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评莫言(原题：莫言是个什么样的作家？作者：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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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是个什么样的作家？

作者：雷达

2012年11月02日08:50 来源：解放日报

2012年10月11日晚，瑞典文学院揭晓，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中国作家莫言获得。本刊特约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为此撰文，文章对莫言的创作及作品作出了较为整体的关照与把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是他创作中可贵的独创性，以及他作品中独特的农村经验与中国心情。他的获奖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他的获奖，既是对他个人突出成就的褒扬，同时意味着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肯定。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莫言的创作丰赡，仅长篇小说就有十一部之多，而被他称为“三匹马，长中短，拉着我，一齐走”的中短篇小说部分，同样新意迭出，变化多端，若再加上他的散文和戏剧，真是难以细数。于是在这里，我不打算陷入对一部部作品的介绍和评价，我想从整体感受出发，从审美意识幻变的角度出发，试着描述：莫言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一，红高粱系列小说与我国以往战争题材作品面目迥异，它虽也是一种历史真实，却是一种陌生而异样的、处处留着主体猛烈燃烧过的印痕，布满奇思狂想的历史真实。

据说得之于“一个梦境”的中篇《透明的红萝卜》，以黑孩的超现实的感觉和超强的意志力震惊了文坛，莫言遂一夜成名。然而，由中篇发展为长篇的《红高粱家族》毕竟是莫言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作品。这个象征性可能会伴随他的一生。谁都看得出来，红高粱系列小说与我国以往战争题材作品面目迥异，它虽也是一种历史真实，却是一种陌生而异样的、处处留着主体猛烈燃烧过的印痕，布满奇思狂想的历史真实。

就它的情节构架和人物实体而言，也未必多么奇特，其中仍有我们惯见的血流盈野，战火冲天，仇恨与爱欲交织的喘息，兽性与人性扭搏的嘶叫。然而，它奇异的魅惑力在于，我们被作者拉进了历史的腹心，置身于一个把视、听、触、嗅、味打通了的生气四溢的世界，理性的神经仿佛突然失灵了，我们大口呼吸着高粱地里弥漫的腥甜气息，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体验和融身于历史的“浑一”状态。于是，我们再也不能说只是观赏了一幅多么悲壮的历史画卷，而只能说置身于一种有呼吸有灵性的神秘氛围之中。所以，其深刻的根源乃在于作家主体把握历史的思维方式之奇特、之突兀：莫言以他富于独创性的灵动之手，翻开了我国当代战争文学簇新的一页——他把历史主观化、心灵化、意象化了。作品在传统的骨架上生长出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精神；把探索历史的灵魂与探索中国农民的灵魂紧紧结合起来；于是红高粱成为千万生命的化身，千万生命又是红高粱的外显，它让人体验那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并在对“杂种高粱”的批判里看得更加分明。

更为难得的是，作品体现出一种狂放不羁的书写的自由感。这与小说首创了“我爷爷”“我奶奶”及“我”相混搭的新颖的人称和叙述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作者善于打通甚至“穿越”历史有关。于是，面对此作，我曾发出过感叹：历史有没有呼吸、有没有体温、有没有灵魂？历史是一堆渐渐冷却的死物，还是一群活生生的灵物？它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终结，还是依然流注和绵延在当代人的心头？它是抽象的教义或者枯燥语言堆积的结论，还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温热着、吸纳着、因而不断变幻着、更新着的形象？人和历史到底是什么关系？人是外来的观摩者、虔诚的膜拜者、神色鄙夷的第三者，抑或本身就是历史中的一个角色？历史和现实又是什么关系？是隔着时空的遥望，还是无法切割的联结？昨天与今天，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承继”，还是精神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发现，在这部作品里，到处都有作者叛逆笔墨的突显，到处都能看到作者与我们久经熏陶而习惯了的审美方式的抵牾。例如，我们是个讲究“容隐”和“尊卑”的古国，莫言却不顾“容隐”之德，放开笔墨写“爷爷”与“奶奶”的“野合”，又不顾忌尊卑观念，用放肆的眼光看“奶奶”；我们的历史教义和多年来的惯例所描述的农民武装的发展图式是：在党的教育下由自在走向自觉，但余占鳌这个匪气十足，放纵不羁的游击司令却偏偏不肯就范于这种图式，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惯于从政治角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圈定农民的性格面貌，但莫言却把他们从“拔高”的位置“降级”到本色的状态，写出他们的无组织、无思想准备、混乱、冲动而又盲目，写出自发的民族意识和复仇情绪，写出“美丽与丑陋”的奇妙扭合。每个人物都不再受某种“观念”的挟制，全都在灵与肉、生与死、本能与道德的大撞击、大冲突中辗转挣扎、奋斗奔突；再如，我们的审美传统讲求中和与适度，切忌血淋淋的场面和惨绝人寰的兽行入诗入文，以免玷污文学殿堂，然而莫言却毫不留情地撕开“恶”的帷幕。看吧，惨不忍睹的活剥人皮，禽兽般的蹂躏妇女，狗嘴的咂吧声，尸体的撕裂声，全都墨痕斑斑，怵目惊心……正是传统外壳里裹藏的极端的反叛精神，使它成为一部“奇书”。他的这些要素，几乎贯穿此后他二十多年的写作，虽有更加汪洋恣肆的新作，更加光怪陆离的奇幻变形，但总体上离不开这块审美奠基石。

