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立德行言传身教

                树家风良好榜样

        家风———是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和生活作风。是给后人树立的价值准则。是每个个体成长的足印和精神源头。它拥有着春风化雨的力量,它融入到血液中,沉淀在骨子里,在无形中塑造了一个人的品德、性情和人文风范。

我的父亲母亲为了营造和树立一个良好的家风,让我们能够像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他们的付出远远超乎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代价。

     那年,父亲母亲祈求上苍,老天赐予我第二次生命 ,对家人来说本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却是那样的灰暗、恐惧和惆怅。

       继祖母白白净净的圆盘脸上总是挂着厚厚的霜,年龄虽然只比母亲大十来岁,却被封建习俗打造出了一双刚出土的楠竹笋般的小脚,不能下地做农活,但她以在家里为母亲带孩子居功自傲,在母亲面前俨然一幅婆婆的架势。

继祖父年少时一根竹箫浪迹村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在一次战斗中,他独自一人带了二十条步枪和七匹战马冒着枪林弹雨投奔共产党腿部受了伤,全国解放后作为伤残军人回到家乡,也不能干重农活,最多只能肩扛一把铁锹,看看水田秧苗。他一辈子金口难开,但只要开口就如闷雷炸耳,叫你遭受突如其来的雷劈一般,让人胆寒。

那时候,国家的“大跃进”、“三反五反””“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浪高过一浪。父亲总有开不完的会议,即使偶尔在家吃一顿饭也是悄无声息。父亲吃饭时和饭桌总会有一定距离,我小的时候从未见过他犹如主人模样坦然地吃过一顿饭。

但是,父亲身上原生家庭的基因没有改变。在外面,父亲总能处事不惊,遇事不乱,戒急用忍,和蔼可亲。大庭广众作报告有条不紊、口若悬河掷地有声。他不会做农活且无手艺,旧时代的农村文化人风格。在家里训斥我们的时候满口跑的也是《增广贤文》上怎么说,《三字经》上怎么说,从来不骂俗话、脏话,更不会对我们吼叫或打骂。

母亲最简单,简单的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苦!她,三岁没了父亲,靠着她的哥哥长大,从小练就了一身自立自强的本领。从深山老林到地头田间,从镰刀斧头到犁耙旱耖。她扶犁耙耱下种、吆车驾辕挑粪、铡青草擩稻梗,没有她不会干的活,没有她不能干的活。她有流不尽的汗水,她有使不完的气力。

为了一大家人的生存,记工员手里一个大约四厘米长二厘米宽的竹牌牌,可以换得母亲肩上一担沉重的堰塘淤泥巴,价值一分工。

年幼的我蹲在堰塘边上玩耍,看着母亲一双赤脚来来回回地从晒得裂口的堰塘底部,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一步吃力地向堰埂高处挪动着,淤泥在母亲的脚下留下深深的坑,然后泥浆再缓缓的地蠕动着涌到母亲的足迹里。寒冬刺骨,扁担在母亲肩上呈月牙形,汗水湿透母亲的衣衫,母亲沾满淤泥的双腿像穿着深筒的泥靴,母亲将一担担淤泥从堰塘挑起颤颤巍巍踏上堰埂再挑到田间,返回堰塘时,堰埂上站着的记工员发给母亲一个竹牌牌。

收工的时候,我最爱帮母亲数她兜里掏出来的竹牌牌,一数,二十多个,就有二十多分工。

母亲的脚底长满厚厚的老茧,踩在地上稳重而有力,一双厚厚的脚趾甲壳上个个呈铁锈色,母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母亲比村里的男劳力都跑的担数多。

母亲,随着春夏秋冬时节的变化而变换着手上的扬镐铁锹、铳担扁担,满怀希望和信心地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可粮食从哪里来?就得靠挣工分,就得朝朝每日一分一分地挣,只有工分才能让家里人填肚子。只有工分是一家人的命根子,只有母亲是一家人的顶梁柱。

每当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处于惶恐中,继祖母的气势咄咄逼人,每逢周末我就找借口粘着母亲,但又常常被母亲连哄带吓的撵回。

那些年,弟弟妹妹们从出生到满月三十天,母亲就得下地干活,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营养的缺乏,弟弟妹妹们只能靠辅食喂养。

