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沧桑巨变》

李伟

《七十年沧桑巨变》

——国、家、吾70年大事记

2019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我滿70周岁，真正步入了古稀之年。

    回顾过去70年的历史，国家、家庭及本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就史书记载的、本人经历的大事件简单归纳如下：

70年前的1949年——（1949年-1958年）

1949年7月22日（农历乙丑年六月廿七日），我来到了人间——出生于双城镇东北隅一处租住的民房里。目前这个房子依然还在，只是有些破烂不堪，周边环境变化很大亦是面目全非。

这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的照片——是用父亲40年代、母亲60年代的照片合成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时我虽出生不足“百岁”，但早于建国几十天，有时会笑谈“我也是建国前的老干部”。          

　　1951年我父亲病故，时年49岁，当时我年幼无知，对父亲没有啥印象。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我依稀记得游行队伍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曲在大街上走过——现在回想或是补充兵源去朝鲜、或是庆祝抗美援朝的胜利。

当时我家生活贫困，属于街道（或民政）的救济户。我记得母亲去街道办事处拿回一些旧的军用大衣、大头鞋等物品——现在回想可能抗美援朝的战利品——母亲用来改缝成衣服给我们来穿。

　　我1957年8月，进入双城第一完小（现在的实验小学）读书。还记得当时的同班同学有：韩国琴、宣世刚、王英伦、佟桂云、贾兰书、赵金霞、李文斗、薛晶丽、陈显章、李金兰、张捍忠等。

60年前的1959年——（1959年-1968年）

1959年10月1日，迎来建国十周年大庆，我记得还去双城体育场观看露天电影《万水千山》，是描写红军长征的故事。

　　2017年 11月，我把《黑 色 回 忆》（一）转发在《美篇》中，写“序”：

时光如逝水，日月轮迴转，

历史巧安排，偶有重合点。

好象是历史的特意安排：

今天――2017年11月11日（农历丁酉年九月廿三），所谓的“阴阳历”与57年前的1960年11月11日（农历庚子年九月廿三），恰巧相同――57年前的今天，我家从城镇搬迁到了农村。

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在少年时代即历尽人间辛苦，百受生活磨难。

风雨坎坷又过来几十年，总算把苦日子熬过去了。

今后，不图大富大贵，只求平安健康。

为了纪念我家下乡57周年（公历、农历均为同日），把我七年前写的《黑色回忆》从QQ空间扒出来转载如下：

——已在前页说明，略……

这是母亲、大姐及我于1966年4月17日合影。

这是大姐、二姐及我于1965年11月14日的合影。

　　1963年暑期，我由农村小学考入双城兆麟中学。在校期间，可谓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想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及家人的命运。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文章发表后，毛泽东批准发表姚的文章并要全国报纸转载。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波及文艺、史学、哲学各界全面“揭盖子”，后又发展为对《二月提纲》，对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判，遂成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6月我们准备“中考“时，一场“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此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的人生轨迹。

我这个“书呆子”对当时的这些是不感兴趣的，一直到1966年7、8月份“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兆麟中学才参与进去。

这张照片是1988年8月，我班部分同学聚会时在母校大门前拍的。

　　从1966年10月20日开始，我和同班的赵明俊等同学去北京串联。

为了纪念“文革串联”50周年，我于 2016年10月写了《北京串联》（1、2、3），今年摘录发表在《春风依旧——往事沟沉卷》中。

　　1968年10月，响应党中央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时心灰意冷、没有他求，一心务农。只求盖一所自己的土草房；赡养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养大、吃了大半辈子苦难的母亲；照顾好智障的哥哥；如果哪个姑娘不嫌弃我及家庭的困境肯嫁给我，就娶个媳妇生儿育女——这就是我的当时理想和奋斗目标。

我家刚到农村时，只有一个舅舅在当地，没有其他宗亲，我年少且后来在城里读书，家中只有母亲和智障的哥哥，不知受了多少欺侮、遭到众多白眼。

所以我回农村后，立志要改变现状，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民间地位。先扎根后学习，和农民处好关系、虚心学习农活，肯于吃苦、任劳任怨，取得大家好评。扒炕抹墙、推米拉磨、铲地割谷、打场跟车都学会了。

后来又当了生产小队的民兵排长，进入“领导班子”了，看青下夜、记账送饭，人际关系处得很好，深受贫下中农拥戴。

可惜自己在政治上不求上进，没要求入党，使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误解，加之没有人脉关系，推荐招工上学等和我无缘。

　　50年前的1969年——（1969年-1979年）

我在参加农业生产时，1969年初被五家公社革委会借调到“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外出调查涉嫌“三特一叛”人员的材料。在外调期间，顺便参观过韶山毛主席故居、欧阳海烈士墓、南昌八一广场、刘英俊烈士纪念馆等，可以说50年前我就开始“红色旅游”了。

