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寄往天堂的信（一）

谦克

（一）

　　

周庄，

中市街，

栖息在烟雨巷间的一座小院。
小院前有一条青石板砌成的小路，衔接着两侧黑压压的舖面，一直通向顶端的那一方接应街口的天光。墙面是青白的，天空是青灰的，终日湿漉漉的街面蕴涵着同一色系的青紫，颤巍巍地诉说着一种仅属于年轮的悠远。

——摘自旧作《万花筒里的梦憇》

还是蕴涵天光的青石，还是青白相间的墙面。自六十年前离开周庄之后，这是我第二次寻访故乡：第一次，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二次，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年后的又一个不见金色的秋天。
我在两年前的一篇散文中写道:“ 童年的记忆就像是万花筒中的色块，抓不住，摸不着，却始终在五彩缤纷的镜像中模糊而零乱地跳跃。” 模糊和朦胧是一种美，要以文字凸显出这虚幻的意境，真需要编撰者诗文之外的功力。然而，我的天资远不至此，只可能通过各种要素的叠加，呈现出不能言传，只能意会的意识流般的镜像。而这种要素的描摹，离不开对具象细腻的刻画。于是，我煞费苦心地深入了早就被时空抽空了的久远，杜撰出了似是存在、又非存在的种种细节，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些细节只是我蕴涵情感色彩的想象罢了。奇怪的事终于发生了：在我六十年以后重返故地的时候，流连于眼前的林林种种，竟如此这般地贴合了我在文字上连篇累牍的堆砌。一个五岁的孩童是不可能有这般深刻的记忆的，这些忽而真切、忽而飘忽的片段，或是平素阅读的迸发，或是个人经历的复述，或是前世梦境遗落到了今世?

（二）

　 小时候的我孱弱多病，连出门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于是，后屋二楼的檐下便成了我钟爱的天地。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除了青、白、灰三色， 周庄几乎没有色彩。一切都是灰灰的，只是在四周的檐瓦之间，留下了一个抹着天光的口字。那时候，我总喜欢打开窗棂，坐在外公的膝上，细细地点数着瓦楞间滚落的水珠，一颗，两颗，三颗，四颗，空洞而缓慢，每一颗都滴到了心里。唯一有趣的是外公用周庄话叙述的那些天南海北的故事，奇特却又懵懂。有吴音软语的陪伴，有和风细雨的包容，我很快就恹然入睡。四、五岁孩子的世界里，毕竟容不下水浒，容不下三国，更容不下悲金悼玉的红楼一梦。

——节选于旧作《万花筒里的梦憇》

一场秋雨突如其来，我们被困在"沈庭"细窄的边廊里动弹不得。抬起头来，黑、灰相间的瓦楞之中，映出了一片与天井同等宽窄的天地。拿出手机，拍下了窗棂外的雨景，一缕缕，一丝丝，都淹入了与之同色的清灰。一个甲子过去了，依然是黑白晕染中的苍茫雨色，却少了雨色里包裹着的吴音软语。外公的声音永远是酥酥的，他的故事却从来是唬唬的，每当吓出我一身冷汗的时候，总会招来外婆一连串的嗔怪。外婆的语调是跌宕起伏的，虽然带着愠意，却余音绕梁般地转上几个圈，最终又回落到下沉式的降声里。于是，我似乎又找到了苏州“评弹”的根 —— 忽而高昂，忽而低迴，悠扬之后的遽然顿挫，竟源自于卿卿唧唧的周庄土语。而今，一切都被同化了，大千世界的南腔北调蜂拥而至，彻底打破了隶属于这一片乡土的质朴和纯粹。外公、外婆走了，带着郁闷和不甘，带着婀娜多姿的乡音的旋律。现时世界的嘈杂和喧嚣，早就抽走了旧时过客的婉约和斯文，外公、外婆的灵魂不屑于此。但我坚定地相信，他们一定在斜风戏柳的雨色天堂里获得了安宁。

“ 江南韵，
斜雨戏云天。
悠笛声声融古调，
清风切切沁心田。
郎妾意无边。”
耳畔，飘来了现代词人芳井居士古词风的《忆江南》。此情此景，既无郎情，亦无妾意，却融合了弥漫于此的一层又一层的绵绵悠思。景已至此，而情却远超于此。故人早已轻飏飘去，纠缠其间的爱恨情仇也随着时光的流逝渐行渐远，而镌刻于灰黑色的瓦楞和青灰色的街石中的情怀却根深蒂固，搓磨不去。

