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厚: 著名管子演奏家 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曾东 摄影)

曾东 摄影

胡志厚: 著名管子演奏家 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

(文: 中音在线)

导语: 胡志厚(1941—)，现任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管乐研究会副会长。胡志厚自1964年任教以来，在中国民族乐器──管子教学、演奏、科研诸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国内、国际产生广泛影响。 　　
中国传统乐器管子，在音乐史上称为"筚篥"。南北朝、隋、唐的歌舞技乐中曾经成为"众乐之首"，到北宋后，流传于中国北方农村，存活于民间，地位低微。

胡志厚，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1941年6月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1952年9月至1959年7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附中学习，师从民间音乐大师杨元亨学习管子演奏。1959年9月至1964年7月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作为民间管乐艺术家杨元亨老先生的最后传人和最得意的入室弟子，就是这样系存亡于一线，传下了绝技。 　

　1964年，胡志厚作为中国第一位管子专业教师留校以来，通过他的努力，初步建立起完整、科学的教学体系。三十馀年来，他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管子演奏人才，成为国内外演奏团体的骨干。 　

　1982年 国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民乐调演中，他的三名学生﹝吴晓钟、郭向、徐奇武﹞获得了优秀奖﹝最高奖﹞; 　　

1995年 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主办的中国民族乐器大赛，他的三名学生﹝包键、韩雷、靳世义﹞获得管子组第一、二、三名。这一成就

胡志厚在挖掘、整理民族音乐园遗产工作中，其中以《北京智化寺京音乐》﹝佛教音乐﹞、《山西恒山笙管乐》﹝道教音乐﹞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

《北京智化寺京音乐》为我国四大古老乐种之一，1446年相传26代，于20世纪50年代已绝响。胡志厚与同仁用三年时间向艺僧学习，使被人称之为中国音乐的"活化石"得以复生，先后赴欧洲诸国、新加坡和台湾演奏，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台湾新象文教基金会录制、出版CD唱片，国家器乐集成《北京卷》将出版总谱;

《山西恒山笙管乐》由于种种原由鲜为人知，但历经15代传人保留下来的古老乐种实具历史品格，胡志厚深入山区，直面艺人，学习、挖掘、整理。其中《种种无名》、《乐章》套曲由JVC和广东珠江音像公司录制出版唱片。

胡志厚对于管子演奏艺术的贡献在将管子由民间地位扩展至学院及艺术展演的面层，他的演奏充分掌握了管子音色的感染力，在用气上尤见细腻，因而加强了管子的文人性;他与作曲家合作改编、创作的《醉翁操》、《雁落沙滩》、《阳关三叠》、《胡笳十八拍》、《鸟夜啼》等管子音乐作品，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扩大和丰富了管子的艺术表现力。管子演奏艺术由民间业馀状态走上了现代音乐会的舞台，为此他付出了常人难以相信的艰苦和具有创造性的劳动。中国音乐研究所前所长，民族音乐理论家黄翔鹏撰文称他"是一位能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刘天华、或日本明治与大正间的宫城道雄那样推进着传统音乐之新的发展的音乐家。"胡志厚一方面深入挖掘、继承传统曲目与技法，一方面结合时代需要、刻意出新。这其间有着他兼容中西而坚持传统的思考，谋求管子音乐文化的发扬光大，使这一古老的乐器演奏艺术出现了新的突破。

1982年 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联合主办《胡志厚管子独奏音乐会》，黄翔鹏先生在音乐会上发表了题为《值得重视的创举》讲话;

胡志厚先后应邀赴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瑞士、荷兰、意大利、日本、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演奏;

德国、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电台录制他的专题节目，介绍他的演奏艺术;

胡志厚的管子演奏艺术和他对传统音乐文化的独特认识和理解引起国内、国际多方面重视。JVC公司、PHILIPS公司、BMG公司、台湾上和公司、广东珠江像公司分别录制、出版胡志厚管子专辑CD唱片，台湾新象文教基金会录制、出版由他担任头管演奏的《北京智化寺京音乐》专辑CD唱片，中国音乐家协会音像公司、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像公司出版《胡志厚管子独奏》专辑合式带，四川新世界文化出版公司录制、出版胡志厚管子独奏录像带。

鋻于胡志厚对管子音乐艺术所做的突出贡献：

1993年 国家文化部授予他部级优秀专家称号;

1994年 国家人事部授予他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1997年 中央音乐学院授予他中央音乐学院杨雪兰教育奖;

1998年 国务院发给他政府特殊津贴，同年获台湾第六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薪传奖"。

胡志厚艺术经历已由《中国音乐词典读编》收集入册。

管子古时称“筚篥”，又称“悲栗”或“笳管”，簧管乐器。起源于古代波斯（今伊朗），于汉代西域龟兹国（新疆库车）传入。

东晋武帝太元七年（382），吕光征服龟兹后，带回龟兹乐伎和乐器，其中就有管。在邓县南北朝彩色画像砖墓中的鼓吹乐队图上，也有吹奏管子的人像。

管子最初传入时，写作“必栗”，后来写作“悲篥”，隋唐之时写成“筚篥”，唐代中期，文人好古，还写成“觱篥”。这些名称都出于龟兹语源的音译。筚篥在古代，是西域各民族通用的乐器，但因龟兹以音乐著称，因而也就以龟兹为代表了，在唐代的许多古籍中，都有筚篥源于龟兹之说。如《明皇杂录》记载：“觱篥本龟兹国乐，亦曰悲栗”。

　　筚篥传入中原以后，南北朝时管子已不止一种，其中有大筚篥、小筚篥、桃皮筚篥、柳皮筚篥和双筚篥等。至隋唐则大盛，成为隋唐燕乐及唐教坊音乐的主要乐器，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常百姓都爱吹筚，唐代筚篥高手云集，其中最受人称颂的是薛阳陶，他在12岁时便名誉四方，而尉迟青将军与王麻奴竟奏筚篥则是筚篥史上的一段佳话。在唐代许多咏筚篥的诗歌中，以李颀的《听安万善吹觱篥歌》为最佳。

　　筚篥于唐代传入日本，使用的筚篥谱亦是唐代的十字谱。在古都奈良东大寺的正仑院中，珍藏有唐代的制品，筚篥至今仍在日本流传使用，是雅乐的主要旋律乐器。

　　筚篥在宋代的教坊大乐中自成一部，经常用于独奏，陈暘《乐书》载：“觱篥，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湖龟兹之乐也。以竹为管，以芦为首，状类胡笳而九窍，所法者角音而已。“由于它在乐队中常作为领奏乐器，故又有“头管”之称。当时它的表现力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元代沿用宋之“头管”名称，但形制稍有变化，如《元史·礼乐志。云：“燕乐之器，头管制，以竹为管，卷芦叶为首，七窍。”

　　明代，出现了用乌木制作的头管，在《明会典·大乐制度》中有以下记载：“头管，以木为之，长六寸八分，九孔，前七后二，两末以牙管束，以芦为哨。”

　　到了清代，管已成为我国北方人民喜爱的常用乐器，广泛流行在民间，形制也发展为今天八孔的管，现在民间通称为管或管子。

采访胡志厚教授

受访人：胡志厚

性别：男

年龄：78

采访时间：2019.6.28上午；7.5上午。

简历：胡志厚，男，1941年6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1952年9月至1959年7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附中学习，师从民间音乐大师杨元亨学习管子演奏。1959年9月至1964年7月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民族管乐、打击乐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管乐研究会副会长。

