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鉴赏家“以纸墨拓工论”巜圣教序》的宋拓本，与今天实物的发现，及一些史料记载

公园大道

　一、　巜圣教序》碑全称巜唐怀仁集王右军三藏圣教序记》，行书30行，行85、86字不等，宏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唐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京城法侣建立，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碑原立于陕西西安宏福寺，后移至今西安碑林博物馆。

碑文是唐代的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教经典，译文以后，上表请皇帝为之题序，唐太宗为之作序，其子唐高宗李治为之作记(李治作记时为太子)，玄奘谢太宗、高宗父子，然后两位皇帝又做答文，后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最后是下诏令太子太傳、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等大臣奉敕润色文字内容，这种翻译佛教经典，由皇帝父子亲自作序，皇帝又恐译文有不妥，诏命宰相大臣润色经文内容的事情，可见在当时是非常庄重严谨的盛事。

这些由皇帝主持的事情安妥以后，再选石刊刻，碑中刻入的集书、勒石、镌字人，皆落款明确，“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義之书”，是僧怀仁从王義之的书法墨迹上选集要用的字，再逐字描摹岀，当时唐太宗喜好王书，收集羲之墨迹最多，由其主持的“盛事”，想必怀仁是非常有条件看到各种墨迹来摹字的，这些集字，不仅每个字要精彩优美，而且必须“行文贯通，顿挫有致，上下左右相呼应。这样精益求精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能够完成。古人载怀仁历时二十余载集摹，应该是有所依据的。“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是诸葛神力把这些描摹好的字，钩勒到石面上，最后由“武骑尉朱静藏镌字”，这是用刀刊刻石面上钩好的字。由上述可知，巜圣教序》的名重，不仅仅是因为“右军剧迹，咸萃其中”，而是经过由皇帝隆重的主持、太子大臣的参与，怀仁历吋多年的集摹，又经选石、钩勒上石、镌刻，每一步骤都力求完善，才有了这一通名传千古的艺术杰作巜圣教序》碑。

清王澍根据唐代碑刻巜大遍觉法师碑》碑文所载其事，并加评论巜圣教序》的艺术成就，他的巜虚舟题跋》和巜竹云题跋》里说：“玄奘俗姓陈氏，年十三出家洛阳，贞观三年，往游西域，得大乘等经六百五十七部，十九年，还京师，勅就宏福寺翻译。二十年，进所翻经，表请题序，成於庆福殿，令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对群僚读之，二十二年夏，高宗又御制巜述圣记》，十二月始自内出。高宗咸亨三年建碑。自贞观廿二年至咸亨三年，凡历二十五年，搜罗移搨，不知费几许工夫，几许心力乃得完正。自唐以来，士林甚重此碑，匪直巜兴福寺》巜隆阐法师》等碑为显效其体，即李北海、张司直、苏武功亦皆从此夺胎。其前唯巜定武兰亭》文皇所刻自大内，渊浑肃穆，风力少胜，其他一切右军石刻无与匹者，盖当时右军墨迹尽归天府，收藏既富，摹搨復工，冠冕艺林，模楷百代有以也。至於南宋巜兰亭》诸刻以及《淳化》巜大观》，方之巜圣教》，譬犹高曾之视子孙，尊卑阔绝，不敢仰视矣”。

