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英小说《山菊花》中的人物我的爷爷“老羊毛”。

海缘

在昆嵛山东麓文登界石南山的苍松翠柏之中，耸立着一块不起眼的墓碑，碑面上"老红军杨玉清之墓"八个苍劲有力的描红大字，在苍翠的松枝、金黄的野菊花的庇护和簇拥下格外醒目。这里长眠的是一位1933年加入共产党，担任过早期中共胶东特委交通员，参加过"一一·四"暴动、天福山起义的老红军、老八路,我的爷爷杨玉清。

我的爷爷1884年出生于文登县小界石村一个贫苦家庭，据说爷爷的祖辈在昆嵛山给人看山护林，从小爷爷便养成一种慷慨侠义，豪放不羁的绿林好汉般的性格。年轻时就不怕事，爱打抱不平，为了山峦的纠纷，他挑头带领乡亲与邻村争斗，因而被传到文登县衙过大堂。1933年，爷爷在原胶东特委宣传部长、大界石村人刘振民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从此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他那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

我对爷爷的革命经历知道的不多，略知一些片断。一部分是来自一些地方党史、昆嵛山革命斗争史和革命先辈回忆录等；一部分是来自邻里乡亲那些有些神乎其神的传说。一部分的记忆是从小听到的爷爷对采访者的口述。

我九岁前一直和爷爷生活在一起，我是他走到哪里都要带着的"跟屁虫"，爷爷的音容笑貌至今还记忆犹新。每当有军人、政府工作人员或记者来爷爷家采访，我总爱坐着小板凳依偎在爷爷身旁，望着爷爷那时而深沉时而激动的面孔，听他讲述那些艰苦岁月和战争年代的故事。我记得曾经有两个军人住在爷爷家一个多月，专门对爷爷进行采访。冯德英的长篇小说《山菊花》写的一些情节和我爷爷讲过的一些故事有些相似，书中也多处出现我爷爷杨玉清的名字。后来经冯德英同志亲自证实，是他在采访于德水同志时，于德水给他提供的材料。爷爷的晚年患了中风说话极其困难，还在不断接受对他的采访。

我记忆最深的是爷爷常说的一句话："我是把脑袋挂在腰带上干革命，打江山的"。

爷爷委托姑姑去看望老战友于德水的合影

《山菊花》中的杨玉淸以村支书的形像出现

　　说起1935年农历十一月初四中共胶东特委发动和组织的那次"一一·四"暴动，我父亲曾亲眼看到家里为暴动准备的武器。所谓武器，一样是大衣柜底橱里放满了的自制 "手雷"，就是用两个瓷盅或茶碗对着扣起来，里面装满火药，和铁锅炸碎了的碎片，外面用麻皮子缠紧，再用漆胶之类密封，干涸后一摔就炸；还有一样是用秃了头的扫炕扫帚，包上布别在腰上充手枪。那时爷爷是中共胶东特委的交通员，主要负责情报和联络工作。他参加了特委暴动的组织准备的大部分情报 ，传送工作。

暴动时，爷爷因给起义的部队送信，在地文头村被敌人抓去，关在汪疃村国民党区队，受到敌区队长杨玉洲的严刑拷打。凶残的敌人又是鞭子抽，又是扛子压（坐老虎凳），但他始终大义凛然、不露破绽，据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敌人费尽心机也没抓到爷爷的把柄，无计可施，最终也不知道他就是参加暴动的联络员。最后经过党组织利用各种关系组织营救，爷爷才得以被放出狱，死里逃生。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张连珠等胶东特委主要领导人和许多参加暴动的党员被捕牺牲，胶东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胶东特委的安排下，一部分参加暴动的游击队员转移到了昆嵛山老蜂窝办训练班。在老蜂窝办训练班的日子，爷爷负责粮食和物资的供给，并且把他的老姐姐全家，和自己年幼的儿子都动员起来参与。住在昆嵛山根儿蒿耩村爷爷的老姐姐一家人，天天夜间偷偷地蒸干粮烙饼，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封锁，源源不断地把干粮送上山去。

爷爷送干粮的袋子现保存在天福山起义纪念馆。

　　当时，昆嵛山东麓大界石村有个50多名兵丁的反动组织"联庄会"。"联庄会"不仅横行千里、危害百姓，还参与过清剿参加"一一·四"暴动的"红村子"，袭击过"老蜂窝"训练班，杀害过许多革命同志，给红军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活动造成很大困难。因此红军游击队决定突袭"联庄会"，拔掉这颗地处交通枢纽上的钉子。爷爷熟悉情况，知道"联庄会"里有一个当兵的是邻村青庄人，便以那青庄人他爹病了让他捎信催青庄人回家为由，王亮趁天黑敲开敌人的大门，使游击队员不费力就冲了进去，很快就解决了战斗，拔掉了这颗钉子。爷爷的好战友和铁哥们、胶东抗日英雄于德水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被流弹击中，挂了花。解放后爷爷在和于得水同志的书信联系中，还经常询问起他的伤情。于德水同志也经常给爷爷汇些钱，邮些茶叶，还寄过几次他晋升军衔时着大校戎装的照片。

