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一一“天一"记忆

余新建古木视界

　　在武昌前进路临江边，矗立着几幢超高层豪华建筑一一武汉万达威斯汀酒店。每次从那里路过，我总是将车速减下来，慢慢驶过这片土地。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总是有种莫名的愁怅和失落，因为这里曾经是我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地方一一“天一"。

        “ 天一”也叫武汉印染厂，建于1957年公私合营时，厂后门正对着曾家巷马头。据父亲说，这个厂是为发展武汉的纺织印染业专门从上海迁移过来的。《周易》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一"即借其名，以壮厂威，所以，当时迁到武汉时便叫武汉天一印染厂(以下简称天一)。厂里职工很大一部分都是上海人，因而，“上海诶唔"一直是天一的主流语。

　　“天一"宿舍区(一村)紧挨厂区，数十平方千米的院子里矗立着12栋3层楼的"筒子间"。(后因人口增长，又盖了2栋)，五、六十年代可是称得上是当地的"洋房"。

　　“天一"的院子里原来还有很多地，都是每家开出来的，我们小时候总是跑到菜地里挖丘蚓玩。后来，随着天一的发展，那些地都被铲除了，种上了树。70年代未又在树中间修建了水泥路。天一才变得整洁起来了。

“天一"宿舍区是我们出生、成长的地方，承载着我们童年的快乐、梦想和希望。

　　那排列有序的房子间种植着两排参天的梧桐树，中间的空地就成了我们娱乐玩耍的地方。

  春、秋两季最适宜玩耍， 也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大家玩的项目很多。女孩子一般玩踢键子、抓籽子、跳绳、跳橡皮筋、丢手巾、跳房子等。

　　男孩子玩的内容就丰富得多了。什么打撇撇、滚滚圈、打得锣、打珠子、钉铁、斗蟋蟀、"斗鸡"，捉迷藏等等，总是变着花样玩。我们每天总是玩得忘记了时间，经常是父母三番五次地喊着才回家。

　　男女孩在一起玩比较多的就是"丢手巾"了。这个游戏开始的规则是，大家先面对面的围成一圈蹬在地上，留一个人在圈子外，拿一个小手巾。游戏开始时，大家便拍着手掌、唱着"丢手巾，丢手巾，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走起来，快点快点丢起来。"(《丢手巾》)，大家边唱，他便围着人背后跑，跑到谁的后面他就将手巾偷偷地丢在这个人的背后地下，待这个人发现时就来追他，若他门围圈跑到了这个人的位置就算他赢了。那么下一轮就该这个人来丢了。

　　那时候玩具一般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连打火药的手枪都自己做。枪筒用旧自行车的链条拆开来一节一节拼起来，再用粗铁丝弯成枪身及枪把，做一个撞针，用橡皮筋缠着枪筒和撞针。玩的时候拉开撞针，装上火药，用力勾动板机，只听见“呯"地一声，火药便炸响了。

　　冬天时一般都是玩踢键子和“捉人"的游戏。“捉人"的游戏将玩的人分为两个组，一个组的人从一个门栋往对面的门栋跑，另一组的人就去追，捉到就算输了，如果跑的一组没有被捉到，跑到门栋就算赢了。尽管天气很冷，但跑几个来回便浑身发热了。

　　另外一个游戏就是“斗鸡"。玩的时候用手抬起一个腿，单腿着地，跳着互相用脚膝盖挑斗对方膝盖，也可以用膝盖压对方，谁的腿掉下来谁就算输了。

　　当然，冬天最好玩的还是下雪天。那时的冬天很冷，雪下得很大。早上醒来时，窗户上都印满了冰花，十分好看。地面铺着一尺厚的雪，一片白汪汪的，象厚厚的白棉絮铺在地面。唐人张打油的打油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咏雪》)就是对雪景最好的描述。

　　雪停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扫雪了。每个门栋的大人自觉地拿着竹扫把、铁锹，铲的铲、扫的扫，一会儿就开了一条路出来了。集中的雪便用来堆雪人。大人们堆的雪人很有趣，有的戴着高帽子，有的刁着香烟，有的还画一个红嘴唇。堆好雪人，我们便都跑去玩了。有的互相打着雪仗，有的滚雪球，有的坐着大人做的雪橇尽情地享受。

　　滑冰是男孩子的“必修课"。雪停后，便有人在有坡的雪地浇上水，等地面结冰以后，大家便排着队开始滑冰了。滑得好的，一会儿直着身子，一会儿蹬下身子，中途实然来个180度的转身，面背着朝后滑。我们初学时，经常摔倒，一不小心便摔个底朝天，慢慢的，就摔出来了。

        寒冷的冬天就在快乐中不知不觉地度过了。

      “七月流火"。武汉的夏夜是很难熬的，当时，武汉称为全国“三大火炉"之一(武汉、南京、南昌被称为"三大火炉")，一到下午六点，老天爷就会准时停风。那时候条件差，家里没有空调，一到盛夏，外面像被火烤过似的，曝晒了一天的街道余热经久不散，没有一丝穿堂风的室内更是酷热难当。因此，晚上人们便将生活重心移到了室外。