抬起头来，四方瓦楞交汇成的那一个口字，依然渗透着淅沥沥的雨声。细细瞻望灰蒙蒙的天空，或还能分辨出雨的一丝丝闪亮的清辉。近些年来，我常常在梦里惊起，浑沌中掠过了一个含糊的身影。我想追他，他却飘忽而去，不愿意露出个清晰的面庞。我想，这一定是外公的魂魄 —— 五十三年前的那一些不堪的日子里，他的墓穴已被刨空，从此居无定所，飘忽至今。我说他会在斜风戏柳的另一个世界里灵魂永驻，或许只是一种宽恕式的祈望，解脱式的安慰。这么多年过去了，外公的形象日渐模糊，但我忘不了他的佝偻，他的瘦削，他那黄浊的眸子里闪现出的乞求，甚至是追问。一个形槁心灰的老者，其眼神中的锐气丧失殆尽，但我一直觉得，它含着一种不忍直视的犀利，时时刻刻搅动着我的心魄。我一直在揣度，在想像，当我随外婆搬迁上海之后，外公是如何熬过一个又一个无眠的长夜，一日又一日浑噩的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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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孩童的记忆里，周庄的中市街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两百来米的距离，一眼便可望穿。孩童的记忆便是贯穿一生的永恒：苍茫雨色中，我总能看到青砖瓦房间的那一条衔接巷口的天光，天光中的那几个孤独漂泊的行人。于是，我想到了，在淅沥沥的秋雨里，外公一定会伫立于中市街口，撑着油布雨伞，等候着远在上海的外孙的来信。

自我离开周庄的那一天起，我和外公做了个手勾手的约定：见字如面，尺素寸心，每一周必须有一封上海和周庄之间往复的来信。说来可笑，一个是未满五岁的孩子，一个是年逾六十的老人，童叟之间，哪会有这一般成人间的一诺千金？什么“见字如面”，什么“尺素寸心”，这些老朽的词汇，一经外公的化解，都成了一幅幅连环画般的诠释。五岁孩子的记忆力是匪夷所思的，不认识字，却能一字不落地背下《琵笆行》和《长恨歌》，并记住了其中蕴涵的故事和人物，不消说，这是外公在不经意间倾注的心力。对此，妈妈从来是不屑的，在那个时代，这些“离经叛道”的灌输已为社会不容，接受了新思想的妈妈自然反对。而我，却在潜移默化之中似懂非懂地接受了这些“糟粕”，变得“灰色”，变得“孱弱”（妈妈语），这便是她执意将我迁至上海的最直接的原因。

（三）

　　一切都已经十分十分的遥远了，遥远得就像梦境中对前世的记忆——

一九五四年的那一个清晨，天色漆黑漆黑的，是袁申伯伯撑着灯笼为我们送行。灯笼那黄橙橙的光圈在桥面上缓缓移动，模糊地映出了湿润润的石卵和石间冒出的斑斑点点的苔绿。双桥底下停泊着的乌篷船里，隐隐传来婴儿的啼哭和母亲睡眼惺忪中的呢喃细语，不甚清晰，却温暖，惬意。双桥边上的点心铺还未开张，但暖暖的黄色已从门板和窗棂的缝隙处溢出，丝丝缕缕的，与其说是照明的光亮，不如说是惜别的愁丝。

船开了。袁申伯伯手里牵着的那一团迷迷蒙蒙的黄色渐行渐远，但仍不肯褪去，直到船头转弯，才隐匿在袅袅婷婷的雾里。晨风一阵阵吹来，吹散了雾，也吹醒了我。回头再看一眼周庄，满目烟波，无有故土的一丝痕迹。我一头扑倒在外婆的怀里，呜呜咽咽地哭了。

——摘自旧作《维尔茨堡之晨》

周庄和上海，几十公里的水路，几十公里的陆路，奔波其间，即便在六十年以前，也无须一日时辰。在我和外公分手后的十年里，外公每年来上海一次小住，每次小半个月。那一时世的那一种身份，容不得他在女儿身边久耽，外公心中自然明白，妈妈也不敢多留。随着时势的变化，外公来上海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而周庄和上海之间的鱼雁传书，便成了他百无聊赖中的唯一安慰。

说实话，在和外公分手的最初几年间，我是多么真挚地践行着祖孙间手勾手的约定。外公教会我的两百来个汉字，歪歪扭扭的布满了两巴掌大的纸面，每星期一封，不为履行程式，而为倾注感情 —— 那个时候，我是外公余生的寄托，外公是我情感的依存。

