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革命人生,一代传奇</h3><h3> 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年轻机敏的红军师级指挥员,从开国奠基艰苦奋战中走来的新中国的忠诚卫士,从国家法治建设艰难探索中走来的共和国第一代检查官,他就是我党我国保卫.公安.司法战线第一代领导人中的谭政文同志。作为党代表,他参加了第七次、第八次两届全国党代会。毛泽东主席称赞他"文武双全"</h3><h3> 1910年4月26日,谭政文诞生于此地一一湖南资兴县一个贫农的大家庭里。他的父亲谭聿怀,在五兄一妹之下排行末位,有文化,通中医,民国初年倡议并带头集资为乡里创办了第一所新学校一一贝税小学。1925年参加共产党,组织农会。他的母亲何美姣,生育政文兄妹四人,兄政达早逝,政文居次,政山,政士为弟。因家境贫寒,谭政文只读毕高小。从小爱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名著,爱听父亲讲《包公传》、《聊斋志异》的故事,一生喜读古典诗词。</h3><h3> 在父亲的指引下,谭政文十六岁便投身革命。1926年他带着父亲送的《孙子兵法》,到广州报考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由湘军改编)军官教导团。1927年7月,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加入共产党。1928年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谭政文的父亲和他的两位伯父及弟弟政山也都是红军。他同父亲是在两军行军的交汇处,偶尔见了最后一面。只见父亲骑了只毛驴,知是有职务在身的官长,匆忙中未及多讲详情,谁知这一别竟是父子永诀。其父谭聿怀同志1932年在"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在特支委游击队政委的任上;三伯父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不幸丧命;四伯父从军队调回本乡搞地下工作。被叛徒出卖,遭敌枪杀,暴尸示众。谭政文一家可谓满门忠烈。谭政文在红军主力部队中,从士兵,文书、经五年的战火锻炼,二十二岁便当了团政委,湘南大山里这个英武少年,成长为红军中一名智勇双全的年轻指挥员,谭政文经历了一至五次反"围剿"和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h3><h3> 1933年,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之后,保卫部门急需骨干,上级决定调他去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即国家政治保卫局受训。此后,他便离开了自己恋恋不舍的战斗部队,专职从事军队保卫工作。这是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h3><h3> 十年内战结束,全面抗战开始,党中央将谭政文从军队调转地方,令他的人生道路出现了第二个重大转折一一为了党和革命的需要,他离开了心爰的军队,开始了二十四年在地方从事保卫,公安、司法工作的传奇生涯。</h3><h3> 在延安,1938年谭政文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兼地方部长及政治处主任。1942年谭政文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兼晋绥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对日伪特务、间谍的渗透破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反击和斗争,为屏障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安全起到了独特的重要作用。</h3><h3> 1948年6月,谭政文晋升为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1948年底,谭政文在北平首届市委中是七人常委之一,出任北京市公安局首任局长,给党中央创造了安全隐定的工作环境,为后续接收和管理大城市树立了学习榜样。1949年底,谭政文调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广州市(直辖市)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兼广州警备区政委,开辟了公安工作和情报工作在祖国南大门的前哨阵地。</h3><h3> 1953年,谭政文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1954续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56年,兼任中央处理日本战犯指导小组组长,。其间,他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出色领导了管教、侦查、起诉审判和处理日本侵华战犯的工作。之后,又领导了检察工作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草拟等国家法制建设的基础工作。谭政文在他此生最后一个岗位上,艰苦工作了八年。 1961年12月12日,谭政文同志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逝世,过早地结束了他的传奇人生,年仅五十一岁。