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舅走了

微尘

<h3>  多年前我爷爷走了,后来奶奶走了,嘎嘎也走了,及至我的父亲也永远离开我们,他们的离去让我心很痛,很悲伤,几十年以来这些悲伤时不时地戳痛心尖。可即便如此,我却没有为他们留下只字片语的记述和追忆。</h3><h3> 昨天(2019年9月1日)我84岁高龄的大舅走了。说来奇怪,大舅的离世我竟没有半点悲伤。今晚坐大夜我们兄弟和母亲都来为他守灵,我心里却不平静,总觉得要说点什么,不然内心会不安。</h3><h3> </h3><h3> </h3><h3></h3><h3> </h3><h3> </h3> <h5><font color="#167efb">大舅屋前的烤烟。</font></h5> <h3>  真要说的时候又不知从何说起,或许终究也说不明白。</h3><h3>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大舅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很能骂架。我用骂架而不是吵架,是因为他不需要有人跟他对骂或对吵,只要他认定了要骂谁,即使对方一言不答,他一个人也可以骂上半天不歇稍。如果对头——比如大舅娘——也有相当的实力跟他对吵那就更是闹热,骂的时间也会更久,骂上三天声音不嘶音量不减。</h3><h3> 大舅声如洪钟,大舅娘的声音则像山嘎子(喜鹊)一样响亮。生产队里几乎每个人都被他们骂过,甚至隔壁生产队的人到集镇上去从他们家门前经过也被骂。 我家的亲戚,二舅,幺舅家都被骂过。大舅和大舅娘跟他们的四个姑娘也吵,他们家的关系都不和谐,常常鸡犬不宁,老两口老了还是分开过的。</h3><h3> 最巅峰的一次骂架要数我嘎嘎去世后办丧事的时候。嘎嘎晚年直到去世前都是一个人单独住的,跟二舅、幺舅同在一个屋场。去世后丧事是二舅承头办的,在现场大舅和大舅娘对二舅和二舅娘是各种挑剔和指责,还扬言要把嘎嘎的棺材劈了,至于有什么深层原因我并不清楚。二舅当时要掏枪把大舅毙了,众人拉劝才避免了恶果的发生。身为派出所长的二舅明知是犯罪也要豁命出去,显然是气愤至极了。</h3><h3> 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大舅和大舅娘跟我们家的恩怨。我们家是”半边户“,那时候父亲在30里外的一个供销分社上班,很久才回一次家,实际经常挨骂的就是母亲。大舅骂她,大舅娘也骂她,有时单独骂,有时一起骂,骂的都是最刮毒的那些语言。母亲一个人要带我们仨兄弟,队里出工每天两头黑,还要喂猪做家务,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吵架,实在太难听了气急了才回一两句。</h3><h3> 有一天清早母亲把家里的木脚盆和一个打水桶放在阶沿上后才出工。后来才知道那是母亲出嫁时大舅送给她的嫁装,大舅吵架说要劈了当柴烧。母亲说要劈自己来劈,送是不得送的。后来那两件物品就一直摆在阶沿上,我们也没再使用,大舅也终究没有来劈。</h3><h3> 我们那个生产队地形是个扁担型,东西峡长十几里地,我们家在最东头,离大舅家直线距离不过一里地,中间隔着一个缓坡,相互看不到房子,典型的坡上坎下。大舅他们常登上自家屋后的山包上,或背着手来回边走边骂,或一只脚蹬在岩头上指指点点地骂,那架势有君临城上的威风。母亲每天出工收工都必经大舅的屋角过路。大舅和大舅娘扬言说母亲从他们家经过要给她灌大粪。从那以后,我的幺叔,幺婶娘,伯娘每天出工收工都陪着母亲。不知是吓唬母亲的还是因为有幺叔他们陪着没找到机会,灌大粪的事一直没有发生。</h3><h3> </h3> <h5><font color="#167efb">大舅屋前的烤烟。</font></h5> <h3> 母亲一生心强但明理,尽管大舅和大舅娘那样骂她,她仍然要求我们几弟兄要尊重他们,见面必须要喊(称呼)他们,她说大人之间的争吵,不关小孩子的事。我们表面遵从着,实际内心恨不得去痛揍他们一顿。碍于母亲的威严和小孩与大人力量的悬殊没敢付诸行动。</h3><h3> 我问母亲大舅他们为什么要那么骂我们家,母亲说大舅以前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很心疼弟妹们的。记得有一次他被生产队派出去修公路,别人给他一个饼子,他舍不得吃,带回来给弟妹每人分一块。说到这我明显感到母亲声音带着哽咽。大舅结婚时母亲还小,结婚后没几个月就分家搬到了另一个生产队,也就是现在的住地。搬新家不久就开始跟周围的人不断发生争吵,母亲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母亲嫁给我父亲才跟大舅家成为邻居,就是这坡上坎下的距离却让母亲受尽了磨难。</h3><h3> 父亲眼见这样的日子实在难以过下去,决定搬家,在1978年我小学毕业时搬到了临近的生产队。那个年代搬家的艰辛是现在无法想象的,由于是不同的生产队,首先得队里全体社员表决同意接收。