太阳一下山，大家就开始往地上泼水降温，然后搬出自家的竹床，一会儿，横七竖八的竹床阵列满院子。地下稍凉快一点，便摆出清爽的小菜和绿豆稀饭，一家人围着竹床吃得“喜欢流了的”。吃完饭，收拾了碗筷，有的去游泳去了，有的去洗澡。说到洗澡，有件很有趣的事。我住5栋1号门时，隔壁邻居是同学苏东霞家，她们是江苏人，讲话很快，有些方言我听不懂。每天吃完饭，她爸爸便叫苏东霞她们去"打油"。我觉得很奇怪，她们家为什么天天要"打油"，后来问我妈妈，才知道，她们说的“打油"就是洗澡的意思。

　　忙完家务后，大家都出来乘凉，这时候，外面便热闹起来了。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看电视的看电视，更多的人是“(咵)天”。(咵)，音kua，读平声，是个象声字，即“几里呱拉”的意思。武汉人说话节奏快，频率高，因此不能叫“聊天”，只能叫“(咵)天”。武汉过去有句俗话“(咵)呀(咵)呀，(咵)得星星都笑掉了牙"。小孩子们则玩捉人游戏。有时候不小心撞到大人了，大人也不恼，而是亲热地骂一句：你妈的个“胯子”。

　　“天一"下棋有两位高手，一个下围棋，一个下象棋。

12栋有个焦建权，他是我武师分院的同学，高我一届。他的围棋下得很好，别人都说他起码达到三、四段水平，“天一"没有人下得过他。他的门口每天放着一个竹床，上放一付围棋，只要有人在下面叫一声，他立马就到场。慢慢的，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上至车辆厂，下到司门口，天天都有来挑战的，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能下得过他的。他们下棋时，往往下到一半，对手便推盘认输了。我们“水平曹"，看不懂，便悄悄问他，他只说：“冒得戏了"。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4栋二号门有个姓叶的(浑名叫栋喇胱)象棋高手你还记得吗？他头发有点秃，“老三届"的，自称是“天一"的柳大华。他下象棋可以一对三下闭目棋。夏天那段日子，他就在门口摆个竹床，上面放几付象棋，谁来他都陪你下，一个、二个，甚至三个人都可以。开始大家都不相信，经常是找三个人一起与他对弈。每都这时候，旁边便围满了看热闹的人。而他却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视对手于不屑。有时候别人撩他，眼见要输了，便偷偷地悔棋，但他立马调过脑袋，大吼一声：“干唦(啥)(上海话)"。

　　除了下棋，还有就是玩乐器了。住11栋我们同学闻竹君的“小拐子"闻志国弹得一手好吉他。每天晚上他都抱着吉他跑到我家竹床上，在那里悠然自得地弹起来。我最喜欢他弹的《彩云追月》和《致爱丽丝》兩首曲子了。那优美的调子细腻的和弦总是让我着迷。据说他老婆就是喜欢听他弹吉他才嫁给他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天一还有个奇人，他是从上海来的知青，不知是谁家的亲戚。瘦瘦高高的，戴一幅眼镜，下乡的时候患了精神病。但是他的记忆力特别好，毛主席语录，包括马克思的著作他背得混瓜烂熟，你只要点《毛泽东选集》第几集，第几页，第几段他马上就能背出来。只要一背语录，他便象是正常人，一停下来又变得神经兮兮的。他只要站在那里，嘴里便不停地背诵着什么。很多人都不信，一试，果然厉害。

  那时候在外面睡觉，男孩子都是打“赤巴"(赤膊)短裤，女孩穿背心、裤衩睡觉，最多也就搭一条毛巾盖着肚皮。室外的温度也很高，早上起来时，竹床上便留下一块汗渍的人体印迹。

　　每年的夏天，居委会都要组织进行一至兩次灭蚊运动。时间一般是在晚上7点半左右。那时候灭蚊子用烟熏。走廊里、楼道里、阴沟里，还有化粪池(当时天一有几个大化粪池)，凡公共部位都由专人负责熏烟。为配合灭蚊，每个家里也同时进行灭蚊。每当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有正当理由跑出去玩的时候。大家要么跑江里游泳，要么跑长江大桥去玩。由于灭蚊工作做得好，天一的蚊虫很少。这也给我们在外面安心入睡提供了条件。

　　游泳是我们夏季每天的必修运动。由于宿舍离江边近，我们每天都要去游泳。小时候家长怕我们出事，不让我们私自去。但是我们还是经不起诱惑，总是偷偷跑去游。家长下班回来，有时把我们叫过去，用手指在我们的手膀子上划一下，如果有白印子，就说明游泳了。这时有可能会挨骂甚至挨一耳光。

那时候气温高，零上40度是常有的事。一到40度学校便休课，我们胆子大点的就直奔江里了。那时候白天游泳最怕的就是被"武卫队"的抓到。他们来了首先把你的衣裤收了，再要你赤着脚顶着太阳在水泥地上罚站背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背出来了才放你走。所以，“老三篇"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

一般我们游泳都是在趸船以内游，胆子大点的就漂出去游，还有胆子更大的就去渡江。记得有一天，朱国庆一大早跑出去了，很晚还没有回来，他是独子，听说他去江边游泳去了，一家人急得沿江到处找，还是不见踪迹。一直到了大概10点左右他才回来。原来他跟几个大人一起去横渡长江了。他父母又气又怕，只好赶紧将饭菜端到他的手上。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天一的小孩不论男女，绝大多数都会游泳。有胆子小不敢下水的，大家便讥讽他"趟锵"。每天傍晚，江里都是游泳的人。我们开始一般都是游“狗爬式"，大了才学会自由游、蛙泳等。那时，我们总是羡慕游得好的人。“老黄牛"的拐子"(哥哥)“大炮"游自由游的动作非常好看，每次他游泳，我便偷偷地学。