教学：胡志厚作为中国第一位管子专业教师留校以来，通过不断地努力，初步建立起完整、科学的管子教学体系。多年来，他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管子演奏人才，如吴晓钟（全国民族乐器调演优秀奖，现任职于新加坡华乐团）、郭向（全国民族乐器调演优秀奖，国家一级演员）、徐奇武（全国民族乐器调演优秀奖，国家一级演员）、李宝林（全国民族乐器调演优秀奖，国家一级演员）、包链（中国民族乐器大赛第一名，美国乐府乐器大赛大奖。现任职于北美华乐团）、韩雷（中国民族乐器大赛第二名，上海民族乐团独奏演员）、靳世义（中国民族乐器大赛第三名，现任职于新加坡华乐团）等青年演奏家。理论著作：专著《论管子演奏》（1996年人民音乐出版社）；主编《中国器乐博览--管子曲集》，该曲集适用于从初学到大学毕业的管子专业教学。许多曲目由他亲自采集、整理、加工和创作，现已列入国家重点出版教材，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创作：与作曲家合作改编、创作的管子作品有《阳关三叠》、《胡笳十八拍》、《雁落沙滩》、《乌夜啼》、《雪山上的歌》、《炉台的春天》、《醉翁操》、《胡笳十八拍》等，是音乐会的保留曲目。挖掘整理：挖掘、整理了《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和《山西恒山笙管乐》﹝道教音乐﹞。《北京智化寺京音乐》为我国四大古老音乐之一，1446年相传26代，于20世纪50年代已绝响。胡志厚与同仁用三年时间向艺僧学习，使被人称之为中国音乐的"活化石"得以复生，先后赴欧洲诸国、新加坡和台湾演奏，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台湾新象文教基金会录制、出版CD唱片，国家器乐集成《北京卷》将出版总谱；《山西恒山笙管乐》由于种种原由鲜为人知，但历经15代传人保留下来的古老乐种实具历史品格，胡志厚深入山区，直面艺人，学习、挖掘、整理。其中《种种无名》、《乐章》套曲由JVC和广东珠江音像公司录制出版唱片。

录制音像作品：CD唱片《雁落沙滩/胡志厚》（JVC出版）、《中国传统吹打乐》（PHILIPS出版）、《秋塞吟/胡志厚》（BMG出版）、《欢庆》（新加坡百利出版）、《江河水》（广东珠江出版）、《智化寺的残照》（JVC出版）、《京音乐》（台湾家威出版）、《中国民族乐器--管子专辑》录像带（四川新世界出版）和VCD《学习管子》（人民音乐出版社）等。　　演出活动和学术会议：先后赴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芬兰、荷兰、瑞典、瑞士、日本、新加坡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地区演出。1983年12月在北京举办《胡志厚管子独奏音乐会》，而后又相继在国内20余省市巡回演出。 　　　　访谈人语：胡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这次是民乐系组织的做系史的活动，我们了解您在舞台上您是成就卓越的管子演奏家，在教室里您是管子专业音乐教育的耕耘者，在书房中您又是一位传统管乐文化的研究者，这些不同的角色赋予了您丰富的人生经历，同时也使得您亲身见证了民乐系的成长，所以今天我们想从多个角度来请您来谈一谈自己与民乐系的密切联系和民乐系的成长历程。您是1941年生人，首先请您回忆一下您是怎样开始学习音乐的？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之前的经历是怎样的？胡老师：对。在我儿时那个年代，学音乐的要么是受到家庭影响，比如家里世代都是搞音乐的，是家传；要么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可以接触到音乐教育，而我跟这些完全不同。我家里很贫穷，老家是安徽长江边上的小城镇。我两岁时，父亲因日本飞机轰炸去世了，母亲不识字操持家务，这样一来就完全失去了经济的来源。我母亲只能给人洗衣服、缝衣服来赚取微薄薪水，生存都很困难，所以我当时不可能上学。很多人采访我问我的童年，我说我没有童年。我对童年的唯一记忆，就是长江边发大水，家里没办法，把我放在一个大木盆里，漂到那里算哪里，没有人管我。所以对于我的童年，说句很感性的话，是很悲惨的状态。

