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九里松人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七五”计划、完成了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只有1955年和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外召开过全国代表会议，目的是解决重大问题。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决定于次年9月份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纲要和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建议。

1985年9月16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决定将建议（草案）提请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审议。全会讨论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并收到众多老干部请求不再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的信，全会高度评价众多老干部请求不再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积极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表率行动，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并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胡耀邦致《团结奋斗，再展宏图》开幕词。赵紫阳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草案）作说明。邓小平、陈云分别发表重要讲话，李先念致闭幕词。

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会议宣读了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提请全国代表会议审议的报告》，代表们表示赞同和高度评价。会议同意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王震、韦国清、李德生、宋任穷、张廷发等64位同志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李井泉、肖劲光、何长工等37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黄克诚、王从吾、李昌等30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增选中央委员会委员56人，候补委员35人；增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56人；增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1人。

增选的中央委员名单（56人，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关根、万绍芬（女）、王涛、王海、王蒙、王忍之、王森浩、尹克升、叶选平、白纪年、邢崇智、朱训、朱厚泽、伍绍祖、刘精松、关广富（满族）、阮崇武、孙维本、芮杏文、李九龙、李际均、李昌安、李贵鲜、李铁映、杨正午（土家族）、杨析综、吴文英（女）、吴蔚然、何竹康、邹家华、宋健、迟浩田、张帼英（女）、陈光毅、陈辉光、周光召、周克玉、赵先顺、胡平、胡锦涛、侯捷、贾春旺、钱李仁、钱其琛、徐惠滋、高狄、黄璜、尉健行、蒋心雄、蒋民宽、傅全有、普朝柱、廖晖、熊清泉、黎明、魏金山

增选的中央候补委员名单（35人，按得票多少为序）

丹增（藏族）、刘国范、丁廷模、全树仁、孙文盛、李德洙（朝鲜族）、杨国梁、宋汉良、郑华、徐世群、丁衡高、克尤木·巴吾东（维吾尔族）、陈明义、袁伟民、戚元靖、路甬祥、王宗春、孙同川、孙家正、李长春、吴邦国、宋德福、张立昌、张仲先、贺国强、杨钟、姜洪泉、艾知生、吴官正、乔宗淮、刘云山、刘荣惠、赵地（女）、金鉴（满族）、王郁昭

增选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名单（56人，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国瑞、王谦、王震、王磊、王六生、王从吾、文敏生、白栋材、朱穆之、任仲夷、刘震、刘华清、刘志坚、刘明辉、刘复之、许家屯、孙大光、杜润生、李昌（土家族）、李锐、李化民、李启明、李雪峰、李德生、杨秀山、肖全夫、汪东兴、宋任穷、张震、张廷发、张铚秀、陈伟达、陈国栋、武衡、林乎加、郑维山、赵守一、赵苍璧、荣高棠、饶斌、饶守坤、洪学智、钱信忠、高厚良、郭林祥、黄新廷、梅益、梁必业、蒋南翔、韩宁夫、傅崇碧、鲁大东、谢振华、谭友林、谭启龙、谭善和

增选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31人，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玉福、王德瑛、韦成栋（壮族）、白石、刘昆、刘汉桢、李元、李克、李曼村、李德明、肖洪达、肖选进、吴景春（女）、汪文风、张少华、张定鸿、陈作霖、林英海、罗运通（壮族）、周雅光、单印章、赵保星、赵富林、侯颖、顾云飞、曹思明、韩双亭、傅杰、曾繁茂、谢勇、强晓初

9月24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对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进行调整。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意习仲勋、谷牧、姚依林关于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请求，增选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

同志们：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开得很好，圆满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现在，我讲四点意见。

第一点，关于形势和改革。

大家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这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改革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经提出来了。改革从农村开始，一度议论纷纷。经过三年，解决了许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取得成效，认识也就比较一致了。当然也还有新问题，还需要继续解决。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总的说来，除了个别例外，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刚刚起步，总的方向、原则有了，具体章法还要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我们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大胆探索，同时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改革搞好。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

第二点，关于“七五”计划。

这次会议通过的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确定的目标是切合实际的，是一个好文件。

“七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定在百分之七左右，这是政治局常委一致同意的，执行中可能超过。百分之七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

“七五”这五年很重要。如果经过这五年，使改革基本就绪，经济又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我们实现十二大提出的本世纪末的目标就有了充分的把握。

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第三点，关于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军队都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群众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影响很好。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这个真理，有些同志已经不那么清楚了。这样，也就很难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

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整党要遵照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决定，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四者缺一不可。党章对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每个党组织应该要求每个党员逐条对照，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必要的时候要采取纪律措施。每个党员都能以身作则，我们的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

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对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流行的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思想问题，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群众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

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同样，对严重犯罪活动的防范和打击，也必须继续加强。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一切企业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毫无疑问，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对坚持错误拒绝改正的党员要执行党纪，但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允许重犯任何简单化、扩大化的“左”的错误。

做好以上几方面的工作，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也就有了保证。

第四点，关于干部的新老交替和理论学习。

几年来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进行得比较顺利。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都补充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这次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进退，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这次增选的中央委员，新近上任的部长、省委书记，都比较年轻。一般是五十多岁，有的才四十出头。我们开国时的好多部长、省委书记，也就是这个年龄。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我曾经说过，干部不是只要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我们常说，干部的新老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

现在我还想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这不仅是专对新干部，对老干部也同样适用，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会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我们中国的革命，不就是这样成功的吗？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因此，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