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我的小学日子

理工知青男

1

1956年，我上小学了。

我所在的学校，是大沽路小学。我家正住在条件最差的河北路30号。学校正在建设中，到处沙石瓦砾，但教学楼是新的。学校有两个大门，一个在天津路上，一个在大沽路上。

现在的大沽路小学校门，小学已经取消，成为了少年体育活动中心。

我分在一年级四班，班主任是一位叫刘仁春的女老师，四十岁左右的年纪，很和蔼。她教我们到二年级。我班的同学家都住在河北路、大沽路、保定路、天津路、北京路、劈柴院一带。

我每次放学回来，把学到的课文朗诵给大人听，大人听了啧啧称赞几句，我便得意得很。

大概一年级时，有一次，下了大雪，我在外面打完雪仗，兴致勃勃的往家走，而且高声朗读着刚学的课文：“大雪，下了一夜大雪，地上白了，树上白了，房子上也白了。我们不怕冷，唱着歌上学去。”

我以为，这时我能联系这么贴意的课文，一定能得到大人的称赞，谁知得到的却是一声大喝：

“看你把衣服湿的！”

爷爷常常在假期带我到老家胶县，一群小伙伴便撺掇着我朗读课文，于是，我便在各种场合大朗其诵，得到周围不知是真是假的称赞，自我感觉良好。回想起来，我那时候一定很傻。

三四年级时，正逢大跃进时期。班主任换成一位姓曲的女老师，这位老师沉默少语，同学们传说她曾经被打成右派。有一次，一名叫法汝震的同学调皮被她揪出教室，该同学就边哭边唱“社会主义好”中的“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一句，令我记忆颇深。

四五年级，班主任换了一位叫顾国辉的男老师，很瘦，四十多岁的年纪，家住浮山所一带。挺严厉，很能讽刺挖苦人。后来，顾老师高升了，担任了校办工厂的负责人。校办工厂在校院内的一个套院里，好像是个木工厂。

接替顾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是一位叫王金锷的青年教师。皮肤稍黑，但长得很精神。班上的同学都很喜欢他，我和他的“私交”特别的好。他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来我校当了老师。

他当我们的班主任还有一段前奏：有一天，顾老师和我们说，学校对他另有安排，要给我们物色一位新班主任，今天有两位来听课者即为班主任的候选者，大家可以选其中之一。

后来，果然有两位青年坐到课堂后排听课。课后，征询同学意见，有几个坐在后边的大同学说，有一位老师光打瞌睡。我们上班不敢回头看，自然也就随声附和，这样，王老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

王老师很年轻，和班上的同学关系很融洽。和他一起来当老师的还有一位姓汪的男老师，一位姓佟的女老师，他们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们之间关系很好，自然，我们几个班的关系也就很好。

王老师和佟老师年龄般配，同学们那时已经五六年级了，多少也懂些事了，经常开他两人的玩笑。

2

我一心想做个好学生。

一年级我就加入了少先队。

入队是要写“申请书”的，我们不会写，一个叫栾国民的同学会写，我们大家都叫他代笔。栾国民的父亲在“福禄寿”电影院负责（应该是公私合营前的老板），他经常带同学去看不花钱的电影，但要给他一定的好处，我曾经被他带进去看过一块没头没尾的电影。

做个好学生，一是要守纪律，二是要听老师的话，当然学习好是必不可少的。

小学的课程很简单，我成绩不错，但成绩不错的同学很多，尤其是女同学细心，所以她们成绩往往是最高的，我也就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至于守纪律，我做得很好，上课听讲时双手背后，腰背笔直。

听老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记得上一年级时，我的同位叫王忠诚，他趁老师回身时说话，被老师听到了，老师转过身来问，“刚才谁说话了？”，我立刻举手，老师点了我，我站起来说“王忠诚”，老师让我坐下，然后，批评了王忠诚。尽管王忠诚对我很有意见，我还是感到很光荣。过后，我觉得这有点像出卖朋友，太不义气，幸亏那时还小。

