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在交口的革命实践和战略意义——卫彦琴

小米粒

前 言

交口县与濒临黄河东岸的石楼县紧连，地处吕梁山腹地，山高林密，四通八达，处于晋西交通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6年2月25日红军东征部队东渡黄河，经石楼进入交口，到4月27日离开，共在交口（交口1971年建县，当时属地分别归孝义、隰县、灵石）征战62天；毛泽东率红军总部机关和中路军于1936年3月2日进驻交口，4月25日离开（期间曾3进3出），共在交口驻扎42天，交口是红军东征驻扎时间最长的县，也是红军东征在山西建立的最重要的根据地和战略支点，还是晋南区党委成立和驻扎地，晋西事变发生地及主战场之一。按革命老区标准划定，交口县所有乡镇均为革命老区，交口人民在上世纪革命战争时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新中国成立付出了很大的牺牲。重温红军东征在交口的伟大革命实践，对于弘扬东征精神，继承革命传统，激励我们建设“五新交口”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红军东征的历史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34年4月，日本政府外务省公开申明要独占中国。1935年，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由此，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普遍要求。与此同时，国民党蒋介石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中国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华北局势日趋恶化，民族危机陷入更加深重的地步。

与国民党反动政策相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始终站在抗日和反对卖国贼斗争的前列，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193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中共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跋涉两万五千里，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便明确决定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陕甘苏区。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减员很大，到达陕北的仅有七千余人，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两个军团的兵员也只有一万余人，亟待修整与补充。然而，陕甘苏区面积狭小，仅有四万余平方公里，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粮食和工业品缺乏，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国民党连年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陕北人民贫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无力保证红军队伍的兵员补充和军需供给，就连党和红军大批机关部队人员的吃饭穿衣问题也很难满足，这样红军的发展壮大和根据地本身的巩固就受到极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在军事上，陕甘根据地军民虽然胜利的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军事围剿，但根据地周围仍然是敌军云集，处于四面受敌的军事威胁之中，围剿陕北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多达20余万兵力，红军与根据地处境甚险。如何巩固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和抗日力量，选择红军的战略主攻方向，成为摆在党中央面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围绕红军的战略主攻方向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设想和意见。有人强调，红军初到陕北，刚站住脚不久，应该先巩固一个时期再向前发展；有人提出逐步向南推进，寻求与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作战；还有人主张出宁夏或太原、包头，与日军争先机，打通和苏联的联系，取得国际支援。毛泽东在全面分析红军和苏区面临的严峻形势，经过对向南向北向西向东发展利弊的反复比较后，认定“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山西的白军只有五十个团，战斗力薄弱，山西广大的工农群众对红军有相当的认识，山西的四周都发展着游击战争，进入山西可以扩大红军队伍”，提出口号:“帮助山西爱国人民打倒日本走狗阎锡山”，“解除山西一千二百万同胞的痛苦”，决定趁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有利时机，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瓦窑堡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正式做出了东征的决策，确定了东征的两个基本任务: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并特别强调，红军东征山西，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致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1.5万人，而后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

二、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军事优势

毛泽东为红军决策东征体现了高超的决策艺术。从地理位置上看，山西地处黄河中游，东临河北，北界察绥，南抵河南，西壤陕西，是西北和华北的中枢地带。既屏障着党中央所在地陕北，又是我军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的必经之地，是我党争取对日作战，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的高潮的理想通道。其次在经济上，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资源雄厚，经济处于复苏阶段，拥有数以亿计的资本和相当可观的军事工业，便于解决给养以及筹款和征集作战物资等问题，加之山西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群众基础好，利于我军扩大兵源，大大改善我军的供给状况。

东征山西，开创吕梁抗日根据地，可以与陕北苏区紧相依托，互为屏障，并以此为支点向外发展，向北可转进绥远，向东可开赴河北抗日前线。

首先，就地形地貌而言，交口县地处吕梁复背斜的核部及其东翼，呈西高东低之势。西部为基岩裸露土石山区，平均海拔1500米左右，其中较为突出的高大山峰有高庙山、棋盘山、人参圪垯、黄崖山等。黄云洞，海拔2054米，是交口县的最高点。东南部黄土丘陵区，区内黄土覆盖深厚，沟谷内常见有奥陶系石灰岩的出露。平均海拔1200米，与灵石县界处的官桑园村前的双池河河床海拔为830米，是交口县的最低点。 由于山大沟深，森林茂密，易于掩护，易守难攻，非常适合党确定的东征作战方式——游击战和运动战。在东征初期，毛泽东就以伟大战略家和军事家的目光，把交口作为东征红军的指挥中枢和战略支点，计划在吕梁山区建立永久根据地以交口为中心。红军东征，全面渡河入晋以后， 红一方面军在渡河不到十天的时间内，连续取得蓬门，关上两次大捷。并攻占了交口县，把交口县当做战略战役枢纽，作为东出要地。

