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南街学校

韩松荣

　　我与南街学校

韩松荣

前些日子，同学京蜀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篇“写在前面的话”，主要内容是2020年是南街学校70届同学毕业50周年，他提议一个年级四个班的同学搞一次聚会活动，用以纪念那曾经中学时期的美好时光，要求每个同学写一篇文章，结集正式出一本书，还要求必须写，没有商量的余地，这迫使我打开那尘封50年的记忆：

南街七年制学校座落在美丽、安静的卧牛古城——忻州城的南城门楼之北、古色古香的“秀容书院”脚下，距雄伟、壮观的南城门楼仅有100余米之遥，校区就在南城门楼城墙根。学校其前身是忻州师范附属小学，简称忻师附小。

我和南街学校结缘其实是和文化大革命分不开的的，当时我是省建五公司的家属子弟，因在匡村杏树道街居住，就读于匡村小学，是1966届的小学毕业生，同年参加了忻州城区的小升中考试，被最好的中学忻县中学（现在的忻州一中）录取，当录取通知书送到学校的时候，甭提有多高兴了，因为一个班仅有3名同学考上，我是其中一个。考上忻一中是我一生中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了，可是“天公不作美”，就在我准备秋后入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视为宝贝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一张废纸。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是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考上中学特别是考上忻州一中而不能上，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长达两年多的空白期不仅生疏了我的学业，而且白白浪费了我的一段青春年华。

1968年父亲因工作调动，我们家搬到了忻州城里学道街，各个学校也陆续开始复课了，一个只有在那一段时间才有的小学五年加中学两年的七年制学校诞生了，南街七年制学校就是在那时成立的。1968年秋南街七年制学校初中班开始招生，我进入南街学校才开始了初中的学习生涯。

那时的南街学校班级编制，还是学习解放军编制叫连，我被分配到四连，也叫六四班。班里面的学生由小学66、67、68三届毕业的同学组成，年龄相差1—4岁，同学之间由于年龄不同，身高也不同，高矮相差达30—40公分，站队做操的时候很难整齐划一，远远望去高低不一、参差不齐，很是好笑。我和同学任云是当时班里长的最高的同学，我们俩同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站队排在最后，班里面个子小的同学，就叫我两“傻大个”。

由于是三届毕业同学，同在一个年级上学，就出现了一家岁数不一的子女在一个班或在另一个班是同学的特别现象，如我们班的梁苏、梁军姐弟俩就是在一个班，杨计锁和杨金锁兄弟俩，张培贵和张连贵兄弟俩、张先锋和张彩梅姐弟俩、蒲清萍和蒲太萍姐妹俩分别在一个年级两个班，还有好多好多的兄弟姐妹在一起读书，这可以说是那时的一种特别现象，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文化大革命的畸形发展的涩果。

我们四连的班主任是郝作楠老师，郝老师当时27、8岁年纪，1，78米以上的个子，清秀刚毅的脸盘上戴一付黑框的近视眼镜，在我们同学的眼中是那样的高大、严肃、认真。他给我们讲的是语文课，出口成章，上课时一口本地同川口音的普通话，讲的绘声绘色，娓娓动听。他那神采飞扬的眸子，生动有趣的话语，像磁铁一样把我们牢牢地吸住了。至今，他讲课时的身影，还深深地印在脑海中。

郝老师一生在教育领域奋斗，与文学、文字为伍，笔耕不辍，特别擅长诗词歌赋的创作，作品频丰，已出版个人诗词专著多部，每次，我们班同学聚会，他总是把他新出版的书籍送给我们，并在扉页上，认真的写上他的留言。50多年过去了，他和我们班的大多数同学还紧密联系着，相见在同学微信群里。如果说，中学毕业后再没有上过学的我们，在文字文章上还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那是和郝老师的指导教育分不开的。

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是梁老师，梁老师是一个大小伙子，清瘦的脸盘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一身合体的衣服穿在身上，透露出一股精明强干的神态，他讲课时候简单明了，废话很少，深入浅出，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只是我们这些66届毕业的学生，由于近三年的玩耍，生疏了学业，特别是我自己，数学基础差，又不肯钻研，所以跟不上老师的进度，对二元一次方程、三元一次方程，一知半解，至今也不全懂。

我们班教室和六三班教室是隔壁，六三班班主任是师老师，他是一位和蔼、可亲、可敬的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幽默风趣的自我介绍。曾听同学说，新生入学的第一节课，他用遒劲的楷书在黑板上写了“老师永远健康”六个大字，让同学们猜一个谜语 ，同学们有猜这的，有猜那的，众说纷纭。最后他宣布答案：是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师永康”，是他的名字，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出他的风趣幽默。

宋禹胤老师是我一直仰慕的老师，他个子虽然不高，却是个全能型老师，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特别是手风琴拉的是出神入化，每次上音乐课，只要他的琴声响起，大家都会进入状态，唱出动听的歌声。在他的组织和指挥下，南街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的很有特色，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不仅活跃了校园课外生活，而且培养出一批文艺骨干。这些文艺骨干在走向社会以后，都是单位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听说宋老师至今仍没有下岗，还在育人传艺，向他学习。

