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区红色遗址遗迹

乖乖兔妈妈

　　在学习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地区红色历史的过程中，我们曾试图通过翻阅资料、走遍大街小巷，来找寻留存至今的遗址遗迹。当我们在感叹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同时，也十分惋惜，那些记录我党发展壮大的地方很多都变了样子，能保存原貌的少之又少。很多地方，连街道的名称都几经变化，具体位置也难以确定。但即便如此，走近那些地方，想着那里发生的人和事，仍让我们心潮澎湃。

在探寻历史中，我们发现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地区党的地下工作和组织活动主要集中在日、法、英三大租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租界区鱼龙混杂，人员进出、接头相对方便安全。二是租界区享有治外法权，党的主要斗争对象北洋及国民党天津当局通常无法进入租界内搜捕。三是租界区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实施殖民统治的象征，各国租界区分别代表本国在华利益，而帝国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相互间也有利益纠葛。法租界对共产党的态度最为中立，英租界较为反动，抗战爆发之后英法租界态度有所转变。四是天津英、法、日租界形势、辖区，相对其他国家租界而言较为稳定。其他租界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北洋政府在日本忽悠下参加协约国阵营），战败国德国、奥匈相继退还租界，比国租界太小，俄国十月革命后也退还租界。

　　为了更好的留住这份潮湿的记忆，让更多的后来人不忘初心，我们手绘了1936年的天津三大租界地图，标注了20个红色遗址遗迹的大体位置。仅供大家参考！

1. 华北商店国际情报联络站

　　在和平区吉林路与长春道交口耸立着一座6层办公大楼，为建造这座大楼而拆除的一家名为华北商店的小古董店，就是柳直荀在津从事革命活动时的旧址。
1928年9月，柳直荀准备赴苏联学习，途经天津，奉命临时留在天津，负责与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联络工作。柳直荀化名刘克明，开办了名为华北商店的小古董店（长春道9号），担负着传递党的机密文件和筹集经费的任务。在津期间，参与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并以特殊身份出席会议。1929年初，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从上海迁到天津后，又负责起党刊的校对工作。5月初，柳直荀寄给妻子李淑一的书信不慎落到长沙国民党特务手中。根据上级党组织决定，柳直荀于9月15日离津赴沪，继续从事党的工作。虽然柳直荀在津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仅有一年，但他为推动天津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中共中央在津秘密印刷厂

　　在和平区唐山道的南侧，坐落着几排很普通的青砖二层小楼，其中47号就是中共中央在津秘密印刷厂的旧址。

1929年初，毛泽民带领原上海印制厂的部分同志，并携带印刷机器来到天津。不久，就在顺直省委帮助下，租下英租界广东道福安里4号（现和平区唐山道47号）的一幢一院两厢的二层楼房，建立了印刷厂。小楼地处市中心，交通方便，前后有两个门，前门靠马路，后门靠胡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可以迅速撤离，是从事地下工作的理想处所。
由于掩护工作比较到位，再加上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党中央的这一重要印刷厂在建立的近两年时间里，一直没有遭到敌人的破坏。1931年毛泽民调离天津，印刷厂也移址到英租界小白楼海大道（现大沽路126号）。

3.北方书店情报联络站

　　北方书店坐落在和平区劝业场附近（旧法租界24号路17号），是顺直省委的情报机关和天津地下党重要的活动地点之一。

北方书店是在顺直省委直属特别支部领导下开办的，1930年1月1日正式开业。为提高书店的社会声望，张友渔请时任天津市政府秘书长的书法家冯司直题写了匾额。书店是一所一楼一底的建筑，为了掩护地下党的活动，楼下卖书和文具、纸张等，楼上用于党内同志秘密联络及党的外围通讯联络。
北方书店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作为党的情报机关和进步书刊流通的场所，在白色恐怖下为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4.吉鸿昌住处

　　在天津和平区花园路5号，中心公园南侧，有一座带庭院的三层英式小洋楼（因该楼外墙由红砖砌成又称“红楼”），这就是吉鸿昌将军在天津的旧居。红楼建于1917年，占地1.45亩，原有楼房11间，平房2间，楼过堂2间，总建筑面积1408平方米，是比利时商人、仪品公司工程师沙德利设计的。

