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啊，我想你

采菊东篱下

我的母亲，我爱你!

去年母亲节我写了此文，今年母亲节我对此文小作修改，继续发出此文，以为对母亲的思念，对大爱的理会。

5月8日母亲节。我想到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去年故去，以93岁的高龄。母亲的晚年并不好过，被老年痴呆病所困扰，几近不识人事。2001年和02年接连两次不幸摔跤，母亲两侧大腿股骨骨折都做了人工置换 ，两次手术的全麻加速了母亲老年痴呆病的进程。手术之后，母亲行动不便，或者要轮椅出行。最后几年都只能卧床。母亲在福州空军医院度过她最后的日子。去世的时候，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母亲去世葬礼简单，只有我们四个兄弟及兄嫂弟媳和我们的子女们。母亲在世的时候就有交代，她去世不要惊动单位和其他人，孩子们送行就好。父亲早在1992年就去世了，母亲的去世，我则双亲皆故，这便一并带走了，是父母和我们作为孩子的那一整个流连的年代。

我的母亲，山东宁津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外祖父1924年至1928年代在天津工业大学毕业（现在的天津大学）。学的是化工专业。毕业后原是被推荐去日本公费留学，因为家庭的承担而放弃。被天津美国杜邦公司从学校百里挑一而唯一选任，做检验工程师，有11年时间。期间他为我军在京津地区活动的肖华部队提供军需和药品，并承担家庭和他的弟弟在北大读书的全部费用。他的弟弟参加过12.9运动，当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后来是新四军高层干部。1942年行军途中不幸染重病牺牲。留有一女，我们称其三姨。由我外祖父抚养。解放后按烈属待遇定居上海。母亲祖上是读书世家，曾听母亲说，上辈出过两位举人。在清朝任过大学士。后来家道衰败，到曾祖父一辈已经破落。解放后母亲填写出身成分是破落地主。

母亲从小跟她的父亲在天津度过一段美好时光，母亲的口音至今还带有天津味。母亲曾回忆那段光景，说记忆中天津街面光怪陆离，沿街店铺许多花色好看的衣布，很喜欢，但没钱买，眼睛总流连于那些店面橱窗。母亲说，她之后总喜欢买花布做衣裳就有那个时期的原因。母亲从小读书，陆续读到高中毕业，那个年代高中文化算是高文化的了。不像多数工农干部，有的甚至是文盲。母亲一生从事文字工作就得益于她的上学读书。母亲曾经深情的对我说，这得感谢你们的外祖父，是他执意让我读的书，那时女孩是不必读书，甚至不能读书的。母亲有一个亲生妹妹就没有这个福分，也仅有小学文化程度。