这是1969年外调时，坐公交车通过南京长江大桥时的车票存根、在韶山毛主席故居拍照的邮寄收据及在山东济宁的电影票。

　　1971年初，与同村伊姓姑娘（现在的原配老伴）定下婚约，由于还没有盖好自己的“安乐窝”，迟迟没有结婚。

　　这张照片是我们定下婚约后，于1971年7月11日在双城长虹照相馆拍的。

上面写的“并肩前进”。

2011年7月，为纪念我俩“定婚”四十周年，我以图文并举的形式写了《风雨坎坷四十年》，发表在博客和QQ空间里。

　　这张照片也是我“对象”于1971年7月11日照的。

因为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手捧语录心向党，永远忠于毛主席”，所以曾摆放在双城长虹照相馆的橱窗里展出过。

　　《风雨坎坷四十年》

四十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可谓是沧海一粟；但对人类来说可是走过了人生旅途的一半。

我和老伴儿相识于四十年前，由于受当时经济和社会条件限制，我们没有留下过多的“倩影靓照”。

找到几张老照片翻拍后和近年来的照片对比，就算为以后留下美好的回忆吧。

我的经历：

我家原来在双城县城居住，1960年11月被街道下放到农村了,当时我在小学四年级读书。在农村小学念了二年多以后，1963年暑期考入县城重点中学——兆麟中学。1966年6月，正当我满怀希望准备迎接中考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它毁灭了我们这一代的前程，我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被卷入这场浩劫当中。上大学、当科学家的梦想也随之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1968年11月我离开学校，回到农村家乡参加农业生产、接受再教育。我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准备做一辈子农民，娶妻生子、侍奉老人、养家糊口、苦渡一生。

由于有些文化功底，刚干了几天农活后，大队、公社相继把我调去帮忙。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工作认真、凭着知识老底，多次圆满完成“审干、清队”外调、综合及文字材料等任务，受到领导的赏识和同行的认可。 阶段性工作结束后我又回到生产队务农，此时曾给我当过几天老师的人做了大队的领导。他要培养我入党、当生产队干部，我当时心灰意冷、不求上进，一心想做个普通农民。为此得罪了他，招工、推荐上大学根本轮不到我。直到1972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抓全面整顿、教育开始“回潮”，加之好人提供信息，我参加县、地区两级文化考试，考取呼兰中等师范，毕业后当过老师、做过乡干部，现在退休回家了。

我的家庭：

五十多年前，我家被下放搬到农村后，我年纪尚小，后来又到县城读书，家中只有一个老母亲和一个智障的哥哥，没有自己的住房，常年租住别人家的房子。我回到农村后，也想办法要盖房子，但是当时生产队效益不好，秋收分配时也分不了多少钱。虽然我已经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自己即使算不上一表人才，可也没有让人看着不顺眼的地方，最起码没有达到影响市容的程度。

但由于家庭困难、没有住房、还有老母亲和智障的哥哥等原因，媒人望吾家却而止步；姑娘看寡人望尔兴叹，婚事一直没有进展。

我的老伴：

我和当时的对象、现在的老伴也算是有缘分。当时（1970年末），她姑姑家与我家租住的房东是邻居，她老人家“慧眼识珠”，发现了我这个“人才”，不嫌弃我的家庭背景，从中撮合把她的侄女嫁给了我。

现在回想起来，她为其侄女、为我们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她是一位领导干部，一定是个女伯乐，一定会培养造就出一大批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

1971年初，我俩定婚了。从那时起，我不愁娶、她也不愁嫁了。但是我因为家里没有房子加之生活困难，暂时没有结婚。一直到1972年7月我盖了自己的房子、1973年7月我毕业参加工作后，我俩才于1974年5月结婚。从订婚到结婚间隔了近三年半的时间，我们俩的婚姻基础可谓是“久经考验”。

在1972年7月底我入学前，她对我说：如果感觉婚姻不适当，要解除婚约就早点说痛快话，这样两不耽误。我告诉她：我不会变心，在订婚当时我什么都没有，现在也一样，我不会丧良心。入学后，一位和我要好的同学得知我有一个对象是文化不高的农村女孩时，也劝我和她解除婚约，在同学中帮我物色一个，我婉言谢绝了。

在那时虽然我俩已相处一年有余，受传统观念影响和伦理道德约束，破格越轨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我仍要对她负责任。

自从考入师范并参加工作以后，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她说：这是她给我带来的福分。说实话，若不是当时家庭困难，无房居住、无钱结婚，那时（1972年）我可能已经结婚成家当爸爸了。当时呼兰师范招生简章明确规定：已婚的考生不予录取。所以回过头来看，贫穷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家中贫寒改变了我的人生。