星期天,继祖母叫我用小碗在筲箕里弄三汤匙饭,然后在凉茶壶里倒上凉茶,凉茶要没(mo)过饭。我照样弄好了递给继祖母,她一边喂着一边咒他们喜欢“嚎丧”、“嚎丧鬼”,饭喂完了,狠狠地将搪瓷碗和汤匙摔在天井的石塔上,我战战兢兢地去捡起搪瓷碗悄悄一看,搪瓷碗被摔掉了像麻雀蛋大的几块瓷。

那些年,弟弟妹妹们不断地出现肝炎病、胃病、肚子疼等,父亲母亲总是在劳碌中接连不断地去寻找医生抢救孩子。

父亲母亲没有一句怨天尤人,他们默默地土里刨食让我们一起存活,默默地祈求上天让我们平安长大。

吃饭的时候有谁想说什么或大点声说话,父亲会用温和的口气立马制止:“唉!吃不言,睡不语”。

我们吃饭是不能随心所欲的,想吃什么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看一眼继祖父继祖母的脸色才敢将筷子伸进菜碗里,但只能夹自己面前最近的。

我一心只想回到亲祖母的怀抱。

因为从我出生一直到四岁,都是由亲祖母带着我。

一次放学的时候,我就随姐姐一起回到大伯家里,结果被母亲用一根小指粗的活荆条树枝:“你飞天弩马到处野……无官管……以后还敢不敢到处乱跑?”。一路抽打一边呵斥,过了好多天我身上的肉梗梗才渐渐退去。

小小的我无望又无助,我非常依念和亲祖母一起过那种和风细语的日子,虽然大伯和亲祖母都双目失明,但在他们那里给我的感觉是温馨、是安全。

母亲一直没问我为什么不愿回家。我一直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下手那么狠!

可是有一次,继祖母继祖父到姨婆(继祖母的妹妹)家去了,大人们都不在家,那是我们最难得开心的时刻。

我们兄弟姊妹嬉闹玩耍,打翻了桌上的三角翅膀的炖缽炉子,而且摔断了一边的翅膀。那时候那东西可算得上是家里值钱的东西。我们一个个吓得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结果母亲晚上回来二话没说,她不知在哪儿找了一根铁丝和犁地断了的铧尖子,织绊几圈继续用,母亲没有打骂或责罚我们。

我渐渐明白了母亲是不会因孩子们玩耍损坏东西、上树下河、抓鸟捉鱼之类的事情而动手打我们的。

我也渐渐地明白了这个家里,我惧怕的不是母亲而是继祖母,只要继祖母在家,如果我们兄弟姊妹之间一起玩耍,有谁被谁弄哭了,继祖母会直接朝对方脸上扇巴掌,直扇得鼻破血流,如果被母亲发现我们胸襟上的血迹,继祖母会说我们是“沙鼻孔”喜欢流鼻血,小时候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有病,是“沙鼻孔”。

一次,继祖母继祖父带我们到姨婆家里玩,继祖母的妹夫曾凡贵逗我们说瞎话,也被那个老头子在脸上扇巴掌打得鼻孔流血,继祖母视而不见,继祖父看血流不止才起身用冷水在弟弟的后颈部一边轻轻拍打一边洗干净脸上和衣服上的血迹。

我忍着,回家不敢告诉父亲母亲,此后,我也好像悟道母亲上次为什么打我和不许我离开家的缘由,我必须看着我的弟弟妹妹们,每日我只盼着天快点黑、母亲快点回家。

……

那天,继祖母背上小弟,一改往日的神情,和悦地和母亲说:“要去姨婆家里玩,晚上回来”。母亲应声出门干农活了。

       第二天清晨,我被母亲轻声叫醒:“起来,起来做早饭”。懵懂中觉得奇怪,怎么我做早饭?我隐约感觉母亲在抹眼泪。 

      那是十月,也就是我大病初愈后的第一年。

      母亲担心我不会做饭,站在床边一边帮我快速地穿衣服一边说着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母亲把锅里舀满了水,点燃了土灶里的柴火。母亲不放心,反复叮嘱后出早工去了。

       我站在板凳上揭开锅盖,锅里的水可以下米了,我转身拿着洗米盆朝米缸走去,米缸大约有七、八十公分高,我使劲掀开厚厚的木盖傻眼了:米呢?我又端来凳子趴在米缸边缘往里看,一手抓着缸沿一手试图摸到米,可是怎么也摸不到。我要看个究竟,干脆点亮油灯,不看则已,一看!做饭?一升米还不满,木升子在米缸里端端正正的放着,没有一粒多余的米粒撒落在米缸。米缸干净见底!

