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老师碑帖分享－《校官碑》

解放路第二小学

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今晚继续分享古帖，新的一年，咱们一起坚持，师古传情，不忘初心。上周分享了汉隶《娄寿碑》，这周咱们分享汉隶《校官碑》，大家一起学习。


《校官碑》全称《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碑额题为《校官之碑》，简称《校官碑》或《潘乾碑》。在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江苏溧水县尉喻仲远在固城湖（今江苏省高淳县境内）获得江南地区唯一的汉代石刻《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简称《校官碑》），碑主潘乾，字元卓，陈国长平(今河南西华县东北)人。此碑刻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灵帝光和中为溧阳长(故城在今江苏溧阳县西北四十五里)。卒后县丞赵勋及左、右尉董并、程阳等为之树碑颂德。此碑纵148厘米，横76厘米，厚22．5厘米，16行，行27字,文字多漫漶难以读识，元朝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文学椽单禧刻有《释文碑》。

《校官碑》碑文内容是记述溧阳长潘乾的品行和德政。潘乾，字元卓，在溧阳县长的任期内，“政绩卓著，泽被乡里，”特别指出的是他“构修学宫，宗懿招德”（引《江苏金石志》）他兴办学校，宣扬教化，当地百姓刻石以纪念。根据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翁方纲考：“官者，学舍之统称，潘君之职，自是县宰。东汉时不闻特设学校之官。永平幸南阳，所谓校官弟子者，学校之弟子耳。兹碑特颂其兴学之事，故其石刻于学舍。”翁方纲提出的校官即学舍的说法为人们接受，认为可信。从碑文看，我国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地方县级行政单位，多么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啊！

《校官碑》的书法艺术也有独到之处。碑文为隶书，无书写者的题名。历代书法家在评论《校官碑》的艺术风格时，称其“厚重古朴，方正雄”。近代学者康有为在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中，以“丰茂”二字概括。《校官碑》实在是汉隶中不可多见的艺术珍品，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解放以后，《校官碑》镶嵌在溧水县中学大门内东墙上。1957年被江苏省政府颁布为省级文物。次年运往苏州市江苏省博物馆保存。现藏于南京博物院。可见《校官碑》的艺术价值了。溧水县博物馆现存的仅是复制品.

此《校官碑》为汉隶成熟期的重要碑刻，具有典型的隶书风貌，历来得到诸多书法家、鉴赏家的重视。清方朔跋此碑说：“字体方正淳古，有西京（指西汉）篆初变隶风范。东京（指东汉）中唯《衡方》 《张迁》二碑如其结构。”（《枕经金石跋》）认为此碑具有“方正淳古”的风格特色，为隶书完全成熟后的作品。杨守敬则说：“方正古厚，已导《孔羡》之先路。但此浑融彼峭厉耳。”（《平碑记》）认为此碑“方正古厚”，有“浑融”的书法风格特色。康有为说：“至于隶法，体气益多，骏爽则有《景君》《封龙山》《冯绲》，疏宕则有《西狭颂》《孔宙》《张寿》，高浑则有《杨孟文》《杨统》《杨著》《夏承》，丰茂则有《东海庙》《孔谦》《校官》，华艳则有《尹宙》《樊敏》《范式》，虚和则有《乙瑛》《史晨》，凝整则有《衡方》《白石神君》《张迁》，秀韵则有《曹全》《元孙》。”（《广艺舟双楫·本汉》））

《校官碑》与《东海庙碑》《孔谦碑》同为丰茂书法风格特色的典型，在汉隶碑版审美风格特色中应具有其独特的审美地位与艺术特点。此碑通篇以隶书刻就，字文满布行格，不留空隙，布局茂密雄强，气势沉雄浑厚，给人以丰茂峻伟之感。字体方严朴茂、浑厚古拙、紧饬严整，用笔多用圆笔，方圆兼备，寓圆于方，笔力沉郁雄浑、厚重含蓄，整体书法风貌则呈现出厚重古朴、方正雄伟、茂密浑融的艺术特色，不愧为汉隶书法的典范之作。