　　大同学们除了游泳，还敢跳水。曾家巷码头靠江边的护堤，距水面大概有2米一3米高，是一个天然的跳台，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那里跳水。胆子小的就捏着鼻子“打吊桶"，跳得好的便做出一些动作。我们5栋1门楼上住的王国良还可以跳出更难的。只见他跑动、起跳、旋转身躯，然后背对着水面直插水里，动作连贯、快捷、优美。

　　每到傍晚，在夕阳的映照下，岸边的打鱼网，江水中游泳的人，江心流动的轮船，勾勒出一幅美丽的落日晚景图。

　　一到周末，厂里便组织到东湖游泳，家长会带着小孩一起去，什么湖心亭、屈原雕像、磨山都玩得混瓜烂熟，当然，主要还是游泳。玩了后，吃着自带的馒头、囪菜，一家人快快乐乐，其乐无穷。

　　许多人从小就养成了游泳的习惯，一直坚持不懈。我大拐子(大哥)余新国现在已经是66岁的年纪了，一直还坚持每天游2次泳，不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从不间断，每年都要渡江几次。

　　那时有电视的家庭很少，有些住一楼的家里便把电视搬到窗户外面的桌子上，这时候我们便端着小板凳在围坐在旁边“看香音"。什么《大西洋底来人》、《加里森敢死队》是我们的最爱，每天吃了饭就"旺到看"。

　　那时候宿舍还有个"景观"就是捏煤球。当时因为蜂窝煤比较贵，条件差一点的家庭都是买煤灰回来自己做煤球。当然，做煤球的“主力"都是同学。一般都是由家长和煤灰，七、八个小孩便蹬在地上一个一个地捏，大家把煤球捏得跟鸡蛋差不多大，圆圆的就可以了。不一会，上百斤煤灰便变成了满地的煤球。天热的时候，一边捏一边出汗，也没有毛巾，有的人干脆直接用手膀子去擦，弄得脸上到处是黑的，不用化妆就可以演包公了。

       1969年，"珍宝岛战争"发生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于是，全国掀起了一个挖“防空洞"的热潮。天一印染厂当时在9栋与11栋之间专门挖了一个“防空洞"。做“防空洞"，需要大量的红砖，当时砖不够，厂里便动员群众做。群众的热情很高，每天下午四、五点，大家便开始做砖。做砖以家庭为单位，有的和泥，有的按模子，一会儿就做了一大片。大人都在做砖，我们小孩便到处看，看谁家的做得多、做得好。

“防空洞"做好后，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演练。只要警报一响，大家便快速地往防空洞里跑，我们班徐小刚的腿患过小儿麻痹症，拄着双拐跑不快，我们总是两个同学架着他跑。为了防止飞机轰炸，家家户户都在窗户上用纸条贴米字，防止玻璃被炸后伤人。

　　那时候，物质很馈乏，小孩子吃的零食品种就更少了。能够吃个棒棒糖、砣砣糖就很高兴了。女孩子攒了1一2分零花钱就去买一点糯米醒糖，拿在手里慢慢地搅，慢慢地拉，直到搅得发了白也舍不得吃。

小时候既怕生病，又喜欢生病。怕生病是因为病了要打针；喜欢生病是因为生了病可以吃好东西。那时候我们最想吃的就是桔子罐头了。一旦生了病家长便会问你想吃什么，我们一般说都会说：桔子罐头！

小时候，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中国传统佳节一一春节了。那时候没有春节联欢晚会，也没有电视。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乐趣。从大年二十九的晚上开始，家家户户都要开油锅。炸肉丸、鱼块、朱耳朵、翻绞。有的人家还包饺子。大人主刀，小孩都在旁边帮忙，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炸肉丸的时候，我们总是过一会就往厨房里跑，炸好了就偷偷地拿一个尝尝。刚炸出来的丸子，外酥内嫩，肉特别香。

吃年夜饭之前，家家户户都要放鞭炮。从5点多开始，"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便此起彼伏地响起来。吃完年饭，小孩子们跑出去玩烟花、放鞭炮，或者与同学一起逛(guag)街。家长便将春联贴在门口。可谓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我们一般喜欢往长江大桥逛，主要是到那里看火车。一般都是从前进路出发，穿过粮道街，到司门口玩一圈后穿过大中华，再从江边走回来。那时候的粮道街很窄，地面铺的是青石条路，我们在石板路上，边跳格子边往前走，一下子就到了司门口。

　 初一早晨，我们便跟着父母到邻居及朋友家拜年。我们踏着满地的鞭炮纸屑，挨家挨户地拜。家家都准备有糖果、瓜子、油炸小吃等，拜到哪家，顺便抓点好吃的，回到家时，肚子就饱了，所以有“年饱年饱"一说。到亲戚或父母的好朋友家里拜年，有时还能得"红包"，虽然钱不多，对我们这些"穷"孩子来说，那可是"一笔自有财产"啊。那时候过年才真有年味，好象连空气中都散发着年的味道。大家互相拜年，互相祝福，其乐融融，一派节日的景象。