所以，我一直就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什么奖状之类，班级评三好学生、选班干部，也与我无缘。

那时，评三好、选干部，主要是两类人：一是一贯当干部，当三好的，每次选举，必他们无疑，像李心元、洪焕然、殷剑云等；第二类，过去是调皮学生，转变很大，现在是好学生，树作典型。我两类人都不是，所以，什么也不是。

直到小学毕业，我才被评上了“优秀队员”，我将大概是我第一次得到的奖状兴冲冲地拿到家，母亲看了我的奖状之后，有点不屑地说，这是班上评的。我这才注意到，奖状的落款是“六四中队”，而且没有学校的章。

我们快毕业了，老师有意地多评出许多“三好学生”“优秀队员”，相当于现在的“安慰奖”。——我在小学期间，所获得过的最大的奖励就是班级颁发的“优秀队员安慰奖”，获得此项荣誉的同学大约要超过半数。

我在小学时期当过的最大的“官”是“小队副”。那时在三四年级，班里几乎全部都是干部：少先队一套班子，班委会一套班子。我其实还是一个最小的“官”。但我还是请母亲郑重其事的给我缝制了“一条杠”，炫耀的戴在胳膊上。不久，班里“精简机构”重新选举，我又把“一条杠”摘了下来。

3

整个小学期间，我们一直都是“半日制”，即不是上午上课，就是下午上课，另外半天在学习小组自习。

学习小组，由几个家住附近的同学组成，在一个同学家学习。小组的学习点经常换，我家多次成为学习小组的学习点，小组的成员也是经常换。我记得在北京路、河北路、天津路、保定路、德县路、大沽路都曾经是学习小组的点。

老师每天都布置了大量的作业在学习小组里完成，在小组学习就相当于上课，组长很认真的记好考勤，而且时常有班干部到各个小组检查学习情况。但是，在小组总是比上课轻快，也自由多了。

我记得我小组的同学有虞建萍、牛锡明、王中伟、孙嘉伟、李绪琛……

课外学习小组

4

我们经常参加“勤工俭学”，其实是义务劳动。如去大港帮外贸扒虾头、扒花生米；那时正“大炼钢铁”，还到海边挖废铁、淘铁沙；步行到浮山所抗旱等等。

有个场景我至今还依稀记得:我们拿着脸盆去浮山所抗旱，干完后，筋疲力尽地往回走。在一个公交车站等了很长时间不见车来，正准备继续走，忽然看到对面车站来了车，我不假思索连忙穿过马路，挤上车，正在庆幸，王忠伟赶过来，敲着车门说:快下来，这是往前去的！不是去市里的！汽车打开车门，我下了车。不是王忠伟，我又会被拉了回去。

我体质弱，干一点活就气喘吁吁。在这些劳动中，表现得不太好，不出力，或出不了力，有几次还托故逃避。

有一次，老师和班干部商定用班费给同学买电影票，但钱不够，要有几个同学不能去，所以想出了一个办法，要同学推荐不能去看电影的几个劳动表现不好的同学，我就得到同学们的一致推荐。

5

我在小学二年级就带上了眼镜。

父母眼睛近视，遗传的缘故，哥哥也近视。起初父母对哥哥的视力没太注意，当发现时已经很晚了，哥哥已经高度近视。接受哥哥的教训，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母就给我配了眼镜。母亲知道我很“爱面子”，事先和我的班主任刘老师说好，做好同学的工作别讽刺我。

有一次上课，刘仁春老师给同学们讲了眼睛的知识，最后对同学们说：张铭淮同学眼睛不好，戴上眼镜，同学不要笑话他。

我的确很爱面子。那是一副花杆小圆眼镜，戴上去很可笑。那时戴眼镜的人很少，戴眼镜的小孩更少。我带上眼镜出去，人们就像看玩艺似地看我，啧啧的感叹着“啧啧，这么小就戴上眼镜了！”小学生则直呼“小四眼”。