碑文：盖汉三百八十有七载，（缺三字）于（缺四字）铭功，著斯金石，异诔曰：溧阳长藩君讳乾，字元卓，陈国长平人，盖楚大傅潘崇之末绪也。君禀资南霍之祷（缺）天（缺）德之绝操，髫髦克敏，缺学典谟，祖讲《诗》、《易》，剖演奥艺，外览百家，众（缺）挈圣，抱不测之谋，秉高世之介，屈私趋公，即仕佐上。郡位既毕，孔武赳箸，疾恶义形，从风征暴，执讯获首，除曲阿尉，禽奸戋猾，冠息善欢。履菰之廉，蹈公仪之洁，察廉除兹，初厉清肃，赋仁义之风，（缺三字）之迹，垂化放岐周，流爱双（缺二字）亲贤宝智，进直退慝，布政优优，令仪令色，狱无呼嗟之冤，野无叩匈之结。矜孤颐老，表孝贞节，重义轻利，制户六百，省无正繇，不责自毕，百姓心欢，官不失实。于是远人聆声景附，乐受一廛，既来安之，复役三年。惟泮宫之教，反失俗之礼，构修学宫，宗懿招德，既安且宁，干侯用张，豆用陈。发彼有的，雅容（缺）闲，钟磬县矣，于胥乐焉。乃作叙日，翼翼圣慈，惠我黎蒸。贻我潘君，平兹溧阳。彬文赳武，扶弱抑强。（缺）刈钟雄，流恶显忠。咨疑元老，师贤作朋。修学童冠，琢质绣章。实天生德，有汉将兴。尚旦在昔

《校官碑》从今天出土的一些简牍帛书来看，早在秦国统一文字之时，甚至之前，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形体结构相对简单的楚篆，甚至简书、帛书、隶书等了，它们在一定区域或一定的阶层使用，甚至几乎达到了流行的地步，而秦朝规定以李斯小篆为法定规范文字，其政治意义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千百年来我们一直都给予其高度肯定，但实际上之于文字发展本身来说，是一种舍简取繁，是一种开历史的倒车。好在秦国很快就灭亡了，所以小篆实际上作为法定规范文字使用的时间也没几年。紧接着秦朝后面的西汉，通用文字就成隶书了（虽然西汉隶书还带有些篆意，但已完全不是篆书），且似乎这也没见西汉政府对此多么强行推广，一切似乎是一种顺应民意的自然而然。

隶书之所以称之为隶书，是因为它最早只是在下层隶卒间使用的一种书体，而其竟然很快就被汉代统治者接纳和推广使用了，这是否与汉朝统治者原本就是造反成功的下层人士有关，我没有做过考证，不敢乱下论断。但是，从今天出土的西汉简牍和碑刻来看，如果前者代表了民间隶书发展的程度，后者代表了统治者对此的承认和接纳程度，我们不难看出其步骤几乎同步，据此我们不妨设想，如果秦朝不灭亡，且又有着以小篆为法定文字的规定在那儿，其统治者能如此快地接纳隶书吗？答案十有八九是否定的吧！当然，隶书的成熟公认要到东汉，但是这种成熟也并非如一块地里的庄稼，说成熟就一起成熟了，事实上在不同地区也有前后，《校官碑》或许可为此提供一证。

潘乾，字元卓，东汉灵帝时陈国长平（今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东北）人，生卒年不详。
潘乾是春秋时楚国太傅潘崇的后代。他童年时就才思敏捷，饱读诗书。成年先在上郡（古郡名，治所在今陕西榆林东南）担任副职，后来又担任曲阿（今江苏省丹阳市）县尉，都颇有政绩。


潘乾与溧阳有什么联系？
光和年间，上级查察他廉洁奉公，升任为溧阳长，这也是溧阳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第一位父母官。东汉的溧阳县比现在的溧阳范围要大，包括现在的溧阳、南京的高淳区和溧水区。潘乾在溧阳县长的任期内，因为“政绩卓著，泽被乡里，”所以，东汉光和四年（181）他的下属官员刻了《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以下简称《校官碑》）以纪念他的德政。此后，潘乾的事迹就无从知晓。有人认为潘乾逝世于光和四年（181），《校官碑》就是为了纪念他而立。他的墓地一说就安葬于南京高淳区固城湖畔，一说位于今河南省西华县城潘岗村东南。根据《潘岳家谱》记载，潘乾后裔遍布各地。他的儿子潘瑾，东汉末任安平太守（安平，河北省中部偏南）。他的孙子潘勖，字元茂，官至尚师左丞，东海相。他的另一个孙子潘芘，官至琅邪内史。

根据《校官碑》记载，潘乾在溧阳任职期间，很有作为。他亲近贤良，尊重有知识的人，办事公正，对待百姓和蔼可亲；他设置户籍六百，为他们减免赋税和徭役；还怜悯孤儿，抚恤老人，表彰孝子节妇，尊敬有义行之士，远离重利之徒。因为潘乾的德政，溧阳的百姓都自觉地缴纳赋税，完成徭役。当时的东汉处于黄巾起义爆发的前夜，正是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之时。对于远处慕名争相前来依附的百姓，潘乾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并免除三年徭役。潘乾在溧阳任职期间将溧阳治理得“既安且宁”，导致监狱里没有恨怨，社会上也没有不满之声。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江苏溧水县尉喻仲远在固城湖（今高淳区境内）畔最早发现了《校官碑》。当时高淳尚未建县，固城湖一带属溧水县。所以，喻仲远派民伕将校官碑连同碑座一起运至溧水县城。校官碑在运到溧水县城后，曾先后保存在县署、县圃、孔庙、城隍庙和炎帝庙等处。

