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的故事》（四）

天南地北

纪实文稿……

做人要面

唔系贪钱

做嘢识搏

唔惊着落

做乜都掂

唔算钟点

做鬼冇亏

唔恁走鸡

 ……

（粤语：唔系--不是，做嘢--做事，

识--懂得，乜--什么，掂--行，

恁--想，走鸡--逃脱）

        一段我母亲随便神叨神叨的“口头禅”总听不厌……

“公家”的人 “公家”的命

        我母亲徐绮云（1923年7月出生，广东中山人），孤儿身世，童工出身。1937年3月参加香港地下党（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人饶彰风），是党内的“小鬼”，1938年被派往地下党“南委”、“东南特委”领导人梁广身边工作（任交通员），同年11月经陈笑影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41年从地下党转到东江抗日游击纵队医院当医务人员，1946年抗战胜利后随东纵主力北撤山东编入华东野战军（后第三野战军），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参加了广西剿匪……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从小生活在革命集体，是战争年代的“公家人”和艰苦岁月的“公家命”的熏陶，使她说出了许多的经典话语：

“卖花小姐”夺魁

“香港小姐”出镜

        我母亲在1985年回广东（联系离休后的安置）时，我也趁着部队休假期间和她一起前往，随便到深圳老家特区来“开开眼界”。当晚我们都聚在我德林叔叔家看香港电视，那时候全国只有特区才可以看到香港台的电视，真是一片眼花缭乱 ，当晚电视直播的是“香港小姐总决赛”，当我们都在评头品足的时候，我母亲突然冒了一句“我都当过香港小姐”，一语惊炸，客厅哄起了一片笑声……我知道母亲有神叨叨脾性，小声地提醒“那是香港节目，别乱说好不好”，没想到我母亲一本正经地说：我没说错呀，我在香港参加过“香港小姐”的竞选（大概是1941年间的事情），也一样带冠，挂彩带，出镜头，不过那时候是叫“卖花小姐”，后来才叫“香港小姐”。她的话语又引来了大家的兴趣，一片喝彩声中她接着说：我们卖花是参加“抗日募捐”的宣传活动，酒楼上都是大老板捧场，那天晚上我卖花最多，其实我也比其他的小姐长得靓一点啦。我们都见过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这一说，真有点对得上号。我母亲从小是孤儿，后成了小榄镇（现广东省中山市）街巷的“垃圾妹”，被亲戚收养，九岁随堂姐去澳门打工，后来才到香港，成了当地的“香港妹”，这次竟夺得了“卖花小姐”竞选的“花魁”纯属意外。起因是一群“师奶”在酒楼包间打麻将，我母亲作为某太太（地下党人）的侍女，边打扇子边倒茶水，忙得不亦乐乎，“太太”们也是来为抗日募捐“捧场”的，席间有“卖花小姐”进套间卖花，一位姓杨的太太掏钱买了花，看了“卖花小姐”一眼突然大发奇想：我看阿兰（我母亲小名）长都比她们都好看，让阿兰去争“卖花小姐”，肯定夺魁。众太太也一同起哄，我母亲不得以只好“应景”上场卖花。果不其然，成了当晚的卖花夺魁的“香港小姐”。第二天就有报纸登出“阿兰卖花夺魁，香港小姐出镜”，一时间“香港小姐”轰动九龙城……这种情况是地下组织没有意料到的，于是组织上马上采取应变措施，将我母亲转移，派往游击区……难怪老妈才有如此地得意忘形了。其实，“小姐”称呼而已，随着女性地位的改变，可从卑微变高贵，也可从高贵变卑微。过去称“同志”，是尊敬；称“小姐”是“失敬”。现在一律称“同志”反而不合事宜，毕竟牵强颇有“失敬”，称“小姐”反而是一种尊重了。从“小姐”到“同志”，又从“同志”到“小姐”，人类的文明在进步。