　　2020年1月18日在武汉举行天一同学高中毕业40周年聚会，踫到邻居苏东霞，她说，当时我父亲带着我们一清早到她们家拜年，她们觉得好意外、好暖心，邻里关系好融洽，这件事她至今难忘。

苏东霞小学时考上了区业余体校，一直打蓝球，参加过很多比赛，后供职于武纲。

　　那时候，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各玩各的。男女生走路踫到了，赶紧绕开走，生怕“逮"了面难为情。上学时，我们一般都是男女同桌，尽管如此，男女同学也不怎么讲话。桌子中间大都用刀子划有一条“三八线"，那是男女生之间的分界线。如果谁不小心胳膊越过了“三八线"，对方就会横你一眼，狠一点的，干脆直接用胳膊把你的胳膊“擂"回去。也许是男女生接触少的原故吧，后来同班同学牵手的很少。

  我们这一届主要是60年至62年的，有人称为“新三届"(指77、78、79级的大学生，即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三届大学生)。老三届”是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即66、67、68三届。“文革”风雨袭来之时，他们正逢高考即将来临之际。如果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晚三个月发动，“老高三”中的佼佼者将会跨入高等院校的大门。一场风雨，十年光阴，人生的道路由此转向。“老三届”中年纪最小的是68届初中毕业生。他们于1965年跨入中学校门，1966年6月停课时年仅14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文革”中，他们在荒废了两年的学业之后，也头戴“知识青年”的桂冠被送上了南下北上的列车。

　　与“老三届"比起来，“新三届"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有人用几句话高度概括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境遇：生在三年困难时期，长在十年动乱时期，工作在改革开放时期，退休在祖国大发展时期。不幸的是，我们这届学生出生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大部分同学体质都比较差。同时，我们也经历了国家动乱时期，“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我们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幸运的是，我们上初中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恢复高考，许多人考上了大学。同时，我们“新三届"毕业后正值青春年华，赶上了改革开放新时代。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印象很深的就是“大串联"和"上山下乡了"。

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化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风景。

天一串联的学生大部分都往上海串，好借机会去走走亲戚。那时候，我们特别羡慕大哥大姐们的这种特殊的待遇，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好跟他们一样到处玩。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特定时期的产物，那时候为了“缩短城乡差距"，同时为缓解城市就业的压力，中央号召毕业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统计，从1966年一一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有1700万“知青"离开了城市，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曾经“上山下乡"过的作家竹林的小说《生活的路》、路遥的小说《人生》、叶辛的《蹉跎岁月》等一批知青文学便是当时知青生活的真实反映。

　　开始时，知青们抱着“接受再教育"的思想去的，下放都住在农民家里，与农民相处得也还和谐。70年代后期，设了"知青点"，“知青”集中在一起，也就不安分了，偷鸡摸狗的事时有发生。我二哥余新强76年下放在京山，他们那几届就因为这些事经常发生农民与知青群体斗殴事件。我们邻居家一知青，就是因为偷了农民一只鸡，被农民打成内伤，听说给他灌了尿才救了过来。由此，“知青”的思家情绪也越来越浓。有些知青编的思家的歌如《远飞的大雁》等到处传唱，更加影响了“知青"的思想，知、农矛盾愈演愈烈。加之城市就业的压力已经满满消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己荡然无存。1978年，中央下发文件，停止“上山下乡”运动。下放“知青”有的顶职、有的招工又回到了城里，但是，还是有少数在农村在边疆成家立业，扎根农村一辈子了。79年我们高中毕业时，有部分同学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参军或顶职进工厂，准备下农村，当时，连下乡用的套鞋、棉被等用品都发了，正准备出发时，接到通知，停止了“上山下乡"运动，大家才有幸进了天一印染厂。

　　当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确实让青年人接触了社会，锻炼了体魄，培养了独立生活能力，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恰恰是现代年轻人所需要的。

　　我大哥余新国下放期间，我放暑假有幸去他们那里呆了一段时间，真切感受到了知青生活的艰苦与寂寞。

大哥是73届的高中毕业生，他们下放的地方是监利县尺八区中洲公社罗洲大队。1974年，也就是他们下放的第二年暑假，我哥哥的女朋友也是知青的李笑萍回汉探亲，返乡前来我家问我想不想去，当时我只有14岁，出于好奇，也想看看大哥大姐们在农村的生活，便高兴的与她同行了。当时，我们还带了一些东西回去，主要是一些家信、书刋、生活用品，还有一个蓝球框。

　　罗洲大队离县城有段距离，中间隔着一条河，叫"老江河"，河水很清澈。我们到河边时，有一个机帆船便“突突突"地过来接我们了，据说是专门来接我们的，因为驾船的也是一个知青。

  我们回到“知青"点后，家信抢得最快，“知青"们拿到信后，便赶快躲在旁边看起来了。还有个抢得快的就是《生理卫生知识》了。因为我还小，开始不明究竟，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原因了。

       那时候的农村，文化娱乐生活很少，一个月难得看一场露天电影，还要跑很远的地方，阅读的书籍就更少了。这些青年正值青春期，豆冠年华，冲动、压抑、孤独给他们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影响。朦朦胧胧的情素常常引起他们无限的暇想。晚上，我经常看到他们或独自一人、或男女双双坐在村头、田边，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轻轻啍着歌。

