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是战士半书生 一行政治一行诗——世纪老人夏征农革命文化生涯传略

oscar

【夏征农简介】夏征农（1904年1月31日-2008年10月4日），政治活动家、文化理论家、现代作家。江西丰城人，唐代迁江西武宁（县令）夏光庭（夏远）之中原夏氏一世始祖40世孙，原名夏正和，字正农、子美，笔名征农、黎夫、未明、一知、一得、余求是、未名、闻问、而已、子美、美等。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参与者，1941年“皖南事变”亲历者，战争年代“苏公精神”力行者，和平时期“辞海精神”倡导者，以及“文革十年”首个被罢官的中共高级干部。

夏征农建国前历任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苏中军区军政委员会秘书长、苏中公学校长、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辽宁省丹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济南特别市市委副书记等职；建国后文革前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济南市委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等职，文革后历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中顾委委员、上海市社联、文联主席等职。夏征农是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十二大列席代表、十三至十七大特邀代表。

夏征农在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同时出任《辞海》主编达30年之久，而后又以99岁高龄担任《大辞海》主编直至去世。其间，他还是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主席、上海诗词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他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夏征农文集》（八卷）、《夏征农文选》、《征农文艺散论集》、《征农文艺创作集》、《征农政论选》、《征农诗歌选》、《征农诗歌一百首》、《不成调的歌》、《我说了什么》、《杂家者言》、《琴瑟双咏集》、《淙淙集》（与夫人方尼合著）、《征农方尼诗歌选》等。

一、投身洪流大革命，左联战士党才俊（1904-1934）

1904年1月31日，夏征农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南乡钞塘村（现丰城市同田镇坊夏家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父亲满腹经纶，在家中自设私塾教他学习四书五经。1918年他考入县城高小，1920年小学毕业考入南昌心远中学（现南昌二中）。正处于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年仅15岁的夏征农，欣然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并受教于我国著名文化大师汪辟疆、余謇。他参加南昌学联组织，积极投身“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以及日后的“五卅运动”（1925年5月30日）。

1925年，夏征农考入南京金陵大学中文系并肄业（金陵大学于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在金陵大学中共党组织的引导下，夏征农开始接触进步书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读了许多马列著作。1926年10月夏征农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革命工作，并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江西省新建县国民党党部常委。次年夏天，他根据党组织指示，回江西迎接北伐军。1927年，弃笔从戎的夏征农在南昌参加了由周恩来、朱德等中共早期领导人以及国民党左派发动的著名“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起义失败后夏征农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而隐居上海。

1927年9月，夏征农在上海找到中共党组织，并谢绝了党组织安排他去苏联留学的机会，经朋友介绍并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陈望道先生（1920年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中共早期领导成员之一，中共“一大”后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的帮助下，直接进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二年级读书（《复旦大学民国十六年春季同学录·中国文学科》，以夏正和的名字存录，通讯地址为江西南昌复古巷十八号）。其时，夏正和取笔名“夏征农”，此后该笔名竟取代了他的本名“夏正和”。他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后，成为复旦大学著名教授陈望道先生的学生，并深受陈望道先生影响。在陈望道的指导下，夏征农熟读《共产党宣言》，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1927年，应陈望道之邀，鲁迅到复旦大学演讲，夏征农近距离地见到鲁迅先生，仰慕之心油然而生。后来他常常写信给鲁迅，请鲁迅为他的作品提意见等。对这位素昧平生的文学青年，鲁迅每次都有答复，夏征农心中很受感动。他通过大量阅读鲁迅作品，也逐渐与鲁迅先生结下师生之谊。已经结为忘年之交鲁迅和夏征农，最终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旗帜下，成为志同道合的大众文学战友和同志。

1928年，夏征农秘密担任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领导学生运动，发展学生党员，与反动当局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复旦，他和同学共同创办铅印《青鸟》公开杂志和壁报，并主笔每期重要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现在的复旦大学图书馆仍可查找到他在那个年代发表的诸多文章和文学作品。

1929年8月，正当夏征农开始走上左翼文学革命道路，并全心投入大众文学创造时，他的政治身份在一次组织复旦学生的“飞行集会”中暴露。夏征农被捕以后，陈望道教授和时任国民党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及时援手营救，但淞沪警备司令部在无法核实夏征农真实身份的情形下，仍被拒绝释放。夏征农由此作为政治犯和其他35个政治犯一起，被押送到江苏苏州的高等法院看守所，被捕入狱判刑一年，与中共著名农民领袖彭拜等人一同被关押在龙华监狱。在狱中，夏征农阅读了《国家与革命》、《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用发给他用于写认罪书的纸张完成短篇小说《牢狱祭》和散文《上海到苏州》，托人送出狱中分别发表于进步刊物《摩登青年》和《拓荒者》，这是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处女作。

1930年底，夏征农刑满出狱。出狱后的他担任上海市闸北区团委宣传部部长、江苏省团委宣传部秘书，主编半公开刊物《海上青年》。这期间，鲁迅先生许多稿件均刊登《海上青年》，并翻译刊登了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苏区见闻》等报告文学。他经常寄习作给鲁迅，鲁迅对其来信必复，及时批阅作品。在鲁迅先生的指导熏陶下，夏征农在报刊上开始发表诸多散文和诗歌，包括《禾场上》、《十一个长夫》、《春天的故事》、《结算》等小说。

1932年，夏征农因回家养病后再返上海时，中共中央机关已迁入江苏中央苏区，他与党组织一度失去组织联系。期间，夏征农在广西梧州省立第四高中教书，向学生宣传新文化运动和革命道理，支持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学生罢课声援东北马占山抗日活动，遂而被校方解聘。

1933年初，夏征农再次回到上海，辗转文坛并经彭柏山介绍加入由中共领导、以鲁迅为旗帜人物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发表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演说。左联领导机构除成立大会选出的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候补委员外，后来还有茅盾、冯雪峰、柔石、丁玲、胡风、以群、任白戈、夏征农、徐懋庸、何家槐、林淡秋等。左联内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团”，先后担任党团书记的有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戴平万等。在组织上，左联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

加入左联后的夏征农把研究和编辑出版《鲁迅研究》等著作，作为他在左联的首要案头工作。尚未恢复党籍的夏征农自觉接受中共文委领导（时任文委书记周扬），先后筹办、编辑《春光》、《文化食粮》，主编《新认识》等进步杂志。夏征农作为左翼文坛上最为活跃的文化战士和核心力量，逐渐成为左联后期领导成员之一。他支持鲁迅成为“左联”的一面旗帜，反对和抵制革命队伍中的宗派主义倾向，遂以左联成员和文学编辑的身份积极活跃在上海文坛。

1934年，夏征农担任《太白》半月刊编辑期间，与鲁迅先生的通信频繁。鲁迅作为《太白》的主笔，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包括《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名人与名言》《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名篇，均发表在《太白》上。多年以后，夏征农回忆往事时说：“当时鲁迅先生遭到特务的通缉，但我还是冒着危险每期都向他约稿。先生就用‘公汗’的笔名发表文章，稿费也由我转寄给他，有时还登门送过去。” 　　

 

