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之——阴山背后的故事……

拓跋酋长

景教在三夷教中虽然最不起眼，但在我的脑海中却始终萦绕多年。无论是声名远扬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还是七河流域、阿力麻里古城、北京、洛阳、扬州、赤峰、泉州景教碑石，最为吸引我的地方却是汪古滩的两河流域（希拉穆仁河、艾布盖河）景教遗存。于是，在2019年的最后几天我与老搭档七公一起再次出塞来到金界壕，寻找阴山背后的故事……

2019年冬季的大雪如约而至阴山南北，寒冷并不是问题，公路的交通问题着实给这次出行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为了节约考察成本及安全因素，我和七公选择了火车、班车、特定区域包车的考察方式，所以多少出现了点因车辆问题留有遗憾的情况。把他理解为天意或缘分，也就谈不上什么遗憾不遗憾了，总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比如说，第二天的城圐圙村怀朔镇古城，多次路遇狐狸的经历就是一种在路上的巧遇。冰天雪地的荒野中，一天竟然遇到了八只狐狸，能不说是一种奇缘么？

学过历史的都知道阴山故事多。从春秋战国到夏辽金鼎立、从秦皇汉武到一代天骄、从《乐府诗集》敕勒川到唐诗宋词，无不提及。有敕勒川的美丽，亦有昭君出塞的幽怨、有木兰从军的巾帼不让须眉，亦有龙城飞将的英雄气概……
因为故事太多，必然也会留下很多历史遗迹。如：秦、汉、北魏、金、元、明的长城遗存；秦汉、北魏、唐、西夏、金、元的边塞城堡遗存；岩画、窖藏、墓葬等等可谓不计其数。加上北方各民族的杀伐、与中原的征战、朝代更迭、民族融合、出塞和亲等等故事更是数不胜数。自然会给这次阴山北部地区的考察带来了很多的迷茫之处……

阴山南北也毕竟是我的传统考察区域，从地理和历史空间上于我多少有些余地。在出发前就设定了以金界壕两侧汪古部景教遗址为主，以北魏北方六镇中的怀朔、武川、扶冥三镇为辅，以金长城为主线以博物馆为补充路线方式，顺便用搂草打兔子的形式，顺路看看其它的文化遗存……因为行政区域的划分，这次考察的两个重点区域达茂旗和四子王旗，分属于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市和乌兰察布市（集宁市），所以我们主体分为两个大区域介绍这次的考察内容。

第一站：怀朔镇古城

拓跋寻根万里行不知道走过了几十万里了，但注定这是一条永远走不到头的路，不管什么时候遇到拓跋部落的故事，那必然会被提到前面的。既然是北魏的故事，自然离不开拓跋部喽………

首先，我们来通过网络文字，了解一下北方六镇的文化背景：六镇指的是北魏前期在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以北边境设置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六镇在北魏孝明帝时期起事，即“六镇起义”。先前设置是为防柔然，太武帝拓跋焘在北方边境设了六座军镇，后来陆续增加，但仍沿用六镇之称。北方六镇是北魏国防的一道生命线，在北魏国家的军事、政治生活中享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边镇军官成为国家的显贵，享有较高的特权。北魏前期中期，对六镇极为重视。北魏边镇置镇都大将及僚属，镇下置戍，镇兵巡行防戍。六镇将领全由鲜卑贵族、凉州武人担任，戍防军人主要是鲜卑人，也有来自中原的“强宗子弟”。仅沃野一镇，就有镇将、僚吏八百余人。蒙古草原上的另一游牧民族高车受柔然压迫，先后有数十万人、牛羊百万内附，也被安置在六镇地区，分屯边境。但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着重经营中原，六镇将士地位日益低下。鲜卑贵族子弟进仕艰难。且派往北镇防戍的人，多为流犯或死囚，称为“府户”、“兵户”，与六镇将士统称为“镇户”。加以朝廷派往北镇的镇将贪污者多，边防士卒与高车降众都受到残酷的剥削压迫，生活日益贫困。太和二十二年，怀朔以东诸镇高车人举行大规模暴动。孝文帝被迫暂停与南齐作战，北上镇压。暴动虽然被平息，六镇却已被严重毁坏。正始年间，对六镇及御夷镇进行了迁移重建，别置诸戍，明设亭侯，以备不虞。但矛盾并未由此缓和，正光四年，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率众起义于高阙戍，揭开了六镇起义的序幕。诸镇华夷之民，纷起响应。连克武川、怀朔二镇。北魏政权联合柔然镇压起义民众，六镇起义失败。六镇兵民二十万人被遣散到河北定、冀、瀛三州，至此，六镇遂告废弃……

寻找怀朔镇古城，多少出来点插曲。尽管大雪导致包头汽车站所有北线汽车停运，但一早上包头到固阳坐私运车辆出乎意料的顺利（虽然错过了沙陀国村与沙陀族的关系调查）。到固阳后仿佛多少有些迷茫和麻烦。汽车站关门停运，多方打听得知在一个叫“火烧大楼”的地方有“面壳子”可以坐去怀朔镇，于是直奔火烧大楼（就是老汽车站）。可是大雪的原因都十点了也没有什么司机跑车。没过多久天佑拓跋再次显灵，雪天也不负有心人，突然一下来了几辆“面壳子”，经过多方打听与讨价还价，在几个车主都因为大雪路滑和不知道这个叫“城圐圙”古城遗址的地方，而不愿意跑的沮丧中，有一位李姓的师傅招呼我们上他车，他拉我们去。此刻的心情瞬间再次兴奋了起来……

车在公路上行驶了不久就折入乡间小道和部分土路上，虽然大雪把很多路面覆盖后不易辨认，但司机李师傅就是附近的人，所以算是轻车熟路，而且时不时遇到狐狸、野鸡、猎隼并会停车让我们拍拍。大约半个多小时，就把我们拉到了城圐圙。圐圙是方言，读音是kū lüè，蒙古语音译词，又译为“库伦”。意思是指土围墙。在山西陕北方言中也比较普遍。这里的城圐圙就是指怀朔镇古城。于是下车拍照观察古城轮廓和方位，寻找古城墙位置和城池大小等。

怀朔古城网络文字介绍：

怀朔镇过去叫白灵淖乡，恢复怀朔镇称呼，就是源于镇内的怀朔古城。怀朔古城在固阳县城东北方向 35 公里处城圐圙村，部分城垣还在，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墙基本没有了，西南角还有不足百米的一段。城墙周长4667米，古城面积约为1.6平方公里，是包头市内面积较大的古城，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内蒙古西部地区规模较大的北魏古城遗址。被称为北魏六镇之首，怀朔镇是北魏时期河套阴山地区政治和军事方面均占有重要地位的城镇，从其建立到废弃，整整存在一个世纪，其间几乎经历了北魏王朝兴衰的全部历史过程，这里曾经走出过高欢、高洋、侯景三位帝王。

怀朔镇最早建于北魏始光年间（公元 424年428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当时属朔州管辖。在古城内发现一座北魏时期的佛教殿堂遗址“土窑”，出土了全国罕见的泥塑佛像，并有铜菩萨塑像、石臼、陶罐等大量北魏时代的文物。由于时间和大雪覆盖的原因，我们走到古城制高点观察并拍了些照片后便离开城圐圙村，直奔达茂旗……

搂草打兔子之天盛城秦长城：

固阳县境内秦长城，全长约120千米。目前，已进行旅游开发的是固阳县城以西的九分子乡段。本次路过的天盛城段长城遗址，位于固阳县城东固百公路东侧的深山中，是秦长城遗址中留存较好的一部分。该段长城距公路约2千米，山中没有村落，目前尚未进行旅游开发，也没有进山的便道，须徒步进入。城墙由石块垒筑，高2米，宽2.5米，最高达3.8米。城墙东南侧山顶还存有一处直径约20米的烽燧。城墙遗址基本连续，城墙西北一侧高峻陡峭，东南一侧相对平缓，一般高出地面1米左右，其中保存最好的一段长约5公里。

顺路搂草打兔子之汉长城：

汉外长城遗迹分为南北两线，现今公开出版的内蒙古地图上，在达茂联合旗、固阳县、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境内绘出有两条断续分布的长城。现代学者多称北边的一条为“汉外长城”，南边的一条为“汉内长城”。在茫茫的干旱草原上，这两条长城遗迹近代曾为自大青山后通往新疆商路上的坐标。

第二站：今日重点：景教王都敖伦苏木古城“赵王城”

敖伦苏木古城对于我的吸引并不久远，但它第一次进入我的世界时，我便深深的被它所吸引。因为它的故事里充满了我所喜欢的东西。斯文赫定探险队、黄文弼先生的大发现、景教、汪古惕、阿剌海公主、金堑壕等，每一个熟悉名称都是我感兴趣的东西，也注定了它被发现后不平凡的经历。这里到底隐藏着多少神秘的故事呢？下面我们通过网络上大量的文字介绍来揭开这座神秘的古城………