    我用我那双十岁的小手抓了两把米淘了放在锅里,转身把菜篮子里的白菜拿下来用菜刀细细的切、细细的切,然后倒进锅里。大铁锅里浅浅的一锅青菜,几颗米粒裹在菜里沸腾着……。

继祖母继祖父和我们分家了。

   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六个,分得了一升米,这是我们一家人一个月的口粮(我们家的木升子一升可以装两斤米)。一升板栗、一捆松树枝柴禾。

父亲母亲帮继祖父继祖母把他们居住的房子收拾的干干净净,衣食住行安排的妥妥贴贴,让他们生活在衣食无忧的二人世界里。

       夏天的夜,皓月当空繁星点点,周边稻田里蛙声一片,萤火虫在禾场边的草丛里、树叶上闪着微亮的光,小伙伴们在禾场上追打嬉闹。

       继祖父穿着崭新的深蓝色中山装,坐在刚买回的收音机旁,嘴里叼着“圆球牌”香烟,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夏天的凉爽,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抖闪着他的二郎腿。

       继祖母由古老的铜嘴水烟管改为“纸烟”,一圈又一圈地青烟在她的头顶缭绕,进餐时俩老对饮着小酒,酒杯里还放点盐,然后慢慢地品尝,往日那层挂着冰霜的脸上洒满阳光。

……

冬季的一天,父亲“榜上有名”。生产队所有的超支户都被登录在保管屋大门边,白纸黑字里父亲的名字排在第九个,超支户!顿时我似乎也明白我们分家的理由!

……

      继祖母晚年病的厉害,得了“肺气肿”,父亲母亲又把他们俩老接到身边养老送终,殷勤侍候端茶递水,继续四处寻医问药,大冷的冬天继祖母想吃鳝鱼,母亲安排小弟满水田沟捉鳝鱼……。

    之前,生产队一直很照顾继祖父。春、夏两季安排他管理秧苗水田,秋、冬两季安排在大队林场或在村小学给老师们做饭,每月都会有2—6元不等的补贴。

他们尽情享受安逸的日子,但他们到死都没有明白:是父亲长期在村里任职才安排继祖父干的那些拿钱不出力的活。因为那时候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是无法对伤残军人给予生活补贴的。

一次,和父亲聊天,我无意埋怨他在继祖父继祖母面前的懦弱和妥协,让母亲和我们以及他自己受了那么多的委屈。父亲很平静地说: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第一莫欺心……。





二 分家后,我们家锅里断粮、灶里断炊是常事。 尽管如此,日子还得过呀!

当春暖花开、柳树发芽时,田边地头的水黄花菜、野韭菜、野胡萝卜菜等等充当我们家的一大部分粮食。

母亲父亲再怎么累死累活、不分白天黑夜的挣工分,我们一个月也只能分得六十斤谷子。

那些年,我们那里种的是双季稻,一年两茬稻一茬麦,忙起来起五更睡半夜。三月份下稻种,四月初就得插秧。早起还穿着棉袄,天蒙蒙亮下床,赤着脚下水田干活。

母亲在秧板田里用大掀铁锹铲起一块一块方方正正的扽秧苗,放在父亲挑来的箢笈里,然后再铲起一块一块地放在她自己那担箢笈里,他们各自挑到我事先给他们抢到的田埂上,然后我们在田里放线、插秧,一行行、一行行……。

我们那里的水田,经过青蒿、牛粪的浸泡非常肥沃,阴雨天踩上去冰凉刺骨,晴天则“嘶嘶”冒泡而滚烫,一天下来脚底板如刀刻一样火辣辣的疼,有时感染红肿化脓。腰像折断了的痛,不到三天一双手指甲和脚趾甲都变成铁绣红……。

