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老师碑帖分享－汉隶三国《曹真残碑》西晋《张朗碑》

解放路第二小学

各位老师、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现在咱们继续分享古帖，大家一起学习。书法是体现中华民族智慧和美学的高级艺术，它产生于中华文明，内涵单富，形式精炼，具有无限的延展性和丰富的想象性。 书法艺术是中国士人知识份子理想人格和风度才情的展现方式之一，其中融入了书法家对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感悟，融入了天地之情、万物之意。万象皆具我胸，笔下情意交融，意象台一，形神相生，思通天地，情感鬼神，具有无限的艺术魅力。数千年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历史，名家辈出，异彩纷呈，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作品。

今天咱们来分享汉隶三国《曹真残碑》和西晋《张郎碑》，大家一起学习。

曹真残碑

《曹真残碑》，三国时魏国碑刻。碑阳刻字存20行，碑阴存刻字30行，隶书体。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南门外，当时已残断，只余中部一段。光绪时碑归端方，后又归周进，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碑阳面刻碑文，碑阴刻立碑者姓名，侧面阴刻龙纹。据朱绪曾《开有益斋金石文字记》，最先为此碑定名者为徐松。王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考证较详，百余年来有十余家考证。曹真为三国曹魏政权的宗室显贵，最后任职为魏国的最高军事统帅，病逝后，旧属官员、州民为他立记功碑。曹真碑铭文字体结体严整，雄劲端庄。此碑是存世不多的三国时期碑刻精品。

百年来一直传言《曹真残碑》有“蜀贼”未损本，为最初拓本。笔者近日看到一拓本，碑阳“贼”字已损，“邽”字不损，当为存世可信的碑阳最初拓本。按方若《校碑随笔》中《上军大将军曹真残碑》一节说法，碑文第八行“蜀”字下一字为“贼”，第十一行“贼”字上为“蜀”，均在出土时被凿去，后当地人又将八行“贼”下“诸葛亮”等字一并凿去。王壮弘在《增补》中亦言之凿凿：“初拓本，八行‘贼’字，十一行‘蜀’字未损。不久即凿灭，拓本稀见。若八行‘称兵上邽’之‘邽’字未损，也是道光时拓。稍旧拓本，‘诸葛亮三字’尚未凿损。……有在碑上嵌蜡填补，伪作‘蜀贼’未损者。遇‘蜀贼’二字，字划软弱即宜慎审。”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亦承此说：“初拓本第八行蜀贼，贼字未凿损之拓本特少，其次亦称初拓。八行诸葛亮称兵上邽，邽字左圭笔画完好，又八行诸葛亮未凿损，后继续凿损廿余字……见刘喜海拓数本并长跋本，贼字凿损邽字完好，有作伪补全凿损字，并贼字补全拓本，宜审。”《中国碑拓鉴别图典》观点亦同，只不过将“上邽”之“邽”误作“郢”。以上诸家所说，皆符合世所传言的《曹真残碑》有蜀贼本（蜀贼不损）和诸葛亮本（蜀贼损，诸葛亮不损）传世。

然而果真如此吗？几位都是各时期经眼善本碑帖无数的校碑名家，却无一人明确言及自己曾亲眼见过可信的“蜀贼本”，似乎都只停留在传言阶段。而与此同时，一些不同意见、不同声音，让笔者更加觉得，世间本无“蜀贼本”，或许是无良商贾利用碑帖藏家嗜古嗜希的心理，放出传言，为伪造“蜀贼本”作舆论先导。王壮弘先生的《崇善楼笔记》中记录了一个曹真残碑的拓本：出土初拓本，内有朱建卿、韩小亭、吴公望等考藏印记，末有吴氏公望一跋谓：“《魏曹真残碑》第八行‘蜀贼’之‘贼’字，第十一行‘蜀贼’之‘蜀’字初出土时即为土人凿去，故‘蜀贼’未泐本，绝不可见。余在京师十年所见‘诸葛亮’本以十数计，唯此本‘上邽’之‘邽’字未损，余均损甚，历经朱建卿、韩小亭收藏良可珍秘，世无‘蜀贼’未泐本，则此本为断后最初拓矣。癸亥孟春盱眙吴公望识于京师寓斋。”