敖伦苏木的前世今生：

我们到达敖伦苏木古城的时候以是下午16点了。古城被用铁丝围栏围着，大门上锁亦无人看守，自然无法进入。千里迢迢赶来，寒风凛冽却无法进入的心情着实难受，于是决定翻墙而入凭吊古人……

敖伦苏木古城遗址，位于包头市达茂联合旗百灵庙东北大约30余公里处艾不盖河北岸冲积平原上。“敖伦苏木”为蒙古语，意思是“众多的庙宇”，是一处元代汪古部的城市遗址。敖伦苏木古城也称“赵王城”、“五英雄城”。金末，汪古部领袖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归附成吉思汗，受到封谥，成吉思汗将他的三女儿嫁到这里，并世代结为姻亲（“安达忽达”）， 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3年），于是在黑水（艾不盖河）南岸，新建此城，当时称为“黑水新城”。后来阿剌兀思的后代术忽难被加封赵王，所以也称“赵王城”，是元代德宁路治所。

1927年的北京。著名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的第四次中国西北科学考察被北洋政府叫停了。叫停的原因既简单却又是破天荒的科考队里必须有中国人。晚清时，外国人在中国的科考都是无需征得清政府的同意，或者仅仅是走个过场似的向清政府打个招呼，而且中国人对科考获得的结果是没资格问津的。但此番，坐上了北洋政府掌门宝座的张作霖却遏制了西方人在中国畅通无阻的科考。经过六个多月的扯皮，斯文.赫定终于被迫接受了北洋政府开出的条件，斯文.赫定的第四次西北科考也拉开了中国人科学考察的序幕。而也正是因为有了中国人的参与，科考的两大成果，即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矿藏、黄文弼发现敖伦苏木古城，首先使达茂草原闻名于中外

黄文弼先生的惊奇发现：

1927年5月9日，联合科考队从北京出发，6月6日来到了大青山北麓茂明安草原深处。由于科考分为诸多学科，出于交通、饮食、后勤保障等条件的限制，科考队必须进行必要的分组，以便各自开展考察活动。

由于当时的百灵庙是漠南通往漠北、新疆等的交通要道，更是达尔罕草原商旅云集和物资的集散地，所以成为科考团最初确定的三队人马的汇聚地。但是当大部队到达胡济图河营地后，发觉已经西距百灵庙40里，处于他们继续西行的线路上，所以临时决定将汇聚地更改为胡济图河营地。5月28日，队员聚齐。自包头随行的驼队完成了任务，回去了。继续前进所需的骆驼，需要在附近购买。在等待骆驼的日子里，大家要么打打猎，要么就近做些考察。而40里外的百灵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所以，自5月31日起，那林、贝格曼、徐炳昶、丁道衡、黄文弼、龚元忠、赫默尔、李伯冷、哈士纶等，先后向百灵庙进发了。

1927年6月5日，黄文弼和庄永成沿百灵庙边的艾不盖河向东北走了3里，发现一座破旧寺庙，认定其为清代喇嘛庙，考察价值较小。又前行约30多里处，拾到一些残陶片和石刀片。询问一位放羊的妇女后，在一个小孩指引下，又走了20多里，远远看见了累累的土墙、土堆，这就是敖伦苏木古城。

“城为土砖所砌，城墙残垒屹立，犹可考见古城模样。此城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短。庄永成以步度之，东西约1040米，南北约643米，西南北均有城垛遗址，此城坐西朝东，面临河畔也。入城循视一周，残瓦片堆积如山者10余座，散瓦石遍地，乃建筑房屋遗址”。

“人民常用之石槽、石轮、石臼，及宋瓷碎瓦，古代陶片满布地面”。在6月13日考察中，黄文弼写道，“下午拾残瓦数十片，携回作标本”。此地发现一座古庙，“庙之四周有幡塔遗迹，内中亦有泥塑或木塑铜塑神像及壁画，或蒙藏经卷残片等。在13日考察中，黄文弼记述“余在灰堆上拾宋元古磁碎片，古残瓦、唐宋古钱、碎铜片甚多”。1927年6月13日庄永成量城，计“南北300丈，东西184丈，内有倾颓庙基5，残砖塔4，此有迹可寻者也。”

发现《王傅德风堂碑记》：

黄文弼考察敖伦苏木古城发现了著名的汉文景教墓碑《王傅德风堂碑记》和一方蒙古文残碑，其成果发表于1931年的《西北科学考察概要》上。自从黄文弼在城中发现元代景教遗迹和《王傅德风堂碑记》以后，中外学者纷纷来此考察，一时间在学界敖伦苏木古城声名远播，研究其的专著和论文一度层出不穷。

1933年，《太平洋杂志》记者、美国人欧文.拉铁摩尔到敖伦苏木古城进行考察，他是最早对敖伦苏木古城进行考察的外国人。1934年，拉铁摩尔在《地理杂志》上发表了《内蒙古一座景教古城遗址》一文。上世纪70年代，拉铁摩尔还重新来过百灵庙，在百灵庙中学做客。

1935年5月，南京《蒙藏周报》编辑黄奋生对敖伦苏木进行调查，对《王傅德风堂碑记》内容进行记录，收录于其著作《百灵庙巡礼》中。

1935年秋，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江上波夫、人类学家赤堀英三考察敖伦苏木古城。江上波夫后出版《蒙古高原横断记》一书，并对敖伦苏木景教遗址作了报道。

黄文弼记述了当日他在这座古城中所见景观：
……有古城遗址，房舍庙基，尚能见其仿佛。复在城中觅得汉文、蒙文石碑各一方，汉文碑记为王傅德风堂碑记，乃马扎罕之子八都帖木儿于至大元年立为王傅，管领德宁、砂井、净州、集宁等路，在此建设王府也…… 1927年黄文弼发现的敖伦苏木古城以及《王傅德风堂碑记》，是研究汪古部及敖伦苏木古城的重要“实物”资料，现人们所知的碑文内容基本上是由学者黄奋生和法国学者马丁分别在1935年和1936年誊录和拍摄的。如今，该石碑早已不知所踪。据景教学者牛汝极在其著作中介绍，据人们传说，可能是解放前后吧，该碑被百灵庙镇南的红格塔拉种羊场的人拉走后不见影踪的。

关于金堑壕：

金堑壕对我与七公来说并不陌生，从呼伦贝尔莫力达瓦到锡林郭勒大草原都曾经穿越过几次，这次又是围绕着它来回穿梭，寻找着属于阴山北方的故事……

金堑壕也称金界壕、金长城、兀术长城，从当地人对这条金国防御北方蒙古族的城墙造型来看，称金堑壕较为贴切。在《金史》中，对金长城这项工程记载有界壕、壕堑、濠堑、壕垒、垣垒、垒堑、壕障、濠墙、界墙、边堡等十余种称谓。始建于金太宗天会年间，从公元1123年开始修建，直到1198年前后才最终成形，是规模宏大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不同于秦汉和明长城兴筑在横亘的大山脊岭之上，雄据山险扼守，因此界壕挖成后不久很容易被风沙掩埋，蒙古铁骑在突击时只需少量柴草和沙土就可埋平一段界壕，成为向南进攻的通道，所以金界壕不能起到阻挡骑兵的作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据《金史》记载，又经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多次反复调查后，确定了3条主线。在大兴安岭以南的界壕分别属于东北路、临黄路、西北路、西南路管辖，东、西两端只有一条主线，中间有很长的南、北两条主线。东端从呼伦贝尔的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尼尔基镇七家子村南的老龙头开始，直到兴安盟的科右前旗满族屯乡分为南、北两线。南线从满族屯乡开始，向南入突泉县，西南经科右中旗、扎赉特旗、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折向西经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县、克什克腾旗，再折向西南入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再西至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查干敖包苏木与北线相连，经包头市达茂联合旗入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上庙沟村止。

《蒙鞑备录》载：“章宗又以为患，乃筑新长城，在静州之北。以唐古乣(音:九)人戍之......”。此新长城就是《金史·地理志》所载：“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的金长城。今天这个金长城早已失了曾经曾经的雄伟，成为了一条在横亘草原上毫不起眼的大壕沟。关于这段金长城的考证，国学大师王国维的《金界壕考》有着详细的考据：“《金史·内族襄传赞》论北边筑壕事，以元魏、北齐之筑长城拟之。后世记金界壕者，并谓之长城。然金世初无长城之称也。其见于史者，曰边堡，曰界壕。界壕者，掘地为沟堑以限戎马之足；边堡者，于要害处筑城堡以居戍人。二者于防边各有短长：边堡之设，得择水草便利处置之，而参差不齐，无以御敌人之侵轶；壕堑足以御侵轶矣，而工役绝大，又塞外多风沙，以湮塞为患。故世宗朝屡遣使经画，卒不能决。章宗时边患益亟，乃决开壕之策，卒于承安三年成之。其壕堑起东北讫西南，几三千里，此实近古史上之大工役。今其遗迹虽湮没，而见于载籍者，尚可参稽而得其概略......”所以，这段章宗时期所建的金长城也被称为“金界壕”，而汪古部所戍守的金界壕只是整个界壕的一段。

