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席书信 觅革命足迹

榆溪河

       无历史，不革命。一部国史、党史，就是一部革命史。习总书记强调：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

       

       有幸，看到了中央档案馆公开的毛泽东书信档案，在此选取部分，从中既能感受伟人的革命情怀，又能寻觅我党之革命足迹。

1918年2月19日：毛泽东致萧子升信

       

       一九一八年，毛泽东25岁，结束了五年半的修学储能，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

       这一年，在毛泽东身上发生了几件大事：

       一是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正如毛泽东后来追忆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二是第一次走出湖南。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祖国首都北京，拟赴法勤工俭学。
　　
       三是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
　　
       四是收获了和十八岁杨开慧的爱情。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杨开慧父亲）先生家中。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实事求是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1918年8月11日：毛泽东致罗学瓒信

       

       一个时代潮流发生急速转折的历史时刻，引起人们思想上的震荡和变动，无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是平时多少年都难以比拟的。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
　　
       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泽东母亲病势危重回到湖南。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它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毛泽东组织成立新民学会会员。

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致文玉瑞、文玉卿信

       

       一九二二年全年，毛泽东基本上都在湖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湖南代表是蔡和森，毛泽东没有参加。

       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分出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大会选出九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三十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分出席，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1920年7月9日：毛泽东致胡适信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那时也设在上海。毛泽东担任组织部长。因叶楚伧等国民党右派的排挤，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在十二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

       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久，中共四大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大会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

       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毛泽东主持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

       一九二五年九月毛泽东到达广州。这时，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事，于十月五日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三月十九日，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二大结束后两个月，蒋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后根据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致傅作义信

       一九二六年十月中下旬，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三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

       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开幕。陈独秀仍当选总书记，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党史上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会议上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秋收起义，毛泽东从萍乡前往铜鼓的路上在浏阳被民团巡查队所抓，后机警脱险，于九月十日到达铜鼓。而在这前一天，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按原定日期爆发。

       对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秋收起义后撤退的过程中，“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宿营，部队在村里住了五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保持部队战斗力，保持继续前进，便有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三湾改编后，依靠袁文才、王佐，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起，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动，国民党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的战争爆发。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争。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和挨户团。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创造了机会。

       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从此，改变了工农革命军同群众的关系。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1938年3月13日：毛泽东致金城信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这时，朱德四十二岁，毛泽东三十四岁，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时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并确定将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共辖六个团。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秘密召开。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一九二八年六月，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两千多人、近千支枪，训练严格，装备齐整，作战有经验。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其后，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它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毛泽东也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既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这是湘赣边界斗争的主要经验。

       一九二八年十月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第一、三纵队七百多人向井冈山进发。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剿”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便逐渐暴露出来。

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致何干之信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沿途张贴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朱毛红军”的名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开。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大年初一）在大柏地打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动，蒋桂战争一触即发。这将是一场大仗。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奉命北调，准备参加对桂系军阀的作战，顾不上再“追剿”红军。面对这种新的局势，经过通盘考虑，红四军前委决定比较放手地在赣南闽西二十多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这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机会。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红四军前委在举行扩大会议后，向中央报告：“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路线的萌芽。

       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

       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赣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群众初步发动起来，赣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一九二九年五月中旬，蒋桂战争基本结束，赣南方面的国民党驻军回防，对红军压力加重。而在闽西方面，地方军阀陈国辉旅主力却因粤桂战争爆发，赴广东参战，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避实就虚，再次入闽。

       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毛泽东在上杭县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由陈毅主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一九二九年九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城召开，大会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

       其后，毛泽东留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大大加快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一九三○年三月中旬，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也成立起来。这样，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11月：毛泽东致萧向荣信

       一九三○年五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六十年代公开发表时改成这个名字）。这是毛泽东多年来从事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他从这里得出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换句话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此为以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路。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已初步形成。毛泽东十分重视这篇文章。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它已经散失。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

       一九三○年八月，毛泽东、朱德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红一、三军团合编后，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毛泽东为此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一九三○年十月，蒋冯阎李之间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再次启动。“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兴奋的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它的前半阕是：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