他的英年早逝,成为我国政法战线和党的沉痛损失!</h3><h3><br></h3><h3><br></h3><h3><br></h3> <h3>二、红军战争,十年磨剑:</h3><div><h3> 红军战争十年,对谭政文同志是战火锻炼的十年,是砥砺磨练的十年,也是成长成熟的十年。一至五次反"围剿",谭政文始终参与;二万五千里长征,谭政文始终参与,十年国内战争谭政文始终参与,大事件经历这么"齐全"的干部并不多。</h3><h3> 湘南起义后,谭政文随军上井冈山,参加了朱毛会师。在红军12师36团当文书,整编后至30团营,被选拔到红四军教导大队学习,后随资兴独立团返湘打游击,之后编入红五军,二上井冈山,参加了井岗山的保卫战。谭政文曾在红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九军团和十五军团工作,历任连党代表,连政治委员会兼连长,团政委、师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宣传科长、组织科长等职。</h3><h3>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各红色根据地都要派工、农、兵各界代表参加。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八军代表为两人,军官代表是何长工,士兵代表便是谭政文。因他曾担任过红军大队、支队、纵队这三级的士兵委员会主席,具有士兵的广泛代表性,所以,虽然那时谭政文已是团级干部,但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红军的士兵代表仍选举他当。</h3><h3> 1933年,谭政文调离战斗部队进入国家政治保卫局,历任预审科长、侦察科长、执行部长。第五次反"围剿"时,叶剑英出任建宁警备区司令兼闽赣军区司令,谭政文调任建宁警备区保卫局长任闽赣军区及闽章金省保卫局长,成为叶剑英的得力助手。</h3><h3> 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湖南时,谭政文调任红一军团2师特派员,成为红二师五位师首长之一。红二师是长征前卫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长征中,许多硬仗都是这个师打的,二师4团团长先是耿飚,湘江战役后是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強渡乌江,飞夺沪定,突破天险腊子口,都是这个师、这个团的战功。后来,刘亚楼调至1师,肖华当了二师政委,再后来,刘亚楼又调回2师当师长。1师1团团长杨得志,长征后也担任过二师师长。总之,这个部队出英雄出干部。谭政文就是同这些战友一起,度过了长征中最艰难困苦的日子。谭政文宿营抽烟,睡着后把军毯烧了,过草地时不得不和刘亚楼合盖一条毛毯睡觉。2师宣传科长舒同没有马,是拽着谭政文战马的尾巴过的雪山。长年征战中,长征给谭政文终生的影响最为深刻。这一年间,十一、二万中央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剩下七、八千人,经过了九死一生,两年后三大主力会师时,二十三、四万红军只保留了六万余人,其间这些战友们生死与共的战斗友谊,伴随了谭政文一生。</h3><h3> 长征到达陕北,谭政文回西北保卫局(国家保卫局)继续任执行部长。参加东征后,他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学习深造,毛主席批准他到红军大学带职旁听学习。1937年抗大成立,谭政文继续在抗大一期一大队学习,未毕业即留任抗大训练部教育干事兼教员,后补发了二期毕业证书。</h3><h3> 1938年,党中央收回军委拟派谭政文到八路军115师任职的成命,将其转调地方。他在军队调动工作频繁,参加了所部队的历次战斗,却从未负伤,堪称"福将"。当年奉命告别部队,重回军队,重返前线成了谭政文此生难圆的一个遥远的梦。他记不清自己的生日,就把"八、一"建军节当生日,让家人同全军一起庆生,作为一名老兵,谭政文终生爱枪,爱枪如命。在他的骨子里,一直自视为一名不曾改变的革命军人。</h3><h3><br></h3></div><h3></h3> <h3>三、《审讯学》著,开山力作:</h3><h3> 谭政文同志在军内外和司法界,享有审讯专家的美誉,被称为内奸叛徒日伪、美蒋特务和外国间谍的克星。</h3><h3> 谭政文虽只有高小文化,但他敏慧、勤奋、好学、悟性高自学成才。他深知对敌特斗争不仅要有勇,更要有谋。为此,他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教训。为了克敌制胜,保卫革命,谭政文不但善于向书本学习,而且向实践学习,向历史学习,甚至"虚心"向一切敌人学习。早在1933年,谭政文二十三岁便在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训练班上讲授审讯学,颇得好评。</h3><h3> 1942年春季,应各级的要求和实际斗争的迫切需要,上级支持谭政文对审讯工作的经验、教训、心得、体会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为此,中央社会部专门组织了审训研究小组,协助他集中精力研讨、编写审训学。</h3><h3> 谭政文在他九年前讲课稿的基本上,综合阶级分析、民族特性、职业心理、犯罪心理和审讯心理等诸多领域的学术成果,进行整理、补充、编写、形成了除"导言"和"结束语"之外的六章结构,第一次提出了"革命的审讯学"的定义,说明了审训工作的对象,人犯的种类,人犯的心里、伎俩,审训工作的战略战术等。那时,被封锁的延安信息闭塞,文化交流不畅,书籍、资料奇缺。