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母校五十年

明天（马彩茗）

走出母校五十年

 

初一二班  马彩茗

我是天津二十五中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历经5年，于1975初年被选调回津，就读天津中医学校，1977年分配到天津市中医医院工作（即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前身），至今已有五十载。整整半个世纪的光阴，从当年的青春年少，成了如今的白发苍苍，回顾往事，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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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65年9月入校，对于我们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来讲，正常上课时间很短，也就不到一年，后来，文革开始，学校正常秩序被打乱，学业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直至69年底离开学校走向社会。我记得，那时候的二十五中是区重点第二名，仅排在南开中学之后，学校管理制度规范，基础设施完善，老师教学能力很强，学生都是经过考试择优录取，社会口碑不错，而对我感触最深的，是学校朴实的风气、老师的平易近人和融洽的师生关系。多年来，我为能在二十五中读书感到幸运，感到自豪，每当路过母校时，总要驻足望上几眼，看看那熟悉的大门、教学楼和操场，回想当年的校园生活，课堂上的朗读，操场上的运动，音乐室的唱歌，实验室的操作…，一幕一幕地浮现出来。我总想，若不是这场运动的影响，相信二十五中能培养出比现在更多的人才和精英，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五十年来，岁月让我遗忘了许多，但对母校难以割舍、深深的眷恋之情始终无法释怀，铭刻心中。

（二）

我69年到河北农村落户，客观地说，我下乡的地方没有像北大荒那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但是，对于一个从城市长大、缺少独立生活经验的学生，要适应并融入农村这个陌生的环境，按现在的说法，是一种挑战。首先，要解决吃上饭的问题。农村炊具是风箱连着大铁锅，烧柴禾，火候大小很不好掌握，经常弄得烟熏火燎，如果赶上下雨柴禾淋湿受潮，那就得去社员家“讨饭”。主食是玉米，从地里把棒子掰下来，要用手将玉米粒拧下，再拿到机房磨面。我们学着村民的做法，把玉米面拍成饼子贴在锅边，锅底熬小米稀饭，等做熟了，掀开锅盖一看，饼子溜下去煮成了一锅粥。麦收下来，难得分上几斤白面，兴奋之际，猛拉风箱，结果水烧干了，馒头全糊了。吃水从井里打，井水挺深，用根绳子系个桶，抓住绳子另一头上下摆动水桶，利用惯性把水灌进去再提上来，这活儿得用巧劲，开初一段没有老乡帮忙，我们几乎喝不上水，夏天还好说，冬天井边结冰，每次战战兢兢，生怕滑下去，放在外屋的水缸里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吃水得砸开冰块煮化。当然，经过多次挫折和摸索，时间长了，我们也逐渐掌握了操作“技巧”，学会了打水做饭。其次，要经受吃苦这一关。生产队干活出工早，每天蒙蒙亮，钟声一响，就得爬起来，带上农具，睡眼朦胧下了地。知青农活大多是随着社员一起干，平整土地、撒种、间苗、除草、送粪…，虽然技术难度不大，但很累，特别是收割麦子，按当地习惯，农民不用镰刀，也不戴手套，就是空手拔。烈日当头，汗流浃背，两手磨出血泡，腰疼的直不起来，就凭着年轻和向贫下中农学习不能落后的犟劲儿，连续十几天，咬着牙忍着疼，坚持到了最后。第三，要融入农民这个群体。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村民淳朴善良，尤其是对知青的宽容和关照，让我度过了那段艰苦难忘的时光，也和贫下中农结下了很深的感情，返城后，曾三次回去看望父老乡亲，受到了村民的热情款待，而那时，我也尽自己的所能为村民做点事。公社小学有老师病了，没有替手，我去代课，上午下午各一班，为两个年级的学生讲算数语文课。有的孩子不想上学了，我几次到家里劝说，最终让他坐回了教室。一次生产队的麦场着火，由于风向不定，火苗乱串，越烧越大，面对烈焰，我义无返顾冲上去参加灭火（按当时的想法，如果有个梯子，我真想爬上麦垛往下滚，用身体灭火）。自己的表现得到了贫下中农的认可，被大队和公社推荐为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参加了县的表彰大会。五年的农村磨练，身体强了，意志坚了，我体会到，人具有很强的承受力，良好的体质加上坚定的意念，面对困难和苦累就能忍受，也能应对，从这点上讲，我无怨无悔。

