的，孩子们要自己带着小凳子来上课。比现在希望小学的办学条件还艰苦呢！我不仅当班主任，还把语文、数学、常识、美术等课程全承包了。我对所有的学科都教得很认真。那一年全国都大搞“批林批孔”，我自己并不热衷于此类运动，但却还是认真指导了小学生的批林批孔――因为这是我教学内容的一部分，至今我还保留着一本当年小学生批林批孔的作业集。
      第二学年起，全体师生都集中在碾桥小学本部上课了（不再在各村设班），我从此天天到碾桥小学教书，似乎也算是得其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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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4）：知识开始改变命运
少兆发表于 2009-11-5

      我下乡的第八个年头，十年动乱结束了。又是一年以后，恢复高考。
      我不想叙述高考过程中的经历。在经历过又一次坎坷遭遇之后，1978年我还是上大学了。我见证着知青部落兴衰的过程，大戴知青点的知青在1978年以前已经陆续的上调了，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我走了，大戴知青点也就不存在了。虽然走在最后，我并不遗憾，因为我觉得我走得最好。
      都说知识能改变命运。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命运将会开始转变。
      “同少”中在1978年上大学的似乎不很多。听听那个年代大学的状况，大概也有些兴趣。那是正在拨乱反正的年代。拨乱反正中的大学，和现在的大学有许多不同。单说班级的组成，就大不同于现在的大学。我们这一届中文系（78中文），共有52位同学。年龄最大的是66届高中生，已经32岁（1946年出生），年龄最小的是当年应届毕业生，才16岁（1962年出生）。考分也参差不齐，包括我在内有3人的考分是足以进复旦大学的，另有2人能够上华东师大，当然也有刚刚达上录取线的。那年代，大学仍然是男生的世界，男同学有42人，女同学仅10人。这就是1978年的大学中一个普通的班级（在1978年，这样的班级组合，是很普遍的）。
      我们开始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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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5）：那个年代，大学生是这样读书的
少兆发表于 2009-11-6

      我读大学的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当年教我们的老师，虽然名气都不大，但那些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几乎个个都有很扎实的专业根底，并且教学十分认真。仅举二例。教我们古代汉语的王建庵老师，是一个“喜欢型”的学者。普普通通的白纸裁成64开（或者，就在普通日历纸的反面），写些读书摘抄或感悟，就成了他的学术卡片（受他的影响，后来我在大学工作期间，也做了近万张此类的学术卡片）。勿庸置疑，这样的老师功底是深厚的。他上课思维严密，条理清晰，待人又极和善，自然深受我们的欢迎。教我们现代文学的许华斌老师，为人耿直，特别推崇鲁迅先生。我们也深受熏陶。各学科中，我很青睐现代文学，手抄摘记了二本刘绶松先生编的《现代文学史》，显然是受了许老师的影响。
      1978年的大学生，读书都极其认真。时代感，责任心，以及在社会上闯荡多年又回课堂读书的生活经历，都促使我们如饥似渴的吸收知识养料。连排队打饭的等候中，都常有争分夺秒做一道高数题或读一篇短小说者。即便是在晚上，读书仍然是主要的，娱乐仍然只是次要的，总有半数以上的同学会自觉的自修。女生宿舍中，往往在学校熄灯后，还会点着油灯或打着手电看一小时书。
      那个年代，师生关系极好相处——不仅不少师生的年龄相差不大，并且大家都庆幸打倒了四人帮、大家都憧憬祖国的现代化，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大概是由于师生间极易沟通的缘故，老师上课时很喜欢采用讨论式教学。每逢讨论，同学们总是踊跃的各抒己见，往往一发而不可收。我和其他几个上海籍的同学，都是讨论中的中坚分子，针锋相对面红耳赤的争辩场面屡见不鲜。我们学力的提高，似乎最得益于这一场场的辩论。那个年代读大学，当然也有期终考试。我们大多觉得考试是很容易通过的，对提高学力的帮助也不大。那时的学生也猜题，有一次文艺理论考试，我猜到了一道占分值最大的论述题，至今仍被同学们认为是大学时代的猜题高手。
      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大学生和我们那个年代大不一样了，这应该说也是与时俱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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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6）：那个年代大学生活琐记

少兆发表于 2009-11-8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生活是朴素的，但也是非常充实的。
那是一个物质财富还不丰盈的年代。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吃早饭的。但那时可没有，那时饭可就是不折不扣的主食。女生早餐一般也要3两（一碗粥加一个2两的馍）。英语系有一个女生，早餐只要半个馍，成了学生中谈话时的一个笑柄。“半个馍”也成了她的外号。那时可没有“政肃路”“枣阳路”那样以大学生为消费对象的步行街，我们校外有几家小饭店，1角2分一碗的涮羊肉汤，是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的美食。1980年，我们几个同学，在上海一家西餐馆聚了一次，每人花去4元多，在那时看来好奢侈。
1978年的大学生，文化生活同样是简单又充实。学生会组织过系际球赛。系里排演过当年风行一时的话剧《于无声处》。每逢元旦，班级里总要举行联欢会。那个年代演节目，没有梦幻般的多媒体制作的背景，也没有卡拉OK，但气氛却既热烈又和洽，拉几个节目并不难，甚至还会有同学自己自告奋勇唱上好几个的。班级里偶而也组织旅游，记得去过一次寿县。这些活动之外，在日常的每一天，早上总有许多早锻炼的同学。晚上，在一天读书之余，同学中常见的消遣方式是下象棋，用我们班长的话来说叫“换换脑子”。在1978年，电视机还是稀罕物呢，离学校不远有一家轴承厂，晚上经常放露天电影。那里是我们常去看免费电影的地方（后来系里有了电视机，于是去轴承厂看电影的人少了，围坐看电视的人多了起来）。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允许谈恋爱的（不象后来80年代，大学生谈恋爱被视为是违反校纪校规）。想想也是，同学中已经当了爸妈的，在大学期间又添了孩子的，都大有人在。两相比较，谈婚论嫁只算是“小巫见大巫”，当然不会在禁例之中。同班同学中，就有一个在上学前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读大学期间又喜得贵子，乐得整天笑哈哈的。同学中还有一个，就是在大学期间结婚的，班里的同学集资买了一件新婚贺礼：一架镜子而已――现在看来，真可作为“艰苦朴素”的典范了。当年，在学校的东面，有一片田野，田野中点缀着一行行或一片片树荫，那里是我们的伊甸园。我们班就有二对男女同学是在那里开始相爱的（顺告：我和爱人就是其中一对），毕业后喜结良缘，至今婚姻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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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7）平反