“亲爱的阿爹：我很想您！上海的新家很暖，很亮，整天照得着太阳，就是您不在身边，我很孤独，很冷清，还不敢出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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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阿爹：您身体还好吧？在上海我没有朋友。平喜和大妹（我童年的玩伴）想我吗？我很想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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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阿爹：我在上海过得不开心。周围的小朋友总是欺负我，只要我一开口，他们就学我说话，笑个不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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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的心境是五月的天，清晨还是阴雨，午后即刻转晴。不到半年，我已融入了上海的语境，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全然驱散了自卑的阴影。再以后，妈妈送我进了幼儿园，不消说，在一批没有经过启蒙教育的同龄人面前，我自然是独占鳌头的。或许是为了抵消我在懵懂时代所受的教育，妈妈时不时地带我去看电影和话剧。外公是“土”的，淤积着旧时代的阴霾，妈妈是“洋”的，披洒着新时代的霞光。这是一个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年代 —— 旧的，削株掘根式的剔除；新的，雨后春笋般的创立。一个懵懂初开的孩童，自然更钟情于妈妈为我铺设的“马兰花”和“海石花”的世界。绛红色大幕开启了，一束光柱携带着千千万万颗金色的尘粒，飘飘忽忽，袅袅婷婷，极其柔软地映入了我的心底。瓦楞间的青灰彻底远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红旗下的那一片充满幻想的天地。

我健康了，明朗了，但上海和周庄之间的鱼雁传书，依旧是每周一封，从不怠懈。

“亲爱的外公：我上小学一年级了。我认识的字比其他小朋友都多，我的画还被选送到市少年宫的'神笔马良'画栏里，我很自豪，也很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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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外公：老师带领我们游览市少年宫，我感到奇怪，为什么它和我在蜡笔画里描绘的图景一模一样，也是白色的宫殿，也是红色的鲜花，也是绿色的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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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外公：我带上了红领巾，还成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平喜和大妹都上学了吧？大妹的妈妈是非常反对女孩子上学的，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非常想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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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和上海，像是两个平行的空间，遥对相望，却无可交集 。在离开周庄的一年之后，外公捎来了小伙伴们的来信，一张纸片，叠成了小小的方块，打开一看，分明是平喜的字迹：“谦谦，你还回来吗？我们非常非常想念你！”下面便是一大串歪歪扭扭的落款——大妹，小竹，春申，平喜。我眼泪迸流，再一次惦念起周庄的那一围天井，那一片瓦房，那一座石桥，那一条河流。只可惜，上海的诱惑太大了，远远抵住了故乡的魅力。我在大都市红色的激流中长成了少年，而周庄，却依然湮没在青灰色的雾霭里，终成为一帧帧漂泊的记忆。

（四）

　　人的一生，注定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故事，有些会悄然淡忘，有些则刻骨铭记。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生前接受过无数次采访，谈及人生过往的时候，忽而神采飞扬，忽而缄默无语。那些不识趣的记者偏偏盯着当事人的隐私穷追不放，暂短的沉默之后，张瑞芳轻轻回了一句：“我已经忘记了 。”

        好机智的周旋，好洒脱的对应。对于黯然神伤的过往，“忘记”是一个绝妙的选择。如果说人是一棵大树，记忆便是埋在土中的那一张盘根错节的网，强行隔离于记忆之外的选择，偏偏会镌刻在根的深处。十年前，我曾想把一些不堪的故事编撰进我的文字，不料竟转辗反侧，夜不成寐。十多年过去了，我已从“耳顺”步入了“从心”，人生中的诸多往事 —— 悲的，喜的，成的，败的，似乎都成了艳阳天里的野鹤闲云。只有它们 —— 亲人和亲人之间的故事，则渗透了血液，贯穿了筋脉，即便你想强行隔断，也会在意识疏散的深夜窜入你的梦境。

        已经是一个甲子以前的故事了，当时我才十岁，正是刚带上红领巾的年龄。

        新年伊始，班主任老师向我下达了任务，重新布置教室的环境。正好，外公来上海小住，我便征求了他的意见。

    “阿爹，我们教室的正面挂着毛主席的像，对面也该贴几个大字。您说写什么好？”

    “以前的墙上贴着什么字？”外公问。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毛主席的话。重新再写一遍，怎么样？”

    “好是好，但老师说要有一番新的面貌啊！”