关于汪古惕：

我对汪古部的认识，是来源于十几年前的一本《蒙古秘史》。后来上映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更让我对它充满了兴趣。有一种汪古惕与唐古惕有着某种特殊关系的感觉。

关于汪古部族源历来中外史家也有不同说法，简述之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源于突厥族中的回鹘一支，如谓汪古乃“西域聂斯脱里贵族”。或谓突厥诸族之沙陀一支，如谓汪古是“沙陀雁门节度使之后”。
第二种说法是源于蒙古。当时宋人称蒙古为鞑靼(音:达)，也叫达达。汪古部居阴山被称为阴山鞑靼，称蒙古为漠北鞑靼。蒙古被称为黑鞑靼而非蒙古族裔的汪古也叫白鞑靼或白达达。
第三种说法是源于古羌族一支。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认为：“所谓汪古部，是金章宗时赋予守御静州以北筑长城的唐古乣人的称呼。所谓白达达，也就是以羌族组成的河西鞑靼的一个种落，迁到河套东北边的阴山鞑靼的后身。他究竟是从党项或吐蕃所派生，遽然难以肯定，但与羌族的唐古乣人系同种。”
第四种说法是汪古属于一些松散小部落组成的独联体。

说到汪古这个名称和部族的由来众说纷纭，但都无确证。盖山林先生的考证：汪古，又称雍古惕、瓮古、翁衮、盎古、王孤、乌而古等，汪古之名始于金末。
为何称为汪古有几种说法；
其一乃匈奴温禺牍王名称之借用。
其二乃长城之名，即上面所说的金长城（金界壕），蒙古人称此长城为盎古(汪古之变音)所以戍守长城的部落被称为盎古部。
其三乃源于神山之名，《朔平府志》称：“神山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北四十里，一名翁衮山。”《绥远通志搞》：“蒙语称神山曰翁衮山盖此名相传已久。”由此可知汪古部是以所居的翁衮山为部族名称。盖山林先生认为第三种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关于汪古的景教信仰：

汪古部是一个信仰聂斯脱里派基督教的部落。聂斯脱里派基督教于5世纪初兴起于西亚，7世纪传入中国，唐代时称为景教。汪古部与操蒙古语的克烈部（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和操突厥语的乃蛮部（游牧于蒙古高原西部）一样都信仰基督教，特别是汪古部还留下许多带宗教色彩的实物。内蒙古目前发现了70多件景教碑刻，主要分布在达茂旗和四子王旗，均属于汪古部，其中约半数有叙利亚文突厥语碑文。另外在鄂尔多斯还发现了多件景教铜十字。汪古部不仅处于蒙古草原和中原交通的要冲，而且是中西陆路交通常经之地。元代旅行家拉班·扫马和雅巴拉哈三世曾由此前往西亚，欧洲来华的马可波罗、孟高维诺、鄂多立克等人，或来回时途经这里，或同汪古部人有过直接接触，他们在西方留下了各种文字的记载，其中也报导了汪古部的情况，因此汪古部的史迹也普遍受到中西交通史研究者的重视。那么什么是景教呢？

关于景教： 景教即基督教 聂斯托利派（Nestorian），是由叙利亚人聂斯托利创建，他在428年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但在431年被认定为异端。5世纪末，聂斯托利派教徒迁往波斯，称为东方亚述教会，开始向中亚传教。聂斯托利派在唐朝时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元代时和其他基督教派统称为“也里可温”（ärkäg ün）。关于中国景教必须了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碑文为汉文、叙利亚文双语，立于781年（唐建中二年），1623（明天启三年）或1625年（明天启五年）在西安或周至被发现，后移入金胜寺内，1907年移入西安碑林。唐朝时在华基督教徒为何称基督教为景教呢？且自称为景教徒？据景教碑碑文介绍“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说明唐朝时基督教徒们以古汉语“景”命名其教，正是因为“景”字之义乃为大，为光明之义。应该是根据《诗经·小雅·小明》：“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毛传：“介，景，皆大也。”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九章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著名耶儒李之藻在所撰《读景教碑书后》曰：“景者，大也，炤也，光明也。”可见当时取名景教甚合基督教教义也说明当时景教僧们对于中华文化学习研究之深。

中国境内的景教碑刻大多用叙利亚文写成，也有一些用回鹘文、八思巴文和汉文写成。除了最著名的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以外，在新疆伊犁、吐鲁番、内蒙古达茂旗、四子王旗、赤峰、北京、泉州、扬州和洛阳都有发现 。

唐早期的景教在中原地区得到了中央政权的庇护，并有了一定规模性的发展。唐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灭佛，其它各种宗教也受到了打击，在长安的景教徒与众多的回鹘人一起，为了避免遭受迫害，便跑到了北方草原地带，于是景教便在北方草原游牧民中扎下了根。金元之际，北方草原上的汪古部、乃蛮部和克烈部等，都是信仰景教的部族。蒙元时代，蒙古汗庭中许多人信奉景教。成吉思汗曾与信奉景教的突厥汪古部（öngüt）联姻，幼子拖雷最宠爱的妻子嗦鲁合帖尼就是景教徒，她也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位大汗的母亲。

在敖伦苏木古城中寻找并聆听景教的故事时，时不时会发现很多高出地面的土堆，土堆上面都是一些砖瓦类的建筑残件。城中部有一个最大的夯土基址，基址顶部的三个塔状敖包，应该是后期牧民用残砖堆积而起的。周边散落有元代特点的白瓷、黑瓷、绿釉瓦等碎片。并发现很多具有西夏寺庙建筑特点的掌印砖残件。

监国公主阿剌海別吉：

关于阿剌海别吉（别吉即公主）的历史记载，并不是很多。有些人为了炒作，把她定位为金庸笔下《射雕英雄传》中的华筝公主。小说毕竟是文学作品，至于故事中的人物华筝公主的原型是不是阿剌海别吉并无从考证。

1958年，内蒙古武川县东土城五家村一位村民在挖土脱坯时发现一枚铜印，1974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武川征集到了这枚铜印，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部门鉴定，此为元朝监国公主阿剌海别吉的铜印。鉴定结果一出来，众皆哗然，因为这枚珍贵的铜印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铜印上面的字迹有力地证实了曾经有一位智勇双全的蒙古公主在成吉思汗与他的蒙古铁骑们叱咤风云的历史时期也创造了傲睨天下的巾帼业绩。她就是成吉思汗的三女儿，曾监国长达二十年之久的阿剌海别吉。

关于阿剌海别吉，史书语焉不详。据推测，她生于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左右，卒年不详。在《元史》中，虽没有单独给这位公主立传，也没有详细叙述她的事迹，却在提及这位公主的时候，都称阿剌海别吉为“监国公主”。在成吉思汗的女儿中，被封为“监国公主”的，也只有三公主阿剌海别吉一人。蒙古国文物工作者在抢救尘封史料时，先后发现了丘处机的《上汗书》和成吉思汗的《册封阿剌海别谕》两件珍贵史料，它们记载了阿剌海别吉被任命为监国公主一事的缘由和经过。
《上汗书》记载，丘处机亲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征西夏，占领金朝中都北京的过程。他常常在赴宴时看到蒙古将领以敌人的头骨为酒器，以鞭打虐杀俘虏取乐，他认为这是大错特错的事。为了警示将士，丘处机拿出一个壶，他问众将，壶的哪部分最重要。木华黎说壶身重要，壶之所以能盛水，靠的就是壶身。赤老温说壶嘴重要，壶盛水之后，主要靠壶嘴往出倒。博尔术说壶把重要，壶把一动，壶身不稳。阿剌海却说壶盖最为重要，在壶没有水的时候打开，水满的时候盖上，壶里之所以能盛水，完全是从壶盖开始的。阿剌海别吉联想到了治国，她说：“想我蒙古虽有壶身那样囊括天下，壶嘴一样灵巧自如，壶把一样扭转乾坤，可是，要把中原也纳入蒙古版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一定要像壶盖那般，根据自己的需要，该排斥的时候排斥，该包容的时候包容。这是当下要务。”丘处机大为叹服，他奏请成吉思汗册封阿剌海别吉为壶盖公主。