       一九三一年五月，第二次反“围剿”胜利。

       一九三一年九月，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方面的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国民党军队的撤退，正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此后，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它的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各方面的具体路线都已大体形成，从而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具体化。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关于学习科学知识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突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四个多月内占领我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这个严重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的所在地，它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

       一九三二年一月，毛泽东成为少数派，处境越来越困难，为此他向苏区中央局请假病休。

       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首先进攻的是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六月，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没有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一九三二年八月，毛泽东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一九三二年十月，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直到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一九三二年冬，国民党组织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

       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等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已难以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中心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毛泽东这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一九三三年五月，中央“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福建发动了反对“罗明路线”，在江西开展了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主要是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并追查萧劲光黎川失守中的责任，主张处以极刑，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等坚决反对，萧劲光被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并开除党籍和军籍。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出现了一个对红军打破“围剿”很有利的机会，也延缓了第五次“围剿”的时间。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提议的改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一九三四年四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并在写下了《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一九三四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此后，中革军委布置毛泽东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一个月，他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共分三章。

1944年4月2日：毛泽东致周扬信

       一九三四年八月下旬，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了。

       一九三四年九月中旬，毛泽东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于都后不久，高烧发到四十度，嘴唇干裂，两眼深凹，脸颊烧得通红。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得知后，连夜骑马赶到于都，确诊他患的是恶性疟疾。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毛泽东的病情才慢慢好转。

       此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后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希望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等不让他走。瞿秋白请求毛泽东给中央说说。毛泽东说，我已经同他们讲过，但“不顶事”。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长征。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城，踏上征程。

       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毛泽东后来说：“一九三二年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但红军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这时，为了把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被诬陷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向他宣布：“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1945年2月22日：毛泽东致萧三信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革军委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此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

       经“四渡赤水”，越贵阳、直插云南，强渡金沙江，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经大渡河沪定桥、夹金雪山，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三月中旬退出川陕根据地来到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后，中央红军继续北进翻越大雪山，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

       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红军总部制订《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即原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即原第五、九军团）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在东侧，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在西侧。这次会议调整了夏洮战役具体部署，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准备扣留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等党政军的首脑机关组成的军委纵队。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北上红军十日凌晨二时出发，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天明时，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率军委纵队一部分赶了上来，十分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来了，好！好！”后来，他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话，来赞扬叶剑英的这次历史功绩。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北上红军在俄界开会，决定把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成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主力红军翻越岷山，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毛泽东在诗中写到：“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在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大公报》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当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

       一九三五年十月，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公然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与张国焘同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全党团结，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

       红军陕甘支队却继续北上，跨过西兰公路，攀登海拔三千米高的六盘山，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陕北苏区已经在望。毛泽东登上六盘山顶峰时，心潮澎湃，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此间，彭德怀指挥第一、二纵队，坚决果断地击溃了国民党骑兵两千多人，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来侵扰。毛泽东兴奋地赠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吴起镇，并召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薄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延安市甘泉县。对长征作了总结：“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1945年10月4日：毛泽东致柳亚子信

       陕甘这块革命根据地，是三十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领导武装起义后创立的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的。谢子长牺牲后，这里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到达这里前一个多月，原在鄂豫皖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到达陕北延川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三个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共有兵力四千八百人，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军队的编制恢复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成）和第十五军团，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会议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暂分两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先到陕甘根据地的后方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开赴前线，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瓦窑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使中共中央能够在这里站定了脚跟，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来考虑和处理许多带全局性的问题。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来贯彻共产国际决议，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继续抓紧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把主要力量放在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山西上。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此后，恰好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心情极好，作了一首词——《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觉得原定出发的力量还不够，军力还须更加集中，要求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主力东移到吴堡附近；建议周恩来暂移清涧县委驻地，指挥部队，争取群众，以保持东西两岸前后方的运输和渡河点。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张国焘致电张浩、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又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这时，南下红军在不利环境下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伤亡极大，由原来的八万人锐减为四万多人，给养困难，前途渺茫。红二、六军团又即将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前来会合。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晚，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分别从陕西省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占领了山西境内三交、留誉、义牒等乡镇。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在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举行，通常称为晋西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会后，张闻天等随即回后方瓦窑堡。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并商定了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的办法。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开始，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军，分别在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五日全部返回陕北休整。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次东征历时七十五天，虽然因军事形势变化而没有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红军东征回师后，毛泽东找东征中俘获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瀛谈话，要他带信给阎锡山，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接着，又派彭雪枫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阎锡山联络。他还分别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等，争取和他们实行合作抗日。毛泽东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