然而经两个星期的辛苦努力,谭政文于1942年5月写成并出版了我党第一部《审训学》这部谭政文学识、智慧和心血的结晶,被中央定为正式教材。当时他32岁。 勤奋好学,博学多才的谭政文,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工作中重视、团结和善于使用知识分子干部。他一贯重视人才开发和干部培养。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只要有重要的保卫干部培训班,谭政文总积极支持,认真授课,结合案例,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生动风趣,令人回味,有的精彩讲解甚至使听者终生不忘。因为他讲的内容不少是从斗争实践中得出的経验,有些还是从失误和鲜血中汲取的教训,见解独到,发人深省。谭政文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时,便亲自兼任大城市公安集训的训练班班主任。在任北京市第一任公安局长时,随即组建并亲自兼任北京公安学校(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第一任校长。在任广东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时,同样亲自兼任广东省公安学校(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和广州市公安学校(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两校的第一任校长。在我国政法系统的干部培训领域,谭政文作出突出的贡献。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言传身教,使一批又一批忠诚保卫工作和法制建设的有为青年,成长为我国政法战线骨干,走上了公、检、法、司的各级领导岗位。不少干部经过更全面的培养锻炼,还成为省部级独当一面的栋梁之材。</h3><h3>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斗争形势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在各方催促下,1950年11月中共中央华南局社会部精装再版《审讯学》。如今,政法界许多高级干部把这本书当作珍贵的个人藏品和纪念品。在谭政文同志百年诞辰的纪念日,国家图书馆将《审讯学》入藏国家总书库,永久保存。这部草创时期的开山之作,生动地记录了当年那些年轻的革命者,为了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进行过多么惊人的勤奋学习,进行着多少可贵的理性探索。</h3> <h3>四、土改纠"左",全党推行:</h3><h3> 抗日战争胜利后,很快迎来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在解放区大力发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对于领导着以土地革命为特征、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策略,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土地问题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个攸关革命成败的战略问题上,谭政文同志做出了特殊的贡献。</h3><h3> 康生主持下搞的土改试点,推行了一套极左的土改政策和干部政策,在晋绥造成恶劣影响。1947年,当土改工作全面铺开时,晋绥分局常委进行分工,谭政文被指派做山西崞代两县土改工作团长并兼崞县县委书记,领导崞县和代县两个工作团。谭政文出身农家,熟悉农村,了解农村,早在1927年,被党组织从军校派回家乡搞农民运动,曾任过苏维埃土地委员,不乏农村工作经验。谭政文带工作团下乡时,正值晋绥"左"风泛滥。他坚持原则,制止侵犯中农利益和对地主乱打滥杀,想方设法保护干部,特别是防止伤害广大基层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一系列做法。</h3><h3> 谭政文这种不合潮流的看法和做法,被一些人视为异端。晋绥分局也不断有人"敲打"谭政文不要犯右倾错误。他这个工作团发出的通讯,《晋绥日报》居然一篇不用。谭政文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于1948年初,对崞县土改工作特别是纠"左"的经验进行认真总结。文件报送晋绥分局,分局未予理会,留中不发。</h3><h3> 直到1948年3月12日毛主席看到这份报告,高度评价崞县的土改经验,才为这场无声的争论判明了事非。毛主席批示《人民日报》以"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为题,于3月24日、25日分两天全文刊发了谭政文的报告,并同时发表了他在谭政文报告上的批示原文,强调:"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断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至重犯"。随后,才有毛主席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后来,《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作为土改工作必读文件,配发至全国各解放区所有土改工作队。