阿剌海监国达十二年之久。在她监国期间，蒙古帝国社会稳定，百姓生活如常。《元史孛要合传》中写道：“公主明睿有智略，车驾征伐四出，尝使留守，军国大政，谘禀而后行，师出无内顾之忧，公主之力居多。”
阿剌海别吉一生，为蒙古的统一大业，曾四嫁汪古部。汪古部把守着阴山的要塞，在军事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阿剌海别吉的婚姻无疑是一桩政治婚姻。汪古部世代居住的地方，位置在今天的内蒙古包头市一带，其王府在今包头市达茂旗鄂伦苏木，阿剌海别吉在这里生活了约30多个春秋。
1204年，乃蛮部要联合汪古部共同进攻蒙古，蒙古部落面临一场空前危机。铁木真先与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结拜为兄弟，然后还不放心，又把这位19岁的女儿阿剌海嫁给了义兄阿剌兀思。1207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阿剌兀思率长子不颜昔班一同出征，汪古部的权臣趁机在都城安答堡发动叛乱，阿剌兀思和长子不颜昔班迅速回到汪古部。叛乱虽然平息了，可阿剌兀思战死。不颜昔班主政汪古，按照草原收继婚的风俗，不颜昔班娶了阿剌海。可是，阿剌海嫁给不颜昔班没多久，汪古部又发生了叛乱，不颜昔班遇害，阿剌海领着阿剌兀思的侄子镇国和幼子孛要合逃到云内州，也就是阴山南土默川一带。成吉思汗消灭了汪古部权臣，因孛要合年幼，成吉思汗封镇国为北平王，主政汪古。阿剌海又按照草原风俗，三嫁给镇国。镇国死后，阿剌海四嫁孛要合。
阿刺海别吉嫁给孛要合没有生儿女，孛要合的姬妾生了三个儿子，即君不花、爱不花、拙里不花。阿刺海别吉对待他们就像亲生儿子一样，非常贤德。孛要合死后，追封为赵王。阿刺海别吉死后，追封为皇祖姑赵国大长公主。孛要合和阿刺海别吉居住的王城也被称为赵王城，就是今天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

此刻的我走在这片汪古惕人的城堡里，没有了喧嚣也没有赞美诗的吟唱，只有寒风伴着脚与雪间的吱呀声。夕阳西下，唯一保留了不到二百米的西城墙，在傍晚时分略显沧桑。从残垣断壁的豁口处透露出的一轮红日，更显悲凉。我并没什么感觉，只是不断的思索着汪古部为何遗弃这里？他们走向了何方？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汪古惕的祖先来自何方？亦无人知晓他们现在何方？景教为何在汪古惕部落得以发展？又为何消失殆尽？只留下西北方的墓地上的十字架莲花墓碑和墓顶石。这些墓碑也成为关于汪古部家族的重要史料，后期研究者主要有阎复的《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刘敏中的《赵王先德加封碑》，以及据此两碑写成的《元史·阿拉兀思剔吉忽里传》，还有后来发现的建于至正七年（1347年）的《王傅德风堂碑记》和建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的《大元冀宁路代州柏林寺重修唐节度使晋王李氏影堂碑》的记载。

当初前往西方的蒙古族景教教士拉班.扫马与马可斯二人也曾经过了这里，得到城主君不花、爱不花的礼遇。到达叙利亚、耶路撒冷后，潜心教法逐渐成为了大主教，并代表东方教会出使罗马、巴黎等地，得到西方国家的礼遇。后来马可斯还成为了“东方教会大总 管”，称“雅伯拉哈三世（Mar Jabalaha III）”。然而，敖伦苏木就是东方景教的家园，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景教遗存最为集中和最多的地方。可是又是什么原因让这里变成一片废墟呢？汪古惕为何要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故乡呢？

有人说汪古部后裔迁往了鄂尔多斯高原，就是现在的乌审旗乌审部。我曾多次前往乌审旗寻找他们，但并没有收获。上世纪初，比利时神父田清波1905年以天主教传教士身份来华，寓居达40年之久。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南部鄂托克旗南境的城川(今鄂托克前旗城川乡)，即“西南蒙古教区”的传教中心传教，并致力于蒙古语言学的调查研究。搜集到有关鄂尔多斯传统、风习、历史、宗教、文献和民俗学等方面的大量资料。他发现鄂尔多斯鄂托克旗还有一个姓额尔尼古德的蒙古族群体依然信仰景教，并留有景教习俗。经过我多方寻找，找到了这支额尔尼古德蒙古人和一位赞颂传承人达尔玛扎布老人，但很多原因和语言不通，还是有些说不清楚。也许我的缘分还没有到，相信在今后的探索过程会有所发现……

博物馆对应文物：这件敖伦苏木古城出土的景教文化代表“十字莲花石碑”如今默默的矗立在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向人们诉说着它曾经的故事……

据说这块碑是内蒙古的考古学家盖山林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敖伦苏木发现的。石碑是用古叙利亚文、蒙古文、汉文三种文字书写的景教残碑。它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重视，并纷纷前往敖伦苏木考察研究。
残碑为花岗片麻岩刻成，圭首上刻有十字架，其上左有金鸡，右有玉兔，下刻莲花映托。碑高1米，宽0.85米，汉文部分居右，叙利亚文居中，蒙古文居左，内容相同，其汉文共4行，内容如下：“这坟阿兀剌编帖木郏思的，京兆府达鲁花赤……花赤，宣来后来怯连口都总管府副都总管，又……宣二道，前后总授宣三道，享年三十六岁，终。泰定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记。”
泰定为元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年号，泰定四年即公元1327年。碑文中所记死者为阿兀剌编帖木郏思，是突厥姓名，该墓碑所记的死者为元代汪古部贵族人士。

位于敖伦苏木古城东北方向约1千米处。地处丘陵地带，地表散布着数以百计的石堆墓。墓葬的建造不够规整，排列顺序也不完全一致。每座墓的地表用大小不等的石块围成一个圆形，作为墓葬的标志，墓表的直径3-6米，略高于地表。地表散置着很多大而扁平的石板，有的正面有长方形的凹槽，而且是一端较大，一端较窄的长梯形，应当是景教墓顶石的底座，有的石座侧面还雕刻着精美的花卉。在1974年秋发掘的一座墓葬，墓表石圈直径3.2米。墓穴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因早年被盗，坑内填满沙土和巨大的石块，从扰乱的青砖看，墓穴内可能筑有砖室。墓深2.2米，在扰土中发现有桦树皮鞋垫。在墓葬的北边发现一座残断墓碑，碑高1.2米，宽0.4米。碑文上方刻十字架，碑文是汉、蒙、叙利亚三种文字写成的。汉文两行为“亡化年三十六岁，泰定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死者是汪古部人，名叫阿兀剌编帖木郏思，生前的官职是京兆府的达鲁花赤，后来为怯连口都总管府都总管。此外，在墓地还发现了刻有十字架的古叙利亚文石碑一块，散置在一座古墓之旁。

位于达茂旗敖伦苏木故城西北15千米的白彦敖包苏木毕其格图好来。这是一处专门的汪古部陵园。陵园坐落在一片群山环抱的平地上，东、西、北三面为山峦，仅南面不远处有一个狭窄的山口，是进出陵园的天然阙口，陵园四周有围墙，但因残失殆尽，仅有微迹可查，土垣最高处约30厘米。1974年，对这处陵园内的墓葬进行了发掘。陵园内有积石墓19座，另有4座在陵园的北面和南面。
墓葬表面都用石块围成圆形，直径5米左右。有些墓顶立着高大而扁平的尖石或石板，一般立石高可达1米左右。从墓表石块放置的情况看，这个陵园曾被盗掘，以至于墓顶石块全被放到了墓穴的周围。这个陵园的死者虽然也是景教徒，但并没有发现景教特有的标志诺亚方舟式的墓顶石，而是在墓旁立着古叙利亚文的石碑。从发掘的陵园北面的墓葬观察，地表为堆放不规则的石块,其下为黄沙土，墓穴为土坑竖穴式，内置木棺，头向西方，仰身直肢葬。尸骨足部出土有三角形桦树皮鞋垫，在木棺外后部有两件弓囊，其旁有一带铁环的木块,上面镶嵌有一件长方形穿孔骨片，估计应当是马具。在这处陵园的南面0.5千米的小山坡上，还发现有两座圆形石堆墓，墓穴以砖砌成，中间放置木棺，棺外有铁箍两道。出有铁车辖、铜镜、铜车马器、绿松石饰件等。

毕其格图好来墓葬群：墓葬陵园虽然深处草原腹地，这里也曾多次遭到盗墓贼之扰。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盗墓行为达到顶峰。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成群结队地到这片墓葬挖掘，甚至还出现了卖水、卖方便面的人专门为盗墓贼服务。挖出来的东西，现场就有文物贩子收购，买卖场面甚是红火

　　1997年，时任达茂旗文物管理所所长王新文跟随内蒙古文物考古所的专家们清理过这片墓葬群。在这里，出土了两套完整的石椁。由于早期被盗，墓内未发现文物，但发现的石椁，除盖子被炸坏外，其余保存完整。石椁的四壁雕刻有精美的图案，正面雕刻的是墓主人的形象：侧面坐在一张小桌子上，穿着长袍，头上戴着将军帽，帽后飘两条飘带，手上托着一只鹰。石椁两侧雕刻的是鹰叼兔和站立的鹰，工艺十分精美。特别是被炸坏的石椁盖上，雕刻有五爪龙和十字莲花。从地表清理及石椁文物来看，这里应该是一处信仰景教的汪古部皇室成员家族墓。在旁边一处墓坑内，工作人员还清理出一幅朽烂的棺木，内有一具女性遗骸。据一些考古专家推测，这具骸骨应该是一位元代公主。然而，由于墓葬群未能寻找到更多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物，也未对骸骨进行鉴定，她的身份仍然难以确定。现在，这位身份显赫的贵族女性，静静地躺在达茂旗博物院的展馆内，等待着后世破解她和她的家族曾经的故事。