十年前，哥哥和老母亲相继过世，我们完成了赡养老人、为他们送终的义务；一女一子均已成家立业，我们尽到了做父母的责任。

现在我已退休回家，钱财不多，聊能有吃有穿、维持度日；居家不阔，仅可夏能避雨、冬可御寒。

附：照片：

40年前的照片：

图片（略）

我们的订婚照：

她虽然不算窈窕淑女可也是“辫子粗又长”；我虽然不属风流倜傥可也是“头发黑又亮”。

图片（略）

几张老照片：（略）

近几年照片：（略）

生日“靓照”：（略）

四十年前后对比：

照片中右上角为1971年7月11日拍摄的《并肩前进》；

彩照为2011年7月11日拍摄的“并肩坐着”。

图片

四十多年过去了，再也找不回来当年：

这个“帅呆酷毙”的小伙——我；

那位“美丽可爱”的姑娘——她 ，

四十多年风雨飘摇一晃即逝，

可谓弹指一挥间。

岁月流逝在我们的额头眼角刻下无数的皱纹沟堑，

她一头油亮青丝变得两鬓斑白；

坎坷经历在我们面部脸颊 显现凸凹的疣痘瘢痕，

我乌黑的头发渐少花白的胡须骤长。

忆往昔风华正茂、看今朝步入花甲、想未来永葆健康。

　　1972年3、4月间，恰逢呼兰师范招生——遇到好心人相帮及好的机遇——我考入呼兰师范。

当年盖好属于自己的两间土草房后，于8月1日重返课堂当了学生。

一年后毕业当了老师，后来又调入公社（乡）当了农村机关干部。   

　　经过近三年半的婚前考验，我们于1974年5月1日结婚，后来有了一女一子。

　　女儿1975年7月出生；儿子1978年3月出生。

我们夫妻即符合当时“晚婚晚育”政策、又遵循“一对夫妻两个孩”的规定。

1983年，老伴“响应”计生号召，做了绝育手术。多年来她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常念叨：跟你这么多年没借啥光，就是带头“结扎”了。

　　自然界好象预知中国风云突变的政治状况，发生一件中华五千年从未有过的大事：

1976年3月8日下午3点钟刚过，一场世界罕见的陨石雨降落在我国吉林省境内。宇宙空间一颗好几吨重的陨星，顺着地球公转方向从后面追上地球。在它飞速坠入吉林地区上空的大气层时，由于与稠密的大气层相撞而燃烧，发光，形成了一个耀眼夺目的大火球。火球很快分成一大两小，由东向西前进，在犹如巨雷般的爆裂声持续了四五分钟后，雷声未停，大小陨石纷纷落地，像雨点般陨落在吉林市北郊和永吉县，蛟河县一带，成为举世罕见的吉林陨石雨。在约200千米范围内，至少有几十万人清晰地看到了燃烧着的陨星——火球，以及听到由冲击波引起的霹雳般巨响。

其中最大块重1770公斤，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石陨石。这块陨石冲击地面造成蘑菇云状烟尘，并且砸穿冻土层，形成一个6.5米深，直径2米的坑。

用唯心主义观点，应验了“巨星陨落”“多灾多难”，是灵验还是偶合？我们无从得知。

这张照片是2000年6月25日，参观吉林陨石博物馆时拍的。

1976年，中国是多灾多难：

1。1月8日周总理逝世；

2。7月6日朱德总司令逝世；

3。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

当日凌晨3点42分53.8秒，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一带（东经118.2°，北纬39.6°）发生里氏7.8级（矩震级7.5级）大地震，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度12千米，地震持续约23秒。23秒钟后，唐山被夷成废墟，656136间民用建筑倒塌和受到严重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元人民币以上，造成242769人死亡，重伤16.4万人。

唐山大地震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第三。

4。9月9日毛主席逝世。

　　“多行不义必自毙”“大乱必然大治”

“四人帮”是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结成的帮派。

“四人帮”这一称谓最先由毛泽东于1974年1月初在对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评中提出。

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个人结为政治团体，搞宗派活动，妄图篡党夺权。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倒行逆施。

1976年10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于当日20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

通知说，常委会的议题为：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设计方案和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安置。

通知还说，由于需要改动毛泽东的文稿，姚文元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当晚，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逮捕了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王洪文。

20时左右，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在中南海怀仁堂被宣布隔离审查。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从此结束。

全国亿万军民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 。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多名主犯进行了宣判。

　　1976年10份，公社党委组织委员让我填写一张《干部职务任免呈报表》，当时未涉足“官场”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后来打探一位公社干部，他说是要调我到公社任文教卫生助理员，当时老高兴了——不是为升官，而是脱离教育。

我73年7月呼兰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兴中学当教师。当时虽是文革后期，但教育仍然频受干扰，批“教育回潮”“学黄帅学张铁生”，教师地位极其低下。生产队分粮食（当时一家人只有我本人吃“商品粮”）、柴草均按工分挂钩，每年给我们计算“虚工分”甚少，带回的口粮、柴草不足年用，还要私买。 我曾于节假日到大地里捡柴、割大草、打茬管。而公社干部可以到蹲点的生产队“买”柴草，所以我是冲这点儿“特权”去当公社干部的。

40年前的1979年——（1979年-1988年）

1979年3月撤宝安县设立深圳市，市政府驻深圳镇。

1979年8月26日，在深圳市设置经济特区。

  1984年8月，我被黑龙江省委党校大专班（函授）录取，三年后取得大专毕业证。

　　1984年8月，我们一行五人去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考察乡村办企业时，顺便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这是第一次去，后来又去过多次。

