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枫树叶

枫树叶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那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东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一系列深重的灾难，给中国带来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国家的大变革，对于农村的影响是逐步的，老百姓的感受也是缓慢的。就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了几天之后，我被村党支部送往乳山“五七大学”读书。所谓“五七大学”，是“文革”的产物，当时被称为新生事物，就是县办大学，是中国以前没有的，是“文革”中教育革命新的尝试。

　　国家处在大动荡的前夜，在基层没有明显迹象，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阳光明媚的春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从冯家村来到了夏村，走进了乳山“五七大学”。“五七大学”就设在原乳山一中，这里是乳山的最高学府。利用乳山一中的设施，还是一中的领导体系，一中的老师，又从有关行业抽调了一些专业人才做老师。在这个基础上，设了一些专业学科，有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卫生、兽医、水利五个专业，这就是县办“五七大学”的基本情况。学生是农村大队派的农村农民，有高中毕业的，也有初中毕业的。不少同学已经结婚了，年龄和学历参差不齐，同一个班级，有年龄相差十岁还多的。当时对这些人定性为队来队去，就是毕业后还要回到农村大队。学制有一年的，也有两年的。我当时是农业机械班的，定的学制为一年。

　　在“五七大学”读书，虽然是队来队去，并且也就是个专业培训班，但对比生产队是有很大变化的。上学期间，村里照常给记工分，等于是带着工资上学。每个星期天可以回家一次，星期天也是有工分的。重要的一点还有吃粮有优待，国家给调剂粮色。那时候所有人的吃粮，国家都是严格控制，吃什么粮有明文规定。农村人都是地瓜干或地瓜占50%，玉米占30%，小麦加上大豆等杂粮占20%。去“五七大学”读书，要先把家里的口粮卖到当时的粮食管理所，所卖品种为玉米、地瓜干各50%，数量是每月36斤。然后到学校由国家统一供应口粮，数量也是36斤。调剂粮色是这样的，到学校以后吃的粮，国家安其他吃国家粮的人吃粮标准供应。就是小麦占50%，玉米占30%，地瓜干占20%。这是个很大的优惠待遇。那时农村人小麦少得可怜，只能是过年过节了，家里来客人了，有什么事情了，才能吃上小麦。吃小麦那就是改善生活，好吃的都是小麦面粉做的。

　　离开生产队，用不着起早带晚出苦力，还休星期天，吃得还好，工分也不少得，还能学到专业知识，真有点平步青云的味道。遗憾的是时间短，毕业后还要回到农村，回到大队。进入这样的学校是不用考试的，都是各个村的党支部直接派的。当然进入学校是很不容易的，这样的好事一般人是轻易得不到的，像我就是干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并且也干得挺好的，才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那个时代，农村的青年人都向往离开农业，都把脱离农业看成是鲤鱼跳龙门，把离开生产队看成是脱离苦海。农村人的这个想法肯定是有原因的，事情都是有前因后果的，有着一定的必然道理。农村的苦那是有目共睹的，那个生存条件能无病无灾的活着，就谢天谢地了。只要是离开农村，那怕就当一个普通工人，条件马上就有了本质上的改变，就成为吃国家粮的，体力轻，八小时工作制，还有星期天，工资高吃得好，这些条件在农村，在生产队是想都别想的。其他行业比工人还要好，并且是越向上越好。向上就是逐层逐级的向上，待遇逐级提高。整个国家就是一个金字塔，一级一级的层次分明，各级别的工资及物资供应有着严格规定。级别高一点，工资就高一点，供应的物资就多一点。农村是社会的最底层，除非你能离开农村，否则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没用的。

　　我在生产队干了三年，深知农村的艰难困苦。那时在冯家村，因为是公社驻地，经常看到那些吃国家粮的人，看到他们的生活状况。像公社干部、工商税务、供销社系统、粮管所、食品站等。他们的条件当时比农村优越得多，都是让农村人羡慕、嫉妒、恨的。中午时分，当我们饥肠辘辘、疲惫不堪还肩负重物，脚步沉重地走在回家的大街上时，看到那些人手里拿着白面馒头，穿得干干净净，悠闲的向单位走去，(有些单位几家一个食堂，吃饭时领了饭要回单位吃，要从大街上经过。)羡慕油然而生，直感人与人没法比。都是人，生存的条件差距怎么这么大！有嫉妒之心就是顺理成章了。粮食是农民生产的，农民却不能做主。那时候粮食国家控制，农民吃什么，吃多少，国家有规定限制。比如说小麦，生产队生产的小麦要先交公粮，余下的社员才能分配。交多少小麦，上级每年都要下达指标。凡是不生产粮食的人，都比生产粮食的人吃得好，还都是硬性规定。说农民没有恨，那只能说是无视现实或者是虚伪。吃国家粮的人，并不是有什么本事，也不是多读了书，就是因为他们是当官的子女，还有就是当官的亲戚。当时就那么个情况，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

　　第一次离家进了县城，第一次算是吃上国家粮了。(只是国家调剂粮色)虽然只是一年，这也挺好了，生产队的苦和累，那怕是逃离一天，也让人兴奋，且不说这还是一年。农业机械班，顾名思义就是学农业机械，主要是学拖拉机，再就是农村电工，还有脱谷机、水泵等一些配套农机。学习是轻松愉快的，课程简单不难学，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压力。到了这样的学校，那年代确实是难得的好事，感觉从没有过的舒心惬意，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春天。