关于墓顶石：景教墓葬的标志就是景教墓顶石。放置方式是在与地表平齐的墓顶放置扁平的板石，其上放置中间为凹槽或凸起状的底座，座上摆放景教墓顶石，也被形容为诺亚方舟式的墓顶石。

墓顶石的头部、上部、左右两侧除底侧外，四面均有十字架标志，有的只是十字架，也有的十字架下有莲花。墓顶石身两侧分别刻有卷草纹饰，顶部一般都刻有叙利亚铭文，应为死者的身份和基督教悼词。

包头博物馆馆藏敖伦苏木古城的墓顶石和石臼、石球。

敖伦苏木古城及其周边墓葬群出土的大量文物，多数都在达茂旗博物馆收藏，内蒙古博物院和包头博物馆只有少量的几件文物。由于达茂旗博物馆搬迁新馆，我们并没有见到那幅精美的公主石棺及其它墓顶石等汪古惕景教文物，因此也成为此次考察最大的遗憾，😢😭😭以至于第三天的考察让我变得十分沮丧😦……

野外考察总是这样，天气、运气、功课等多方面原因，总会有惊喜，也会有遗憾。但绝不能因为错过的美丽而影响了继续探索美丽的心态……

我们返回达茂旗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镇，已是天黑了。登记好房间后，我与七公采购了些吃的回房间，用一瓶二锅头结束了一天的行程……

迷茫百灵庙：

今天的行程仿佛已注定了诸多的遗憾。一大早，我坐在庙门口的时感觉就非常糟糕……

百灵庙系达尔罕贝勒庙的转音，亦称乌力吉套海（吉祥湾）召庙群。庙宇由5座大殿、9顶佛塔和36处藏式结构的院落组成，总占地面积约8000多平方米。各处殿塔雕梁画栋、廊柱林立，墙壁上彩绘着佛经里的人物故事，造型生动，构图细腻。清康熙皇帝御赐“广福寺”牌匾悬挂于大佛殿正门上方。

第三天的清早，我们来到了百灵庙，看看这座建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2年）的庙宇。不一会转完百灵庙后我们打车直奔达茂旗博物馆，在一座偏僻的荒原中见到一座辉煌的五馆一中心建筑群时，我的内心有着一种不安。荒原上的城镇，却又把五馆一中心建在远离城区荒原的荒原之上，别说这里没人，连路上都没有遇到一个人。围着博物馆转了两圈才找到门，虽然外部富丽堂皇，但一看便知经费不足，内部还是破烂不堪，闲置于荒原的面子工程。好在出租车司机也想到了不开门，等着把我们又拉回了百灵庙跟前的文化宫旧博物馆。可是老博物馆也只有牌匾还在，一问文化宫保安得知，一年前就人去楼空，文物都拉到新馆库房了。旧馆楼空人去，新馆遥遥无期，留给我们的只有遗憾……

带着遗憾的心情和沮丧，吃了冬至的饺子后，又品尝了一下当地的小吃“熏肉大饼”。也不知道是心情的原因还是小吃的味道不行，总之感觉非常的无味。于是无奈的坐上车离开了达茂旗………

错过的美丽一：达茂旗明水窖藏

在达茂旗大苏吉乡明水村北有一座古墓群，据考证是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汗国以前汪古部的一处墓地。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有当地下乡知识青年挖掘过，盗掘出了一些陪葬物，当时到底挖出了什么，已无从知晓，只有天知地知当事人知道了。让我想起了盗墓笔记中的知青故事。

这个黄金高足杯就是出土于达茂旗大苏吉乡明水蒙元墓地。高12.5㎝，口径10.8㎝。

1978年，乌兰察布盟文物部门对大苏吉明水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织金锦袍（纳石失辫线袍）1件，织金风帽1顶，缂丝靴套1对，丝线编织腰带1条，以及各种残片若干。据当地人讲，这次还出土了马鞍和金银用具多件，但不见记载。

出土的织金锦袍专业术语叫“纳石失辫线袍”。“纳石失”是波斯语，汉语的意思是“金线”。用金线织成的袍服被称为“纳石失袍”。袍子出土时因年代久远出土风化等原因，颜色呈黄褐色，当初应该为金黄色。袍子肥大拖地，束腰窄袖，上面织绘着狮身人面图案。袍长142㎝，两袖通长246㎝，袖口14厘米，下摆宽115厘米；腰部有宽16.5厘米，周长96厘米的钉线绣（似条绒状）束腰。袍子原本有里子，是一件夹袍，但出土时被当地人撕掉了，致使和现有紫色扣绊相配对的两条扣绊也被撕落。经专家研究，这件袍子的每一根线，都是用金丝缠绕过再进行编织的。这种工艺现已失传，因此这件袍子极其珍贵。作为一级文物，现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这件明水汪古墓葬同时紫汤荷花缂丝靴套，是一件艺术品位极佳的缂丝服用品。该靴套是套在靴筒之上的，前高后低，膝盖处凸出，顶端有吊带，便于拴在裤带上，具有典型草原游牧民族的服饰特征。其主要装饰为缂丝花卉，在紫色地上遍饪荷花叶和花卉，花有荷花、桃花等，叶有裂叶，如牡丹叶状，这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所载南宋用于装裱书画的“缂丝紫汤荷花”十分相似。

缂丝属于丝绸织物中的一类，于唐代开始出现，宋代用缂丝制作大量的服用品，包括缂丝织袍、缂丝帽、缂丝靴套等。

1978年前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大明吉乡明水墓进行发掘。出土了精美玉人像5件，共7人，通体洁白。大玉人半圆雕，坐状，双手于胸前，各持一穗状物，背面有带箍状穿孔，用于穿皮带。小玉人半圆雕，站立状，双手于胸前持一带网格状三角形杯状物，背面有象鼻穿孔。三联玉人，跪状，双手均合与胸前，背面四角有象鼻穿孔。这组玉人的造型体现了典型的元代玉人的特点，首先他的开脸十分象猴脸，它是用粗阔的阴刻线勾勒出眉、眼睛、鼻子和嘴，线线相连；其次，鼻子在靠近眼睛部位呈细狭状，形成了上细下宽的楔形状，鼻子头是凸起的，鼻梁低于鼻头，鼻翼不明显。在制作工艺上人物颈部用断刀法，使脖子呈深凹状，以便把头部托起。
蒙古贵族多喜欢宝石类，对玉器则缺乏汉族那种深厚的感情，虽然元人利用宋代的制玉技术，从事制玉事宜，但是工艺技术改进不大，器物多具有时代特色，体现了蒙古民族粗犷豪放的特点。元代出土玉器较少，明水墓出土的这组玉器的雕琢技法及所表现人物的面部、衣饰特征均体现了蒙元时期制玉的特点，但是比较原始，也体现了当时汪古部落的制玉水平。
这几件玉器本为一组带饰，却代表三个不同的等级，大的高度和宽度是其余人物的一倍，且衣饰华贵，手持穗状物以示权位，表明其身份是王或其它首领一级的人物，面部表情平和，似在坐受其余人物的礼拜。3个独立小人站立，双手持杯状物，面部表情高傲，似在执酒庆贺，表明这三个人的身份为立有战功的将士或官吏。三个并联人物呈跪状，并联在一起表示被缚或人身不自由，面部表情低媚，喻示这三个人为地位地下的奴隶或战俘。这组玉器生动形象的说明了当时汪古部的社会等级状况。7个人物代表了王、将军、奴隶三个社会等级，可以来表达当时贵贱、高低，这种写实的造型、装束以及大小不同，坐、立、跪姿不同来表现人物的身份贵贱在内地传统玉器中所不见。

既然错过就错过吧，继续北魏六镇之二分子武川镇古城的探寻。班车到达二份子镇后，我们仓促下车，根据百度的记载它在镇子的西面500米处？于是我们问了一下一位当地人，他也说不清给我指了着西面的一片树林说就在树林后面，啥也没有了。于是我们没想太多就在雪路上径直而去……到达树林后东南西北的走了遍也没有发现古城的踪迹。再次打开资料查阅，看着文字中有板有眼的写着“东西南北城墙尺寸，东南北三面环山……”继续对照寻找可是依然还是找不到踪影。我自己看了看当地地形和干涸的河道后分析这里不应该建有古城，不符合地利条件。于是立即返回乡镇，再次询问当地人。

返回公路边的乡镇后，发现有一家正在办丧事，人比较多，遇到一位似乎有文化的村民，得知二份子古城是专家推测的位置，当地并没有什么城址遗迹，也没有什么碑文。为了宣传就在村西口立了这么一个所谓的“北魏重镇武川”的石碑。我当时那个恼火啊，简直不言而喻……后来才发现北魏北方六镇的武川镇古城一直确定不下来。为了文化立县，武川县到处寻资料空穴来风四处立碑宣传“北魏重镇武川”。此刻的我在大雪中已走的精疲力竭，什么也不想说，只想坐班车离开这里，前往四子王旗寻找希拉穆仁河畔的汪古部。班车不是你说来就来的，眼瞅着四点多天色已晚了，只好顺着公路继续向金堑壕走去也算看着个古迹吧！雪地路滑，小心翼翼的走了三公里，眼看着就剩一百米到金堑壕了，班车也来了，于是错过的美丽接踵而至……

