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忆宜章

生蓝

□ 钱德庆（整理）

五十年再回首，对曾经插队在宜章县的上海知青来说是难以忘怀的，宜章也成了我们上海知青共同的第二故乡，在宜章既有过苦涩也有令人奋进成长的骄傲，我们聚会时也曾自豪地称谓我们自己是从红太阳升起的湖南来的！2019年12月13日，在吴国欣教授工作室，老知青们围坐在一起畅谈在宜章时的那一桩桩往事，勾起了对宜章知青岁月无限的回忆……

钱德庆（原年塘队知青）

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过宜章插队的知青经历，下放到湖南郴州宜章的上海知青总共有二十多个人，分了很多批去的宜章。当时，第一批是我和应筱根还有另外几个同学，总共八个人。那时正逢“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全国一片红，我们上海知青也积极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当时我们都是老三届，形势都要去插队的，我们通过德美表姐热心介绍，认识了宜章的李芳柏。李芳柏体现出了湖南人那种特有的仗义和义气，经过宜章县委有关领导的同意，答应给上海知青插队落户的指标。就这样，我们第一批，在1969年3月11日，出发去了湖南宜章县立新公社水口大队。

上海知青在宜章 前排：应筱根、吴大煜

后排：应迷根、吴国欣、许启明、裘柏祥

说实话，作为一个出生在上海的青年学生，突然就要离开上海，去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心里其实是很依依不舍的，也不知道去的地方到底是怎么样？在疑惑和矛盾中，我们踏上了下乡的征程，一行八人来到了宜章。到了宜章后，李芳柏迎接了我们，并负责把我们送到分派的生产队去。当时的安排是两个人一组，八个人分到四个队，我和筱根分到一个生产队里，然后我的同学分到自己的生产队。生产队里的条件非常艰苦，基本上也就是有个房间给你，其他东西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呢，难免心里就有一些想法，觉得和之前自己的设想区别很大。我之前的想法觉得应该就像军垦一样，几个人一起，集体户，能够在一起互相帮助，一起出工。到村后，才发现是插队落户到生产队农民的家里，农民们也说得很清楚，今后你们要自己开伙，自己养活自己。对这种情况，我和六个同学在想法上产生了分歧，待了两天后，他们商量还是要返回上海。他们找了领导，给他们开了退回去的证明材料，走了六个同学。我和应筱根当时来湖南，家长们其实也是想让我们打打前站，看看宜章这个地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条件好不好。插队是新生事物，在上海的家长们对子女来宜章插队落户都不放心，让我们实地考察以后给个回信，要我们去生产队看一看。所以我和应筱根在宜章知青许启明的陪同下一起实地观察，我们第一感觉是这是一个山区，说实话不是很习惯，前后都是山，前面有一条小溪。当时我们只是觉得，要把自己的命运交到这里了，心里很忐忑。但问了一些当地的农民，发现这里是种水稻为主的，主粮是稻米，还有就是红薯。而且当地农民对我们很热情，我和筱根商量，对宜章的第一印象还是不错的，如果我们也回沪的话，我们又能到哪里去呢？而且这个生产队的情况还是挺不错的，收入方面是一块多一个工，好好做，自食其力养活自己还是没问题，对上海知青来说能有米饭吃就能适应，于是我决定留下来。和筱根的意见一致后，就各自写信回家，把宜章情况告诉上海家里，这样才有了上海知青得到家长支持陆续来宜章插队的举动。

我感觉，来宜章的上海知青，其实还是很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能落实到行动上。不管我们心里有多少顾虑和想法，都能勇敢的离开上海来到宜章插队。我们跑到立新公社，把各位上海知青的名单都落实下来。立新公社领导也就根据这个名单，把上海知青安排到各个生产队去，陆陆续续在水口、杨梅冲、牛角山、年塘、曹家、洛阁等生产队都有了上海知青的身影。当时党的号召是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少则两年，多则是七、八年。我们把自己的青春留在了宜章，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人生的磨炼。所以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与生活中，能吃得起苦，接受了人生最为生动的再教育。

