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春装

齐襄儿

一件春装 孙晓芳 小时候，我的衣服大多是在裁缝铺做的。每次去分场裁缝铺，奶奶总要先嘱咐裁缝一声，这小妮长得疯快，尺寸放大点做。裁缝取下挂在脖子上的皮尺，让我站直身子，给我量衣长、肩宽、袖长、胸围、腰围，一边量一边往尺码本上记着。 裁缝中等身材，脸色红扑扑的，说话时满是酒气。量完尺码，裁缝拿出一本两联单发票，在两联间夹一张蓝色复写纸开发票。他把粉红色的第二联撕下来交给奶奶，说是取衣的凭证。 我起初不知道放尺码是什么意思，等新衣服取回来一试，袖子长，衣摆长，穿在身上直晃荡，想了想，也就明白了放尺码的意思。 那时年龄小，不大在乎身上的衣服晃荡不晃荡，是件新衣裳就行了。 穿着晃荡的衣服给姑姑们拜年时，姑姑们见了我就大笑不止，扯着我的衣服说，这是哪个憨裁缝做的？是不是量错了尺码？你瞧你，跟个吓唬麻雀的稻草人似的。 有一天，奶奶拿着一块布料带我去做新衣服，快到分场时，她朝南拐了个弯，说分场裁缝铺的手工费提高了，咱们去老何集街做，那里的手工费比分场裁缝铺便宜些。 到了老何集街，一进裁缝铺子，奶奶就嘱咐女裁缝，让她放着尺码做。 女裁缝拿着布尺，看看奶奶又看看我，显得很为难，她拿着皮尺说，做衣服要合身得体，没有放着尺码做衣服的道理。 奶奶执意要放尺码，女裁缝摇摇头不同意，俩人僵持了半天。女裁缝把皮尺往案板上一扔，不高兴地说，我是吃手艺饭的，图的是个名声，要做就量体裁衣，按实际尺码做。 奶奶生气地拿起布料，把我领出了裁缝铺，气咻咻地说，裁缝多的是，离了你，我家妮子还能光着脊梁不成？ 在我的记忆中，上初中前，除了布鞋和棉靴是奶奶手工做的，身上穿的衣服全出自裁缝铺。 五年级时，父亲去外地出差，给我买回一件翻领的、腰间有束带的蓝色风衣，我高兴坏了。穿上一试，大小非常合身，就是长了一点。不知为什么，妈妈把风衣收了起来，说是明年再穿。 我心里老是惦记着那件风衣，也知道它被妈妈放在家里的那口大木箱里。 初一时，我长高了许多。有一天，妈妈不在家，我悄悄打开箱子，取出散发着樟脑味的风衣，关起门偷偷穿了起来，袖子短了，肩窄了，腰小了，穿在身上又绷又紧，勒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把风衣重新叠好放了回去，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件喜欢的新衣服，硬是压了两年多的箱底，一次也没穿，想穿时却小了穿不成了。 那时，班上有几个女生的衣服款式十分时尚，踩脚弹力裤、牛仔裤、女式西装、蝙蝠衫、翻毛针织衫、外套针织开衫等，这些新潮服装是她们在南方打工的父母带回来的。她们的时尚服装，引来许多女生的羡慕，也让我羡慕不已。 读初二了，已是个大姑娘了，可我依旧穿着裁缝铺做的衣裤，土里土气的。心里虽然也爱美，可家里的条件有限，对那种时尚服装，我只能去憧憬和向往，不敢有丁点奢望。 棉花绽放的时节，为了抢摘棉花，学校组织我们去生产队捡棉花。农户中午管我们一顿饭，摘一斤棉花给我们一角钱的报酬。 我们支农去得最多的是平原五队和九队。到了队里，老师按五人一组把我们分配给各家各户，户主就扔给我们一人一个花袋，跟着他下田摘花。 蓝天高远深邃，平原花海茫茫，暖暖的秋阳中，一望无际的洁白的棉花，像皑皑白雪覆盖着大地，景色十分壮观。 在棉田里，我们忘记了古文的枯燥晦涩，忘记了几何题的抽象难懂，忘记了成绩排名带来的自尊伤害。我们捡着花，唱着歌，叫喊着，嬉闹着。 户主拿着一杆秤坐在田头，一边抽着烟一边等着我们去过秤。 捡满一袋棉花，我就去田头过秤，户主在本子上记斤数，一斤一角，一天下来，我可以捡二十多斤，挣二块多钱。 同组里的那两个男生，一直躲在棉田里玩，户主喊吃午饭时，他俩才提着轻飘飘的花袋来田头过秤，一个三斤，一个五斤。他俩看看我们女生满当当的花袋，伸伸舌头，偷着笑了起来。 户主对他俩笑着说，你们就是捡一朵花回来，我也给你们饭吃。 心里老是想着挣钱，吃罢午饭，把碗扔在田埂上，我又急匆匆地钻进了棉田。那两个男生混饱了肚子，下午索性不干了，躲在棉田里一直玩到天黑，然后把空花袋交给我们女生，俩人猫着腰从棉田里偷跑了。 支农捡花干了一个星期，我挣了十六块钱。十四岁的我，手里还从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心里禁不住怦怦跳了起来。 