我不愿意戴眼镜，一有机会就将眼镜放在口袋里。为了让我戴眼镜，父母绞尽脑汁，软硬兼施，或恫吓呵斥，或施以小恩小惠。

母亲在北京路小学上班，有一次和我走一路，我只好戴着眼镜。在路口分手处，母亲嘱咐我一定不要摘眼镜，并破例的给了我一角钱。钱我收下了，但一转弯就把眼镜摘了下来。

为了要我戴眼镜，父母发动亲戚朋友监督我。有一次，我没戴眼镜，被建梁哥哥发现，予以告发，立刻受到了父母的恫吓。

有一次，父亲意外地对我戴眼镜的事很关心，并亲自为我擦拭眼镜。他先朝镜片哈了几口气，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拭镜布擦拭起来，完成后，举起眼镜，对着光，检测擦拭效果。这下可坏了，他发现镜片上有一道深深的、长长的划痕。父亲的脸色沉了下来，厉声问：“是不是你把眼镜偷偷摘下来，放在口袋里划的！”我立刻无语了，内心却非常佩服父亲的判断力，喃喃地说：“是……我再也不敢了。”好在，父亲放过了我，他缓和了一些，说：“下次不行！一定要戴眼镜，听清楚了吗！”

我经常利用寒暑假回胶县探望爷爷。老乡们一看我这么小的小孩戴着眼镜，就大惊小怪起来，啧啧说道：“咳，这么小就扛上‘二饼’了。”

反正在外边我也不怕丢人了，内心很平静。只是为他们幽默的语言感到惊奇：‘二饼’且‘扛’。‘扛’这个动词用的太妙了，但‘二饼’是什么呢，大概是两张圆饼吧，有点像，但不太确切。

直到几十年后，我见人打麻将，才知道‘二饼’的出处——真他妈太像眼镜了！

直到小学毕业，上了初中，我才正式戴上眼镜。但这时的眼睛的度数已经翻番了。

6

我的好奇心很强，那时正遭遇到连续三年的大灾荒，为了度荒，发动大家养“小球藻”“人造肉”，并宣传它的营养价值。我都做过，但都不太成功。（我上网查了一下，小球藻可做营养添加剂，能提供人类所需的高含量的蛋白质、叶绿素、维生素、矿物质、核酸。能增强人体免疫功能；抗病毒感染和增殖；抑制癌细胞增殖；迅速修复机体损伤；排除体内毒素；抑制血压血糖上升；降低血清胆固醇含量。还可作为食用色素提取物和鱼虾的饲料。）

小球藻

1958年以后，社会上放各种“卫星”，我们学校的“科学活动”也搞得热热闹闹。

我那时在三四年级，学校里把几个班拆了，腾出部分老师们参加“大炼钢铁”，校园里也建起了“小高炉”，学生则分散插到别的班里去。我班就分来了几个同学，其中一个姓席的，很能讲，我很佩服他。他一到我们班，就宣布了要成立“科研小组”搞几个“科研项目”。

我的好奇心很强，想参加他的科研小组而不可得。后来，我听说他的一个科研项目缺少“漆包线”，如果有漆包线的话这个科研项目就没有问题了，立刻讨好地找了一根电线送给他，他数了数电线芯，一脸严肃地说：“不是七根，不是漆包线，不能用。”我从那时才知道，“七”股线的线才叫“漆”包线。

那时的充满豪言壮语的课文我还依稀记得几段：

“统计员真新鲜，

一瓶墨水用一天。

先进记录的墨迹还未干，

又一个新纪录赶上前！”

“天上没玉皇，

地上没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人们都跟古代的英雄人物比赛，少年比赛罗成，青年比赛赵云，老年人比赛黄忠，妇女则比赛穆桂英。

7

表哥建梁在家养病，他利用旧的线圈、可变电容器、耳机和矿石，给我和建柱每人组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我感到很新鲜神奇，又从此迷上矿石收音机，一发而不可收拾。

那是用矿石检波的收音机，很不稳定，触针一移动，马上就听不到声音了。在安装收音机的时候，我买了一些书，如饥似渴地学习，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搞不清楚：哥哥在安天线时，为什么不按在室外，而是用锡箔纸缠在电线上，再引出一根导线来，效果也不错；为什么两个互不连接的线圈能发生作用……