当时，我们这些来自上海的年轻人，在上山下乡之前，大多数人是没有见过蚂蝗的，怎么犁田、打谷这些事情也是没有经历过的，可以说是对农村生活一无所知。到了宜章农村以后，每天要在早上五点起床，下田去种水稻、撒粪、除草、收稻、打稻谷，整个过程我们都经历了、学会了，感知了农活的辛劳，真正的体会到了粮食的来之不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在插队落户的日子里，砍竹子、挖笋、挑土、到煤矿干活，这是我们知青度过人生中一段不寻常的历练。同时，也学会了种自留地的菜，学会生活上的独立自理，锻炼了筋骨、锤炼了自己的心灵，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所以当时农民们教我们的，我现在也还在用。退休了，在自家花园的土地上，也会分二季来种点丝瓜、黄瓜、冬瓜、豇豆、西红柿、青菜、萝卜等等，丰富了我的晚年生活。

在学校我是体育班的，偶尔去宜章开知识青年表彰大会，空余时间我参加了乒乓球比赛，得了第一名。以后，我还代表县里参加地区、省里的比赛。上调参加工作后，积极参与宜章篮球、排球、乒乓球队的比赛，每个星期组织一场篮球友谊赛，有空到宜章一中去教学生乒乓球技术的基本要领，上海知青也成了体育文化的传播者。调回上海后，有原郴州市安全局的彭春雷特意来上海看望我，叫我钱教练，说我教给了他们正规的乒乓球训练方法。他们自己的老师也按照我的训练方法来训练学生乒乓球队。后来，宜章一中的乒乓球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这样，无意中成了留给宜章体育界的一份礼物。

上海知青在宜章 左起：裘柏祥、应迷根、
吴国欣、吴大煜、应筱根、许启明

吴忠耀（原杨梅冲队知青）

当时到宜章插队，确实是出于能让兄妹俩下放到一起，相互有个照应这样一个原因。我们跟着小庆哥一起，第二批来到了湖南宜章。到了宜章以后，说实话，当时心里的落差相当大。因为在上海的时候，我们用的是电灯，走的是柏油路。到了宜章山沟里以后，点的是煤油灯，走的是泥巴路。而且我们生产队的位置是在一个半山腰——水口大队第七生产队（杨梅冲）。条件确实很艰苦，和来之前想象的落差很大。下田有蚂蝗，当地人平时都是赤脚走路，挑担子的时候都是打赤脚。而我们这些人当时其实是很不习惯的，感觉不穿鞋子的话，打赤脚都走不了路，路实在是很扎脚，不习惯。我们除了种田，还经常要到山上搬枕木、搬树皮、搬竹子，山陡路滑，肩背重物，两腿发抖，都不知道怎么下的山。现在有的人说当时的经历是青春无悔，但在当时，正是学习的青春年华，无法上学。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听从党的号召，没有其他的出路，只能咬牙坚持。

通过两年的扎根，我们也和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地农民确实是非常淳朴的，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中的这些人，在下放的这一段时间里，也和农民们打成一片。当地农民也很看重我们，让我们上海知青有的当了学校老师，有的当了民兵排长，有的当了会计。所以说，后来我们虽然通过招工、升学离开了农村，但这几年的经历和锻炼，对我们的人生成长来说，确实是有了很大的益处。在后来的工作与生活中，每当遇到困难，我们都会想起这一段在农村的经历，这种艰苦的环境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更加坦然。以前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都走过来了，现在这一点困难、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