外祖父同情革命，考究起来是因为在天津工作期间，历尽国民政府的腐败。他就两个女儿，1939年，在母亲只有16岁的时候，就送母亲随同一对我党早期党员夫妇参加革命。不想路途中这对夫妇因为从东北来又西装革履会流利日语便被误作日本奸细惨遭杀害，母亲也在被误认其中。好在那时外祖父在天津期间为党工作，每月一百多的大洋，在美国杜邦公司，对我军从美国购买军需品有所支助，肖华军队军需官出面担保，母亲才幸免于难。当时那些人甚至对母亲用刑让母亲说出那对革命夫妇的奸细问题，母亲宁死不屈，受了不少折打之苦。在母亲青年时亲身经历这桩事，亲眼目睹身旁的亲人惨遭杀害，对母亲后来一生影响极大。此后母亲为人为事总不免小心谨慎。有的时候面对不公待遇也只是忍气吞声，从不敢有一点声辨。我外祖父之后扶养了那对夫妇的遗孤，就是我的舅舅。解放后舅舅的父母得到了平反，成为烈士，但是人已经不在，烈士并无济于事。而母亲1939年参加革命，倒是因此而得到了平反。母亲回家乡之后一直从事妇女和教师工作，逐成就为抗日干部。1946年大军南下，母亲随军，因为有文化，文章写得好，就被编入前线报社渤海日报，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也是在那时结识了在采编组任科长的我的父亲。随后母亲随父亲一路南下，1950年经上海然后厦门。父母南下厦门创办厦门日报，原是为解放台湾接管台湾报社去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解放台湾的事就被搁置，留在了厦门。1955年一个交流的机会，母亲又随父亲带着我们一家，调往北京。在新华社，母亲继续她的文字工作生涯，做新华社记者的工作。1957年反右倾运动，父亲被牵连，当时父亲任新华社侨务部副主任，因为对他线管的中侨委的某位大领导有意见，联名上告中央，父亲是领头的，而几乎被打成右派。正好福建省委伍洪祥书记到北京开会，父亲找到了他要求重回厦门工作。这才避免了当时可能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母亲重回厦门继续在厦门日报担任记者，直到1964年调到福州。母亲在厦门日报写了大量的报道评论之类的文字。母亲的文字功底好，能写出好的文章。父亲就曾经不止一次在我们面前夸赞母亲的文字，说母亲没有文学作品是个遗憾，她完全有这个能力。1964年母亲调到福州，在广播电台担任编辑记者，继续从事文字工作。1969年省广播电台（广电厅前身）解散被下放浦城，之后三明。1971年随父亲恢复工作，回到福州，继续在省广播电台担任编辑记者，直至1982年离休。

母亲对待工作是很认真的，我在大学期间，有一次母亲编稿问我，在画布上塗颜料，用投色好，还是用设色好，我说设色吧，母亲纠结于这两个相近词的用法，足见她的认真态度。其实投色与设色并无多少差别。我的第一篇教育学方面的论文《论师范性》是母亲编改出来的。母亲花了不小的精力逐字逐句的细心编改，个别词句特别的征求了我的意见，一些观点也与我商讨，母亲当时已经离休，她对编辑工作的认真态度，使我之后受益匪浅。这篇论文1985发表在全国公开期刊的CN刊号上，之后被一些文摘转载，得到很多好评，这却是渗透着母亲编改的心血。我至今珍藏母亲修改过的这篇文章底稿，母亲修改之处都十分精道，足见母亲的编辑和文字功力。这篇文章现在我仍时常翻出来看看，看到母亲在字里行间倾尽的用心不禁一阵酸楚，致于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母亲对我的关怀。母亲最后是从《福建广播电视报》第一任总编辑的位置上离休的，从此也终结了她的文字和政治工作生涯。

母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教导我们要好好读书。母亲平日省吃俭用，但是对于我们读书的事从不吝啬。一般家庭家长给孩子买铅笔都是一只两只的买，母亲给我们买，一买就是一捆。我年少时，母亲就对我说，我们家省钱，就是要为你们上大学用。

母亲生得灵秀端庄，面目清秀，按现在角度说，算是个美女，加之她的文化素养，骨子里透出一股傲气。母亲生活很简单，除了工作就是在家，从不串门，上街也成为奢侈。一生中没见她有几个朋友。算能说上话的，在厦门，邻居施跃副市长夫人是一个，在福州也只是邻居朱卜璜夫人房连英阿姨有一些来往。即使这样，和她们也只是有话谈谈。施跃副市长太太是个上海人，很时髦，常常听到她哼哼小曲，九九艳阳天之类，母亲和她还能出去走走，一同去过公园，也一同到过集美鳌园。和房连英阿姨就只是聊聊家事，主要是聊他们家的事。他们家的主人，是个大男子主义、家长作风，房阿姨很被制约，母亲很为她打抱不平。此外再也没见过她和其他人有过密来往。父亲去世后，母亲更是孤家寡人，成天呆在家里，大门不出去一个，偶有出门也只是买个菜什么的，和隔壁邻居也绝无来往，以至于邻居要联系，是找我们拿到了母亲的电话，才能联系到母亲。母亲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病，我甚至怀疑，母亲就是在家孤独呆出来的。