</h3><h3>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和讲话,不仅全面肯定了崞县的经验,为老解放区乃至下一步全国解放后广大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指明了方向,而且就运用典型经验领导群众方面,向全党高级干部提出了方法论和领导艺术的更高要求。毛主席这个按语,1996年重新发表在《毛泽东文集》第五卷79、80页上,并对背景做了简要注释。谭政文实事求是的精神、耿直正派的风骨和勇反潮流的胆魄,也因之载入了党的史册,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h3> <h3>五、首都公安,奠基首任:</h3><h3> 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与拟定北平为新中国首都同步,党中央决定由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谭政文同志主持北平的公安工作。当时,谭政文除协助李克农部长处理中社部常务工作外,主要精力是主办全国的公安训练班。中社部从西北局、华北局、华东局和晋绥分局,精选一百名县团级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身体健康的优秀保卫干部,加上从北平选调的八位大学生,来西黄埿接受接管大城市的公安集训。被戏称为"黄埿一期""一百单八将"。谭政文领命创建首都公安,向中央请求,将训练班为全国培训的公安精英全都带往北平,既是继续"以战代训",又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为全国其他各大城市的接管开个好头,闯条路子。</h3><h3> 谭政文率领自己这一百零八名学生和中社部机关抽调的二十名干部,分四队(后市公安局四个处的雏形)乘五辆美式卡车从西柏坡向北平挺进中,即有中社部直属平津情报部及各大区、军区在华北的所有情报站一百多名干部,奉命不断向谭政文归建。到达良乡后,中央警备团3营、4营共七百多名官兵改编为公安大队,列入市局序列。这三大主力会师,便形成了组建首都公安的千员骨干队伍。当年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届班子,未设副局长,只有谭政文一个局长,带着不足十名处长,十几个科长和内七、外五、郊八共二十个分局长等四十多员干将,在市委书记彭真和市长叶剑英的领导下,経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首都完成了整顿战后混乱状态、建立正常社会秩序的艰巨任务。</h3><h3> 1949年2月2日以谭政文为首的军管会正式接管旧警局。2月3日解放大军举行隆重而热烈的入城仪式。和平解放的北平,最初是一片战后的混乱。随着东北、华北的大片解放,各地敌特军警头子大多逃到北平。在二百多万人口的都市里,败兵,难民四处流散,特务、土匪横行不法,经常发生敌特匪徒埋地雷、打冷枪、暗杀、抢劫、凶杀、放火、破坏等恶性案件,有时一天就发生几起大案。因此,北平旧警局的接管任务格外繁重。集中的接管工作约持续一个多月。入城后第二天,経城工部地下党的成功工作;谭政文派侦讯处处长冯基平高规格接待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少将站长徐宗尧到市局自首,交出北平站名单及二十五本密码。从2月19日至4月,仅收容散兵游勇已登记包括马占山等国民党将军在内的流散军人两万一千多人。到6月,共登记特务三千五百余名。</h3><h3> 当年的北京市公安局,除行使社会治安和城市管理的公共职能外,还肩负着直接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对此,谭政文总是亲临一线,一丝不苟,竭尽心力。3月25日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北平,谭政文召集有关方面研究布置警卫工作后,亲自去迎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进城。7月1日,华北局和北平市委在先农坛召开党员大会,首次在大都市庆祝建党二十八周年。谭政文担任大会副总指挥,具体布置大会保卫工作。开会前,谭政文随同中社部李克农部长一道,去接毛主席安全到会;会后,又亲自护送毛主席安全返回。</h3><h3> 6月15日全国政协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之前,市公安局就全力投入政协的安全保卫工作。这项工作始终由谭政文亲自领导、布置任务,并成立了二百七十六组成的政协临时保卫大队,简称"便衣警卫队。"在敌情诡异复杂的特殊年代,从第一次筹备会,到10月12日政协会议结束代表全都离京,共一百一十五天,确保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第一届政协会议的绝对安全。北京市公安局经受住了这个严个峻的考验。</h3><h3> 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谭政文更是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除主席台的警卫由公安部直接负责外,其余的大会保卫任务几乎全都是市局承担。为了承载史册的开国大典万无一失,谭政文在局里专门召开两天会,研究、布置大会内外的各项安全保卫工作。仅观礼台周围,就从公安部队调派了一千多便衣警卫。开国大典有没有一个安全环境顺利进行,也是对市局前段工作的一次严格检验。