再后来，市面上有了“二极管”这种东西，作检波用比矿石好得多。我“省吃俭用”省出钱来买“二极管”，那时一只二极管要一元多钱，相当“昂贵”，安装出的收音机比矿石收音机稳定多了。再以后，又出现了三极管，我又热衷于三极管收音机的安装，但技术一直没有长进，最高水平是安装过四管来复式收音机——但这是初中高中的事了。

8

我们的主要玩耍项目是“抗拐”、“捣弹”、“捣木”、“打懒老婆”。

“抗拐”就是将一腿立地，一腿用手抬起，膝盖盘做“拐”状，与另一对手撞击，双腿着地者或跌倒者为失败。我“抗拐”技术中等偏上。

抗拐

“捣弹”就是弹玻璃球，我技术不行，只是弹着玩，从不赌输赢的。

捣弹

“捣木”就是从家拿来烧火用的木头，将对方的木头从路面打到路阶上面或从路阶上面打到路面上为赢，并将此木据为己有。我的“捣木”技术不错，经常赢些木头烧火，多少有点“经济效益”。

有一次，楼下姓白的一个小孩和我“捣木”输了木头，大哭着回了家，他姐姐就找上门来，不但把木头要了回去，而且大声指责我“剥削劳动力”，他姐姐比我高好几年级，我听了很害怕。

“打懒老婆”即打陀螺。此项活动我很少涉及，只是偶尔为之。滚铁环我从未玩过，觉得那东西很难玩，我的技术不行。

我们经常玩的，还有“打马尾”，即分两帮，甲帮在中间，乙帮在两边用“砂布袋”打甲帮，打下一个算一个，全打下来后，甲乙帮交换位置。如果砂布袋被甲接住，就多了一次被击中而不退场的机会。

还有一种玩法，叫“踢大锅”，就是甲乙两帮小孩，在靠墙的地上画一个半圈作为“大锅”，甲帮依次在“大锅”前踢沙袋，乙帮接沙袋，如果接着，甲帮此孩下去，乙帮加“一丈”，如果没接到，乙帮出一人向“锅”内投，甲帮的阻挡。如果阻挡沙袋在外，可视其距离要价，如一脚或几脚，然后，用脚丈量；若投入其内或不足一脚，此人下去；若沙袋被甲帮接住，就要向外扔，扔多远算多多远，然后要价。十脚算一丈，十丈算一捆，当达到某一数值后，输掉的一方要“摸胡”——即捂住眼睛达到某一目标。

我这两种玩法都很在行，常常乐此不彼。

还有一种玩法叫“拾波谷”，主要是女孩子玩的，有时男孩子也玩，比如我。

拾波谷（拾石子）

有一个时期我迷上画画，而且是画马。可能画得多少有点样子，父亲还特意在北京给我买了一本“怎样画马”的小册子。可是后来画技一直没有长进——大约一是没有名师指点，二是没有“艺术细胞”的缘故——就放弃了。

我迷上了“集邮”，收集各种邮票，主要是寄过信的邮票。有时也到集邮商店用攒下的钱买“盖销票”，偶尔也卖点重了的邮票，或者和别人交换。后来，父亲上北京开会，花一元钱给我买了一本很像样的集邮册，我“展杨”得很，把别的小孩也都羡慕得不行了。再以后，我厌倦了集邮，将全部“家当”卖掉，卖了8元钱，这是一笔不小的钱。以后爷爷提出，你拿着这些钱不好，我给你攒着吧，于是，这笔巨款就到了爷爷手里。可是再想要回来的话，就难了，最终这笔巨款不了了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做买卖”的经历。和我一起集邮的，是我的邻居，一个和我一样大，叫“小盛子”的孩子，大名叫陈嘉奇。

