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路34号,曾经的成都市九三学社旧址,现在是我们的新家。邻居们都很和善,曾姨很快和院子里的女人们搞得火热,大家都羡慕我遇到了一个好阿姨。

小院前院有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小天井,天井旁边有一个小厨房,这是院子里所有人家共用的厨房,我们搬进来了,没有人嫌弃我们,马上在本来就很拥挤的厨房里给我们腾出位置,放下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切菜,放个佐料瓶什么的则和大家共用一个台子,当然免不了大家有时拿错瓶子,曾姨精得很,每天做完饭一定会把装菜油的瓶子收回家里,那年代菜油金贵得很,一家人一个月半斤一斤的凭票供应。洗菜的水龙头则在天井里,就在我们小屋的窗台下,每天早上不用人喊你起床,因为窗外大家轮流洗漱的吵闹声就足以呼唤你起床。

到了晚上,大人们下班了,学生们放学了,女人们也匆匆做好的饭菜,邻居们都端着碗来到院子里,天井便成了大家聚会的地方,天南地北的啥都聊起。孩子们最爱听的就是最诡异惊悚的“一双绣花鞋”,大人们则喜欢聊起那些年亲眼看到武斗又打死死了多少人;那年串联去了韶山冲,喝过毛主席祖宅门前的那塘池水......

当然曾姨也是小院最受欢迎的一个,因为她是见过“世面”的人,大家都想听她讲讲那些领导身边的故事,那皇城、明远楼;那小楼里卫生间的抽水马桶;那蓝色的伏尔加汽车......

  我们家隔壁住着一位胖阿姨,她是华西医院的护士,没人的时候她悄悄地告诉我:你妈妈是好人,其实我们大家都喜欢她,她是老革命,但一点架子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了反革命?

我迫不及待地问她:你看到我妈妈了吗?

她说:没有,我们在医院,听说你妈妈是关在学院教学楼的地下室。

母亲关在地下室我早就知道,因为学校里太多的老师教学楼,每一栋都差不多的样子,母亲关在哪一栋我却不知道。每次我送东西只能送到原来母亲上班的学院办公楼那里。每次送去东西有人专门检查,看看有没有夹带什么字条或是其他什么。那些小将们厉害得很,不管你送什么都要呵斥你,让你觉得你就是反革命的孩子。

记得在武斗最疯狂的那段时候。一天,我从大学路华西大学的侧门进入学校,走到办公楼要路过一段长满植物和松柏的道路,路上没有一个人,远处不时传来一声声枪响,枪声响过,校园里安静地瘆人。“碰、碰.....”几声枪响,打在我旁边的松柏树上,我知道这是后面学校图书馆里打出的枪子,不会是真的打我,那是小将们在试自己的枪法。空旷地带无法躲藏,我本能的靠着路边的绿化带快步行走。尽管那时候我不过十三、四岁,但好像没有的害怕,也许不是没有害怕,应该是无处可藏。

  有一次给母亲送东西,离开那栋建筑时,一个大姐姐悄悄地告诉我:你妈妈每天要在钟楼那边的公共厕所打扫卫生,你去看能不能见到她。我装作上厕所去到那里,真的遇到了好久没见到的母亲,她的下巴还贴着纱布,那是在前不久的一次学校的批斗大会上,因为胸前挂的牌子太重,母亲晕倒从高凳上摔下来时受的伤。也许是太过血腥,好多学生改变了,她们给母亲缝了针包扎了伤口。

母亲手里拿着扫帚,满脸疲惫地责怪我,我知道母亲是不愿意让我见到她此时的模样,我又何尝不是!没有见到母亲心里多少还有些美好的期许,想着母亲不过离开我一段时间而已。这样的见面方式对彼此都是伤害,而伤害我们的那种强大的力量又是我们不可改变的现实。我不知道是怎么离开的,满脑子浑浑噩噩,就想忘记,忘记这次见面,我的脑子里还是母亲平时神采奕奕的样子。

回到小院,曾姨看着我满脸愁苦,她悄悄问我:今天送东西不顺?我摇摇头:没有,就是等了太长时间,还被人家教育了一顿。

我不想说,不想说出和母亲在什么样的地方见面,不想说出好久不见的妈妈是什么样!曾姨相信了,她反倒安慰我:东西送到了就好了,等就等吧,现在不能得罪人家的。

孩子就是孩子,总是想见到自己的父母,哪怕每次都是惨烈的现实。有一次在街上看到贴着的告示将在人民公园召开批斗父亲的大会。我还是去了,我想看看,看看好久没有见到的父亲,远远地,远远地站在人群的最后面,垫着脚,带着我的小眼镜盯着台上的父亲,其实能看清的只是头上高高的帽子,胸前大大的牌子......

  我开始变了,变得叛逆,不想和陌生人说话;变得喜怒无常,时常想学着男孩子一样骂人,但不管怎么变,我知道自己始终是弱者,随时可以被碾灭的小人物。

这些事也压在我的心里很多年很多年了,其实不愿讲出来。就是后来父母都回来了,一家人又花好月圆,国家又莺歌燕舞,但心底的刺却永远的扎在那里,也许就是少女时代的一点点尊严,掉下了,被碾碎,后来我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来黏补,看似又黏上了,其实它并不完整,因为那刺已经扎入心底最深的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