事实证明,从白天的大典,到晚上的狂欢,都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北京市公安局不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托,光荣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工作,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委的表彰,一同时,也为以后历年的国庆保卫工作积累了最初的宝贵经验。</h3><h3> 在那个百端待举、激情燃烧的岁月,谭政文身上体现的革命者、创业者那种拼命、忘我的工作精神,感人至深。他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对北京市公安干部的影响至深,至远。虽然他在北京市只工作了一年,但作为奠基人,他却给首都公安锻练了一支好队伍,缔造了一派好作风,留下了一个好传统。</h3> <h3><br></h3><div><h3>六、港澳镇反、威震南国:</h3><h3> 叶剑英从北京市长任上南下去主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当时广州是直辖市。他点将要求中央把曾与他两度共事的谭政文调去做他助手。1949年11月,中央任命公安部长罗瑞卿兼任第二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同时任命谭政文任华南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广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兼广州警备区政委,协助叶剑英镇守祖国南大门。</h3><h3> 广州作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据点,各地、各系统的特务汇集于此。那时,广东全省的散兵游勇就有五万之众。仅1949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全省就发现土匪三百三十七股,四万余人,发生反革命暴乱、袭击、爆炸、抢劫、纵火、投毒、暗杀事件三百四十九宗。广州市内土匪横行,公开抢劫,敌特甚至堵在市公安局治安处门口,公然与我对射,面对这样的危局和乱局,谭政文雷厉风行地连出重拳,短期内迅速扭转局面,掌握了主动。 </h3><h3> 在内部建设上,谭政文一手抓"文,刻不容缓地成立省厅公安学校,紧急加强公安基层队伍的本土化建设,首先克服语言障碍;一手抓"武"在由京南下的途中,便下令从广东各地方部队调员,尽快组建公安19师,下辖两个大团约九千人。后改为广州公安总队。有了这样一支专业化的威武之师,广州乃至广东的大局意识立即稳定下来。</h3><h3> 在公安业务上,谭政文一手抓治安,一手抓肃反,不同阶段突出不同的重点,同时开展交替进行的两方面工作。他主张"防治并重,以防为主,防治并用,以治为先。"在狠抓全省治安及管理的同时,1950年上半年广东迅速开展了肃反运动,不到一年,便破获敌特案件一千二百多起。经一个月的内线侦查,探明活动于港澳,粤北及广州、韶关一带铁路沿线的特务、土匪、黑帮组织"飞轮党"的三个匪首及其住址和几个主要销赃点,一举将这个危害地方、民愤极大的匪帮一网打尽,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确保了铁路干线的畅通。</h3><h3> 国民党在港澳的特务机关,比广州公安机关的编制还大。这个祸根不除,敌特里应外合,华南永无宁日。1950年3月,谭政文精心策划,周密部署,亲自指挥,决定打掉敌特在港澳的指挥机构,给敌人一次釜底抽薪的致命打击。经请示叶剑英批准,展开了代号为"港澳镇反"的特别行动。首先,原广州伪侦缉处长临要出走西班牙的前两天,被击毙在澳门的街道上。不久,又处决了保密局澳门站站长和保密局港澳穗站站长。前线完成任务后,向省厅和谭政文发出了"生意已成交"的捷报。敌特全线震骇,活动大为收敛。不到两个月,华南、广东的治安迅速好转。1950年过了个安稳祥和的五一节,党、政、军、民、无不称赞。节前,谭政文向广州市人民代表会议做了治安工作报告,,《南方日报》发了消息,还举办了公开展览。半年后,继续执行"港澳镇反"的第二阶段任务,在香港处决了保密局华南站站长。至此,一连剪除了军统(保密局)在港澳的三名少将特务头子,"港澳镇反"的计划全部胜利完成,使港澳敌特机关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台湾保密局局长郑介民为之惊慌失措。"港澳镇反"的成功,从根本上改善了东南沿海各省的政治环境和治安状况。被公安内部誉为传奇和佳话。</h3><h3> 在积极进行对敌斗争的同时,谭政文还领导广东及华南公安机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赌、禁毒、禁娼的斗争。涤荡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这些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社会痼疾,这些旧社会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国家无法避免的丑恶现象,被新生的人民政权一扫而光。使人民群众,也使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感性地认识了共产党执政的正义性,看到了新政权执政的超能力和高水平。</h3></div><h3></h3> <h3>七、改造战犯,举世瞩目:</h3><h3> 1953年下半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使集中处理在押日本侵华战犯的条件业已成熟。