我记得我6岁时，家里欠了很多债，我大姐夫在一个江边给一个私人作坊摇纱，冬天要把纱放在水里泡，泡完之后再摇，摇完之后手上全部是血，生活非常悲惨。干完活之后向老板借几捆纱，拿去卖掉换点钱糊口，总要活下去啊。我记得当时一到晚上我就特别害怕，要债的就来了，我就总躲到母亲后面。我就记得一句话，他们问：你是要面子还是要里子？我当时不懂这句话，后来慢慢懂了。但是当时没有里子也没有面子，他们说必须要强行采取措施。这一问题已经威胁到家庭能否存在了，因为当时社会非常黑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秘密逃跑了。我家也没什么家当，没什么东西可带的，打了个包袱就逃到了上海。我二哥在当时国民党抓壮丁的时候被抓到了上海，是海军。他们的军舰当时就停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口那。我记得特别深刻，荣华路57号是个茅草房，东家姓仲，叫仲记先，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一生的转折点与他有关。当时有地方招工做摇袜子的工作，我大姐虽然不会，但是为了生存硬着头皮去了。刚好当时有一个地下党是技师，看她出身挺苦又什么都不会，就告诉她一些技术，袜子跟怎么做，头怎么做，就教了她一些，怜悯她。就这样，我们才有口饭吃。所以当时在这种家庭里，我不可能上学，我有我的活干。当时旁边有个制铅厂，铅的熔点比较低，每次倒渣筒，总有一些铅渣子蹦出来，穷人的孩子都去抢，我记得我当时的手都是泡，因为炉膛里面扒出来的灰很烫。后来学会了，回家弄几根铁丝，弄成爪子的形状。弄出来之后，弄几块砖头，弄个罐碎的铅放在里面，下面点火，让铅融化成一坨。第二天有收购的，当时最好的收入按照现在的概念，是一天收入一毛钱，有时候只能挣五分钱，但对我而言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因为这五分钱，就够我们一家买菜吃，就这样补助一点家庭。所以当时天天过的日子就是这样的日子。对读书我一直有强烈的愿望。我大姐白天摇袜子，每天晚上回来就写几个字，大姐也是小学毕业，文化程度也很浅，就教我几个字。没笔没纸，就用树枝在地上画。每天大姐回来检查我，我就在院子里给她画。因为我确实很希望能读书上学，所以我学得比较快，她教我五个字，我基本上能把这五个字记住了。我就记得当时，“一辈子”的“辈”，我当时觉得这个字好复杂，两天都没有记下来，所以挨了一顿骂，大姐说：你这辈子就该受穷。这是我记忆特别深、对我刺激特别深的一句话。第二天我就把这个“辈”字学会了。后来我怎么上的学呢？解放以后，1950年的时候，因为我姐夫是工人，当时工厂有了子弟小学，我作为工厂子弟就可以上附属的小学。入学时我已经9岁了，再上一年级不合适了，只能上3年级。但是我什么都没学过，上三年级我怎么跟得上呢？我记得第一学期我成绩单所有的分数都是红色的，30多分，40多分，最好的是50多分，真没办法。因为我上课根本听不懂，每天七、八节课，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问老师，我家里也没有书，一、二年级都没上，一上就上三年级，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好成绩。家里人鼓励我，下学期咱们能把红灯去掉就行。我含泪点头，自己很辛酸，心里很苦。第二学期，果然我全部消灭了红灯，最好的成绩达到了70分，令我兴高采烈，三年级就这么过来了。四年级我就好点了，60、70分，居然还出现了80分。所以到现在我都不会汉语拼音，因为汉语拼音是一、二年级学的，三年级就不学了，没学我就就不学了，字都认识就完了。就是在这个学校里，我后来走上了音乐之路。当时子弟学校每天早上有一个仪式，升国旗唱国歌，开始都是老师指挥。后来校长很英明，（我记得校长叫高峰）他就提出让学生来指挥。找很多学生上去都一直不会指，大家哄堂大笑，就一个一个试试，最后就指着我说“让那小子来试试”。我其实也什么都不懂，2/4、3/4、4/4拍什么的我都不懂，但是我很喜欢每天老师指挥，我觉得很带劲，大家唱得很有力量，热血沸腾的样子。很奇妙，我一指挥，大家唱得很整齐，而且唱得很有力量，从此以后我就被任命为学校的第一指挥了。正好这时候，上海举办中、小学合唱比赛，在跑马厅，很大的场面。我是破锣嗓子从小就这样，所以我连合唱队都进不去，他们排练时候我只能偷偷听听、看看。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市委教育局出了一个文件，要求指挥必须是学生，所以老师不能参加去这个活动了。这怎么办呢，校长说，咱们不是有第一指挥吗，让胡志厚去指挥吧，就这样把我带上去了。当时指挥台是一个小凳子，我站在凳子上指挥。这次指挥我拿了全上海市小学第二名。这样我就一举成名了，指挥家就定位了，是学校里最好的指挥，会唱国歌，所以有什么文艺活动大家都推选我来做。这时候(1952年)，正好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到上海招生。当时马思聪院长带领全校师生去淮北，也就是我的老家安徽，在淮北工地上有一个孩子，叫朱仁雨，唱得一嗓子好山歌，而且能看到什么唱什么，现场编词，唱的非常棒。马思聪看到就觉得太棒了，这么好的孩子，这么有天赋，于是就直接把他从淮北工地带到了音乐学院。正是因为如此，马思聪决定要招收一些贫苦家庭的孩子。像我当年都没听说过钢琴，没见过小提琴，我连二胡、笛子都没见过，工人子弟小学都是穷人的孩子，平时的音乐课就是唱唱歌，学校里有个风琴，老师在上音乐课时弹教大家唱歌，这就算是我所有的的音乐经历了。当时中央院来招生，因为要招工人子弟的孩子，校长就推荐了我。这件事很有意思，我以为选不上，因为老师没跟我说学音乐，老师也不知道音乐学院在天津，他以为就在北京。老师跟我说：“北京有个学校吃饭不要钱，读书也不要钱，你去火车票都由他们管，你去不去？”我一听天上还有这种馅饼？我说傻子才不去。当时我家吃饭都困难，菜都是从菜市场捡来的菜帮子。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吃姜，到现在都吃，没菜了就米饭伴水再吃姜。所以当时说吃饭不要钱，这个诱惑力太大了，我就说我绝对要去。我一说去，连家里也没通知，任何人都没通知，我的音乐老师马宗浩老师就领着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华东分院报了名（当时考场设在那里）。报完名之后告诉我，明早八点到这来考试。我当时也不紧张，我去只是为了吃饭不要钱。第二天到了之后，没想到乌泱泱一大屋子人。坐好之后，发了我三张纸，听小喇叭广播，播放了五个音，音高不同，让你写，音高相同的画勾，音高不同的画×。一篇各式各样的题，别人答卷时都很紧张，我无所谓，很快就交卷了，录音一放完我就做完了。我很纳闷，这叫什么考试？没过两天发通知了，让我参加复试，我觉得很奇妙，因为我们学校带了3个人去考，他们两个被刷了，只剩我一个人。复试很有意思，一个一个考，就像现在的考试一样。我的考官是黄国栋，是当时的视唱练耳教研室主任，他的耳朵非常好，弹一个音让我唱出来。我一看钢琴，我说它怎么会响，我觉得很奇妙。我说我们学校也有，但是要踩才能发声。他弹一个音我就唱一个，我偷偷看他的打分：9.7，9.8，9.6，9.9，10，我心想我的分数还挺高的。考完这一项后，黄老师说我弹两个音，你唱出来。我说不可能，我就一个嗓子我怎么唱两个音？于是他教我怎么唱，他弹完之后我很顺利的就唱下来了。然后他问三个音行吗，我说怎么越来越难，他弹完之后我也唱下来了。他看看我说，你给我唱个歌行吗？我说绝对不行。他说为什么呢，你们没有音乐课吗？我说有音乐课，但是我的嗓子难听，我们学校合唱队都不要我。他说，你老师最近教你什么歌了？我说《人民的战士人民的兵》，我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始唱，唱了几句黄老师就说停，于是我就浑身发凉，心想怎么都不让我唱完。考完出来之后，老师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给我轰出来了。老师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考官让我唱歌，我嗓子声音那么难听，肯定没戏了。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很意外，我被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录取了。后来学校还很隆重地开会欢送我，老师特别为我写了一首诗——《我是人民音乐家》，让我当着全校同学朗诵，我念出来了。我当时没有什么骄傲不骄傲的，就是想心里踏实了，这回吃饭有着落了。当时心态就是这样的，所以挺没出息的，11年在那么样的苦水里长大的，有个吃饭不要钱的地方，对我来说就是上天了。我的音乐之路就这样打开了序幕。请您介绍一下在您在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和附中学习时的情况？您的老师是谁？同时期学习民族器乐的同学还有哪些人？ 胡老师：我从上海坐车到天津，学校安排我们跟大学在一块。当时少年班的学生，第一年必须学钢琴。那时候教学是苏联的体系，都必须学钢琴。我记得我的老师叫陈文，现在在加拿大，第一节课学弹《东方红》，我特别高兴我能弹出东方红的曲调来。每天上午我们排着队，老师领着我们到琴房练琴，大学把琴房腾出来，我们每人一架琴。到了吃饭时候，老师再把我们领回去吃饭。我第一次回课就是90分，很棒。第二次课教我们弹的是陕北民歌《脚夫调》，我特别喜欢，我心想为什么脚夫那么受苦，因为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有感触，所以我特别有感情地弹了下来。我从学音乐开始，学钢琴挺顺利的，可是我爱打篮球，把手指头搓坏了，这个手指头可以直，这个手指头就是弯的。另外我的手也小，弹八度很困难。对专业的选择，我当时没有什么认识，但我总有我的想法，钢琴特别棒，但我学不来。后来，一年之后开始分专业：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就这三个专业。大提琴有点太大了，我的手够不着，后来就选了小提琴。分到的老师是盛雪老师，是盛中国的父亲，中国第一代的小提琴教授，非常有经验。他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常打我，不是闹着玩，真打。我性格比较野，因为从小没人管我，所以我受不了这种管制，越打我我心里就记仇（有逆反心理）。后来有一次特别逗，小提琴学习演奏会，我去院部的大礼堂演奏，刘诗昆给我伴奏，他是我的哥们，他经常到我们宿舍去，比我高一届，我们关系特别好，每次见面都特别亲切，叮嘱我保重身体。当时因为和严格的老师有逆反心理，我很少练琴，我在台上拉着拉着就把谱子忘记了，就开始瞎编，刘诗昆一听到我瞎拉，他就开始瞎弹。刘诗昆多棒啊，他怎么弹怎么是，我一听到他弹得那么好听，我就跟着他，就跟二重奏似的，跟卡农似的，他弹一句我就和一句。后来，我突然想起来了结束部，又转了回来，就这样结束了演奏。第二天上课，我心想完了，老师非判我死刑不可，我都不敢进去，我怕他打我。我把琴拿在手里，我想你打我，我就把琴扔给你，你一接琴我就跑了。没想到盛老师说：我不打你，真不打你！我就怀疑地看了看，他说：真的，别不信老师，老师那么大岁数了，绝对不打你！我就犹犹豫豫进去了，他说：“你行啊，你不仅是演奏家，还是作曲家。”我也没辙，我也不敢还嘴，因为是自己错了，我在台上瞎拉来着。这就是当时我学习小提琴的趣事。后来开始学习管乐好像时冥冥之中的安排。记得当时学校组织看了一场《舍赫拉查达》的电影，就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写的《一千零一夜》，其中大海的前奏，有一段单簧管的solo，我一下子就迷恋上了，太好听！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学习管乐，小提琴不适合我。很奇怪，我根本不懂怎么选择自己学什么，但是一听到这个我就决定要学管乐。正好这个时候，我的老师，管子演奏家杨元亨先生来北京给毛主席演出，毛主席听了之后非常激动，觉得他吹的很棒，还问了他的年龄，并叮嘱他保重身体。后来跟当时学校的党委书记吕骥说“他吹得那么好，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是太好，要赶紧配学生跟他学，这样的传统艺术不能失传了。”这样回来之后，学校要落实主席的指示，决定从附中找个学生来跟杨元亨先生学管子演奏。正好听说真有个学生不好好学提琴，非要学管乐，叫胡志厚。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转学了管乐。学校做了决定之后，盛雪老师不同意说：很难得碰到初学学生在台上忘谱了，居然有这么好的心理素质，能自己从头到尾编完，听不出痕迹，好像是一首完整的曲子。可是这个时候学校已经出了决定，也是我个人的选择，他也没办法。