　　我去的那段日子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除了变着法子炒辣椒，很少有青菜，荤菜就更少了。哪时候能吃上一顿荤菜就象“实现共产主义了"。知青们做饭实行轮留值班制，一男一女，两人一组，轮留着做。每周要点评一次。"巧媳难为无米之炊"，尽管如此，伙食总是不尽人意。

有一天，我哥哥的同学吴纪铭把我带到县城去玩，中午便找到同学殷荣贵。当时，县里有个干部的老人去逝了，请殷荣贵给老人画遗像，他便住在县城，干部每天都有好菜招待。他见到我们，便留下一起吃饭。那天有两个菜给我印象很深，一个是霉干菜扣肉，一个是凉拌茄子。茄子是白色的，圆的，比拳头大一点，蒸好后加蒜泥、糊椒、盐和酱油一拌就好了。那是我一生中觉得最好吃的茄子了。成家以后，我只要看到有那种茄子，便买回家做，但总也做不出那个味道了。

　　我去的那段时间，正好遇到招工，当时招的主要是"八大员"(即：营业员、理发员、服务员等等)。招工对大家来说是一件大事，谁都想早点回城，由于指示少、人多，招工也成了一件难事。每次招工时推荐的过程，也是每个知青思想和心理反映的过程。

有天晚上，小队生产队长来到知青点，把知青们召集到会议室，当他宣布说有两个招工指标要大家推荐时，原本叽叽喳喳的会场一下子丫雀无声了。知青们有的找个棍子在地下划弄着、有的不停地喝水、有的干脆埋着头，有些谈朋友的便互相暗暗瞅着对方，谁也不愿意先推荐别人。大家知道，招工一般都是先推荐表现突出的、其次是家庭有困难的，表现差的和家庭成份不好的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的。但是大家都不甘心，也不想出头推荐他人。当时的知青队长肖庆华见此情此景，只好表态，自愿放弃这次机会，让给其他表现优秀的人。在他的带动下，有几个人也表示愿意放弃。这时，突然有个男知青推荐了一个女知青，说她们家里父亲年纪大了没有人照顾，其他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但碍于情面也不好反对。接着便纷纷有人推荐他人。最后，生产队长和知青队长交换了一下意见后才确定了2个知青。

　　天一的子女基本上都是在武汉印染厂子弟学校上的小学，我也是在这里上的学，一直到初一，初二转到新河街中学。那时我们的学校规模不是很大，就一栋2层楼的楼房，但前后各有1个操场。

　　在我们需要静心学习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课堂。很多运动都把我们卷进去了。但那时我们还是慒槽懂懂的，也不懂什么政治，只觉得很好玩。那时候中央只要有最新指示下达，我们便举着贴有毛主席像的牌子上街游行，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如此。

　　“文革"期间，主要是两大派系斗争，分为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造反派"和保护“刘少奇、邓小平"的“保皇派"。“造反派"以年轻人为主，“保皇派"年龄一般大些。派系下面成立了很多组织，如以“造反派"为核心的组织有“红钢师"、"钢二师“等，而“保皇派"旗下却有"百万雄师"。武汉最有名的"造反派"头头就是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了，而天一的朱四九却是天一有名的"百万雄师"的领头人物。这些派系之间，早期只是辩辩论，到后来发展成为武斗，双方经常有因武斗而“牺牲"的。

“文革"初期，"造反派"占上风，经常有“保皇派"或“走资派"被“造反派"抓着游街。“造反派"给他们戴上纸做的尖筒子的“高帽子"，一群穿黄军装的人架着他，敲锣打鼓地游街，我们便跟在后面看热闹。那时候，大部分老革命都被游过街。

　　“文化大革命”初期主要是大辩论，走在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人在辩论。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住5栋2门时，有一个邻居(名字不记得了)，男的是“保皇派”，女的是“造反派”。有天下午，男的帮女的剪头，剪的过程中，两人不知怎么就辩论起来，辩着辩着就吵了起来，男的一气之下“嘎喳”，一剪子就把女的头发剪掉了一大撮。为此，两人还打了起来，我父母见状，赶紧过去连扯带劝才把他们劝开。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被“神化”。“唱红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更是每天的必修课。我们每天上课之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像前，手里捧着《毛主席语录》，背一篇或一段毛主席语录，就象伊斯兰人做礼拜一样虔诚。这叫“早请示”，放学之前，大家分组汇报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叫“晚汇报”。武印子弟学校厂有位老师叫肖若元，住12栋1门，据说“成份"不好，早晨上课之前，我总看见他站在教室毛主席像前，手里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低着头嘴里默默地背着"老三篇”。

　　那时候，到处都是一遍红色的海洋。每家的玻璃上都贴有红色的"忠"字，更甚地是，连厨房的炉子上都用红油漆写上“忠"字，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每个家里桌子上都供有一尊石膏做的、表面涂着金粉的毛主席半身像。像武钢、武重、华工这样一些大型企业、院校等都立有一个巨大的毛泽东挥手的塑像。那时候，毛主席像很神圣的，踫都踫不得。有天晚上，我父亲和陈昌炎他们几个师弟在我家聊天，我们几个小孩疯玩时不小心把桌子上的毛主席像摔破了，当时"嘿"得我们魂都掉了。陈昌炎叔叔见状，赶紧找了张报纸，把地上的破片包起来，对大家说：“冇得么事！"说着，便走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处理的，反正后来没有人找我们。