1934年 9月，由李公朴任先生主编、旨在指导青年读书的综合性半月刊《读书生活》在上海创刊。夏征农在李公朴主持的《申报》流动图书馆工作并以夏子美笔名任《读书生活》编辑，并在读书指导部与艾思奇、柳湜分别担任文学、哲学、社会学读书指导员。由夏征农主编的《文学问答集》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都是他们在主持《申报》“读书问答专栏”时影响较大的时代文化产物。这些由《读书生活》衍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后来成为中共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的经典教材，被学者认为这些读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典范雏形。期间，夏征农还创办了《文学讲座》等系列青年写作栏目，给城市青年和底层劳工创作了一本名为《怎样自学文学》的教材。他在讲座中强调文学能够帮助劳工梳理生活经历、组织情感，发展出超越个人的社会认识。其文学教育观是倡导劳工写作劳动生活。他鼓励个体劳工跳出自己的世界，观察、记录、归类身边更多人的劳动经历，让劳工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和交流自己的经历，发掘其中的普遍经历，撰写“典型”的失业故事，激发劳动者之间的“同情”而不是竞争。这样的创作过程是一种基于劳工日常生活的思想教育，其目标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发展劳工的社会认识和基于相同经历的阶级意识。因其以夏征农笔名在《文学》等杂志上发表的左翼文学作品受到国民党当局关注，直至他的地下党身份暴露后离开《申报》。

二、“半是书生半战士，一行政治一行诗”（1935-1964）

1935年8月21日傍晚，陈望道请鲁迅吃饭，夏征农有幸作陪。这是他第一次与鲁迅先生会面，显得有些拘束。而鲁迅非常健谈，两个多小时几乎没有停顿，对什么都有兴趣，总是带着笑。夏征农感觉，先生本人比他的文章更为可亲。而夏征农陪同陈望道先生与他“一生敬仰的人”鲁迅先生会面竟成为最后的诀别。

1935年年秋天，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首任校长杨东莼利用桂系军阀与蒋介石及桂系内部之间的矛盾，聘请朱克靖、薛暮桥、陈望道、夏征农、杨潮、邓初民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到师专任教。他们“以培养马克思主义青年为目标”，坚持“自由研究、集体生活”的办学方针，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调研，开展中国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的大讨论，“把师专办得像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小莫斯科”。夏征农随同其恩师陈望道以及杨潮、祝秀侠等左翼作家受广西师专教务长陈此生盛情邀请，从上海南下来到广西师专任教期间，主授“中国文学小说史”等课程，被学生们冠于“红头教授”。其时，夏征农与祝秀侠合译美国黑人作家兰斯东·休士的长篇小说《不是没有笑的》。

 

夏征农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文学理论评论，1935年，生活书店出版了他主编的《文学问答集》。同年4月5日《桂林日报》整版刊印了《师专剧团第二次公演特刊》，由著名戏剧家沈西岺总导演、广西师专剧团（陈望道、夏征农、杨潮三人为剧团领导成员）师生共同合演俄国著名剧作家果戈里的多幕讽刺剧《钦差大臣》（当时中文翻译剧名为《巡按》），杨潮在剧中扮演主角假巡按，夏征农扮演势利的县绅角色，《巡按》公演轰动广西全境。

1936年春左联解散。同年6月夏征农离开广西师专之际，由其主编宣传新文学、新思想的校刊《月牙》半月刊已经刊发10期。在《月牙》中，他的文章时事评论居多，文章尖锐，文笔犀利，颇有鲁迅杂文之风。1937年6月7日《文化报》（李竹如主编）刊登署名夏征农的《新启蒙运动的开展》一文，同期还介绍了他的首部著作《野火集》。

1936年10月19日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先生病逝。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灵柩由16位作家抬棺，在他们中间有胡风、巴金、周扬、张天翼、吴朗西、陈白尘、肖乾、欧阳山、萧军等，夏征农也在其中。在鲁迅逝世之后，夏征农组织编写了《鲁迅研究》，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鲁迅及其文艺思想的文集，在当时即产生很大影响。这个时期夏征农所做小说，均收入《结算》（短篇小说集，1935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所作杂文、评论收入《野火集》（杂文集，1936，上海读书书房出版），以及《怎样自学文学》（与佛朗合著文学问答集，1935，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夏征农回到家乡南昌遇见大革命时期的战友、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同志，随即恢复了党组织关系。此后他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领导下，在南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组织江西青年服务团和南昌文化界救国会，在国民党上层开展统战工作。其时蒋经国先生由苏回国，党组织经研究便派夏征农去做蒋经国的统战工作，并在蒋经国身边任“高级顾问”。期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向蒋经国告发了夏征农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要求将其逮捕。但蒋经国没有为难夏征农，反而黙许其离开。

1938年秋，夏征农经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安排，赴皖南云岭再次弃笔从戎参加新四军，被任命为新四军教导总队教员。1940年，他被调到新四军军部政治部任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部长，负责茂林、曹家渡一带的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和上层士绅的统战工作。当时，新四军军部领导首长称他为“夏老师”，与他熟稔的当地群众称他为“夏部长”。

1940年12月底，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次年1月4日北移。新四军北移前，夏征农创造了影响深远的长诗《别了，皖南！》其间，由夏征农与彭柏山、冯定等人策划《新四军一日》征文活动，选择参加战斗最难忘一天，从各个侧面反映新四军抗战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最终百万字书稿毁于“皖南事件”。夏征农作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1年1月6日）中“江南一叶，相煎何急！？”（周恩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挽联题词）的幸存者之一，经过七天七夜的突围脱险，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几经周折转到上海，经新四军上海办事处派交通员把夏征农等同志送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

1941年6月，夏征农离开新四军军部，担任苏中军区军政委员会秘书长、苏中第四专员公署秘书主任兼党组书记、苏中四分区地委宣传部部长。次年，夏征农与曾华在新四军一师驻地相识并结婚，结为革命伴侣。

1944年，新四军在苏中地区曹甸镇金吾庄的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基础上，创办“苏中公学”，旨在培养抗战救国人才。新四军1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兼任校长，苏中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兼任副校长，新四军1师1旅副旅长张藩任校委会书记、专职副校长，夏征农任教育长，并历任政治部主任、校长。同年6月1日举行苏中公学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粟裕校长、管文蔚副校长、夏征农教育长作重要讲话。8月21日，苏中公学校部移驻沙沟市，时任校长夏征农在出发前向千余“苏公”（沙沟各界当时对苏中公学的昵称）人员作了《百倍奋发，向着胜利前进的》动员讲话。苏中公学主要培养新四军根据地区以上干部，内设政治、军事、文化等课程，按班、排、连编队过供给制的军事生活，每期学习6个月，先后办了五期，组建44个学员队，为军队和地方输送了4000多名干部。

 

1944年3月19日，在重庆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撰写《甲申三百年祭》并公开发表，而延安整风运动正普遍展开，《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全党整风文件之一，印发党内学习。其时，夏征农在新四军一师调查研究室任主任并作为粟裕师长的秘书正随军转战大江南北。苏中军区首长要他参照此文改编为话剧。夏征农与吴天石、沈西蒙合作，屈指十日，五易其稿，五幕历史话剧《甲申记》问世。由新四军一师文工团与苏中公学组成“前线剧团”，在江苏宝应地区排练上演由夏征农执笔编剧的大型话剧《甲申记》演出，轰动苏中根据地乃至整个抗日根据地。他在该剧中，写出了从李闯王起义到胜利、进京当皇帝、最后失败衰亡的经过，深刻揭示了一个政权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历史教训。次年5月4日《苏中日报》刊登了他撰写的《我们是怎样编导<甲申记>》，9月26日刊登了《在胜利面前使我想起了<甲申记>》。

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以后，夏征农赴东北地区安东省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次年5月10日，苏中公学与雪枫大学、苏浙军区随营学校合并，组成华中雪枫大学，结束了“苏公”的光辉历史使命。同年春天，夏征农任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为党和军队培养了大批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华中建设大学共培训了5000多名调干生和知识青年，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卓越的人才。