错过的美丽二：达茂旗西河乡文物

1981年10月，达茂联合旗西河公社前河大队社员何凤生，在修整场面挖土时，在地下一尺五深左右，挖出金器5件，计金龙饰1件，金牛头鹿角饰2件，金马头鹿角饰2件，总重量531克，出土时金龙饰缠着其余4件头饰，卷裹成一团，正好被何凤生一铁锹挖了出来，5件金器完好无损，并没有被铁锹铲伤。据专家考证，这5件金器是晋代，一说为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文物。

这件达茂旗河西乡出土的鹿首金步摇冠是头部的装饰品。外形取材于鹿首，分为鹿首和鹿角两部分。鹿首刻画出了鹿的五官；鹿角由主根向上分支，每个枝梢上挂一片桃形金叶。长19.5厘米、宽14.5厘米、重91.6克 ；

步摇冠兴起于汉代，晋代以后在慕容鲜卑中盛行。
步摇，佩戴者走动时叶片摇摆，沙沙作响。公元前1世纪左右，步摇自西亚传入中国，经与中原汉式步摇相结合，流行于魏晋时期，尤在慕容鲜卑部最为盛行，后来流传至隋唐五代。《续汉书·舆服志》有这样的描写：“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八爵九华，诸爵兽皆以非常为毛羽，金题，白珠珰，绕以翡翠为华云。”
有专家认为，东汉成套的步摇则可能接受过大月氏的影响。步摇装饰起源于西方，步摇冠约在公元前后正式形成，然后向东传播，横跨欧亚大陆经我国进入日本，流行日本时间达600余年。摇和步摇冠在我国之作为妇女首饰，而魏晋南北朝时的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地区及朝鲜日本戴步摇冠还包括有男性。

同时出土的龙形金项饰（又名“五兵佩”） 长128厘米，龙头用金片卷包镶嵌而成，龙身用金丝编缀而成，环环相套，像细鳞片片相叠，盘曲自如。龙身上还有7件附加装饰，有盾牌2，戟2，钺1，梳子2.因躯体可以自由缠绕，两个龙头也就可以对合在一起，一个龙嘴中含着环，另一个龙嘴中含着勾（金勾已失），勾和环挂住，就可以戴在脖子上，形成二龙戏珠的状态。

五兵佩是晋代时妇女所戴状如兵器的发饰。南朝沈约编撰的《宋书·五行志一》记载：“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瑇瑁之属为斧、鉞、戈、戟，以当笄。”
西河乡出土的龙形金项饰有盾牌2，戟2，钺1，都是古代兵器，因此这件文物是是典型的五兵佩。

荒野考察没有遗憾，只有继续探寻……
武川县是一个莜面支撑的城市，百分之五十的饭食都是以莜面为主。我失落的心情根本不想吃饭，导致在汽车站有些不良情绪，但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行程。17:30分，班车准时前往四子王旗，19点多我们就住进了四子王旗的酒店。躺在床上查资料、看地图、做好明天的功课……

柳暗花明净州路：

依然早上六点多起床，七点半出发，四子王旗的早餐有点不好找，于是继续青海拉面。同样四子王旗博物馆给我们的也是闭馆的遗憾，我早也想到了，也没有在意太多了。只是租车遇到点小麻烦，几经周折后决定租一辆老式桑塔纳出租车（底盘高），前往今天的几座古城。出发后还算顺利，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吉生太乡净州路古城。

净州路古城，当地人都叫它“城卜子”。在四子王旗一带因盗墓而非常有名。古城就在吉生太乡的城卜子村北侧大场的下面。四周已架满了文物保护部门的监控，城内全部是农田，有一条南北向的土路贯通古城，一般的车都能够直接开到城里，给古城带来很大程度的破坏。

先看一下蒙古考古部门的资料吧！净州路古城，位于四子王旗吉生太乡城卜子村东500米处，方向为北偏西27°。城址平面为长方形，城墙夯筑，基宽8.5～9米，残高1～3米。古城东墙长约661米，南墙长约550米，西墙长约700米，北墙长525米。城门、角台与马面情况不明。城内因常年耕种，街道布局难以辨认，西北角有高台建筑基址2处。由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年的农田基本建设，东侧靠近塔布河低洼处的东墙几乎无存，城内遗迹损毁严重，仅西北部保存有两处东西并列的建筑基址。地表散见各类建材构件、石臼、石磨等，瓷片多白釉、青蓝色钧窑器、龙泉窑青瓷等，陶片有泥质灰陶盆、钵等。城西南角山坡高地上，连接一座斜向凸出的不规则小城，南北长约178米，南墙最宽处约130米，城墙夯筑，基宽约5米，残高2～3米，东南和西南角筑有角台，南墙和西墙中部各筑有一个马面，门址不清小城东南、西南、东北部有保存较好的三处建筑基址，东南部基址为长方形，东西长19米，南北宽9米；余两处为方形，西南部基址边长12米，东北部基址边长13米，基址地表均暴露有一定数量的石砌墙基，基宽80厘米左右。在基址地表暴露有大量的砖、瓦及琉璃构件。传元大德年间文庙石碑即出于此处，有学者考证其为孔庙所在。城外西、南面山坡上有墓葬区，经考古发掘并有报告发表。

净州古城历经辽、金、元三个朝代，历史久远。古城遗址出土过许多文物，见诸记载的重要出土文物有金代“行军副统领露字号之印”一枚，大铜权（铜制秤砣）一件，小铜权一件，铜瓶一对，铜炉一个。其中大铜权上铸款为“南京皇甫”,大圆底座，重量为10斤，高15厘米；小铜权上铸款“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留守司发”八字，重量为1.5斤.高10厘米（现存内蒙古博物馆）。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文物走私猖獗，诱发了农民盗挖古墓，仅1994年初步统计古墓被盗掘1600余座，其中不乏研究历史的珍贵文物。

城内有建筑台基数十处，在西南角突出的一块小城内，原立有儒学碑一座，碑高1.75米。解放前移至呼和浩特，现存内蒙古博物馆。碑阳镌刻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诏。碑阴因多年磨损.字迹已模糊不清, 但明确刻有净州路的字样。此碑文字是唯一确定净州路的依据，从碑文落款年号来看，净州路早在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以前就设置了，说明这座元代古城从始建到现在至今也有700多年的历史。

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批准并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城现在虽为废墟，并大面积的建有农田及灌溉水渠，但从城内地表大量的生活用具来看，这里曾经的确应该是一处重要的边贸城镇。我在查找元代草原通道的时候，在一些资料中发现，蒙元腹里通岭北行省站赤，史籍明载有三条路线，即帖里干道、木怜道和纳怜道。《元史·地理志》记：“元贞元年，于六卫汉军内拨一千人，赴称海屯田，北方立站帖里干、木怜、纳怜等一百一十九处。”三条路线分别从阴山东、中、西进入漠北，指向兴王故土、岭北行省都会哈喇和林。帖里干道、木怜道合称兀鲁思道（官道），从大都、上都发出，是诸部朝觐、使者往来、粮饷运输常由之路，汉译车道、马道。纳怜道是“专备军情急务”而设的，规定只许“悬带金银字牌面，通报军情机密重要使臣”经行，其余一切人员则只能由兀鲁思（帖里干、木怜）两道来往。但也有例外，如至治二年（1322年），乃蛮台任甘肃行省平章政事，为了缩短从兰州经甘州到亦集乃路的运粮路程，曾下令自宁夏走纳怜道直通亦集乃路。纳怜道汉译小、隐蔽、小路，起点在东胜州，驿路大多数站都在甘肃行省境，别称“甘肃纳怜驿”。

蒙元腹里地区大都哈剌和林，及上都哈剌和林之间的交通联系，有帖里干（车）道、木怜（马）道和纳怜（草）道，均置海青站。车道五十七个，马道三十八个，草道二十四个。记载蒙元交通站赤，最权威的历史文献，算是元代学者熊梦祥所著《析津志》。元大都旧称为“析津”。析津本古冀州之地。辽时改称南京析津府，治析津宛平（即今北京西南）。故该书为最早记述今北京地区的一部专门志书，是研究这一地区地理、历史的宝贵资料。《析津志》虽然只有散佚本传世，但《析津志.天下站名》部分尚属完整。象《析津志》这样总括载交通路线、站道的详细记录实属难得。史载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因大汗争战，忽必烈北上亲征阿里不哥部：“六月戊戌，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输开平府，及抚州、沙井、净州、鱼儿泊（克什克腾旗达里淖尔），以备军储”。提到的净州应该就是这一带，是否就是城卜子古城还需未来的考古证实……

塔布河畔汪古滩：

塔布河又称希拉穆仁河，塔布系蒙古语，意为五，因其上游五水汇合而得名。内蒙古中部的内流河。发源于包头市固阳县东北部南沟村，干流全长316公里，流域面积10500平方公里。与乌拉盖河、锡林郭勒河、昌都河并称内蒙四大内陆河。塔布河两岸的希拉穆仁草原上分布着七八座金元时期的古城，和数以万计的古墓葬。足以说明这里曾经就是汪古部的家园……