1930年，吉鸿昌将军购得此楼，翌年举家迁入居住。楼房首层作接待用，卧室、客厅设在二楼，三楼为秘密印刷室。到1934年，吉鸿昌将军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活动，直到被捕牺牲。吉鸿昌将军就义后，夫人胡红霞为筹办丧事将红楼以低价押给他人，全家租住在牛津别墅。1944年4月，红楼被售与他人。
1982年7月，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红楼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9月，和平区青少年敬捐刻有吉鸿昌烈士故居的汉白玉横匾，镶嵌在红楼北侧的外墙上。

5.中共中央北方局

1936年春，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委托，来津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在天津市委书记林枫的协助下，选择了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里19号作为北方局办公地点。

隆泰里19号是位于法租界的一幢二层小楼。由于享有“治外法权”，无论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日本特务，都不敢贸然进入捕人。虽处市中心，但却闹中取静，便于隐蔽和观察外部环境。楼房有三个出口：前门、后门和通向屋顶之门，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可迅速撤离。正是依靠这些优越条件的掩护，使刘少奇在这里工作和居住长达一年之久，直至1937年春离开天津。

2005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被辟为纪念馆（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正式对外开放。

6.华北联络局电台小组

1936年至1937年，中共华北联络局通过统战工作，借用桂系反蒋人物刘绍襄的电台与延安党中央进行联系。电台设在英租界福发道永定里8号（今岳阳道永定里)。1936年春，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电台由北方局下属联络局负责人王世英领导，谢甫生具体负责。这个电台为保证北方局及河北省委与党中央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7.中共河北省委电台所在地

　　和平区沙市道45号，在抗战时期是中共河北省委电台所在地。

抗战爆发后，中共河北省委为与上级党组织保持联络，决定在市内建立一部秘密电台，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兼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许志庸（姚依林）负责电台的筹建和领导工作。

许志庸选定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地下党员王光杰与河北女师附中学生、共产党员王兰芬具体负责电台工作。电台设在英租界62号路伊甸园临街的一座三层楼房的三楼（现沙市道45号）。这座楼房地处三角地带，发现情况，便于转移。附近是英国兵营（现实验小学、幼儿师范和市一中校址），既不断电，又可以借英国兵营的电报为掩护进行发报，这些都是保证电台安全的有利条件。

1938年9月，中共河北省委撤离天津，这部电台由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继续使用。1939年5月，为保证电台的安全，将其迁往和平区昆明路福寿别墅4号。1939年8月，日伪势力参入英租界，形势极为严峻，冀热察区党委决定停止电台工作，调王光杰、王兰芬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接受新的任务。

8.中共渤海区党委秘密联络站

　　1947年2月，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党委以开办万盛油酒店为名，在和平区营口道161号设立党的一个地下秘密联络站，派崔毅来津做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为扩展工作范围，后又开了一家油酒商店，取名协立号，作为新联络站。

1948年春末的一天，协立号油酒店突然来了一个貌似商人的人，他是山东解放区被斗外逃的地主分子。他到油酒店买东西时，一眼认出共产党员王永先。崔毅立即决定人员撤离，然后把协立号转租他人，撤销了这个联络站。一个月后，在河西区下瓦房附近，新的商店义兴号开张了，党的地下工作者们又在新的地点投入了新的工作。

9.平津情报联络站职业掩护点

1942年8月张友恒奉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之命，赴天津建立情报联络站以联络指导平、津、沪及东北等地情报组织工作。当时日伪在天津实施严格的保甲制度，并派大批军警设卡巡查，此举使得无合适身份掩护的地下工作者难以立足。张友恒通过郑大堃的关系获知张德兴所开设的“天一西服店”因资金周转问题已濒临倒闭的情况后，便向张德兴提出可注资500元帮该店起死回生，条件则是让张友恒出任该店副经理一职。

此处还曾作为情报干部的临时住所，如1945年时东北情报组织骨干周梅影经停天津时就曾掩护于此。1945年9月，张友恒奉命撤离天津后不再使用该职业掩护点。

平津情报联络站在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东口商业区有个职业掩护点“天一西服店”，经理张德兴是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天津情报联络站情报员郑大堃的旧识，1942年11月至1945年9月期间情报联络站站长张友恒就是以该店副经理的职业为掩护在津开展工作。