1946至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夏征农历任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济南特别市委宣传部部长、常委、市委副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夏征农任济南市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山东分局委员。1947年上海黄河出版社出版夏征农《甲申记》（剧本）。1949年7月，夏征农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简称：文代会），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建言献策。同年他的评论集《新形势下的文艺工作与文艺工作者》由哈尔滨光华书店出版。1952年9月18日，时年48岁、任山东省文委副主任的夏征农亲笔填写了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前身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会员表。

1954年后，夏征农任山东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书记处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济南市委第四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等职。1956年夏征农在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时，即作过《建立党内正常的民主》报告。1959年2月，时任山东省省委副书记的夏征农，在反右扩大化运动中因反右不利、同情右派、对文艺工作领导不力等原因而被罢免撤职后，被下放到莱芜县城关人民公社当书记。他的妻子曾华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降职批斗以致吐血。

1955年6月，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夏征农兼任山东省委党校校长、党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将山东行政学院、山东政治学校整建制并入山东省委党校，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央第四中级党校。从此，他又担起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历史重任。党校姓党，在校言校。夏征农随之到任，深入基层，召开座谈会，走访师生员工，了解在领导作风、思想作风，特别是教学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调研的基础上，夏征农在教学、思想及领导三个领域提出了“治校三策”，闪现着他长期从事党政教育的思想光芒和政治智慧。

1961年，重新启用的夏征农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至1964年任部长，主抓华东六省一市文教宣传工作。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后，夏征农很快写出《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小册子，批评干部缺乏民主作风，强调民主集中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964年，夏征农写下《六十抒怀》，对自己作了“半是书生半战士”的政治活动家的角色定位——“半是书生半战士，一行政治一行诗。华年逝水嗟何及，万里征途敢再迟？深入工农求改造，勤攻马列辨瑕疵。韶光老去春常在，漫托东风寄所思。”

（图：文革前华东局暨宣传部办公场所设在现衡山宾馆内）

三、“七十方知六十非，书生意气不趋时”（1965-1974）

1965年，夏征农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戏剧的创造问题》一文。1966年6月9日，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发布仅20多天，罢免夏征农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职务的中央文件下达，文件通知中称夏征农是“三十年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他是因为反对样板戏、不支持《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免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职务，成为“文革”中全国正式罢官第一人，也是华东地区和上海第一个被打到的高级干部，并受到批斗两年之久。文革”中，夏老还因劝说过蒋经国抗日之事有了“特务嫌疑”，遭到了批斗、抄家、蹲监狱、下放“五七干校”和睡隔离室等磨难……他曾蒙受过26年的不白之冤，但仍能保持乐观、坚韧的态度。他常说，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但要能经受得起战场上敌人炮火的考验，而且还要经受得起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考验，不管道路如何曲折，始终都要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成为他战胜一个又一个磨难的精神源泉。

1968年1月9日，已逾花甲之年的夏征农被关押在上海漕河泾少教所，并留下悲痛诗句遥念重病在床的妻子和不能见面的儿女——“那堪长夜过春时，别妇抛雏两鬓丝。梦里依稀忆往事，心头起伏护红旗。低眉自问非鬼神，放眼全球得赞诗。吟罢斗居余寂寞，路灯一样照缁衣（一月十日被看管后）”。夏征农夫人曾华病危后，夏征农在“专案组”的押解下被允许到华东医院见她最后一面，而7个子女则被锁在大楼的办公室里不得与父亲见面。同年2月28日，与夏征农在战争年代结为革命伴侣的曾华女士去世。次日他写下一首《悼曾华》自由体的诗以寄托哀思，也折射出他当时的悲愤心情和满腔思绪——“悼曾华1968年2月28日”

“永别了\我的华\我俩相逢在战争的年代里\革命烈火使我们结合在一起\奔向南北，共尝甘苦\二十六年了\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目标\我俩心连心，以命相依。

 

“永别了\我的华\你是在苦难中长大\养成了你底坚强性格\待人热情\律已严格\爱憎分明\敢做敢说\为了真理\从不调和妥协\五年恶病\也没有把你吓倒\你不愧共产党员的称号\你不愧是毛泽东的好儿女。

 

“永别了\我的华\你是革命的贤妻良母\你痛爱儿女\孜孜不倦地教育儿女成长\你对我关心备至\殷切地要我力戒浮夸和骄傲\你的话句\打中我的要害\我当永远把它铭记心上。

 

“永别了\我的华\人总是要死的\为了革命你献出了一生\你死得其所\不过\你死得太早了\死得也不是时候\你留下了未成年的儿女\你留给我无限的悲痛\我再也听不到你的忠言\再也看不到你的笑容\我只有仅记你临危时的一句话\紧跟毛主席\教育儿女\把革命进行到底\我的华\永别了\你瞑目吧！

1973年，被关押四年多的夏征农又被下放到上海市“五·七”干校（上海市旅行游览专科学校于1979年奉贤建校原址）劳动改造长达近五年。1974年在他被开除党籍后，夏征农留下《七十抒怀》以抒其古稀之年与生俱来的人文秉性——“七十方知六十非，书生意气不趋时。铸成僻性终难改，月夜花明忆子规。”

 

四、“行年八十不痴聋，岁月催人道未穷”（1975-1984）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打倒后，1978年夏征农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他的妻子曾华也得到平反昭雪，重新举行了追悼会，夏征农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七律一首悼念她——“悼念曾华：面对亡灵近十年，空留长恨补晴天。扬幡此日魂何在，欲哭无声齿发寒。狐鬼已除消隐患，江山犹待着新颜。余生有限心愈壮，不负临终肺腑言。”

1978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阶段。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署名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屈指75岁的夏征农于“七一”党建日（1921年7月1日）又回到了他当年大革命时期就读的母校——复旦大学任党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社联主席。从意气风发的少年书生，到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夏征农离开母校半个世纪后，再次受命于非常之秋。

复旦大学在文革中也是上海重灾区之一。夏征农重回母校任复旦党委书记正是拨乱反正、百废待举的关键时期。他虽已逾古稀之年，仍以“宏图展望心潮涨，夺秒争分竞上游”的诗句激励自己，要将过去12年在文革批斗和关押中虚度的光阴补回来。粉碎四人帮之后，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夏征农首先将那些在反右斗争、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与迫害的教师、学生和干部、群众进行平反昭雪及抚慰，并亲自撰写发表《重视知识分子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章。

在复旦大学面对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中的阻力和忧虑，夏征农提出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打破思想顾虑”。于是在他的领导安排下，1978年8月3-17日，复旦大学举办党员干部读书班，包括校党委委员、党总支书记、系主任和机关部处负责人在内的121名中层干部参加学习。读书班结合当时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等方面的重要文章，重点学习了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在复旦大学组织党员干部读书班，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参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并亲自发言。同时他还就“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召开30多名教授、副教授参加的座谈会，畅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体会。年过八旬的复旦周谷城、朱东润等老教授也踊跃参与。

1978年9月16日，《文汇报》头版刊登了夏征农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动员讲话，题为《坚持实践第一观点，加强民主集中制》，以及该报记者奚迪华的现场采访报道。《文汇报》编辑用通栏篇幅将这则通讯新闻做了突出处理，在标题上标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字样。该报道一经刊登便引起社会极大反响，成为上海报纸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先声，也开了上海思想界和理论界解冻、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先河。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夏征农又先后发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重视知识分子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起》等文章，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复旦大学，他率领社会科学界，发出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上海的第一声春雷。