希拉穆仁河汪古惕的母亲河：

牧民是逐水草而居的民族，在广袤的希拉穆仁草原上最大的河流就是塔布河（即希拉穆仁河）。河水是解决人畜饮水的最重要问题，也是汪古惕部落守卫金堑壕各大城池生活用水的保障。从汪古惕为金国守卫边疆堑壕的职能和地理位置分析，希拉穆仁河刚好是在金长城的南侧，顺着长城界壕蜿蜒曲折的流淌在希拉穆草原，哺育着汪古惕部落的子民……

错过的安达堡子：

木胡儿索卜嘎，蒙古语秃顶塔之意，古城因西北方有形似秃顶塔之山峰而名，汉名称“古城子”。古城位于达茂旗额尔敦敖包苏木东北15千米处，西南距达茂旗政府约60千米，北距金界壕5千米。城址位于草原丘陵之中，城外西、北两侧有河流经过，西北部峰峦起伏，四周视野开阔，是通往北方草原的战略要地，筑城于此可北扼界壕，控制南北交通。1993年，李逸友先生从考古调查所见出发，认为“汪古部长原住在按打堡子，是金代壕堑沿线上的一座边堡，地址在今达茂联合旗东部。元世祖忽必烈时另筑新城于黑水岸边，称为黑水新城，曾命名为静安路，后改名为德宁路”；2001年，刘幻真先生明确提出“按打堡子原为金代界壕（长城）沿线的一个边堡，元代扩建后又沿用，城址在今达茂联合旗境内额尔敦敖包苏木境内。约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汪古部又在其封地内另筑新城于黑水（今艾不盖河）岸边”。2006年，达茂旗地方政府申报木胡儿索卜嘎古城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以“安答堡子城址”之名获得批准。

错过的希拉哈达古城

位于四子王旗希拉哈达村北400米处，城址地势平坦，南部临河，方向为北偏西13°。城址平面近似正方形，有一条现代河沟自城墙东北角至西墙南侧斜向穿过，城墙东南角以及南墙东段均被塔布河支流冲毁。城墙夯筑，夯层厚约14～16厘米。东墙长556米，南墙长约575米，西墙长575米，北墙长约557米，东墙墙基宽7.1米，墙体厚3.9米。西北和西南角台尚存，墙体外均附筑马面，从保存较好的东、北墙马面的设置来看，每面墙体应各有6个马面，马面间距约70米。东、西墙正中各开一门，北墙无城门，南墙因被河流冲毁，城门情况不明。东、西门外设马蹄形瓮城，瓮城门均南向。从现场调查看，城内街道应与城门相对，呈“十”字形分布，北侧两区似可分辨有横排的建筑。城内地表散见各类陶瓷片。该城址所处位置较为低洼，从南侧河流断崖处，可观察到较薄的地层堆积和灰坑遗迹

错过的波罗板升古城

波罗板升古城。位于四子王旗乌兰花镇古城南村北，塔布河西侧的河谷平地之上，西部为起伏的丘陵，城址方向为北偏东20°。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分为对称而轮廓清晰的内、外两重城垣，因农田耕种，城墙保存情况一般，外城南墙已布满现代民居，西墙墙体分布有大量现代窖穴，内部几乎被掏空。城墙夯筑，墙基宽约7米，夯层厚约17～23厘米，残高2～3米。外城墙南北长约780米，东西宽约620米。在东、西、南三墙中部设城门，西门外设马蹄形瓮城，瓮城内墙东西长约26米，南北宽约20米，瓮城门南向；东城门构造与西城门基本相同，瓮城门亦南向。南门门外设方形瓮城，瓮城内墙南北长约39米，东西宽约37.5米，瓮城门应为直开，因村落民居破坏比较严重，瓮城门情况不甚明了。内城位于外城中央偏北处，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70米，南墙正中开有一门。在内城中央偏北处建有高大的台基，台基为前朝后寝式，中间有细腰相连，整体呈“工”字形，南北连同凸出的台阶长约80米，东西最宽处约40米，高约3米。外城内南部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主干道各一条。东西向街道两端正对东、西门，南北街道南端为南门，北端直通内城南门。城址内见兽面纹和莲花纹瓦当、龙纹琉璃瓦当和滴水，以及白瓷和钧窑瓷片等。在古城以东塔布河东岸偏南的台地上，1973年曾经调查、发掘过王墓梁汪古部耶律氏家族陵园

错过的王墓梁：

位于四子王旗西南大黑河乡丰收地村东北的一处高地上。在20世纪初，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就曾调查过这处墓地，并发现了陵园内的《耶律公神道碑》，还拍摄了墓地的景教墓顶石。这处墓地位于希拉穆仁河之东的高地上，西距河道非常近。陵园四周的土垣至今犹存，但是保存较差。陵园呈正方形，每边长75米，南墙中段设门。依据调查，这个陵园四角原来立有石柱，其内有龟趺、石碑、翁仲（文武官吏各一）、石羊、石猪、石狮、石供桌和17个景教墓顶石。1973年发掘时地表石刻已经残缺不全。从地表遗存看，当时的墓顶没有封土，墓葬的标志就是景教墓顶石。放置方式是在与地表平齐的墓顶放置扁平的板石，其上放置中间为凹槽或凸起状的底座，座上摆放景教墓顶石。1973年发掘了21座墓葬。墓葬在陵园内排列有序，为南北向陈行排列，间距在1.2-7.8米。大多早年被盗掘。在21座墓葬中，长方形竖穴砖墓11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10座。墓葬多为单一木棺，有两座墓为一棺一椁，有的棺外加铁箍2-3道，箍上有铁环，以便系绳。尸骨多仰身直肢葬，头向西。随葬品位置有一定的规律：女性头部两侧放着用桦树皮制作的顾姑冠，其上有金筒和云形铁片，铜镜放在头侧或腰侧，在腰部衣袋中放着粉囊和木梳，耳上挂金或铜耳坠。手指上戴金戒指，头巾或帽子上，往往有各种样式、各具异彩的珠饰。还有螺蛳壳、瓷灯碗、钱币等。有的墓主人身上穿有“纳石失”（织金锦）袍，足见身份高贵。根据墓地出土的耶律公神道碑有“正陵间生孙子春子成”和“公讳子成”字样，可以认定这处墓地是耶律子春和耶律子成家的家族墓地。

王墓梁景教墓地的发现与敖伦苏木古城的发现，近乎是同一时代，是我国早期发现金元时代景教文物的代表。1936年（一说为1927年），中瑞西北考察团成员美国学者马丁在归化城的一位懂蒙古语的人士索德朋帮助下，首次访问并发掘了这个地方。据马丁的描述，当时王墓梁四面都已经是耕地，小山丘上面有许多方舟形的白色景教墓顶石，远看就像一群羊，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座重要的陵墓。此次考察发现了著名的《耶律公神道碑》。碑身高200㎝，宽80㎝，厚29㎝。此碑损毁较严重，不仅中央部分被损伤了，周围的棱角也被磨坏了。据说傅作义将军曾派人拓过拓本。此后学者陈垣（援庵）根据碑身照片进行考释，文章发表于1938年的《华裔学志》3卷1期。

大概解放后，《耶律公神道碑》被附近塔布河西岸勿拉太村村民用马车拉回村里当做普通石材使用，1965年被内蒙古博物馆征收。

根据残缺模糊的碑文记载，王墓梁墓主人耶律子成、耶律子春兄弟是“千古功臣，世禄之家，为世族之贵盛者也”，他们祖父来自于西域，辽圣宗时，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为隋唐至元代官职最高荣誉，职位为正一品或从一品），但是没任职，赐姓耶律（当时也音译作“曳剌”、“移剌”）；碑文记载，“正隆间生孙子春子成”，这说明耶律子春、耶律子成兄弟大概出生于1156到1160年之间。碑文还提到成吉思汗三女儿、下嫁汪古部赵王城（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的监国公主阿剌海别吉听闻耶律子春有才，“遣使召至位下，授以官，辞不受”。墓主人耶律子成“管理诸路也里可温”（也里可温，元代对基督徒和教职人员的统称），是汪古部景教的最高管理者，一生只在景教寺院中，享年七十无病而终。

197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盖山林对陵园进行发掘。发掘出土了大批精美的丝绸和麻织物，丝绸中有织金锦、绢、纱、绸等。一些织金锦的衣物残片色泽如新，光彩熠熠。织金锦也称“纳失石”，工艺源自于中亚西域，十分富丽华美，是中亚布哈拉一带中最高级的织锦品种。