1946年10月20日：毛泽东致任弼时信

       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在延长县交口太相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万三千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其余部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以掩护红军主力西征和保卫陕甘根据地。

       西方野战军的作战到八月一日结束，进行休整。这次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开辟了横宽二百多公里的新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财。这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打好了基础。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将粤、桂军改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被称为两广事变。

       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张国焘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撤出瓦窑堡，其后进驻保安（今志丹县）。

       一九三六年六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其后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两军会合后，任弼时从张国焘处要来电报密码本，直接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沟通了联系。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从七月初开始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红二、四方面军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一九三六年八月底，红一方面军主力从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南下迎接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十月初进抵静宁、会宁地区，夺占会宁县城，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会宁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会合。

       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二十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全部胜利会师。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朱德、张国焘抵达打拉池，同先期到达的彭德怀会合，共同商讨由彭德怀拟制的宁夏战役计划，表示“完全同意”。这个计划规定由红一、四方面军分两路西渡黄河夺取宁夏：一方面军主力先“略取灵武、金积沿黄河南岸地区，尔后渡河”；四方面军以三十军、四军渡河，控制黄河左岸，攻击中卫，“吸引马鸿逵主力向中卫增援”，以配合一方面军的行动。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夜半，红三十军开始渡河，第二天全部渡完，控制了河西一片土地。二十六日，已随红三十军到达黄河渡口的红九军，经中央军委同意后过河。四方面军指挥部一起过了河。二十七日，朱、张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转达中央军委指示，并说：“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三十日，国民党军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看守渡口的红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就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也撤到河西，看守船只，休整待命。这样，河东和河西两岸的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割断。由于国民党胡宗南等部进展很快，到达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已无法执行，被迫中止。十一月九日，河西部队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改向人口较稠密的凉州地区前进。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孤悬河西的西路军（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二万一千八百人）开始独立作战，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抵御南敌北进。彭德怀指挥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由同心城李旺堡一线东移，待机歼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前线慰问部队，应彭德怀的要求，留下共同指挥作战。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彭德怀、周恩来指挥设伏的红军，突然向从山城堡东出的丁德隆师发起攻击，将他们大部压迫在山谷中，经过一天激战，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整团，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进攻盐池的国民党军一部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次战斗，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后退，基本上停止他们对陕甘苏区的进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击破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奠基西北的一份厚礼。

1946年11月14日：毛泽东致何凯丰信

       一九三六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带着这批人和其他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西安事变后几天，原来在延安的东北军就撤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从保安迁往延安。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进入延安。快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从这时起，他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十年。

       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从分析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关系的变化状况出发，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从九月二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利用有利的时间和地形条件，集中兵力发动平型关战斗，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

       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他在《论持久战》中，总结十个月来华北抗战的经验，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原则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消除依赖国民党军队的思想，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后四十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周恩来在七月庐山谈判时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的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将南下的日军主力挡住了二十一天。这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密切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军攻陷上海。一个月后，十二月十三日，又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毛泽东十分善于抓住机遇。他立刻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康生到达延安。同机回来的还有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延安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会面。

       王明自一九三一年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一次，他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王明回国后只隔了十来天，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会议决定，中央负责处理各类来往电报的分工如下：党的工作由张闻天处理；军事问题由毛泽东处理；统一战线工作由王明处理，王明外出回到延安前这项工作由张闻天负责。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到陕西中部县参加祭黄帝陵的机会，私自逃离，在国民党方面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四月十七日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一九二八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彭德怀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七日相继沦陷。此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日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国民党政治中心已迁到重庆，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把他永远开除出党；蒋介石内心已把关心的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次会议，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一九三八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获得蓬勃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在同日军一千六百多次交战中共歼敌五万四千多人。八路军发展到十五万六千多人，新四军发展到二万五千人，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起来了。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说，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纳粹德国在先后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兰大举进攻。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47年1月16日：毛泽东致陈瑾昆信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会见随同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说：“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通过答三位记者问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同时说明这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谈话最后，毛泽东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用更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期的基本口号，