在南街学校的两年间，最值得回忆的就是在校园里和校园外挖地道的活动了。1968年末1969年初，是中苏关系十分紧张的时期，特别是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前后，毛主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学校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好备战工作，就组织老师和高年级的学生在校园内、外挖地道。先是在校园里挖，校园里有一口枯井，连接着几个班的地道通道，每个班的教室都有一个地道的入口，我们班的入口好像是讲台的左边，一块结实的木板上，上面是拼好的砖，不知哪个同学从家里拿来四个轴承，装在木板的下面，来回进出非常方便。

劳动量、工作量大、又有乐趣的是校园外的挖地道了，那时上面给每个单位都下达了挖地道的任务，分配了位置、长度（距离）、标准（地道的高度、宽度、洞顶弧度等），学校又给我们几个班分配了长度，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热火朝天的开始挖地道了，一个班的同学分开几个小组分段进行，首先是挖一个竖井，我们个子大的男生在井上面用简单的辘轳往上吊土，个子小的同学分成几个小组轮流在下面挖，先下去的挖累了，就上来，换另一组同学下去挖，班长杨计锁、副班长卢林秀同学，率先垂范，跑前跑后，一会儿送水，一会儿送干粮，一会儿下地道里挖土，一会儿在上面提土，忙得不亦乐乎。女同学的干劲和热情比男同学还要大还要高，那真是巾帼不让须眉。牛慧敏同学不仅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挖地道也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牛丽雅、杨卓娅、温玉珍、蒲清萍、郭晓梅、段美英等同学也是争前抢后一会儿铲土，一会儿运土，她们那红朴朴的脸庞上，晶莹剔透像黄豆一样大小的汗珠顺着刘海滾了下里，煞是动人好看。最为激动人心的是相邻两洞贯穿的时刻，“蓬、蓬、蓬”，当在洞的一旁能隐约听到对面刨土的声音时，同学们就开始兴奋起来了，那已经十分疲惫的身体，一下子就来了劲，你争我抢的冲到前面，都想做第一个打通洞的人。随着铲土的声音越来越清晰，“扑通”一声一个拳头大的小洞露出来了，一束强烈的灯光射过来，“打通啦”、“打通啦”一片欢呼声响彻洞里洞外。随着打开的窟窿越来越大，对面的同学一下子就钻过来了，这时候几个要好的同学抱在一起，脸上激动的泪水和汗水还有星星点点的土屑搅和在一起，那个开心劲就甭提啦……

在南街学校和挖地道一样记忆深刻的还有就是参加军训和缝制毛主席语录了。说起军训，那个苦、那个累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军训的辅导员，请的是驻忻8041部队的一名战士，他要求极为严格，只要到了军训时间 ，往操场上这么一站，那他嘴里说的话就是命令，要百分之百的去执行，我们军训的主要科目是队列训练：稍齐、立正、向左向右向前后转、齐步走、正步走等，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风吹雨打，坚持训练不能有半点含糊。在练正步走的时候吧，让你单腿站立几分钟不许动，一天下来把你累的爬倒就不想起来。参加军训与其说是身体的锻炼，倒不如说是意志的考验。经过几天的坚苦训练，我们的队伍整齐了，我们的步伐一致了，我们的歌声响亮了，当我们军训结束后，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正步走过操场主席台接受校领导和老师们的检阅时，几天来的苦、累、困一扫而光，脸上的表情是那么自豪、快乐、自信。军训的艰苦刻骨铭心，至今正步走的基本要领还熟记在心。

在那个时代，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站士（好孩子），是时代的潮流和要求，毛主席语录成为当时指导一切工作的主要源泉，每个人都以手中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为荣，这就造成了毛主席语录供不应求的局面，为了缓解人们对毛主席语录的需求，忻州市印刷厂赶印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可惜装订的人手不够，就让我们学校的学生帮助装订。在课堂上放下书本，专心缝制装订毛主席语录就成为我们学校学工的一道靓丽风景。别看缝制装订毛主席语录就简单的几道工序，但却是一道技术活，一点也马虎不得。班里那些心灵手巧的女同学，经过老师示范后，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一本、两本、三本…课桌上的成品就像书塔一样，垒高起来了，而我们这些笨男生，却翻来覆去的去返工，等到我们熟练掌握缝制工艺后，下课铃也响了。

在南街学校的两年里，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一块玩耍、一起在篮球场跌倒爬起、一起去农村慰问演出、一起在地里劳动……经历着不同的风景，收获着不同的感动，留下了好多美好的记忆，我和好多同学都成了要好的朋友、至今仍在紧密联系着。今天，我用简单的文字，捡拾起在南街学校那曾经美好的过往，凝成一份岁月的沉香。记忆深处的往事就像平静的水面上荡起的涟漪，一圈圈在扩大，每一圈里都有故事，有笑有泪，有沧桑也有不快但更多的是美好和幸福。

2020、1、8（初稿）

作者简介：韩松荣，山西五台人，1970年毕业于忻州市南街七年制学校，同年参加工作，就职于山西省水暖器材厂，1974年调忻州市玻璃瓶厂，2012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