考察时还去了天津、北京、大连等城市。

　　这张照片是我家原来的五口人——母亲、哥哥、两个姐姐——于1988年春节拍的。

母亲于2000年11月病故，享年92岁；

长兄于2000年9月病故，时年70岁。

二姐于2018年3月病故，时年73岁。

30年前的1989年——（1989年-1998年）

今年4月去江西共青城。

此文中因有“违规文字”被屏蔽了。

　　1990年11月20日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

2010年11月写了《黑色回忆》（二），回顾此次车祸给我精神和肉体的伤害。

《黑色的回忆》（二）

1990年11月20日，我到阎罗殿走了一趟，可能阎王爷念我阳间儿子、丈夫、父亲的责任义务没有尽到，尚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就差小鬼将我放了回来。如果那时我真的驾鹤西去撒手人寰，我会死不瞑目的，因为白发老母无人送终、痴呆哥哥无人赡养、两个孩子无人抚育，还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我去做，我怎能抛开他们去极乐世界躲清静呢。

那天，我因工作原因下班时已经晚六点多钟了，单位距离我家有十余华里，骑自行车需要半个小时左右。我和另两位同事一起顶着北风骑自行车往家里赶，当时刮着北风又飘着零星小雪，天空一片漆黑。我们骑到一个小自然屯中，后面疾驶过来一辆没有灯光的大型胶轮拖拉机将我撞入路边的沟中，那辆车没有停而是猖狂逃窜。

当时我头脑十分清醒，我请求他们二人去追赶这俩肇事车辆。他们走后，我疼痛难忍无法站立，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有说话就喊他过来，那人起初吓了一跳，我自报姓名及事情经过，请他去找我的一位朋友，朋友的儿子听说后带了几个人赶来，在众人的帮助下将我抬到路边的一个食杂店里。过了十几分钟，那两位追车的同事回来说：因那辆车开得很快，他俩追到高速公路看到车往东（哈市方向）驶去无法再追了，惦记我的伤情就急忙回来找我。

我自己认为可能是骨折外伤，让他们回单位找车然后带我去哈市看病。当晚我们去了哈市骨伤科医院、哈医大一院，因骨伤症状不明显我就大意了，想回家观察以后再说，于是我们回到了单位。

半夜时分，我疼痛难忍并伴有腹胀尿血现象，我感到病情可能很严重，于是找领导安排车辆，于第二天早晨再次返到哈市医大二院治疗。经泌尿外科专家会诊，确诊是骨盆骨折、尿道断裂需要手术治疗。确诊后，我让单位司机去找我在哈市大学工作的大姐，向她说明情况并筹款交住院费，因害怕大姐着急，让司机谎称我只是腿骨撞坏不算太严重。司机和陪我来的一位同事走了以后，只留下我及二姐夫在门诊等待。门诊医生见我们没去住院，就催促我们抓紧去办手续住院部早点做手术。二姐夫到外面找了一辆车把我们拉到住院部，他背着我缓缓向上楼走去，当时我也是迷糊一阵清醒一阵，不知他瘦小的身板是怎么把我背到住院部三楼泌尿外科的。

我因为失血性休克和疼痛时常昏厥，事后我听说在手术签字时，大姐对医生说：我弟弟的命对家庭很重要，我们家属的要求就是让他活着就行，他的命很值钱。

经剖腹手术修复尿道治疗，我在病床上躺了四十多天后，基本痊愈出院了，但是还要静养并定期复查尿道功能恢复情况。

当时，我的家庭负担特重，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六十多岁的痴呆哥哥、两个未成年正在读书的孩子，我老伴担负照料二老二小的日常生活，她无法去医院陪护我。我请求单位领导安排一名同志在医院陪护，领导考虑我是在下班的路上遭遇车祸属于工伤，加上我家庭确有困难的实际情况，委派单位的一位职工在医院护理我。我大姐一家、二姐夫、连襟、内弟等都加入了护理大军。单位委派的这位同志与我的亲友轮流在医院伺候我，因为我的伤势比较严重，在病床上仰躺了四十余天不能下地，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单位的这位同志和我的亲友一样给我喂水喂饭、接大小便。单位委派的同志，我俩非亲非故，他的举动使我很受感动。他在医院陪护一月有余，“受人点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多年来，我尽最大可能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并时常叮嘱我的子女：要把他当做亲叔叔对待，与他家要像亲戚一样来往。

事故发生后，我母亲多日没有见到我，时常问我爱人及孩子：我干什么去了？他们都“统一口径”说我外出开会了。老母亲也是心有疑虑，时常念叨：我儿子平时外出总是和我打招呼，这次一走就这么多天，连个信都没有，说不上有什么事瞒着我。我委托在哈建工上大学的外甥以我的口气写一封家书：我去黑河送新兵了，因为时间太紧张没来得及和家里打招呼，可能在元旦前后才能回家。用“善意的谎言”又一次蒙骗过去，但是母亲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

当年农历十月十一日 是老母亲八十二生日，哈市大姐一家去给老母过生日。大姐一再叮嘱来祝寿的亲友不要说漏嘴，把我“车祸住院”消息告诉老太太。大姐回来说：老母亲生日过的很好，可惜我这个“大孝子”没在场。这是我唯独的一次没有在母亲身边给她过生日。