　　穿黄色的军服，戴军幅，背黄色的帆布书包，黄球鞋，戴一枚毛主席像章，手里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就成了当时最流行的时装了。大家翻开过去的老照片，基本上都是一种装束，一个动作一一穿一套黄军装，右手捧一本《毛主席语录》。

　　由于真的军衣军帽很难弄到，于是，军衣、军帽就成了时髦的“奢侈品”了。大家都想办法找退伍军人要，所以，当时当兵是一件很光荣也是很十髦的事。有些人没有军帽的年轻人，就想法子偷和抢。他们会趁着你上公厕的时候或者你坐在公交车上脑袋靠近车窗时，突然抢走你的帽子，为此，很多人为了抢军帽打起架来。

　　打群架也成了当时年轻人的一种社会风气。"天一"家庭条件好一些，同学们一般都是与院子里的玩，院子外面的小孩心里不平衡，总是找"歪"“擂肥"。那时最爱欺负"天一"的就是沈家帮和“四清里"的人了。只要在外面看到"天一"的人，就来找"歪"。到后来，"天一"的伢们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记得有一天，4栋徐进的弟弟不知为什么跟沈家帮的搞起来了，沈家帮一帮"小赤佬"(上海话小混混之意)拿着棍子、砖头追打到门洞了，徐进见状操着一根棍子守在楼梯口，那帮"小赤佬"不知里面深浅，最后只好“闪了"(撤了)。

那时，打群架的事经常发生，只要惹了点小事，便相约着打群架，多的时候，双方都有40一50人。开始时都是棍捧相加，到后来，刀子、铳枪都上场了。当时我们小，只是跟在哥哥们后面助威。

记得有一次因为游泳发生矛盾，"天一"的大哥们和沈家帮的一帮人在江边的马路上打了起来，双方都有十几个人。沈家帮有个人找了块砖头，冲过来照着刘乐勤**刘乐勇脑后“拍”下去，他哥哥后脑勺一下子血流如注。这一举动激怒了大家，双方很快开始了混战。最后“天一"的“武卫队"来了，沈家帮的人才如鸟散一样飞跑而去。

　　这里还有个值得一提的就是武印子弟学校的武术队了。当时，我们有个体育老师陈厚德，他的武术功夫非常高，特别是三节棍玩得很好，据说他有气功，可以用砖头拍自己的脑袋。为了传承中国武术，他专门组建了校武术队。我们同学刘智庭、胡志勇，还有高年级的凃汉桥、林剑武等都是武术队员。刘智庭毕业后考取了武汉市公安学校。

有一次我们上体育课时，沈家帮有几个“小赤佬"跑来闹事，欺负我们同学，被陈老师狠狠地揍了一顿。这些人不罢休，第二天纠集一帮人，拿着刀子、棍棒、砖石等将陈老师团团围住，棍棒交加，陈老师利用武术功底一一避开，最后打得他们鸟散飞跑。从哪天起，陈老师去厂里食堂吃饭时，手里总是拿着三节棍。领教了陈老师的武功后，他们再也不敢来天一闹事了。

小学时，同学翘首以盼的就是迎春联欢会了。寒假快结束时，每个班都要开联欢会。大家把课桌拼成长方形，桌子上还要摆上糖果瓜子，教室里挂满了彩条和气球，前后黑板都画着迎新年的画。

联欢会开始后就是表演节目。一般都是击鼓传花。鼓声停止时花传到谁的手上就该谁表演节目，所以击鼓时大家都很紧张，生怕落在自己手里。当然，也有主动表演的，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我们班祝冬华和邬虹就经常跳双人舞。男生就差些，总是学些猫叫、狗叫蒙混过关。

　　我们五年级之前，武印子弟学校的管理还是很严的， 同学们一般都能好好上课。但也有调皮的学生。 上课时遇到好欺负的老师，男生一般都是偷偷在下面玩东西，女生有的偷偷地吃带来的零食。记得我们班有个男生周法林，耳朵比较大，上课时不好好听课，将脑袋钻进了桌子里，但怎么也拨不出来了，我们几个同学只好抬着夹着脑袋的桌子，搬到老师办公室，老师找工具撬着桌子，他才把头抽了出来。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这一届受影响比较严重了。1973年，继“白卷英雄"张铁生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因不服老师对同学的严加管教，向《北京日报》写了封信，批判“师道尊严”，后经《人民日报》转发，一夜之间，她便成了敢于“反潮流”的小英雄。这股风潮很快吹遍了全国各个学校，都开始搞什么“踢开桌椅闹革命”。

　　我们学校也未幸免于难，不少老师都给校长写大字报，批判"封资修"、“师道尊严"。学校门口的墙上成了大字报的"红海洋"。当时我也是鬼迷心窍，竟然给体育苏诚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校门口的墙上一一那是学生中唯一的一张大字报。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追悔莫及。