马子云先生在《碑帖鉴定》中直言，初出土时“贼”字即被凿去，有“贼”字未泐者乃伪造，且指出《校碑随笔》所说十一行“屠蜀贼”之“蜀”字，出土后即被凿去之说不确切。“蜀”字并未全损，且损处石花自然，为碑入土之前已损，与八行之“贼”字明显的凿痕全然不同。而且从逻辑上来看，村民因尊尚蜀国，故而第八行中凿“贼”留“蜀”，岂有在十一行凿“蜀”留“贼”之理。故而此处确是方若误信传言，有失察之嫌。

马子云先生所论之“蜀”字为自然损泐之说，较为可信。一是其亲眼考证石碑，明言自然损坏与人为凿痕之区别，且石花自然，石色旧，而早期拓本中“蜀”字未全损之部分“罒”、“虫”、及右下勾笔清晰无损。岂有凿字留一半的道理？二是上面所说的第八行中凿“贼”留“蜀”，在十一行凿“蜀”留“贼”的逻辑错误。既然“蜀”字为入土前已损，自然没有道光出土时完好的道理。那么传言中“贼”“蜀”二字未损，“蜀”字未损已伪，独有“贼”字不损者？颇为荒唐。倘若真有刚挖出时即拓的“贼”字不损本，重金求名碑初拓的金石碑帖大家也不少，拓碑者何不拿出以求善价？缘何诸葛亮本无数，而蜀贼本只停留在传言？在金石之学盛行的嘉道年间，既有心拓取初拓之本，岂有轻易毁失而不得传世的道理？

综上，就《曹真残碑》碑阳而论，面世之最早拓本即为八行“诸葛亮称兵上邽”之“邽”字不损本。（笔者并不排除凿“贼”之前曾拓过的可能性，但此本或不幸损毁，或秘藏而不示人，也未可知。只是从逻辑上猜想，村民挖出此碑，见碑中有“蜀贼”字样，大怒，当即凿去“贼”字，似乎更合逻辑，从挖出到凿毁这个时间段里，具有拓碑技能者闻讯赶来棰拓的机会实在渺茫。）就碑阴的考据点而论，马子云先生的《碑帖鉴定》中所言最详，非亲眼见者不能得之：“出土初拓碑阴上列二十行‘尉主簿中郎’之‘尉’右大半未损，二十一行‘将军冯翊’之‘将’字左上半未损，二十二行‘督广武亭侯’之‘督’字上半未损，下列五行末‘缵’字下半未损。十二行‘赵钦’之‘钦’字下半未损。十八行末‘雍’字右末一横笔未损。否则非初拓本。稍晚本二列五行‘缵’字下半损。次之‘钦’字右下人字损。再次，则上列二十行‘尉’字右半损，然此时碑阳‘诸葛亮’等字尚未凿损。以后‘蜀贼诸葛亮’等字凿损。则上列‘尉’‘将’‘督’三字与下列‘缵’‘钦’‘雍’三字均损。有补‘蜀贼诸葛亮’等十八字者，宜慎审之。”

日前有幸见到一拓本，碑阳为“邽”字不损本，碑阴按马氏之说，当为稍晚本“缵”字下半损本，难得一见。之前所见一本，碑阳“邽”字已损，“诸葛亮”等字未凿，碑阴上列二十行‘尉’字右半已损。列对比如下：“贼”字已凿损，左侧“邽”字已损，右为“邽”不损本。

左为邽已损本，右为邽未损本。两本中第十一行“蜀”字都存下半，可看出字口和石花的自然变化。

左本碑阴上列二十行“尉”字损大半，右本“尉”字大半未损

执着于一字之得失，不过是好古嗜古之心发展到了极致的结果，痴迷善本碑帖的藏家更是如此，为求所谓“最初拓”、“最善本”，可谓煞费苦心。笔者也不能免俗，就一个“贼”字在此无限纠结，肆意猜想，妄下论断。如果跳出来想，最初拓自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若良工以好纸好墨，细细锤拓，精心装裱成册，纵非最初拓，恐比最初拓更值得珍赏玩味。