　　县办大学是新生事物，好像是全国第一个。学校每次开大会，第一个议程就是放录音。首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是山东省人民广播电台，再就是乳山县人民广播电台，都是关于乳山县县办大学的报道。每次都要放一个多小时的录音，再进行其他会议内容。在这个学校里，我的一切都特别顺利。学校工宣队队长，(那时候学校有工人阶级管理学校宣传队)还有学校的团委书记，都是冯家老乡，原来就有点熟悉，这对我来说是得天独厚。在班上我仍然是团支部书记，还有个班长和学习委员，就我们三个班级干部。班长和学习委员都是共产党员，也都结了婚。班长当时已经是夏村公社井子村的党支部委员了。上学一个月后，学校就在学生干部会议上公布，因为我们学校是新生事物，上级非常重视。要在我们这一期学生中，发展一批党员，还要在毕业时直接提拔一批干部。因为其他班级干部结了婚，所以对提拔干部这个事没有要求，因此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事，我就是班上的最佳人选。班上同学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主要是我学习好，学习是我的强项。那时同学之间接触时间也不长，学习好就成为突出表现，所以我受到了大家的拥戴。很快我就参加了学校发展党员的积极分子会议，班上也就我一个。班长和班主任老师也鼓励我，要我好好干，说我们班入党和提干的希望就在我身上。我自然是乐于接受，觉得这个事是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信心满满。

　　回想在生产队三年的时间里，因为我们家和当时的书记的关系不好，有着由来已久的怨恨，我对入党的事已经没有了信心，知道书记是不可能让我入党的。就在当上团支部书记那年，有个和我十分要好的同学，已经是公社团委书记了。他一门心思的想让我离开农村大队，要我出去教学或者是参加公社的工作队，亲自找了书记几次。我们的书记不但背景深厚，而且有点文化，也有点水平，也可以说是老奸巨猾。在那时的农村这样的书记凤毛麟角，他很善于应付这样的事，说什么要把我留在村里培养党支部书记，所以不能让我走。其实他是有意压着我，就在那一年，村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团支部有两个委员入了党，而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却名落孙山。那以后我就对入党不抱希望了。

　　学校里新的环境，新的机遇，重新给了我希望，让我再一次有了要求入党的信心和激情。(那时候想向上爬，想出人头地，入党是必备条件。)在这里没有历史遗留的恩怨，没有许多人为的羁绊。我理所当然的珍惜难得的机会，决心不负大家的期望，不辜负青春年华，人生难得几回搏。其实学校里也用不着怎样去拼搏，不是在农村要死要活地拼体力，搞什么阶级斗争，什么农业学大寨，还有什么青年活动，搞得人整天精疲力尽的。学校里除了正常的学业课程，其他政治活动不多，毕竟是专业培训性质，没有太多的名目。我学习一直挺好，再就是注意和老师同学的关系，日常工作积极点，轻松就赢得了好评。

　　光阴荏苒，一切都顺风顺水的向前进行着，学校党委又开了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估计我很快就要入党了。转眼到了九月份，我们在乳山农机修造厂实习，就是跟工人师傅学修拖拉机。九月十日，下午两点多钟，修造厂的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那时几乎所有单位都有广播喇叭，很多事都是通过广播喇叭宣传和通知。)接着就公布有重要广播，让所有人注意收听。大家都停了手里的工作，开始收听广播。广播里开始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一种无比沉痛的声音，播出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每个人都表情严肃，茫然不知所措，这个消息太出人意料了，太超乎想象了。那个时代，毛泽东被神化了，无限的个人崇拜，自上而下地山呼万岁，在老百姓心中他应该是不会死的，中国不可能没有毛泽东。听完了播音，大家都没有心思再工作了，也没有人说话，似乎是没有从惊愕中醒过来。第二天，我们依旧去工厂实习，一切都是暴风雨前的寂静。过了几天，我们参加了全县的追悼大会，这是党中央统一布置的，全国统一召开的。后来，学校又单独召开了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

　　暴风雨不可避免地来了，党中央迅速地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震惊中外的变化，一切都来得很突然。基层老百姓知道的事太少了，所听到的总是一种声音，只能是听广播喇叭，听上级传达。事情正在起变化，发展党员的事搁浅了，提拔干部的事再也没了动静，发生了那么一些大事，这些也是意料之中的。国家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暴风雨，必然影响和改变许多事的进程。很快到了年底，原来定为一年的学习时间，也不算数了，我们春节前就毕业了，这样也就只读了十个月的书。

　　命运太捉弄人了，充满信心的希望破灭了，看起来有把握的事泡汤了。原以为难得的好环境，各方面都是有利条件，自己也努力了，觉得前途是一片光明。万万没想到，一系列大事不期而至，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直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的时间，对我来讲是太不利了，影响太大了，如果再等一年，大概率我就入了党提了干了。可能是我对他老人家不够虔诚，没有无限忠于，所以就没有修成正果。还是常言说得好，命八尺难求一丈。好在学了些专业知识，对自己的生存，对死心塌地的呆在农村养家糊口，是有莫大益处的。那个年代，在农村开拖拉机是个美差，多数人都求之不得。(在学校里就办了拖拉机学习驾驶证)那时农村拖拉机很少，驾驶员是个重要岗位，虽然很忙，但体力比生产队要轻得多。

　　春节前回到了村里，向党支部做了报到，回报了十个月的学习情况，(没有提及入党和可能提干的事)等候党支部的安排。我想离开农村的想法再一次落空了，再一次无可奈何地回到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