二，他要高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把这片土地上的河流，村庄，痴男怨女，地痞流氓，英雄好汉，统统写出，创建一个“文学共和国”。他要做这个“共和国”的国王，主宰一切。

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观念爆炸，就没有莫言；没有作为农民之子，有过近二十年乡土生活经历和当兵经历，也就没有莫言；但同样，没有莫言作为天才作家的异秉，更不会有莫言及其作品。莫言偶然看到李文俊翻译的 《喧哗与骚动》，看其两万字的序，兴奋得跳了起来，他说他要高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把这片土地上的河流，村庄，痴男怨女，地痞流氓，英雄好汉，统统写出，创建一个“文学共和国”。他要做这个“共和国”的国王，主宰一切。于是，东方一片狭小的乡土——“高密东北乡”，成了“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成了集结着反抗、冒险、复仇、情欲的一片传奇味儿十足的土地。

不过，有必要弄清，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作为“原乡”，既是一种实存，更是一种臆造物，既是创作的驱动地，更是作家精神理想的发酵地。曾有过报道，不少人跑到高密县去寻找东北乡，寻找高粱地，大失所望而返。可见，它不是自然地理，而是一个文学地理学的概念。作家既视之为源泉，同时又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从这片原乡升腾而起的关键词应该是：民间，生命力，图腾，自然力，狂想，暴力，祖先，历史，血痕，等等。莫言的所有灵感似乎都来自于乡土，但他只是从乡土出发，而不是拘泥于乡土的精细写实和原貌复制。其笔下的乡土是野性的，梦幻的，恣肆的，血腥的，超验的，一句话，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因而，它们其实是超越乡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认为，莫言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乡土作家”，也不是什么“文化寻根作家”。

现在人们很强调莫言对西方和拉美文学的学习、借鉴，有人称他为“中国的马尔克斯”，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也说，莫言很好地将魔幻现实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包括我上面引述的莫言对李文俊译本的反应，似乎都在说明，莫言受外来审美元素的影响很重，这甚至是他获奖的重要理由之一。事实上，莫言既善于吸收外来文学精华，更注重从中国传统的审美方式，中国民间的文化形态汲取营养。多年来学习魔幻，荒诞，变形，意识流之类的作者太多了，有的人还学到可以乱真，但能长成参天大树者，又有几人？到头来都跳不出形式外壳和自我重复。问题就在于能否化为自己的血肉，为我所用，在于有无内在的根因。

当然，在莫言身上，确也存在过先锋性与本土性、实验性与民族化的相互碰撞、激荡，交融，且时有侧重，但最终，莫言走的是以民族化，本土化，民间化，以继承与转化中国审美传统为根本的创作路线。 《丰乳肥臀》虽采取家族小说框架，但那时仍是《红高粱家族》精神的延续，透过上官鲁氏一生及其七女一子之浮沉，讴歌了母性之宽厚博大，生命之生生不已。狂欢化贯彻了整个作品。这个时期，莫言偏重于学习拉美文学，或者说，他沉醉于天马行空，波诡云谲的想象、构思与笔墨。 《十三步》里的魔幻气息很重，《酒国》里的“红烧婴儿”让人想起拉美文学《总统先生》中侍者端上来的盘子里是人头，还有眼镜蛇攀缘楼梯之奇幻情景，而在《球形闪电》《爆炸》《金发婴儿》《欢乐》《红蝗》等作品中，总觉得感觉之爆炸，话语之膨胀，有时失去了分寸和节制。此时，莫言的创作出现了某种徘徊与停滞，多是红高粱话语方式的化身，既密集又有单一之感。

三，莫言是一个骨子里浸透了农民精神和道德的作家，他很难到农民之外去寻觅他所向往的理想精神，这可以说是他至今未必意识到的潜在危机，但也是他不断成功的坚实根由。

就在这前后，莫言意识到过于贴近先锋有失去自我的危险，他把马尔克斯比作“火炉”，他要保持距离，免得被“烤化”，他倡言要向民间文化探迹寻踪。我以为，他的突围是从《檀香刑》开始的。大概不会有人想到，小说主人公是大清刑部的“第一刽子手”，不会想到写义和团会从这样角度切入，不会想到它的语言是如此韵白间杂，琅琅上口，回到猫腔的戏剧化。整个构思，大约只有“鬼才”才想得出。它与正史相去甚远，但你不能不承认，它深触了“吃人的筵宴”，它独创性地指向了中国式的“让人忍受最大痛苦再死去”的刽子手文化。我在大力肯定中曾有过一点批评，我认为，《檀香刑》在某种意义上是写生与死的极端情境，它对死亡、酷刑、虐杀、屠戮的极致化呈露，无疑增加或丰富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复杂性，比之拉奥孔惨烈多了。但是，写着写着，小说似乎陷入了对“杀人艺术”的赏玩之中，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万剐的酷刑天地中，在施虐与受虐的快感中无法自拔，情不自禁地为暴力的登峰造极而喝彩。刽子手的戾气和酷刑的血气，使读者觳觫。作为演示刽子手文化，作者成功了，作为人的文学，又不能不说寒气袭人。