少兆发表于 2009-11-11

      大学时期，还有一件事要说一说：我是在读大学期间平反的。我不大想谈平反。然而所有6班的老同学都知道“少兆进了看守所”，但多半老同学却并不知道“后来怎样了”，因此还是得写几百字，简要的谈谈。
      记得当初，当灾难突然降临时，我曾经恐慌和惊慌失措。在进看守所后，慢慢镇定和理智了起来，在看守所里申辩了自己的无罪。
      去年当6班的同学们终于重归于好后，陈班长曾戏谑地把我在看守所写的“坦白交代”说成是《多余的话》（少兆版本，不能与先烈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并列）。陈班长确实是知音，当年我确实觉得自己很象瞿秋白，我写的“坦白交代”，也确实有仿效《多余的话》之痕迹（注：这在当年并无以先烈自比来抬高自己的意图，因为那时瞿秋白早被打倒，《多余的话》也被作为毒草而遭到大肆批判）。
      正是在多余的话式 “坦白交代”中：我明确指出是一伙造反派，横造罪名，欺骗群众，强奸民意，加害于我，使我身陷囹圄。我措词强硬的驳斥了当时欲加于我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于所谓的“证人”和 “证据”不屑一顾，斩钉截铁地断言：所谓的证人证据，肯定统统是百分之百的假证人假证据。我预言：我必定会得到平反，假象定能揭穿，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直到现在我自己仍然惊异：当时哪来这么大的勇气和信念！看来，读《毛选》还真顶用，给了我勇气和信念（我是在说真实感受，并没有在这里搞“幽默”。看守所里不准读其他书，我把《毛选》读得滚瓜烂熟了，确实起了作用），1969年我走出看守所后，就期盼着平反。
      在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期盼后，我的平反预言终于变成了现实。1978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为我平反。平反通知书写得很公正，历史宣判我无罪。对我的拘留是非法的，这是林彪、“四人帮”制造冤假错案，“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所造成的”；撤消对我的原拘留，“给予平反，恢复名誉”理所当然。
      我平反了，几乎是同时，中国发生了一件千百年后仍然可以永远载入史册的大事：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一个改革开放新时期来到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必定是和新时期紧密相连的。
（附言：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在6班，历史的积怨早已一笔勾销。但历史毕竟曾经发生过，我希望对往事的客观陈述，能使大家倍加珍惜如今6班的团结和友谊，而不致引起误会。因此经过三思，我还是把这个有点“另类”的帖子发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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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8）：带着憧憬到王村中学
少兆发表于 2009-11-11

      正如我在上一次所说的：1978年的大学生，是注定会和一个崭新的时代联结在一起的。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却又很务实；既扫除了文革年代“假、大、空”的陈年恶习，也没有后来那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我们关心中国共产党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关心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我们庆祝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也庆祝新中国建国三十周年。记得值国庆三十周年之际，班级里征集诗文，我还写过二首小诗。敝帚自珍，至今还能背得。
      其一是：
      丛菊盛开国庆来，山河如锦歌如海。
      喜斟美酒慰先烈，天上人间笑开颜。
      其二是：
      满田满垅稻谷香，钢水浇开心中花。
      九亿神州新长征，捷报飞传遍天涯。
      当年的大学生，除了被我们称之为“小弟”“小妹”的来自应届高中生者外，年岁稍大些的多少带着些文革的“伤痕”。正因为如此，我们喜欢“伤痕文学”，我们赞美“第一束报春花”。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给了我们极多的憧憬，“二十年后再相会”是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
      毕业了，我本来可以留在城市里工作。我那位她（以后在我的往事回忆里，就称我的爱人为“她”）却被分配到皖南歙县去了，于是我决定陪伴她，我们就一起到了歙县。我们带着憧憬，一起到歙县一所山村中学（王村中学），当了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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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9）：王村中学
少兆发表于 2009-11-13 

我和她一起到歙县王村中学报到，开始了在王中的教学生涯。
王村中学建于1958年。我们到王中工作，已值80年代初期了，但王中仍然保留着二十年前初建时的风貌。王中的校门朝南，进了校门，贴着围墙的平房，都是教职工的宿舍。有二幢二层楼的教学楼。此外，还有一些年久失修的学生宿舍。学校的操场，在围墙之外。与城市里的中学相比，操场不算小；但只是一块空地，几个篮球架而已。这便是王中的大致轮廓。
从校长、主任到厨工、门卫，王中的教职工都住在学校里（即使在王村街上或其他地方安了家，也仍然在学校里有一间宿舍）。那个年代的中学，远没有现在那么多的规章制度。在王中，每星期一晚上，学校例行召开教职工大会：学习上级文件，传达局里指示，安排一周工作。此外，只要不误上课，老师的工作完全实行弹性制，自由度很大。王中不实行坐班制，王中的老师也没有办公室可坐班，都在自己的宿舍里办公；并且都是单兵作战，很少有（几乎没有）教研组活动。
王中的学生，并不全都来自王村。特别是高中生，几乎来自歙县的各个乡镇，有的学生要翻过长陔岭到王中读书呢。学生大多很贫困。为了节省些伙食费，住校生中有不少是自己带米带菜来上学的。冬天，学生大多只有一条被子，稻草权当垫被，破旧的学生宿舍挡不住风雪，条件确实很艰苦。在农村学生看来，高考成功是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因此，学生们寒窗苦读而无怨无悔――尽管当时的高考录取比例很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是要落榜的。
我们对王中的印象：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一所天高皇帝远的山乡中学。我当中学老师的第一年，就任教高中毕业班（当时的高中是二年制的，高二就是毕业班），并且高考成绩出色，当然也兼教初中课程。她在那里工作的时间比我长，一直在初中部任教。王中对我们出色的工作实绩的反馈：学校领导，一直十分满意；同事们，和我俩相处十分融洽；学生们，对我俩都很尊重而又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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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10）：王村，有我们自己的第一个“窝窝”
少兆发表于 2009-11-15 

      我和她，到王村不久，就登记结婚了。
      我们的婚礼，只是在教职工大会上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在同事中分发了一些喜糖。说起喜糖，我们在王村买不到水果糖，走遍屯溪居然也买不到象样的水果糖，当年市场的匮乏可见一斑。最后，我们在屯溪买了一堆粽子糖，平分后用红纸包了，每位同事分一包，就当作喜糖了。在王村，我们甚至都没有办喜酒（后来，在屯溪和上海的婚宴也很简单），也没有休婚假，第二天照样上班给学生上课。这样的结婚过程，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事，但在当时却确实如此。我们的婚嫁，不仅符合那个年代所倡导的“艰苦朴素”办婚礼的精神，并且还闪耀着“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光芒呢！
      学校给了我们一间婚房，那是座西朝东一排平房的最北首那一间。西窗外有一片竹子，显得幽静。屋子不过14平米。我们的“窝窝”很简易，新婚志喜，我们总共也只买了24元钱的家具：一个菜橱、一张小的收折桌、四把小椅子。再把我们的两张单人床，两张办公桌搬到一起，在一张课桌上架起三个箱子，屋子也就放满了。那个年代，宿舍当然不配备厨房，很多老师都把炉子放在门外走廊上，一张课桌就是厨案，我们也不例外。
      我和她就开始在那里共同生活了。白天上班，闲时我们和同事们一起溜达或聊天（那年月还不时兴打麻将，不然恐怕校园尽是麻将桌了）。收录机在当时是时髦的玩意，听一段李谷一的录音磁带，是一种享受。晚饭后，我们常在乡间的小路上散步，村女采花扑蝶，牧童牛背横笛，老翁寒江垂钓，看不尽的风景，好一派田园风光。冬夜，那里还保留着打更的遗风。笃笃，笃笃，接着是“嘡――，嘡――，嘡――”的锣声。三更了，被打更声催醒时，我常会觉得是生活在羲王时代。
      第二年，天使来到人间。我们的爱女出世了（那几年，王村的老师们连生了7个女儿，称为“七仙女”――象一段童话吧），于是我们又多了一分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兴奋与乐趣。从女儿半岁开始，我们请了一位保姆，一个近六十岁的农村妇女，我们都称她为“王村奶奶”。王村奶奶对孩子好着呢，女儿认识了农村的牛狗猪鸡，认识了苞萝（玉米）山芋，还会哼几句流传了祖祖辈辈多少代的歙县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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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11）：亲亲父女情（上）
少兆发表于 2009-11-16 

