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仰望遵义

熊啊雄

　　今天，我选择1月15日这一天重访遵义会址。

85年前的今天，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使在政治上、军事上被“边缘化”的毛泽东主席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从此以后，毛泽东主席重新带领中央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在生死悠关的重要时刻，调整航向，冲出绝境，实现了党和红军的命运在经历浴火重生后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遵义会议纪念馆时，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永放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这段精典总结不仅仅是领导核心对“遵义会议”的高度评价，而且也是一个执政党对遵义会议重大历史意义的集体共识。

85年后的今天，我和很多人一样怀着对毛泽东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比崇敬的心情再次来到这里。

我己经记不清来过多少次遵义了。

但是，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遵义并进入“遵义会议会址”参观的时间是1967年的1月。

那年，听说“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将首次发行“遵义会议会址”纪念章。于是，就与同学相约爬上开往遵义的货运列车，顶着呼啸的阵阵寒风和冰冷的冻雨，奔着“遵义会议会址”和一枚“纪念章”而去。

今天看来，当年的那些举动是否有些“不可思议”？但是，那是一代人发自内心的仰慕和向往。因为，人生中总是会因某些向往而萌发出一种情感的冲动。所以，才会形成一种无需言表的追寻。

那一年，我刚满15岁。

　　

　　

1月，正是这座地处高原的黔北老城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凛冽的寒风和飞飞扬扬的细雨阻挡不住人们对一段历史的探索和追寻。

那年，坐落在遵义老城区子尹路（又名琵琶桥）一侧的“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的门前，人流络绎不绝。小小的院落里和一栋老式建筑前挤滿了慕名而来的“朝圣”者。

那年，“遵义会议会址”陈列馆的范围，就限于“柏公馆”的老院子内：一个二进的老式院落，附带厨房、水井。进门左侧的一栋中西合壁的二层建筑即为“遵义会议”召开旧址。那时的参观者可以沿楼梯而上，亲临位于二楼的“会议室”追思那一段历史。

当年的房主人，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怎么也不可能想到，用两万大洋为姨太太兴建的这座东西合壁的二层小楼私宅，会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会议而蓬壁生辉，更不可能想到这栋小楼会成为1935年以后的中国，乃至世界的一处历史文化遗产。

今天的遵义，几乎已经看不到民国年间留下的陈旧建筑了，仅存的也大多与“遵义会议”有关。

其中，位于琵琶桥街上的“柏公馆”和桃源路（原地名“古寺巷”）旁的原国民党川南边防军第二旅旅长易怀芝（易少荃）的私宅皆因“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主席与张闻天、王稼祥曾经居住过而最为出名。

由此而联想到，大凡古往今来的城堡、豪宅又有几处为“始作俑者”的后人所把持而承续？

“遵义会议”纪念馆临街正门上方悬挂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巨大匾额，这是毛泽东主席生前唯一为国内革命纪念地题写的匾额。这个匾也被誉为“中华革命第一匾”。

由此，可以看出“遵义会议”在毛泽东主席心目中所处的地位。

为什么？

因为毛泽东主席1945年在中共七大关于选举的讲话中给出了说明：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今天，我又一次站在同样的位置仰望毛主席题写的匾额，又一次仰望“遵义会议会址”，又一次仰望新中国革命史中的这一伟大“圣地”。

　　遵义会议对于改变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转危为安以及对于人民军队的存续与发展所产生的重大意义，在其后的85年间，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他们都在那些不计其数的文章著述中早已经表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己经无需一位垂垂老者的赘言。

今天，站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红楼下回望那段往事，一个个曾经鲜活的、高大的共产党人的身影仿佛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主席初心不改的挚着与坚定；周恩来副主席审时度势的冷静与担当；朱德总司令忍辱负重的坚守与勇敢；张闻天、王稼祥不辱使命的思考与选择……。

他们那一代人早已经用各自独有的方式为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了过目不忘，铭刻于心的灿烂辉煌的篇章。

　　与此同时，时年26岁的博古（秦邦宪）与“洋顾问”李德以及王明，这些几乎把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葬送掉的历史人物，也用他们的幼稚和盲动而犯下的错误唤醒了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思和觉醒。

他们的“反面教员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们的党一步步地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逐步地走向了成熟。

　　这次到遵义会议会址不只是滿怀崇敬和追念，也还揣着些许释疑之心。

第一个疑问是：遵义会议会址过去向公众介绍的召开时间改了吗？

以前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时，看见会议室的标识牌是这样介绍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至八日，党中央扩大的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在此召开”。

这个日期显然是错了，发生错误的原因是：遵义会议会后印发的“遵义会议决议”的落款时间是1月8日。会议开了三天，由此将开会时间推定为1月6日～8日。

而历史事实是：1月2日，中央红军刚刚突破蒋介石设置的乌江天险防线向遵义攻击前进，中央机关于1月7日前后进驻遵义。

“介绍”出错的原因在于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人在整理和印制文稿时把日期弄错了，以至于以讹传讹。

多年后，参会（列席）者之一的伍修权对此提出了疑问。经有关方面多方求证，最后确定：遵义会议召开的准确时间是1月15日～17日。

对此，遵义会议纪念馆己经作了更正。

第二个疑问是：李德是共产国际指派的“军事顾问”吗？

这个“共产国际指派”的说法流传很广。今天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有关版面仍然是这样介绍的。