拿着这笔钱，我去了罗集街，想给自己买一件春装。 在罗集街的一个小服装店，我看中了一件橘黄色的大开领春装。中年老板娘从铁丝上取下春装，往我身上一搭，左看一下，右看一下，说，小姑娘你眼光不错，这是今年流行的大开领春装，才进的货，颜色也衬你的皮肤，大小也适合，试一下吧。 穿着大开领春装，我在铺子里的长镜前看着自己，觉得衣服很合身也很漂亮，老板娘也在一边夸张地说，小姑娘呀，这件衣服像是专门为你定制的，太合身了，太漂亮了…… 老板娘开价二十八块，一分钱不让；我说手里只有十六块，卖不卖？ 老板娘收起了笑容，慢条斯理地说，小姑娘，这个价我卖不起。 我去别的服装店转了转，把街上的服装小摊也看了一个遍，没发现那件我喜欢的橘黄色的开领春装。 我返回来和老板娘讨价还价，她说，二十八块钱，一分不能少。 我只好骑车回家了。 那几天我上课无心听讲，做家务心事重重，老惦记着那件春装，怕被别人买走。 还差十二块钱，怎么办呢？ 我从来不敢向父亲要钱，更不敢向妈妈要钱。向奶奶要，也许能给个三块五块，可奶奶远在何集分场，鞭长莫及，总不能跑那么远去讨几块钱吧。 有一天，我壮着胆子，把情况如实地告诉了父亲，父亲从衣袋里搜索了半天，递给我两块钱。我知道，父亲身上从不带钱，这两块钱是他的烟钱。 还差十块呀！ 我把情况告诉了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她说陪我去罗集街看看，兴许老板娘发慈悲了呢。 老板娘见我来了，以为我带足了钱，十分热情地从铁丝上取下那件橘黄色的开领春装。她把春装递给我说，小姑娘，一分价钱一分货，瞧这做工，瞧这款式，全是一流的…… 我怯怯地说，阿姨，加二块，十八块钱你卖不卖？ 老板娘苦笑了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会算计呀，我卖不起呀。 同学也急了，帮腔说，老板娘，我们都是学生，手里没钱，您就保个本少赚点，卖给我们吧！ 坐在门口看摊的男人可能是老板娘的丈夫，他站了起来，进屋对老板娘说，这孩子来了两趟，一看就知道是农场的，少赚点，十八块卖了算了。 老板娘瞪了一眼男子，对他斥责道，像你个憨货那样做生意，不赔个血本无归才怪，你给老子死一边去。 见老板娘大发其火，我和同学吓得赶紧逃了。 一天，我路过废品站，见几个小男生在卖废品，我突然高兴起来，心想，我可以捡废品卖呀，卖几次废品，也许就能攒够十块钱，就能买春装了呀！ 那时，罗汉寺分场无线电厂十分红火，“半球”牌电子电器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是那个年代五三农场独领风骚的新兴企业。在电器厂外面的废物堆里，我捡废弃的五颜六色的电线、废铜、废铁、废塑料壳、废纸箱，把它们一股脑儿送到废品站。每天下午放学后就去捡，一个星期不到我就攒够了十块钱。 已是初冬时节，我骑车朝罗集街飞奔，心里想着，那件大开领春装老板娘没卖吧？ 支好自行车，急匆匆走进店里一看，那件心仪的、把我折磨得茶饭不思的橘黄色开领春装，纹丝不动地挂在铁丝上。 老板娘见我额头上沁满了汗水，问我，小姑娘，钱攒够了吧？ 我笑了笑，点了点头，高兴地说自己捡了一个星期的废品，攒够了十块钱。 老板娘说，别着急，喘口气，我猜你还会来的，你还真来了。 我把钱从裤袋里掏了出来，数了数，说，阿姨，二十八块，一分不少！ 老板娘把春装递给我，数了数钱，取了二十块，退了八块钱给我。 我睁大眼睛望着老板娘，有点莫名其妙，她不是一分钱都不让吗？怎么退我八块呢？ 老板娘见我一脸茫然，对我笑了笑，说，好孩子，拿着衣服回去吧，阿姨今天高兴，保个本卖给你了。 我怕老板娘突然变卦，对她说了声谢谢，然后赶紧离开了服装摊。 这件橘黄色的开领春装，我只是在去奶奶家和姥姥家拜年时穿一下，平时一直舍不得上身。 初中毕业全班照合影，我穿的就是这件春装。 师范一年级时，我曾穿着它在操场上照了一张彩照。 这张照片摄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夏天，在罗汉寺分场中学留存的毕业照，那时候的我站在三排右数第六。 作者：孙晓芳屈家岭管理区宣传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