我记得我6岁时，家里欠了很多债，我大姐夫在一个江边给一个私人作坊摇纱，冬天要把纱放在水里泡，泡完之后再摇，摇完之后手上全部是血，生活非常悲惨。干完活之后向老板借几捆纱，拿去卖掉换点钱糊口，总要活下去啊。我记得当时一到晚上我就特别害怕，要债的就来了，我就总躲到母亲后面。我就记得一句话，他们问：你是要面子还是要里子？我当时不懂这句话，后来慢慢懂了。但是当时没有里子也没有面子，他们说必须要强行采取措施。这一问题已经威胁到家庭能否存在了，因为当时社会非常黑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秘密逃跑了。我家也没什么家当，没什么东西可带的，打了个包袱就逃到了上海。我二哥在当时国民党抓壮丁的时候被抓到了上海，是海军。他们的军舰当时就停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口那。我记得特别深刻，荣华路57号是个茅草房，东家姓仲，叫仲记先，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一生的转折点与他有关。当时有地方招工做摇袜子的工作，我大姐虽然不会，但是为了生存硬着头皮去了。刚好当时有一个地下党是技师，看她出身挺苦又什么都不会，就告诉她一些技术，袜子跟怎么做，头怎么做，就教了她一些，怜悯她。就这样，我们才有口饭吃。所以当时在这种家庭里，我不可能上学，我有我的活干。当时旁边有个制铅厂，铅的熔点比较低，每次倒渣筒，总有一些铅渣子蹦出来，穷人的孩子都去抢，我记得我当时的手都是泡，因为炉膛里面扒出来的灰很烫。后来学会了，回家弄几根铁丝，弄成爪子的形状。弄出来之后，弄几块砖头，弄个罐碎的铅放在里面，下面点火，让铅融化成一坨。第二天有收购的，当时最好的收入按照现在的概念，是一天收入一毛钱，有时候只能挣五分钱，但对我而言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因为这五分钱，就够我们一家买菜吃，就这样补助一点家庭。所以当时天天过的日子就是这样的日子。对读书我一直有强烈的愿望。我大姐白天摇袜子，每天晚上回来就写几个字，大姐也是小学毕业，文化程度也很浅，就教我几个字。没笔没纸，就用树枝在地上画。每天大姐回来检查我，我就在院子里给她画。因为我确实很希望能读书上学，所以我学得比较快，她教我五个字，我基本上能把这五个字记住了。我就记得当时，“一辈子”的“辈”，我当时觉得这个字好复杂，两天都没有记下来，所以挨了一顿骂，大姐说：你这辈子就该受穷。这是我记忆特别深、对我刺激特别深的一句话。第二天我就把这个“辈”字学会了。后来我怎么上的学呢？解放以后，1950年的时候，因为我姐夫是工人，当时工厂有了子弟小学，我作为工厂子弟就可以上附属的小学。入学时我已经9岁了，再上一年级不合适了，只能上3年级。但是我什么都没学过，上三年级我怎么跟得上呢？我记得第一学期我成绩单所有的分数都是红色的，30多分，40多分，最好的是50多分，真没办法。因为我上课根本听不懂，每天七、八节课，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问老师，我家里也没有书，一、二年级都没上，一上就上三年级，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好成绩。家里人鼓励我，下学期咱们能把红灯去掉就行。我含泪点头，自己很辛酸，心里很苦。第二学期，果然我全部消灭了红灯，最好的成绩达到了70分，令我兴高采烈，三年级就这么过来了。四年级我就好点了，60、70分，居然还出现了80分。所以到现在我都不会汉语拼音，因为汉语拼音是一、二年级学的，三年级就不学了，没学我就就不学了，字都认识就完了。就是在这个学校里，我后来走上了音乐之路。当时子弟学校每天早上有一个仪式，升国旗唱国歌，开始都是老师指挥。后来校长很英明，（我记得校长叫高峰）他就提出让学生来指挥。找很多学生上去都一直不会指，大家哄堂大笑，就一个一个试试，最后就指着我说“让那小子来试试”。我其实也什么都不懂，2/4、3/4、4/4拍什么的我都不懂，但是我很喜欢每天老师指挥，我觉得很带劲，大家唱得很有力量，热血沸腾的样子。很奇妙，我一指挥，大家唱得很整齐，而且唱得很有力量，从此以后我就被任命为学校的第一指挥了。正好这时候，上海举办中、小学合唱比赛，在跑马厅，很大的场面。我是破锣嗓子从小就这样，所以我连合唱队都进不去，他们排练时候我只能偷偷听听、看看。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市委教育局出了一个文件，要求指挥必须是学生，所以老师不能参加去这个活动了。这怎么办呢，校长说，咱们不是有第一指挥吗，让胡志厚去指挥吧，就这样把我带上去了。当时指挥台是一个小凳子，我站在凳子上指挥。这次指挥我拿了全上海市小学第二名。这样我就一举成名了，指挥家就定位了，是学校里最好的指挥，会唱国歌，所以有什么文艺活动大家都推选我来做。这时候(1952年)，正好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到上海招生。当时马思聪院长带领全校师生去淮北，也就是我的老家安徽，在淮北工地上有一个孩子，叫朱仁雨，唱得一嗓子好山歌，而且能看到什么唱什么，现场编词，唱的非常棒。马思聪看到就觉得太棒了，这么好的孩子，这么有天赋，于是就直接把他从淮北工地带到了音乐学院。正是因为如此，马思聪决定要招收一些贫苦家庭的孩子。像我当年都没听说过钢琴，没见过小提琴，我连二胡、笛子都没见过，工人子弟小学都是穷人的孩子，平时的音乐课就是唱唱歌，学校里有个风琴，老师在上音乐课时弹教大家唱歌，这就算是我所有的的音乐经历了。当时中央院来招生，因为要招工人子弟的孩子，校长就推荐了我。这件事很有意思，我以为选不上，因为老师没跟我说学音乐，老师也不知道音乐学院在天津，他以为就在北京。老师跟我说：“北京有个学校吃饭不要钱，读书也不要钱，你去火车票都由他们管，你去不去？”我一听天上还有这种馅饼？我说傻子才不去。当时我家吃饭都困难，菜都是从菜市场捡来的菜帮子。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吃姜，到现在都吃，没菜了就米饭伴水再吃姜。所以当时说吃饭不要钱，这个诱惑力太大了，我就说我绝对要去。我一说去，连家里也没通知，任何人都没通知，我的音乐老师马宗浩老师就领着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华东分院报了名（当时考场设在那里）。报完名之后告诉我，明早八点到这来考试。我当时也不紧张，我去只是为了吃饭不要钱。第二天到了之后，没想到乌泱泱一大屋子人。坐好之后，发了我三张纸，听小喇叭广播，播放了五个音，音高不同，让你写，音高相同的画勾，音高不同的画×。一篇各式各样的题，别人答卷时都很紧张，我无所谓，很快就交卷了，录音一放完我就做完了。我很纳闷，这叫什么考试？没过两天发通知了，让我参加复试，我觉得很奇妙，因为我们学校带了3个人去考，他们两个被刷了，只剩我一个人。复试很有意思，一个一个考，就像现在的考试一样。我的考官是黄国栋，是当时的视唱练耳教研室主任，他的耳朵非常好，弹一个音让我唱出来。我一看钢琴，我说它怎么会响，我觉得很奇妙。我说我们学校也有，但是要踩才能发声。他弹一个音我就唱一个，我偷偷看他的打分：9.7，9.8，9.6，9.9，10，我心想我的分数还挺高的。考完这一项后，黄老师说我弹两个音，你唱出来。我说不可能，我就一个嗓子我怎么唱两个音？于是他教我怎么唱，他弹完之后我很顺利的就唱下来了。然后他问三个音行吗，我说怎么越来越难，他弹完之后我也唱下来了。他看看我说，你给我唱个歌行吗？我说绝对不行。他说为什么呢，你们没有音乐课吗？我说有音乐课，但是我的嗓子难听，我们学校合唱队都不要我。他说，你老师最近教你什么歌了？我说《人民的战士人民的兵》，我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始唱，唱了几句黄老师就说停，于是我就浑身发凉，心想怎么都不让我唱完。考完出来之后，老师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给我轰出来了。老师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考官让我唱歌，我嗓子声音那么难听，肯定没戏了。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很意外，我被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录取了。后来学校还很隆重地开会欢送我，老师特别为我写了一首诗——《我是人民音乐家》，让我当着全校同学朗诵，我念出来了。我当时没有什么骄傲不骄傲的，就是想心里踏实了，这回吃饭有着落了。当时心态就是这样的，所以挺没出息的，11年在那么样的苦水里长大的，有个吃饭不要钱的地方，对我来说就是上天了。我的音乐之路就这样打开了序幕。请您介绍一下在您在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和附中学习时的情况？您的老师是谁？同时期学习民族器乐的同学还有哪些人？ 胡老师：我从上海坐车到天津，学校安排我们跟大学在一块。当时少年班的学生，第一年必须学钢琴。那时候教学是苏联的体系，都必须学钢琴。我记得我的老师叫陈文，现在在加拿大，第一节课学弹《东方红》，我特别高兴我能弹出东方红的曲调来。每天上午我们排着队，老师领着我们到琴房练琴，大学把琴房腾出来，我们每人一架琴。到了吃饭时候，老师再把我们领回去吃饭。我第一次回课就是90分，很棒。第二次课教我们弹的是陕北民歌《脚夫调》，我特别喜欢，我心想为什么脚夫那么受苦，因为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有感触，所以我特别有感情地弹了下来。我从学音乐开始，学钢琴挺顺利的，可是我爱打篮球，把手指头搓坏了，这个手指头可以直，这个手指头就是弯的。另外我的手也小，弹八度很困难。对专业的选择，我当时没有什么认识，但我总有我的想法，钢琴特别棒，但我学不来。后来，一年之后开始分专业：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就这三个专业。大提琴有点太大了，我的手够不着，后来就选了小提琴。分到的老师是盛雪老师，是盛中国的父亲，中国第一代的小提琴教授，非常有经验。他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常打我，不是闹着玩，真打。我性格比较野，因为从小没人管我，所以我受不了这种管制，越打我我心里就记仇（有逆反心理）。后来有一次特别逗，小提琴学习演奏会，我去院部的大礼堂演奏，刘诗昆给我伴奏，他是我的哥们，他经常到我们宿舍去，比我高一届，我们关系特别好，每次见面都特别亲切，叮嘱我保重身体。当时因为和严格的老师有逆反心理，我很少练琴，我在台上拉着拉着就把谱子忘记了，就开始瞎编，刘诗昆一听到我瞎拉，他就开始瞎弹。刘诗昆多棒啊，他怎么弹怎么是，我一听到他弹得那么好听，我就跟着他，就跟二重奏似的，跟卡农似的，他弹一句我就和一句。后来，我突然想起来了结束部，又转了回来，就这样结束了演奏。第二天上课，我心想完了，老师非判我死刑不可，我都不敢进去，我怕他打我。我把琴拿在手里，我想你打我，我就把琴扔给你，你一接琴我就跑了。没想到盛老师说：我不打你，真不打你！我就怀疑地看了看，他说：真的，别不信老师，老师那么大岁数了，绝对不打你！我就犹犹豫豫进去了，他说：“你行啊，你不仅是演奏家，还是作曲家。”我也没辙，我也不敢还嘴，因为是自己错了，我在台上瞎拉来着。这就是当时我学习小提琴的趣事。后来开始学习管乐好像时冥冥之中的安排。记得当时学校组织看了一场《舍赫拉查达》的电影，就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写的《一千零一夜》，其中大海的前奏，有一段单簧管的solo，我一下子就迷恋上了，太好听！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学习管乐，小提琴不适合我。很奇怪，我根本不懂怎么选择自己学什么，但是一听到这个我就决定要学管乐。正好这个时候，我的老师，管子演奏家杨元亨先生来北京给毛主席演出，毛主席听了之后非常激动，觉得他吹的很棒，还问了他的年龄，并叮嘱他保重身体。后来跟当时学校的党委书记吕骥说“他吹得那么好，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是太好，要赶紧配学生跟他学，这样的传统艺术不能失传了。”这样回来之后，学校要落实主席的指示，决定从附中找个学生来跟杨元亨先生学管子演奏。正好听说真有个学生不好好学提琴，非要学管乐，叫胡志厚。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转学了管乐。学校做了决定之后，盛雪老师不同意说：很难得碰到初学学生在台上忘谱了，居然有这么好的心理素质，能自己从头到尾编完，听不出痕迹，好像是一首完整的曲子。可是这个时候学校已经出了决定，也是我个人的选择，他也没办法。