9

我学习成绩不错，算术、语文学得较好，尤其是作文，经常作为范文在班上读解。小学五六年级时，全国开展“学习少年刘文学”活动。

刘文学是一位农村的小学生，他看到一个地主分子偷生产队的“海椒”，就要把大坏蛋揪到生产队里去，结果这个大坏蛋下了毒手。我一直不明白“海椒”是种什么东西。

当时全国青少年都在向他学习。作文课上，老师出了学习刘文学的题目。我写了一篇很长的作文，王金锷老师刚到我班任教，看到我的作文，对别的同学讲，我这篇作文达到高中生的水平。这是同学告诉我的，我则把这话牢记于心了。

我的作文好得益于我好看小说。我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看大部头的小说了，象“烈火金刚”、“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几乎都看了个遍。我看书达到痴迷的程度。一有时间就看，甚至拉着（风箱）火也看。

爷爷多次说我：你不是书呆子——是书痴！后来，我在“聊斋”中找到“书痴”的出处。

书看完后，我能绘声绘色地给同学们讲，尽管有时免不了有些吹，然而却颇能吸引一部分小听众。

10

我看书很投入，经常恍惚之间进入书中的情节和角色。

记得我正在看“敌后武工队”这本书时，很为书中的情节所感染。有一次在家里，我学着电影上八路的样子，用手做八字状，比划着，大声喊：“我们是敌后武工队！”

母亲正在旁边，我琢磨她说不定能夸奖我几句。谁知她很不高兴大声呵斥道：“别胡说八道！”

我感到很委屈，争辩说，敌后武工队是八路军，是好人。

母亲听了之后，消了气，连忙给我解释，原来他们最近传达，刚破获了一个叫“敌后什么队”的反革命组织。

我从小愿意听我大姑讲故事。我大姑没有正式上过学，我母亲过门后，用她的五六年级的文化水准教大姑识字。大姑很聪明，很快的就能看书了。那时所看到的书也就是武侠小说一类，大姑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绘声绘色地讲给子侄们听。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我的“善啦”多少是受大姑的影响。

我从小就多愁善感，大人说得重一点，就暗自落泪，为此，爷爷和大姑常说我是“刘备的儿”。尤其善于幻想：听了武侠故事，就常常想象自己成为飞檐走壁，抱打不平的武侠；后来稍微大点，看了本小画书，也能使我为书中的人物的荣辱兴败而高兴沮丧，久久不能自拔。岳飞的风波亭，杨再兴的小商河，徐佾生的团圆之后，曾经催我泪下，以致至今不能忘怀……

我特别愿意看“我们爱科学”之类的科普刊物和矿石收音机的书，书的内容生动活泼，给我无穷的遐想：遨游太空、塑料世界、半导体……

11

我小时候时常口吃。

之所以说“时常”，是口吃时轻时重，有时甚至会“痊愈”。大约孩童时代，人人都有过口吃的经历。

我的口吃，得益于一个叫张琴生的邻居小孩，他大我两三岁。他的口吃水准，绝对是“说是第二，没有敢说第一的”。耳闻目染，我也顺理成章地口吃起来。

有一次，我去河北路与北京路交叉口的菜店去（即五起楼）“打酱油”，那位女售货员正背对着柜台，在忙着什么。我不做声，静静地等着她忙完，再来照顾我的买卖。

这时，我的同班同学张玉峰凑过来，他住在河北路北段，我住在河北路中段，他家就在这附近。

他恶作剧地大声说：“喂，你，你怎么不给我买，买，买东，东西！”故意做出口吃的样子。

说完，就一溜烟地溜走了。

那位女售货员这才转过身来，用恶狠狠的眼光盯着我，皱着眉头，厌恶地问：“你买什么！”

我知道自己算是被“诬陷”了，又没法解释，怯生生地说：“我，我，我打，打，打一斤，酱，酱，酱油……”

12

有几个至今一想起就不禁莞尔的小故事：

一次，爷爷对我发火，我不服气嘟囔着说“发什么‘牌气’”，父母在旁边听了，不禁哑然失笑，对我讲“是发脾气，不是发‘牌气’”。于是，我也就再也不发‘牌气’了。

还有一次，我对爷爷的发火表示抗拒，低声说了句“老顽固”，母亲在旁听到了，又好气又好笑，批评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爷爷，我老实地承认，这是我在书上刚看到的新词，拿来用一下。