招工后，单位要加班加点、到码头上装货卸货，晚上干到半夜二、三点，完了以后能吃碗面就已经很满足了，第二天照常上班。知青身份的新职工给了单位一个能吃苦耐劳的好印象。

现在很多人回忆当时的这一段经历，有的人说这是一段历炼，青春无悔。也有的人说这是一段受罪，是一段悲惨的经历。我有一个同学，到了黑龙江插队，因为不适应，后来就病了，重病发作，最后退回上海来。但是也有很多人在农村里锻炼，成才，有的当了干部。所以这一段农村的经历，个人的感悟都不一样。作为我个人来讲，确实是很大的锻炼。记得当时挑一百多斤担，走到搭的木桥中间，就两根树干横在那里，扶手什么的都没有，不敢走了，两脚直发抖，有些女知青，放下担子在那里哭，真的是前也前进不得，退也退不回来。以后，在工作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都会觉得，再苦也苦不过在农村的那三年。这种生活都过来了，还有什么怕的。宜章农村那一段生活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吴美芳（ 原牛角山队知青）

我是六八届毕业生，去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是唯一的出路。本打算跟着同学去吉林农场，父母舍不得，说我太柔弱，吃不了粗粮，干不下重活，还是与世交的子女一起去南方宜章，捱到父辈们退休带着退休工资和子女一起过日子。就这样，我跟随纪芸姐和德庆哥来宜章插队落户了。我和君妹安置在水口大队牛角山生产队，生产队村民对我们很友好，教我俩挑水、种菜等生活上劳动上的基本知识，让我俩适应了生存。但由于客观因素，当时只能给我定三分工，三分工一直拿到我离开生产队。公社知青年度欠债的要上榜，我一直担心会上“黑名单”，如果上了“黑名单”心里总觉得很冤枉的，因为我认真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仅与农民还与当地知青相处很好，她们帮过我，我永远忘不了。

天助我！当年铁路修建到我们村，工分（十分工）从几毛钱一下子提高到一元五毛三分，我总算没超支，还略有剩余。其实我一进生产队就当了队里小学复式班的教师，我尽心尽力地把知识教给孩子们，在相处的过程中我也喜欢上了天真无邪的孩子，有的机灵有的憨厚，想来如今他们已经是各有特色的中年人了。听说当年的村庄已被莽山风景区规划，我真的很想去看看那里的乡亲们，看看那里的山山水水，那里曾留下过我的足迹。

时光匆匆，知青岁月己成历史，别把经历说成苦不堪言、不堪回首，应该说是幸运、自豪，是人生中难得的磨练。

吴凤琪（原杨梅冲队知青）

初到农村一切都无法适应，首先是与当地语言不通，烧饭的地灶也不会生，幸亏有当地知青李世玉及老吴的帮助，才使我们逐渐适应。其次是劳动这一关，原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尤其是无法赤脚行走，初次下田竟穿着拖鞋下去了，下地后拖鞋拔都拔不出来，才知道不能穿拖鞋下田。走山路，当地人走得很顺溜，而我们随时都可能会摔得四脚朝天，也不知道摔了多少跤。

还有，生产队长出于对我的关心要我提前收工，早点回去烧饭。一个人走那条山路，突然看见路上有一条蛇，吓得我半死，就待在那里不敢动。后来生产队里又安排我去教书，教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语文、算术、体育都是我来教，还教他们唱歌，唱语录歌，画画也教。当地的小孩子真的是天真烂漫，他们会去山上采冬笋，把冬笋挖出来以后，跑到学校跟我们说：“老师，我把冬笋给你挖出来了。”哎呀，这一段时光，真的是有苦有乐。

小孩子看到我们都很亲热，总是老师长、老师短这么叫，瞧着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真使我感动。

在队里我和本地的姑娘们相处得很融洽，我手把手教她们打毛衣，晚上她们也喜欢到我这里听我讲上海的故事。她们教我种菜插秧等农活，村民们还经常给我们送菜等。通过几年的农村生活，虽有苦但也有乐，磨练了我以后工作上能吃苦耐劳的品格。

那时候要招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调上来。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湖南宜章这一段难得的经历已经成为了人生中的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上海知青在宜章 左起：钱德庆、小孩、

彭长炎 、吴国欣、小孩、

吴纪芸、钱德荣、吴美芳、吴大煜

吴国欣（原曹家队知青）

我们这一代人，要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是从小在党的教育和号召下长大的。现在的成长环境和我们那时的情况差别很大，那个时候，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所以大家之间也不会向现在这样相互攀比。