碑文：
（碑阳）（残）之后陈氏有齐国当愍王时□宋并其（残）/□基长以清慎为限交以亲仁为上仕以忠（残）/□骑矢石间豫侍坐公子将龢同生使少长有(残)/□公使持节镇西将军遂牧我州张掖张进(残)/羌胡诳之妖 道 公张罗设宑陷之坑网□(残)/公怒能于是征公拜上军大将军擁(残)/毂节钺如故/（残）蜀 贼 诸 葛 亮 称 兵 上 邽 公 拜 大将军授（残）/援于贼公斩其造意显有忠义原有脅(残)/□约立化柔嘉百姓恃戴若卬阳春□(残)/冬霜于陆议奋雷霆于未然屠 贼 亮于(残)/行绩家有注记岂我末臣所能备载□(残)/兵如何勿旌一命而俯宋孔之敬(残)/从俗以宔灋不恣世以违宪宽(残)/嗟悼群寮哀酸 赗之赠礼(残)/冀今赵护大尉掾严武雝州(残)/岳登华岱鑚玄石示后嗣(残)/为周辅东平峩峩作汉(残)/毛钺牧我陕西威同霜(残)/爰立碑作颂万载不刊(残)/

碑文：（碑阴）□□□□□□□□□□定皇甫□□忠/□□□□□□□□□□孚泰庚/□□□□□□□□□翊山泰伯谋/□□□□□□□□□□季超/□□□□□□□□□珍仲俭/□□□□□□□□□详元衡/□□□□□□□□侯安定梁玮稚才/□□□□□□□郎北地梁几彦章/□□□□□□陇西彭钏士蒲/□□□□□安定皇甫季雍/□□□□□尉北地谢述祖然/□□□□□□□代公时/□□□□□□□竺谊公达/□□□□□□地傅均休平/□□□□□骑都尉西乡侯京兆张缉敬仲/□□□□司马冯翊李翼国祐/□□□□农丞北地傅信子思/□□□□茂材北地傅芬兰石/□□□□将军司马安定席观仲历/□□□□主簿中郎天水姜兆元龟/□□□将军冯翊李先彦进/□□□□广武亭侯南安庞孚山奉/□□□尉参战事郎中京兆韩汜德修/□□领司金丞扶风韦昺巨文/□□前典虞令安定王嘉公惠/□民京兆赵审安伟/□民临济令扶风士孙秋乡伯/□民郿令陇西李温士恭/□民永平令安定皇甫肈幼载/□民中□□□□□□□/州民中郎□□马（残）/州民中郎北地衙□（残）/州民中郎京兆郭胤（残）/州民中郎安定胡牧（残）/州民中郎陇西幸□（残）/州民秦国长史冯翊（残）/州民护羌长史安定（残）/州民西郡长史安定（残）/州民下辨天水赵（残）/州民广至长安定胡（残）/州民修武长京兆郭凌（残）/州民武安长京兆赵钦（残）/州民玉门长京兆宋恢（残）/州民小平农都尉安定（残）/州民中郎曲沃农都尉京兆（残）/州民中郎扶风姜潜公隐（残）/州民中郎安定皇甫隆□（残）/州民中郎冯翊王济文雍（残）/州民中郎京兆尹夏休和（残）/州民中郎天水尹辇叔毂（残）/州民中郎安定胡广宣祖（残）/州民中郎安定杨宗初伯（残）/州民玉门侯京兆邬靖幼（残）/州民骑副督天水古成凯伯（残）/州民雍州部从事天水梁□（残）/州民雍州部从事安定皇甫（残）/州民雍州部从事安定梁馥（残）/州民雍州从事天水孙承季（残）/州民雍州部从事京兆萧仪公（残）/州民雍州书佐安定□（残）/

