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温玉成老师

夜雪巩梅春

昨天整理书架，一个信封掉落地上--------

捡起一看，竟是15年前温玉成老师写给我的鼓励信！

2002-2004年，我脱产考入郑州大学历史系本科班，开始进行系统的考古及博物馆学专业学习。进入第二学期，系里给我们安排了温玉成老师的中国佛教石窟考古学概论和铭刻学。

温老师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宿白先生的学生，在龙门石窟工作近40年，曾任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1992年所著《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一书，是当时国内论述中国石窟艺术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入的一部专著。彼时温老师被郑大聘为兼职教授，专门为历史考古系本科生开课（也带研究生）。这是对我影响最深的课程之一。

温老师的这两门课是在职本科班和校内本科生合班听的，要到刚刚启用的西区新郑大上课。当时没有地铁，我们一早从中原路郑大出发，坐68路公交车40分钟左右到新郑大，再徒步走过当时空旷光秃又漫长的校内道路到教室。温老师的课，教室里总是早早就挤得满满当当的，我和新校区的小同学搞好关系，他们能帮我占个前排的好位子。

温老师60多岁，中等身材，精神矍铄，讲课声音洪亮有力。他有40年龙门石窟的工作经历，当时业已走遍了国内除藏区之外的所有石窟，他的专业素养不仅来自北大良好的考古师承，更来自他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人生阅历。

他讲课循循善诱，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幽默风趣。同学们听得全神贯注，如醉如痴，脑子飞快的思考，笔尖不停的记录。那时候电脑教学尚未普及，没有PPT演示，我们的课程也没有统一教材，每次上课都是温老师先在黑板上画图：今天讲的是印度地区，就画印度地区石窟分布示意图；明天讲新疆地区，就画新疆地区石窟分布示意图，还有河西地区、泾渭上游、陇山一带石窟等等，大家都认真跟着老师的图画一遍，每个同学的画图水平有高有低，下课时看看每个人“各具特色”的笔记就很有意思。反正我的笔记本上画满了各式各样奇形怪状只有我自己能明白的“地图”和标注。

后来我怕记得太凌乱时间久了看不懂，我又换了个新本子把我的石窟考古课堂笔记重新整理抄录一遍。

除了黑板手绘图，温老师上课还带了许多图纸，把自己收集的图片资料尽可能扩印放大，在课堂上给我们展示。他总说，讲半天讲不明白，一看图，一对比就什么都明白了。通过图片（照片）形象的对比讲解，加深我们对所学石窟艺术风格异同的印象。现在人们习惯了PPT的高效与便捷，甚至网上搜一些图片就可以完成一个课件，真的不能想象当时老师上课多不容易。

特别是讲铭刻学时，相对于石窟考古稍显枯燥，每堂课前先发要讲碑刻的复印件，因为是缩印的版本，字迹小，密密麻麻看起来很让人头疼，有时候一块碑要好几次课才讲（读）完。老师带我们逐字逐句读碑，除了讲碑刻形制、年代，还讲涉及的古文字、人物和典故。《东汉肥致碑》和《唐释法如禅师碑》是我印象较为深刻的。

温老师讲的每一处石窟都是他亲自到过的，每一块碑也都是他亲自研究过的，所以讲起来得心应手，我们听起来也很享受。讲课间隙，他还会穿插讲一些见闻和人情世故，吸引着座无虚席的大教室里一双双年轻、专注和崇敬的眼睛。特别是当温老师知道我是巩义文物系统在职学生，还特意重点多讲了巩县石窟的艺术特点以及汉代摩崖石刻的内容。

中间有一次，我到温老师在郑大的办公室拜访他，他亲自指点给我巩县石窟研究的几个方向和需要特别关注的地方，我一一认真记下。当时我未及而立，个人的未来、工作和事业仍处于一片迷茫和混沌之中，我不知道是否能对得起温老师毫无保留的指点和教导，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完成这些研究，我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上心无旁骛的专业研究道路，但有一点从那时候我就冥冥中知道：即使永远没有到达，我总会朝着这个方向走的。

2004年后半段课程时我已经回单位上班，每周请假一天坐火车往返郑州，去郑大听温老师的石窟考古课，但是铭刻学没有听完。到了2005年，尽管温老师给我的信里详细告知了他的课程时间，我却再也没能去听课。

后来的十几年，我虽然一直从事基层文物工作，但愧于没有真正学以致用，没有坚持做学问，渐渐和温老师也失了联络，可我真是很想念他啊。

郑大两年专业系统的考古学习，以及温玉成、张民服、张国硕、李峰、韩国河、任伟等多位老师的专业授课让我受益匪浅，对我日后的实际工作和个人学习成长帮助都很大，潜移默化中也使我更加明确了自己心之所向。

直到现在，丰满的理想在骨感的现实面前依然苍白无奈，我却不忘初心。

后来但凡遇到可能有交集的人我都会问温老师的情况，当打开尘封多年的温老师写给我的信，看到信上说“人生要有所作为，不放弃事业，定会有收获，我也愿意继续指导你…”，我禁不住心潮起伏，感慨万千。赶紧翻出当年的笔记，上边竟记有温老师北京家里的电话，试着拨号，居然通了！我一下就听出是温老师的声音，那么健康，那么有力，那么熟悉，那么亲切。电话这头的我顿时哽咽了，我迟疑着说:温老师---您---还记得我吗？2004年在郑大，我是河南巩义的XXX。温老师说，记得记得。

和温老师聊了十几分钟，温老师告诉我他近些年在藏区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有一本新书正在付印，还在大学兼职授课。他问了我现在的工作情况，特意说，四十多岁正是做研究做学问的大好时候啊。

放下电话，多年想念温老师，一朝成真，有点回不过劲儿。

回想起自己一直以来学习和关注的重点都围绕巩义石窟、宋陵和巩义窑，遵循考古发掘实物资料和文献史料相结合的原则，不凭主观臆想人云亦云来给身边的文物遗存下结论。

还是感谢温老师以及二十多年来在文物专业道路上为我铺路奠基、授业解惑、指点迷津的所有老师们，是他们身体力行的教育我要科学严谨；要多读书；要深入实地调查；要多走出去，多看，多思考；要站在更大更广的视野下来看待身边的所有遗存、遗迹和历史现象。

时隔十五年，温老师今年已经八十岁了，依然坚持在做研究、授课、讲学。他和“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是北大同班同学，同出考古泰斗宿白先生门下。记得在郑大上课时他还用赞叹的口吻讲起樊锦诗和她的丈夫为了热爱的文物事业长期不得团聚的故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热爱与坚守。

作为晚生，几十载韶华虽有蹉跎，却终不敢浪荡辜负，定当以他们为榜样，砥砺前行。

夜深了，一刻不停写到这里，心里有一个愿望：尽快去北京看望温老师。

2020年1月11日零点五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