1978年10月，夏征农在《复旦学报》停刊10年后复刊并担任主编的第一期学报上，撰写《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文，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是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结合文革后思想实际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章，洋溢着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探索精神。而此时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斗争的关键时期，《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文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社会学界上引起极大反响，并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新华社将此文播发全国，《人民日报》和其他主要报纸纷纷转载此文，并受到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肯定、推荐，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是一个正确命题。复刊的《复旦学报》也受到胡耀邦同志的好评。他在给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中批示写道：“今天收到这本刊物，翻了一下，觉得敢于接触实际问题，内容多采，文风也比较好。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空气仍很沉闷，哼哼哈哈的东西很多，相比之下，就感到这个刊物可爱”。由此，复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干部、老师的精神非常振奋，思想十分活跃，整个校园沐浴在思想解放的春风里。

　　

1978年12月28日，复旦大学第十届团代会暨第十九届学代会召开。夏征农十分重视，亲自到会，作了“民主办校”的专题报告，明确提出要发扬学术民主，实行民主办校，提倡学生自治，努力把复旦办成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在他主持复旦工作期间，提出“讨论式教学”，倡导“学生研究学生”，亲手壮大学生社团，办学生刊物，走在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前沿。他说“只有我们各级干部的思想解放了，认识一致了，才可能在我校建立民主团结的政治气氛，把学校办成一流的重点大学。”他指出，只有通过学习，掌握思想武器，消除余悸，清除余毒，统一认识，才有可能同心协力把学校办好。由于夏征农的提倡发扬，复旦民主气氛显得日益浓厚。首先是学校党委、校长的领导班子和谐融洽又民主团结。复旦大学的民主气氛浓厚，还体现在对教师队伍的重视和建设，对教授们的关心和尊重，依靠教授办学。

 

1978年底，在复旦书记校长联席会上，经夏征农提议，会议经过讨论和研究，一致决定筹建世界经济系和管理系。这在当时全国高校的学科建设中乃是开先河之举。期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两系筹建的决定是一次会议上决定的，但管理系捷足先登成立了，那时夏征农正好在北京参加中央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回校后世经系尚未成立，可能是因为事多、工作忙的缘故，一时只记得成立世界经济系的事而忘了成立管理系的决定，在一次会上，他还颇有意见地询问怎么回事，说讨论过的事没做，没有讨论过的事却做了，一时让相关同志有点不解、茫然。时任复旦党办秘书并负责当时会议记录的顾永才同志向党委书记夏征农作了说明，在次日的党政联席会上，他就对大家说，关于成立世界经济系和管理系的事，是我记错了。我错怪了有关同志，今天特地致歉，请大家不要介意。在场的同志们都露出了笑容，释然开怀，都为夏征农豁达大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民主作风而欣慰。

夏征农担任《辞海》主编受命于危难之机——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接二连三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那一年，他已经74岁了。同年12月，时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的夏征农被中央及上海市委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担任副主任（时任编委会主任胡乔木）兼《辞海》编委会主编，他是继我国文化教育界泰斗舒新城（1928年3月任《辞海》主编，其主持的1936年版《辞海》（上下册）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1959年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1月28日因重病去世）、陈望道（1952年起任复旦大学校长达25年，1961年8月作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担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其主持的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之后，出任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的第三任主编，并长达30年之久。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这三人的名字在《辞海》至少会出现两次。正文中，故去的他们成为词条，附录中，他们是《辞海》的历任主编。

夏征农担任《辞海》主编时，靠边站十二年的他刚刚恢复职务不到半年。既是领导、可以调动资源，又有学识、懂得尊重学者的夏征农，成为《辞海》主编的最佳人选。于是，夏征农以74岁高龄执《辞海》编纂牛耳。这一执就是整整30年，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夏征农上任做的第一个决策就是，要以哪个版本为基础编纂，是以更客观的“未定稿”为基础，还是以“文革”中极左思维下产生的“修订稿”为基础。

1978年12月7日，在宣布《辞海》主编会议上，关于编纂1979年版《辞海》，遇到以哪个版本为修订原本的问题。当时，不少人提出要以“修订稿”为基础进行编纂。不过，正是夏征农在副主编罗竹风等人的支持下，一语定乾坤。他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法宝，也是编纂《辞海》的工作方针；“修订稿”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必须以“未定稿”为基础。夏征农说：“要我们负责，我们就敢于负责；如果要我定，我也敢定。”1979版《辞海》，最终以“未定稿”版为基础修订。这一“定调”保证了1979年版《辞海》的修订方向，也为我国出版界拨乱反正开启了先河。其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还没有酝酿，“两个凡是”仍是主流思想；《辞海》已有两个“内部发行”版本，即1965年的“未定稿”和“文革”中的“修订稿”。夏征农在政治上的“定力”集中体现在他主持四个版本的《辞海》编纂工作上。此后，但凡《辞海》遇到困难，夏征农都会本着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唯真的精神去处理。这样的精神，也是一直工作在夏征农身边的辞海人倍加珍惜的。严格说起来，夏征农主持了1979版、1989版、1999版、2009版四版《辞海》的编修。一部1300万字、三卷本的1979年新版《辞海》终于在建国三十周年前夕问世。

1979年4月，夏征农出任中共上海市委书常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夏征农出席了标志着中国文艺的春天真正来临的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他作为市委分管教育科技的主要领导，直接主抓华东政法学院的筹建，并将其《法学》月刊复刊改名为《民主与法制》，可谓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的创办人。短短几年《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知名刊物。同年，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为标题的专册，包括夏征农亲自撰写的《民主与社会主义》、《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起》、《实现四个现代化与学术民主》、《历史性的革命转变》，以及曾在1962年写就的《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等六篇文章一并结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党内民主更不可能有人民民主。夏征农作为上海市和华东局的重要领导人物，又有着很长的党龄，在党内属于有影响力和理论功底的老同志，他勇于冲破禁区，突破限制的勇气和敢于承担的精神，既推动了上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思想解放，也为民主政治建设，更为民主与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1年1月28日，在由夏征农主持召开的每年一次的《辞海》主编会议上，他提出了“十年修订一次”的《辞海》再版原则和“求实、求新”的编纂方针。他倡导“求实”原则，秉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唯物史观，让“求实”和“求新”始终成为《辞海》一以贯之的编纂方针和修订风格，《辞海》的编校质量日臻完善，并且形成了由夏征农亲力亲为践行的“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辞海精神”。同年，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了当年夏征农编辑出版的第一部关于鲁迅思想的研究文集——《鲁迅研究》，更名为《珍贵的纪念》。

1982年9月，夏征农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后继续担任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上海市文联，由当代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巴金、夏衍、于伶、贺绿汀、冯雪峰、梅兰芳等于1950年7月发起创立，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团体会员。目前，上海市文联所属各文艺家协会会员总数约17000人。历任主席为夏衍、巴金、夏征农、朱践耳、吴贻弓、施大畏，现任主席奚美娟）、上海市社联名誉主席（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简称上海市社联，是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的以推动、协调全市社会科学研究和普及为主要任务的学术性群众团体，是上海社会科学界的联合组织，成立于1958年3月9日，历任主席为陈望道、夏征农、罗竹风、李储文先生，现任主席秦绍德先生，党委书记燕爽）。

 

作为从20世纪30年代的左联到70年代社联一路走来的学者前辈，夏征农在担任上海社联主席期间，支持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成立，参与创办《大江南北》杂志并亲笔撰写发刊词，对抗日战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对中国共产党及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大江南北》的办刊宗旨、编辑方针等，做了深刻、全面的阐述。通过《大江南北》团结一批老干部发挥余热，探讨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支持改革开放，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为该刊物撰写了30多篇文章。在夏征农担任上海市文联主席期间，亲自促成了文艺宾馆、文艺会堂及其活动中心的成立。

