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曼与“小红妈”王吉娣

徐留荣

　　小红妈原名王吉娣,因其儿子叫小红,大家都亲热地称她“小红妈”。她祖上三代都是雇农,靠打工为生。她丈夫徐明富打了8年长工后,从江北逃荒到江南,他俩就在金坛县建昌圩里盘石庄天荒湖畔小桥岸一条小河边,搭起一个独家小棚子安身,靠种10多亩租田为生。那些田都是滩边田,“早时叫天,淹时无边”,收粮一半交地主,加上苛捐杂税,生活过得很艰难。
自从新四军进入茅山,到了她家棚子住,如同亲人一样。紧接着发动贫雇农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组织农抗会、妇抗会,他们一家人都积极参加,懂得了不少道理,认定共产党、新四军是为穷人谋翻身求解放的,从心底里拥护新四军,认为穷人有了出头之日了。
她家茅栅子离盘石庄不到半里路,沿着河湾,搭在一个四面环水的墩上,只有一条小木桥与庄上相连,墩上田埂小道通向她家。她家棚子后面是一片茂密的小竹林,草屋前有条宽阔碧清的溪河,两岸边是排排垂柳,中间有牛抽水庭棚。这里极为隐蔽,人在墩上,可清楚地见到外边大路上的动静;从外边圩里往墩上看,只见竹木葱葱,芦苇摇曳,雾气茫茫,别的什么也看不到。她家门口就是河边,准备着只大木盆,一有敌情,就要她丈夫撑木盆或小船送伤员同志到河对岸,或隐蔽到河湾小天荒湖的芦苇丛中,待敌人走后再接回来,就这样与敌人周旋。
她的丈夫非常老实,身体高大结实,不爱多说话,整天埋头在田地里干活。小红妈十分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手,办事既有魄力又利索,身体魁梧结实像个男人。因住在她棚子的人多了,以后通过小红妈扩大到周围各个茅草棚,都成了我们的“小根据地”,皖南事变时撤到茅山的不少干部,都先安顿在圩里这些棚子,再转移到苏北去。
伤病员走不了,暂时住在她家养伤,有的住10天半个月,有的伤重一住大半年。有位广东籍姓王的机枪手,负伤来不及跟上主力,就留在小红妈家养伤半年,伤愈后才归队。她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一心一意掩护、体贴照顾伤病员。夫妻俩捕鱼捉虾,烧茶煮饭,洗衣缝补,还兼采买,整天手脚忙个不停,经常半夜三更划木盆接送新四军同志。她家还养了一只狗,训练得像个侦察兵,一有生人就提前报警,只要在她家住过的人,不管白天黑夜到她家门口河岸对面,拍几下手,狗就冲出来摇尾巴,沿着河边打滚,小红妈就知道自己人来了,划着木盆来接我们。当时我们县委常在她家开会,她总是高兴地为我们烧茶煮饭菜(我们给她伙食费)。有时我们转移到远处,暂时不用的东西就打埋伏在她家里。如有一次我们将活动经费几十捆钞票放她家里埋藏了大半年,后来要用如数取出交县委管财务的同志。还有一些文件和缴来的收音机、照相机,她用大缸子装好深埋地下,待我们要用时取出送去。
在抗日战争极艰苦的岁月里,敌人天天扫荡,我们夜夜转移,经常天作被,地当床,吃芦苇根,喝盐汤。当我们转战到天荒湖这块水墩时,就像回到了温暖的家,来到慈母的身边,大家都亲热地把小红妈家称作我们的“小莫斯科”。
当时章蕴、曾山、谭震林等领导同志都住过她的茅舍。区党委一位领导同志4岁的儿子全身生疥疮,寄养在她家几个月,她用土办法治好了孩子的疥疮,把他送回机关。有位叫小谢的女同志小产,江南风俗小产的人是“红人”,不能进入家门,否则要倒霉,只能在牛棚或磨房住。小红妈知道了,不信这些,赶快把她接回家调养,直到满月。不论是首长还是战士,她都一样热情接待,细致关怀。