当时，我和迷根是上海知青中两个最小的，去的时间也晚一年。我们两个的情况也比较特殊，下放到兄弟俩的生产队，队里连公章都没有。一大早他们兄弟俩就叫我们出工，因为他们的孩子还小，我们两个就成为了主要的劳力。我们两个要自己做饭，当时是外面烧柴，一个铁锅，把米淘好蒸煮，一般把放的柴烧完了，饭也就熟了。有的时候去很远的地方出工，如果是下雨天，就会把柴火浇灭了，回来就只能吃半生不熟的米饭。每顿饭放多少米都是有计划的，总是不够吃。

那时候，我还有些特长，比较擅长打球，会画画，刻蜡板印文件，所以经常抽到公社里帮忙。有次在公社，遇到食堂一个炊事员，她儿子也是下放知青，我和她的孩子差不多大，所以她对我特别好，总是在打饭菜的时候，给我多加一点菜，多加一点饭。公社武装部伍茂华部长对我也很好，晚上就住在他的房间里。多年后，他的女儿来找过我，想来湖南工艺美大进修，我当时正好是在美大当副校长，我帮她解决了进修的事宜。上海知青懂得感恩，回报宜章对我们的栽培。

那时，有个上海知青抽调到印刷厂工作，我农闲时去看他，到了他们的机印车间，我说，你们印的东西不怎么好看，画的不好。当时正好印刷厂肖厂长在旁边，他就拿了一支笔一张纸叫我来画，我随手一画，他们觉得果然不一样，很好看，他们就想把我调到印刷厂里来。果然，他们等了我两年，等我知青的两年经历结束后，就把我调到了印刷厂。印刷厂对面就是文化馆，文化馆李宗孝老师看到我喜欢画画，让我参加文化馆组织的美术创作活动，并推荐我参加县农业学大寨布展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李宗孝老师鼓励和指导我考前美术训练，让我有机会走上了艺术设计这个领域，也为国家培养了一百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所以知青的这一段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不易，我们都可以吃苦了。我们在下放的时候，当地也给了我们很多的锻炼机会，当会计，当老师，这些经历让我们得到了锻炼。

当然，我们也给宜章当地带来了一些上海的观念、眼界、文化，也影响了他们当地的一代人。后来，他们来上海出差，我们上海知青也给了他们很多便利和支持。宜章人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上海知青也确实给当地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文化。

吴美君（原牛角山队知青）

我刚来到水口大队牛角山生产队的时候，说实话心里很是忐忑不安的，放眼一望到处都是山，将来我们就要在这里生活？心里直打鼓。但是真的与当地农民打起交道来，发现他们都蛮好的，他们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插秧、生火以及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我们之前在上海都是烧煤气的，宜章这里烧地灶，大娘会耐心地教我们怎么生炉子、烧水。我们刚到的时候，分给我们的谷子，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把它们变成米。后来当地农民告诉我们，要把这些谷子拿到隔壁第五生产队去打碎了以后，还要把其中的糠去掉。

有一次，叫我去修水库，因为我只算三分工，所以我要去抵一份劳力。我到水库下面挖土，挖了很久，当我停下来的时候，发现其他人都已经收工回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山里，当时，我心里感觉到很害怕。平时我过两根树干搭成的那种桥的时候，是很害怕的，过得很慢，那一天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一下就奔过去了，真的是一种求生的感觉，想尽快回到生产队里去。

在农村我常生病，发烧以后就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卫生院的医生问我：“你能不能打青霉素？”我说：“能打的。”所以就没给我做皮试就打了青霉素。打完针出来，我就跟我姐姐说，很不好受，我走不了了，就蹲了下来。姐姐赶快把我送回卫生院，才知道我是青霉素过敏，赶快给我打了肾上腺素，当时的情况是很危险。后来肖医生一直跟我说，你不可以打青霉素的。