10.红色曾公馆

　　和平区常德道1号是爱国人士曾延毅旧居，建造于1930年，是罗马柱式的欧洲中世纪三层楼房，坐西朝东。解放前这里是天津地下党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对天津革命和解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曾延毅同情进步活动，将自己的家作为党组织活动的掩护地点，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曾延毅的女儿曾常宁、儿子曾亚宁同在耀华学校读书，都积极投身于进步的学生运动，先后成为了共产党员和“民青”成员。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及进步学生时，曾延毅让耀华学校的一些地下党员住进家中，并顺利撤回解放区。他在支持儿子去解放区的同时，还利用其社会地位保释了一些被捕学生。平津战役期间，华北局城工部刘仁部长指示曾常宁作其父亲的工作，再由其父做傅作义工作，劝说傅接受和平改编。曾延毅和华北局城工部负责敌工工作的王甦多次在家中见面长谈，为争取傅作义起义，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11.毛泽民住处

1929年初，毛泽民在津主持中央印刷厂工作期间，在先农里24号（现先农里5条13号）楼上设立中央出版发行部秘密机关，与夫人钱希均住在这里，以家庭形式掩护工作。中央和顺直省委需印的材料，均先送到这里，然后再送往印刷厂，或分送有关领导同志核稿。

12.中共顺直省委机关所在地

　　1927年中共中央为解决北方党的领导问题，在党的五大以后，决定在天津建立中共顺直省委，任命彭述之为书记，继续领导北方党的工作。

8月1日彭述之到津后，在山西路耀华里2号设立顺直省委机关，中共顺直省委正式成立。彭述之任书记，刘伯庄任组织部长，李季达任宣传部长，陈为人任职工部长。
此后3年多时间里，由于当时北方党所处的复杂局面和艰苦环境，省委机关遭到多次破坏，省委领导机构也经历7次大的改组和调整。但北方地区民众在省委领导下，仍不屈不挠地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开展斗争。

13.中共顺直省委改组会议会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9月，中共中央派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和蔡和森赴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之下的天津召开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后称改组会议），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肃清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央代表经与顺直省委委员于方舟接洽，确定在天津日租界松岛街神户里（哈密道四箴南里21号，已拆除）召开会议。
　　为了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先安排省委秘书吕职人携家眷提前住进四箴南里21号。9月22日，以为吕职人二女儿满月贺喜为名，聚集在这里秘密开会。此次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撤消了彭述之顺直省委书记职务，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领导机构，确定了党在北方工作的方针。

14.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会址

　　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北方党组织由于受到“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中共顺直省委也出现了错误思潮。12月11日，周恩来化装成商人来到天津，在初步摸清顺直党组织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于12月底，在法租界老西开大吉里31号的两间平房里正式召开了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在北方党史上被称为“北方党复兴的新纪元”。

会议由陈潭秋、刘少奇轮流主持。周恩来用3个半天的时间在会上讲话和解答问题，他在题为《当前形势和北方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中，阐明了当时国内革命形势正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指出“左”倾盲动主义倾向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会上，陈潭秋、刘少奇也作了发言。最后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任务和党务、农运、工运、济难、青年工作等决议案，并选举产生了新的顺直省委。

15.长城通讯社

1930年11月，在钱壮飞的主持之下，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派遣胡底到天津创办公开情报机关——“长城通讯社”。该社以胡底为社长，钱壮飞内弟张家胧为编辑，表面是国民党在天津的情报机关，实质上是中央特科在津的秘密情报站。该社起初设置于法租界内，不久后迁移至日租界秋山街5号一幢4层楼内（其中3、4层为长城通讯社使用，胡底工作生活在此）。白天胡底携张家胧以采访名义搜集公开情报，晚上胡底利用社长身份出入北方显贵之间刺探秘密情报。胡底所搜集的情报经电台发至上海的李克农处，再由李克农转交南京的钱壮飞，由此形成了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的龙潭三杰（也称“铁三角”）。

1931年4月27日，胡底接到李克农发来的“潮病笃速返”的预警情报，于翌日紧急撤离天津，长城通讯社的情报工作因而终结。

16．华北联络局情报联络点

1936年春，原中央特科情报员谢甫生依托其夫人刘璇家族在天津住所（原英租界达文波路阜昌里）建立的一处以杂货铺为掩护建立了秘密情报联络点，平时由谢甫生夫人刘璇及其家人负责经营维护。

