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上海那一刻：上山下乡一片红

文章

（一）引言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转眼之间，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50多年了。当年上山下乡的老三届知青，现已迈入古稀之年。
不堪回首话当年。现在当我将“知青的故事”讲给孙辈们听。孙辈们只会瞪大眼睛，迷惑不解地问道：“那时怎么能 (会) 这样的呢”? 我一时无言以对。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曾经是知青，我亲历过其中的酸甜苦辣。亲眼目睹了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从兴起到衰落的全过程。所以，与孙辈们讲讲“知青的故事”也是一种天伦之乐。

（二）离开上海的那一刻

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上海 68届中学毕业生分配方案是：一律“面向农村”。即所谓“上山下乡一片红”。并公布上山下乡插队的首选的外省名单：黑龙江（含农场），云南（含农场），吉林，安徽，江西，内蒙古。并允许“自找出路，投亲靠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从此，我家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我与父母商量，“到底去哪里好呢”？父母显然有点不知所措。好在梁衍邦同学，先行带头回广东原籍插队。我有了学习榜样。于是，我自己拿主意，也毅然选择回广东原籍插队。多年以后，我和梁衍邦在广州见面时，说起这段往事。我说，“谢谢你！你是我的榜样。否则，我可能不会回广东”。他答道，“是啊！那时已没太多的选择。看来我们选择回广东插队还算是对的”。两人都唏嘘不已。

上海北站（老火车站）

我记得，我离开上海的那天早晨（1969年1月），母亲送我去火车站，行李不多。那时，还没有个人身份证，怀中只藏着一纸虹口中学开具的《同意上山下乡的证明》就上路了。母亲一路叮咛，要我自己照顾好自己。我含泪点头，没有说话。前途茫茫，能说什么呢？一切都在无言中。

检票进站的时刻快到了，我向母亲告别。母亲还是挽住我的手臂，千嘱咐万叮咛，祈望我一路平安。此时母亲眼圈红了，流下伤心的眼泪。我不敢再直视母亲，自己也强忍着眼泪。正准备转身检票进站。忽然，看见吴炯耀同学匆匆赶来送别，他手里拿着一盒蛋糕。我站在检票口旁，接过蛋糕，然后向他挥挥手。他也挥手，我和他异口同声地大声说道：“再见吧，后会有期”！......。这悲壮的告别词，是当时知青之间十分流行的一句话。此话语不长，却有丰富的含义：这是对上山下乡的现实表示了无奈、无助、无望。而对未来仍怀有一丝期盼。

火车在白茫茫的田野上奔驰

火车开动了，徐徐驶出上海站，向南方奔驰。这是我第一次只身一人离开上海。那年我19岁。我呆呆闷闷地看着车窗外，天空下着鹅毛大雪，铁路两旁是白雪茫茫的广阔田野。远处山峦起伏，云雾缭绕。冬天的景色很美。但是，我对窗外的美景毫无兴致。

此时，我脑海中思绪万千，浮现的全是以前上海发生的人和事。上海是我的出生地，是我启蒙，上学，成长的地方。虹口中学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个重要节点。离开虹口中学就意味着知青生涯的开始，是我走向独立生活的新起点。正如我的邻居大妈知道我要回广东插队，很惋惜地对我母亲说，“哎呀，你的儿子是读书（高中）读坏了”。那时上山下乡运动将人的价值观都搞乱了，“读书无用论”盛行。

我回想起我的高中3年的生活，我到底得到了什么呢？文革前，我的学习生活虽然紧张，有压力，但是很快乐。1965年上高中，仅仅一年后，文革爆发，一切都乱套了。接下来的2年，“停课闹革命”。每天大批判，吵吵闹闹，荒废了学业。现在终于毕业了。但是，学校没有任何毕业仪式，没有毕业合影，没有毕业证书。我得到的只是一纸《同意上山下乡的证明》。就这样，我从一个中学生演变成上山下乡的知青。这样的荒唐事，只有在文革中才能（会)发生。想到这里，我心中充满无限惆怅和心酸。

我的家乡：广东南海农村一景：桑基鱼塘（盛产蚕丝，养鱼）

回到原籍家乡，一切还算顺利。家乡离广州很近，乡亲们也十分了解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相关事情。堂兄收留了我，很关照我。我非常感激他。他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贵人。随后，我就参加生产队劳动，老老实实扮演知青的角色，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下乡不久，忽然有一天，我收到吴炯耀同学从上海寄出的信。信中告知，上山下乡运动大势所趋，不会逆转。他和班上几个同学已报名去“吉林”插队。现正在准备行装，春节后就出发。信的最后仍然是这样几个大字：“再见吧，后会有期”。何等悲壮！

信中还夹着几张照片。这是我们十几个同学临别时的集体照，十分珍贵。也是我在虹口中学的唯一印记。我后来几十年的生活变迁，或工作需要辗转各地。这些照片我一直珍藏在身边。后来，我还将照片扫描成电子版存放在电脑里。并不时会找出来看看。欣赏一下，重温那一段美好的青春往事。会有别样的感受。

老照片：这是我离开上海前夕，14位同学的合照。不久，大家就各奔东西了。去吉林(4人)，广东(2人)，浙江(2人)，江西(1人)，黑龙江(1人)，云南(1人)，安徽(1人)，参军(1人)，还有1人生病。1978年大部分同学都返回上海。 老照片：同学情谊，源远流长。这是在上海“人民公园”的留影。（1968年一个寒冷的冬天） 老照片：这是在上海“虹口公园”的留影。

（三）后记

五十多年以后，我将这几张照片在我们同学的“微信群”中晒出。在群里引起小小的轰动。这些照片有的同学见过，有的同学忘了，有的同学表示惊喜。大家纷纷议论起来。梁衍邦提出：“是谁提议照集体照的？真伟大”！但是，议论的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大家都表态说：“不记得了”。

是啊！都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或许真的老了，记忆力衰减了，不记得了。或许现在大家都想开了，都认为：事到如今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没有必要再去较真了。权当我们大家的集体创作吧。但无论如何，照片上这一张张青涩稚嫩的脸，承载着我们同学之间的真挚友情和虹口中学的历史记忆。

我们的人生旅途，一路走来，酸甜苦辣，冷暖自知。幸运的是，我们终于等来了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大部分同学返回上海，开始新的生活。许多同学还圆了大学梦。如今，我们安度晚年，含饴弄孙，其乐融融。我们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已成为历史。然而，这段历史的是非曲直到底如何？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去评说吧。

老照片：这是去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同学。参加文艺宣传队的演出。看来军垦农场的集体生活，处境会比插队好一点吧。 老照片：这是去吉林插队的同学，路过大连，在大连火车站的合影。他们都穿统一的军大衣和军帽。这些服装可能是统一购置的。 注：第1~4图片来自网络，其余是同学的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