  对曹真的本姓，《曹真》碑残文中透露出一丝信息。碑的开头存如下文字：“之后，陈氏有齐国，当愍王时灭宋并其…为基。”首二字“之后”前所阙应是曹真字及其先祖名。大致作：君讳真，字子丹，某某之后。类似文例，汉碑中累见不鲜。譬如鲜于璜碑首曰：“君讳磺，字伯谦。其先祖出于殷箕子之苗裔……孝廉君之孙。”张寿碑：“君讳寿，字仲吾，其先盖晋大夫张老盛德之裔。”孔宙碑：“君讳宙，字季将，孔子十九世之孙也。”北魏元天穆墓志“太祖平文皇帝之后。”碑文“陈氏有齐国，当憋王时灭宋并其口”乃述陈代齐，传至齐憋王时，憨王灭宋，并其国之史事。《史记•宋微子世家》：“（宋）王堰立四十七年。齐滑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堰，遂灭宋而三分其地。”由此可知碑文“并其”字后所阙乃“地”字或“国”字。碑文在叙述曹真先祖氏名后接着就谈田齐灭宋之史事，说明两者有因果关系。前面提到曹真本姓有秦姓和曹姓两说，据史载，曹姓起源与宋有关。

曹姓的祖先名振铎，周文王子，周武王弟，周克商后，封于曹，史称曹叔振铎。至春秋时期，曹国为宋所灭，《史记·管蔡世家》：（公元前487年）“宋灭曹，执曹伯阳及公孙疆以归杀之。曹遂灭其祀。”曹国灭亡后，随之就出现了曹氏，正如《通志·氏族略第二》所说，曹国“为宋景公所灭，儿孙以国为氏”。曹氏起源与宋灭曹有关，与田齐似并无联系，然碑文为什么会叙述齐灭宋之事呢？齐灭宋与曹氏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把碑文中“为基”二字与齐灭宋联系起来，此问题似较好理解。“为基”意为以某地为创业根基，与“为基”二字相联系的“齐灭宋并其地”之间的阙文应是曹真祖先所在的某地名及有关文字。

曹被宋吞并后，原曹国宗族就自称为曹氏，这些人有的流落到其它国家，有的继续留在原居地，成了宋国的臣民，曹真的祖先就属留在宋国的曹氏。齐灭宋后，曹真的祖先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迁徙到新的居地，也就是曹真的家乡。由于这件事情在曹真的家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碑文叙述曹真家世的时候就写了齐憨王灭宋的话，以作为曹真祖先迁徙到其家乡创业的时限。由上分析。上引残存的碑文与我们研究补上的阙文串连起来读，再考虑到有关史料，其意思大抵如下：曹真先祖为曹叔振铎，封与曹，建立了曹国，曹国传到曹伯阳时为宋所灭，以后，曹国子孙以国为氏。战国时，宋又为齐所灭，曹真祖先为避难就迁徙到口地，创立新的家业。如果我们的研究无误，曹真是曹叔振铎的后人，姓曹。《魏略》说曹真“本姓秦，养曹氏”，故改姓曹，此说与曹真碑所述显然有矛盾。《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言秦者有三：秦国之后，以国为氏：其出于鲁者，盖鲁有秦邑故也；其出于楚者，未知以邑以字矣。然此三秦者，所出既殊，皆非同姓。”古之秦氏，无论所出何处，与齐灭宋均毫无关系，由此也可认为，曹真碑之撰者是不知有秦姓说的。曹真碑出于与曹真同时代人之手，其记当可信，而《魏略》所记应属传闻。


   

曹真虽姓曹。然与曹操并非同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曰：“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后，封曹侠于邾。春秋之世，与于盟会，逮于战国，为楚所灭。子孙分流，或家于沛。汉高祖之起，曹参以功封平阳侯，世袭爵土，绝而后绍，至今適嗣国于容城。”依陈寿所记，曹操为曹参之后，其先祖为陆终之子，名安。而曹真先祖为周武王弟曹叔振铎，与曹操同姓，却不同源。古人十分讲究门第，曹真既是曹操养子，说其与曹操同一族系自然有利于抬高曹真及其后人的身份，但曹真碑的撰者却实事求是地叙述曹真族系的来源而不攀龙附会，从这里也完全可以相信曹真碑撰者所言是有根据的，可信的。