王墓梁耶律氏陵园是出土顾姑冠最多、最精美的地方，在发掘的11座墓葬中都出土有顾姑冠，大多数较完整，只有个别得腐朽成残片。各墓中出土的顾姑冠的样式、尺寸、质料和外表包裹基本上相同，只有少数外表包着的丝绸尚残留着，大多数只剩下桦树皮筒。顾姑冠线虽腐朽但针孔还清晰可见，冠筒外包裹着色泽艳丽、花纹精美的各种丝绸，上面缀连着各种各样的珠子或其它装饰品。其中1件冠筒外包扎着一层黄纱布，上面有用纸和彩绸扎成的绿色花带，带上装饰有蔓、叶、花。还有包着孔雀毛的枣核形饰件，用彩线连缀在黄纱布上，枣核形饰件间点缀着以丝绸做成的涂着金边的云形装饰，在其中一个周围装饰着用孔雀毛做成的纤细的色彩绚丽花心，插着一个三寸多高的小木棍，棍顶连着一个小木球，球顶部连着木质十字架。

因为车辆和大雪覆盖路面的缘故，我们沿着塔布河一路向北，错过了很多计划中的遗址。其中神秘的希拉哈达古城尤为遗憾，还差五公里的时候司机因为土路就是不走，我本想加钱前往，但考虑到时间问题，便主动放弃了希拉哈达古城，直奔砂井路红格尔大庙古城。

汪古重镇砂井总管府：

砂井总管府古城址距金代界壕4.7公里，是金代西南路固守边疆的前沿指挥部。它对边疆稳定、互市贸易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据标本认定该城址的时代应为金、元时期。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批准并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砂井总管府即红格尔大庙古城。位于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西南1千米处，因城址西南角延伸至一小山包之上，故城址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南、北墙外均有塔布河经过。城址近似方形，方向北偏西28°。城墙夯筑，夯层厚约9厘米，墙基宽约3.4米，墙外有护城壕环绕，城墙西北角被河水侵蚀。东墙长约552米，南墙长约544米，西墙长约555米，北墙长约563米，因西北角被河水冲毁，角台情况不明，其余三角均见筑有角台。东、西、南墙各筑有6个马面，北墙因西段损毁，现存5个马面，马面间距约70米。古城东、北墙正中各开一门，西、南墙无门。东门门道宽约4米，门外设马蹄形瓮城，瓮城内墙东西长约17.8米，南北宽约16米，瓮城门南向，门道宽约4.5米。北门门道宽约4.8米，门外设马蹄形瓮城，瓮城内墙南北长约17.5米，东西宽约16米，瓮城门东向，门道宽约4.8米。城区被“十”字形街道分割成4个大致相等的坊区，坊墙土筑，均有门，东南坊的门朝北开，东北坊的门与东南坊门正对，门道均宽约4.8米。坊内的建筑遗迹呈东西向横排状。“十”字形街道的“西街”和“南街”均分布有较大的建筑遗迹。城内地表散见石磨、石臼、陶瓷片等，瓷片以白瓷、黑瓷、龙泉窑系青瓷居多。城址外未发现相关遗迹，城址西南方有宫胡洞、潮洛温克钦、乌兰胡洞三处墓群。

对大庙古城认定为砂井总管府，人民大学魏坚教授另有疑问。他认为大庙古城似乎不见元代的遗物，且十字分割的四个区域功能不同，缺少大型建筑，除东面有正门外，北面也设门，应与守卫界壕有关；而希拉哈达古城却堆积较厚，遗物丰富，东、西两侧有门，建筑基址较多。或许希拉哈达古城应是砂井总管府所在，而大庙古城则可能是乌沙堡。

从地理位置和历史角度来看，红格尔大庙古城深入草原腹地，位于金堑壕南侧，是通往漠北木怜道的重要站赤，也是金元边界的前哨。1211年，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西路军从木怜道南下，经砂井、净州，沿白道破云内、东胜等州 ；1260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忽必烈沿帖里干道和木怜道两道北伐，到和林驻冬后，沿木怜道班师。命各地筹粮，匹路囤于砂井、净州，净州和砂井也都是木怜道上的重要驿站………因为没有出土能够足以证实其名称的文物，故而有异议也是正常的。

大庙古城的荒凉甚至超过了敖伦苏木古城。在70年代内蒙古考古部门，在大庙古城这一地带发掘了金、元时期汪古部墓葬，其中有宫胡洞、乌兰忽洞、潮洛温克钦、武家地等，好像也出土了景教墓顶石等文物。但因为缺乏记载，也就无法了解的过多。在寒冷的冰雪荒原，我们结束了此次希拉穆仁河流域汪古部古城的探寻，返回四子王旗乌兰花镇……

快到乌兰花镇时，我看了看时间还早，于是决定迅速去往距乌兰花镇七八公里的土城子古城……

北魏六镇之：抚冥镇古城

抚冥镇所在的位置，相对其它几个古城遗址而言，好找很多。手机导航到乌兰花镇土城子村，车就会直接开到古城遗址。古城周围都是村落，很多人家就建在北城墙根之上，城内都是农田，古城文物保护碑就立在村口的路边。

　抚冥镇故城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东南乌兰花乡土城子村，距旗政府驻地乌兰花镇七公里。古城呈长方形，南北约1000米，东西约800米，城内偏北部有一道东西向隔墙。城墙基宽约10米，残高1.5-2米，四墙中部各设1门，宽约10米，外加筑瓮城，墙外附加马面，四角有角台址。城外有护城壕，宽约20米。地表散落有绳纹砖、板瓦、兽面纹瓦当等建筑构件，采集到灰陶几何喇叭口瓶、素面罐等残片。抚冥镇故城址已被列入内蒙古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镇城垣虽毁，土夯犹存。古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城垣残存很少，北城城垣已湮没无痕，如仔细探寻尚依稀可辩。古镇东西长约八百余米，南北宽约二百余米。南城东部稍窄，城门尚可见其基础。城内已看不出建筑物，除有大量灰色素陶残片和粗绳纹砖外，遗物少见。城西北有一土阜，附近散落的碎砖乱瓦较多，土阜下有石条根基，可能为当年的一处较高建筑遗址。这里可以找到绳纹砖、子母口筒瓦、兽面瓦当、素陶平地器、弦纹陶片、瓷碗碎片等。曾有村民在解放前后在城南角挖出一尊高18厘米的黄铜铸菩萨塑像。

六十年代截河蓄水修建水库时，曾出土大量陶罐、铜镜、各种饰物，可惜多已散失。河北岸取土时挖出方形砖砌古墓一座，有甬道通往圆穹形墓中，墓中有男女遗骨各一具，墓门旁有动物骨骼一具，伴有小纯金宝剑、小纯金蝎子及腐蚀的其它随葬品，可惜被当地农民将金器打碎，将碎金卖给了达茂旗银行。

整个古城围墙依稀可见，北墙和西城墙保存较好。尤其是北城墙夯土层非常明显，依然高达两米多，宽达八九米。村口的北城墙上布满了村民们打的地窝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打的。应该是用来居住或是存放土豆蔬菜的菜窖。

从几个塌陷的地窝子来看，地窖空间非常大。也可以证实1500多年前，北魏六镇古城墙的坚固。同时反映出来北魏政权对建造六镇的重视程度。《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八年(494)八月，“辛酉，幸抚冥镇”。古城历经一千多年的战争与风雨，依然发挥着其另类的作用……

太阳就要落山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在夕阳与残雪的映衬下古城越发显得凄凉。

五天的考察很短，却经历了很多。因为雪天路远，这次我们出发前决定不开车，自然会在时间和行程中有些不便。每日早出晚归，就是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去寻觅心中向往的荒野遗迹。此次阴山北路之行，共计走过：敖伦苏木古城、净州路古城、砂井路总管府古城，三座汪古部古城故址；怀朔镇故城、武川镇（遗址未确定）、抚冥镇故城，三座北魏古城故址，还有很多路过、错过、遗憾过的遗址……虽然充满了遗憾，但对阴山以北草原丝绸之路、参天可汗道、帖里干、木怜、纳怜道，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同时对景教、汪古、六镇等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路还很长，我们依然还会在路上……

另外，感谢🙏“从波斯波利斯到敦煌”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班的同学：广德张律师每天遥寄的赠诗：

己亥岁末寄酋长冬日内蒙鲜卑六镇探险
 

送酋长过阴山二首：

壮士无惧朔风寒
踏雪饮冰赴阴山
荒原万里谁召唤
心慕古人勇向前

遥望漠北汪古滩，
拓跋英雄土默川。
茫茫雪原影不单，
笑看酋长过阴山。

酋长阴山遇狐戏做：

千里荒原少人烟
何处迎来一狐仙
流浪酋长多艳遇
应惜前生有此缘

怀朔镇旧址怀古：

莽莽苍苍一荒原
雪后何处觅高欢
谁如今日酋长好
百代帝王皆云烟

冬至日酋长寻武川不遇二首：

昨日怀朔今武川
踏冰卧雪冒严寒
酋长冬日行壮举
鲜卑六镇可走完

隋唐皇室岀武川
带走草原一片天
酋长终日寻不见
荒城难觅已千年

寄酋长探险第三日：

沙黄草枯雪白
酋长迎风走来
冒险究竟为啥
荒城新碑野外

迎酋长凯旋：

今日痛饮庆功酒
探险可销万古愁
鲜卑六镇看一半
最喜荒原瑞雪后

走过了2019，“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2020塞外的故事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