插一句，我是在医院里收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的。通知书写：“胡志厚同学，祝贺你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但是我在病房里没有去考试，所以也不算保送，也不知道是什么。我没有参加过入学考试，就进入了大学。回来后我就找到附中老师，问我是否需要补考，老师说不用补考，直接去教务处领取毕业证书吧。领到成绩单后，发现全部都是5分，当时学习苏联5分制，5分就是满分、优秀，我说我没有考试怎么是5分？老师们说都知道你平时表现，都很了解你，你平时的测验都是5分，你病刚刚好就没必要再为难你了。当时是学校自主招生，不是现在这样的国家统一招生。我其实很怀疑现在这种考试方式，觉得现在比较残酷，太折磨年轻的学生了，我希望招生渠道多一些来招收人才。这是国家体制问题，不是我个人能够说明的，但我觉得太残酷了。我很有幸这辈子没怎么参加考试，考少年班、考大学都没怎么费力。当时同班同学的情谊非常深厚，大家感觉都非常亲，感觉真的不一样。我就是这样进入了大学。进入大学之后，具有了独立性、自主性。我们当时民乐系招了7、8个学生，不像现在这么大规模。附中直升的只有我一个，其他同学有彭世端（扬琴，中国院教师，退休），林志良（从天津考上来的）。我和林志良非常要好，从阴历来说，我是5月15日生人，他是5月16日生人。当时生活很简单，我们两人馋了就去过生日，吃一碗龙泉胡同2毛钱一碗的朝鲜冷面就非常满足了。当时大家都一起吃食堂，大学生活很简单，但也很有乐趣。一到过阳历新年的时候，学生会搞活动，演节目，当时的小礼堂当时在新一楼，当时重要的演出都在那里。新年活动在小礼堂里，很多活动，我就记得当时刘诗昆他们四个大男人穿着小短裙演四小天鹅，非常逗乐。我作为组织者之一，有猜谜语的、打麻将的、还有打枪的等各种活动，当时全校学生都在，大家非常有凝聚力。当时生活很简单，但是凝聚力很强，所以大家都在那里玩。输赢也很简单，奖品都是几块糖或者很小的东西等。我记得我当时是到王府井去买糖作为礼品，很隆重的。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饿肚子，学校停止了一切运动项目、户外活动，早操都停止了，尽量保护大家度过难关。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怨言，只有饿的感觉，没有别的复杂的想法，而且都感觉学校领导与我们一样。我记得非常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当时吃饭都是站着吃的，没有凳子，8人一桌，忽然赵沨院长带着党委和院领导来到食堂慰问大家。当时的党委委员黄德强（女）老干部，从门口一进来直奔我身后，我没发现她。我当时穿着棉袄，她掀起我的棉袄，把手伸进去后，我棉袄里面就一个背心，她一把抓住我问：孩子你就这样过冬啊？你冷不冷啊？我说不冷，她说怎么会不冷呢，我说我不在户外，我都在琴房里、教室里、宿舍里，都不冷。她点点头，就告诉我要保护好自己。第二天上午，系里通知我到会计科领20元钱，领10尺布料，党委让我买一身绒衣绒裤。我就去买了，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穿上绒衣绒裤。当时的院领导，院长赵沨与大家的关系、教育都非常人性化，非常贴心，人情味很浓。当时环境比较恶劣，同学都很单纯，物质利益的诱惑对我们，至少对我而言不强。当时只有吃饱了饭赶快学习，免得待会饿了这样简单的想法。当时三年困难时期，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学校没有发生任何恶性事件，造成不良影响的事件。唯一一次，是当时学校五号楼旁的城墙着火了，后面是太平湖，现在没有了。当时城墙洞里藏了很多化学药品，当时全校同学都翻墙出去救火。当时是很危险的事情，一旦爆炸可能学校80%的学生都会死在那里，因为化学药品爆炸是后果不堪设想的事情。但是当时学生都置之度外，没有往后退缩的，把药品一桶一桶、一瓶一瓶的从洞里抢救出来。是非常惊动的一件事，后来周总理还特别到学校来，到现场视察。当时不用做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全院学生都自发去做的。刘诗昆用大衣包了土抱着就冲进去灭火，这种动人的事情很多。后来全院很多学生都中毒了，一片一片倒下来了。当时学校东门的小汽车排到了闹市口，都是各个单位的车，全部排着队准备送学生去医院。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把各大医院都占满了。我的身体确实很好，还没有中毒，就把大家有毒的衣服全都收起来，衣服上有放射物，我把这些东西都锁到一个屋子里，等洗衣店来人拉走。当时用不着党委组织，都是学生自觉自发去做。最后我也倒下了，住在学校自己开的病房，当时梅兰芳等人都来学校慰问。我记得梅兰芳还到我病床前慰问，问我多大岁数，非常亲切地慰问大家。当然我很快就好了，后来同学出院，都披红带绿带着大红花出来，学校派人去接回来，我也帮着学校去接同学。所以通过救火事件，反映出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素质非常高，本质非常好，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当时这个集体是这样的情况，不是分散的，凝聚力非常好。赵沨院长真的非常了不起，让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自觉自愿、奋不顾身地抢救国家财产，所以赵沨院长在学校的管理上、推动学校教学上、思想方面都非常优秀。我特别想说的是，不能忘记赵沨院长对民乐系的特殊关怀。很多人说赵沨院长很洋派，每天叼着烟袋锅，风度翩翩，潇洒自如，外套永远不会系上扣子。他对民族音乐、民间音乐谈了非常多的建议，但是我们并没有落实。他之前设想，在中央音乐学院建立民族音乐部，把演奏、作曲、理论、研究结合在一起，认真地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可惜各方意见差距太远，一直都没有落实下来。第二，他要求学生一专多能，不能像钢琴、小提琴这样，学生学习的方法不能跟这些西洋乐器一样，应该把我们一专多能的本事继承下去，如阿炳会多少东西，很多优秀的民间音乐大师都是一专多能，能够演奏多种乐器。一专多能就是相当于把地基打宽，赵沨院长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但是我们学校一直都无法实现，现在就与他的这个设想越来越远。赵沨院长对民乐的重视我本人有很深刻的体会，很简单，因为我大学时没有老师了。赵沨院长指示，让我寒暑假到外面去学，他把我放到山东去，20天我跟魏永堂学唢呐，一天的练琴时间不会少于10个小时，回来以后我就可以独奏了。他又让我去学潮州音乐，我回来也直接上台演奏，汇报演出时的两首曲目《粉蝶采花》和《抛网捕鱼》，这两首都是获得金质奖章的曲子，是潮州音乐重要的代表性曲目。他一方面是把我放出去，另一方面是亲自把我带出去。赵沨院长老家是开封市，姐姐是开封市曲艺协会的主席，所以他对传统音乐、对中国音乐是有感情的，跟他家里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我记得，我们两个晚上坐火车去开封，他坐软卧，我坐硬卧。半夜到达后坐三轮回家。