       一九三九年底，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十一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跋扈枭张，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乘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乱之期，当不在远。”实际上是，蒋介石使用军事手段向共产党进攻的日期“当不在远”了。

       在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山西、河北等地的军事进攻中，阎锡山于十二月在晋西发动的进攻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的事件最为严重。

       一九四○年二月，八路军在山西同阎锡山达成划区作战协议：在晋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在河北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早就感到，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

       由于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也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就决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篇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文章，也是一篇有着很强论战性的文章。对这篇文章，毛泽东酝酿的时间很长，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并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二十多年后，他还曾讲到：“《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见成熟。

       一九四○年三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蒋介石和日伪的矛盾更加激化。

       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八路军共出动一百○五个团，二十多万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史称“百团大战”。

       一九四○年秋，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与此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一九四○年九月间，德、意、日在柏林签定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加上新四军在苏北黄桥战役中对国民党的胜利，也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

       新四军是抗战开始后由原先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指挥系统以前并不统一，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也比八路军差，需要经过整编训练，再开赴前方作战。其次，华中大部分是平原、湖沼、水网，地势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初期发展。再次，新四军组建比较晚，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成立。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由于项英的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国民党已在新四军行进的必经地区埋下重兵。由于力量过于悬殊，皖南新四军在奋战七天七夜后，终于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奉命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叶剑英从重庆到达延安，带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件和他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而写下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是国际形势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是在靠近下半年或在下半年发生的。从此，中国不再是单独对日作战，而是和其他同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了。国际关系中的诸种因素，也对中国内部产生更大的影响。

       一九四一年是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关键的一年。在政权建设“三三制”的原则下，一九四一年征粮二十万担，这当然是不得已的，但比一九四○年征收的公粮九万担增加了一倍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数字最高的一次。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毛泽东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比起其他根据地来，这里所处的是比较和平的环境，推行各种政策可以比较从容。因此，毛泽东用了很多的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

       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

       毛泽东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而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
　　
       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
　　
       在毛泽东精心部署下，从一九四一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

       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进行，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后开始的。

       他明确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说：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关于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和方针，它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很突出。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947年9月12日：毛泽东致毛岸英信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会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一九三九年七、八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这样说：“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一九四○年五月间也搬了过来，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出来了。”中共中央的工作其实已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为了统一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四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为指导工作便利，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由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由任弼时管理。

       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毛泽东认为：“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总学委负责领导这项工作，日常事务由康生主持。为了加强对审干工作的领导，中央还成立了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一九四五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说：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二十二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共产国际的解散，更便利了中国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的解散，也打破了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了两年的相对平静状态。国民党顽固派一面以共产国际解散为借口，制造舆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另一面调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边区发动突然袭击，形势十分严峻。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并作出周密的部署，揭穿了国民党的密谋，取得国内各界的同情，英美等国也对蒋施加了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这场来势汹汹的反共浪潮还没有完全掀起就被打退了。

       为了反驳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的材料，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不得不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毛泽东给这个时期的斗争以高度评价，他说：“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在这个时期中，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重要论断，并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系统地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整风运动按照原定计划转入最后一个阶段——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

       这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从杨家岭迁往枣园，毛泽东的住所也迁到枣国。

       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系统地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王明、博古等：“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

       “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始，本来只准备开两个月，由于时局的发展变化，会议延长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才结束，断断续续开了十一个月。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经历了几年的整风，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它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毛泽东说“《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会踰矩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美军观察组是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此后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

       一九四四年九月起，国共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时担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九月六日，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响亮的新的政治口号，那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赫尔利到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十一月十日下午，赫尔利离开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包瑞德同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哪里发展？毛泽东早就确定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原则：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那里。”

1948年3月9日：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

       一九四五年一开春，国内形势就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亿。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第二天，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毛泽东在书面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那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的提出，对自觉地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的头头是道，有办法。”