清代的杨守敬也有类似的评论，他说：“历代以来习二王草书者，兰亭序、阁帖诸扎之外，惟以此碑为模式，虽名之曰碑，实为法帖矣”。

这些评论也说明了此碑是“出自真迹”的，集刻则“冠冕艺林”，书法史上的地位是“不敢仰视的百代模楷”，虽然名称是碑，实际上是“法帖”。

　二、　巜圣教序》碑的刻立，严谨庄重，镌刻更是精细入微，其中破锋、牵丝、气韵等等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千百年来，由于历代捶拓，碑石早已磨损，不光碑断损字，不损笔画的字也多枯瘦露骨，书写的笔致早已不见，更谈不上什么王羲之的笔法神彩了。因唐代拓本无传，那么要体会到其中的笔法精髓，就要搜求传世中，最接近于原貌的宋拓本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巜圣教序》的宋拓本面貌和标准又是什么？鉴赏家们凭借自己的经验，通过对拓本纸墨、拓工风格的观察，给出结论，再结合碑文中的一些已损和未损的字或笔画，作为比较，分出宋拓本里的传拓时间早晚。近代的碑帖鉴赏家，张彦生在他的巜善本碑帖录》里记录说：“北宋拓本，十五行“圣慈所被”，慈字首完好，廿一行胜缘，缘字左下不连石花，其他与南宋拓无大差别，南宋拓，碑无断纹，慈字首已损，缘字左下与石花泐连”。他又记录：“此序线断拓本最少见，只见王仪堂由沪购来一本，由未二行文林二字间断起，断如线，不伤字，审纸墨拓工为宋时所拓”，张彦生并且定论说”以纸墨拓工论，碑断当在宋元之间，未断的拓本，都是宋拓”。

那么，他的这些记录观点和目鉴纸墨拓工论，靠的住吗？或者说经的起更“科学”的验证吗？

1973年8月陕西省文管会，对碑林博物馆的唐代巜石台孝经》碑进行修整，根据考古报告，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一些详细情况。修整巜石台孝经》碑吋，在碑身的背面，中心的石柱连接处及连接的卯眼內，分别发现了整幅巜圣教序》碑拓片，还有女真文书、版画以及大量铜铁制钱币。巜金史．完颜希尹传》记载：“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遒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八月(1119年，北宋宣和元年)巜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 据此，再结合发现的文书，专家仔细考释了这些女真文书的内容，认为这是金代早期的童蒙读物。文书上的字，一字代表一词，与现存金代石刻中，几个字组成一词，区别较大，另有一些字是直接采用契丹文大字书写，还有一部分字，是现存女真文中已经消失的契丹字，以及现存女真文中没有著录过的文字，而今天所存石刻上的女真文字，都是比较稳定统一的文字，比如在吉林海龙县的金大定七年巜杨树林女真国书碑》、吉林扶余县的大定二十五年巜大金得胜陀颂碑》等，文字统一，也没有文字的混用现象，这就说明，文书上的字，应该属于天辅三年颁布以后，金代早期还没有稳定统一的，过渡阶段的文字。西安在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年，南宋建炎2年)开始为金所管辖，属京兆府路，立学官，并传授女真文字，今天所发现的文书，大概就是这些早期学童学习的抄稿文书。

同时石柱下还发现了压着和散落的宋、金吋期铜铁制钱币五十八枚，钱币有“元丰通宝”、“绍圣元宝”、“崇宁重宝”、“熙宁重宝”等一共北宋十四种年号铜钱，而金代钱币只有“正隆通宝”一枚，此钱是这里面年代最晚的一种铸币，根据巜金史．食货三》记载：“金初用辽、宋旧钱，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金开国于1115年）始议铸钱，三年（1158年，南宋高宗绍兴28年）二月，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与旧钱通用，又“大定元年，命陕西路参用宋旧铁钱”。金代一共铸有钱币四种，而此次发现的只有金代所铸第一种币“正隆通宝”一枚，说明是大定十九年第二种铸币流通以前的币种，并且与各种北宋铸币混杂一起，可以验证巜金史》所载金代初，宋、金钱币混用的记录，同时可以推断，金代修整巜石台孝经》碑应该是金代早期的事情，当然，按地域划分的话，北方为金(1115一1234年）南方为宋（1127一1234年)，即相当于南宋早期。在巜金史．五行志》里又记载：“正隆五年（1160年，南宋高宗绍兴30年，南宋历史大约150年，此时距南宋亡，约剩120年)二月，河东、陕西地震”，这应该说明这次陕西地震可能造成了巜石台孝经》碑的重新加固修整，金人在这次的修复中，把这些女真文书、宋金钱币、圣教序拓片、版画放入碑中。如果再把时间推算精确一些的话，是金代正隆五年一一大定十七年之间的事情，即南宋绍兴30年一一淳熙4年（1160一1167)。