去了之后，带我去听豫东地区调研的吹管乐民间艺术家汇演，告诉我你都要记住谁是谁，不要忘记他们。等我回来之后，赵沨叫我把他们带到北京来、带到学校来演出，让我给他们排练。于是我又去了开封排练了一星期，后来带他们来了大礼堂（现在的王府音乐厅）演出。当时赵沨院长，在60年代，能把这样土得掉渣的民间艺人请到学校来演出，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层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得非常长远。他对民间音乐认识非常深刻，他是有感情地去做这些事情。后来洛阳第一届牡丹花会他准备带我去演出，问我准备吹什么曲子，我说我要吹《大起板》，他说我不记得你吹过这首曲子啊。当时他非常了解我的演出曲目，因为我一周两到三场演出他经常听。他就问我是哪里曲子，怎么没听过，我就说是河南的曲子，我说上次我去河南开封，学会了闷子的曲子《大起板》，这次就改编演奏。闷子是竹管乐器，不像管子、唢呐、笛子，上面的长哨片类似唢呐哨片，声音有些沙哑，类似人声，非常有味道。他们当时在排练时，每天早上8-10点就排练这首曲子，我就在听，学习所有的技法、动作和节奏等。整整一个礼拜，我每天都在跟艺人学习，所以真的要放下架子拜师父。当时跟他们同吃同住，我们之间的感情没有隔阂。我之前也学过河南豫剧《银环下山》，后来豫剧团来了，我把板胡老师请过来。因为我有两个学生是从南阳招来的，一个拉板胡，一个吹笙。每天晚上9点之后，我与他们一起吹，我让他们带我，把我的感情带出来。后来豫剧团来了，给我评价说：“你的气口也对，谱子也对，感觉也很棒，音色也很好，只有一条，是河北人学河南话。”所以我知道了这种学法是不行的，从艺术到艺术是不行的，一定要从生活到艺术才可以，首先要熟悉人，活生生的人，从他这个人到我这个人，我从他们心理掏东西到我心里来，要了解他的心理与感情，只有你的感情跟他的感情交融了，这样才行。到了河南洛阳之后，我跟他们就说了这件事，说我是河北人说河南话，我今天吹给你们听，你们听一下有没有从河北到了河南？我就在开幕式上吹了《大起板》。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是河南人说河南话，比我们说得美。不是恭维，有鼓励我的意味在其中，但至少我是脚踏实地跟人学习。学习民间音乐的过程，学问非常大。您在后来的教学和演奏实践中特别重视采风工作，先后挖掘整理了《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和《山西恒山笙管乐》这些古老的传统音乐，能否给我们讲讲您的采风经历？这些采风经历对您的演奏和教学有哪些影响？您在采风后对对这些传统音乐有些怎样的感受和认识？胡老师：这两部音乐，我都录成了唱片，产生了世界级的影响力，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跟智化寺学习，我下了三年功夫，我带了全体教研室的老师，每周四下午2点在广化寺大殿里集合，必须开始调音，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都要2点之前到，2点准时开始。老师们都知道胡老师说话不是闹着玩的，大家无论有什么事情都咬着牙去坚持。教我们的是智化寺的绪真师父，他是残疾人，小时候被寺院收养，智化寺让他学音乐，他耳朵很棒。我第一天做了案头工作，一个套曲48分钟，相当于一部交响乐。去了之后，我要求所有老师都要带笔，记录下每一个老师的指法、力度等细节变化。师父吹完之后，我说让老师们演奏一遍，给师父吹一遍，吹完之后，师父没说一句话，我就说再来吧。第二次我去，我提前去了半个小时，我把他扶过来，他说了句话吓我一跳，他说“胡老师，上次你们来我哭了一夜。”我心理咯噔一下，马上跟师父道歉，我说：徐师父，我们是门外人，很多礼节、该怎么说话都不懂，您就当收我一个徒弟，该怎么说我怎么说。他说“胡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哭吗？我一辈子都给了智化寺了，我就守着智化寺这些东西，多少人想要学，但没有学到精髓就走了，都没学成，我这辈子遇到第一个又想学、又能学的人终于来了，我这辈子算是有了交代了。”他是把他的艺术当成命来守着，我们将音乐作为产品，作为票房价值，而他们是当命守着，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他是将音乐与他的命运合在了一起。后来我们学到一定程度了，京城有一件很惊动的事情。班禅大师，当时的佛教会会长赵朴初，北京所有佛教寺院的住持，音协的主席副主席，全部都集中到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听我们演奏了一场，中央新闻纪录片制片厂全程拍摄成电影，那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佛教会会长赵朴初讲话，说“你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一件大事。”当时出来之后班禅就邀请我去西藏，整理藏传佛教的音乐。我说我智化寺还有几首曲目没学完，等我学完了就去西藏。后来赵沨院长问我班禅说什么了？我复述完之后，他一巴掌拍我脑门说“你傻啊，当场就应该答应，你马上答应他马上告诉秘书，这事儿就成了！现在一等就不一定能实现了，班禅他每天要处理多少事情，他能记得你吗？不可能的事。”赵沨对传统音乐的理解真是非常深刻，必须跟人接上。后来智化寺要出国演出，不可能那么多人都去。因为绪真师父是残疾人，考虑到要跑那么多国家，走那么长时间，怕他出问题，于是让我去坐他的位置，演奏头管，相当于乐队首席。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说不可能，徐师父往那一坐就是智化寺，我怎么可能坐到他的位置，我是音乐学院的，我只是一个学生，只是一个徒弟。领导说已经决定，但我心中非常惶恐，不知道怎么面对师父，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开会时，宣布名单前，师父讲话说：“这次出国演出很重要，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带到国际上，我去不了，希望让胡老师代我出国，他能代表智化寺，他能代表我。”当时出国很不得了，巴黎、瑞士、柏林都是大家向往的地方，谁不想出去见识异国风情，不都有在国际舞台上演奏的愿望嘛！可是你看他，一个普普通通的残疾人，他应该去啊。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真的太感动了。跟民间艺人学习，学的就是这种精神和品质，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他宁可被饿死也要把徒弟教会。我们要说伟大，这不就是伟大吗？所以学习民间音乐，是要深入生活，深入学习传统音乐，而不是我们高人一等，不是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就可以了。要发展民族音乐，继承传统音乐，我们的这颗心最重要。现在我们党习近平主席抓住一句话 “不忘初心”，说穿了为人民服务，就是为老百姓的心服务。这是我们老祖宗的话，是庄子的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也是现在党的重要口号。所以学习传统音乐、继承传统音乐，我们不能忘记初心。