其次，交口县地理位置特殊，交口县位于山西省西部的吕梁山脉中段，地处吕梁市最南端。是太原盆地沟通晋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东与孝义、灵石接壤，南与汾西、隰县相连，西与石楼县相靠，北与中阳县为邻。东西最长距离46公里，南北最长距离53公里，背靠陕北，易与陕北连成一片，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

再次， 当地物产条件优于陕北。交口至离石、石楼、霍州、灵石、临汾五条干线公路覆盖交口县，受交通条件的影响，双池、桃红坡成为县境内的重要集镇，双池自古以旱码头著称，是灵石、孝义、隰县、汾西等县的物资交流中心，又是晋南、晋中、晋西及陕北的重要贸易集散地。桃红坡是交口县重要交通要道，为交口县重要的交通、商业的中心，有利于红军筹集军需和发展壮大，因此，双池（西庄）和桃红坡（大麦郊）成为红军东征指挥部的主要驻地。

最后，有较好的政治军事优势。由于交口县地处中阳，石楼，隰县，孝义四县交界处，国民党统治薄弱，进可攻退可守;且在1931年，红军晋西游击队在交口县温泉乡创建，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在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东征时当年晋西游击队骨干闫红彦马佩勋皆随军东征，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便于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充实红军队伍，介于上述原因，交口在红军东征中的战略地位显得尤为突出。

三、红军东征在交口的革命实践

1936年2月25日，红十五军团在取得蓬门大捷后，先头侦察队进入交口县山神峪一带；稍后与从中阳凤尾、弓阳镇进入交口的红一军团会师于交口县的水头、大麦郊一带。2月2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说：“关上、水头之线四县交界地区，是我军作战枢纽，望下创造作战根据地的决心，努力进行该地东南西北各50里地区的群众工作。”1936年3月2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机关从石楼县马家庄出发翻越吕梁山进驻交口县水头镇后水头村。东征红军部队于1936年2月25日进入交口，4月27日离开，共在交口征战62天；毛泽东率红军总部机关和中路军于1936年3月2日进驻交口，4月25日离开（期间曾3进3出），共在交口驻扎42天，交口是红军东征驻扎时间最长的县，也是红军东征在山西建立的最重要的根据地和战略支点。先后进入交口的红军主力部队有红十五军团、红一军团、毛泽东及红军总部、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等，并以交口为指挥中枢和战略支点向山西南北发展。

（一）大麦郊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6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在大麦郊“城门里”院南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东渡黄河以来的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东征战役的战略部署，研究制定了兑九峪战斗部署，参加会议的有随军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方面军首长等约30余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任穷、王首道、郭述申等参会。

会后，毛泽东同志在给各军团首长下达任务时又强调指出，由于阎军向我逼近，如不打退阎军进攻，我们就无法立足晋西，所以我们必须集中两个军团的力量，给阎锡山一个沉重打击，而后就可以兵分两路，各撒一网，宣传群众，扩充红军，筹集物资，为抗日作战准备力量。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明确了兑九峪会战的战略意图:既不是攻城略地，死打硬拼，也不是消极防御，步步为营，而是要实施分兵发动群众，创立吕梁山根据地，在吕梁山区站稳脚跟，有计划的重创敌军，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扫清东进抗日的道路。

1936年3月9日，毛泽东来到冯家港村，住在冯枝旺院内。当时由于阎锡山的反动宣传，群众害怕红军躲到了山里，毛泽东立即派战士们把群众找回来，向他们讲解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蔼地告诉他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来到山西是要为穷人做主，是要到前线打日本鬼子，消除了群众的疑虑。