（三）

75年8月份，我被选调进入天津中医学校学习。由于受父辈职业的熏陶，进入医疗行业学习中医，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当我坐在教室里，看着老师讲课的情景，仿佛重返二十五中的课堂，不禁泪花滚动，激动之情可想而知，因此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之中。中医理论博大、繁杂、深奥，不说别的，仅常用的中药药名就有一千多种，每种药的性味归经、功效应用都得背下来，还有常用的几百种方剂必须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四部经典医古文也要读熟弄懂，能够正确解释。此外，还要系统学习西医知识。我的办法就是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背二写”，早上五六点起来背，上下学路上背，自编顺口溜背，还有不知疲倦地抄写默写，通过写来强化记忆，至学习结束，笔记本写的满满的，摞起来有一尺多高。这一阶段的理论学习，为我的从医生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乃终身受益。

（四）

1977年底，我分配到多伦道天津中医医院，安排在了外科。那时候医院的规模不大，外科则编成综合性的大科，含普外、皮肤、疮疡、肛肠等多项业务，其要求是你必须掌握更多的本领才能胜任。我除了在各小科室病房“轮转”，努力提高临床处置能力外，还多次受医院派遣到外地参加进修、学习，进一步拓宽了知识面，掌握了更多的技能。那时年轻，精力充沛，加之有强烈的求知上进欲望，能熬夜，不怕累，轮到值班连续二十多个小时连轴转，回家只休息半天接着上。干外科必须通过手术这一关，我从小怕血，第一次上手术台，作为主刀医生的助手，当看见柳叶刀切开肌肤、鲜血涌出的时候，差点晕倒被人架了出去。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采取多接触的办法，只要有手术的机会就上台，看得多了，练得勤了，也就逐渐适应和习惯了，以至后来遇到比较大的手术，能连续八九个小时不喝水不上厕所,坚持到伤口缝合。这段时期，主要是临床实践，虽然忙点累点，但心情舒畅，自始至终充满了激情和一种尽职尽责的荣誉感。

    （五）

1990年，医院由多伦道迁址到南开区鞍山西道，规模扩大，科室增加，此时我主管皮肤科业务并承担带教学生的职责，每天负责接治病人、查房、安排手术，忙个不停，遇到危重病人抢救，两三天回不了家已很正常。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我先是参加了一年的医科大学中青年医生培训班，而后通过自学考上天津中医学院，完成了为期三年的大学在职深造。随着看病入院的患者越来越多，各种疑难杂症也凸显出来，面对这种情况，我把主要精力转向研究解决这一课题上，将自己多年的从医经验，结合临床实践进行探讨，取得了一些成果，先后发表全国、省、市级学术论文十余篇，参加了中国工程院石学敏院士主编的《中华康复治疗全书》、《中国针灸奇术》和《中国医药研究与临床》三部医学专著，多次参加全国性的皮肤病研讨会。1998年9月，在中国第三届国际针灸会议上，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就疑难皮肤病诊治的论文作了专题发言。2001年6月，我又被医院派赴香港参加主题为《新世纪的挑战与策略》的中医药前瞻国际会议，和众多的医学前辈、专家汇聚一堂，学习交流，深感荣幸。

我从医整整43年，回想几十年来，有着难以言表的艰难苦累，但是看到数不清的患者，经过自己的精心救治，痊愈康复，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就有一种职责的荣誉感、神圣感。我的努力也获得了患者的普遍认可，登门求医的人遍及各地，很多是口口相传，慕名而来，由于病人过多，经常是到点吃不上饭，下不了班，看到很多患者、特别是外地病人凌晨排队挂号，在门外苦等，我于心不忍，自行改为每天早上提前半个小时，即7点半门诊，至今已坚持了十多年，形成惯例。我曾被派到香港协助组建中医医院并工作一年，回天津后，有位香港的病人去新西兰，竟然先飞到天津，找我做了针灸治疗后再转回目的地，还有的香港患者将我开的中药方长期保存，隔一年半载寄过来调上几味药继续服用。2008年9月，一位南开大学教授，因患皮肤病碾转多个医院未能解决，特来求治。我详细了解了他的情况后，采取外敷（特制药膏）、內调（调配中药方剂）和临床治疗联合并举的方法，彻底治愈了困扰他多年的“顽症”，老人兴奋之际，写了一首打油诗，并用镜框镶好以表谢意。多年来，患者送来的锦旗太多，因无处可挂，都被叠放在柜子里，对他们的这份信任我非常感动。今年1月，在胡润研究院与平安好医生联合发布的《2018年中国好医生榜》，我有幸被评上，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和鞭策，至少说明我的付出，患者是满意的，老百姓是认可的。

2018年，天津二十五中重建，那座标志性建筑物—熟悉的三层教学楼已被拆除，再也看不到了，然而，母校的恩情终身难忘，在五十年漫长的岁月中，她是我踏入人生的第一步，是我走向社会的启蒙地，作为学子，我真心祝福：母校明天更美好，二十五中未来更辉煌！

 

投稿人：马彩茗（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