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姨（九）

米瑞蓉

　　母亲终于从大凉山回来了。已经一两年没有见到她了，我不再是那个1米38的小女孩了，除了长高了以外还有和这个年龄不相符合的成熟，短小不太得体的衣服显得头很大似的，而让母亲头疼的是我不再是她离开时那个小乖乖女，对人间世事我已经有自己执拗的看法。

母亲万分感谢的还是曾姨，感谢她在家里最为困难的时候毅然留下来照顾我，不但没有一分钱的工资，有时还要贴上自己的体己钱来帮补这个家庭。母亲说等我的问题有了结论后补发了工资我就马上把钱还给你。曾姨说不急，日子能过就好，不用算得那么清。

看着那间用过道隔出来家徒四壁的小屋，曾姨对母亲说：那时造反派限期搬家，新家房子太小，也就搬了两张床出来，连老书记的写字台都没有搬出来。

母亲说：家具都是机关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房子这么小，不搬就不搬了，还少点租金呢，有房子住就好，有房子住就好！

那个年代房子时国家的，家具也是租用国家的，租房缴租金，租家具缴租金。每件家具上都编着号，门清儿着了。那几个夜晚，母亲和曾姨在昏暗的灯光下聊了很多，关于哥哥姐姐们下乡的事，关于我上学以及成长的事，唯独没有问我遭遇到什么，因为母亲知道在那样的岁月谁活着都不会轻松，要想活着就得往前走，哪怕前面的路依然艰苦和不堪.....

　　母亲回来了，我也又进入到成都四中（石室中学）上高中，虽然也是两年学制的学习，但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们，在因为文革终止了五年的高中教学，他们把全部的教育激情都倾注在恢复高中教育的第一批学生。

那一年的九.一三事件后，全国的局势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工业、农业、教育都逐渐开始恢复正常，就连那些关起来的所谓走资派、反革命也逐渐地“解放”出来，我们期盼着父亲能早日回家。

快入冬了，曾姨买回好多白萝卜、红萝卜，洗干净后放了几簸箕，我知道这又是要做萝卜干了，这是我们大半年的下饭菜。放学回家我和曾姨一起切萝卜，曾姨怕我切到手，我切白萝卜，她切红萝卜。先切成片，然后左一刀右一刀，切口便是错落着的，不急着挂起来，先晾上一两天自然蔫了，然后一抖落萝卜就想一条拧巴着的条子，牵上一条绳子，于是院子里、过道上全晾满了白色的、红色的萝卜干，远远看去像是彩色布条，那是迎接亲人回家的“黄手帕”。

有一日接到机关的通知：父亲的问题查清楚了，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叛徒，即可自行到关押点去接父亲回家。

曾姨高兴地见到邻居就喋喋不休地说：我就说老书记不是反革命嘛！这不“解放”了，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父亲被关押在北郊的昭觉寺，当时就是一座寺庙，那时候这个寺庙被部队接管了，专门用来关押省、市一些重要领导。现在说来不远，也就半小时的路程罢了，但在当时那就是很远的郊区了，坐上长途公交车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母亲给我商量还是租一辆电三轮车去接你父亲吧，也不知道他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了，再有那些衣服被褥什么的要带回家。

那时在成都盐市口的邮电大厅门口有着成都当时唯一的租车点，一色的三轮电动模特车，因为有一个罩子包着车体。因为很小很小，成都人都戏称这个车叫着“电爆鸡”，意思是小的就像挑着担子满街叫卖的小鸡仔儿似的。

记不起花了多少钱，我要了一台电动三轮车，就这么咕噜咕噜地开到了昭觉寺，报上姓名、签字画押然后接出了父亲。父亲知道要回家了，专门换上了一身干净又半新的蓝色中山装，只是苍老许多，本来就少发的头上更加没有了头发。回家的路上没有眼泪，没有话语，只是问到：你妈妈回家了吗？我说从凉山回来了，现在家里等着你。

一路上，小电动三轮车透着寒风慢慢前行，车体小，勉强挤下两人和那些衣物。我依偎着父亲，而父亲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车窗，眼前的一切对他来讲熟悉而又陌生，好几年没有走出过那个被关押的寺庙，走着走着模糊的场景渐渐熟悉起来，城还是那个城，街还是这些街，只是街道两边满壁红的海洋淹没了城市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