基于此专项工作的需要,中央主管这项工作的周恩来总理,"钦点"谭政文调最高检任副检察长,作为他的主要助手,负责该项工作的一线指挥。正确处理日本战犯,是一项司法难度极大、政策性极强而又为全国人民及世界各国瞩目的特殊历史使命。1956年3月,周总理指示,由谭政文担任中央处理日本战犯指导小组组长。无论大政方针,还是具体环节,整体工作始终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h3><h3> 从1954年2月起,谭政文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三百多名司法干部,组成侦处日本战犯工作团,在北京真武庙进行有关方针政策、法律程序、侦查审讯和调查取证等业务的一个月短期集训。1954年3月谭政文带领工作团一行二百余人移驻抚顺,与抚顺战犯管理所二百多管教工作人员会合。在掌握和熟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釆取"争取下层、瓦解中层,动摇上层,孤立打击少数特别反动、顽固、狡猾的战犯"的策略,对在押的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战犯开展了个别讯问与认罪检举相结合的大规模侦查。</h3><h3> 战犯管理所对在押战犯的长期管教中,一是开展了生动有效、颠覆性的思想教育,引导其认识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反动和战争的罪恶;二是实行革命的完全人道主义,不仅其衣、食、住、医等人道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尊重其人格和法律权利。虽然教化与感化使战犯的改造有了一定的基础,然而真正让他们心服口服地认罪服,这是件天大的难事!战后十多年了,通过周密侦查,掌握战犯的确凿罪证,令其不得不认罪,任务非常艰巨。一来战犯多数是中毒很深的武士道崇拜者和军国主义分子,关押期间有机会串供,侦讯审理十分困难。二来由于语言不通,多数受害群众对当时日军的番号、罪犯的姓名等记述不详。三来时隔已久,所涉地域遍及广大沦陷区,时空都成障碍。四来战乱期间,许多罪证早已湮灭难寻。</h3><h3> 根据以上情况,谭政文多次召开工作团委员会议,认真讨论分析日本战犯的现状,有针对性地议定了对策和开展工作的方针步骤。针对在押犯人数多、类型杂、罪行各异、职务级别不同的特点,釆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以下攻上、重点突破,典型引路等政策攻心的"霹雳手段",有效地击溃了战犯的抗拒心防。同时,先后派出六批干部,分赴12个省、区,取得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有力罪证。除在日伪残留档案、书报材料中查到有关证据四千余件外,又搜集到控诉书,签定书和部分物证两万六千七百余件。在补充侦查阶段又增加了了一千三百余件有力证据。</h3><h3> 就这样,谭政文领导着"侦处工作团"経过短短一年半时间间,便完成了对一千名日本战犯的全面侦查工作,使他们在革命人道主义的感召下,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个个都认了罪、服了法。1955年底,由谭政文签署上报中央的最初处理方案,拟对战犯起诉一百零七名,判处死刑七十名。然而党中央高瞻远瞩,胸怀大局,明确了"惩其罪,救其人",一个不杀、一个不判无期徒刑"严审宽释"总方针。遵照这个指示,1955年底至1956年6月,由谭政文牵总,召集各方司法专家会聚北京卧佛寺,检、法、司(包括军事检察院和军事法院)合署办公半年,坚决贯彻中央决策,依据"下层从宽,上层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认罪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和司法原则,起草起诉书、公诉词、辩护词和判决书等各类法律文书。1956年4月25日,根据谭政文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罪犯分子的决定》,确立了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六项原则,并经毛主席以国家主席的名义于当日明令公布,使审处外国战犯有法可依。当时的特别军事法庭分设沈阳和太原两地。沈阳一庭是审理日陆军大案,二庭是审理伪满大案,审判从1956年6月开始,至8月结束。这期间,谭政文三下抚顺、沈阳,一下太原。在审判庭楼上,专门为谭政文布置了一间办公室,电话直通法庭上的审判长和首席检察员,使他能够根据现场的情况和变化坐镇指挥审判的顺利进行,并开创了我国对审判进行现场录音的首例。那时,对四十五名职位高,罪恶大,或职务虽低,但罪行严重、情节恶劣的主犯,分作四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理,根据罪行轻重和悔罪表现,分别判处八年到二十年有期徒刑。对其余一千多次要的或悔罪较好的战犯,则由最高检分三批免予起诉,宽大释放,。1959年,我国政府又根据服刑战犯的悔罪表现,先后宽释了所有在押战犯。 谭政文领导的严正而宽大的审判,对日本战犯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和感召力。不少人痛哭流涕地向法庭或证人谢罪,还有的跪地磕头,要求判自己死刑。被宽大释放的战犯,很多人更是感动得泣不成声。无论是东京审判,还是南京审判,即使是被判死刑的日本战犯,几乎无一人认罪。而在新中国的法庭上,日本战犯则无一人不认罪。这些战犯把战犯管理所称为自己的"再生之地",将回国时,向我管理人员挥泪告别,甚至哭倒在地。