       随后，朱德和刘少奇分别在七大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这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是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是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探索后形成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那末毛泽东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最主要的，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是很恰当的。

       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

       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这时，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比毛泽东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九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提前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连串紧接而来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军进行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可能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一万万民众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光复了大片国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这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指针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成熟的。

       抗日战争不仅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从抗战的无数事实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奔集到它的旗帜下来。到抗战胜利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远非抗战开始时的状况所可比拟的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朱德总司令已在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命令，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十一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六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那时候，华北和华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中，在东北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一小部分抗日武装在活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

       对于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回忆录中明白地作了说明：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任何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蒋介石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

       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他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板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七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三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蒋介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得了接收东北的法定身分。他明令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三市，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准备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政权。他在驻华美军帮助下，经海上运送军队登陆秦皇岛，向东北挺进，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时许，毛泽东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桂园前往重庆机场返回延安。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和十一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军事会议和复员整军会议。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以期“根绝匪患”。这个计划分三步行动：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和山东，打通津浦路、平汉路；第二步集中重兵于平、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路，占领察、绥。会议决定在这些地区依据铁道干线的走向划分为六个“剿匪区”，各设一个指挥机构（就是后来建立的郑州、徐州、西安、太原四个绥靖公署和北平、西北两个行营）。

       一九四五年冬，苏方多次表示要将东北中长路及其沿线各大中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并要求中共领导下的部队迅速撤离这些地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中旬，美国以三十一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分别从九龙和越南海防运送到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高潮。在这段时间中，毛泽东精心指挥晋冀鲁豫部队进行了平汉路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在战役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派参谋长李达在夜间到高树勋司令部，劝他率部起义。十月二十八日，高树勋毅然率新八军等部一万人起义，对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了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人员名单。毛泽东根据会议的决定，复电在重庆的代表团，告诉他们：（一）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及何思敬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二）国府委员仍照周恩来一月二十七日返延时议定的八人，即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适宜，以便将来全党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第一次会议少奇可不出席。如范明枢不就，可提彭真。（三）同意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部长。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达成了《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即《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后的第十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怎样看待这一段历史呢？这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说过一段话：在一、二月份，是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的了。毛泽东还举例说：“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

1948年11月8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等信

       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后，国内的军事形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陆续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没有赶到前，已在东北各地取得很大发展，并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同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三月中旬攻占四平，四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

       三月下旬，国民党新一军、七十一军自沈阳地区北进，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抗击，并在四平西南被歼一个师的大部后，于四月中旬逼近四平市区。

       这时，返国述职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已经返华，并提出东北停战方案。为了争取在有利态势下实行停战，毛泽东在四月二十六日致电林彪、彭真：我军必须“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四平守军鏖战一个多月，东北民主联军伤亡已达八千多人，疲惫困乏，难以再战，加上防线左翼被突破，退路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于五月十八日致电中央，陈述理由，并于当日午夜组织部队撤出四平，分别向南满、东满、西满转移。

       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后，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推进，先后占领公主岭、长春、德惠，直抵松花江南岸。但其势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向北渡江进占哈尔滨。在这种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国共双方经过紧张谈判，于六月七日分别发表在东北休战十五天以便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东北出现了暂时休战的局面。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国民党军队始终未能北渡松花江进攻北满解放区，使东北民主联军保持住了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

       一九四六年六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

       蒋介石当时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四百三十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六十一万人的正规军（野战军）、六十六万人的地方部队（军区、军分区、县属武装）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一百二十七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三点三七比一。

       蒋介石的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的炮兵，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却只装备有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军的各种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以及极少数量的山炮、野炮，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更没有作战舰艇。

       蒋介石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只有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和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只靠肩挑、背扛、大车拉、小车推，军工生产基础极为薄弱，只能制造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的机步枪弹、手榴弹、炸药以及极少数量的迫击炮。当时人们往往把这些自制的弹药加上一个“土”字，来说明它的技术性能之落后。

       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大力援助，也是蒋介石敢于发动这场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仅国共停战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十三点五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美国前后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了各种技术军官十五万人，重新装备了四十五个陆军师（旅），为空军配备了各类飞机九百三十六架，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军队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向国民党军移交了舰艇一百三十一艘。从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由美国海、空军帮助输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十四万人。