我和表哥建柱常把一些歌词自作聪明地修改并加以发挥。一年级时，有一首歌是跟哥哥们学来的：“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大约是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

我和建柱则改成“我愿意做奴隶，你愿意做马牛”，而且唱得津津有味，“自我感觉良好”。

母亲听到后，先是不解，想了一会，大约是领悟了我的意思，笑着对我说，“奴隶”不是“努力”，接着给我解释了“奴隶”的含义，于是，我也就再也不愿意做“奴隶”了。

我期待着建柱继续愿意做“奴隶”，但他也不再唱“我愿意做奴隶”了，可能是得到哥哥们的指点，我多少有点失落。

到了高年级，我偶尔也搞点“怪”。像有篇唐诗的课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我则改成：昨日入城捣鲍克，归来捣得泪满襟。满头蘑菇者，不善捣鲍人。以为得意之作。

捣鲍克，即捣鲍克斯box，拳击。

说起此事，我又想起了一件趣事：老师叫任振华同学起来背课文，也是唐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该同学站起来，磕磕巴巴地背：两个麻雀…鸣…翠柳…王老师笑了，接上去道：一行乌鸦上青天。

满堂大笑。

13

我从小就担负起家务劳动，那时我十二三岁。

爷爷回原籍了，哥哥去南京上大学。父母工作很忙，尤其是母亲，一心扑在学校的工作上，家里的事情根本无暇旁顾，家务劳动就义不容辞地落到我的双肩上了。

接送弟弟去托儿所和负责照看弟弟是我的任务。

在弟弟出生前，我极喜欢邻居家的小孩，盼望着自己也有个小弟弟。

1958年4月的一天我放学回家，妈妈对我说，快来看看小弟弟。我到床上一看，弟弟包在一床小被里，光头光脑，闭着眼睛。妈妈问，弟弟好不好，我说很好。从此，我也有了弟弟。

开始弟弟在托儿所全托，每个星期天接来家住一天，父母很忙，我就担当起保姆的职责。看到别的小伙伴到处玩，我只能拖着弟弟在附近玩，连打扑克、下棋他都来干扰，以至于很多活动人家“不带我”，我又盼着星期天，又害怕星期天。

弟弟“长托”很受委屈。正是大灾荒时期，一次母亲带领学校老师到外县“生产救灾”，好几个星期没回来。弟弟就在托儿所呆了好几个星期没接回家来。

弟弟想家，看到别的孩子都接走了，就剩自己没人接，变得沉默寡言，不和小伙伴来往，在小板凳上一坐就是好长时间。直到后来弟弟生了“痧子”，托儿所来找家长，母亲才把弟弟接回来，从那时起弟弟的腰就有些弯了。

那时，父母对工作太投入了，对孩子、对家庭简直就不管不顾。
星期一送弟弟去托儿所是最艰难的事情。每次他都哭着闹着不去，父母连哄带吓把弟弟架到我背上，再给他两片“地瓜干”，他才止住哭闹，含着泪被我背走了。有时，把一片大的“地瓜干”掰成两片，也能哄得他止住哭声。还有一次弟弟实在哭得厉害，爸爸装作生气地吓唬他，弟弟大骂“坏爸爸”不止。

弟弟稍大一些，就不“长托”了，每天由我接送。我每天上学带他到托儿所，快到托儿所门口，他自己就走去了。我下午放学再把他接回来，每次他都留下一块馒头或者一块包子给我吃。

