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知青”

藏羚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发出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出现在“文革”期间，据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1400万，而知青来到我们公社蹲点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1974年，我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除了记全日制工分。每月还补助伍元钱。那时候的伍元钱就可以买一件衣服，含金量很高。到了1974年，村里推荐我上大学，那时，大学、中专、枝校在农民眼里没有区别，都称工农兵学员，只要能走出农村，端上了铁饭碗，让人羡慕。推荐的条件十分严格，不但本人表现要好，家庭成分也要好，工人或贫下中农子女就是好成分，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其中表现好的，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招生中所占比例只有千分之几。其次亲戚的成分也要好，当时称“社会关系良好”。我当时的推荐材料还不错，其一，下中农成分；其二，表现不错。我当时的顶头上司老校长人很不错，材料是他写的，能夸多好就夸多好。当时主管文教的脱产干部也是个老好人，他本着不妨害青年的前途的原则，对报上来的推荐对象，都极力说好话。

记得那会邻村住有几个下乡知识青年，他们是从别村转来的，听说他们在原来的知青点上表现不太好，就转到邻村来；出身也不大好，老大不小了，就是得不到一个招工或上学的机会。自从来邻村之后，他们的表现突然好起来，村支书一直夸他们，一有招工的名额，就为他们极力争取。

其实，他们的转变，是村支书夸出来的。村支书是个大好人，他向村民（那会称社员，因为当时实行人民公社制）做工作：他们都是大城市来人的娃娃，十多岁离开了父母，现在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还回不了城，他们太不容易了，把他们留在乡下，能帮我们干多少活呢？替他们说说好话，放他们回城吧！村民们一想，也是这个道理，于是对他们的评价好起来，他们的表现也就好起来。这一年他们也在推荐上大学之列。

那会，信息比较闭塞，生产队又不允许随便请假，我们想打听一下上学事，可没有机会。有一次，校长给我了一个机会，让我向公社送一个材料，实际上是让我打听一下上学的事。我经过邻村，那些下乡知青让我帮他们打听情况，看来他们对上学的愿望比我更迫切。

确切的消息打听到了，我从原来的成都工学院换成平凉师范，而邻村的那几个知青全部落榜，其原因是父母的历史问题：一人的父亲，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大陆解放后退居台湾；一位的舅父是大资本家，一位的父亲是叛徒、走资派……这个消息对他们的打击如晴天霹雳，但我不好隐瞒！

上学之后，我们班也有两个下乡知青，他们的文化功底都不错，学习也非常努力，分配工作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上海籍的那位，一定回到了父母身边，因为后来有政策，上海知青可以全部回归。另一位，好象是天水的，不知回到父母身边了没有？从我知道的知青身上，我看到了他们经受的磨难，更看到他们经受的锻炼。那些人，后来在各行各业都干出了优异成绩，也许“广阔天地”的锻练成就他们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