魏黄初七年夏曹丕临终召集了几位大臣托于后事，《三国志·文帝纪》记其事曰：“夏五月丙辰，帝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诏辅嗣主。”四位托孤的大臣中，曹真是第一位，可见曹真与曹巫关系之深。曹丕为什么如此信任曹真？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一，曹丕视曹真为非同胞兄弟。曹丕在争夺继承权期间，及取得太子位、接着称帝以后，其周围一直存在一个圈子，这个圈子中既有文臣也有武将，而武将的核心有三人，一个是曹真，一个是夏侯尚，另一个则是曹休。《三国志·诸夏侯曹传》：“评曰：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惇、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是与曹操一同扣天下的老臣，是曹操集团的核心，而曹休、夏侯尚、曹真则是少壮派，是曹丕集团的核心。

曹丕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并很有文才的君主，然而也是一个心胸甚为狭隘的人。曹操有25男，曹丕对其24位弟弟都是心怀戒意的。未即位前。防他们与自己争夺王位；称帝后，虽对他们封王、封侯，让他们过舒适的生活，却不给予他们任何权力，更谈不上信任。曹丕的弟弟中有几位是很有才干的，然结局均甚可悲。曹真、曹休和夏侯尚就不同了。曹真和曹休均是曹操的族子，他们从小就被曹操收养，“使与文帝同止，见待如子”，成了曹丕非同胞之兄弟。夏侯尚也是自小就和曹丕在一起生活的，《三国志·诸夏侯曹传》裴注引《魏书》载诏曰：“尚自小侍从，尽诚竭节，虽云异姓，其犹骨肉，是以入为腹心，出为爪牙。”曹真、曹休、夏侯尚与曹丕虽非同胞，然却情同手足，在曹丕看来，他们是对自己的太子位及后来的帝位不会构成任何威胁的兄弟，是最可信任的。儿时的兄弟，长大后，彼此的关系全变了，亲兄弟成了政治上的对手，非同胞兄弟，却发展成政治上的同盟。对付亲兄弟需要这种同盟，对付朝臣亦需要这种同盟。这就是曹丕打压曹彰和曹植。而信任和依靠曹真、曹休、夏侯尚之根本原因。

《三国志·文帝纪》、《资治通鉴》也记载了此事，但所记具体指挥平叛的将领却有出人。《文帝纪》：黄初元年五月，“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各执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苏则讨进，斩之，华降。”《资治通鉴·魏纪一》：黄初元年五月，“张掖张进、酒泉黄华、西平麴演等作乱，皆自称太守，武威三种胡复叛。时任金城太守护羌校尉的苏则联络武威太守毋丘兴、将军郝昭、魏平，率军击破张进军，斩进，并降三种胡。酒泉黄华亦降。”

《文帝纪》及《通鉴》记平定张进叛乱的主角是苏则，而未记曹真在其中的作用。然曹真当时任征西将军，雍、凉州诸军事均受其节制，张进的叛乱震动凉州，文帝调动了各郡的兵力，这样大的军事行动，没有作为凉州最高军事长官曹真的允许和协调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认为，尽管苏则在平定张进等人的叛乱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作为军事总指挥的曹真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曹真传》和《曹真碑》所记应是可信的。2.平定卢水胡治元多及西平麴光的两次叛乱《通鉴》卷六九《魏纪一》：文帝黄初二年，“凉州卢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帝召邹岐还，以京兆张既为凉州刺史，遣护军夏侯儒、将军费曜等继其后。胡七千余骑拒既于鹯阴口，既扬声军从鹯阴。乃潜由且次出武威。胡以为神，引还显美”。张既用声东击西之法，出敌下意，迅速进踞武威。接着在显美与胡人决战中采用诱敌深人战术，先派人挑战，后佯败退却，当胡人追赶到预定地点，“因发伏截其后，首尾进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河西悉平”。张既讨羌胡事，亦见于《三国志·张既传》，情节大致相同。此役主角是张既，配角是费曜，据《曹真传》，费曜是曹真部属，曾受曹真派遣平定张进叛乱，那么，此次平定卢水胡的费曜肯定也是曹真派遣的。