现在不存在技术问题，可以录像、拍照、记谱，而是要继承、体会、感受老百姓的思想和感情、老百姓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再谈谈教学，您在教学方面成果非常丰硕，培养出了大量的管乐演奏人才，建立了管乐的教学体系，能给我们谈谈您的执教感受和经验吗？ 在您的教学生涯中一共带了多少届学生？这些学生毕业之后的流向？ 胡老师：因为管子比较冷门，学的人也比较少，生源不如二胡、笛子、琵琶专业的多，农村的孩子比较多。所以出人才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毕竟与现代的文化和思维离得比较远，基础比较差。张家磊，现在在中央民族乐团。确实很不错，是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教的。他是怀柔人，孩子很用功，每周坐长途车来上课，后来考上了附中，又上了大学，去了民族乐团。他现在非常忙，但是很好，有什么风吹草动、思想上有什么问题、痛苦，赶快给我打电话。经常过来找我，跟我吃饭、喝酒聊一聊。民族乐团一共有三个吹管子的，都是我的学生，郭向，包键，现在在美国吹得很不错，在北美自己办了一个民族乐团。老学生有胡晓东，在日本或去新加坡了。现在新加坡有我两个学生，靳世义和现在刚去的张硕，去了之后就是那边民乐团的独奏演员。他们的唢呐声部必须吹管子，六只唢呐一起吹管子，他们是想要加强管乐声部，所以他们去了就是以独奏演员身份来演出。还有学生梁越，去河南歌舞团的，因为他老家在河南，也不错，那次告诉我全团考视谱考了第一，乐团反映也挺好，孩子人也挺好。管子这个乐器需要重新认识，现在主要都拿它当色彩性乐器，乐器本身确实有不足的一面，没有全音音阶，完全依靠自己控制。所以说演奏上的困难太大，入门太难，吹管子是一件苦差事，不像吹笛子。民间有句话，“千日管子半日笙，吹个笛子起五更”，形容笛子和笙很容易入门学习，笛子拿起来一会就能吹出声，吹《我是一个兵》用不了一个礼拜就大概能吹下来了。笙也是把位熟悉了、音调准了就行了，管子就不行了，功夫太深了，控制很难。我认为管子是中国管乐中思想性最强的，表达思想的能力也最强，如唐诗中说“不知何处吹芦管，半夜征人尽望乡”。可以引发征人的思绪，一夜都睡不着。从隋唐时期开始，八部伎、九部伎、十部伎等等，歌舞伎音乐中都有管子，当时的筚篥，叫头管。黄翔鹏先生有表述，他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头管类似于现在交响乐中的第一小提琴，演奏头管相当于现在乐队的首席。现在日本的雅乐中，依然保留着这个编制。所以管乐如何发展，需要一代一代人不断继承、发扬下去。我想它的前程是了不起的，不同于钢琴，不同于笛子，不同于琵琶，他应该有自己要走的路，当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包括需要作曲家、理论家来为管子进行更多的设计和思考，出作品、出人才，这是很重要的使命。今年过春节时我跟日本的雅乐团同台演出，最后在庆祝会上，我在台上讲了一句话，“天下吹管子的是一家。你们吹筚篥，我吹管子，咱们都为音乐事业努力。我的感触是音乐无国界，人的思想感情结合在一起，善良的东西会有共鸣。”这让日本人很有感触，一定要与我合照。作为一个演奏家，您认为在舞台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您的演奏美学原则是什么？ 您还创作、改编了很多作品，能谈谈您的感受吗？胡老师：我演出活动很多，演奏的精髓是在不断地演出中逐渐体会出来的。讲几次演出的经历吧！有一次去首钢演出，我吹了五个曲子了，观众还在喊。我在一号高炉干过活，是正经八百的钢铁工人，我在那创作了《炉台的春天》。所以当我吹完五个曲子了，当时就有人喊“别让他吹了，让其他的人都演完，再让他重新吹。”当时学校的负责人与工会人员联系，在现场开了座谈会，问“为什么钢厂工人喜欢管子演奏？”他们回答“觉得他吹的就是在与我们说话一样，就非常喜欢他。”这是我的一个经历。另一个经历，我在房山县，在山谷里搭了一个舞台，四处都是喇叭，山谷里有多少万人在听，很隆重。我就站在高台上，一个曲子接一个曲子吹。吹完之后说今晚不回去了，住在工地的工棚中，当时我快被五马分尸了，因为所有人都拉扯着我要我住在他们工棚中，给我的感觉就像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回家，不似亲人胜似亲人，用音乐来连接。因为我的音乐是从自己心里流畅出来的，流淌到他们心里。这样的演出，才是真正的心连心。1986年在法国演出，在埃菲尔铁塔旁边，有国家图书馆博物馆和国家音乐厅两大建筑，我在里面演出。当时我吹了《高山流水》和《返魂香》，是师父教我的道教传统音乐，当时没有任何伴奏，二胡、琵琶、管子，就三个人各自演各自的。后来演出完毕我就去了后台，随后翻译进来请我出去，说很多观众都在等我。有一个法国画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您在舞台上演奏，就一个人没有伴奏，就这么一个形制非常简单的乐器，单一旋律进行的乐器，可你在舞台上我们都要跟着你的呼吸来呼吸，我们舍不得每一个音，我想问你的演奏艺术的美学原则是什么？”这不是简单的问题，问到了美学原则。当时很多人围着，给我翻译的是文化部对外司司长，邵纪元，他学的是法语，所以这次请他来。除了他还有当地的留学生翻译，口语非常棒的，三个翻译等着我说长篇大论，因为这么大的问题，这么隆重的场合，这么多人，要讲清这么大的问题很难。我回答“对我个人而言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我在舞台上就是谈心，把我心中想说的话通过我的音乐、我的演奏传达给观众。我不希望你们关注到我的技术层面多高，控制能力多好，那是我演奏的失败。而是希望谈心，把我心里话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原则。”法国人一下子眼睛亮了说“我懂了，这是中国的哲学、东方的哲学。”我说“可以说是东方是哲学，也可以说是东方的智慧，艺术不就是表达内心嘛，我就想表达我的内心。”还有一次我在台湾演奏《江河水》，也是被人围起来。他们说“胡先生你把我们台湾人的心都吹碎了。”我说“谢谢你，我们是一家人，我的心跟你的心是一样的。”美国报纸评价我：他演奏的每个音似乎都是在跟观众说话。这条评价说到我的心里去了，我的音乐是在表达我的感情。我在哈佛大学讲，我用5000年积累下来，老祖宗告诉我的话，来与大家交流，所以我为什么在舞台上有信心、神情自若、沉醉其中，就是因为这个。我没有更多想法，就想通过一场演出与在场人谈谈心，聊聊天，这就是我的最大愿望了。更早的时候我演奏，最大的要求就是观众给我鼓掌。一口气吹一个音，给我鼓三次掌，我才继续往下面吹。可我有一个习惯，当时很自负，很欣赏自己，在台上很有激情。当时理论系蓝玉崧先生，我很崇敬他的才学，每年我在学校礼堂演出都要请他来听，我其实是希望他来骂我。因为我没有老师批评我，同龄人也不会来说我，连赵沨院长也不会说我，所以我就请他来。演完之后，他说了我四个字：过于朴素。当时我真接受不了，因为我觉得没有比朴素更真、更美的了，朴素是最大的美，原话是庄子讲的一句话，我记不清了。为什么我朴素了反倒被不屑一顾。蓝玉崧也没解释更多，就甩给我四个字扭头就走。我当时真的想不通，后来慢慢的我就明白了，可能就在于“过于”两个字了，朴素传达出来的是艺术的美，是最自然的美，而“过于”就完了。从理论上，他敲了我一棒。

