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阿姆,这是我从小对我大妈、我姆妈大姐的称呼。


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84、85年那一会儿,她60中旬已经退休。她的家在鄞县茅山董家跳,每月或数月间会上下于宁波和董家跳之间。购物、看病,会会亲戚朋友。


我那时在宁波唯一的一家报社工作,正从美编的位置上改做文字记者和编辑,跑文化体育这条线。


大约在春夏之际,乡下阿姆坐长途汽车来宁波,汽车到了宁波东站。正当她从汽车中门下车之际,一只脚正要落地,一只脚还在车上。汽车开动起来,拖着乡下阿姆。


她和车上的乘客大叫起来,一片喝止声:


”还没下车啊”!

“快停车”!


汽车遂停下。


这时,乡下姆妈已经被拖行了数步开外。她的胯骨和屁股骨严重受伤,手、胳膊好几处皮肉擦伤。


我没有看过乡下阿姆的病历或检查报告,知晓这件事已是事后,当她和她丈夫我乡下阿爸与汽车东站交涉不成功时。据我现在揣摩,她的伤如果不是尾骨骨折,即是股骨颈骨折。

据大家庭里唯一的医生,我在广州当医生的表妹当时就断定:乡下阿姆从此无法站立起来了。


她果然在轮椅上度过了她的余生。


汽车东站管事人一开始不愿意承担责任,当事人坚持不懈,再三要求、苦苦陈述。我也介入,托我的同事跑交通运输一线的记者帮忙,最后以一次性赔偿大约人民币500元了事。那时我的工资加奖金是全国上下一致的每月40至50元。

四、五年后我去了澳大利亚后,看到不少报道说,在工作场所、购物中心这样的公共场所,由于摔倒而遗患终生,场所管理者给了受伤者终生的赔偿,数目在人民币150万到250万元以上。


所以很常见,一个人如果登记注册一家任何规模的行业,都会购买“公共可靠性保险”(Public reliability insurance)。即使你请一位工人来装一盏灯,如果他没有注册公司买保险,一旦摔倒受伤,你得承担赔偿。

可是我乡下阿姆,安静的默默的在她的轮椅上度过十余年,直到她在82岁时去世。善良的她毫无怨言,对这个飞来横祸默默认命。


她终生做缝纫活,量体裁衣做女装男装。年少时牺牲上学读书辰光,当姐姐又当母亲带大好几个弟弟妹妹。只上学一年半,忙中自己学字认字。有时她看着两个弟弟读高中,妹妹们都高小毕业,会独自伤心流泪。

我外公从小跟族里兄弟一起北上租界地烟台谋生,学手艺,直到自主经营,成为烟台第二大西服店。店铺三间屋面宽,雇佣服装师傅数个。我妈回忆说:那些“兵船”一到,活做不过来。


乡下阿姆九岁时随外婆和弟妹从宁波到烟台和外公团聚。她带弟妹,外婆专为西服做一手漂亮的“锁眼”活儿。家里也不开正餐,午餐晚餐叫来“包餐”,肩担热饭热菜到家的那种。


乡下阿姆出色成姑娘时,一副大家闺秀模样。在七个弟妹面前又有“母仪”和慈爱。

解放后乡下阿姆一直是个体。退休前被合作起来,步行10里路到胡家坟的服装合作社工作。这倒成就了她退休后有每月数百元微薄的退休工资。


她的余生在她唯一的女儿、我佩玉阿姐那里度过。佩玉阿姐有财政中专的文凭,却按政策落户在老家董家跳,不曾寻得一份公职,无退休工资。老年后得到最低的社保。一次她去宁波竟然没有路费回家。10年前她得了癌症,高昂的医治费用要靠子女有限的收入来支付,去世时才69岁。


树叶黃又绿,岁月荏苒。


乡下阿姆过世也逾18年。如果她没有受伤,如果司机在确认她安全下车后才关门起步,如果她能得到合理赔偿,如果没有城乡的社会保障待遇、医疗保障待遇差别,与外部世界同步,她是不是能活的更长?


如果她活到今天,乡下阿姆正好是100岁。


那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