《曹真碑》残文中有“班之妖道”，“公张罗设穽，陷之坑网”句，因上下文阙失，不知指何事。然对此《通鉴》及《三国志·张既传》，所记乃张既讨卢水胡事，有先用声东击西之法进占武威，后诱敌深入打破敌军之情节，两者正相符合。这样，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曹真碑》这句残文指的就是平卢水胡之役，碑文中的“妖道”应指策动此次卢水胡叛乱的首领治元多或伊健妓妾 。碑文“张罗设穽”前有“公”字，按“公”乃指曹真，此句是说“张罗设穽”，使敌“陷之坑网”之计是曹真策划的，与《通鉴》及《三国志》记此计张既所出不同。应该说，《三国志》及《通鉴》所记是无误的，但也不能认为《曹真碑》所记是夺人之美。曹真当时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是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具有统辖、制约该地区全部军队和指挥重大军事行动的权力，作为前线指挥官的张既把自己的战术计划上报曹真，得到批准后才付诸实施自在情理之中。所以《曹真碑》把讨平卢水胡的功劳记到当时的最高统帅曹真名下也是无可厚非的。

曹真多次的战功都表现出其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高人之处。南征返京后，论功行赏，曹真从原来的上军大将军“转拜中军大将军，加给事中”，虽不算升迁，但职务的重要已非同一般。自此，曹丕与曹真的关系又深了一层。其三。曹真人品较好，对曹氏父开忠心耿耿。曹真去世后，明帝在一道诏书中对曹真做了盖棺定论式的评价：“大司马蹈履忠节，佐命二祖，内不恃亲戚之宠，外不骄白屋之士，可谓维持盈守位，劳谦其德也。”“持盈守位”是曹真的忠，“内不恃亲戚之宠。外不骄白屋之士”则是他的德。他不因自己是曹操养子而骄横跋扈，反而做到了谦虚谨慎，礼贤下士。《曹真传》说他在行军时能与下属同甘苦，拿自己的家财补充军饷之不足，因此得到下属、士兵的拥戴。又说他有两个同他一起跟随曹操的好朋友，不幸早逝，曹真就上书请求将自己的封邑分出一部分给这两为好友的遗孤。曹真抚孤及为国家分忧、与下属同甘苦之举，均体现了一个“仁”字，“仁”字维系统治集团中彼此关系的道德原则，而曹真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行为给人们做个榜样，以提高曹氏集团内部的凝聚力。所以说，曹真的道德情操又是其对曹氏父开忠心的体现。而他的操守、忠心正是处于改朝换代、争夺和巩固政权的政治斗争漩涡中的曹氏父开所最为看重的。 总之，曹真与曹丕的关系既是君主与臣下的关系，又被视为手足关系。曹丕对曹真的绝对信任，是以曹真是他的兄弟然又不是亲兄弟这一客观条件为基础，进而对曹真的军事才能、为人品性、在朝臣中的口碑以及其是否忠心等方面进行了多年考察而形成的，最后认为曹真是他可以把辅政重任托付的人。曹丕的选择是正确的。明帝时期。曹真掌握着曹魏全部兵权，数次带兵有效地阻止了蜀汉诸葛亮在祁山地区的进攻，既削弱了蜀汉的军事力量，又巩固了魏国在西北的地盘。尽责尽力地完成先帝曹丕的重托。曹真死后。魏国的军政大权很快就落入司马氏集团手中，这当然不是曹真之过，而是曹氏集团日渐腐朽使然。