（二）郭家掌指挥兑九峪战斗

1936年3月10日，毛泽东经西宋庄、赵圪垛、温泉，行程30华里来到了郭家掌村，住在郭维喜院内正中窑，与彭德怀等在村东南的金斗山指挥了兑九峪战斗。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主力从南北西三面向由东向西进犯至兑九峪、阳泉曲、柳湾一线的晋绥军杨效政第二纵队、李生达第三纵队发起了猛烈攻击。战斗打响后敌预备总队王靖国部、第四纵队孙楚部也赶来增援，总兵力达到15个团之多，人数和装备远远超过了红军，战斗从佛晓打到黄昏，红军击溃了敌人两个纵队，歼敌近3个团之后，鉴于敌众我寡，一时难以吃掉敌人的情况，红军主动撤出了战斗，阎军也撤至孝义、汾阳一带布防。

（三）大麦郊分兵

兑九峪战斗后，征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阎军急于寻找并包围我军进行决战的严峻形势，3月12日，毛泽东在大麦郊主持召开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做出了红军兵分三路转战山西南北的决定:毛泽东亲率红军总部和特务团及黄河游击师组成中路军，转战交口、隰县、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方面敌军；以红一军团全部及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主力组成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以红十五军团两个师为左路军，北上直逼太原，向晋西北行动，并掩护红一军团南下。这一重大军事决策对红军摆脱不利局面，掌握战场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史称大麦交分兵。（按过去一些资料说，在郭家掌分兵是错误的，因为在毛泽东军事文选记载的3月11日晚，毛泽东给前方的电报最后提到，“我们在大麦郊指挥”）红军兵分三路，使阎锡山一时搞不清红军主力行动方向，打乱了阎锡山在山西一带与红军决战的计划。

（四）西庄村做群众工作，挖出了“幸福泉”

193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来到西庄村，住在“麟厚堂”院内正中窑，一面指挥中路军抗击分路尾追而来的阎军，一面指导红军地方工作委员会在双池周边开展地方工作。地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凯丰、李富春，工作人员有胡耀邦、王达成、马佩勋等，地方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扩红、筹款、赤化工作，先后打开了双池“万兴当铺”、石咀会“福庆长”杂货铺盐库，斗争了一批土豪劣绅，将粮食、食盐分给了群众，将穷人的典当物归还本人并当众烧毁了当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成立了双池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明志沟、侯家渠、韩家沟等党支部和苏维埃政权，明志沟党支部是交口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交口青年踊跃参军，先后有1000多人参加了红军和革命工作，解学恭、赵家声（赵起）、冯克武、刘之聪、侯德长、郭万胜等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组建了“工农红军晋西游击支队”（有别于1931年成立的“晋西游击队”），支队长冯克武、政委马佩勋。马佩勋是山西孝义人，1931年5月就参加了晋西游击队，后渡河入陕，红军东征时又随军进入山西，是红军中唯一了解当地情况的当地人，双池周边的地方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马佩勋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受凯丰委派到西庄村向毛泽东做了当面汇报。

红军进驻西庄村后，村内原有的一口小水井水不够用，为解决红军人马用水同时又不影响群众吃水，毛泽东指挥红军战士在村东沟内挖出一股清泉，此泉水解放后被引至双池、寺底村，供附近3个村近万人饮水，被群众称为“幸福泉”。

（五）驻扎康城镇召开“晋西会议”

从1936年3月21日至4月25日，毛泽东及红军总部机关共在康城镇驻扎18天，其间曾3次离开又返回。在西庄和康城及石口期间，毛泽东出席了在交口县桃红坡镇上益千村（亦可能是双池云千上庄村或康城上仙村，各史料记载不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晋西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凯丰、张浩、彭德怀、林伯渠、杨尚昆、陆定一等。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讨论了政治、军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等方面的问题，张闻天作政治报告，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行动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返回了陕北，中央不再随军东征。毛泽东驻康城期间于4月18日召见了被俘的阎军团长郭登瀛，让其转达我党及红军东进抗日、统一战线等三条意见即：一、在绥远给红军让出十几个县，作为抗日根据地；二、如第一条不行，则在雁北给红军让一条路，红军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三、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以后郭从延安回到太原，向阎锡山转达了毛泽东的上述三条意见和亲笔信。阎锡山对第三条似有所动，为他后来联共抗日、联共拒蒋埋下了伏笔。