父亲挨家挨户去跟人说好话,最后全票同意我们搬过去。接下来就是打屋场,撤屋,运输,再重新立屋拼装的一系列程序。人力是最大的问题,生产队纪律很严,劳动力是不能随便缺勤的,也不能缺勤,年终决算都是按工分分配的,都要养活一家人呢。</h3><h3> 父亲晚上出去请工,母亲在家里招呼来帮忙的人。印象中那段时间父母就没有睡过觉。挖屋场时有好多人白天在队里生产,放工以后晚上都来帮忙干几个小时。各种艰难就是这样在众人的帮助下熬过来的,其中的辛酸自不待言说。</h3><h3> 搬家那年恰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第二年就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由于我们是搬来户,在分田的时候都是先把好的平地熟地分给那些老住户,而分给我们家的都是距家较远的坡地生地,这对母亲后来种田增加了好大的困难。分的自留山要从别人的山上经过到大山的背面去,路程远又管不了,以致那些年山上的柴总被别人偷砍,让母亲痛心疾首。母亲到现在还在念叨,早知道政策要变说什么也不会搬家,搬过去太苦了。每听到这些话我的心也跟着痛。</h3><h3> 两年后的1980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县一中。报名那天,父亲送我。他背一口木箱子,里面塞满了母亲给我收拾的满箱子日用必需品,我背着一床棉絮。到县城的公路刚修通毛路,不能跑班车,我们就沿着公路走,想着路上或许能碰上个拖拉机搭一截车,哪知一路上都没有任何车,就这样从早上走到晚上,40公里路竟完全靠双脚走到县城,走到后面我感觉脚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完全不听使唤,在父亲的鼓励下机械的移动着。那也是我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印象好深。</h3><h3> 后来我考取了湖北银行学校,到了省城武汉读书。那几年对于父母是亚历山大的艰难时期。两个弟弟也渐次进入初中,高中,中专学校,那时没有义务教育,三弟兄用钱,对于农村家庭是巨大开支。他们常常为我们的生活费、学杂费发愁。同时那几年也是他们最高兴而又自豪的年份,一家出了三个中专生,在当地还是稀罕事,这让他们享受到许多羡慕的目光。为了给我们筹集费用,母亲每年喂四头大肥猪,父亲起早贪黑种药材。说来也巧,那几年父母亲种的贝母长得格外好,收购的价格也好,周围邻居都羡慕。等到我们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却再也没种成功过,要么病症坏死掉,偶有产量收购价又不好。冥冥中是否天在照应?</h3><h3> 搬家后我就升初中,开始在学校寄宿,从那以后,只有寒暑假回家帮家里做点事,亲戚的走动我也很少参加。也再没见到大舅一家人。直到十几年后结婚成了家,爱人提议去给大舅大舅娘拜个年,母亲说你们自己安排吧。感觉那时候母亲心结已经打开一些了,虽然她没有安排我们去拜年。那个时候大舅他们还是一大家子在一起,看得出来日子过得并不宽泰。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回老家少,又好几年没去看望他们。</h3> <h5><font color="#167efb">大舅生前居所。</font></h5> <h3>  这次奔丧听说大舅的近况,感觉很是凄凉。也是脾气古怪到老了两老还分开住,而且是单独一个人,也不跟后人一起住。搭一个低矮潮湿漏风漏雨的棚子,还喂了一头猪,生活的场景不忍用语言来形容。</h3><h3> 深夜了,高山九月的夜已经有了凉意,我劝母亲去休息。母亲说最后陪他一夜。古稀之年的母亲都倔强地要陪一夜,我也只好坐着陪一夜。</h3><h3> 大舅一生劳苦,没过几天好日子。人已作古,一切怨结散开。正如母亲常说的一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长。亲人毕竟是亲人。只是他们的恩怨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来溶解,代价太大了。</h3><h3> 如今,几个表妹都对我的母亲-----她们的姑姑很好。每年杀猪都给母亲背一块肉。母亲有时给外侄孙一点钱逗他们开心,身体硬朗的时候还去帮她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h3><h3> 日子静美,生活继续。</h3><h3> 愿大舅一路走好!</h3><h3> 愿天堂没有怨恨!</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 2019.9.2初稿 </h3><h3> </h3><h3> 2019.12.31修订</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