        外公沉吟了半晌，说道： “要不，就写这几个字：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

    “太好了，和毛主席的话一个意思！”我得意忘形起来，幻想着老师一如既往的表扬。

    “外公，您替我写怎么样？”妈妈说过，外公的毛笔字是整个周庄出名的。

    “好啊，说写就写！”外公也义不容辞，磨起了砚墨。

        九个大字写成了，放在家里晾干。妈妈回家了，禁不住夸赞起来。

    “淋漓酣畅，力透纸背，真是好书法！”为了防止精神渗透，妈妈是从不在我面前表扬外公的，这一次可是个例外。

        九个大字贴到了墙上，自然赢得了一片喝彩，班主任老师更是赞不绝口：

    “好书法，好书法。真是墨宝啊！谁写的，谁写的？”

    “我外公！”我拉高了声调，洋洋得意。

    “……”

        老师愣了一下，居然没有接茬，一个令人难堪的停顿。

    “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 ”，老师反复咀嚼墙上的文字，一阵踌躇。

        少不更事的同学们依然在无休止的夸赞，而我却被叫到了教室廊道的一个角落。

    “你外公的字写得很好，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力。” 老师的声音很温和，但我还是辩了出了绵针般的犀利。

    “你外公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 外公年纪大了，没有工作 …… 听说以前是私塾里的教书先生。” 我支吾了一阵，答不上话来。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实在悟不出老师问话中的含义 。

    “我听说你外公是 …… ” 老师缓缓地吐出了几个字，突然又收住了口。她摸了摸我的头，轻轻地说：

    “你是个好孩子，只是太小了，还不懂事。这样吧，让你妈妈来一趟好吗？”

        我应诺了。老师是一向喜欢我的，这样的神态却让我满腹狐疑。

        傍晚，妈妈去了学校，回家后阴沉着脸，一直没有吭声。半夜醒来，我隐隐听到隔壁屋里的一阵阵叽咕，有妈妈激愤的指责，有外婆柔弱的劝说，也有外公无奈的辩解。最终，一切都归入虚无，只剩下一声声沉重的叹息。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外公悄悄地走了。他没有跟我告别，但我感受到了他在我额上的轻吻。

        我醒了，但不愿意睁开眼睛。三天前，班主任老师找我作了谈话，尽管在斟词酌句，却依然将我童年时代的所有美好撕得粉碎：

    “你是个好孩子，学习好，求上进，又懂得礼貌。但我不得不提醒你，你太软弱，太敏感，这并不是少先队员应有的品质。老师也不想告诉你，但你必须知道，你外公的成分是地主——《半夜鸡叫》里周扒皮那样的地主。也许，他并不像周扒皮那样赤裸，但却包藏着你意想不到的隐晦。不管你是否承认，你身上的种种缺陷，正是那个阶级烙上的印子……”

        在我童年的世界里，第一次品尝了残酷，第一次领教了扭曲，实像里最慈爱的外公被虚像里最丑陋的地主彻底打碎。我我躺在床上，紧闭着眼睛，不让泪水溢出，但还是感受到脸颊上的一片片清泪和老泪。

        朦胧的泪眼中，我看到外公站起身来，在我枕头底下塞进了一个纸包。他又回头望了我一眼，凄凉而无助，就像是一潭再也泛不起涟漪的死水。

        吱扭一声，房门轻轻关上，外公走了。我蒙上被子，无声地恸哭了一个时辰，突然记起了外公留在枕边的那个纸包。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十枚邮票，一圆纸币，还有一张薄薄的纸条——

    “外公连累了你，但这不是我愿意的。留给你十张邮票和一圆钞票，别忘了给外公写信！”

        

        ••••••••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梦魇，告别了肤浅的怆痛，烙上了泣血的悲哀。这和十岁的孩子并不相称：压抑而多疑，敏感而自卑 —— 我竟以这样的方式跨入了少年 。

        至今，我仍在感激这位扎着两根大辫子的班主任老师。面临这般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她依然徘徊在政治和人道的边缘线上，冷峻而又温情地护佑着尚未涉世的牛犊。她没有辱没时势赋予她的使命和操守，也没有出卖园丁的良心和慈悲 。在以后的若干年中，我一直享受着大队长的荣耀，她也对我隐秘的身世缄口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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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还在淅沥沥地下着，人流淤积在沈庭的边廊，散发着一股股粘腻的热气。或是为了驱散熏焖，或是为了追逐思绪，我干脆撑起雨伞，跨进十月江南的雨里。四侧瓦楞，一方清辉，一帘帘莹色的雨幕从天穹的顶端直泻而下，将真实和追忆隔成了两个迥然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