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发火的代价

Helen

中国女人对付男友那套把戏，在美国行不通。

 两年前，我定居美国洛杉矶，还交了一个美国男朋友，叫杰克。我和杰克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热恋过后，两个人身上的文化差异日益显现。和杰克意见不合时，我会提高嗓门说话，他就会说：“Oh my god（我的天啊）！”只有用冷静的语气，他才能与我好好交谈。 

有一天杰克沉迷游戏，改变了我们原先的出行计划，我很不高兴，就大声责备他几句。他还是老样子，不跟我谈。 “明明就是你的错，我还不能发火？”我很生气。 “你这样激动让人害怕，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沟通。”他耸耸肩说，然后继续打游戏，把我当空气。 我听到这话更加生气，随手摔了一个杯子。 “你疯了！”他说。接着我鬼使神差地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捡起杯子的碎片，往手臂上狠狠地划了几下，试图引起他的关注。 伤口立刻涌出鲜血，但当时我情绪激动，竟感觉不到疼痛。我坐在床沿上，鲜血染红了床单。

出乎意料，杰克直接打了911电话，说有人割伤了自己。我愣在原地，他不关心我的伤情，还打电话报警，这关警察什么事！　

不到五分钟，警笛声渐渐靠近，这期间，杰克刻意不和我产生身体接触，只在旁边冷冷地盯着我，像看怪物一样。 　　一名高大的警察走进卧室，在我面前蹲下来，问“你手臂是受伤的？” 我伤心又窝火，本想说不小心弄的，但听说对警察撒谎后果很严重，我只好老实回答“我故意弄的。” 他对我说了句“OK”，然后用对讲机说“情况已确认，医务人员上来二楼。” 楼梯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上来一名警察和一名女护士。护士半跪在我面前检查了一下伤口，说：“需要到医院急诊部去处理。” 这时，警察非常严肃地跟我说“他们会带你去最近的医院，你将在那里等待移送通知。” 　　我听闻医院的费用很高，尤其是看急诊。赶紧说：“我自己可以处理，不用去医院了。” “你必须去，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手段。”警察说。此时另外一名武装警察向我靠近了几步，我瞬间懵圈了，只好乖乖跟他们下楼。 下楼后我看见一辆警车和一辆迷你救护车停在正门口，美国救护车的费用堪称天价，三千美金起步，我慌忙说“真的不要了，我付不起这个钱！” “费用的事再议，你目前只能服从安排，别让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我不想说第三遍。”警察说。眼前这几名武装警察个个高大威甚是吓人。这时，救护车司机从车上推下一辆担架车，不由分说，让我躺在担架上，把我抬上救护车，护士和一名警察紧跟在我身边，一人掏出一个写字板，轮番询问我。警察问我证件号，生日，有无吸毒史、酗酒史，是否看过心理医生，之前是否有过自杀行为。女护士则问我有没有心脏病、高血压、过敏史，是否打过破伤风针等等。

几分钟后，救护车抵达医院。两名保安推开急救室的双开门让我们进去，护士把我安置到靠墙的临时病床上。 警察递给我一张单子让我签字，并宣布：“因为你有自杀行为，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接受72小时的监控和精神评估。在这里处理完伤口之后，会有专员把你接到精神病院。” 我立马毛了：“什么？我根本不是要自杀啊！” “我们根据你的行为作出的判断，你的手腕上有划痕。你可以和面谈官沟通。” “可是我不想去！” 他盯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女士，这是法律规定，你最好是采取配合的态度，否则评估时间可能不止72小时。”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几个大汉把我绑在病床上，我拼命挣扎、嘴里喊着“我没病”……我打了个冷战，默默地在单子上签字递还警察。他褪去警惕的神色，满意地说“谢谢你的配合，祝你好运。”说完就大步流星地离开了。随后，一名年轻的护士端来一盘瓶瓶罐罐和注射器，说“我来照顾你”。 此时的我已经冷静下来，这才感觉到右臂伤口的阵阵疼痛。我鼓起勇气看了一下自己的右臂，鲜红色的肌肉以切割线为中心，向两边翻卷开来。看着这伤口我肠子都悔青了。 　　“要缝针吗？会疼吗？”我问那名护士。 “不用缝针，也不会比你给自己造成的伤害更疼。”说着护士往我伤口上涂一种蓝色的“胶水”，然后用手把轻轻肌肉合拢，晾干后再上了药。此外她还给我打了一针破伤风。 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位40多岁、表情严肃的女医生，她说：“从现在起，你最好老老实实待在这里，不要再有任何过激行为，更不要试图离开，那将是严重违法的。我们会把你的表现都记录下来交给精神病院。我们的报告会直接影响你呆在那里的时间。她回过头对保安说：“确保她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保安把我看得很紧，我说想上厕所，其中一名保安带我去。到了厕所门口，他说“不能反锁门，尽快解决！”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囚犯。 　　