既然横向的年代基本可以确定为金代较早期，再来看紧紧夹在中心石柱连接处的巜圣教㡰》整幅拓片，拓片被叠折方形，有部分破损霉烂，有200余字有不同残损，其余文字保存完好，审拓片第十五行“圣慈所被”的慈字，首三笔已经损泐，二十一行“胜缘”的缘字，左下已与石花损连，碑整体没有断裂，以同吋发现的钱币、女真文书相互佐证，可以知道，巜圣教序》拓片相当于南宋早期所拓。回过头再看鉴赏家的记录：“南宋拓本“慈”字首三笔损，“缘”字左下与石花泐连，碑不断”，这些都是完全吻合的，而实际上，鉴赏家做出的“宋拓、明拓”的判断，本质上就是目鉴什么纸、什么墨、什么拓工来立论区分时代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先后问题，鉴赏家的步骤是先看“纸墨拓工”，是宋是明，判断以后，再看字的完损来进一步佐证，由此可见，“纸墨拓工论”在前，“完损字”在后，是相互辅助佐证。另外，虽然“完损字”无大区别，但也会根据拓工时代特点、字口的变化来判定，这就需要鉴赏家“经手”的拓本数量够多，总之，“纸墨拓工论”本质也是“经手”的经验的总结。

现在根据上面的考古发现，已经基本可以确论南宋早期拓本的面貌了，那么纵向的比较就有了可靠依据。既然南宋早期碑拓，“慈”字已损，“缘”左下已经泐连下石花，此二字不损不连的，当然就是北宋时期拓本。现在根据传世碑拓实物可知，其分为二种版本，第一种是，“慈”字完好，“缘”字左下与下石花虽未相连，但也仅隔一线，即介于连与不连之间。第二种则不仅“慈”字的字口更加完好，“缘”字也与下石花相距比较远，是非常明显的不损连。众所周知，碑拓损泐的增加，也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那么第一种情况的拓本，就是介于“连与不连”过渡阶段的拓本，而从北宋到南宋初早期，从实际出发，也应该有一种“逐渐增损过渡”的存在，那么上面第一种情况的碑拓，就能够知道是北宋晚期的拓本了，或者至迟在南北宋之间。从今天传世的各种巜圣教序》宋本的实物数量上看，南宋拓存世比较多一点，北宋拓本很少，但是，“过渡本”却是三种宋拓里，传世最少见的。介于两朝更替之际的版本最稀少的情况，在其它碑拓流传过程中，情况大概类似，比如东汉的巜曹全碑》，明拓未断本有多本传世，清初拓的已断本更多，而介于二者之间“曰”字不剜，并且有细断纹的“过渡”本子，就很罕见了，这就说明了这个时间阶段是相对短暂的，拓本的制作也就相对应的少，这也是充分符合历史客观规律的。而上面提到的第二种“慈”字不损，“缘”字与下石花相距尚远的拓本，无疑，就属于真正的北宋范围了。虽然，巜圣教序》的北宋拓本里，传拓的年代依然有早晚之分，但是南宋拓与北宋拓本，大的脉络，至此已经可以确定了。

　三、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宋代墨拓标准是什么？也就是说，宋拓的下限是什么样的，在巜圣教序》碑拓里，宋拓（宋末)与元拓的区分标志是什么，有没有具体的佐证？

首先来看一下鉴赏家是如何定义宋拓标准的，以及宋拓本的时代下限，即宋拓与元拓的区分标志。鉴赏家的定义是：一、碑不断的都是宋拓。最晩的南宋拓，是线断本。二、碑断于宋元间，最旧的元拓本，碑已断，有损字。

碑帖鉴赏家张彦生说：“此序碑断年代无确实记载，其说不一，有谓绍兴二年，或云赵孟頫临写圣教序，每断处缺字，王世懋云，断于元末明初，又有云断于天顺，又有云断于嘉靖，巜金石萃编》载，断于万历乙卯（43年），我认为断碑前与初断本以纸墨拓工论，与其他旧本唐碑相比较，碑当断于宋元之间”。又说：“全碑在南宋阶段字与石花无大变化，断后最旧元拓本，未行文林的“文”字，未损作“父”字。”