　　那时候的课程内容与时事政治结合得很紧，特别是政治课，讲课的内容总在随着运动而变化。但是，有的老师却善于利用这些机会，给我们讲相关的知识。我们的政治老师王福霖，他原来是武大的教师，他讲课很有水平，讲课时从来不要教案，枯燥的政治课总是被他讲得深入浅出。他教我们的时候正“文化大革命"晚期，全国开展批《水浒》运动。他不批《水浒》，却借上课跟我们讲《水浒》里的故事。我们就是在他的引导下才通读了《水浒》，知道了宋江、卢俊一、林冲、鲁智深等梁山108条好汉。当时，有一部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我们看了后意犹未尽。王福霜老师便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在学校广播中给同学们读这部小说。他那浑厚、低沉的嗓音象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每天听广播就成了我们一大快事。

　　读书时我们既喜欢又怕的就是“学工学农”了。喜欢是好玩，不用上课了；怕是怕受苦受累。初中开始，学校每暑假都要用一周或半个月的时间安排学生到农村、工厂锻炼，接受再教育。那时，我们去过油科所、武汉印染厂、国棉六厂、梁子湖等劳动。

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是武汉印染厂和粱子湖劳动。我父亲余善华当时在印花车间当挡车工，我非常希望能分到他那里去，好学点东西。但事与愿违，我被安排在印花布的最后一道工序一一整理车间，每天上班就是盯着看有没有印坏了的，没有就装进推车里推到打包车间，实在点觉得无聊。但是，有一样东西却吸引着我们，那就是厂里的夜宵了。食堂的馒头做得特别好吃。那馒头是用老面发的，面一层一层的，我们吃的时候总是一点点地撕着吃，生怕一下子吃完了。一边吃着馒头一边喝着酸梅汤，真是快意极了。

　　初三在梁子湖旁边的村里劳动时我们都分散住在农民家里。每天早晨天蒙蒙亮，我们便被生产队长的锣声和吆喝声吵醒：“龙泉公社一一福利大队一一福利小队的社员一一现在开始上工了。”直到多年，很多同学还能模仿他的吆喝声。

当时劳动时正值青黄不接的夏天，农民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带队的陈国忠老师便动员我们想办法。晚上我们几个胆子大的男生便拿着手电筒到田里捉青蛙。由于当地的农民不吃青蛙，所以青蛙很多。我们听到哪里有青蛙叫，便拿着电筒照过去，青蛙见了光一动不动，一下子就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第二天集中起来一看，哇，竟有一大脚盆青蛙。那天，同学们都美美吃了一顿。

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梁子湖边游泳，将汽灯放在船上。不一会，便发现灯周围的水里有很多银鱼。第二天晚上，我们带上汽灯、簸箕和桶来到湖边。按照头天的方法，将灯放在船头，我们几个男生便拿着簸箕呆在水里，等银鱼都聚集在灯下时，就快速地抬起簸箕，满满的一簸萁银鱼便被我们捕捞上来了。

白天的劳作还是很辛苦的，但傍晚时在梁子湖畔小憩，让湖上的阵阵凉风吹散着一天的疲劳，却是件很狭意的事。

　　77年夏天学农劳动时，有天傍晚我和刘乐勤坐在湖边，一边乘凉，一边唱起了莫斯科效外的晚上，唱邓丽君的歌，感觉特别地放松，一直唱到很晚。可是不知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了班主任汪幼春，说我们唱靡靡之音。那时候"四人帮"刚倒台不久，流行歌曲还没有放开。幸亏汪老师还比较开明，没有追究我们。

　　读书期间，我们最奢望的就是看电影了。那时候，由于打倒"封、资、修"，很多电影都被打入了“冷宫"，精采的故事片很少，独占影坛的主要是八个样板戏。每次看的是样板戏，每天听的是样板戏，因此，那时候过来的人都会哼上几段样板戏。在样板戏中，我们最喜欢看的还是《智取威虎山》了，其次就是《沙家浜》。动画片有《草原英雄小姐妹》。故事片有《春苗》、《向阳院的故事》等，故事反映的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平淡无奇。当然，到文革晚期时还是有些故事片令人难忘，如《青松岭》、《难忘的战斗》、《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进口片主要是朝鲜为主，什么《苹果熟了的时候》、《忠诚的战士》、《卖花姑娘》等。当时，大家这样评点我国的银屏：中国的新闻简报，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哭哭笑笑。

　　受革命样板戏的影响，武汉印染厂和武印子弟学校都成立了宣传队，学校宣传队大概有20多人。《红灯记》、《沙家浜》是厂里的拿手戏，武印子弟学校的《白毛女》也很精彩，当时在武汉市都是小有名气的。

在《白毛女》戏中，大春的扮演者叫钟鄂趵，扮演喜儿的一号演员是比我们高一届的胡建秀，演杨白劳的叫周晓南，我二哥余新强也是宣传队的，他只演过一些配角。宣传队的老师叶安，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据说是部队文功团转业来的。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样子很严肃，我从未见她笑过。但是她抓文艺确实有一套。在她的耐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宣传队在全市都晓有名气，经常到处演出。当然，这也与宣传队的同学们刻苦训练分不开的，特别是演喜儿的演员胡建秀，训练非常刻苦认真。有天下午我放学在家，她妈妈拿着几双演出布鞋到我家要我父亲帮忙补(我父亲曾经是裁缝出身，我们家里有缝纫机)。只见几双鞋的足尖部分都破了。我父亲找了些布边角，帮她补着，她便在旁边讲她女儿在家排练的事。说她女儿每天放学回家后便对着镜子练，一练就是1、2个小时。因为《白毛女》是舞剧，借鉴了芭蕾舞的一些表演技巧，喜儿的很多动作都是用足“尖"来完成的，所以鞋的足尖破的很快，经常要补。她妈妈说着说着就流下眼泪来了，爱女之情溢于言表。