虽然曹真碑只是一块残碑，为史学参考留有遗憾，但是碑侧的龙纹石刻再次展示了古人成熟的石刻技术。曹真碑文是隶书篆刻，苍劲有力，其拓本被清朝的陆增祥收录，被放在《八琼实金石补正》当中。现在这本书也被存放在故宫博物馆中。曹真碑具有极大的史学价值，不仅是对曹真生平资料的强有力的补充，其碑文书法也是记载了填补了三国时期书法变迁演化的空白

启功先生对此碑早有高论。在《论书绝句百首》中的《曹真残碑》中说，“世虽以蜀贼字全者相矜尚，然实未尝一见也。有其字者，多出移补，或翻刻者。”然后又对村民凿字和藏家矜尚蜀贼本二事并论，加以调侃，极其精彩。“桀犬吠尧，尧之犬亦吠桀也。犬之性，非独吠人，且亦吠犬，惟生而为桀之犬，则犬之不幸耳。人能无愧其为人，又何惭于犬之一吠哉！明乎此，知凿者近于迂而宝者近于愚矣。”最后又对此碑之书体做了一番议论，“汉隶至魏晋已非日用之体，于是作隶体者，必夸张其特点，以明其不同于当时之体，而矫揉造作之习生焉。魏晋之隶，故求其方，唐之隶，故求其圆，总归失于自然也。此类隶体，魏曹真碑外，尚有王基残碑，实则尊号，受禅，孔羡诸石莫不如此。晋则辟雍碑，煌煌巨制，视魏隶又下之，观之如嚼蔗滓，后世未见一人临学，岂无故哉！”

再扯点鉴碑以外的闲篇。曹真碑是在曹真病逝后，当地州民为表达对曹真大将军的敬意和爱戴而立，又是出土于陕西西安，三国时魏国的领土。然而从“贼”字出土被凿去，再到后来又陆续凿去二十余字，可以想见，尊刘抑曹、扬蜀贬魏的基调已深入民心。一千多年过去了，英明神武的曹真大将军非但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被村民在上面涂涂抹抹，以遮“蜀贼”之称。曹魏之不得人心可见一斑，更凸显出已被各种文学作品神话的诸葛武侯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而在正史中，曹真确乎是一位军事指挥才能极其优秀，并且衷心于自己势力的难得的好将军，为曹魏政权的巩固亦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千载而下，诸葛武侯成为了智慧、忠臣的象征。千年前为曹真歌功颂德而立的曹真碑却在破土而出后一系列遭遇，却成了百姓表达对蜀民、蜀相、蜀国崇敬的文物实证！

由此可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不过为妄谈！你的好与坏，功与过，得与失，都在说书人的一张口，撰书人的一杆笔上面。人生在世，走好自己的路，俯仰无愧于天地，就够了！担当身前事，何计身后评！千秋功过，留给后人瞎琢磨去吧！
以启老的绝句结尾：
军阀相称你是贼
谁为曹刘辩白黑
八分至此渐浇漓
披阅经年无所得

晋沛国相张朗碑

《晋沛国相张朗碑》于1919年河南洛阳出土，碑体不大，前19行，每行19字，后6行，每行10字，均为隶书，因当时政局动乱，无人顾及，即被闻讯的日本人购去。留存国内拓本不多，大多是翻刻本，在左角厂花上与原拓本不能相比，露出刀斧痕。然《张朗碑》不仅具有书法艺价值，还有文史价值，所以尽管碑小也是一件珍品。

碑文：

 君讳朗【张朗】，字元明，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区】人也。六国纵横，氏族殊流。其先张老【张姓继西周张仲以后第二位有历史记载的人物】，为晋大夫【官晋国中军侯奄、中军司马】，纳规赵武（即赵氏孤儿），而反其侈靡。自春秋爰迄周朱，弈世相□显名战国。遝于子房【西汉留侯张良】，黄父授书。高祖【刘邦】龙飞，实赖良谟，载藉嘉焉。君其后也【张朗是张良后裔】。