女儿满月后，她娘俩都暂住在上海爷爷家。女儿半岁的时候，妻无法继续续假，于是，我把她娘俩从上海接到了歙县的山村。
父爱母爱是维护人类生命最原始又最伟大的力量（《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刚到山村的时候，女儿不会说话，但是很会哭，睡着的时候象个大洋囡囡。我和妻无微不至的“掬之育之”。于是，就在那简易的山村小屋里，“大洋囡囡”开始起了丰富多彩的变化。
女儿开始学语了。女儿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这使我激动，也使我感到责任重大。女儿的词汇渐渐丰富起来了，会叫“妈妈”了，还会说“太阳”“花”“猫”等。并且，女儿使用词汇往往会有创造性。例如：她把睡觉叫做“呼”，十分简洁；把洗澡叫做“大盆高高儿”，却又十分复杂；把“哭”和“许多”搭配在一起，用“哭――许多”来形容痛哭流涕，又使人觉得幽默和滑稽。女儿似乎天生喜欢读书。二岁的时候，她就会“朗读”儿童读物了――她的“朗读”其实是一堆谁也无法听懂的音节的堆砌；而奇就奇在她喜欢在这一堆音节之中夹进一些“花”“猫”之类的词汇，以证明她不是在瞎读，实在叫人忍俊不禁。
女儿的智力在正常发育。二岁时会玩六面图，拼出狗、猫之类的小动物。还会区分泥塑的贾宝玉、林黛玉的形象。稍后，她便会辨别照片，把照片和实际的人对上号。那时还都是黑白照片，一个班级的毕业合影也不过4英寸大小，女儿居然会按“骥”指“图”，认出了照片上的“眼睛伯伯”（老师）和好几个“姐姐”（学生）。
女儿从小就善于表达感情。牙牙学语时，便会用手势表示“欢迎”“再见”等意思，以补充语言表达上的不足。嗣后便有了喜怒哀乐的各种表达。然而，女儿似乎又极有理智。刚断奶的那一阵他染上吮吸橡皮奶头的习惯，为此，被他的舅舅狠狠地羞辱了一番。小小人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嚎啕大哭直到嘴唇翻白，然后是下了决心：再也不吸了。女儿的号哭和醒悟，比大人为了爱或仇的海誓山盟、赌咒发誓、信誓旦旦，都要真切。此后的好几个夜里，我都看到女儿犯“瘾”时在睡意朦胧中紧咬嘴唇喃喃着“不吸”。就这样，女儿纠正了吮吸橡皮奶头的不良习惯。率真的感情流露和义无反顾的改邪归正，使我感到一种人之初的可爱。
女儿的人格在健康发展。我和妻请了一个保姆，我们都称她为“王村奶奶”，女儿和王村奶奶的感情很好。此外，女儿还有了人生的第一批小伙伴，山村成了他们的乐土。一时间，女儿俨然是个“村姑”，只是女儿心地善良，不象有些村童要去作弄小鸡和小鸭。
看着女儿成长，我日益坚定了一个信念：孺子可教，吾女亦可教。可以说，正是在那个山村里，象洋囡囡一样的女儿，被教成了一个“会哭的、会笑的、会吃饭的、会讲话也会动脑筋的”人。一切生活在她都是初次经历，而一切经历在她都觉得新奇。以致当我带着她告别山村的时候，妻甚至在调侃中都不无惋惜：囡啊，和乡下再见了，再也看不到乡下的青草、树木、水塘了，再也看不到牛啊、狗啊、胖头胖脑的肥猪了，再也看不到嗡嗡叫的蚊子和拖鼻涕的小孩了。
（附言：《亲亲父女情》，是女儿考上高中那年，我写的记叙文章。我把它重新编辑了一下，打算分3篇插入到《往事》系列中，今天的是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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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12）：知识再次改变命运
少兆发表于 2009-11-17 

那是1984年。徽州报社（即今黄山日报社），向徽州地区七县二市公开招聘编辑、记者。
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文革动乱后的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创刊于1953年的徽州报，在文革劫难之后，已经复刊，并且举行了创刊30周年的庆典。文革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当然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复刊之初，办报人才青黄不接，采编人员不足的状况，不言而喻。因此，在徽州地委的指示下，徽州报社的招聘活动隆重出台。
既是公开招聘，按惯例当然得举行招聘考试。在当时，编辑、记者属于很受人尊重的职业。这与时下因为报刊泛滥，良莠不齐，以致记者被戏称为“狗仔队”的情况截然不同。
于是七县二市的文科人才蜂拥报社，报名应考。我和她，当时都是歙县王村中学的教师，离开乡村到城市工作，人同此心。于是，我们决定分二步走，完成由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我先到城市工作，人为造成两地分居，再把她也调到城市工作。于是，我也成了报社招聘的应聘者。
考试很正规，很庄重。据说：全套三门学科初试试卷，都是委托一所大学的新闻系命题的。在开考时当众拆封，杜绝了泄漏试题的可能性。考后即行封卷，送大学新闻系阅卷。
初试结果出来了。我获语文、政治、史地百科知识三门总分的第一名。于是，再由报社组织复试。我又获采访、编稿、评论总分的第一名。这样的结果，当然早在我预料之中：倒并不是我有多高的水平，只不过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而已！
于是，我要离开歙县王村中学了。那是一个人才属部门所有的年代，歙县教育局对于我的即将调离，大为恼火并心有不甘。徽州地委组织部叶部长，亲自到歙县做了沟通工作，我才得以顺利地调到了徽州报社。至今，还很感激这位一直未曾谋面的叶部长。
当时，和我一起被录取为编辑、记者的，还有6人。我等七人被时人誉为“百里挑一”的才子。知识再次改变命运。
1984年7月，我离开王村来到屯溪市，开始在报社上班了，在总编室当编辑。并且，不久就在报社宿舍区分到了房子。进了“老报社大碉堡”（原来的模写工作房）下的门楼，右首就是我的家。一间卧室，一间厨房，还带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个鱼池，两棵枇杷树，――比王村的“窝窝”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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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13）：亲亲父女情（中）
少兆发表于 2009-11-18 