起初该秘密联络点由华北联络局谢甫生情报联络组使用，谢甫生还曾在此与华北联络局负责人王世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在此联络，受领任务交接情报；1942年7月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以原谢甫生情报联络组在津成员为基础组建天津王力情报组后，由王力情报组（解放战争时期改组为天津王力情报站）使用，该秘密联络点未曾遭敌人破坏，使用至天津解放。

17. 法国工部局

　　法国工部局也称法国租界警察局，矗立在今解放北路34号（现为天津市粮食局办公地点)，是法国侵略者用以殖民统治中国人民的暴力机关。
　　工部局下设保安处（后称侦探处）、警察队（巡捕房）、稽查室、手枪队、消防队等分支机构，拥有警察近600人。此外，工部局还在遍布于租界之内的大小里巷和市面街道设有岗哨100多处。自大革命时期起，工部局先后与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相勾结，对在法租界内开展活动的革命志士施以残酷镇压。
　　在工部局大楼内，除四层（顶子间）设有拘禁和审讯室之外，地下室还专门设立了带有梅花形瞭望孔以及牢门厚度多达半尺的封闭式牢房。在其中的一扇牢门上，至今还保留着革命志士刻写的“世人勿笑铁窗苦，一生未尝不丈夫”的豪言壮语。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抗日民族英堆吉鸿昌将军被捕后就曾被关押在这个地方。

18. 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

　　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简称“点线工委”）于1938年9月在天津成立，负责领导北平、天津、唐山及铁路沿线的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点线工委”成立之后很快在法租界的寿德饭店（现和平路322号狗不理大酒店）4楼68号房间设立了机关。不久，又迁至5楼102号房间，对外以耕石刻印社为名，共产党员刘耕石以老板身份做掩护，“点线工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就住在这里。
1939年起天津局势进一步恶化，寿德饭店附近时有日伪特务的出没，是年8月间，“点线工委”机关秘密离开寿德饭店迁至贵阳路新昌里10号，以继续领导天津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点线工委”驻此期间，曾负责联络指导华北联络局在平、津的情报组织并设置有与北方局进行联络的秘密电台。

19.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联络站

1945年8月10日，晋察冀分局（后改为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根据中央指示，派遣秦良赴天津建立地下党领导机关的市内联络站，为日本投降后接管天津做好准备。秦良遂以地下关系朱凌一家五口为掩护，在和平区昆明路新宜里11号设立了秘密联络站。是年9月，秦良奉上级通知曾在新宜里11号建立秘密电台，后于11月初撤销。
　　至1945底，该联络站机关已成为地下党领导人在市内指挥工作的驻地，很多领导同志住在联络站机关，一些重大的决定也是在这里研究作出的。新宜里联络站为天津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 十八集团军冀中军区驻津办事处

1945年8月日寇战败之际，国民党军主力尚在长江之南，无力接收北方广袤的沦陷区。为最大限度地掠夺抗战胜利果实，国民党当局一面勒令日伪拒绝八路军受降，一面出卖主权乞求美军帮助接管北方要津。
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率第一师1.8万人在塘沽登陆。10月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4000余人侵入天津市内。10月2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宣告成立。
面对蒋介石公然抢夺人民胜利果实的强盗行径，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依照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决定立即在津成立八路军驻津办事处，公开表明八路军有权进驻天津，并准备接受日军投降。1945年10月10日，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冀中军区驻津办事处在英租界仪品公司大楼（现和平区彰德道18号）正式成立。
　　办事处成立之后，由冀中区党委派吴英民、谷小波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在市内的地下党侯太和担任副官长，他们在市内积极开展工作，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在市内为我军筹备武器弹药、通讯器材，为八路军接管天津进行积极的准备工作，在当时的天津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11月下旬，国民党军进驻天津在即，冀中军区决定重新调整在津斗争方式，撤消了冀中军区驻津办事处。
　　十八集团军冀中军区驻津办事处存在的时间不长，但通过办事处全体同志的努力工作，公开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建国主张，扩大了党在广大天津民众中的影响，这些为我党在将来领导天津人民开展反蒋革命斗争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