1962年与苏联关系破裂时，学校邀请了一位大提琴家来学校演出。使馆控制很严格，只能住在使馆，演出前才开车到学校门口，第一份节目单给报幕人员，是当时学校中的俄语翻译。他一看节目单，发现完全变了，之前使馆给的节目单全部都是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而给他的节目单都是欧洲古典作品，是巴赫、贝多芬等等。我听了这场演出之后，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对艺术、对音乐的解释，发自内心的感觉，让我大为触动。音乐会一结束，掌声如雷要求再演，我立即冲到琴房，写下了一篇日记：这场音乐会让我好像开始懂得音乐了。我意识到原来我根本不懂音乐，以前只懂得掌声，只知道观众给我较好，现在打动了我，我懂音乐了。管子能不能更深层次地表达人的感情，而不是仅仅在一种风俗性的状态，而是生命性的状态，管子能不能找到？我一下子就开始懂得音乐了，音乐的教育是要自我教育。我要追求的不是表面的、风俗性、风格性的，我是要追求生活性的、生命性的东西。第二天，我就开始吹《二泉映月》，我不是为了要上舞台才吹，而是我为了改变我的思维，追求新的音色、新的表达方式，向感情和内心的深处走。正在这个时候，学校的方承国先生开班讲古代汉语课，我一听就是十年。方老师现在还健在，可以作为我的证明人。我每次上课都坐在第一排的最中间，我的笔记写得最详尽。方老师每次上课前，要看我的笔记来知道讲到哪里，他每次说要紧的话就写到黑板上，每次我都给他擦黑板。他是我的朋友和老乡，但在这个层面是我尊敬的师长。《诗经》《宋词》我听了三次，另外他还讲了各种各样的专题，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题他什么都讲，丝绸、文房四宝、婚丧嫁娶等等。通过他讲我听课，我不说我懂得了什么，也不说我得到了什么，而是养成了一个习惯：看书。我看书要做读书笔记，所以我看书看的很慢，比如看《论语》需要三个月，《逍遥游》更慢。我问过方老师我应该从哪本书开始看，他说你读50本之后，你就知道自己该读什么了。我记住了他的话，从哪里读不重要，要先读50本。慢慢的我从经典著作出发，文论、画论等等都去接触，在这个过程中我潜移默化，意识到管乐的发展，想达到思想、生命的高度，就必须要有生活，与最底层的人有感情，同时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大的背景下考虑演奏和发展方向。后来我还转向了古琴音乐去演奏，去创作。《胡笳》是我演奏最多的乐曲，《阳关三叠》《离骚》《塞上曲》《雁落沙滩》《醉翁操》等一大批曲目就出来了。这些曲目非常好，我用古琴曲写东西也很有意思。有一次“笛管有情”音乐会与上海的古琴演奏家龚一交流，他说“胡老师你吹的全部古琴曲，我全部都有录音资料，你可以把古琴所有的作品都吹了，你需要什么资料我提供给你什么资料，因为你吹的很多东西，补充了古琴的感觉，你是从另一个角度挖掘了古琴音乐。”这个对我是一个启发。还有吴文光先生，他原本最讨厌别人改古琴曲，后来听过我的《塞上曲》等，跟我说能不能多写点，再大胆一些发挥，这对我而言也是一种认可。这都是传统艺术、中国文化给我的灵感，很难讲出原则，这是一种感觉。为什么弹古琴的被称为“古琴人“呢？因为他们把自己人文化了。台湾学者林谷芳，他在大陆很著名，他跟我说“胡志厚是把传统的、民间的管子音乐，赋予了人的文化。”所以在“笛管有情”演出时候，他选中了我的《胡笳十八拍》。从此，我对管子的认识就开始了。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而且在舞台上得到了验证。比如我在德国演奏《雁落沙滩》，评论说这是一首完美的小提琴协奏曲。我其实就用管子这件单音乐器在那吹，怎么会听出了小提琴协奏曲的感觉呢。我们知道《雁落沙滩》，在传统文化中对雁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且这是我老师留下的曲子，我觉得这辈子没白活，把管子音乐从民间提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下面的路还有很远，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一代一代做吧，希望年轻人能走得更稳、更扎实，让大众更能接受，不要向又奇又怪的方向走，那是一条死路。我不是实用主义者，但是我认为音乐从人心中来，也要到人心中去。如果不从你个人心中来，到不了别人心中去，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再说一件事情，1962年我在四季青公社玉泉大队小屯五队呆了半个月，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干农活。我跟队里的跟马志文关系很好，他晚上都住在队部里，24小时看着粮食种子，这样的一个人，我非常敬佩他。早上五点钟喇叭一响，大家就干活去了。他指挥全队，我就一直在干活。大家都能认可我，因为我确实卖力气。而我跟他干活很受罪，因为他往地头一蹲，指挥我哪里高了哪里需要填土，一句话能累死我。十一月刮着西北风，我光着膀子干活，卖的就是力气，但我特别舒服。记得有一次，要把粪砸开扬到地里，我没穿上衣只穿了裤子，西北风吹在身上像刀子，但我干活干得很痛快。赶车的也是我朋友李文明，他来了一嗓子河北梆子，那种我干农活的场景下，我听到一下子醉了，这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一种享受。所以我跟农民3分钟都不需要，就可以称兄道弟了。我记得去门头沟招生，找不到路了，碰到放驴的大爷问路，我们很快都能混熟，家里细节都聊得一清二楚。所以我当时回到学校后，每月两次周六下午要到骑车到村里去，早晨五点钟起床下地干活。这样的经历让我很了解农民的生活和情感，跟他们特别亲切。对民族音乐这份感情，我能把握自己，我经历丰富，这不是笔头上，也不是嘴上说，而是我对最基层的生活体会得非常深。在加上1964年，我去长安县，6个月我都住在饲养院里，跟张怀义饲养员白天干活，晚上喂骡子、马等牲口，当时衣服里到处都是跳蚤。最后分别的时候，张怀义站在村头，我穿过柳林，最后回头看到他人都变成一个小点，我回头招手他还在。当时吃得苦太多了，我半年没吃过米饭、馒头、白菜，吃的都是麸子、野菜，我们是在这里过日子了。当时见面不问你吃了吗，而是你喝了吗？过得是最凄惨的生活，可能解放前都不是这样的。这份感情绝对不是从课堂上能得到的。人是感情动物，就是需要有这份真情。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和感情，我再去演奏、表达音乐，就能表达感情。到台湾演出，录音师说你的演奏音乐跟任何人都不一样，你的音乐张力、强弱、优美性都融合到一起了，看起来朴实，但是赋予了很多内心深处的东西。所以说我要求自己表达生命的东西。台湾上次管乐节请我演出，团长说最后一个压轴曲目安排我吹《江河水》，果然演出完毕后反响巨大。一曲《江河水》吹得催人泪下。我有一次跟学校排练《江河水》，他们演得像《小寡妇上坟》，演奏得太过刺激，演不出凄美、悲伤的感觉。什么是“悲剧”？是把最美的东西当众撕毁，这样才动人心，震撼人心。我曾经在香港城市大学做了三场报告，告诉他们到大陆去看什么，第一要看历史，不是看超市、高楼大厦、五星饭店，地下的到陕西去看，地上的到山西去看。第二建议花三天时间到山沟沟里去，到最偏僻的东西，跟着老农民一起生活三天，吃点他们的饭，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你们将得到这辈子最难得到的东西：懂得什么是善良。这份感情太真实、太美好了，无论是搞文化的、搞艺术的，怎么能让我们的教学慢慢接近这个。我不是说就要这么去做，因为现在没办法做了，大家都往城市跑了。但是贴近生活，走进人心，是我们今天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是我自己的创作有两大来源，一个是源自生活，我的基础和基地在小屯五队；另一个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要大范围看，视野要广阔，不要局限，这样你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独特思维。最后请您给现在任教的老师们一些执教赠言。胡老师：都在讲树德，我要说多讲点良心。人民币可爱，人更可爱，人心更美好。不是说不要人民币，人民币可以要，但是要取之有道。现在很多取之无道，甚至非法的。比如现在招生越招越严格，难免背面做功课。我曾公开说过我们的招生考试，打分不是老师的打分水平低，而是水分太多了。什么原因？是钱闹的。所以教学要讲良心，你学的时候想要什么，那你现在就要怎么对待学生。俞峰院长说课比天大，我觉得是心比天大，所以要讲良心，认认真真教学。水平低、经验不足可以不断修正自己，但是把心放上去，这是最重要的。用心去教，凭着良心去教，你才可能教出好的学生来。 采访人:智凯聪 文字记录：毕乙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