爷爷因长期担任胶东特委的交通员，经常在特委领导身边工作，因此接受党的宣传教育很多。所以后来每每回忆起在那艰苦的年代，胶东特委领导张连珠、理琪、刘振民和于得水等，对他一次又一次地描绘革命胜利后的情景，就眼睛发亮、精神振奋。"人人有地种、有饭吃。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饭前喝牛奶，饭后吃苹果。铁牛能耕地，坐在炕头上听大戏。"这些鼓舞人心的革命理想，特委领导传授给他，他也以此去宣传群众，动员贫苦民众起来闹革命。

所以，在那个年代，一些像爷爷一样的贫穷的不能再贫穷的农民，一旦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为了革命胜利后天堂般的幸福生活，不怕苦、不怕死，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什么都能豁出去了。爷爷在土地革命时期，干的是交通员、是地下工作。也是当时称特务队，红军队，后称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成员。天福山起义后，编入抗日救国第三军。爷爷仍从事侦查和敌后工作。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常常是孤影单身、独来独往地奔波于中共胶东特委和红军游击队、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在昆嵛山区和烟台、威海之间跑交通、侦敌情、搞情报。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有多少次出生入死，有多少次化险为夷。他的革命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熟悉爷爷的人都说爷爷的胆子特别大，是"死胆子"，不怕死，侠肝义胆。胆子大是爷爷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最大特点和优势。更重要的为了自己的朴素革命理想，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曾化装成拾粪的，以探亲戚做掩护，孤身闯进敌人牟平龙泉汤据点，赤手空拳夺取敌人两支匣子枪，趁集市人多押着敌人小头目后躲进山沟，自己毫发无损。

还有一次，敌人不知怎么得知爷爷在小界石村附近出现，大清早冒着大雪在大、小、界石村挨户搜查，连我爷爷以前住过的，后被敌人扒毁烧塌的破草房也不放过，最后因没发现踪影，只得悻悻而去。谁知敌人前脚刚走，村里一个眼尖的小伙子就发现爷爷正从那个破草房子，的乱草堆里向外钻。原来敌人从前门进院搜查时，只见残垣断壁的破房子被厚厚的白雪严严实实地覆盖，看不到一丝有人来过的痕迹，也断定爷爷不敢回自己的家里躲藏。哪知爷爷会在半夜下雪前，从破败的后窗钻进破房内，在塌了屋顶的屋角内一堆乱草下藏身。敌人进院搜查时，爷爷还在草堆下酣睡呢。

有一次，爷爷被反动保长报密，好心的群众告知他快躲起来，他正要出村遭遇日伪军一队，敌人要他带路抓"老羊毛"。爷爷急中生智说"老羊毛"正在村里，他就是来报信的。趁敌人进村他利用熟悉的地形，一会不见踪影。

跑交通、搞情报，经常要穿过敌人的哨卡进入戒备森严的敌战区。知情的人说："你爷爷胆儿真大，在烟台街上手挎一小柳条蒌，里面仅一块包袱下盖着支手枪，出入敌人哨卡面不改色，打着招呼，塞几个小钱给哨兵，便能从容过关。"去威海送情报，他把情报和手枪藏在独轮车上当坐垫的蒲团下，推上个老太太便过关卡，敌人把推车的爷爷和坐车的老太太搜个遍，也发现不了一点可疑之处。

爷爷在干地下工作时，化名"老羊毛"。知道爷爷祥情的人不多，但"老羊毛"的名气在敌我双方都知道。一次，爷爷去烟台送情报，当时烟台的党组织突遭敌人破坏，敌人得知爷爷要去烟台，便在接头地点埋伏，准备抓捕让他们头痛的"老羊毛"。

爷爷临近接头地点时，查觉情况不对，转身向后返，敌人便衣队发觉后便开始紧追把爷爷挤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边追一边鸣枪，并一个劲高喊："抓老羊毛哇！抓老羊毛哇！。"这时，胡同的另一头，爷爷的面前又突然出现荷枪实弹的敌警察。爷爷急中生智，也掏出手枪边向前放枪便高喊："抓老羊毛哇!别让他跑了！"敌警察还以为爷爷是他们便衣队的人呢，也返身同爷爷一起向外追去，爷爷便趁乱逃了出来。

