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文化类型研究的范本与启示

无尘

<h3><b>《菊与刀》:</b></h3><h3><b>文化类型研究的范本与启示</b></h3><h3><br></h3><h3>恃强黩武,可以占领一个国家,却不能征服一个民族。要彻底战胜、征服一个民族,不仅要知道它作为敌手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们行为的根源,也就是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本尼迪克特《菊与刀》P3),因为只有搞清楚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才能解释他们的行为,也才能预见他们的态度,以及可能采取的行动,从而确定应对之策。<br></h3><h3><br></h3><h3>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极为关键的时刻,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大逆转;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虽然在太平洋一些岛屿,美日间的战事还处于胶着状态,但美国已经做好准备用原子弹对日本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以迫其投降,并占领日本。</h3><h3><br></h3><h3>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美国急需要了解日本这个民族。因为在与日本军队的交战中,美国人以他们的西方文化,对日本人的行为有太多的无法理解。比如他们的神风突击队,他们“无端而令人困惑的残忍”,以及对天皇不渝的忠诚(彼德·沃森《20世纪思想史》P467),等等。日军种种极端的行为让美国人无法理解,也就无从对日本人的行为作出预测,这关系到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打击更为有效,和战后对日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的问题。于是,美国中情局出面,向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下达了研究任务——研究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h3><h3><br></h3><h3>中情局要求的这个研究项目,显然不是诗意的风花雪月,不是一般的文化研究,而有着十分明确的指向性,那就是通过研究要明确回答这些具体问题: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美国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获敌投降?是否应该直接轰炸皇宫?战后是否需要对日本永远实行军事管制?面对原子弹威胁日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同盟国为了迫使他们投降准备轰炸到何种程度?美国占领日本后是否要继续保留天皇?等等。这些涉及到军事、外交、政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落到鲁思·本尼迪克特肩上,需要这位当时已颇有名气的文化人类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解答。</h3><h3><br></h3><h3>作为20世纪初少有的女性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最早提出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1927年本尼迪克特对印第安部落文化深入研究后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年出版)一书。1940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可见美国中情局选定本尼迪克特来研究日本,是有充分的理由的。</h3><h3><br></h3><h3>但是对于鲁思·本尼迪克特来说,对日本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首先,战事日紧,课题要回答的问题不论是眼前的还是未来的,都是迫在眉睫的,容不得从容地研究;其次,交战期间,本尼迪克特不可能进入日本国内去实地调查,而这又是人类文化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本尼迪克特《菊与刀》P4);再次,关于日本研究的可用资料极少,这基本上是一项开创性工作。</h3><h3><br></h3><h3>即便有诸多不便,本尼迪克特也不是无法下手的。根据她的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理论,她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而这些类型与特征,是通过人的语言、习俗、礼节等日常行为表现出来的。她认为,“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势必陷于混乱和不便。”“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为和意见如何奇怪,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验有联系的。”“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一个总体模式。” 这个总体模式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因此,本尼迪克特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接触、采访美国国内的日本人,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观看日本电影、研究日本的宣传用语等方式,进行指向性明确的深入的研究。她不辱使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菊与刀》。《菊与刀》是研究日本文化的开山之作,也是本尼迪克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h3><h3><br></h3><h3>人类文化是多样的,这种差异性,也正是文化存在的理由。站在一种文化形态,来研究和描述另一种文化形态,是很有意思的事。当然,由于文化形貌的差异,这种描述在很多情况下是怪异的,比如我们常看到好莱坞大片中的中国人,总会觉得怪怪的。而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对日本的描述,却是“精准透彻”的(彼德·沃森《20世纪思想史》P469),她这样描述日本民族:“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卑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菊与刀》P2)她通过研究断言:“虽然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十分凶残,但美国人却能在不带武器的情况下走遍这个国家,而且,所到之处皆受欢迎。”而且由于美国人保留了日本天皇的地位,“使被征服的日本人自由地模仿自己的征服者”(彼德·沃森《20世纪思想史》P469)。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日本作出的判断,直接影响到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政策,《菊与刀》的判断与实际情况之吻合,也是该书获得巨大影响力的重要原因。</h3><h3><br></h3><h3>时过半个多世纪,《菊与刀》的论点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新鲜了。但重温这本书却能让我们思索很多问题。比如,学术独立与服务决策的问题。《菊与刀》作为美国政府的研究项目,其功利性目的自不用说。但是,正是由于本尼迪克特利用她的理论模型、研究方法所进行的独立研究,才使得她的结论成为政府政策的可靠依据,并经得起历史的考问。又如,《菊与刀》作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影响的成功案例,也对二战后美国智库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个案,理解美国智库的发展,并与我国的智库进行比较,以寻求我国智库发展的路径。再如,我们要摒弃那种“泱泱大国”的优越感,悉心向盟友学习,更要虚心向敌人学习。“在战争中把一切都归咎于敌国,这是容易的;但要想知道敌人心目中对人生的看法就难得多了。”(《菊与刀》P3)对于我们这个东瀛“强邻”,一直以来,恩恩怨怨,我们要么是蔑视,要么是仇视,甚至沉醉于刀劈手撕的幻觉快感,而不能静下心来以科学的精神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很需要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和实证研究精神。</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