“打蚊子”隐私  “私房话”充公

        我母亲是说广东话，我父亲是说客家话，他们结合是“组织介绍”的，1943年担任一支队交通总站长的我的父亲，接受了开辟新情报站的任务，需要派选有香港生活背景的同志一同前往，上级选派了我母亲，于是我父母亲成了任务中的“夫妻”（以后才结成真正的伴侣）。我们曾问过母亲，他们当年是怎样“拍拖”的（粤语“拍拖”：谈恋爱），第一次见面说了些什么“私房话”，我母亲不知道什么叫“私房话”，我说：就是谁先说“我爱你”那些话，母亲却非常坦白：第一次见面什么都没有说，打蚊子。“打蚊子”？我们不解，母亲又说：真的！什么都没说，就打了一天晚上的蚊子，我说广东话，你父亲说客家话，谁都听不太懂对方说了什么？其实真的什么也没说。那时候的蚊子真多，开始是你一拍我一拍打自己面前的蚊子，后来是你给我打，我给你打，就这样打了一个晚上……这就是我父母的“初恋”。后来经常分开，“什么时候打蚊子”就成了彼此之间传递恋情的“私房话”。我的母亲，作为战士是坚强的，她参加了解放半个中国的战争；作为母亲是伟大的，战争年代生下了我姐弟四人。生我姐的时候，游击队医院马上要转移，只能将我姐送“老百姓”，这是“规矩”，谁都一样；生我哥的时候，挺着肚子抬担架，生完孩子就参加抢救伤员，这是任务，谁都一样；生我之前负了伤，身体虚弱，没有奶水，部队指派一名勤务兵老林（俘虏老兵，不愿离队一直随军担任勤务员），配了一匹马（驼我母亲和我哥俩的被服）和一头羊（挤奶不够我哥俩吃），好在支前的老百姓除送来粮食、担架、柴火……还有奶孩子，不论官大官小的孩子都能分上一口，公家的孩子，谁都一样；当时我父母亲经常各有各的战斗，偶尔让通讯员或转战的战友给母亲送去一封信，都是“部队打到那里那里了，注意打蚊子”这样的话。父亲知道母亲没文化，私信都会“充公”成“公开信”，也不能多说什么，只能这样。1949年底我母亲在上海郊区万国坟场附近的野战医院生了我，这时母亲已经是华野总部医务所长（正营级），这时候接到了父亲的信，高兴地让身边的小护士给念，小护士大声说：徐同志家的黄同志来信来……注意“打蚊子”，啥呀？都下雪，去哪里打蚊子？冰冷的病房顿时一片欢笑……我父亲叫了我母亲一辈子的“徐同志”，我母亲叫了我父亲一辈子的“黄同志”，在部队里尽管是夫妻也均称呼“同志”，谁都一样。

百姓拜“菩萨” 部队求“观音”

        都说部队和老百姓是鱼和水的关系，这话一点不假。在东纵的根据地和老游击区，老百姓都称游击队为“菩萨救星”……那年我母亲回到当年的坪山游击区，当地人李婶拉住我母亲的手高兴地说“当年的菩萨回来了”，让其孙子称“菩萨阿婆”，还一直唠叨着当年我母亲随游击队袭击日伪据点、炮楼，曾解救出一批抓来修筑工事的民夫，其中就有他的丈夫林叔，当时被大石压伤了的脚已经发炎红肿，我母亲给他丈夫敷了药，并留下药才随部队转移。后来又一次我母亲外出执行任务归队走散了，被“呵呵鸡”追捕（老百姓给经常下乡抢鸡的日伪军起的“绰号”），母亲正好路过李婶的村子，李婶正从山上挑着一担柴回家，见状立刻将柴担子给我母亲挑上，让我母亲朝她家里走，她就迎着“呵呵鸡”挡路走去，并急急问“官爷，看到我前面有牛吗？”装着去找牛，有了这一打岔的掩护，我母亲才虎口脱险。 此情此景，又仿佛在眼前……有一次，当地老百姓把发高烧的小孩送到游击卫生站来求医，见我母亲就称“菩萨救命”，我母亲连说：我不是“菩萨”，算个“小童”吧，这是我们韦队长，可以让她看看。小孩终于服药退烧了，老百姓磕头直呼：“菩萨”显灵，“菩萨”万福……

大亚湾地处山地密林，幽谷脊背，自古就是匪患出没之地，卖国求荣有汉奸，发国难财有土匪、奸商，日寇汉奸、土匪、奸商成了老百姓头上的三把刀，当地的农民除了耕田，还会去帮商家挑货担，“挑货担”成了当地人的一种生计，可是总让土匪打劫，搞得民不聊生，老百姓就求助于游击队，游击队狠狠地打击了土匪汉奸，扩大游击区，很快就形成军民联防和军民合作的抗战局面，老百姓感恩共产党，把游击队当“菩萨”拜，在游击队粮食最困难的时候，老百姓会把自己省下的粮食供奉到庙里转送给游击队，老百姓又成了游击队的“观音娘娘”。当年我父亲领导的江南独立大队在家乡一带活动，部队伤病员很多，母亲把“打摆子”病的女战士阿英背送到我伯娘家求助，并让我伯娘帮游击队借钱买药，我伯娘二话没说，收留了阿英，得知游击队因为困难需要借钱，就凑钱和向族人借钱给游击队。当时有族人提醒说：你们婶母俩只见过一面，就那么相信她吗？我伯娘说：我相信游击队，我愿替游击队还债。之后我伯娘（已是寡妇）十分节俭，承担起偿还游击队欠下的债务，一直到解放那年才还清。后来，游击队员阿英在伯娘的照顾下渐渐康复，并留在了坝光村，有同房的堂叔向阿英求亲，阿英说：我做不了主，你问我嫂（我伯娘）？我伯娘征得阿英同意后做主将阿英嫁了过去，晚年的阿英在美国生活，一直把我伯娘当“外家”。战争年代，是老百姓这尊“观音娘娘”庇护和养育着人民的军队，部队大量的伤病员、失散人员的“外家”难道不都是老百姓吗？