（六）毛泽东两次路居石口村

1936年3月22日、4月7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在交口及晋西一带与敌人“兜圈子”期间曾两次路居石口村。石口历来为战略要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就筑有石阿城，是吕梁山中东西南北交通要冲。1936年3月24日至27日，中路军在石口、水头等地与闫军孙楚部发生激烈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1936年4月14日，红十五军团主力转战晋中、晋西北，一个月后，回到交口大麦郊地区休整。之后，红二十八军也从石楼永和到达交口康城镇，与中路军会合。1936年4月25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机关由交口县康城镇经隰县庞派里、蓬门向永和县桑壁镇进发。4月27日红军后卫部队撤离交口，从康城镇向永和进发，5月2日，毛泽东从永和清水关回师西渡，5月5日红军全部渡过黄河，伟大的东征战役胜利结束。

四，交口在红军东征中的战略意义

红军东征，虽然暂时未能实现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东出河北直接对日作战的目的，但其所得的战果和影响重大，特别是在交口，设在大麦郊的红军东征指挥部，将革命火种遍洒吕梁山区及其整个晋西北。同时宣传抗日主张，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进而推动了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后来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打下了基础。它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序幕，作为由十年内战转向全国抗战的伟大历史转折点，以其特殊历史作用和伟大功绩，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交口作为主战场同样功不可没。

第一、在军事上，红军东征沉重打击了阻拦红军抗日道路的阎锡山军事力量，保卫和巩固了陕甘根据地。加大了蒋闫之间的裂痕，为实现联阎抗日开拓了道路；东征回师河西，对“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具有特殊的作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军东征前，陕北根据地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南面是杨虎城指挥的第十七路军主力，西南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北面是井岳秀部，东北面是高桂滋部，东面是阎锡山的晋绥军。且陈诚于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专门对付红军。红军东征入境后，以凌厉攻势，灵活战术纵横驰骋于山西境内特别是晋西、交口地区，重创号称拥有十万兵力的阎锡山晋绥军，所向披靡。据统计，短短两个月中，东征红军歼灭敌军七个团，俘虏敌官兵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四千余支，火炮二十余门。红军在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不仅迫使阎锡山将其调往河西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四个旅调回了河东，而且由于山西局势吃紧，在阎锡山的请求下，将介石也把部署于陕南与河南的十个师调来支援山西。这就大大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为巩固和保卫现有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东征震慑了国民党营垒，加大了蒋阎矛盾，为实现联阎抗日开拓了道路。阎锡山经营山西数十年，一直同蒋介石抗衡，暗中与日寇勾结，而又不愿任何势力染指山西。红军东征，阎锡山吃紧，十万蒋军开进山西，明打红军，暗抢阎锡山地盘，不但不愿撤走，而且派出特务侦探潜入阎系军政机关，暗中颠覆破坏，蒋阎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大。毛泽东及时给阎锡山写信，指出蒋氏打红倒阎。毛泽东声明红军已回河西，但“北上抗日，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总有觉悟的一日”，表示红军愿与阎锡山“沟通两方，达成谅解，联合一致，抗日反蒋”。一方面红军极强的战斗力使阎锡山感到红军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另一方面日本人侵略山西和蒋介石暗中倒阎迫在眉睫。在共产党和红军的积极努力下，阎锡山权衡利弊，结束了“三颗鸡蛋上跳舞”，在联日反共，联共抗日，抗日反蒋三者之间择其一，为后来我党与阎锡山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牺盟会、抗敌决死队的成立、八路军进驻山西打下了基础，正所谓“不打不成交”。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经历了反蒋抗日，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几个发展阶段，“逼蒋抗日”是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主要环节，红军会师河西在“逼蒋抗日”抗方针酝酿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东征期间，中共中央进一步加紧了对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的统战工作。通过洛川谈判和肤施谈判，达成了互派代表，电台联系，互相通商，互不侵犯，一致抗日等项协议。不久，陕北红军又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合，震惊了国民党营垒，蒋介石感到惊恐万状。通过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山西抗日统一民族战线的建立，又推动了山西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开赴山西抗击日军，创建以陕西为战略支点的华北敌后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在经济上，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得到了物力和财力补充，筹集了军需，扩大了红军队伍。

陕北是一个地瘠民贫，交通闭塞的穷苦地区。再加上国民党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从而使根据地本身的巩固与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特别是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先后到达陕北之后，连同原来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共1.3万余人，物质供给更加困难。红军东征进入山西之后，通过打土豪和没收官僚资本筹集了三十万元的抗日经费，而且都是银元，加上物资合计约五十万元左右。