随着若干史料的发现，这个说法是否应该进行修改了呢？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另一个别名叫华夫），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曾在德国两次被捕入狱。获释后于1928年来到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其间与正在苏联留学的博古等人结识。

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件任务，是被苏军总参谋部指派送2万美金到中国上海与佐尔格接头，设法营救牛栏夫妇一家。

牛栏夫妇是苏联红军总参谍部情报部和共产国际驻远东（上海）的高级谍报人员，而牛栏本人还是苏联远东情报小组的高级负责人。

牛栏夫妇和孩子因间谍案于1931年6月在上海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后来移交给国民党军事当局。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别尔津大将为了营救牛栏一家人，采纳佐尔格“中国官员贪婪腐败，用美元打通关节”的建议，并初步与国民党有关人员达成“协议”，用2万元美金“疏通保释”牛栏夫妇。

苏军情报部门为确保送笔巨款能够安全送达而以防万一，分别指派二位德籍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和奥托•布劳恩）各自携带2万元美金分头从苏联出发，越境进入中国前往上海，与佐尔格接头。

“快递小哥”李德完成送款任务后，与早年在苏联学习时结识的现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取得联系。毫无军事常识的博古为了培植自己个人的势力而借此排斥毛泽东主席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

此时李德的出现，对博古来说真是“瞌睡遇到了帎头”。一番交谈之后，博古借此机会多次（请注意：是多次）以中共中央和个人的名义请求共产国际指派李德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李德也乐于接受博古的邀请，但表示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方能实现双方的愿望。

但是，李德当时的身份属于苏军军事情报系统而非共产国际系统。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共产国际与苏军总参谋部协商后，回复中共中央：同意李德留在中国工作。

不过，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正式回复却是含混不清的：“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今天看来，共产国际的指示有两层含义：其一，作为顾问，奥托•布莱恩没有对中共指示的权利，仅仅只有“建议权”。其二，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并不受命于共产国际，而只是受命于中共中央。

很显然，共产国际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和李德的军事“才能”，才以这种模糊的指示，让中国共产党自己去作选择性安排。

然而，一向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马首视瞻的博古，这回却把共产国际的指示丢到一边，假传“圣旨”，拉大旗作虎皮。对外将李德称之为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指派的军事顾问，并把这位没有指示权力的“洋顾问”尊为武艺高强的大神，奉若上宾。

博古不仅给予李德非同寻常的待遇，而且更为要命的是把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李德，使他一跃而成为红军的统帅，全权指挥中国工农红军。

由此看来，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指派的军事顾问，而是博古出于某种动机的“封许”。

1933年初，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时，正值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布署“第五次围剿”。由于身为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的博古不懂军事，在大战即将来临之际对李德十分依赖和支持，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李德。李德在博古“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推行不合中国国情的军事教条主义，用“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的方法蛮干硬拼，导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中连连失利。最终致使中央苏区丢失，被迫进行“西征”大转移。

对于这段曾经隐藏的历史，党史专家们和遵义会议纪念馆对李德的身份和当年博古的行为是否应该重新认识和表述？

站在“遵义会址”红楼前回望历史：勇于“纠错”，是遵义会议的重要历史意义之一。

还原历史，有错当纠，我期待这一天。

　　遵义会议会址陈列馆大厅里的雕塑群像熠熠生辉。

正是这些群像中的人物在经历过千般磨难后，才铸就他们今日的灿烂辉煌，才使今天的中国能够讫立于世界的东方。

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80年前在评价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精英时，曾经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

当年，前线战事时而紧张、时而激烈。为了便于应对白天瞬息万变的战局，会议均在夜晚进行。

毛泽东主席与张闻天、王稼祥手提马灯从古寺巷的“易公馆”冒着凛冽的阵阵寒风，沿着湘江河边崎岖泥泞的小道步行5里地，前往会场。

一盏昏黄的马灯，带着坚定的理念，领着被视为异端的提议，在漆黑的山道上艰难地前行。

三个不眠之夜决定着中国革命和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

张闻天后来回忆遵义会议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今天，毛泽东主席与张闻天、王稼祥曾经居住过的小楼前，一树腊梅在凛冽的寒风中傲然挺立，昂首怒放，香气四溢，引人夺目。

85年前的毛泽东主席，亦如这株傲雪凌霜的梅花。他用前无古人的政治智慧、军事才能和豪气担当使自己的思想之花迎着风雨绽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释放出久远的芬芳和耀眼的光芒！

　　

遵义街头的大型雕塑《转折》寓意含蓄而深刻。

红色的力量在经历曲折之后，犹如一只涅磐凤凰，冲破黎明前的暗夜，以锐不可挡之势奔腾向前，展翅高飞！

遵义，因这次会议而由此彰显知名。

中国，因这次会议而由此走向辉煌！

2020年1月15日

熊啊雄 图文

于遵义毛主席旧居侧

【注：1.照片中的“遵义会议会址”纪念章，收存于50年前。其中小圆章于1967年发行。另两枚纪念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昆明军区于1968年颁发给我们连队（“四好连队”）的荣誉纪念品。均铸有“遵义会议会址”的浮雕。

2.毛泽东主席与张闻天、王稼祥旧居因维修，大门紧闭，暂停对外开放。我以帮助送水工人的方式，拎着一桶纯净水“混”进院内，以了却心愿，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