离战犯管理所不远的平顶山,发生过日军侵华第一宗灭村的"平顶山惨案",被挖掘发现的三千具白骨,控诉着日寇把人变成了鬼;而在相邻的抚顺,共产党却把鬼变成了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十四年抗日战争的战场,而且在十四年灵魂较量的战场,都是夺取了完全胜利的胜利者。</h3><h3> 这些罪恶累累、放下屠刀、灵魂再造的"新人",不只是普通人,而是成了终生不改的日中友好使者,成了终生不悔的反战和平卫士。他们一回国,就发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号召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告日本人民书》,并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致力于日中友好和反战促和。这上千人中,只有一人回国后被日本右派收买反水,为众人不齿。1988年"中归联"集资五百万日元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修建一座三米多高的汉白玉"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刻下为和平与日中友好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的誓言。他们老了,过世了、又把这个宏愿传给自己的儿女、子孙、</h3><h3> 对日本侵华战犯侦讯、审判和改造所创造的奇迹,不仅产生了一般人当初难以预料的深远影响。在中国司法史乃至国际司法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在谭政文三十五年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独特的骄人篇章。</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 <h3>八、英年早逝,永垂不朽:</h3><h3> 谭政文同志属狗,他常说,自己的使命就是为劳苦大众和党的事业效犬马之劳。他终身难以释怀的,是浓重的"幸存者"情结。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先烈,他总觉得有些同志比他有文化,比他有才干,比他优秀,可惜倒在了他的前面。他追随革命,同党一起走到了胜利,是"幸存者"。他应一人当十人、一天当两天,把没能见到胜利的那些同志的工作担起来,做得更好,他的工作作风和工作节奏,历,来是雷厉风行,夜以继日。经常是常委或中央分局开会,晚上回到办公室,立即把副职和下属召来再开会,一开开到凌晨三四点。稍微睡一下,七点钟又该起床了,吃完早餐,八点准时上班。这样没日没夜连轴转地忘我工作,底下干部都吃不消。有时身边工作人员或下级给他提意见,希望他能有所节制,注意身体。他总是说:"敌人搞我们,难道分什么昼夜吗?"他坚持认为,"搞公安工作就是要这样拼命工作,要赶在敌人前面!"</h3><h3> 但终于,谭政文的健康和身体被他这种不知疲倦的工作拼掉了,医院确诊他患有十一种疾病,1961年8月被诊断为肺癌。虽然他以坚韧的革命意志努力配合治疗,同疾病作了不屈的顽强斗争,终因医治无效,于12月12日不幸病逝。作为一名革命军人,他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谭政文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他割舍不下自己终生投入的革命事业,割舍不下党、国家的法制建设和长治久安,割舍不下与他共同生活战斗了二十二年的妻子姜鹏,更割舍不下他视若掌上明珠的三儿两女。然而,为了他献身的崇高事业,历史不得不把他宝贵的生命定格在五十一岁的黄金年华。</h3><h3> 1961年12月13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及各大报纸同时刊发了新华社关于谭政文同志逝世的讣告通稿。同时刊登和播发了以张鼎丞为主任委员,以习仲勋、孔原、叶剑英、安子文,刘亚楼,李井泉,李克农,邵式平,吳德峰、罗瑞卿、林枫,周兴,张稼夫、康生,彭真、贺龙、曾希圣、杨至成、杨奇清,谢富治、谢觉哉等五十九人为委员的谭政文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及谭政文同志简历。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关于首都各界人士12月15日在嘉兴寺隆重公祭谭政文同志新闻通稿,并配发了照片。公祭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干部为谭政文同志守灵三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播出了朝鲜发来的唁电。</h3><h3> 谭政文同志的早逝,无疑是我国政法战线和党的沉重损失。斯人虽逝,但他的革命精神永存。谭政文对党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高尚品德,他大智大勇,机警果敢,开拓解难的领导才能,他耿直正派,清正廉洁、雷厉风行,英勇顽强的工作作风,他勤于学习,善于总结,注重提携青年和培养干部的创新精神,都是留给党和后代,尤其是留给党政干部队伍的宝贵精神财富。</h3><h3> 谭政文,这个三湘的骄傲,他从风雷激荡的历史霞光中走来,走进了黎民百姓的心里,走进了共和国永恒的记忆。</h3><h3><br></h3><h3>2020年元月12日下午8时.</h3><h3>全篇总.12403字</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