1983年，离休后的夏征农继续主编《辞海》，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呕心沥血。1984年4月22日，复旦大学上海校友会成立，由从1942年开始在复旦执教的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为会长，共有400多名校友出席大会。在复旦校友会成立大会上，被聘为顾问的夏征农做了即席发言。已迈入耄耋之年的夏老以其《八十抒怀》表达了他的诗言明志——“行年八十不痴聋，岁月催人道未穷。历尽三灾成铁骨，尚留余勇正邪风。无知应更勤探索，有口仍当发瞆蒙。检点一生聊自慰，毋骄毋谗少盲从。”

（图：2009年复旦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现场）

五、“风风雨雨九十秋，晚节无亏一老牛”（1985-1994）

1985年，上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评选健康老人，夏老被评为“上海市健康老人”；此后的“全国健康老人”评选时，他又榜上有名。五世同堂的夏征农，上下110多口人，大家庭生活得其乐融融。夏老的长寿之道就是“心宽体健，自然就长寿了。”离休后的夏老有两大爱好——锻炼和写作。早在1920年，在南昌心远中学读高中时，他就是个体育迷，曾代表江西参加过华中四省的篮球赛。几十年来，无论到哪里，无论身处顺境逆境，夏老始终不曾停止过锻炼。 夏老每天早上起床都要做自编的健身操，练上两张毛笔字，再听听新闻广播和秘书读报。夏老对长寿有着独到的体会。除了心胸开阔、饮食有节之外，动脑和工作成为他养生的秘诀。为编纂好《辞海》和《大辞海》，他每天都翻阅查询大量文稿，监督和掌握各项工作的进程。只要动脑，夏老就会感觉神清气爽、心情愉悦。在别人询问自己的养生秘诀时，夏老总会幽默地说道：“编《辞海》，有事干，这是最好用的养生秘诀。”

夏老离休前后仍然经历了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些磨难，诸如“《骗子》话剧事件”“《辞海》信函事件”等的猜忌和指责等，但没有磨去他对党的忠诚，他的革命意志。有一天，几位退下来的老同志碰在一起。这个说：“下岗了。”那个说：“退出历史舞台了。”语气中难免有点消极情绪。夏征农听后，不高兴地说：“都是老革命了，下什么岗？记住自己是共产党员，永远不会下岗的。”既是夏征农的革命伴侣，又是文学伉俪的老伴方尼了解夏老说到：“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仅能经受得住战场上炮火的锻炼和蹲敌人监狱的生死考验，还要能够经受得住革命队伍内部长时期被委屈的磨练。他在这两方面全部经历过，也经受住了。”

1989年，在夏老的组织和指导下，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时代新论丛书”，作为主编的夏老亲自为这套丛书撰写序言。他曾在该丛书主题策划的理论讨论中指出，“苏联东欧剧变提醒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至关重要。应该从人类社会变迁、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而不是简单地从教条出发去实践社会主义。”

（图：书内存夏征农/文：我和“读书出版社” 332页）

1989年3月15日，江泽民同志为1989年版《辞海》问世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 由夏征农长达30年之久任主编的1989年版《辞海》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以及每隔10年再版发行的1999年版、2009年版《辞海》的相续问世，成为当时全国5000万读者最为信赖的大型工具书。仅在1979年版《辞海》问世一年之余，夏征农与《辞海》编委会就作出每十年修订辞书的再版决策，足见以他为首的《辞海》编委会成员们远见卓识，未雨绸缪，使《辞海》得以公正权威、常出常新，成为我国唯一一部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辞典，而夏征农也成为从75岁起编到百岁的、我国近现代辞书编纂史的年龄最长荣膺者。这一年，夏老再次被评为上海市和全国健康老人。

1992年初夏，夏征农回江西丰城故里探亲。当他看到侄儿家用起了电风扇，房子也翻了新，非常高兴。10年前，他第一次回乡省亲，曾留下诗作“相期日日新”的期许。看到这一切，他感叹道：“果然是‘相期日日新了’。”然而，在和侄儿、侄孙共进午餐时，饭才吃了一半，他就站起来，看着身边的亲属，提醒道：“你们靠勤劳致富，我很高兴。但是，你们要记住，任何情况下都要牢记‘守法’这两个字。我对我的儿孙们也是这样要求的。”在故乡江西，夏征农有6位亲属从事教育工作。因为子女多，夏征农的经济并不宽裕。那次，他将省吃俭用的2万元钱，捐给了家乡的教育部门。

1993年，夏征农来到当年被下放到上海市“五·七”干校的奉贤原址——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考察，并在时任校长刘住等校领导陪同下参观了实验饭店——天马大酒店。当他获悉上海旅专作为我国第一所旅游大专院校在旅游界被赞誉为“黄埔军校”时，便对上海旅专校领导班子谈及“黄埔军校”在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时期的历史地位及其特殊作用，表达了一位来自大革命时代党内前辈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同年，上海旅专校刊《旅游科学》向国内外正式发行。

1994年6月1日，是苏中公学创办50周年纪念日，夏征农题写“苏中公学纪念碑”及其碑文。其时，夏老又以一首七律《九十开怀》为自己的革命文学生涯作了人生总结——“风风雨雨九十秋，年年月月在追求。文坛试马明知险，逆水行舟不掉头。自愧才疏少建树，全凭党性斗寒流。喜看大地百花放，晚节无亏一老牛。”

六、人生百岁亦寻常，完成最后一篇章（1995-2004）

1995年，700多名当年聆听过时任苏中公学校长夏征农授课的700多名老校友捐款，在金吾庄新建了“江苏省苏公希望小学”。次年苏中公学纪念碑被命名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2 月20日上海大学举行“夏征农顾问授聘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向夏征农颁发证书。

1999年2月11日，国家新闻署正式批复同意《大辞海》正式立项。9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接见《辞海》主编夏征农，以及辞海编委会主要负责人。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并挥笔题词：“祝贺1999年版《辞海》出版。”他说：“你们编《辞海》很辛苦，《辞海》是一项大工程，劳苦功高，向你们表示慰问、表示祝贺！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们都应感到自豪，我们应当发扬光大。《辞海》就是这么多文化积累的成果。”屈指20多年我国前后参与《辞海》编修的专家学者，多达5000多人，稳定的也有1000多人。这批辞海人，就连新老交替都不怎么要人操心。当老的干不动了，他会主动帮辞海编辑部寻找合适的接班人，薪火相传。

2001年3月14日，“夏征农革命文化生涯展览”在上海图书馆展览大厅举行开幕式。其时，夏老将郭沫若先生生前题赠给他的诗作墨宝，以及程十发、陈佩秋等书画作品一并捐赠给上海图书馆。郭老的诗词了却了夏老步其《甲申三百年祭》后尘，衍生出《甲申记》话剧这段历史邂逅未遇与文墨君子之交的佳话——“马子坳头鏖战处，关山云树郁苍苍。岩肤曾染英雄血，峡腹新栽初稻秧。弹词杏坑留旧壁，诗碑柏地立当场。长虹深幸如相识，彩练橫空舞夕阳。一九六五年六月访瑞金大柏地，书为征农同志，郭沫若”。

2002年，夏征农以年龄最长、党龄最长的中共十六大代表特殊身份第六次入京参加党代会，并为“十六大”献诗抒怀：“六入京都为党谋，敢因衰老不分忧？欢呼祖国愈强盛，高唱和平是主流。反对霸权成众志，清除腐败解民愁。相期后浪超前浪，高举红旗万万秋。”夏老曾经六次出席党的代表大会，他生前赠言后人：“我1926年10月在南京加入共产党。当时我庄严宣誓：‘永远跟党，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一辈子记住我的入党誓言，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