      我离开山村到屯溪的一家报社工作了，妻仍留在王村中学。和当代的许多牛郎织女一样，我带着女儿住进了报社的宿舍大院，开始和妻两地分居。
      我决定送女儿进市直机关幼儿园。开始几天，女儿老大不乐意。早上醒来第一句话就说：“爸爸，不要送我到幼儿园去。”当我们进了幼儿园，我转身要去上班的时候，女儿会扑上来撕心裂肺的大哭，这情景活象是我把她卖掉了，使人不忍目睹。我明白：在屯溪，除了爸爸是她熟悉的以外，房屋和环境都是她所陌生的。妈妈、王村奶奶及小伙伴们都哪里去了？那些熟悉的屋子、山村和田野又哪里去了？女儿的小脑袋里一定充满了这些疑问。她还不知道什么叫搬迁，但搬迁却已经给她带来了失落感。不愿进幼儿园，正是由这种失落感造成的恐慌――惟恐爸爸也无影无综。当然，我更明白：女儿三足岁了，俗话说“三岁看老”，必须让她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现在迁就她的任性，无疑是在她的成长路上埋藏了障碍。于是，我横下心把她交给了老师。五六天之后女儿习惯了，融洽于幼儿园的新伙伴中了。由于我的辛苦辗转的人生，使女儿也无法安定，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一共换了七个学校。女儿每次都能很快适应新的环境，每次都能很快熟悉一批新的伙伴。我想：这显然得益于从小养成的集体观念。
      每天早晨，我都在送女儿进幼儿园后去上班；傍晚，我总是一下班就接女儿一起回家。女儿坐在我自行车的横档上，又变得有说有笑了，叙述着幼儿园里的事情。一路上，熙熙攘攘的菜场，新安江边迎风摇动的垂杨，甚至一段“咯噔咯噔”的弹街路，都成了她熟悉的风景。
      古训云“养不教，父之过”。和妻分居后，我更感到教女的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正是在报社的宿舍大院里，我完成了对女儿的学龄前启蒙教育。
      每天从幼儿园回家后，我便有计划有步骤地给女儿上课。我教女儿画画，女儿涂满了二本画册，孙悟空、唐老鸭、匹诺曹等等，像模像样满不错。我教女儿唱歌，搜肠刮肚总算凑全了我儿时唱过的《小鸭子》《小毛驴》等几支歌的歌词，女儿一学就会。就是在那间屋子里，女儿在玩扑克牌中认识了阿拉伯数字，并学会了10以内的加减法；女儿学会了汉语拼音，并从我自制的“方块字”中认识了百把个汉字。女儿学习词汇的能力很强。有一次我叫女儿用“相依为命”造句，女儿造的句子竟是“我和爸爸，父女俩相依为命”。后来这句话在那几年里成了女儿的口头禅，女儿说得很天真，但在我听来总感到有几分凄楚。

      我的屋子前面，有一座近乎封闭的院子。院子里除了野花和丛草外，仅有二棵枇杷树和一个金鱼池，但这于女儿却是一片新的乐土。晚饭前后，我和女儿便经常在院子里游戏。有一年一场大雪后，我给女儿垒了一个小小的雪人，女儿高兴了好几天。
      女儿很听话。每晚8点，我准时给她洗脸洗脚（5岁以后改为由她自己洗脸洗脚）。每晚我是不可或缺要给她讲3个故事的，然后让她早早入睡。女儿一直具有良好的生活规律并能持之以恒的遵守自己订的作息制定，显然得益于从小养成的习惯。
      那几年，我充分感受到了为人父亲的不易。女儿入睡后，我才能继续我的串门、读书和写作。担心女儿会尿床，每到半夜我总要叫她起来小便一次，然后我自己才能坦然睡上一觉。
      女儿似乎懂得我既当爸又当妈的不易。有一首赞颂母亲辛苦的歌，到我女儿嘴里，凡歌词中的“妈妈”全被她改唱为“爸爸”。女儿5岁生日那天，我给她买了一只小小的生日蛋糕。这是女儿有生以来第一次点燃生日蜡烛过生日。兴奋激发了她的灵感，她把“办家家”用的餐具放满一桌子，开始“慰劳”她的爸爸。“爸爸，你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快活了吧！”一只小盆子搭上一把小勺子凑到我的嘴边，女儿的天真中似乎有几分早熟，我在高兴中难免夹杂着一丝辛酸。那几年女儿常对人说“爸爸第一好”。妈妈呢，只能屈居“第二好”。
      过了好多年之后，女儿仍然很留恋在报社宿舍大院的生活。初一时她在一篇作文中写道：
      “小时候，家门前有两棵茂盛的枇杷树，每天傍晚，树下总会出现一大一小的身影，那是爸爸和我。那时的我，幸福的依偎在爸爸身旁，听他说许多动听的童话故事。”
      至于我对她的启蒙，也成了她记忆中永远的珍藏：
      “我记得，在上学前，他每天晚上都要教我读汉语拼音和做算术，有时还要画画。每天总是等我做完作业睡觉了，他才带着疲倦去做他应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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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14）：女儿印象中的爸爸

少兆发表于 2009-11-24

我和女儿的故事还没讲完。虹中校庆那天，好几位学兄、学姐言谈中都很关心我的女儿，关心亲亲父女情后来的情况。确实，女儿也很珍惜父女情，在她读初一的时候，以《我的启蒙老师――爸爸》为题，回忆了童年时期（特别是在报社宿舍时期）的一些生活片段。尽管语句有些疙瘩，但感情却很真挚。我一直保存着她的这篇作文，现全文照录于下，作为我的回忆中的一段插曲吧。
《我的启蒙老师――爸爸》：

我的人生旅程走过了一程又一程。蓦然回首，总有一个身影在我眼前隐约回荡。他，我的启蒙老师――爸爸。
绰约的光，绰约的影。我依稀记得八年前爸爸的面容－－似乎与现在没什么差别，只是没有那么多岁月沧桑的痕迹。
小时候，家门前有两棵茂盛的枇杷树。每天傍晚，树下总会出现一大一小的身影，那是爸爸和我。那时的我，幸福地依偎在爸爸身旁，听他说许多动听的童话故事。“爸爸的肚里有一个大仓库，把许多故事贮藏在里面了”，我天真地认为。正因为这，我从小十分敬佩我的爸爸。我在小学里，就喜欢上了书，特别是童话书。我很早就看完了《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彩色童话集》等许多著名童话，我想，这与爸爸是绝对分不开的。
爸爸对我的教育当然不仅仅是说故事。我记得，在上学前，他每天晚上都要教我读汉语拼音和做算术，有时还要画画。每天总是等我做完作业睡觉了，他才带着疲倦去做他应该做的事。
上了小学，他自然不用每天教我学习了。但他一直帮我检查每晚作业，直到四年级。一、二年级时，他每晚总不会忘记一件事：替我削铅笔。三、四支每天都尖尖的铅笔，倾注着他多少的爱心。
在成长的长河中，最让我难忘的是爸爸孜孜不倦教我下棋的情景。好象是在三年级，一天，爸爸见我只会看书，就对我说“颖颖，别只会看书，爸爸教你下棋。”我欣然答应了。爸爸摆上了棋子，教了我“马走日，象飞田”等基本走法。还没过一会儿，我就嚷“会了，会了，这么简单”。爸爸很高兴，要与我下一盘。结果，才开始，我就被他“杀”得落花流水。我很失望，准备去捧我的《高老头》了。爸爸走过来，对我说：“万事开头难，你太骄傲，又太脆弱。哪有一学就会的事呢？失败了，要再爬起来，懂吗？”我抬头望望爸爸会意地点点头。我们又来到棋盘边，他一步步地教，我一步步地学，慢慢地我才发现象棋原来这么有意思。暑假里，学习之余，我们经常下棋，我可大有进步。在初次参加区比赛中，我就获得第五名。啊！谁说母爱与父爱不一样，父爱不也一样充满了爱心，充满了希望吗？
现在，我长大了，启蒙老师也早已完成了使命，但爸爸对我的教育却时刻在我心头。假如有一天，我自己成了谁的启蒙老师，我一定会象爸爸那样，教给他开启生活大门的钥匙。让他象一叶小舟，在生活中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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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15）：终于有了足以发挥水平与能力的岗位