母亲难得关心政治，家里订阅的报纸很少翻看。按她的话说，政治让她很是伤心，她想到的就是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和我父亲在各次政治运动的遭遇。有电视以后，母亲会陪同父亲看看新闻联播之类。电视剧偶尔看看，80年代的[渴望]是父母最热衷的电视剧。

母亲克勤克俭，家内里里外外都由母亲打理。我们四个兄弟的衣服都是母亲双手搓洗。无论夏暑冬寒。尤其是冬天，在彻骨冰寒的水里搓洗衣服，那是很艰苦的事。我们兄弟从来没有人帮过她的忙。母亲从不下馆子吃饭，也从不外请。家里都是在食堂打饭打菜，幸好当年省委大院食堂很好。我们四个兄弟虎狼之口，母亲总是把菜留给我们，自己吃剩下的。我们结婚自己有房子搬出去以后，只有每周日回家团聚。母亲总是准备好饺子，让我们大饱口福。母亲的饺子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皮薄馅厚，菜香肉滑，口感极佳。父亲去世后，母亲犯了手抖的毛病，自此母亲再不能包饺子了。我们也从此终结了周日的团聚。母亲的饺子，只能是我留在心里，成为永远念想的东西了。

1969年我的两个兄长上山下乡浦城，母亲单位解散下放也选择浦城。之后父亲也被指派蹲点三明化机厂。福州就留我和弟弟。母亲留一本存折在弟弟那儿，规定我们每月每人13元伙食费，而且每周可以额外花钱上馆子改善生活一次。那时每月有13元钱已经算是奢侈的了，一家几口人生活费也就只30几元。母亲让弟弟管钱是担心我乱花钱。我正如母亲担心的那样。这真是知子莫如母啊。13元伙食，我经常和我的难兄难弟一道，有时不到半个月就花光了。向弟弟伸手他不给，我就编个故事向母亲求救。有一次谎编說买了一副白布做衬衫；还有一次称得了眼疾，都能从母亲那里骗得钱来救急。母亲在浦城农村过得很艰苦，农村的厕所和洗衣服都是母亲不堪忍受的。1970年经过父亲的努力，母亲调到三明，下放三明城关公社。我和弟弟这才一道搬去了三明。在三明，弟弟安部就班的读书上学，而我在母亲的胁迫下上了两个星期的学就辍学了，然后考入三明文工团。辍学的原因是经不起学校在乡下办学，常常的下乡，我接受不了这样的苦。我在文工团每月有18元的工资，母亲虽然知道，但是母亲居然还是每月也给我18元钱。母亲何以如此，之前我是想不通的，后来大概知道，是母亲并不把我有工资当作一回事，还是情愿把我当做她供养的孩子看。1972底父母调回福州，我从省歌舞团回到三明，正前途两茫茫。母亲临行时对我说了一席话，她说你要好好学习，否则今后就会像这里的工人一样，抱孩子压煤球。这句话让我突然醒悟，开始反省自己的过往，认识到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下去，必须改变。这句话改变了我对未来的认识，让我终身受益。我后来高考入学，可以说就是受益于此。我独自三明，母亲是有机会调我回福州的，但是母亲却对我说，你调到我们单位是可以的，但是只能当个电工，那样很丢人。1978年高考，我决心参加，母亲对我说，你不要去参加，丢人。她应该是认为我从不读书考不上，成绩很差反而丢她的脸。之后我高考成绩公布，我将成绩挂长途电话给母亲，母亲几乎不能相信，在电话里她一再向我确认。我大学入学后，在第一时间就挂着校徽，到母亲的单位，看到母亲走出有军人站位的门岗，表现得异常高兴的样子。1988年我留学日本，母亲没有给我钱，就送我一张飞上海的机票。父亲同行。这是我唯一一次与父亲同乘飞机，我至今珍惜那次与父亲难得的同机旅行。20世纪九十年代末，母亲分到集资房，想让得到房子的孩子装修。母亲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房子给了二哥。我因此有点意见。母亲本来由我赡养，但是不让我雇保姆，来的那天我对母亲说，你对我也不是很好，房子的事也不征求我的意见。那晚母亲在我家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了。我知道她那是对我的话表达不满。因为这句话让母亲难过，我过后就十分后悔，且难过至今，我无法也没有机会再向母亲忏悔。母亲不征求我，是她的权力，我有这样大的房子，才是母亲不考虑把房子给我的原因。而我因此计较，是我的小气，现在想来太不应该。05年以后母亲的老年痴呆逐渐深化，我们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和她正常交流了，直至她的去世。