当弟弟渐大可以离开身的时候，我已经过了好玩耍的年龄。我以后一直不太喜欢户外活动，可能与这个多少有些关系。

我和弟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现在，我梦中出现的弟弟都是小时候的形象。

14

我的另一个任务是做饭。爷爷回胶县后，做饭的重任就义不容辞地落在我的肩上。

我每天放学回来，用风箱生火做饭。记得一次，我看到鱼汤的“冻”很好吃，就试着做“鱼汤冻”，把一条小鱼放上半锅水煮，也没成为“冻”。父母知道我的想法后哈哈大笑，也没责怪我。他们对我的厨艺是以鼓励为主，稍有进步就加以赞赏。

大灾荒期间“瓜菜代”，剁野菜、淘洗野菜也是我非常烦心的任务。晒干的萝卜缨子、地瓜叶，要先泡好，煮好，再剁碎，淘洗干净，这些基本都是我的活，干完要好几个小时。等母亲下班回来后，再和上玉米面，地瓜面之类，做成菜团当作主粮，而且还不能敞开吃。

我在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承担起给家里洗衣被的任务。

母亲患有关节炎，工作又忙，父亲不会做家务，全家的洗衣任务就由我承担起来。

每到星期天，我用大木盆、搓板，把全家换下的衣服、床单洗了，然后晾在家里。

洗衣工具

我家在德县路，两间房屋，一大一小，大的二十三四平方米，小的九平方米。我在大屋拉一根绳子，晾上衣服，青岛气候潮湿，要晾一个星期左右才能干，所以我们的房间里，整天挂着晾的衣服。

我第一次洗衣服的实践，是洗自己的一件新的黑裤子。我问母亲，怎么才算洗干净了，母亲告诉我，要漂洗的水清了就算可以了。于是，我把裤子洗了好几遍，清了好几遍，一直到漂洗的水清了为止。

母亲下班后，我高兴地报告战果。母亲一看，裤子已经洗得褪色了，但还是鼓励我一番。

母亲经常对自己的同事讲，我没有女孩子，男孩子当女孩子使唤，言语之间充满自豪。我下乡离家之后，我的弟弟又接上了“接力棒”。

15

1962年夏天，我小学毕业。我在班级学习算比较好的，决定报考青岛最好的重点中学青岛二中，报的“五年一贯制”，五年上完初中高中。我班报考二中的大约有五六个同学。

考试只考语文、算术。

语文主要考作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我的一个同学”。我感到问题不大，我的作文老师经常在班上作为范文宣读；但分数也不会拉开距离，因为升学之前老师无一不叫学生们事先背好几篇范文的，何况这次作文命题也是大家都能猜到的题目。

算术也不难，坏就坏在最后一道题上。这道题我至今记得：长、宽已知的土地收罗卜若干，问亩产多少？

我为了保险起见没列综合式，列的分步式，结果得数多了一个“0”，应该得6000斤，我得了60000斤。这道20分的题我可能全丢了。事后，同学说“哪有一亩产6万斤的？”我实在没有“量”的概念，并不是有意的吹。

发榜之后，我拨在“第二志愿”——24中。尽管在意料中，可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还是难过得哭了。我班上的洪焕然、殷剑云、梁中茂三人考在青岛二中。

我的表哥建柱，考入青岛一中，这也是青岛的重点学校。

小学毕业后的暑假，我和表哥建柱回了一次老家。

农村缺煤，我俩给三姨带了好几十斤煤和不少别的东西。我们下火车后走了很远的路（大约有二十里），那年雨水特别多，很涝，地上泥泞不堪，路边沟都是漫漫的水，蛙声不断。

我俩身背重负，走走歇歇，歇歇走走，路上不停地斗嘴。

建柱逗我：“看水沟里净是崴子”（胶东土话，即青蛙），我的外号叫“崴子”，起因是我的“淮”和“崴”谐音。我也不甘示弱，叫他“大嫚儿”，这是他的外号。建柱说，“大嫚儿”怎么说还是人，我则说，“崴子”怎么说还是益虫，就这样我俩斗着嘴，好不容易才到了三姨家。我们在三姨家住了几天，又到四姨家住了几天。

我在小学期间，养成了诚实善良的品格，有着求知欲强，凡事要理解，不死记硬背的优点。但也有了不刻苦，依靠小聪明的弱点。这些以后影响着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