　　武印子弟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后来虽然没有延续下去，但却培养出了一些文艺爱好者。我二哥余新强就是那时候学会吹笛子的，现在退休了还经常参加社区的演出活动，在“全民K歌”里有几万粉丝。每天总要在“余家乐园"群里发1一2首曲子给我们欣赏。

　　武汉印染厂的蓝球队在武汉市也是比较厉害的。当时，为了招球员，时任厂人事科长的荣少斌到部队和体院到处搜罗体育人才，许多队员都是从部队"挖"来的。当然，厂里自身也有很多队员，我们同学刘乐勤的哥哥刘乐耀、姐姐刘乐珍，徐小刚的姐姐徐小平都是蓝球队的，。当时看他们的蓝球比赛也是我们的一大乐事。天一的学生喜欢打蓝球就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开放了国际电影市场，最早引进的日本的电影《追捕》，一下红遍了全国。里面的几句台词常常被我们引用来互相调侃：“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啊，你只要跳下去，就会融化在这蓝天里”，“遭仓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你也跳下去吧，你到是跳啊！”。后来引进的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沙拉热窝》、《桥》更是让我们百看不厌。电影中的许多台词大家都能背出来。而对我们生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的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岸的来人》了。这部电视连续剧一经播出，其主人公麦克戴的“蛤蟆镜"一下子风糜了大江南北。电视连续剧播放的时候，大家都呆在家里看电视，街道上很少行人，即使有，也是赶着回家看电视的。那段时间，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这个情景，后来只有电视连续剧《渴望》播出时才可以见到。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同学们都投入到紧张的备考之中，少年和学生时代那快乐、幸福的时光也随之划上了句号。

    天一，即含天下之一，天下惟一之意。在天一这方土地上，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也造就了一批印染业的行家里手。

       一一肖庆华，我大哥的同学，监利县中洲公社罗洲大队知青点队长，1975年，他被评为全省模范知青。那一年，省里组织这些知青模范专门到武汉印染厂参观。

      当年，他们知青点被评为荆州地区知青先进集体单位。我哥哥余新国当年参加县先进知青代表大会並获表彰。

一一张源茂是我们同学张琪的大哥，比我们高三届，毕业那年考上了飞行员，是全武昌区唯一一个被招录为飞行员的学生。

一一段南北，我弟弟余新乔同学段乃君的哥哥，78届毕业生。毕业时，他被湖北省划船队录取。他曾经获得全国单人皮划艇冠军。后来，他任湖北划船队教练，他率领的划艇团队曾于1984年获亚洲赛划艇团体赛第一名，其中有个队员沈永进(小名阿四)也是天一的同学。

一一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正在华师一附中读高一的石汉华同学(本应78届毕业)，考取了武汉大学外语系，成为天一第一位学生高考状元；1978年，78届又一个男生张国强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79届以后，考取大学的越来越多了。

一一武印子弟学校文艺宣传队，是武昌区有名的宣传队，在全市也小有名气，他们排演的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成为学校样板戏的经典。

一一宣传队的陈琪高中毕业考入南海舰队文工团；

一一唱歌的盛春强高中毕业考上咸宁地区歌舞团。

一一我们很多武汉印染厂的同学，下岗后都去了广州、深圳，象翁一敏、费敏华、黄金发等，成为那里印染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为这些城市印纺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逝去的那段岁月，虽然我们生活很苦，物质也很馈乏，但是我们很快乐。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磨炼出了我们面对困难的坚强意志，培养了我们独立自主的能力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1996年，武汉印染厂因不适应市场而破产。九十年代初期，武汉印染厂宿舍也与厂区一並被万达收购拆除。

一幢幢楼房在隆隆机器声中轰然倒下，我们心中的乐园也随着房屋的倒塌而崩塌。但是，那承载着我们儿时快乐的“天一”小院，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春去秋来，岁月淘洗；往事如烟，记忆犹新。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天一”，我们永远的记忆！

余新建

2019年12月31日完稿于世茂龙湾六和轩

2020年1月23日改稿于鼠年腊月三十

后记：

稿子虽然写完了，但是我的思绪却停不下来。岁月易逝，记忆难消。掩卷之余，不禁潸然泪下。本文继上次发表后，获得天一邻里的抬爱与同感，不少人通过我兄弟们转达，希望能多写点。由于本人接触面有限，还有很多事情未能了解，因此，尚有许多遗漏和不足，希望大家提出意见，提供资料，特别是照片，本人将虚心接纳，另外，陆陆续续有读者留言文中的一些错误的地方，本人逐一进行了勘误，对大家的关注一並表示感谢。本人也想就文中提到的人写一个续集，苦于没有联系方式和信息，也望大家联系我，提供新的资料，以完成夙愿，谢谢！(本人电话和微信号为18971077425)

再次感谢“天一"各位兄弟姐妹！

笔者简介

余新建(笔名：古木)，男，1960年12月9日生于"天一"。

曾供职于武汉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武汉市防震减灾办公室。

湖北省书法家协会、武汉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湖北省摄影家协会、武汉市摄影家协会会员；

湖北省楹联学会会员；

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

武汉市书画研究院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