“博命”在人 “惜命”在天

我母亲虽然是卫生员，但经历的战争很多，她说抗日战争时在游击队5年，行军打仗是“家常饭”；解放战争时在野战军3年，炮火连天是“司空见”。我母亲常说，她出生在农历七月十四（民间的“鬼”节），也不知道是人还是鬼，她有九条命……战争年代她负过三伤，几次从阎王处走了回来：

大概是1942年5月间，日伪军偷袭游击队医院，我母亲护送伤病员紧急撤退，从一处绝涯上把伤病员逐一传送下去后，毅然跳下山去，结果被碰得头破血流，门牙全部被撞掉，当场就昏死了过去……后来被战友背了回来，经过了一天一夜才被救活过来。

1947年在山东的某次战斗中，参加战地抢救伤员时被敌伤兵的子弹击穿左肩，当敌人再开枪时子弹卡了壳，我母亲活下来了；1948年在战场上被炸弹片击伤右臂，这次是让炮弹的气浪把整个人掀飞了起来摔翻在地，又昏死了一回。遗憾的是，这两次母亲负伤的整个故事背景和细节我们都已经记忆不太清楚了，但是，她左肩右臂的伤疤却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很深的记忆，看到了母亲的伤疤，我们总会肃然起敬。

母亲很少很少说起自己的事迹，说得更多更多的总是牺牲了的同志。她对细苏（陈笑影烈士）的故事说过很多，1935年她们一起曾是香港九龙织造厂的童工，1938年母亲从“临南委”到“南委”后就和细苏在一起，她们都是“小鬼”，喜欢穿一样的红木屐和戴一样的红发夹，细苏比母亲早加入共产党组织，1938年11月她介绍母亲加入了党的组织，1941年她们一起被南委派往东江纵队纵卫生队当护士。当时医院就在宝安县南头镇铁冈村附近的山沟里，生活、学习很艰苦，她们互相用自己的身体练习打针，后来细苏担任了政治服务员（指导员）……一次医院被敌人偷袭，在紧急的撤退中细苏主动担任掩护，负伤后被俘了，受尽了残酷毒刑，坚贞不屈，英勇牺牲。虽然是事后母亲才知道，哭得死去活来，每一次说起陈笑影烈士总要悲痛许久许久……

“使命”和“天命”始终成为我母亲心灵中的两杆秤，她从小生活在革命的组织里，相信组织成了她的“天命”；服从组织成了她的“使命”。她的一切都是组织给的，她的一切自然也交给了组织。更因为她是“幸存者”，后来被无情迫害时（1957年的“运动”）也曾失去过理智自杀，当她被抢救过来后却又很冷静地对我父亲说：……是老天爷不收留我啊，我还是要重新争取入党……母亲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孽不作别遮天，天不遮别作孽”。没想到这“口头禅”日后竟成了她的“天命”和“使命”。

“命脉”和“命运”又始终成为我母亲从孤儿走进革命的两扇门，自从她面对党旗举起来右手，她的归宗灵牌就是党的组织，她的祠堂大门就在人民军队，时隔多年，现在把母亲的原话整理成“描红帖子”，仍深感命命相符：

生命不知命 信命不认命

穷命不烂命 苦命不贱命

立命不怯命 使命不畏命

活命不甘命 改命不枉命

请命不惜命 遵命不违命

拼命不要命 交命不逃命

凡命不比命 是命不否命

革命不算命 天命不收命

人均因命而至，顾命思义，命中注定，命运兜转洗礼着母亲的一生。母亲的十六道“命”题，命脉清楚。

从战争中过来的人，都会把生死看得这很平常，也会拿生死去告诫后人这不平常。如果是无谓的结果减少无谓的牺牲，那是正常；如果是人为的结果，避免人为的牺牲，那是更正常。如果是无谓的牺牲换来人为的结果，那是不正常；如果是人为的牺牲换来无谓的结果，那是更不正常。关键是后人更应该如何去珍惜和正视其中的正常和不正常。

做人要精

唔系收声

做嘢识睇

唔惊扭计

做乜都衬

唔算劳神

做鬼冇瘾

唔恁早唞

（粤语：唔系--不是，做嘢--做事，

识睇--懂看，唔惊--不怕，

扭计--耍懒，做乜--做啥，

都衬--都合适，唔恁--不想，

早唞--早休息）

        一段我母亲随便嘚瑟嘚瑟的“口头禅”总听不烦……

（后篇待续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