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指示测绘陕甘宁边区地形图(红色军事家与地理地图的故事37)

老村长

<h5><font color="#ff8a00">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徐向前(来自互联网)。</font></h5><h3><br></h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010101">徐向前指示测绘陕甘宁边区地形图</font></b></h1><p style="text-align: center;">红色军事家与地理地图的故事(37)</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作者:老村长</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2019年12月18日于北京</h3><h3><br></h3><h3>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进行过一次自创建以来范围和影响较大的战场测绘,即陕甘宁边区1︰5万地形图测绘。这次地图测绘,是根据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徐向前(1942年6月至1943年3月任副司令员)指示,由联防军司令部测量队先期展开,后根据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1942年9月任参谋长)、张文舟(1945年8月任参谋长)指示,由各军分区完成的。</h3><h3><br></h3><h3> 1942年6~10月,根据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徐向前的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测量队完成延属地区34幅1︰5万比例尺地形图测绘任务后,又承担了陕甘宁广大地区地形图的绘制翻印任务,后又转以训练为主,无力承担完成各军分区的地形图测绘。为此,参谋长张经武于1943年4月下达命令,要求各军分区集中测绘力量,完成本辖区1︰5万地形图的测绘。各军分区对这次测图极为重视,接到通知后即根据各自情况,成立临时测绘队,培训测绘人员,制定作业方案,陆续展开辖区地形图的野外测绘。</h3> <h5><font color="#ff8a00">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组织测制的《米脂县》1︰5万地形图(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历史资料》)。</font></h5><h3></h3><h3><br></h3><h3> 绥德军分区从所属各团和教导营抽调12名测绘参谋和测绘员,组成测绘队,编成4个作业组,由军分区测绘参谋远振鹏和情报参谋杨永新负责,自1943年4月展开辖区的测绘。各小组采用图板、米尺、指北针等简易工具,以沟(川)为界分工展开测绘,测完一个乡即绘出草图整理拼接,发现错漏及时补测或重测。除测图外,各小组还进行了兵要地志调查,标注在地图上。到1944年3月,完成了军分区所辖的绥德、吴堡、米脂、保安、清涧等县及神府、子洲两县部分地区,共计1︰5万地形图30幅的野外测绘。至6月,完成内业编绘,每幅石印40份,上报联防军司令部,下发至团。</h3><h3><br></h3><h3> 三边军分区(警备第3旅兼)辖定边、安边、靖边、盐池、吴旗等县,位于陕甘宁边区的西北边缘,西、北、东三面被国民党军马鸿逵等部包围,又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与内蒙古沙漠、草原的接壤地带,地广人稀,地形复杂。为此,军分区从所属部队抽调30余人,组成测绘队,编成两个班,由侦察科副科长王强负责。测绘队成立时,警备第3旅参谋长张文舟作了动员,讲了当时的形势,明确了任务,对这次测图提出了“准确、细致、快速、安全”的“八字”要求,强调边缘地区要尽量多测一点。根据辖区特点,测绘队自1943年6月起采取三种方法展开作业:对于居民地较多地区,采用较为正规的平板仪测图方法;对于草地和沙丘地带,采用骑马快速调绘方法,即先访问当地老百姓,绘出测区轮廓,然后骑马到实地调查、核实、补充、修正成图;对于敌占区的测绘,则化装成老百姓或商人进行。野外测绘工作于1944年6月后,至10月完成内业制图,共测绘1︰5万地形图80余幅。任务完成后,测绘队召开了总结会,警备第3旅主要领导到会讲话,称赞测绘队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完成三边测图任务,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给参测人员授予特等能手、优秀测手和测绘能手称号,表彰王强为模范工作者。</h3><h3><br></h3><h3> 陇东军分区(第385旅兼)的测绘,由军分区作战科测绘参谋丁鹏飞、何英组织实施,是从1943年9月展开的。测量队人员有30余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从所属部队抽调;二是调回正在抗大7分校学习的测绘员;三是从联防军司令部测量队借调。由于展开的时间较晚,借鉴了其他军分区的经验,要求更细更具体,如野外测量要求站站清、日日清、当日成果当日检查,误差大的及时返工;内业制图要求字体、线条、地物、地貌要准确清晰,图面整洁、美观等。到1944年底,完成了包括庆阳、环县、合水、曲子、东花池、西花池三岔、毛井、洪德、苦水掌等地,共计1︰5万地形图30幅的测绘。