冬天的时候烧煤炉，我们姐妹俩就把炉子放在房子里，感觉又暖和又可以烤红薯，谁知煤气中毒了。我们睡在那里，听见外面的人敲门，我们听见了声音就是爬不起来。我姐姐已经呕吐，我强撑着一步步爬到门口，把门打开。外面的人发现我们煤气中毒了，赶快帮我们把门窗打开通风。现在煤气中毒的话，还要高压氧什么的，那个时候煤气中毒了，也就是通通风，叫你休息一下。在农村两年多时间，得到过很多好心人的帮助，象李芳柏和他的家人，李菊梅大姐在我当乡村教师时经常指导帮助，还有宜章知青许启明和他父母亲都对我们姐妹俩象亲人一样，在此表示深深感谢！

2019年12月13日，上海老知青座谈会

应迷根（ 原曹家队知青）

我和国欣到宜章的时候，我的年纪最小，当时还懵懵懂懂的，什么都不懂，就到了山脚下的一个生产队。最难忘的就是去修水库，挑石头，事虽苦，则可以不需要自己开伙，修水库是集体开餐的。当时规定我们一天要挑两千多斤石头，一般两百来斤一担，我们一天要挑十几担才可以拿到工分。从下面往上面挑，有几百米路要走，路也很泥泞。我当时体重也就是一百来斤，要挑两百斤的担子，确实是很累的。下放期间，我什么农活都会去学去干，插秧、薅田、挖土、割草……

我和国欣定的都是三分工，我们两个下放的生产队只有两户人家，我当记工员，国欣当会计。农民们很相信我们，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们过秤。因为我们公平，两不相帮，我们相当于是裁判员。

这些经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确实是一个鞭策，那个时候都挺过来了，工作上的困难真的不算什么了。我也在插队中慢慢地成长起来。

董一帆（原洛阁大队知青）

1970年7月，我和妹董美蓉与其他七名上海知青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由上海来到宜章县立新公社洛阁大队插队落户。

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我们远离父母,翻山越岭来到偏远的山区，恶劣的环境和田间蚂蝗的叮咬……，现实中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

到了生产队“接受再教育”，在老乡的帮助下，开始学起了农活，由不懂到懂，由不会干到会干，磨练自己的意志，得到了锻炼。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咬牙坚持，我们终于挺过来了，在困难面前我们坚持住了。尽管那样艰难、那样艰辛，我们沒有放弃、沒有抛弃，我们沒有退缩。“接受再教育”，我们得到了锻炼，印证了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应有的作用。

湖南宜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难以忘怀。我们祝愿宜章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辉煌！

忘不了一起奋斗过的上海知青

这次赴宜章插队的上海老知青座谈会，是通过宜章兄弟姐妹群里发出邀请参与的，遗憾的是一部分老知青有事而没有来，但是，上海知青在宜章二十几位，是我们大家共同在蹉跎岁月里一起成长的战友！彼此不会忘记。他(她)们是：在洛阁大队的上海知青：裘柏祥、朱美莲、董美蓉、潘家麟、马奇立、蔡宏遂、郑文昌、汤国兵。水口大队的应筱根、钱德荣、吴纪云、吴大煜等知青，那是我们共同战斗共患难的知青年代的伙伴，在当时那环境恶劣、远离公社的偏辟山区，16、17岁的我们，远离父母，第一次远距离地插队到宜章山村落户，可想而知，那酸甜苦辣的日子确实令人难以忘怀……

可喜的是，上海知青都坚持下来了，经受了知青插队洪流的洗礼，我们都是好样的！后来大家都返城参加工作、读大学，我们中间有：上海重点大学的教授、公务员、地区驻沪办主任、医生、国企的中层干部、营销干部、工人等，其中有不少是中共党员，知青们都继续在发光发热。

我们感受到知青插队是人生中的一种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回味。现在，我们虽然回到故乡生活，但我们会时刻怀念插队时与宜章人民结下的深厚友谊，祝他们安好！我们牵挂着宜章的发展，默默地祝福第二故乡宜章越来越好！

上海老知青聚会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