当时我爱人还在乡办企业上班，每到星期天孩子们不上学时，她就请假并瞒着老母亲坐车去哈市医大二院看望我。后来她回忆说：我平时晕车也不经常外出，不知怎么这几回还不晕车了，哪里也都能找到了。

这事还经常发生误会：老母亲一天没见到儿媳妇的面，见面后就责问：这一到礼拜天你就走，你都干啥去了？也不给家人做饭。我爱人一肚子委屈还不能把事情说明，只好随便编个理由把老太太糊弄过去。

因车祸造成的骨折及尿道损伤留下了后遗症，下雨阴天受伤部位仍旧有疼痛感、尿道损伤造成尿道狭窄排尿不畅，经常患肾结石，2005年做B超检查发现双肾中有多个结石，其中右肾里有一个超过1厘米的，在哈医大二院花了两千多元做的激光碎石，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现在两肾中还有多个结石，需要经常口服排石药物。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由中年逐渐步入老年。到现在为止，苍天又让我多活了二十年。十年前（遭车祸十年后的2000年），70岁的哥哥和92岁的老母亲相继病故；两个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我完成了这两项任务，心里舒了一口气。说实在的，能有今天这样的结局我已经很满足了。

2010年11月20日星期六

　　2017年12月，我将《黑色回忆》（二）转发在《美篇》中，并写了“小序”：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每当听到毛阿敏那低沉激扬的歌声或在冥冥之中的幻觉时刻，耳畔响起这首歌的旋律，我都会从现实回到近三十年前的那场恶梦中。

1990年我遭遇了一场车祸，在哈尔滨医大二院手术治疗四十多天后，病情好转，但行动还不太方便，回家静养并配合后续治疗。

时值电视剧《渴望》的热播阶段，我躺在病榻上看电视剧，聆听音乐插曲。动情的故事情节和优美动听的音乐，减轻了我的心病和伤痛，我“渴望”自己早日康复；企盼“好人一生平安”。

这是我们1991年春节照的全家福。

　　27年前的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

1994年6、7月间，我与另外两名乡领导携14名村支部书记去辽宁北镇、山东渚城、北京窦店等地考察棚室蔬菜生产、乡村办企业及壮大乡村经济发展等。

　　1994年我们一行三人到外地考察“鸡粪制造生物菌肥”项目及生产设备，先后去了北京、南京、桂林、深圳等地，在考察期间顺便到旅游景点看看。

这是我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留影。

　　1995年6月，我及另两位同事，去北京大学、北京航天部七0三所，洽谈用鸡粪制造生物菌肥项目。

这是我们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陈德元教授（左二）在一起。

当年8月份，我又一次去北京，同这两个单位的有关领导、科研人员详细洽谈该项目。

　　这是我们与北京大学陈教授及航天部研究所设计人员进行项目对接。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

2019年3月，我们去香港旅游。

20年前的1999年——（1999年-2008年）

20年前澳门回归祖国；

20年前的1999年，我被“五十K”了。

2006年10月，我告别居住了46年的第二故乡搬到双城街里。

2019年3月份，我们去澳门旅游。

1996年女儿结婚，1999年为我生了外孙女；1999年儿子结婚，2000年为我生了孙女。

从此，我就既是“姥爷”又是“爷爷”了，有人戏称我“小样不济，还俩儿名呢！”。

这是我的外孙女。已被上海航空公司录用。

这是我的孙女，现在牡丹江师范学院上大学。

这是我老伴2006年六一儿童节时与孙女、外孙女在双城人工湖游玩时留影。

　　2006年10月我离开居住了46年的农村搬回双城街里，住上了楼房。

2007年带老伴去沈阳、大连等地旅游。

　　2008年去我们去吉林、长春、丹东、鞍山等地转转。

10年前的2009年——（2009年-2018年）

2009年底，我步入了花甲之年，退休回家了。

在60周岁生日时写了——

《生日随想》。

今天是我六十岁生日，儿女们为我举办了一次小型家庭便宴，本来不胜酒力的我虽然只是浅酌了几小杯，可是还真有点儿头晕。儿孙们走后我小息了一阵，打开电脑准备找朋友聊聊天，因为太晚了又没有预约，几位朋友均没有在线。坐在电脑前回忆往事，眨眼之间六十年已逝，有老友戏称我们已经三十“公岁”了，三十“公年”岁月，六十个严寒酷暑一挥而去，静思历史浮想联翩。

本人生于公元一九四九年农历六月二十七日（公历七月二十二日），按照习俗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过生日都是以农历为准。回顾自己的过去，仕途中没有高的级别、社会上没有显赫的地位、经济上没有丰厚的积蓄；但是值得欣慰的是老伴贤惠、子女孝顺、家庭没有绯闻，在社会上口碑还不错，纵有这些我已心满意足了。