       毛泽东向正在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一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最初的四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指出：“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

       此后，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这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变换；毛泽东是把它同蒋介石“自走绝路”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还指出：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准备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

       各战场的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继续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实行内线作战，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胜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较多，战役规模比较大，因而歼敌数量也比较多的是华东战场。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宿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二万多人，是山野、华野会合后共同进行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

       一九四七年一月，鲁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以及整编第五十一师，计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五万多人，俘虏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三万六千多人，缴获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四十八门，山炮、野炮四十一门，坦克二十四辆，汽车四百七十四辆，使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改善，完满地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任务，取得在鲁南打“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

       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关于集中统一以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要求进行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

       一九四七年二月，莱芜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六、第七十三两个军六个师及第十二军一个师共七个师（旅）五万六千多人，活捉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将军长韩浚，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山东战场上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

       一九四七年五月，孟良崮战役，全歼骄横不可一世、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改变战局的巨大胜利，表明解放军的战斗能力已得到明显提高，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混乱。

       当山东战场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的同时，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部属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蒋介石将握有重兵、长期坐镇西北、围困着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二十八日，蒋介石飞到西安，召集西安军政负责人开会，研究确定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

       毛泽东制定的战术是“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

       由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由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刚撤离后七小时，国民党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延安。

1949年1月27日：毛泽东致宋庆龄信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子长县王家坪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青化砭战斗，彭、习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共毙俘敌军二千九百多人，旅长、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当了俘虏，伏击部队只伤亡二百六十五人。这是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直属司令部”以“九支队”为代号。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羊马河战斗，彭、习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全歼敌军一三五旅，毙俘少将代旅长麦宗禹以下四千七百余人，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二个胜仗。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日，蟠龙战斗，全歼敌守军六千七百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

       一九四七年七月，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会议在院子里临时搭的凉棚下举行。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有这样多负责人集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次会议通常被称为“小河会议”。

       会议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资格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毛泽东在小河村一共住了四十五天。

       台湾一九五九年编写的《戡乱战史》也说：在西北战场上，“战斗进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署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则“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资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这些事隔几年、十几年后所作的评述，倒是多少说出了一些真情。

       到一九四七年七月，在南线最终形成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彭习、许谭两军分别在陕北、山东两翼钳制胡宗南集团和进攻胶东的范汉杰集团的战略布局。其中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刘邓大军（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区，创建鄂豫皖边根据地。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陈谢大军（四纵、九纵及三十八军）进军陕南、豫西，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一九四七年九月上中旬，陈粟大军（华野外线兵团）创建豫皖苏边根据地。担任右翼钳制国民党胡宗南军任务的彭习西北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沙家店战役中歼灭胡宗南集团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六千多人。这是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担任左翼钳制山东国民党军的许谭军（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完成了钳制范汉杰兵团的任务。北线的林彪、罗荣桓东北民主联军，一九四七年连续发动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收复县以上城市三十三座，把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狭小地区内。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开始的。它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为主要战略重心，分别在南线和北线逐步展开。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等转移到佳县朱官寨宿营。九月二十一日，移驻佳县神泉堡。十一月十三日，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离开陕北。

       在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的七个月，由于陕北和全国的战局都已大为好转，毛泽东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考虑在局势发生根本转折后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重大的决策。

       七个月内，毛泽东工作得最紧张的是十月上旬。那时他正住在神泉堡。在这短短的十天中，他修改并审定了《土地法大纲》，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公布这个大纲的决议，明确提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他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他重新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这个被南京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毛泽东由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郑重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立刻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最后强调：“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可以估计为在打倒蒋介石时期起纲领性作用的。”

       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最可贵的就是能在关键性的时刻，及时抓住并解决关键性的问题，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当历史悄悄地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时，一般人即便模糊地有一些感觉，往往仍局限于自己原有的看法，很难立刻敏锐地察觉这个转折时刻已经来临，更难立刻认识到伴随这种新局面而来的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而毛泽东却能比一般人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楚这一切，并且在深思熟虑后立刻提纲挈领地提出在这种新局面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和政策。经过他对情况的周密分析和明确论断，使人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这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一九四八年三月间，他接到邓小平关于大别山地区几个月工作所受的“左倾冒险的、急性病的害处”的报告后，认为这个报告是“非常好的”，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转发了这个报告。