碑断于嘉靖乙卯地震说，最为流行，巜金石萃编》作者王昶（1725一1806)，还有巜来斋金石刻辞》的作者林侗(1624一1714年)较为代表，西安碑林学者路远先生，已经比较详细的考证了这一说法的缘由：王昶是转录比他早一百多年的林倜的记载，而林倜又是出于误读明代巜石墨镌华》作者赵崡的书藉，这中间还有非常有名的金石家杨宾（杨大瓢，1650一1720)亦持此嘉靖地震看法，杨宾后来知道认识有误，在他所著巜大瓢偶记》卷四中说：“怀仁圣教碑断年代，余向以为断于嘉靖乙卯地震，偶见徐兴公跋引敬美语，始悟余说之非。盖嘉靖乙卯，而敬美生于其时，如果是碑新断，不应有元末国初之语，所谓疑以传疑也”。杨氏所题到的敬美，是王世贞之弟王世懋，他是嘉靖进士，又在陕西为官，正是当吋经历人，他又有“断于元末明初”语，嘉靖地震至碑断说，已经不足信了。而对于碑拓特别精于鉴赏的清代王澍（1668一1743年)则在他的巜竹云题跋》里说：“圣教序不知断于何时，仆在京师尝于闽中许氏借观赵文敏临本，凡断处字皆阙，则知自元代以前盖已断矣，断者不足言，未断者的为宋拓无疑也”。这里说明了生活在元代的赵孟頫，见到的本子，已经是碑断，断处有缺字了。前面已经证明南宋时碑未断完好，而赵孟頫的元代初期，已是断本，那么碑断时间就集中在了宋元之间。

　　巜圣教序》传世的南宋拓本略多（金拓本），鉴赏家说“文字石花无大变化”，这可以从一些馆藏和私藏的拓本里得以验证，这一通碑石的石质很好，但从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早期的拓本上，和其他一些传世北宋拓本上，可以看到，碑文末行“文林郎”处已有轻微裂纹，但是裂纹也只限于“文林郎”及向前数行略有延伸的一些地方，这应该是石质本身的问题造成的，到了南宋，裂纹仍旧如此。经过金代正隆间的地震，以巜石台孝经》里所发现的南宋拓整幅本来看，依旧如此，同时再用其他南宋拓本比对，依然相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金代末期，在金代末期的几次捶拓中，断裂有所变化，即从“文林郎”断起，有极细的线断纹向前面发展，线断纹穿过的字依然完好，这些断纹穿过一些字的时候，又似有似无，发展到前面数行碑文时，已经变得非常细微而难以观察到了，这种状况的拓本，就是鉴赏家说的“南宋最晚拓，线断本”，同吋还指出这个时候“慈”字的变化，前面已经证明，“慈”字在整个南宋时期，首三笔已经泐损，但是这时候，首三笔又能够拓出笔画，看上去像不损泐的样子。鉴赏家张彦生的描述是：“南宋最晚断前拓本，慈字首反又拓出笔道”。他又说：“此序线断拓本最少，只见王仪堂由沪购来一本，审纸墨拓工为宋时所拓”，实际上，此种情况与上面提到的南北宋之间的拓本，在教量流传上相对于北宋拓和南宋拓更少，规律是相同的。那么罗辑上也很好推断，传世的南宋拓本中，全部是没有“线断纹”的，这些南宋拓本理应也有早有晩，而肯定不是某一年集中的同时所拓，但是偏偏却没有鉴赏家所说的这种版本，而时间再晚，碑就断了，没断纹和断后之间过渡的“线断本”最少见又最晚，也就合乎情理了。

