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沂南一中走来，【聊界湖14】

潘希迁

谨以此文庆祝沂南一中建校68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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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一中

钟音绵绵犹在耳

晨诵琅琅飘窗外

挑灯苦读奔远方

长思当年师生情

近日看到老友李玉山的一篇美文“沂南一中，人才的摇篮”，勾起了我的一中记忆，缕缕如丝。

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还真的做了几个梦: 梦见了王林书老师的英语问候“Hello, students”；梦见了朱铭福老师的方程式在“集合”；梦见了同学们晒在窗台的绿毛煎饼；还梦见了学生宿舍内的“人虱大战”……。“梦醒校园听钟声，一中还似旧温柔”。我们的一中时光，从艰辛中汲取营养，在努力中享受欢乐。

说起来，我们一家从大哥到第三代都在沂南一中上过学。大哥是1952年一中在南寨成立后的第一届学生，并且在一中当过多年的教师。我是高中十三级学生。以后侄子、闺女，孙子，都在一中上过学，如今还有一个一中在校生。我们尽管算不上书香门第，也算是与一中有着不解之缘吧。

建国前，沂南县是没有中学的。这是因为，沂南是一个因抗日战争而诞生的共产党政权，尽管有着强大的红色基因，但由于建县历史太短，文化底蕴不厚，没有具备设立中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条件。当时能够上得起中学的，又属凤毛麟角，还得跑到沂水、兰山等周边有中学的老县城去。

1952年11月，沂南一中在南寨成立，时称沂南中学。我大哥就是沂南一中第一届初中生。当时共招了四个班，学校暂设南寨。这倒不是南寨办学的条件好，而是县城驻地界湖房屋紧张，没有房子可用。据老一辈讲，建国前后这段时间，沂南县经济困难，百端待举，百废待兴，以至于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因用房困难，都分散在界湖街、中疃和潘家庄等村，借用民房办公居住。到了1953年，一中新校舍建成，整个学校即从南寨迁回。应该说，一中在南寨只是“暂居”。1955年，一中还没设高中部，大哥初中毕业后只好去了沂水读高中。据说沂南一中1957年才有了高中部。

一中高五级一班学生毕业留影

大姐就在里面，瞅了半天没找出来。

1965年沂南还没有高考点，要到沂水去。

我的初中是在界湖完小上的，那时推广小学初中联合办学，时称联中。1972升高中到了沂南一中，为高13级。要说我的一中印象应从1965年开始。因为老家距离一中不算很远，我经常和一帮小伙伴从县委向西到一中周围闲逛转悠。那时的县城新区实在太小，东西只有一条半大街，今天的人民路算是一条，一中南大门就在这条路的最西头。文化路算是半条，至一中东北角向西北奔公路而去。而一中算是县城西部，再往西就是荒郊野外了。即使这样，对于原本一个大集镇的界湖来说，这也算是一个小城市的雏形了。

50年代初的界湖有多大呢？朋友王殿奎先生是这样描述的，“久有扫盲教材云：沂南界湖真正强，南北大街一里长。界湖完小在庄前，大众医院西岭上。”此时还未有一中，界湖完小就是沂南县城的最高学府了。后来的一中，其面积约有县城新区的五分之一强。这足以说明当时党和政府是何等的重视教育，其财政投入之比，比现在还要强的多。

文革前的一中，南起人民路，北至文化路，其占地面积已经是县城最大的单位了，甚至超过了县委和人委（县政府）的总和。当时的一中，是全县精英的聚集地，老师都是从发达地区分配来的知识分子。校长的级别也相当高，据说钟伯荣校长工资就是行政16级，属于县级干部待遇。而县委县府以及各单位的干部，大都工农出身，真正的知识分子很少。譬如县委书记朱风九，最早为木匠；县长朱富胜，地道的农民出身。他们都是实干家，其文化知识都是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积累而成。

一中最早是没有院墙的。那个年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是一句空话，社会治安非常的好，拉院墙似乎也没有什么必要。但没院墙并不代表没有门口。最早走的是南门，即后来的电影院这个地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县里把操场及果园划给了其它县直单位，一中向西扩出一部分作为操场，从而改走东门。我们上学时就已经走东门了。记得东门里路北一传达室，传达室前有棵大杨树，杨树上挂着一口铁钟，一中所有上课及作息时间的指令都是从这里发出。悠扬的钟声传的很远，甚至能听大半个县城。

一中南大门，后来变成了电影院，

再后来变成了“百成汇”商场。

大门由南而东，由东而北，是时代变迁的标志，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个进程。说来也巧，自打一中走了北门，以后的二中、三中、四中都为北门，办公教学大楼呈倒座观音。据说许多倒座观音殿都有这样一对楹联，“问观音为何倒坐，恨众生不能回头”。我们县城的直属中学都喜欢找一个走北门的地段，莫非是主管部门希望好学生继续努力，差学生浪子回头？这或许是一种缘分，或许是一种巧合。不管怎样，有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保佑，我们的中学都像一中那样培养出了大批的国家栋梁之材。