       从一九四七年冬季开始，人民解放军又先后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是解放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成效最高的整军运动，对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七万人的兵力，采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共约三万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已完全改观。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中旬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五万多人，把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这三个互不相连、仅占东北总面积百分之三的狭小地区内。

       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决定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离开杨家沟，经过两天行军，于二十三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三百七十一天，行程一千多公里，居住过十二个县境内的三十八个村庄，并从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等到达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西柏坡。

       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是毛泽东独具匠心地布下的棋局。它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为进攻。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比较和思考，粟裕逐渐形成一个主力暂不渡江南进而留在中原作战的构想。尽管构想有充足的根据，但他深知对一个已经确定并正在付诸实施的战略决策，是不宜轻易提出不同建议的，尤其是在当时正十分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情况下。因此在濮阳休整期间，他先向刚从中央回来的陈毅作了汇报。

       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起，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中，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根据城南庄决策，陈毅赴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和代政治委员。

       城南庄决策，为中原会战擂响了战鼓！

1949年6月9日：毛泽东致任弼时信

1949年6月28日：毛泽东致周谷城信

1949年8月29日：毛泽东致吴玉章信

       一九四八年六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一举攻克中原名城、河南省会开封，接着，又在中原野战军主力策应下，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区寿年兵团主力和黄百韬兵团一部五万四千多人，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开封、睢杞这两个战役，通常合称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九万多人，是继东北冬季攻势以后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一次战役。

       豫东战役的重要意义，不但在于歼灭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战场上的僵持局面，而且证明人民解放军依托老解放区和中原新解放区的支援，已经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彻底解决中原问题。

       作为这场决战的序幕，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准备发动济南战役。在五路大捷后，济南事实上已成为国民党军队坐困的孤城，蒋介石的重要军事基地徐州也变成直接暴露在最前线的城市。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刻召开的。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开始时的一比三点三七，变为一比一点三；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了。解放区面积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的城市有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人口达一点六八亿，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有一亿人口居住的地区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高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巩固。

       这次会议，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当时，国民党全部军事力量三百六十五万人中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的第一线，其中正规军二百四十九个旅，用于北线的有九十九个旅，南线的有一百五十个旅。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五大战略集团，已处在孤立被动的困境；人民对国民党的信任已丧失殆尽；经济状况更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月十一日，毛泽东给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电报中，就攻济打援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明确的说明：“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并规定：整个攻城指挥，由许世友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发起济南战役，经过八天战斗，就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万余人（其中，争取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二万余人在战场上起义），攻克了济南城。

       济南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把秋季攻势引向战略决战的起点。周恩来后来说道：“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大决战，是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环紧扣一环地组成的。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多人。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历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

       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四个兵团，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加上地方武装共五十五万人，但已经被分割和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块互不联系的据点和地区内。野战部队已发展到五十三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已超过一百万人，经过近半年的大练兵，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有很大的提高。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东北野战军发起强大攻势。

       蒋介石命令卫立煌从沈阳出兵援锦，卫立煌拒不接受。蒋介石在九月二十六日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飞赴沈阳监督卫立煌执行援锦命令，卫立煌仍坚持拒绝执行。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只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战斗，就攻克了锦州。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长春和平解放。在锦州攻克后，困守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举行起义，新七军投诚，郑洞国率领残部放下武器。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解放了沈阳和营口。九日，收复锦西和葫芦岛。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决战的结果，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是致命的一击，引起了全国战局的急转直下。蒋介石在北平和南京两次吐血。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

       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下的四个兵团和三个绥靖区部队，加上以后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等部，总兵力达八十多万人。其中，邱清泉兵团的第五军和黄维兵团的第十八军是南京政府仅存的两支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叶剑英曾这样分析：“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拦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人民解放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有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还有华东、中原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共约六十多万人，数量少于敌军，装备和交通运输条件更远不如对方。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东北战场上不同。