同年，夏征农出任世界上最年长的大型辞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简称《大辞海》）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总编。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以《辞海》为基础，从2003年起陆续出版。以学科分类，充分反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历史、现状和知识，以及世界各国知识、信息和当今世界发展新面貌。全书38卷42册，计划收录词目25万条，5000多万字，图片8000幅，纳古今、中外、语文和百科知识于一体。《大辞海》总编委每次开会夏老都亲自参加，重要词条他都过目签字。

2002年6月5日，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召开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5周年座谈会。百岁老人的夏老发言道：“我们老同志年事已高，不能参加实际工作，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我们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我们必须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希望。但是这条道路是很困难的，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在我们党内外不断产生。所以，我们每个同志要认真学习，辨明方向，坚定立场，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希望我们大家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廉洁自守，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拒腐蚀，永不沾的革命精神，不受各种腐朽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影响。现在我们党内这样的事很多，各种腐败现象很严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革命晚节。”

（图：1983年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迎春大会现场）

2003年，夏征农又亲自动手编辑一套五册共200多万字的《夏征农文集》，每篇文章从标题到构思都由夏老亲自执笔，他风趣地说，这是他“一百年的小结”。该年5卷本的《夏征农文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4年，已经101岁的夏征农老校长题写“苏中公学旧址”。同年2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专题报道：“夏征农：世界最年长主编，编《辞海》编到100岁”——

“据新华社上海2月1日电《辞海》是中国最具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辞典，1904年出生的《辞海》主编夏征农也称得上是全世界最年长的主编。1978年，74岁的夏征农继舒新城、陈望道之后，出任《辞海》第三任主编。在他的主持下，1979年版、1989年版和1999年版《辞海》相继出版，发行量逾600万部，还出版了1100多万卷分册。2002年，他以98岁高龄出任了我国第一部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的主编。《大辞海》篇幅是《辞海》的2.5倍，目前医药卫生卷、哲学卷、语言学卷和法学卷已经出版。据史料记载，明朝的解缙39岁编纂《永乐大典》，清朝的纪昀49岁编纂《四库全书》。夏征农从74岁起主编《辞海》，编到100岁，前无古人。

2004年7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上海亲切看望夏征农同志。夏老向总书记报告了当天他主持《大辞海》主编会议的情况。胡锦涛总书记获悉百岁老人夏征农还在主持《大辞海》这一巨大文化工程，十分敬佩，赞许有加。

这一年，夏征农的夫人方尼，以一个诗人特有的纪念方式送给他百岁生日的礼物是一首出口成章的诗言志——“植根大地一青松，护沃土，亲艾蓬，抵暴雨，抗狂风，霜雪压头腰不躬。人言松质好，松称大地功。”而夏征农曾在2002年12月临近百岁之际，以一首七绝《百岁乐怀》划上了作为他百年人生“最后一篇章”历久弥新的圆满符号——“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有限余年乃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这最后一篇章也许是对新版《大辞海》的修订，也许是他对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期望，也许是他日夜思考的对农村问题的建言……

七、“壮志已酬戎衣解，晚年才识翰墨香”（2005-2008）

2005年1月，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和校长王生洪来到夏征农家中，代表全校师生祝贺夏老102岁华诞，并向夏老赠送了《百年复旦——复旦档案馆藏名人手札真本（典藏本）》，同时邀请他参加复旦百年校庆庆祝活动。在筹备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夏征农不顾年事已高，应邀亲自担任《复旦大学百年志》、《复旦大学百年纪事》、《上海医科大学志》、《上海医科大学纪事》四书编纂委员会委员，并为《百年复旦——复旦大学档案馆藏名人手札真本》做序，为《百年校庆专刊》题词：“百年树人，桃李满天下！”9月24日，满头华发、神采奕奕的夏征农出席了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庆典大会，并深情寄语复旦：“百年校庆对复旦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我们既要缅怀先辈，继承传统，更要开拓创新，推动学校进一步发展，为后来的复旦人留下宝贵财富。”

同年，夏老将伴随了一个甲子的1938年版的全套《鲁迅全集》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他说：“鲁迅先生是我一生敬仰的人，他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是最好的归宿，也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这一年，年已102岁的夏老与其夫人方尼向上海市档案馆又捐赠一批珍贵文献资料。同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和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出版了《夏征农文选》。

2006年，103岁的夏征农对自己300多万字的作品进行分类、校读、修正，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8卷本《夏征农文集》。该文集策划始于1995年，包括理论与实践、文艺与大众、小说、游记、戏剧、词曲及杂文五个部分，收录作品390余篇，共145万字,涵盖了夏老在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涉及的内容既有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阐述，也有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还有对大众关心话题的解释。夏老在大革命时期的上世纪30年代进入文坛，解放后又长期从事党的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留下了客观的文学创造和教育丛书。通过这些作品文章，不仅了解了夏老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不同主题的真知灼见，而且越发感受到他在各个历史关头之所以都能“耳聪目明”，勇于探索，敢于担当，是因为他善于思考，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会贯通，同时致力于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

2007年4月到的一天，夏征农在上海锦江饭店理发室理发之际，时任锦江国际集团副董事长、高级副总裁的顾永才同志闻讯而来，与这位复旦老领导邂逅相逢。原来夏老在复旦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工作期间，顾永才曾在复旦大学党办任秘书。这次相隔10年后的短暂叙会，却留下了一幅弥足珍贵的题词画面——“永才同志：励精图治 百岁老人夏征农 二零零七年四月”，折射出这位百岁革命老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期颐心声。它不仅是对一个后生的要求、鞭策激励，它也是夏老一生革命生涯的写照。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已经住进上海华东医院的夏老，在遥悉自己再次当选为中共十七大特邀代表后，做了要为农民呼吁的、关于农村改革问题的书面发言，但因身体原因最终未能如愿赴京与会，遂写下一首小诗交给同样是十七大代表的华东医院院长俞卓伟，嘱咐他一定带到北京，以表达他对国家发展的殷殷希望：“坚持经济中心，不管风雷晴雨；架起虹桥一座，通向欧美亚非。”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惊世界，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抗震救灾，夏老委托女儿在捐赠会上捐了价值10万元的学生服，以表达对灾区人民的关心。5月30日，由原中顾委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夏征农同志个人及其他社会捐赠创立的，并借助夏征农同志的崇高威望所命名的一个从事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上海夏征农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其时，夏老捐出自己部分积蓄和稿费60万元人民币。同年6月，夏征农在病榻上欣慰听到他的子女按照其嘱托办妥的三件事：用他毕生的积蓄创立一个基金会，为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做点贡献；资助家乡办了一个希望小学；将家中所有收藏书籍捐出，在家乡办一个图书馆。同年5月，在《辞海》老家——上海辞书出版社成立50周年之际，夏老书赠题词“发扬辞海精神，编好09版<辞海>”，而“夏征农”三个字竟成了夏老百年人生路上的最后绝笔。

2008年10月4日，国内主要媒体报道如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夏征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10月4日11时16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5岁。”