记得一中南门的东边，有一排沿街房，这里就是县文化馆，闲逛路过此地时，经常进去看看画报，歇歇脚。进入一中大门，南北一条约百米左右的路直通教学区和宿舍。路的东面是操场，操场的北面是一个一米高左右的戏台，供学校召开大会或演出之用。路的西面是一大片果园，应该是小国光或红金星之类的品种。一中校园宽阔敞亮，高贵神秘，头一次进去时，真有刘姥姥进入大观园的感觉。

同全国一样，一中影响力最大的学生无疑是“老三届”。所谓“老三届”，广义上讲，就是六六、六七、六八年在校的初高中学生。这一批学生在沂南县六七十年代乃至后来几十年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写沂南史，这也是绕不过去的重大历史阶段。从国家层面讲，“老三届”学生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党和国家的中坚力量。如习近平总书记就是“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学生。

文化大革命虽说从六六年开始，但真正全面发动应该是六六年的下半年。“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1966年6月毛主席在韶山滴水洞写的七律《有所思》证明了这一点。

文化大革命

培养了一批辩才、政论家和书法家

从1966年到1969年，一中始终处于沂南县政治漩涡的中心。群雄纷起，合纵连横，一中师生成为全县红卫兵队伍中的排头兵和“擎旗手”，左右了沂南的政治局势。记得当时一中有多个红卫兵组织，其中最出名的当属“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组织最初的目标是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很快分化为二三个派系。如临沂地区红卫兵组织就分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系。一是八大组织为一派，属“保皇派”，简称“八大”或“八派”。一是六大组织为一派，属造反派，简称“六大”或“六派”。八派与六派，极端对立，水火不容。两大组织你攻我防，上演了一出出文攻武卫的血腥大戏。而此时的沂南一中红卫兵组织，也自然而然的跟随上面分成了“八派”和“六派”。其中“东方红公社”，归属了八派之列。

我之所以对东方红公社记忆犹新，是因为我的观点倾向于“八派”。尽管当时我只是一名小学生，没有资格参加什么红卫兵组织，但久而久之自然就出现了同情一方而否定另一方的想法。在那个时期，只要是正常人，没有倾向性是不可能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一中“东方红公社”里面的四大天王、八大金刚，都是聪明睿智、才高八斗、出口成章、极具组织能力之人。在当时的沂南县，可以说声名显赫，无人不晓。尽管我一个毛小子接触不上这些“英雄好汉”，但我内心里还是非常的崇拜敬仰他们。其实在那个动乱时期，不管是八大，还是六大，能够熬到头面人物的，都是经过充分竞争脱颖而出的学生精英，可谓“乱世出英雄”。只是后来政治局面对六大不利，让八大占了上风。如今，是非成败转头空，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

参加工作后，有幸逐渐认识了一中许多当年八派和六派叱咤风云的老学兄，他们的能力和水平，至今让我钦佩不已。

沂南一中北大门

不仅承载着一中的厚重历史

也承载着沂南六十八年的中等教育史

1972年初，经考试我正式迈入了一中大门，成为高13级3班一名学生。一中，号称沂南“最高学府”，这里有最好的老师，最美的环境，最优秀的学生。我们在一中求学的两年，也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由大乱趋于大治的关键两年。社会上，人心思稳，民心思定，“抓革命，促生产”，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为实际行动。学校里，老师教的卖力，学生学的刻苦。那时尽管没有高考一说，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犹如一根指挥棒，调动着同学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遨游。

我们的老师都是博学多才、师德高尚之士。尽管当时受课程所限，老师所教课程不太对口，如教历史的教了语文，教俄语的教了政治，教生物的教了音乐，还有如朱经铎老师教了劳动课等等，但他们都是无怨无悔，无私奉献，把所学知识满腔热情的投入到教学当中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一中老师的真实写照。

每当我想起一中的两年，许多老师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忘不了班主任王林书老师标准流畅的英语课，忘不了朱明福老师深入浅出的解方程，忘不了胡佑安老师几笔勾出的两军对垒图，也忘不了杜文厚老师点名提问的“往后挨”……。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我的老师，您是灯塔，您是春雨，您是蜡烛，您是山泉……您永远是我学习的典范！

两年的一中学习生活，是在紧张、平静、欢乐的气氛中度过的。师生情谊浓浓，学业收获满满。这得益于文革中的老三届学生早已离校，没有了剑拔弩张的基础；得益于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校园学习气氛浓厚；得益于遇到了具有真才实学的好老师，让我们听的明白，学的扎实。