少兆发表于 2009-11-24

我在报社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我工作过的部门却不少，坐过总编室，在经济部、夜班部和校对室工作过，还在群众工作部专门做过二个月信访工作。正因为呆过的部门多，我对报刊编辑的整个流程就非常熟悉。
当时，屯溪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即黄山学院，现在学生愈万，早已是万人大学了，当时还是一所专科学校），学术刊物正处在初创时期，急需编辑人才。于是瞄上我了。1985年10月，我就正式调到了该校，先以学报办公室主任的名义主持编辑部工作，不久便正式出任编辑部主任。1993年，我离开黄山学院，到上海担任中学教师。算来，我这个心思根本不在官场的人，居然也莫名其妙当了七年官——当了七年大学学术刊物的编辑部主任。
我在屯溪第一次安了一个完整的家。1986年，我的她也离开了歙县王村，调到屯溪一所中学工作。我们完成了由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当时我们仍然住在报社宿舍区。用现在的眼光看，居住条件仍不算优越，但我们是挺满足的：一家人安定了。特别是与熙熙攘攘的“宋街”只有一座高墙之隔的小院子，更充满了诗情画意。冬天，积雪了。我和女儿一起堆了一个小雪人，雪人手臂处还挽着一面旗呢，上面写着“我帮你看鸡”。春天，枇杷熟了，树上一片金色，硕果累累；树下呢，一群鸡，在不知名的野花小草间相戏、啄虫、晒太阳。1987年，我家搬进了黄山学院。于是报社宿舍成了回忆中的一道风景。如今，老报社宿舍早已荡然无存，但那两棵枇杷树却仍然常常出现在我家人的谈话中。
我在黄山学院工作了八年。在黄山学院的八年里，我始终觉得：终于有了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水平与能力的岗位。人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所能发挥的能量，往往是超乎常人想象的。记得有一位举世闻名的足球教练说过：“态度决定一切”，真可谓与我“所见略同”。我以“编海无涯诚是舟”作为自己的的工作态度。果然，我的这个八年，是心情愉快的八年，是道德文章日见长进的八年。说到工作，――我自己并不刻意追求成就，但据说也弄出了一大堆成绩，被认为是工作卓有成就的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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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16）：我完成了研究生课程的学习
少兆发表于 2009-11-28 

      我在大学工作期间，在职完成了研究生课程的学习。
上个世纪80年代，称得上是十年动乱之后万物复苏的年代。高等院校里，惨遭文革践踏的教学、科研各领域一元更始，重沐阳光。各种学术创见和新兴学科层出不穷。编辑学，也成了一门有众多高校关注的学科。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都是那个年代编辑学研究的中心。复旦大学开办了全国第一个书刊编辑专业的研究生课程班，我被录取为该班第一届的学生，在职学习研究生课程，其中有一年脱产在复旦大学读书。
      走进复旦，确实有名校的氛围。我们的指导老师中，有许多名师。如王华良老师主讲的编辑概论，例证充分，颇多独创；姚福申老师主讲的中国编辑史，史论结合，条理清晰；骆玉明老师主讲的中国文学史，古为今用，风趣幽默；谢遐龄老师主讲的社会学概论，观点新颖，视野开阔；朱立元老师主讲的中西文论美学专题，旁征博引，发人深思。导师们讲课，字字珠玑，精彩纷呈。我们全班学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在读书做学问上，都很有上进心。大家收获都很大。
      除了必修的研究生课程外，复旦的学生是可以跨班越系听课的，因此只要想学，学什么都很自由方便（连晚上都有许多公共选修课可听）。我常坐在中文系、哲学系、新闻系的教室里，和本科生一起听课，听完了好几门课。在这类自由旁听的课程中，我得益最大的是陈允吉教授的佛教和中国文化课，这是当时在高等院校中享有盛誉的复旦品牌课。后来，我自己当了大学中国文化史的老师，每当讲授佛教文化的时候，学生们总是格外专注与认真，总觉得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在吸引着他们。这实在是得益于陈允吉教授的授课，尽管我其实只领会了陈教授学术的一点皮毛，但已经足以引起学生的兴趣了。
      在复旦，经常有国内外许多学者来讲学。我听过上海市文史馆馆长王国忠、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山田敬三、台湾著名作家高阳、香港诗人犁青等许多学者名流的演讲。这对开拓视野，打下学问的根基，当然大有益处。
      我的学问的根基，是在复旦夯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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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17）：复旦的记忆
少兆发表于 2009-12-1

在复旦，学业大有长进，前面已经谈了。下面再说说对复旦生活的记忆。
我们的宿舍住4个人。二个是我的同班同学，另一个是新闻系的。我想：复旦安排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学生混住一室，含有互相促进以利综合发展的用意。
那位新闻系的室友，有一书架我所比较陌生的书。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这些书都浏览了一遍，对我帮助很大，被室友们戏称为“扫荡书架子”。
图书馆当然是我们常去的地方。那是一个电脑还属稀罕物的年代，图书资料对于一个学子来说，显得格外重要。复旦，不仅图书资料丰富，并且阅读极其方便。我常去文科图书馆的阅览室。走进阅览室，就象走进了书的海洋，各种书籍分门别类摆在书架上，开架。阅读的环境也极理想，我往往是选择了一堆书（无数量限制），坐在与邻座互不干扰的桌子前，开亮台灯开始阅读。这样优越的条件，用不着象古人那样净手焚香，阅读情趣也会盎然而生――如果你能耐得住寂寞，可以从早上8点一直读书到晚上10点。
教学楼、图书馆和宿舍，构成了我们日常读书生活的三角圈。虽然简单，却很充实。此外，曦园、燕园、相辉堂，当然也是常去的地方。复旦具有很浓郁的海派特点，似乎没人会去管别人的私事。因此，越出这些范围，上街或回家，也是无人过问的。这种氛围倒方便了我：那时，我那八十多岁的老爸极需要有人照顾；我常常是在没有课的日子或听完晚上的公共选修课后，回家照料老爸的――不需要向任何人请假，挺方便的。
复旦人的生活节奏很快。但，当然也有放松和悠闲的时候。有各种社团活动，有书展画展摄影展，有体育竞赛，有文娱晚会。
在我就读期间，曹可凡（当时，他已经是节目主持人中的新秀）曾二次来复旦主持文娱晚会。孙道临、杨华生等老艺术家和杨新华、辛丽丽、曹燕珍等文艺新星，都做了热情的演出，给孜孜以求的复旦学子带来了在日后被永远珍藏着的愉快。复旦人自己的演出也很精彩，校园歌手受人追捧，时装模特队的演出更是靓丽的风景。
班级组织过春游和秋游。那次秋游，是全班一起去森林公园活动。同学们都老大不小了，但在森林公园的活动中，却似乎回到了遥远的中学年代，充满了活力和激情。尤其是那一位藏族学友开朗豪爽，能歌善舞，成了森林公园大草坪上耀眼的明星。嘹亮的歌声，吸引来了许多素不相识的观众。
二十多年了，复旦留给我的七彩的印象，并没有褪色。上进、充实、愉快、激情，――那一段孜孜以求的读书生活，至今给我许多温馨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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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18）：难忘师恩