回顾六十年的历史，本人也是风风雨雨一生坎坷。幼年丧父，是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拉扯成人。在六、七十年代饱尝辛酸：吃过菜、咽过糠，一天一两草籽粮；上过山、下过乡，也曾做过孩子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在小学读书时就很勤奋，刻苦专研，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记得当时是六十年代初期（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我也就十二、三岁吧，冬秋季节课余时间到大地里拣粮食割烧柴;春夏季节到大地里挖野菜。在严寒酷暑中勤奋苦读；在煤油灯下看书写字。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九六三年从农村小学考入县城的省重点中学，当时全县仅招收了一百人，据说对内起名叫“小宝塔”。升入中学后立下决心，一定继续努力读书，争取考个好的中专（因为家庭贫困 ，不想也无力考高中念大学），想早日参加工作，用薪水回报母亲。可是命运跟我（包括所有和我年纪、学历相同的人）开了一个玩笑：正当我们发奋苦读准备迎接中考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大串联、上山下乡，把学业荒废了。

我又回到了家乡，因为没有根基又生性倔强，没有按村（当时叫大队）领导的意图参与“文革”活动;没有受到他们的赏识。

上面说了，我生性倔强宁折不弯，生活拮据无钱送礼，保送上大学、当兵招工都和我无缘。七二年教育回潮时（据说正值林彪事件后、周荣鑫当教育部长阶段），凭着老的文化功底（“文革”中已有六年没有摸过书本），参加县、地区两级考试，终于考入中等师范，毕业后进入教师队伍。这实属无奈，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入这一行，当时教育又滑入低谷，整日反回潮反复辟、学黄帅学张铁生，学生不用心学、老师不认真教，当时也想好了，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文革”刚一结束，事情又有了转机，公社革委会（相当于现在的乡级）要调我去任文教助理，我很高兴，一不是我工作干的如何出色、二是我没有托人拉关系，只因为我是挣国家工资的、具有干部身份。当时还有一个小心眼儿：公社干部可以向蹲点的生产小队“买”烧柴——玉米秸秆、玉米芯等，起码不用为家里的烧柴发愁了。

顺便说几句，当时我们这些所谓“吃皇粮”的人多少都会遭到某些大小队干部的嫉妒，所以在生产队分得的柴草很少，不足以解决全年用，我必须得在假期想办法割拣烧柴。当时受文革影响，老师在寒暑假期间都要参加各类学习班，学习文件、反对智育第一、批判师道尊严，休息的日子寥寥可数。

记得那几年春节前后（一般是腊月二十五放假，正月初六就要上班学习），我都去大地里刨玉米茬管（割完玉米后留下高出地面的部分，一般也就十余公分长），还不能让生产队长看见，因为把地上显露的部分刨走之后，春耕整地时无法发现残留的玉米根，影响种地。每天上下午各刨一挑，几天下来，可以解决两个多月的烧柴。

到公社（八四年改回叫乡）以后，自己很珍惜这个机会，认认真真工作、兢兢业业办事、坦坦荡荡交友，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当官，勤勤恳恳为民。工作中既讲究效率又注重方法，做到动机、手段、效果三项统一，深受领导赏识和同行们认可。

回顾仕途漫漫四十余年，从开始踏上工作岗位，就像上滑梯走台阶似的一步一步地向上走，走了三十几年，还没有达到缓台，赶上“五十K”一下子出溜到底了。在离任前与同僚道别时坦言：感谢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在过去几十年工作中的支持和理解，在过去的日子里，可能因为工作的需要、也可能因为脾气倔强，在某种场合、对某些同志可能存有言语过激、态度严厉等，但是我主观并没有恶意；如果确实伤害了某些同志的自尊心，我向这些同志深表歉意并在此表示谢罪。

卸任离岗后没有颓废，坦然面对现实，过好后半人生。常与同僚沟通：我们一没在经济上贪污受贿、二没在生活上腐化堕落，只是因为年龄的问题提前离任回家，这是谁也无法扭转的自然规律。回家以后打过工、经过商，有人戏问：“你缺钱咋地？”我答：“这不单纯是钱的问题，是要体现自身价值，要活得有乐趣，提高生活质量。”

现在常与老友相聚，打打麻将、喝点小酒、拉拉家常、叙叙旧情。我们时刻牢记“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三个忘记、四个老、五个字 ”（注1），修心养身，永葆健康心态和强壮身体。

纵观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回首往事如烟历历在目。但是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

一件事它重新记录了我的人生：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冬日，那年我十二、三岁，当时家里很穷连住房都没有，租住在别人的屋子，屋内没有天棚，墙壁四处透风，因为屋里特别冷就在炕沿下搭一个火炉子，过年时还通过关系搞了一麻袋煤，天气实在太冷时就点火烘一烘。有一天晚间睡觉前，母亲怕从烟道往屋里进凉风，在炉火没有完全熄灭时就把烟道堵上了。第二天早晨全家三口人（母亲、哥哥和我）相继苏醒后挣扎起来，头晕、呕吐，才发现都中毒了，后来听说是一氧化碳中毒。如果当时屋子封闭严密，时间长了是会丧命的。这件事在我长大以后再想起来还有些后怕。