君体质冲素，芳絜渊渟，俭以自居，闺内有政，澹墨静施，善不已名，是以其党莫识厥诚。抚育十子，家教脩明，示导出处，三纲有成，咸佩银艾，重叠金紫，策命使符，荣显族氏，父训致也。茕茕孤子，闻于旧史，祖功宗德，臣子所纪。昔我慈孝，清规远举，甘于退处，荣不已慕，居盈弗溢，华繁是去，墓兆肇今，宗蒙荫祇，宜亨永祠，世传胤祖。可谓夹枝布叶，有则百之祚，晖扬先烈，没而不朽者已。春秋六十有七，永康元年（300年）三月丙戍，顾念未遂，奄忽徂卒。

母氏【张朗妻子】内化，尽中馈之礼，温慈柔惠有三。母□年五十有六，元康八年（290年）十二月戊申寝疾不兴。旻天不吊，夺我考妣，出入屏荣，靡怙靡恃。以父终之年十一月壬申神迁后土，合葬斯宇。令终有淑，遗教显融。孤弱号摧，哀慕无穷。心剜噎，涕涟涟。刊石玄堂，铭我家风。灵迁潜逝，声寿永宣。其辞曰：“穆穆考妣，邈邈其贤。保德含和，受兹自乾。率礼不越，外肃内闲。可移于官，以为民先。宜享亿龄，嵩岳等年。哀命不遂，早世殒颠。痛慕罔极，嗥诉昊天。”

西晋上承曹魏余续禁止立碑，晋武帝曾下诏曰：“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但是实际上，因为西晋皇室司马氏是儒家豪族，崇尚明教，提倡孝道，注重门阀。统治集团上层生活豪华奢侈的程度比之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仍沿袭曹魏以来碑禁，然而皇室数世“居亲丧皆逾制”，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当时一些贵族官宦墓葬甚为豪侈，坑中往往设立墓志，其形制为碑之缩影，亦有简化成矩形的志石，皆精工细刻，《张朗碑》也是如此。

墓志源于东汉，西晋处于墓志发展的初级阶段，形式尚不固定。西晋墓志所用字体绝大部分是隶书，只有极少数是隶楷递变时期的楷书，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这些看作是带有楷书意味的隶书。晋碑传世极少，而西晋墓志已见者有二十余中，出土地点几乎均集中于京畿洛阳、偃师两地。由于墓志随墓主埋藏墓中，长期在地下未受风雨侵蚀，出土晋代墓志笔画犹如新刻，不似碑之斑驳破损，故更为金石家、书家所珍视。西晋墓志近年出土较多，其中书法艺术价值较高的有：《张朗墓志》、《贾充妻郭槐柩铭》、《荀岳墓志》、《华芳墓志》、《石 墓志》、《左棻墓志》、《夫人天水赵氏墓碑》、《石定墓志》。

《张朗碑》这类隶书的风格是：首先是结体趋向长方，体势纵横兼及；结体方整，笔画疏朗而匀称，往往填足方格四角，这种笔画结构在墓志隶书中表现的十分突出，书者似乎有以方整显示其庄重之意图。其时楷书已经产生，隶书与逐步兴起的楷书互为影响，这一时期的隶书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楷书的韵味。其次是晋代的墓志隶书其装饰性意味很强。晋代碑刻隶书点画起止多以方笔为主，点画形态呈方棱形，挑法弯曲如弓，收笔多圭角。晋人为了配合碑碣的庄重，所以笔画缺少变化，而且程式化很浓。由于过分强调方棱的挑法，因此时时显露出矫揉造作之态，缺乏生机和活力。由于晋代隶书的程式化太浓，变汉代隶书的潇洒自然、变化多端的挑脚为呆板整齐的挑法，波势过于方直，起笔尖棱方截，行笔平直，几乎千篇一律，使风格多姿多彩的汉隶走入穷途。这种程式化的隶书，在书写时极不方便，只能用于碑版刻铭之中，因此为新兴的楷书所代替，使楷书成为通行的字体，这是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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