　　爷爷的朋友特别多，他曾深情地说过:"多亏了这些朋友们，如果没有他们我就是有几条命也没有了。"我听父亲说过，爷爷因地下工作的需要，在他经常活动的烟台、福山、牟平、威海一带，结交了很多朋友。他利用各种关系掩护自己、侦察敌情，为党做工作。

我曾记的有一次他带我从界石到威海我父母家，那时交通不方便，40多公里的路程，我记不清和爷爷走了几天，我们走走停停，不知哪来那么多他的好友，几乎沿途村村都有，都是他们用自行车迎用小车送的。在炕头上，在小酒桌边，老友们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情，都是上年纪的老头子了，一会儿拍桌子挥拳，一会儿热泪直流。虽然我那时年纪很小，但也被他们传奇般的革命故事所吸引，只是时间久远，已经记不全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了，可惜他们经历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已经无人知晓了。

爷爷不但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革命，还无私地把他的亲属子女也投入到了如火如荼的革命中。受爷爷的影响，爷爷的姐姐家很早就成为革命的堡垒户，他的姐姐常常在夜间抱着磨棍推磨，深夜烙饼子把迟姓邻家的炕席都烤焦了。她的两个儿子张元刚、张元信，也都是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现存在文登天福山起义纪念馆的干粮袋就是他家的。党在老蜂窝办训练班时，当時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27军前身）的粮食供给大部是由他家提供的。

爷爷的女儿，我的姑姑杨培芝（化名杨忠玉）1935年爷爷发展入党。在绣花厂做工，用拜姐妹的办法进行革命活动。那时女工中唱的歌：“可恨中国婚姻制，不取得女同意，妇女真痛苦。恨媒人，订巧计，来把亲事提，说的天花乱，父母就允许，不管呆或傻，只为二亩地，女儿把泪涕。多么不公平，男人把女欺，姐妹齐努力，争取这口气，挽回自由权，婚姻自己定，男女都同意，从今后打倒专制，实行新婚姻。”她和姐妹们组织了两次罢工，使工场主增加了工资。抗战时期，为了收集敌人情报爷爷把姑姑安插到烟台一个日本翻译官家做保姆，她取的了官太太的信任偷出翻译官的名片给父亲做人证，可以轻松出入日伪的会馆，关卡。给我们八路军搞了不少情报，电话机，药品物资。有一次爷爷在烟台敌人 内部偵查情况，被敌人发觉逮捕，姑姑利用了敌人内部关系把他保了出来。后因下线暴露爷爷按排姑姑撤离。姑姑工作大胆泼辣、能吃苦，在村里任妇救会长时，就是全区的学习榜样。我的父亲，从小因爷爷参加革命，就为躲避敌人的追捕东躲西藏，四处流浪。年少的父亲有一次给"老蜂窝"训练班送干粮时遭遇敌人围剿，他豁上性命从巨崖陡壁滑下，多亏滑落到了灌木丛中，才没有摔死，也没被敌人抓到。后来父亲岁数稍微大了些，爷爷便把他送进了革命队伍。

爷爷的大儿子，我的伯父，是家里唯一一个没有加入共产党的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他只想好好种地，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因为爷爷参加革命，敌人也没放过他。敌人抓不到我爷爷，就把我伯父抓到大界石拷打审问，把三间破草房也给扒了。要他交待爷爷的下落，交待谁经常和爷爷在一起，谁是共产党员。我伯父一口咬定:"我爹的腿长在他身上，他到哪去我怎么知道，别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们，这南庄北疃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们把我打死算了，省的别人进来也受罪。"穷凶极恶的匪徒给伯父用上了老虎凳，腿下加到了三块砖，昏过去了再泼凉水，泼醒后再用皮鞭和树条抽，奄奄一息的伯父最后被敌人抛到了荒郊，被好心的乡亲们找到抬回了家，才侥幸地活了下来，但造成了终生的疾痛伤残。

1949年，爷爷已65岁，十六年的革命生涯，一本血和泪的记录，自己已不能和战友沙场撕杀，乡情难却，初心未了。他谢绝了组织让他在部队养老的照顾，从胶东军区复员回到了老家。在老家担任村支书期间，积极组织乡亲们搞互助组，合作化。总之只要是党号召的，爷爷都是第一个站出来响应，并立马带头执行。乡亲们说你爷爷当干部时没向自已腰包装一分钱，还把复员时组织给自已的粮食都卖了，用这笔钱买了许多苹果树苗子、农药和喷雾器，积极带领乡亲栽苹果树。这也许是爷爷继续在为实现饭后有苹果吃的革命理想而做的努力吧。

　　爷爷于1959年病逝。在漫长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我的爷爷只是那些无数为革命奉献的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但是他的人生经历和革命信仰却长久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时刻指引着我的人生方向，为我的人生点燃着一盏明灯。

　　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原27军前身。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刚到延安，我就知道昆嵛山，知道于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