1994年7月沂南一中高13级3班同学

纪念毕业20周年师生合影留念

前二排左四起：

王林书老师、高景先老师、张树琛老师

赵世瑾老师、朱铭福老师、徐以松老师

高13级3班毕业20周年座谈会

高景先老校长讲话

高13级3班同学毕业20周年座谈会

张树琛老师讲话

赵世瑾老师与美女同学合影留念

左起：杨佩娟、顾臻、赵世瑾老师、李萍

诸葛亮铜像前师生合影留念

参加合影的老师前二排左四起：

徐以松老师、赵世瑾老师、王林书老师

高景先校长、张树琛老师、朱铭福老师

1973年下半年，上级要求，我们这一级学生由两年制改为两年半，也就是延长到74年暑假毕业，为以后的学制调整作准备。但到了年底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派性回潮”，导致了我们的学业戛然而止，好歹我们的课程已经学完。

1973年下半年的临沂地区，派性斗争回潮，政治局面出现紊乱。特别到了年底，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此时的一中，亦不是世外桃源。个别教师把两派斗争时的恩恩怨怨带到了学校，其中有两位老师甚至不顾师德，守着学生对骂起来，让同学们惊愕不已。其实这两位都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此时此刻，他们不顾斯文扫地，令人慨叹。

一九七四年

开门办学又成为一种时尚

1974年春节过后，六派反击八派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局面失控。同学们都没返校，也没人通知返校。我们没有告别仪式，没有毕业照片，我甚至还没见过毕业证。高13级学生就是这样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学校，踏入了社会。

当年沂南县最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八派和六派围绕县招待所的“攻防战”。当时六派占据县招待一所，八派占据招待二所（老酒厂—即袁家大院），双方用高音喇叭互相攻击，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六派在一所手持棍棒石块，趴在屋脊上严阵以待，全力阻止八派进攻。八派则以中疃等村的社员为骨干力量，围攻招待所，并用炸药把招待所东院墙轰了一个大窟窿。这次事件给招待所造成了严重财产损失。局势稳定之后，县里专门组织工作组整顿清理了好长一段时间。之所以把这次事件在这里点了出来，是想证明，1974年的动乱，学，确实没法上了。

老一中平面图

随着形势的发展，条件的变化，进入八十年代后，一中逐渐步入了快速发展轨道。随着大门的北移，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拔地而起。特别是2015年，投巨资新建一座高标准、现代化的一中分校，一举解决了学生入学难的问题。

新一中平面图

据介绍，新校占地面积444.6亩，校舍建筑面积13.99万平方米，共有21个建筑单体、两个运动场、三个大门，总投资约4.58亿元；办学规模达到141个教学班，可容纳7000余名学生就读。是沂南县一次性投资最大的民生工程。新校功能布局科学合理，教学管理设施先进齐全。分为教学区、生活服务区、景观休闲区、综合会议区、校内外停车区等功能区。设有3座教学组团楼、1座科技楼、8座宿舍楼、2座餐厅楼、1座艺术楼、1座体育馆、1座图书综合楼、1座大礼堂、1座生活服务楼、1座浴室楼以及卫生室、理发厅、超市等生活服务用房。

新校规划设计高端定位。同济大学承担规划设计，山东大卫国际建筑设计。以前庭后院的景观结构、环状流畅的交通体系、自由错落的建筑布局、叠山引水的景观特色为设计理念，塑造文化浓厚、山水园林式校园。

前年高中几位同学相聚时，萌发了看看新一中的想法。驱车前往，新校区大门紧闭，只能隔门远眺。尽管如此，几位外地同学对新一中的规划设计和建设规模惊叹不已。本想进入校园浏览一番，又怕叨扰人家，只好在大门前合影留念，算是到此一游。

2018年

高十三级几位同学相聚

在新一中门前留影

据说在酝酿征求新一中的选址意见时，许多老干部的要求有两点：一是建了新校，保留老校，要保护好老校这棵沂南中学教育大树的根，根深才能枝繁叶茂；二是选址最好在北外环后中疃路北，或是汤泉后面，这里上风上水，有利于学校的良性发展。

我是倾向于汤泉后面的。因为县城从智圣汤泉往南到农贸市场，过去我们叫东岭，这是一条龙脉，而汤泉后面就是龙脉之头，建学校是最佳之地。

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最后领导一锤定音，把新一中放到了山阴之地——仙姑山后，真的是“开门见山”了。

这“定址”里面的道道，众说纷纭，瞎猜乱想，但就风水学来说，新一中校址处在山阴之后，无疑是下风下水。好在学校人多势众阳气足，能够兑冲掉不祥之势。

新一中校舍一瞥

不了情

初心萦怀念旧长

半生缱绻韵流芳

清泉润抱存丹志

微炬相携赴远方

昔迹庭前留少履

清歌耳畔忆同窗

杨荫书舍煎饼味

师训铭心永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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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聚会照片由顾臻同学提供，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