少兆发表于 2009-12-5

旦复旦兮，薪火相传！复旦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极大的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就这样，又一代学子在复旦奠定了终身的学术根基。
我感恩所有的老师。在这里，插述一段对虹中几位老师的感谢！
高一的时候，我有好几次没有交数学作业。陈竞如老师没有斥责。她似乎看出并十分理解我不做作业的原因：因为作业太简单。由此，她让我参加了高一年级数学兴趣小组。她的善解人意，她的循循善诱并给了我一个更高的努力目标，使我十分感动。1977年恢复高考，我数学考试得了满分，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陈老师当年要求我达到的高目标。
语文是我喜欢的学科。后来的几十年里，我对写作始终充满自信，实实在在是得益于学生时代众多语文老师的教导和鼓励。记得高一的期末大考，高银才老师给我的作文考试评定为95分，在班级里作了讲评。高二的期末大考，金培老师给我的作文考试评定为100分，由于作文评为满分在当时尚无先例，金老师在宣布成绩时特别强调了一句“100就是100！”斩钉截铁的语调，至今印象犹深。其实，中学生的作文，即使不错，幼稚和浅薄也在所难免。高老师和金老师给我评以高分〔满分〕，实在是出于奖掖后进，用心良苦。他们的良苦用心，后来还确实起了作用。25年后的一天，我琢磨着是否要把一篇论文投寄给《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由于这是第一次给中国最有水准的学术刊物投稿，我的心里怯怯的。忽然，一句话蹦了出来“100就是100”。于是，我有了自信。稿子寄出去了，二星期后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的回信，告知稿件已被录用。
      1993年，我来上海当了中学教师。第二年，参加了一个教师职务培训班的学习。真是“为人何处不相逢”，林丙义老师，恰好是培训班的指导老师。此时的林老师早已是著名的教授，上海一期课改的初、高中历史教材，都是在他的实际主持下编写完成的。他仍然一如既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正是在他的主持和指导下，我参与了《中外历史上的今天》《高中历史助学和能力训练》《上海高考历史题型解析与应对训练》等书的编写。教学上，我的水平也不断有所提高。
      难忘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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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19）：亲亲父女情（下）

少兆发表于 2009-12-7

1987年，女儿上小学了。
女儿早就憧憬着读书。女儿读书很认真。入学约有一个月的一天放学后，女儿一本正经的告诉我和妻：“明天要考试了，发卷子考的，教育局要来监考。”女儿说得很严肃，满脸虔诚，她又一次特别强调了是“发卷子”的，似乎面临一场重大的决战。为了让女儿顺利的通过生平第一次“发卷子”的考试，我和妻在暗笑之余，由妻特地帮助她复习了一晚上。第二天，女儿感到考试出奇的容易。第一学期大考来临，女儿很上心，睡梦中还喃喃自语“这个字怎么写呀”，“退位减法怎么做呀”，结果成绩优秀。从此，女儿不再惧怕各种各样的考试，信心加上勤奋，使她的考运历久不衰（高考那年，她的考分高出复旦大学当年录取线30多分；考研那年，在所选研究方向的全部考生中，列第一名）。
诚如一位哲人所说：“父母的爱是天地间最伟大的爱”。女儿上小学，我完成了启蒙的使命；两地分居结束，我再也不必既当爸又当妈。我如释重负，却又总觉得仍应该为女儿的成长尽责尽力。我把注意力移到了对女儿的非智力因素开发上。
女儿从小喜欢听我讲故事，上学后这一习惯还持续了好几年。我从不拒绝给她讲故事――这于我是繁重工作之余的一种积极休息，于她是课本知识之外的一种智力开发。现成的故事终究有限，我就自编故事――既不需要事先准备，也没必要精心雕琢，一任自由发挥即可。真可谓上自天文地理、神仙皇帝，下至鸡毛蒜皮、臭虫蚂蚁，以及我周围的人物、新闻等等，在经过化妆打扮后，都会在我的故事中粉墨登场。我开始讲第一句时，往往自己也不知道故事的结局；就这样讲下去，讲下去，居然每个故事都有精彩的结局，都能使女儿全神贯注听得津津有味。女儿后来说过：“如果把这些故事都纪录下来，爸爸早成了儿童文学作家。”当然，我并没有这么功利的目的，只是直到现在我还惊奇：面对着女儿，我会有如此超群的创作儿童故事的天才。
女儿就读的小学，离我家约3里路。每天4次，我用自行车在学校和家之间接送女儿。女儿常在自行车上向我提出问题。“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能住上三室一厅的房子？”女儿的问题有时很朴直；“爸爸，这世界是真实的吗？我怎么常觉得一切都在梦里？”女儿的问题有时又很玄奥。海湾战争爆发前，女儿几乎每天都在自行车上和我一起推测：“明天美国会不会袭击伊拉克？”自行车上的谈话，成了女儿的“第二课堂”。直到1992年，升入六年级的女儿自己骑自行车上学了，这第二课堂的课业才宣告结业。
（附言：1993年，女儿和我们一起来到上海，就读初一。我和女儿的故事，说到此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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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20）：原来，教大学生最省心！
少兆发表于 2009-12-9 

      我给大学生上课啦！
      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还纯属精英教育。高中毕业生中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仅有几个（最多十几个）百分点的比例。那个时代的大学，当然也就仍然是象牙塔。我从政史系主任那里，接受了给大二学生上“中国文化史”课的任务，开始在象牙塔里给学生上课。
      从碾桥小学到王村中学，再到黄山学院，我教过大中小学15个年级的学生。教哪一年龄段的学生，老师能最得其所呢？我的答案是：教大学生。教大学生最愉快，最有乐趣；教大学生最省心，最容易教会，也最有成就感。
      记得给89级政史系学生上课时，有这么一批学生，每逢“中国文化史”课，总是早早就到教室占据了第一排的座位，生怕去迟了第一排会被其他同学坐去。教室很大，座位根本坐不满，许多老师上课时第一排根本就没有学生去坐。学生们如此喜欢我的课，系主任当然也有耳闻，几次反馈给我，我深感欣慰。
      师生关系当然极融洽。我是学生们所崇拜的导师，有时甚至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也会被学生们所津津乐道。比如：我能叫得出全班学生的姓名。我喜欢师生交流，喜欢课堂提问。每次课上4－6人，那些年里我的记忆力远超常人，提问过后，学生的姓名与模样也便刻在脑的屏幕上了。十几次后，我便记住了全部学生的姓名。几年过去了，学生毕业了。偶而与三五成群的学生相遇，当我一一叫出他们的姓名时，他们无不惊讶万分。“哦，老师，你太伟大了！”听得出，没有调侃，话音中充满的是学生们的真诚。
      当然，我的“品牌”是靠我自己打造出来的，――我不使用现成的教科书，自己编讲义。在学生眼里，我不仅关爱他们，上课也认真；而且更令他们钦佩的是――我常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给他们以智慧和启迪（这只是学生的感觉，我的水平其实并不高，）。全心全意的为学生编写有创意的讲义，这本来不值得张扬，因为这是我该做的事。但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却评价很高，199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交流讲义目录》对我的讲义作了推荐：“重点突出，要言不烦，广泛地却又浓缩地采用了近年来中国文化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我写得有这么好吗？权当对我的鼓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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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21）：大学老师，就是比中学老师水平高！