近九百年间，《校官碑》多次面临险境，但每次都化险为夷。清光绪年间，它重立于孔庙内，溧水县民丁维诚感叹道：“斯文未丧重批读，鬼物呵护岂寻常。”


解放以后，《校官碑》镶嵌在溧水县中学大门内东墙上。1957年初，被江苏省政府列为江苏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次年运往苏州市江苏省博物馆保存。


1959年9月被南京博物馆登记入藏，现为一级文物。


《校官碑》是江苏现存最早的汉碑。它出现以后，历代学者从金石学、书法学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文字方面，南宋著名金石学家洪适在《隶释》一书中，最早将碑文收录，其中不可辨者尚有二十七字。元代学者单禧又释出八字，并刻《汉校官碑释文》碑,立于校官碑旁。该碑至今仍存，也保存于南京博物院，是关于校官碑流传过程的见证。《校官碑》的书法艺术也有独到之处，为汉隶成熟期之重要碑刻，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代书法家在评论《校官碑》的艺术风格时，称其“厚重古朴，方正雄”。近代学者康有为在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中，以“丰茂”二字概括。《校官碑》对于研究东汉时期的溧阳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校官碑》的内容还反映了东汉时期溧阳县的政治架构，当时的溧阳设置有长、丞、左右尉，置掾史。当时溧阳县长为潘乾，县丞为赵勋，县左尉为董并，县右尉为程阳，下置户曹掾杨淮、议曹掾李就、议曹掾海桧等。

清代金石家方朔则认为，“（《校官碑》）有西京（指西汉）篆初变隶风范”，显然，他以为《校官碑》并不是一件“成熟”的汉隶作品，而只是一件“篆初变隶”的“过渡”性书体作品。


　的确，《校官碑》书体的“过渡性”特点十分明显，这只要将它与上面所提几块标志汉隶成熟的碑刻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甚至是并不需具备多高书法水平的人也可以看出——是明摆着的事实。《校官碑》实际上是一块呈现着西汉隶书风格的东汉碑刻。


为什么会这样呢？《校官碑》的产生地是当时的溧阳县，其地处江南腹地的吴头楚尾，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在两汉时代，其社会总体发展水平肯定是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的发达程度和发展需求也一定都落后于中原地区。因此，当中原书风已进入汉隶的成熟期了，这儿落后个半拍或一拍，应该是十分自然和正常的事；出现在这儿的《校官碑》，在书风上跟不上成熟的中原典型风范，大体上还停留在西汉隶书的面貌，也便很自然而然、合情合理、顺理成章。《校官碑》因其书风“落后”，而在书法史上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

我们真应该感谢汉代统治者对这种“落后”的容忍——试想，如果汉代统治者，如秦始皇一般，曾规定以某种文字作为“标准体”而颁行全国，《校官碑》一定不会是这种面貌；而不是这种面貌的《校官碑》，或许就不会具有这样的历史地位与艺术地位了。


对于历史稍稍熟悉的人都知道，虽说统治者的本质都一样，但在统治方式上汉代统治者与秦朝统治者的确有很大不同：秦朝高度统一，汉朝则相对自由；秦朝强调标准，汉朝多顺其自然；而为了推行其统一和标准，秦朝事实上多高压、强制甚至强迫，而汉朝则因为其事实上相对注意自由和自然，所以其统治明显宽容了许多。正是这种宽容，才成就了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仅就中国汉字形体的演变，众所周知，其最重要的一次便是所谓“隶变”，即从篆书变为隶书的这一次；而这次变化，为什么会出现在汉代？当然有着众多原因，但是与汉代这种相对较为自由、宽松和宽容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文化风气一定不无关系。因此，我常常想，如果秦朝不那么快灭亡，汉字的“隶变”或许会更晚吧。


秦统一文字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进步行为，但是这种进步意义更多只是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其对于汉字本身的发展，明显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政治的“进步”，有时并不等于文化的进步；而文化的“落后”，有时也并不等于政治上的倒退和反动，甚至有时候，“落后”的文化，其价值还恰恰就在其“落后”上。

今天的碑帖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一起学习。 易水寒老师分享碑帖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