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姨（四）

米瑞蓉

　　青年路34号，曾经的成都市九三学社旧址，现在是我们的新家。邻居们都很和善，曾姨很快和院子里的女人们搞得火热，大家都羡慕我遇到了一个好阿姨。

小院前院有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小天井，天井旁边有一个小厨房，这是院子里所有人家共用的厨房，我们搬进来了，没有人嫌弃我们，马上在本来就很拥挤的厨房里给我们腾出位置，放下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切菜，放个佐料瓶什么的则和大家共用一个台子，当然免不了大家有时拿错瓶子，曾姨精得很，每天做完饭一定会把装菜油的瓶子收回家里，那年代菜油金贵得很，一家人一个月半斤一斤的凭票供应。洗菜的水龙头则在天井里，就在我们小屋的窗台下，每天早上不用人喊你起床，因为窗外大家轮流洗漱的吵闹声就足以呼唤你起床。

到了晚上，大人们下班了，学生们放学了，女人们也匆匆做好的饭菜，邻居们都端着碗来到院子里，天井便成了大家聚会的地方，天南地北的啥都聊起。孩子们最爱听的就是最诡异惊悚的“一双绣花鞋”，大人们则喜欢聊起那些年亲眼看到武斗又打死死了多少人；那年串联去了韶山冲，喝过毛主席祖宅门前的那塘池水......

当然曾姨也是小院最受欢迎的一个，因为她是见过“世面”的人，大家都想听她讲讲那些领导身边的故事，那皇城、明远楼；那小楼里卫生间的抽水马桶；那蓝色的伏尔加汽车......

　　我们家隔壁住着一位胖阿姨，她是华西医院的护士，没人的时候她悄悄地告诉我：你妈妈是好人，其实我们大家都喜欢她，她是老革命，但一点架子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了反革命？

我迫不及待地问她：你看到我妈妈了吗？

她说：没有，我们在医院，听说你妈妈是关在学院教学楼的地下室。

母亲关在地下室我早就知道，因为学校里太多的老师教学楼，每一栋都差不多的样子，母亲关在哪一栋我却不知道。每次我送东西只能送到原来母亲上班的学院办公楼那里。每次送去东西有人专门检查，看看有没有夹带什么字条或是其他什么。那些小将们厉害得很，不管你送什么都要呵斥你，让你觉得你就是反革命的孩子。

记得在武斗最疯狂的那段时候。一天，我从大学路华西大学的侧门进入学校，走到办公楼要路过一段长满植物和松柏的道路，路上没有一个人，远处不时传来一声声枪响，枪声响过，校园里安静地瘆人。“碰、碰.....”几声枪响，打在我旁边的松柏树上，我知道这是后面学校图书馆里打出的枪子，不会是真的打我，那是小将们在试自己的枪法。空旷地带无法躲藏，我本能的靠着路边的绿化带快步行走。尽管那时候我不过十三、四岁，但好像没有的害怕，也许不是没有害怕，应该是无处可藏。

　　有一次给母亲送东西，离开那栋建筑时，一个大姐姐悄悄地告诉我：你妈妈每天要在钟楼那边的公共厕所打扫卫生，你去看能不能见到她。我装作上厕所去到那里，真的遇到了好久没见到的母亲，她的下巴还贴着纱布，那是在前不久的一次学校的批斗大会上，因为胸前挂的牌子太重，母亲晕倒从高凳上摔下来时受的伤。也许是太过血腥，好多学生改变了，她们给母亲缝了针包扎了伤口。

母亲手里拿着扫帚，满脸疲惫地责怪我，我知道母亲是不愿意让我见到她此时的模样，我又何尝不是！没有见到母亲心里多少还有些美好的期许，想着母亲不过离开我一段时间而已。这样的见面方式对彼此都是伤害，而伤害我们的那种强大的力量又是我们不可改变的现实。我不知道是怎么离开的，满脑子浑浑噩噩，就想忘记，忘记这次见面，我的脑子里还是母亲平时神采奕奕的样子。

回到小院，曾姨看着我满脸愁苦，她悄悄问我：今天送东西不顺？我摇摇头：没有，就是等了太长时间，还被人家教育了一顿。

我不想说，不想说出和母亲在什么样的地方见面，不想说出好久不见的妈妈是什么样！曾姨相信了，她反倒安慰我：东西送到了就好了，等就等吧，现在不能得罪人家的。

孩子就是孩子，总是想见到自己的父母，哪怕每次都是惨烈的现实。有一次在街上看到贴着的告示将在人民公园召开批斗父亲的大会。我还是去了，我想看看，看看好久没有见到的父亲，远远地，远远地站在人群的最后面，垫着脚，带着我的小眼镜盯着台上的父亲，其实能看清的只是头上高高的帽子，胸前大大的牌子......

　　我开始变了，变得叛逆，不想和陌生人说话；变得喜怒无常，时常想学着男孩子一样骂人，但不管怎么变，我知道自己始终是弱者，随时可以被碾灭的小人物。

这些事也压在我的心里很多年很多年了，其实不愿讲出来。就是后来父母都回来了，一家人又花好月圆，国家又莺歌燕舞，但心底的刺却永远的扎在那里，也许就是少女时代的一点点尊严，掉下了，被碾碎，后来我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来黏补，看似又黏上了，其实它并不完整，因为那刺已经扎入心底最深的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