少兆发表于 2009-12-13

1991年，黄山市的高考成绩很不理想。
为了提升黄山市的高考水准，我校决定办高复班。各学科的老师，都在相应各系中物色，很容易就配齐了。唯独地理老师缺员――我校没有地理系。当时，我校有二位安徽师大地理系毕业的青年教师，但学校却请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的人担任高复班的地理教师。
高复班办起来了。社会舆论却置疑：那些大学老师能教好中学吗？会指导高考吗？
我们变压力为动力。教师班子果然极棒！个个高水平，肯投入，并且同心协力，不计报酬。在那个年代，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已经成了痼疾。我无意贬低中学教师（我自己也长期当中学老师），但在那种大氛围下，中学教师大多都已是应试模式下的教书匠，常做的事就是搜罗一大堆考卷与练习题让学生没日没夜没完没了的做，很少做其他努力。我们的教育理念、知识水准、教学与管理的方法，以及对工作投入的程度，可说是棋高一着。一年后，我们的高复班在高考中大显身手，超过了一些省重点中学。
于是社会舆论大变：大学老师，就是比中学老师水平高！
1993年，我们的第二届高复班学生，在高考中更是大获全胜。我们高复班的高考成绩，在黄山市第一，超过了黄山市的任何一所省重点中学。我任教的地理学科高考成绩，当然也在全市第一。
“大学老师，就是比中学老师水平高！”这一社会评价，当时就使我很感慨：中学老师的水平为什么就“不高”了呢？现在则感慨更多了：现在的大学老师也和那时不一样了，倘若找一些现在的大学老师去教高复班，水平如何，恐怕也要打个大问号了。说实话，现在我们的社会，教育上问题多多，并且陷在一个怪圈里，恐怕在相当长时间里都走不出来。
幸好我们高复班的老师，总算还不随俗流。后来，好几个当年高复班老师到上海来当中学老师了，个个出类拔萃。我回到上海后自我定位为中学教师，这一想法也源于当过高复班老师，――知道自己有愿望也有能力帮助课业负担过重的孩子们较轻松愉快地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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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22）：编海无涯诚作舟

少兆发表于 2009-12-15

在我当主任的日子里，我始终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编辑。我深知万万不能陷在一堆事务工作中，自己必须在编辑业务工作中要以身作则。
据粗略的估计，我在任职期间共计审阅了一千多万字的文稿，担任了三百多万字学术著作的责任编辑。在我主持工作期间，我一直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当时，我正在富有春秋的年岁，水平果然在很短时间里就有了显著提高。即以抄写文稿而言（那时电脑还是极少数人能操作的稀罕物，文稿都是手写的），我常能以一小时三千余字的速度持续工作十小时，并且在抄写中绝无错别字（进入了极佳工作状态，类似艺术家进入了近似“痴迷”的极佳创作状态）。由于心诚，因此凡经我手的文章，编校质量得到广泛好评。
我主持工作期间，我们的文科学报很有亮点。因此，虽不象北大学报、复旦学报那样抢眼，却同样很得圈内人士的青睐，给我们来稿的著名学者和资深教授并不少。
我以编辑的身份以文会友。举二个例子。如卞孝萱教授（当时任职于南京大学）、刘操南教授（当时任职于杭州大学）等等，虽都不曾谋面，却都早已成了心仪已久的朋友。
刘教授《诗·葛覃 释义》发表后，来信致谢。当时正值酷暑，教授在来信中特别关照：“屯溪山区，不知能稍凉爽否耶？祈善珍摄！”读来倍感亲切。
卞教授的《李绅评传》发表后，教授一收到样书，尽管病后身体虚弱却马上来信致谢。教授在简短的来信中，仍然十分关心我的学术上的进步，“近来有新的大作否？祝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令我感动。
作为编辑，我很重视奖掖后进，培养新人。也举二个例子。陈源斌当时还是一个未名作家，我们的学报最早发表了研究陈源斌的论文（即《陈源斌论》一文）。有一位青年教师，研究张爱玲的文章《活跃心灵的创造物》、《为有源头活水来》都写得文情并茂，有独特见解，在我们的学报上发表后，果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的推介。
据说，我当主任期间，刊物的“二次文献”率高居同类学校前茅，编辑部工作井井有条，在省里的评比中我们的编辑部获得集体优秀的奖励，有一大堆工作实绩。在我离去十多年后，去年到黄山学院旧地重游，一个现在当了校长的老同事很感慨的说：“十五年了，学校一直没能招聘到象你这么棒的编辑部主任！”――说得我也不胜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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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23）：我也是“专家学者”？
少兆发表于 2009-12-17

      在复旦学成回校后，我在完成编辑与教学任务的同时，在编辑学的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我的出发点挺单纯，只是理论联系实际，想努力把刊物办得更好些而已。不料，却被当时编著高等学校学术刊物的圈内人士及有关主管部门认定：出了一大堆“研究成果”，――
      《论学术期刊组编的宏观原则》（河海大学出版社出版），首次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原理引入中国的编辑学理论研究，开拓了宏观研究新领域。1991年，该文经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属主管部门评定，获全国优秀编辑学论著二等奖；
      《试论编辑服务意识和创造意识的统一》（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明确提出编辑工作者应该具有创造意识。这是新时期以来，安徽省高等院校学报编辑所撰论文，第一次刊登在中国顶尖级学术刊物上，一时为学界瞩目；
      《论编辑“二次创造”的价值》（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提出了二次创造理论。《新华文摘》转摘介绍了该文在理论上的主要创新与突破。这是新时期以来，安徽省高等院校学报编辑所撰论文，第一次被《新华文摘》所推崇。再次，为学界瞩目。
      此外，《论学报主编的宏观调节职责》（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毛泽东新闻思想浅识》（发表于《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等文章，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成了“专家学者”。至今还莫名其妙呢，我也居然是“专家学者”？当然，社会对我的评价，并不会因为我自己莫名其妙而改变，反而把我的不解说成是“虚怀若谷”的“谦虚”。于是我在1989年当选为安徽省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于1991年当选为安徽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理事，于1992年当选为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华东地区理事。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授予我荣誉证书，安徽省编协授予我“优秀编辑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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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24）：象牙塔里做学问