但是,这是挣工分的最佳时节,再苦再累也得扛着。

我们的日子一天天的就这样,一边靠工分一边靠田间地头的野菜,最使人难忘的是章子冲深山老林的那片黑果子成了我们家的米坛子。 秋天到了,满山遍野的黑果子树经风一吹,像翻滚的波浪层层叠叠在山间起伏。一片片一蓬蓬像一群醉汉随风摇曳。树梢顶端的黑果子,好似一块块紫红色的大盖头在大姑娘头顶随风飘舞。 母亲肩挑一担竹筐,我背一个双肩竹背篓。我们一蓬一蓬的采摘回家,母亲说:不要砍损树枝,明年我们再来。 黑果子树如窝竹一般粗细,一窝有十几二十多株。 黑果子先开着白色的小花,然后结出青色的果实,先变成红色再渐渐成熟为紫红最后为黑色,熟透了的时候,它的表皮黑色而蜜甜蜜甜的,核大皮薄,一粒一粒如稻谷颗粒一般。 母亲夜里用石磨磨成粉,再掺上红苕面,做成馒头。家里留几个我们吃,还有几个就用布袋装着,母亲要我在布袋写上父亲的名字,再托付别人带给在外负责“兴修水利”的父亲吃。 其实,黑果子馒头很难吃。虽然母亲掺和了红苕面粉,刚入口觉得味道不错,但是黑果子的核,哪怕经过母亲反复磨、反复筛,却还是粗糙难咽,因为只有皮是甜的,它的核无论你磨多少遍都很粗糙,我们主要是把“黑果子”的核当作稻谷的米粒在吃。 稻谷褪去了谷壳,而“黑果子”连皮带核被我们全部享用,因为它的皮是甜甜的,核是无毒的。 秋天,也是稻子成熟的季节,金黄的稻穗一捆捆、一垛垛堆集在村民们的禾场上,有的堆成圆柱形、有的堆成长方形。 田间、路边总有一根一根撒落的稻穗。我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了就弯下腰捡起来带回家。有时我在路边的田间走一圈也捡到一大把的谷穗。心里想着:今天我捡到的这些稻穗,要是磨成米粒肯定全家人可以凑合一顿。 久而久之,每天早晨我就踏着露水去捡一竹篮谷穗。 尽管生产队集体都收割完了也不能公开去捡,一经发现,村里马上就会召集村民“斗私批修”的。 每天清晨,我提着一个大大的不能露馅的竹篮出门,回家时就铲些猪能吃的野菜盖在竹篮的面上,这样,一个秋天可以捡几十斤谷粒。 捡回来的稻穗都是避着父亲放在房屋顶上晒干,再和母亲夜里用木搓衣板一粒一粒揉搓下来,装进瓦坛子里,放在屋里木楼上漆黑的地方。 一天放学回家,我挎着书包踏上我家禾场边:父亲正在从他肩上的竹篮里,往禾场上倒着我当天清晨捡回的一把一把的稻穗。 我怔怔的看着、看着,又看看禾场上圆柱形的谷垛没了,都被村民们像铺被子一样,一层挪一层的铺满了整个禾场,两个农妇牵着两头大水牛拉着又圆又重的石滚“咯啦咯啦”的走着圆圈,禾场两边几个准备打谷翻叉紏草的人在旮旯里聊天。 定睛一看:母亲也在其中,母亲好像没看见我一样。 夜深了,我随着禾场上石滚的“咯啦”声、夜班人们的宣泄声进入梦乡……。 第二天清晨,我,没再踏着露水去捡谷穗了。 父亲母亲吵架升级了。 母亲和父亲在厅屋里推搡着,弟弟妹妹各自抓扯着父亲和母亲的衣服、哭着喊着:不打啦!不要打啦!我隔着天井,静静地坐在堂屋的门槛上看着……看着……。 父亲在厅屋的小木凳子上低头沮丧地坐着,母亲去房间里抹着眼睛里的泪水……。 从此,我不再来回弯腰捡起路边的一粒谷子,也不再起早拎着竹篮、踏着露水去捡回一把一把的稻穗。“那是公家的,即使烂在田里也不能捡!就是路上有一块金砖也不能捡!因为那不是我们自己的”,父亲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