       最早提出发起淮海战役这个建议的，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华东野战军下达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六日傍晚，华野向徐州东侧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出击，淮海战役开始。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开始瓦解。十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历时六十六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五千多人。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得到解放。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唯一的人民解放军在总兵力上少于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下进行的。

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致王首道、杨开智信

1950年4月10日：毛泽东致张有晋信

1950年5月24日：毛泽东致李济深信

       平津战役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作战先从西线打起。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天津国民党守军奉命拒绝和平解决后，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到十五日攻克天津，歼灭守军十三万人。十七日，塘沽守军乘船南撤，人民解放军于当日解放塘沽。这样，傅作义集团的北平守军已完全没有退路，促成了他们接受和平解决。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起，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的方式，并在内部做了不少工作，将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人开出城外，进行改编。人民解放军在一月三十一日进驻城内。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解放了华北全境。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离开南京，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职务。但蒋介石实际上仍掌握着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并在筹谋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迎接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和两个随行人员。一见面，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分同苏共代表面谈，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毛泽东对米高扬说，这个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开到十三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村举行。当时，北平刚刚解放，各方面条件还不适合进京开会。

       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他说了一句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开完七届二中全会，便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

       他说：“今天又是三月份，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警卫排长阎长林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号撤离延安啊。”“去年三月份呢？”“去年三月二十三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三月二十三号，与去年同一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清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从涿县改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见面，并且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当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香山住下，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在这里住了半年，到九月二十一日才移居北平城内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中共方面经过研究，接受了所提修改意见中的过半数，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根据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乘风破浪，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当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二百零四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

       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二马是地方军阀，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在运动作战中击破了胡宗南和两马所部共二十万人的联合进攻，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胡宗南部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要求他们以部分兵力钳制两马，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动以包围并歼灭胡宗南部四、五个军。

       第一野战军七月中旬在扶风、眉县地区，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四万余人，取得西进中的关键性胜利。

       这以后，已遭受严重打击的胡宗南部退守佛坪、凤县及陇南地区，二马退至平凉地区，胡、马两部已经远离。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彭德怀实行“钳胡打马”的计划。八月二十六日，解放兰州，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二万七千多人。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马鸿逵部全部覆灭。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等在人民解放军策应下，在长沙宣布起义。这件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震动很大，对加速中国南部的解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陶、包联名复电张治中称：“新 疆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并表示：“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实现了新 疆的和平解放。

       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中国大陆上，除西南和两广等一部分地区外，都已获得解放。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毛泽东等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政协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随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乘车驶向天 安门。车队开出中南海东门，缓缓而行，穿进故宫，直接开到天 安门城楼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走近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此时，待解放的地区，还剩下两大块：一是中南，包括湖南南部、广东、广西；一是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以后的作战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地区。

1950年5月27日：毛泽东致刘亚南信

1950年6月19日：毛泽东致马叙伦信

1950年7月7日：毛泽东致聂荣臻信

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致徐海东信

1950年9月11日：毛泽东致陈郁信

1950年9月19日：毛泽东致张维信

1951年3月29日：毛泽东致胡乔木信

1950年11月12日：毛泽东复李漱清信（首页）

1950年12月2日：毛泽东致黄念田信

1950年12月18日：毛泽东致陈叔通信

1951年3月2日：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

1951年12月3日：毛泽东致郑振铎信

1952年7月11日：毛泽东致毛宇居信

1952年8月15日：毛泽东致陈毅信

1952年9月17日：毛泽东致李达信

1953年7月8日：毛泽东致张澜信

1953年7月31日：毛泽东致李济深信

1953年12月9日：毛泽东致戴毓本信

1954年10月29日：毛泽东致蒋竹如信

1956年1月8日：毛泽东关于讨论修改“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问题给周恩来的信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致滕代远信

1958年7月28日：毛泽东致周谷城信

1958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炮击金门给彭德怀的信

1959年8月3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等的信

1960年9月2日：毛泽东致田士清信

1961年5月9日：毛泽东给胡乔木、邓小平的信

1961年6月22日：毛泽东致邓小平信

1961年9月8日：毛泽东致董必武信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致章士钊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