</h3> <h5><font color="#ff8a00">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测制的《直罗镇》1︰5万地形图(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历史资料》)。</font></h5><h3></h3><h3><br></h3><h3> 关中军分区(警备第1旅兼)的测图,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早在1939年秋警备1旅已应急测绘过1︰2.5万地形图。因此,根据联防军司令部的统一要求,已以测绘的1︰2.5万地形图为底图,缩编为1︰5万地形图,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测修测。</h3><h3><br></h3><h3> 整个陕甘宁边区地形图的野外测绘,从1942年6月开始,到1944年底完成,历时两年多,测绘面积近17万平方公里,覆盖边区28个县,共测绘1︰5万地形图200余幅。这是人民军队创建以来,到新中国成立前实测面积最大、较正规的一次地形图测绘。</h3><h3><br></h3><h3> </h3> <h5><font color="#ff8a00">  王强(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历史资料》)。</font></h5><h3></h3><h3><br></h3><h3> 但是,这些地形图是由各军分区分别组织测绘的,采用的高程和平面坐标起算基础不统一,各军分区测绘的地形图互不衔接,不适合整个边区作战行动使用。为此,1946年3月警备第3旅侦察科副科长王强(1918年生,山西运城人,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测量队队长、侦察科科长,总参作战部科长、处长、副部长,副军长等职)调任联防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后,联防军参谋长张文舟即找他谈话,指示从各军分区调集有制图经验的测绘参谋或测绘员,由他牵头组成制图办公室,在年底前将各军分区测绘的地形图拼接成完整的战备地形图,并强调这是一项重要的战备保障任务,必须尽快完成。<br></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ff8a00">张文舟将军(来自互联网)</font></h5><h3><br></h3><h3> 根据张文舟的指示,由王强负责,组成了13人组成的制图办公室,展开制图工作。王强首先与大家分析了各军分区测制的地形图,在拼接时可能产生的问题,主要有:一是高程起算点不一致,因而产生高程不一致,需要统一;二是各军分区测绘的地形图,由于接合部制高点高程不一致,等高线接不上,除统一高程起算点外,还需统一制高点高程,使等高线接边;三是有些制高点的位置、河流、沟渠接不上,需要配赋平面误差。</h3><h3><br></h3><h3> 为此,王强提出了分两步完成制图的作业方案:第一步,确定高程基准点,即以1︰10万旧地形图中延安清凉山制高点的高程为基准点,将各军分区测绘的地形图的高程统一起来,再确定接边地区制高点的位置、高程,并进行曲线增减配赋和河、路、沟、渠对接。这是一项细致的工作,需要实地检查,才能完成图上的修正拼接。第二步,进入制图工作,按照统一的图幅、图式、注记、编号、制版,边制边印,先南后北,逐一完成。</h3><div><br></div><h3> 根据确定的制图方案和每个人的特长,王强对任务做了分工,采用流水作业的方法,展开制图作业。为了加快制印速度,全体人员加班加点作业,至1946年底完成陕甘宁边区1︰5万地形图250幅的制印任务,每幅石印400份。参谋长张文舟审查后,认为地图制印质量合格,联防军首长对此十分满意。该图上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下发至营,陕甘宁边区部队从此有了自己测绘、制印的地图。不管机关还是部队,都把该图视为珍宝,妥善保管。八路军晋绥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张宗逊看了此图后,称赞说:“这些图与实地合得上,山峁峁、土沟沟、河渠、道路、居民点都很清楚,完全可以在图上布阵了。”</h3> <h5><font color="#ff8a00">  西北人民解放军陕北三战三捷图(来自星球地图出版社《中国战争史图集》)。</font></h5><h3></h3><h3><br></h3><h3> 194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的内线作战中,这些地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3月24日至5月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利用该图,指挥西北野战部队连续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共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稳定了陕北战局,为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h3><h3><br></h3><h3> 注:本文参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卷和王强回忆录《测地布阵,用兵之要—忆延安时期的测绘工作》、阴允回忆录《在三边测图的日子里》、赵同奎回忆录《陕甘宁边区五万分之一地图的印制》等相关资料编撰而成。版权归作者老村长所有。感谢读者对《红色军事家与地理地图的故事》的关心、关注和鼓励!</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