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复兴下的君主独裁～～读钱穆《国史大纲》

无极

　　中国史上由平民直起而为皇帝的，除汉高祖刘邦之外，便只有明太祖朱元璋了。西汉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建立的政权，颠覆了王侯将相有种的血统论，封建政治为之一新，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主体文明。明太祖朱元璋光复华夏后，中国传统政治得以再建，然而这样的传统政治走向了恶化。钱穆先生认为：“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

　　自秦代以来铺佐天子处理政务的丞相制度被废除，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绝对君主独裁的局面。从此相对相权与君权平衡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了，政治要上轨决定于君主个人的能力，及辅臣的强权，政府架构的高效运转。不可控的人治使政权运行在危险的轨道上，社会少了一个制动器，也缺少了自我纠错机制。好在大明王朝是个名臣辈出的朝代，政府架构在政治环境可为时还能高效运转。明存二百七十七年，历经十六代君主。

明代是中国最有机会进入资本主义的王朝，也是封建政府运作模式成熟的朝代，许多人在研究明史，希望找到破解周期率的钥匙，为今天政治所借鉴。

　　明太祖朱元璋通过胡惟庸和蓝玉案，铲除了功臣宿将，遂废宰相。下诏：“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宋太祖吸取唐中叶以后武人跋扈，权柄到执的教训，极力扶植文儒，扼制军功勋臣。到了明太祖时他觉得胡元势力退出塞外，无法成为中央政府的威胁，中国社会上比较可怕的只有读书人了，千方百计限制文官势力坐大。但是所谓传统政治，本质上就是一种士人的政治。明太祖无法改变，于是封子建王，再次走向裂土封建的老路，希望将王室的势力扩大，为以后的“靖难之役”埋下了祸根。一方面废去宰相，将政府直辖于王室。然而又不能不用文人，就用严刑峻法让士人震撼于君权积威之下，使士人只能为君权服务而不足以威胁到君权。明太祖个人的私意，不足以统治一个天下，政治是各阶层利益谐调的结果，不是家天下所能完成的社会实践活动，只能使明代的政治走入歧途。

　　明太祖的构想只能建立在君主智慧和绝对的勤政上，否则不能一个人完成政府日常事务的处理。可惜的是，自明成祖后，由于历代君主久居深宫，与外界隔绝，见识和智力都在退化，只能重新依靠大臣处理中央政务，一个名臣权臣的时代开启了，这是朱元璋意料不到的。

　　废相后，政归六部，文官失去了领袖，天子总理政务。然而明天子多怠政，无处理繁杂事物的能力。皇帝深居内殿，建内阁处理政务。内阁是皇帝的私人咨政机构，内阁大臣是皇帝的私人顾问兼秘书。国家並未正式授于阁臣大权，而内阁大臣以顾问身份行宰相之权，名不正，言不顺，阁臣弄权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权臣”，非“大臣”。权臣不足以服众。明代历史上有“三杨”、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著名内阁大臣及内阁首辅大臣，实行宰相之权，而他们的权力来源皆为皇帝私授，无政府首脑之名。连著名的改革家，权柄朝野的张居正，也常遇同僚的质疑，皆因其无宰相之名，无法做调和阴阳人事的真宰相，使行政不畅，事业难张。故黄梨洲说：“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真可谓一针见血。皇帝用内寺(宦官)平衡阁臣之权，长期不上朝，使政治中断，国事日微。在这种黑暗的权势下面，鼓荡出举世谄媚之风，而同时激起有气节人士的反抗，而党祸由此兴起，国脉在不断的党争中断绝。

　　明代政治支持点，一方面上面靠有英明能独裁的君主，一方面下面靠有比较清廉肯负责的官僚队伍。但是到了君主能力弱不能独裁时，就变成了宦官擅权。官僚不能负责时，则变成官僚膨胀。于是政治、教育破产之后，兵制、田赋等相继崩溃，政府经济破产，政息人亡。

　　许多明史研究人士认为：明实亡于万历，死于党争内耗。万历的怠政不做为，文官集团只讲党派利益不讲国家利益的清议争斗，耗尽了国家的血脉。但是应该看到明太祖废宰相，文官少了领袖，君权和政府权力失衡，为日后的党争清谈埋下了种子。党争只讲派系，不讲真理。党派官员只服从派系，无解决实际政务的能力。明后期，党祸不断，政治纷扰，治平乏术，终在内忧外患下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