一个小时过后，给我处理伤口的l护士过来问我感觉怎么样，并抱歉地对我说“他们暂时还无法过来接你。” “接我去干嘛呢？” “先面谈，然后由面谈官决定处理办法。目前那边安排比较满，所以你要留在这里等通知。”她说。我心想美国精神病人还挺多啊。 

时值夏季，医院的冷气开得很足，我裹紧自己被子等待着。这一等就是一夜。 我的病床正对着急诊室，又冷又嘈杂、在这里躺了整晚彻夜难眠。

第二天中午，两个小伙子匆匆忙忙赶到急诊室，他们和医院交接了文件，要带我去下一站。 其中一个亚裔小哥拿出手铐，说“抱歉，我必须要用这个，可以吗？” 我悻悻地把手腕伸过去，他小心翼翼地把我两个手腕扎紧。随后他们用约束带把我固定在担架车上，推进一辆绿色运输车，把我送到精神病院。 　　

不久，车子到了精神病院的黑色铁门前。这所精神病院毫不起眼，大门上方有摄像头，女警脸朝摄像头，门就自动打开了，人一进去门就立即关闭。 进门后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到达一个类似警察局接待处的地方。一名身材高大的黑人女警，解除我的手铐，对义工说：“我接手了。” 　　

女警用探测器扫描我全身，没收了我的手机和鞋带，让我进入面谈室。里面有个宽敞的大厅，角落处呈阶梯状排列着三张“审讯台”，审讯台对面摆放着四个白色的单人沙发，沙发之间有一到两米的距离，我在一个空沙发上坐下，发现其他三个等待面谈的人都是男的，沙发旁边站着一名保安，死死地盯住沙发上的“危险人物”。

轮到我了。我走上去坐在面谈官的对面，面谈官问“你为什么会想要自杀？” 　　我不敢否认，怕否认会被认为撒谎，引起反效果，只好顺着他的话说：“跟男朋友吵架，心情不好。” “你现在还有自杀的想法吗？” “绝对没有。”没说几句话，他就让我过关了，并将手中的表格交给一位和蔼的老太太。老太太问我：“出去以后，你会好好跟你男友交流吗？” 我心想，一定叫他滚犊子。但我不敢节外生枝，便说了几句违心话：“会的，我们之间有一些文化差异，这一次我太冲动了，很后悔，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老太太对我的回答非常满意，但转眼就给我出了一道难题：“你现在打电话给他，问他愿不愿接你出院。”她推给我一部座机，按了免提，我只好硬着头皮拨了杰克的电话。电话里杰克问我在哪儿，我说：“我在一家机构进行面谈，他们希望你过来接我。” 他一下警觉起来，问：“机构？你不会是在精神病院吧？” 我咬着牙坦白：“是的，如果你能来接我，我就可以出院了。那天的事情真的很抱歉。” “你知道吗？你把我吓到了，我建议你还是在那呆到明天吧，我现在在上班，明天去接你。”他说。我强压住火气，百般撒娇求他接我回去，可他并不吃这一套，还说：“你应该借此机会学习一下如何控制情绪，明天会去接你，我承诺。”挂了电话，我不甘心地对老太太说“我可以叫我表姐来接我吗？” 老太太摇了摇头，说“我希望你采取解决问题的态度，而不是选择逃避。如果明天他来接你，你就可以出院了。”这实在太不公平了，他不过是我男朋友，又不是我的老公或直系亲属，凭什么由他来决定我离开还是留下。我正要抗议，老太太先开了口：“我已经尝试对你网开一面了，所有有自杀行为的人都要被监控至少72小时。”听到“至少”两个字，我把抗议的话咽了回去。 　

工作人员给我找了个“单人病房”，里面只有一张简易的单人床和一个饮水机，天花板上装着摄像头。我问“上厕所怎么办。" 保安指着门边一按钮说：“按铃。晚饭以后最好不要喝水，从夜间11点到早上6点不一定有人应答，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了。”说着他扫了一眼饮水机上的纸杯……我很疲劳，晚上6点吃过外面递进来的晚餐，躺下就睡着了。次日早上7点，又送来和前晚一样的食物：薄薄的三明治、饼干，和一小盒牛奶。 　早上10点多，最后一位面谈官约谈我，他说话很逗。“我这辈子都不希望再见到你，因为那意味着你将会有很大的麻烦，你也不想进去那里吧？我跟杰克确认过了，他中午来接你，我现在先给你办手续。” 　　我像小鸡啄米一样频频点头。他拿出一堆文件让我签字，其中一份是要求我五年内不得使用包括枪械在内的攻击性武器，还有一份是要我同意接受社工的监督，社工会不定期打电话给我和我的联系人询问“病情”，联系人也可以向社工报告异常状况。令我难以接受的是“联系人”一栏是杰克的名字。

这段48小时的经历让我想清楚两件事。一是无论如何也不要再做伤害自己的事了，既蠢又疼。再就是安心找个中国男友，两个人即便吵吵闹闹过日子，要比所谓“理智冷静”强得多。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医院的账单，4897美金，折合人民币接近33000元。 

文：来自网络

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