母亲对我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 这句话是早就说的，且伴随着我的成长。她说我是一事无成。然而，我却至今不知道母亲这句话由何而来。

母亲心中最愧对的就是她的父亲。她常说，她的父亲是一个耿直的人。被打成右派就因为对建国后一些不好的社会现象不理解，提出过一些批评。1965年我外婆去世，外祖父也去送葬，明知外祖父因为右派，穷困潦倒，母亲手上有钱，一直想塞给他，结果还是没敢，母亲后来说是担心因此被牵连。提到那时的情景，母亲落着泪说，我还有四个年幼的孩子啊！那时政治环境恶劣，母亲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件事母亲后来每当想起就伤心痛哭。以至于我的父亲总是交代我们不要再提起这件事。母亲最疼的就是她的父亲，总是觉得对不起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文革中因为在30年代常出差上海，知道江青一些事，文革中说出来就被判刑现行反革命，服刑三年，他由于不堪受到不公平的审判，出狱后又无处可去，在出狱的当天自杀，连骨灰都没能留下。文革后才被平反。然而母亲让我们知道的，她的父亲，我们的外祖父是一个善良正直又聪明绝顶的人，他从小学到大学都是靠奖学金度过的。

母亲之前从来不向我们提她的父母，也从来不敢张挂她父母的照片，以至于我们不仅从未与外祖父母谋过面， 模样在印象中也几近全无，甚至连他们的形象，在我们的印象中也不曾有过。母亲是怕她父亲的右派分子牵连到我们，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然而这却也成为我们一生中的遗憾。

母亲高风亮节，1955定级后母亲有两次提级的机会，母亲认为自己的级别高了，就都主动把机会让给别人，母亲说别人的生活有更多困难，工作也很努力，我们家算是过得去的，还是让给人家更好。建国以来到文革以前，机关干部就两次提级，母亲的礼让尤其难能可贵，比较当时争着提级的风气，母亲的胸怀可鉴，这在当时还是很值得人所感动的事。

母亲去年去世，正好遇抗战胜利7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放给抗战老同志纪念章，母亲获得一枚，是他们省广电系统数以万计员工中的唯一一枚，在奖章的信封面上印刷“广电厅001”这让我们倍感骄傲。母亲走了，永远的离开我们了。我想念她，她的艰苦朴素、克勤克俭，一并于她的音容笑貌，永存于我的心中不会泯灭。我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的待她，我对不起她，至今想来十分后悔和痛苦。母亲，那是我的不对。然而母亲，我希望来世还做你的孩子，一定要在来世好好的照顾你，以弥补我今世对你照料不足的遗憾。

母亲啊，你是高天流云，你是海阔天空，我依偎在你的怀里，享尽你乳汁的抚育和心血的关爱，而我在你在世时却不能也没有给于你有半点的关照，我不孝啊！我对高天呼喊，乞求你博大的胸怀给我以宽恕和原谅。

母亲，我要对你说——

母亲啊，我想你，妈妈，我永远的爱你，无论来世再生。

您的三子：杨山哭诉。

二0一六年五月二十日零时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