东征期间，抗日先锋军在山西（包括晋西、在交口地区），击溃晋军30多个团，在山西转战50余县，歼敌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火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余名，仅交口县就有1000余人参加了红军和革命工作，这对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和增强红军实力，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在政治上，以渡河东征、抗日讨逆的爱国义举，宣传了我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发动了群众，打击了土豪劣绅，建立了一批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

红军渡河东征，历时75天，转战山西53县，发动了“黄河沿岸十几个县的游记战争”，红军沿途积极“发动山西最广大的基本群众的抗日斗争和土地斗争，并把这两个革命结合起来”。在总政治部增设地方工作委员会，动员地方干部和游击队过河开展工作，人人做宣传员，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命，“没收汉奸卖国贼与平日剥削同胞最凶恶的豪绅地主财产和土地分发给最穷苦的群众”。并注意政策界限，不伤害地主富农应得的利益，注意搞好统一战线，用爱民、遵纪、廉洁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揭穿了阎锡山当局污蔑红军的种种谰言，粉碎了其蓄意制造的反动宣传。

红军还大量选派干部发展地方党组织和建立工农政权，仅在交口县就建立党支部8个、乡苏维埃政府8个、村苏维埃6个、农民协会5个，发展党员40余名，扩红1000余人，为后来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发动了群众，准备了干部，赢得了人心，积累了经验，为以后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建立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五、弘扬东征精神的思考

红军东征是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画卷上灿烂辉煌的一页，是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永远值得纪念。交口县作为红军东征的作战枢纽和指挥中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东征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弘扬东征文化，传承革命精神。

红军东征，是红军进入陕北，为了打破封闭的生存格局，挟百战余威主动实施绝地反击的英明之举。共产党人再次展现了他们的政治智慧和革命精神。从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被动挨打，到长征初期的惨重牺牲，再到遵义会议之后扭转形势，共产党人越来越成熟，在东征战斗中更显得游刃有余，体现了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真正底气。东征是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向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拐点，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将会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极大地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事业，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红军东征谱写了一曲艰苦奋斗，坚韧不拔，勇于牺牲的革命赞歌，其崇高的理想与坚定信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鲜明写照，蕴含的爱党爱国，开拓奋进，改革创新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到了攻坚克难阶段，特别需要我们学习东征文化，继承和弘扬东征精神，迎难而上 ，把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好。

第二、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东征精神，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在不同的时代，对东征精神有着不同的解读。今天我们继承和弘扬东征精神，就是要在脱贫攻坚和新农村建设中，发扬改革创新精神，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交口县的实际出发，发挥我县作为生态大县和资源富县的先天优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依托当地资源，做好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延伸煤、铝、镁产业链，提升经济效益；同时依托万亩天然森林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经济，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带动经济转型升级。

第三、开发红军东征文化资源，再现东征史实和伟人风采，增强红色教育。

红军东征所创造的光辉业绩，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交口县作为红军东征的战略支点，我们有责任更好地保护和开发红色文化资源，以此为载体，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党员党性党风教育。一是在县城围绕东征广场建设以“红军东征在交口”为主题的红色文化园，以雕塑、宣传栏、文化墙等充分展示东征红色文化；二是修复康城、冯家巷、石口等毛主席路居地，充实室内物品，展示东征战役地图、相关照片、以及武器、军装、报刊、书籍等革命文物；三是扩建大麦郊红军东征指挥部旧址，除增加并修建东征纪念馆外，加大收集东征文物的力度，以现代科技手段展示东征战役、人物雕塑、视频资料等，使之真正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基地；四是建立“西庄东征、晋商文化园”，包括修整道路，修建、复原吴家大院古建筑，充实文物、图片、旧报刊、旧图书资料等；五是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包括举办交口东征文化旅游节、拍摄东征题材的电影故事片、电视专题片、电视连续剧，出版图书等。

总之、交口在红军东征中的重要历史作用是其它地区所不可替代的，这是交口的一张名片，它既包括精神层面诸如东征精神，也包括物质层面诸如大麦郊、西庄、东征广场等，我们只要充分挖掘、整理、保护、传承、弘扬交口东征文化，就一定能进一步促进交口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为建设美丽交口，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