少兆发表于 2009-12-20

徽州，自古以来就是人杰地灵的地方。朱熹、戴震、胡适之、陶行知，古今多少学者，创造了徽文化的辉煌。身在徽州的象牙塔中，自然见贤思齐，那些年里，我做学问的心态特别好。日积月累，多少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我研究戴震，几篇主要的研究论文，都还算别具创意，比前人有些突破。《戴震对校勘学的贡献》、《戴震与古代人性论》二文，分别是全国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戴震教育思想的启蒙意义》发表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予以全文复印，当时我有些意外――因为，我自己倒并没有看好这篇论文。
象牙塔当然是学者云集的地方。前辈学者给了我极大的关怀与提携。本校的，如著名红学家白盾教授，就是我学术道路的指引者。直到我定居上海好几年后，他还送过我一本他的新作《红楼梦研究史论》，使我感动。其余如数学家、著名书画家黄澍教授，以研究新安江鱼闻名遐尔的徐亚君教授等，也都给过我很多帮助。与外校学者的文缘也不错。仅举一例：著名《诗经》专家程俊英教授，在读了我的《诗经分类标准新探》后，来信对我说：“诗经分类标准新探论文，拜读一通，无限钦佩！”使我诚惶诚恐。她对我的期望很高：“您勤奋学习，被许多部门看中，前途无量，勉之勉之”。她的期望，二十年来一直是我的人生动力。
我在象牙塔里找到了我的人生位置。人处在最适合自己的人生坐标位置时，所能发挥出来的能量是巨大得难以想象的。那几年里，我的学术兴趣极其广泛。文学、史学、哲学、美学、教育学、社会学、文献学，均有涉足。论文包罗万象，如：《明清爱情诗赏析四题》《论梅春姐》（文学），《浅谈文化的层次结构与传承演变》（史学），《关于思维形式的系列思考》（哲学），《论卡西尔符号学艺术本体论的合理内核》（美学），《简析“生活教育”的哲学基础》（教育学），《论中西核心家庭趋向的差异》（社会学），《论历代文学整理的发展概况及规律》（文献学）等等。那个年代的象牙塔里的人，远没有时下学者们的浮躁心态，倒大多是耐得住寂寞的“喜欢型”读书人。我的那些敝帚自珍的论文，不敢说字字珠玑篇篇精彩，却敢说字字篇篇都倾注了心血。
……
离开象牙塔式的大学有十六七年了。如今社会正快速发展，在带来物质丰盈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精神上的浮躁。如今的学者中，功利型、卖弄型的“用心躁也”者大大增多。至于我自己，由于在象牙塔里认真的“修炼”过，总算还能恪守“用心一也”的操行――哦，从象牙塔里修炼来的道德文章，将永远与我同行。
      （附言：《往事不是梦》，是我对在安徽24年逝去岁月的回忆。叙述即将完毕。近日将发表该系列最后二篇文章：《1993·梦圆上海》和《尾声：感谢“同少”，祝福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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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25）：1993•梦圆上海！

少兆发表于 2009-12-21

1993年，我来到安徽已经24年了。
想当年：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晚上，我告别了年迈的父母。哥哥送我到火车站，火车在热烈却又凄切的氛围中启动，载着一群知青驶向不可知的命运中。
“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代过去了。我有了真正的人生思索。那是多梦的年华，美好的梦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的。我似乎看见：一个遥远的“我”在鲜花丛中向现在的我招手，我深知要走过去，路好长好坎坷哦。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去圆我的梦！
24年是漫长的，但似乎又只是弹指一挥间。这是艰苦卓绝，又充满传奇色彩的24年，我一个一个的梦都圆了。
我圆了平反的梦，――历史宣判我无罪，发生在1968年的纯属冤假错案。我圆了大学的梦，――不仅读了大学，还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习。我圆了成家的梦，――她象绽放的“白玉兰”，我和她都感到很美满，读小学的女儿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我圆了立业的梦，――在38岁那年就当主任了，七年了，据说已经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并在工作中也取得了“卓越成就”；不管我是否愿意接受，早有人送了我一大堆诸如“教育家”“编辑家”“文学评论家”“诗人”之类的光环。
在我的心底还有一个梦：故乡的梦。我希望重新回上海。
1993年，圆我第五个梦的机会终于出现了。一位伟人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向着纵深发展。上海市人事局，公开向全国招聘人才。这在当时可说是有轰动效应的大新闻，几十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了人才为单位所有，工作则从一而终的“铁饭碗”模式。忽然传来上海要招聘，人才能流动的消息，真是震聋发聩。
我和她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到上海去！我们已经完成过一次由王村到屯溪的迁移，现在再来一次由屯溪向上海的迁移！
我的调动很顺利，完全没有遇到麻烦。她的单位领导似乎不大乐意，但最终也还是成人之美，签写了“同意随夫调出”的意见。于是我圆了第五个梦。当年，我是只身一人来到了安徽的穷乡僻壤；如今却一下解决了三个上海户口，1993年8月，我重回上海，――不再是只身一人，还有她和女儿。
1969年，我在凛冽的寒风中起步，朝那鲜花盛开的地方走去；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1993年，我终于在那鲜花盛开的地方，和早就在那里向我招手的另一个“我”握手、拥抱并合而为一！我的梦，全圆了！！
      梦不圆，就永远是梦；梦圆了，就不再是梦！我在安徽度过的24年的经历讲述完了。五个梦全圆了，于是我把总标题定格为“往事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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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是梦（26 尾声）：感谢“同少”，祝福同学们！

少兆发表于 2009-12-24

真快，从11月2号发表第一篇《往事》帖起，到今天12月24号， 52天里共发了26篇文章，平均正好是2天一篇。时间过得快，我发帖的速度应该说也不慢！
非常感谢“同少”。感谢桂荣、宪君、蓓蕾等同少的开创者，不仅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让你了解同学们，也让同学们了解你”的平台！并且，率先在这个平台上，和大家展开了推心置腹的交流！
非常感谢“朝花夕拾”的二位版主，――她们是离职不离岗，在我的心目中她们依然是版主，――对《往事》系列文章的关爱和推崇。宋萍学姐常是抱病读帖并回复，定美学姐百忙之中常在晚23点之后写回帖，她们发自心底的真情，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感动！
非常感谢众多的学兄、学姐们，如：伟姐、和庆、煜美、小玲、惠兰、志林、小明、呱呱……，不仅敞开心扉抒写了许多充满浓浓同学情谊的回复，还恰到好处装饰精美动漫，使《往事》版面活泼靓丽。在华师大聚会时，更得知许多因各种原因不及回帖的老同学，原来也非常关注并爱读《往事》。这一切，给了我极大的惊喜和温暖！
我真诚地向大家表示衷心的谢忱！
我的安徽岁月，已经讲述完毕。学友们一定会问：回上海后又度过了16年，情况又如何？我就长话短说，也作一简短概述吧。
回上海时，我兼有主任和老师的双重身份，该向哪个方向去发展呢？我面临着又一次选择。
古人说得好：“听静夜之钟声，唤醒梦中之梦；观澄潭之月影，窥见身外之身”。我早已明白“辉煌”和“光环”都只是“过眼烟云”。倘若一个人被淹没在辉煌的光环中，那真实的那个人也就不复存在了。梦圆上海的我，已经过了多梦的年华。梦圆了，人不再沉浸在梦境中，人是清醒的！以我的品性和特长，6班的老同学心里都有数：少兆去“从教”，要比去当个什么“长”之类，更合适得多。我自己也心知肚明：根本不必去钻那些不必钻的“圈子”，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定位为中学教师。
我走出了象牙塔，脚踏实地地来到了中学生中间。现在任教的这一届学生（2010届高三毕业生），已经是我回沪后的第10届高三学生了。我已经退休了，还能用自己的余热余光，给孩子们照亮一条成功之路，我感到很快乐！
我的故事该结束了（明后年适当的时候，我会再发表一组系列文章的），谢谢同学们五十多天来一直在倾听我的讲述，并给了我那么多的真情和快乐！同学情谊真的是天长地久啊！我是讲述者也是倾听者，听同学们讲那自己的或别人的故事。志林的、小明的、戴总的、伟姐的、广东的、蓓蕾的，……6班老同学的故事真是各有千秋啊，我都在静静地倾听。
      哦，明天就是圣诞节啦，今夜是平安夜！祝福同学们圣诞快乐，一生平安！
      《往事不是梦》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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