2008年10月13日，上海龙华殡仪馆告别大厅肃穆凝重，挽联轻垂，哀乐低回，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夏征农同志，告别了他终生热爱的党和人民，各界人士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作最后的告别。夏老的遗体上覆鲜红的党旗，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遗体上方悬挂彩色巨幅遗像，夏老仿佛正用柔和的目光注视来者。遗像的两旁垂落巨幅挽联，短短三十八个字生动概括了夏老“半是战士半书生”的传奇人生——“革命八十年一腔正气毋骄毋谄未负党员称号，学问无止境数卷诗文又有风有骨可供后人品评。”有着82年党龄的中共党员、长寿革命老人夏征农,在为他奋斗了一辈子的共和国过完生日之后,在夏老五世同堂、13个子女、110多个后人，以及他百年人生的文化伉俪、著名诗人方尼女士，在“征农，走好！”花篮挽联的陪伴下，安详地翻过105个春秋岁月的最后一页，合上了他人生大书的最后一页，永远地合上了双眼，永远地离去了，但却留下了“一等人无私无畏，两件事为国为民”的夙愿……

从此，南昌起义的最后一位战士，走了；新四军军部的最后一位部长，走了；左联的最后一位作家，走了；一位被广大老中青少年尊敬着、爱戴着的忠厚长者，走了……也就在前一天，党中央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农村改革的决议。这是夏老最后十年最关心的大事。也是他生命最后时刻梦牵魂绕的宿愿——“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在旷野中吟诗，我想我是谁，忽然恍然大悟，我不就是子美吗？（夏征农字子美），我是杜甫（杜甫字子美）……”夏老与杜甫一样，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真可谓“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2008年10月13日，新闻晚报报道“夏征农同志告别仪式上午举行”新闻如下——

　　

“晚报讯 今天上午，各界人士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前往上海龙华殡仪馆，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夏征农同志送别。

　　“夏征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10月4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5岁。

　　“夏征农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今天上午，龙华殡仪馆大厅内气氛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夏征农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之中，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九时许，俞正声、韩正、刘云耕、殷一璀、吴志明、董君舒、王仲伟、沈红光、杨晓渡、江勤宏、杨雄、屠光绍、丁薛祥、徐麟等向夏征农同志遗体三鞠躬，作最后送别。冯国勤等送了花圈。

　　“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同志，夏征农同志生前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和家乡的有关负责同志，夏征农同志的亲属和生前友好也前往送别。

　　“夏征农同志是党的八大代表，十二大列席代表，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副主任，《辞海》、《大辞海》主编。

　　“夏征农同志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他熟悉哲学文学，具有学者风范，情趣高尚，笔耕不辍，著书立说，被文化界誉为“文化老人”。夏征农同志在74岁高龄担任《辞海》主编后，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胆略，为《辞海》的编纂奠定了正确的方向，确保了新中国首版《辞海》为建国三十周年献上了文化厚礼。在98岁高龄时出任我国第一部特大型综合性辞典 《大辞海》主编，实践“有限余年仍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的宏愿，为推动党的理论宣传、文化建设等方面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夏征农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忘我的革命情操、宝贵的精神遗产，永远值得我们敬慕和弘扬。”

【传略跋语】夏征农——他是一位长寿的革命老人，戎马生涯，出生入死；他是一位高级干部，几度沉浮，铁骨铮铮；他还是大型辞书的主编，老当益壮，泽被后世。八十年前，他是参与“八一南昌起义”的热血青年；八十年后，他已是百岁又五的白发老者。百余年的漫漫人生，被他演绎的波澜壮阔、风景无限；青年时代，以左联成员和文学编辑的身份活跃在上海文坛；96岁时，主持修订了1999年版《辞海》；99岁时，受命出任《大辞海》主编；103岁时，出版了8卷本《夏征农文集》。他堪称世界上最年长的大型辞书主编，也无愧为坚守信仰的共产党员。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矢志不渝；他是大型辞书主编，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是慈祥的父亲，言传身教，影响子女。

夏老作为学者型革命家、知识分子型高级干部，长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在他百年沧桑，世纪见证长达八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监狱囚禁，白色恐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建国后又经历党内斗争的错误打击，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在拨乱反正的艰难时刻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勇敢面对一切考验，表现出他胸怀坦荡，意志坚定，忠诚不渝的革命精神，了解国情、党情、民情，可谓“阅尽人间春色”，多姿多彩，堪称百年传奇。

夏老对民主情有独钟，“理”有独钟。他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的学生，他在入党前就信仰共产主义。他认为封建主义是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他主张反封建要补课。“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夏老的八卷文集中是最亮的亮点。夏老离开了我们，对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最好的纪念是实践他说过千百次的经过千锤百炼的一句话：“用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

夏老没有为自己也没有为我们社会留下一篇完整的自传。但他所有的著作，诗文和经历留下了他的无愧人生。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述：“人生终有限，历史却长流。历史人创造，人因历史留。”

 

“壮志已酬戎衣解，晚年才识翰墨香”这两句夏征农的自我评价可谓恰如其分，在上海学术界、文化界都称誉他有非凡的文韬武略。为纪念这位世界上最高龄的辞典主编，2009年版《辞海》修订专门增补了“夏征农”条目，让《辞海》的生生不息令其永驻史册，成为《辞海》对百岁老人夏征农“半是战士半书生，一行政治一行诗”的永恒纪念，真可谓：“《征农文集》藏传奇，百年人生归《辞海》。”

 

2010年：来自百岁老人夏征农的天籁之声——“《大辞海》既是一部特大型综合辞典，也是38部专科或语文辞典，38卷出齐后，还将修订整合，出版按音序编排的合订本，以及电子版和网络版。其以中等和高等文化水平的读者为对象，陆续出版，弥补《辞海》不再出版学科分册的不足，凡在《辞海》中查不到的一般词语，在《大辞海》中一般都能查到。截至2010年中，《大辞海》出版了哲学卷、法学卷、中国古代史卷、中国文学卷、军事卷、语言学卷、体育卷、数理化力学卷、外国文学卷、医药科学卷、环境科学卷、天文学·地球科学卷、机械电气卷、农业科学卷、化工轻工纺织卷等15卷。盛世修典，国运兴，辞书兴。《大辞海》与新《辞海》一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大发展的产物，是建国以来和改革开放后的又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是我国辞书事业的又一座丰碑。在大辞海编委会领导下，“十三五”前期《大辞海》各种版本将全部出齐，并整套或分别包装问世。在中国出版文化史上，只要完成《大辞海》，就能填补特大型综合辞典这一不可或缺的空白。在2020年前，我们将以此庆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的完成。今年（2010年）10月4日，是夏征农同志逝世两周年，我们也以此表示辞海人对他的怀念和告慰！”

2014年：来自百岁老人夏征农的天籁之声——“11月21日‘战士的信仰——纪念红军夏征农诞辰110周年文献暨艺术展’在上海市城市规划展示馆三楼展示厅开幕。夏老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功立言，文武并重，他自言“半是书生半战士”。他的高风亮节，为世人敬仰。《“战士的敬仰”诲人深》》（唐功儒\文）：“投笔从戎去，红军扫域中。关山征战急，宵旰檄文雄。荡寇风烟靖，宣文大道通。书生兼战士，青史记丰功。”《参观“战士的信仰”感怀——纪念夏征农诞辰110周年》（刘苏闽\文）：“峥嵘岁月逾百年，精彩人生举世奇。沙场歼敌扬剑气，文坛翰墨颂红旗。天翻地覆风云变，荣辱得失志未移。妙笔华章风骨健，德高望重过期颐。”