另一件事它改变了我的命运：大概是七O年年初，大队党支部书记（原来做过代课老师，在小学教过我）找我，说让我到大队的供销社当营业员，这下可把我乐坏了，一是可以脱离体力劳动，不怕风吹日晒了；二是可以挣现钱了，因为当时挣工分没有把握，一个工日最多能抵个几毛钱；三是可以结交人群，因为当时象火柴肥皂、白糖豆油、棉线煤油等都是凭证供应的。得到这一消息后，我在家又是学珠算又是练写字，结果等了很长时间仍杳无音信，后来才知道是有人给当权者送了礼而把我顶下来了。事过多年以后，我想如果当时要有十元钱买四样礼品给当权者，我就可以去供销社上班了，如果我真的去了供销社就不能去考师范、做不了公务员。回想起来我不但不后悔反而感到幸运，这件事没有成功却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

回忆过去，我恍惚记得某位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的道路可能是平坦笔直的充满阳光，也可能是坎坷弯曲的布满荆棘，总之人生旅途是漫长的，但关键的就是那么几步。试想，如果我的家庭经济富裕、住房条件好，屋内严实、密不透风，我们一家早已命丧黄泉，我的生命也随之终结了，恐怕至今已“烧过”五十周年了；如果我当时心眼儿活一些，学会送礼拉关系，就会去供销社做了营业员，那我今天将是什么样子，我想那肯定是另一种活法。

这两件事若是另外一种结局，我的历史命运和现实人生都将会被重新“谱写”。 正是“贫穷保住性命，呆板改变人生”

虽然简单回顾了本人六十年的历史，写了点儿东西，可能不叫、也不是文章，有的语无伦次缺乏逻辑；有的颠三倒四废话连篇。说句实话，我本来就是理科出身，不善言谈书写，即便有点儿老底儿也忘得差不多了。在此就算是酒后吐真言了吧。望博友、网友遵循“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原则，耐着性子看看并多提宝贵意见吧。

解（注1）：

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三个忘记、四个老、五个字：

“一个中心”——

坚持以身体健康为中心。

“二个基本点”——

坚持糊涂一点、坚持潇洒一点。

“三个忘记”——

忘记自己的年龄、忘记自己的疾病、忘记一切恩恩怨怨。

（或三大作风：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

“四个老”——

老窝、老伴、老友、老底。

“五个字”——

“乐”“俏”“聊”“跳”“掉”

详解请见 ——

（1）洪昭光教授的演讲;

(2)本人博客日志《修心养性永保健康》之（二）“一二三四五健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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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17.夜

外一篇（2009年7月）

牛年说“牛”

本人和共和国的同龄，公元一九四九年（农历己丑-牛年）出生。岁月沧桑，年似流水，不经意间已在世上度过了 六十个酷暑寒冬、两万余个春夜夏日。

今年是生肖牛年，是我的本命年。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或是历史的巧合，在过去的六十年生涯中，我身上确实发生了许多与“牛”有关的事情。

首先，我的乳名叫“小牛”。可能是因为我是牛年出生的（生肖属牛），我的父母给我起了这个小名；或者是因为我的脾气象牛，事实真的如此，听长者茶余饭后回忆漫谈我幼年的历史，得知我确实很倔强，所以把我的名字和牛挂上钩。所以我总是想：不知是父母先给我起了“小牛”的名字，我则按着“牛”的习性长了牛的脾气，这叫“实符其名”；或者是我幼时脾气倔强象头牛，父母才给我起了这个“小牛”的乳名，这叫“名符其实”。因为父母已去世多年，这个问题现在已无法考证了。

其次，回顾闪存在记忆中的经历，我对自己的评价是：生性倔强，为人友善，处事耿直，实话实说，刚直不阿。说话办事实实在在，有时竟达到“傻”的程度。工作上认真负责，努力完成各项任务;家庭中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做了大半生的老黄牛。眼看要走完一生的路程，性格依然如旧，这真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回顾走过的人生路程,虽然脾气牛性耿直，但是从不耍牛气。因为自己没有任何可以“牛”的地方，原因可谓之：社会没有地位、官场无有靠山；政治很少资本，亲友无有大款；经济不算富庶、积蓄少的可怜;收入勉强度日、住房聊能栖身；夫人长相平平、情人一个没有。（用小沈阳的话说——“这个真的没有”）。

在今后的日子里，虽然谈不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也要做到“丑牛卧槽，永葆健康，虽进花甲，童趣未泯”。

。。。。。。。。。。。。。

我属于“愚忠”式人物，善于维护领导权威和班子团结，倡导有问题摆在桌面上，不要搞小动作。唾弃台上握手台下脚踢的“阴阳人”、痛恨出于私心而揭发告密同僚的行为；鄙视对领导阿谀奉承、拍马献媚的“小人”。