在我看来，沿着这一路线，获得更大成功的当属《生死疲劳》。它在美学上达到的高度令人赞叹。小说面对的是建国以来五十年中国农村的政治运动、历史变迁和农民的命运起伏，跨度大，评价难，若用常规写法几乎无法处理。但莫言出奇制胜，他借用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让亡灵与生人，活人与畜牲，让地主、农民、干部，同处在一个生死场上。如果《檀香刑》不免显得过于离奇，那么《生死疲劳》就是一部中国农民回归土地的深刻反思之作，主题宏大、深邃，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内涵，表现形式奇特而智慧。西门闹变为驴，猪，狗、牛、马、猴等畜类的过程，并非猎奇，玄虚，玩形式花样，人性与动物性的转换十分自然。不妨随便摘一小段：“我看到你的爹蓝脸和你的娘迎春在炕上颠鸾倒凤时，我，西门闹，眼见着自己的长工和自己的二姨太搞在一起，痛苦地用脑袋碰撞驴棚的栅门，痛苦地用牙齿啃咬草料笸箩的边缘，但笸箩里新炒的黑豆搅拌着铡碎的谷草进入我的口腔，使我不由自主地咀嚼和吞咽，在咀嚼中，在吞咽中又使我体验到了一种纯驴的欢乐”，这不是辛酸之至吗？小说的民族化审美观的努力不止是采用了章回体，成就了中国式的荒诞与魔幻，更重要的是语言返璞归真，平易畅达，朴实简洁，有古典小说风。在我看来，莫言并无通过此作要重新评价土改，人民公社历史功过的意思，他要突出表达的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人的尊严的重要。

有人认为，《蛙》不是莫言最优秀的作品。就看怎么看了。《蛙》表现了莫言关心政治，关注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一面，涉及到政策又超越政策，上升到生命的尊严和人类的大爱上，表现了生的权利与暂时不得不在生育上有所遏制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小说是以给国际友人的五封信来结构的。很久以来，莫言的小说里就有潜在的国际读者和全球话语元素，《蛙》也不例外。在语词的绚烂上，当年天马行空的莫言似乎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派平实的白描，是一脉现实主义的内敛与深邃。

莫言外显的东西是想象力，魔幻性，超现实，新异感觉，这使得有人认为，莫言的创作感性淹没了理性，外在的形式因素太重了，因而他不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追求的作家。或者说，他的思想性比较薄弱。这种看法对吗？

显然，这种看法十分皮相，完全站不住脚，看一个作家深刻还是肤浅，首先要看他有无强烈的主体性。主体意识才是作品价值的立法者，莫言是一个骨子里浸透了农民精神和道德的作家，他很难到农民之外去寻觅他所向往的理想精神，这可以说是他至今未必意识到的潜在危机，但也是他不断成功的坚实根由。他的作品贯穿着尊重人，肯定人，赞扬大写的人的精神，贯串着强烈的叛逆性和颠覆性，他笔下的农民主人公，大多不是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可怜人，而是反抗者，比如，具有超人意志力的黑孩，余占鳌式的“纯种红高粱”，以及戴凤莲，上官鲁氏，蓝脸，姑姑等等。第二点，我认为，莫言是一位具有中国式的酒神精神的作家。这是我多年来的看法。这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写酒之处实在太多了，更是因为，他的人物所体现的勇气与激情，是与冷静睿智、凝神观照的“日神精神”相对峙的“酣饮高歌狂舞”的“行动的象征”。第三，莫言具有超人的艺术感觉与恣肆的语言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单就感觉看，这不是怪诞、猎奇，应该看作是文学对人的理解和表现的一种拓展。马克思就说过：“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它不但是感性的，同时还有理性的积淀。第四点，莫言的被称为暴力美学的艺术精神。没有这一点就不成其为莫言，但问题复杂，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只能到另外的专文里去讨论。

四，莫言的获奖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

莫言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主体性，创新性，民间性，叛逆性的作家。不管有多少原因，在我看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还是他创作中的可贵的独创性，以及他作品中独特的中国经验与中国心情。他的获奖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近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土壤、没有融入世界的交流互动的文学环境，还像以前那样禁锢和封闭，不可能获奖；他的获奖也不是孤立的，如果没有一个优秀的勇于借鉴探索，刻苦勤奋的中国作家的群体，显示出了某种新高度和平均数，也不可能获奖。他的获奖，既是对他个人突出成就的褒扬，同时意味着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肯定。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