2015年：来自百岁老人夏征农的天籁之声——“1月11日为纪念夏征农诞辰110周年,，以及他对新中国的革命和文化事业的贡献,由上海辞书出版社编撰的《夏征农画传》今天在上海举行首发式，此《画传》出版座谈会也同时举行。本书从夏老出生、求学、工作的各个时期，从革命历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夏征农的传奇一生。《夏征农画传》的一张张珍贵图片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夏老壮丽的一生，让人感受到他的音容笑貌。书里还附有夏征农手稿、书法题刻、年谱及雕塑作品等。《贺<夏征农画传>出版》（唐功儒\文）：新年伊始，《夏征农画传》面世，帧帧画面生动传情，蕴涵深阔，百年历史尽在其中。夏老已归道山，睹画思人，思绪万千，人天两隔，悲从中来。‘展开画传涌心潮，敬爱师尊咫尺遥。似在讲堂谈武略，还为学子阐文韬。毕生奋谱红旗颂，真理服膺信仰高。一册昭昭多壮采，先圣寻梦路迢迢。’”

2016年：来自百岁老人夏征农的天籁之声——“12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并向为这两项重大文化工程付出大量心血的广大专家学者及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同志在信中写道：“《辞海》和《大辞海》是大型综合性词典，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打造传世精品，通过不断实施高质量的重大文化工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一年，抗战时期“苏公”精神的韧发地——苏中公学纪念园被列为扬州市“十大红色景点”。

2018年：来自百岁老人夏征农的天籁之声——“6月23日下午两点在中共一大会址，在党的97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上海分会联合著名的军旅画家唐耀忠同志向夏征农基金会捐赠夏征农老人的画像。画家唐耀忠经过几个月辛勤付出才得以画出夏征农老人的肖像。肖像画惟妙惟肖，看到画像就感觉夏老还在我们身边一样。据悉，这是夏征农国内第一幅油画像。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上海分会的部分同志和50余名党员群众一起参加了捐赠仪式。”

2019年：来自百岁老人夏征农的天籁之声——“元旦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台和互联网，发表了2019年新年贺词。总书记的讲话发人奋进，温暖人心，为全国人民在新的一年继续奋斗打气加油！他的书架也引人注目。总书记的书架上陈列着《汉语大词典》《辞海》等辞书社出版的经典好书。如下图所示，红色封面的为《汉语大词典》，它下面一排即为《辞海》（第六版）典藏本。《辞海》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极具权威性的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第六版）典藏本出版于2011年8月，国际标准大16开，九卷精装。第一至第八卷为正文，图文并茂，全彩精印；第九卷为附录、索引。”

【编后备述】我曾在上海锦江集团总部工作期间（1986-1989）的老领导顾永才先生（时任集团总经理助理）续《复旦两校长——忆苏步青、谢希德》在《新民晚报》上发表后，时值2019年岁末迎新之际，又在新媒体上发表了《复旦两书记——忆夏征农、盛华》的回忆文章。我阅后便萌生为夏老征农先生写一个传记性文章，以完整勾勒其“百岁革命老人”传奇经历的念头。1997年16万字《儒商任百尊》传记文学一书出版后（锦江集团创始人暨首任总经理任百尊于1997年12月11日病逝），《世界名人录》编委会拟将任老百尊先生事迹收入该书，我曾写过《任百尊传略》而被其采纳。任老是我从事旅游住宿业逾40年的行业导师。1996-1998年间，我曾在任百尊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上海锦华饭店管理公司工作，并担任副总经理。记得是在1997年岁末，我陪任老在上海陶陶美食城（锦华公司与日本伊势丹餐饮集团合作项目，详见《儒商任百尊》一书相关章节有详细描述）还接待过夏老及夫人方尼女士一行共聚迎新晚餐，记得当时还有市委老领导胡立教夫妇、韩哲一夫妇、杨堤夫妇等在座。我也算是与夏老有一面之缘。而我曾经就读的上海市五十四中学，与夏老最小的儿子还同为1975届的中学校友。以后这位百岁老人的后代家属还与我曾在同一个酒店屋檐下——上海龙柏饭店共事。我在母校建校40周年纪念大会活动前后，正撰写《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大事记》，又通过史料收集获悉夏老还曾经到过上海旅专考察，事实上也是他在文革十年期间被下放到上海市“五·七”干校五年之久的旧地重访。上述这些碎片式的历史沉钩记忆往事，串起了我写夏老传略文章的初衷

然而，当我开始收集夏老相关史料尤其是网上资料信息时，发现关于夏征农的资讯报道相当丰富且正野繁杂，这也许是他作为一个从大革命时代走过来的革命文化学者，其百年人生的传奇经历、事件脉络要比一般人的人生轨迹更长、更加丰富的缘故吧。在这样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长者面前，本文也就不拘泥于一般人物传略的叙事结构，除了以年度作为文章叙事的主要脉络，将夏老60岁之前的主要革命文学生涯及工作经历分为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正好契合当下“两个三十年互不分割”的时代主旋律。而后夏老征农先生的人生事迹主要聚焦在每10年一个历史画框的主轴线下，通过夏老从60岁到100岁的述怀体诗所渗透出来的历史心路和精神寄托，给予相应的史料文字描述和佐证，这也成为本传略收集并甄别其文字素材偏颇与择取的基本考量，或撰编文字素材或直接引用文献报道。而【夏征农简介】、【传略跋语】等文字篇幅则在浓缩一个大写的人格化的、革命文化学者夏征农人物特写形象。同时还用时空跨越的衍生报道文字，再现来自“百岁老人夏征农的天籁之声”的文章叙事……因为在美国家中仅依赖电脑上网收集资料，身边没有付梓出版的文献资料可供参考，故盘恒游弋在网络达一个多月之久，对关于夏老的一些重要史料及事件须做反复比较，在“孤证不立”的前提下再采纳可信程度高的回忆史料，遂成拙文。希望夏征农传略一文能给社会业界一个完整、真实的夏征农“百年人生”的人物画像。事实上，已在2015年出版的《夏征农画传》应该可以了却这一宿愿。我期待今后回国可以得到此书，届时再做聊补更正，以臻完善。

夏老传略在撰编中主要参考文献除在网络上搜索包括“百度百科-夏征农”“维基百科-夏征农”等基本资讯外，本传略还参阅了如下见睹网上的相关文献文章，包括但不限于：《深刻怀念父亲夏征农》（夏南\文）”、《深切怀念忠厚长者夏征农》（杨长岳\文）、《夏征农：他的一生是忧国忧民的一生》（刘华宾\文）、《感念夏征农同志——写在《辞海》二零零九年版面世之际》（陈昕\文）、《百岁<辞海>主编夏征农》（张园\文）、《百岁学者谈启蒙——访夏征农同志》（李维民\文）、《复旦两书记——忆夏征农、盛华》（顾永才\文）、《夏征农与<民主与法制>的创刊》（孙贝贝、张源波\文）、《夏征农：“半是书生半战士”》（胡兆才\文）、《想起了夏征农》（邓伟志\文）、《“左联”战士夏征农的人生故事》（萧斌如\文）、《夏征农：半是战士半书生》（王伟彤\文）、《夏征农：“战士”、“书生”、辞海主编》（赵兰英\文）、《<辞海>第三任主编夏征农》（上海辞书出版社\文）、《有限余年乃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记夏征农老人与<大辞海>编纂工作》（陈煕涵\文）、《夏征农：皖南脱险纪实》（夏征农口述，方尼整理）、《习近平总书记书架上的<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文）、《探访苏中公学诞生地——金吾庄》和《苏中公学在沙沟》（颜国强\文）、《宝应寻<甲申记>踪》（王安忆\文）、《苏中公学，革命摇篮！》（郝名伶\文））、《夏征农的文学人生》（夏征农民族文学教育基金会\文）、《夏征农：心宽体健，百岁不老》（万洪新等\文）。本传略所选用的相关图文资料均来自网上媒体的公布，如有错误或侵权请告知作者本人为盼。                                                      

张楠

2020年1月5日于美东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