2012年带老伴去了秦皇岛、天津、北京等地旅游。

2016年去了郑州、开封、洛阳、西安、延安、太原、北京等地旅游。

2017年去了上海、杭州、宁波、舟山、绍兴、厦门、南京、苏州等地旅游。

　　在职时曾当选双城市党代表、市人大代表；二线及退休后曾主抓新兴乡关心下一代工作，多次被哈市关工委评为先进个人。

2016年被评为双城区“十佳老人”，这恐怕是我一生中规格最高、年令最大时获得的荣誉喽。

现在的2019年

近年来一直有几个愿望：

1。到海南旅游一次；

2。去趟深圳，看看25年来有什么变化；

3。重游50年前外调去过的几个城市。

今年3月初，我携老伴由哈尔滨去海南，先到达海口后又去了三亚。

3月20日到了深圳，并参加了“港澳珠四天三夜跟团游”。

为了回顾50年前（1969年）我外调去过的长沙、韶山、武汉、南昌、济南等地，我依次重游了这几个地方；

为了回顾25年前（1994年）我们考察路过的深圳，又故地重游了深圳这座城市。

为了解中央60年前（1959年）在庐山召开会议的时代背景及缅怀彭德怀元帅，我去了庐山会议旧址、纪念馆等地参观游览。

为了怀念胡耀邦主席逝世30周年，我到江西共青城瞻仰了胡耀邦陵园，并参观了纪念馆。

　　2019年7月22日我年满七十周岁，正式迈入古稀之年；

按虚岁我于去年就已步入古稀之年了。

今年四月份去北京，特意到天坛公园乾隆皇帝走过的“古稀门”拍照留念。

2017年底，我被同学推荐，参与兆麟中学老三届《春风依旧》丛书的编辑工作，主要是收集、编辑同学们的简历、照片及书画艺术类作品。

我有幸参与编辑并发表几篇文章。

附：我的《简历》

《李伟小传》

李伟，祖籍河北省乐亭县，1949年7月22日（农历己丑年6月27日）出生于双城，少年时期生活、成长于租居的东北隅隆化街解放胡同里的一处老宅。

1959年8月在双城第一小学（现实验小学）读书；

1960年11月因家庭下放农村，转入五家公社新华小学；

1963年8月在双城兆麟中学初中60班读书；

1968年6月在双城东官中学读“高中”；

1968年10月回五家公社新华大队务农，“接受再教育”。期间（1969年1月至11月）借调到五家公社“清查办”工作一年；

1972年8月在呼兰师范理科十班（物理）读书；

1973年7月毕业，先后在新兴中学、新兴教育办、新兴乡政府工作，历任教师、政府秘书、武装部长、副书记等职；

2000年1月退居二线（50开辞官回家了），至2009年退休。

期间自2006年至2017年，负责新兴乡关心下一代工作。

本人系理科出身，文笔欠佳，不敢班门弄斧。2002年开始接触电脑网络，偶尔写点儿流水账式的“回忆”“感想”等发在自己的网易博客（账号scxh0722）、QQ（账号949259017）中：主要有《黑色回忆》系列、《风雨坎坷四十年》、《五十年的北京串联》《旅游札记》等，聊以“孤芳自赏，偶得其乐”。 喜欢摄影和旅游。

近些年携老伴儿在境内“穷游”多次，也常去“红色革命景点”转转，拍摄了大量的人文景观、文物古迹、历史建筑等照片留存。

回顾走过的七十年——

幼童时家境贫寒，从不攀比、不讲吃穿；

上学时刻苦读书，争胜好强，成绩突出；

工作中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与人为善；

退休后适应潮流，跟上时代，健康活着。

淳正的家风，奠定了我为人处世的基调，

苦难的经历，磨炼了我工作生活的意志。

所以，我一直认真高严做事，朴实低调为人，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

《勘误表》

 

李伟《往事沟沉》自写文章（第319页）更误：

1。《简历》中：“殷实”的家风，应为“淳正”的家风。

2。《往事杂记》中：涉及进修校的那位老师是我的恩人，他生前我们一直有来往，他的恩情我及家人终生难忘；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间。

我猜想 ——因为我没有被“身体不合格”而淘汰，可能某位当权者默许的“替补者”则没有被录取。

为了不打扰这位恩师的英灵，我在文章中隐去了他的名字；而不是我“没有记住这位老师的姓名”。

如果是“这样”，我就是忘恩负义、大逆不道了。

　　2019年8月16日，兆麟中学部分老同学在双城润海春天大酒店举办“兆麟中学老三届《春风依旧》丛书发行暨联谊会”，共有近60名同学参加。

《春风依旧》系列丛书已出版四卷，由近百名老三届同学发表文学“纪实”、“诗歌”、“散文”共135余万字；发表“书法雕刻”、“摄影绘画”、“收藏照片”等400余幅。

“兆麟精神”永远传承，

《春风依旧》伴我终生。

这套丛书凝聚了很多“老三届”同学的心血，自己有幸参与部分《丛书》的编辑工作并发表了几篇纪实文章及《简历》。

　　今年10月1日，是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

认真观看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庆祝活动》及《我们走在大路上》电视系列片。

时光如逝水，一去不复返。

一转身，七十年过去了；

一眨眼，新的一年开始了。

如果苍天开恩让我继续与祖国相伴，我则会把“流水账”陆续写下去，“下个十年、二十年……”。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