四、根 据碑林学者路远先生的考证文章可知：“金正大四年（1227年），灭了西夏国的蒙古军队，向陕西推进，正大八年，陕西凤翔城被攻破，再向京兆进军，地方官完颜合达与刺蒲阿遂弃京兆，与牙古塔起迁居民于河南，留庆山奴守之。同年九月，蒙古军占领河中府（今山西水济县浦州镇），庆山奴弃京兆而撤退”。这次弃城撤退中，金人将碑林中之重要碑石尽数仆倒，原来大概是准备有序运走的，运碑石之事，在北宋末年，金人占领开封吋，就曾把北宋所刻巜大观帖》运到北方金国，由此可见，金人对于汉人文化典籍的重视。但是时局变化很快，蒙古军很快就到了。在这次迁移的前后半年中，金人对不能运送的城中建筑物品，进行了有计划、大规模的破坏，对来不及运走的“典籍文化”碑林碑石也只能进行破坏了，于是碑石尽数仆倒。

　　宋代张礼著有巜游南城记》一卷，记载他于宋元𧙗间游长安城南的经历，记录了一些情况，另外还有金末元初人在此书中的续注，有“辛卯迁徒，寺宇废毁殆尽，惟一塔俨然”等语。这次迁徒的情况，元代刻立的碑中亦有记载，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的巜大元国京兆府重修宣圣庙记碑》载：“京兆旧有宣圣庙，辛卯弃城，殿宇倾颓”。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的巜大元国重修庙记碑》也说：“国初辛卯岁，乱离城弃，殿宇仅存”。这些碑刻和游记书，也证实了史书所记载的金末京兆弃城迁徒一事。

金末元初的骆天骧，做过京兆府学教授，他著的巜类编长安志》在石刻卷的“石经”条下，则说：“正大辛卯迁徒，悉以摧仆，至庚戌，省幕王琛奉而起立，至元十四年，碑尽摧倒，天骧与孟文昌充西府教官，请灞桥堂邑刘斌而复立焉”。骆天骧不仅是当地时人，还是复立碑的主持者之一，而他和另一个主持复立碑者孟文昌，在至元十四年合撰的巜重修文庙诸碑记》中，详记了复立碑的情况：“石经之次诸碑，它郡所亡有，如秦丞相李斯暨李阳冰之小篆，晋右军王羲之之行书(指集王圣教序)，唐颜真卿、柳公权、虞世南之真楷、宋郭忠恕、僧梦英之众体，是皆古今昭昭，著人耳目，争先睹为快者。其毁折催仆不知其几年矣，观者叹息，未如之何”。碑文中接着又说一些碑石已经断损，由任佐和雷时中两人出钱资，在一位能“炼药修补石”的僧人帮助下，“俾前代名碑，断者重续，废者载立，得还旧观”，并且赞叹僧人的异术：“碑石不幸而毁折催仆，人能用术智使合本然之质，实旷代罕遇之奇事也”。

以上就说的很清楚了，金末正大八年（1231年)迁徒，唐石经及各名碑，全部推倒，金人有意的破坏，造成了碑刻的断裂损坏，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元人“炼药修补石，俾前代名碑，断者重续，废者载立”的事情了。这些唐宋碑刻里就有史料所载的“晋右将军王羲之行书”的巜圣教序》，前面已经证明，金末最后期的拓本，由于捶拓所致，本已有由“文林郎”处起，一直延伸到碑文前面断线裂纹，这次的“摧仆”就使其彻底碑断了。蒙古元人占领京兆19年以后，又由“省幕王公琛将碑石奉而起立”，当然，碑断伤字的没有办法补刻字，也只能使其可以重立，不至断坠。这也证明了金末大正八年仆倒后到元人重立碑之间，是没有拓本的，而元人重立碑后“断者重续”的拓本，就已经是碑断拓了。

五、 就鉴赏家所说的吋间“碑断于宋元之间”来说，和史料所载是非常符合的，再看“南宋(金拓)最晚线断拓本”的说法，结论也是十分准确的。而鉴赏家则说：“以纸墨拓工论，是宋吋所拓”，这些高度的吻合，一方面说明了鉴赏家丰富的实物经验和高超的眼力，另一方面，在各种碑刻中，能够像巜圣教序》一样，不仅有鉴赏家的记录观点，还能有实物发现的佐证，再到史料的支撑，从而形成有效的互证，由北宋一直到南宋末，把各阶段宋拓的“脉络”从上到下，能够把时间节点理顺下来的，应该是少之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