1941年秋,敌人经常扫荡,反复拉据,新河镇被日伪军占领,敌人多次到圩里棚子搜捕新四军伤病员,都扑了空。有一次扫荡,延陵、直溪桥两个据点的日伪军一齐出动,奔向建昌圩里。小红妈得知消息,赶紧把小木桥抽掉,叫她丈夫和小红用小船和木盆把伤病员转移到小天荒湖芦苇丛中,自己把同志们托的文件收好,埋藏在茅屋后面的竹林里。她刚走出门,鬼子汉奸已经上了墩,一只狼狗窜到她面前。鬼子逼她交出新四军,小红妈一声不响地摇摇头。一个翻译骂她“装蒜”,左右开弓打了她4个耳光,鼻血直流,她还是摇摇头。伪军进屋翻箱倒笼地搜,又围着茅屋转了几圈,什么把柄也没有找着,临走时一把火烧了小红妈居住了18年的两间草屋和全部家产。小红妈没有哭,她说:草屋烧了可以再搭,只要文件书籍没有被敌人抄走就好了。
又有一次,附近庄子出了汉奸,向敌人告密。日伪军包围了墩子,把小红爸五花大绑捆在一棵树上。还好这天小红妈不在家。鬼子掘地三尺,挖出一些弹药、一箱抗日书籍和宣传品。敌人如获至宝,绑押小红爸到延陵据点,威胁利诱,残酷地用飞蛾吊、老虎凳、辣椒水等毒刑。但他一声不吭,下定决心要死死一人,决不拉瓜藤。后来党组织花了100多担稻谷的钱,通过两面派乡保长把他营救出来,但因伤势严重,没几天就去世了。小红妈面对亲人牺牲,全家草屋烧光,更激起她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她擦干眼泪,在党组织和周围乡亲的帮助下,安葬了小红爸,重新在小天荒潮边搭起草棚,继续做着交通工作。全国解放后,小红妈被选为拥军模范,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土改后她分到几间砖瓦房,从天荒湖边搬到盘石庄村,生活也比较安定了。
在“文革”动乱那几年,一批一批的“造反派”到小红妈那里调查,说当年在她家住过的老干部大都是“叛徒”、 “特务”、“坏人”,向她调查搜集我们的材料。她很气愤,连一杯水也不给他们喝,要他们到天荒湖里喝水,向天荒湖搜集整人材料,并说:如果把这些出生入死的好同志说成“坏人”,那么我小红妈也是“坏人”!就这样把这些造反派顶了回去。她就是这样一位对党有深厚感情、爱憎分明的伟大母亲。

　　“文革”后期,我被“解放”出来,补发了工资,在省委党校等待分配工作期间,我于1974年5月同小儿子小武自费到丹阳、金坛老区,探望当年抗日斗争中与我们共患难、同生死的乡亲、烈属和干部。当年在丹阳本地坚持斗争的于部邓平同志同我们一起到了小红妈家。她高兴极了,到处奔走相告,并领着我们到当年活动过的许多乡村探望。我带给她一顶黑绒帽子,送给她几十块钱,她接过帽子,非常高兴,马上戴在头上,说:这帽子很合适,也很暖和厚实。钱她不肯收,说生活还过得去,不缺钱用,只想到福建看看。非常遗憾的是,当我写信请她来时,她已生病不能出门了。我心里很难过。她临终时还托人转告向小王女儿告别。现在这位革命老妈妈离开人间已20余年了,她为革命做的一切就好似昨天发生的事,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王曼 《难忘的沧桑岁月》——一个女兵的回忆录）

2016年王曼签名赠书

2016年与王曼合影

2018年与王曼、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周再兴馆长合影

王曼同志于2019年11月4日在福州病逝。在此对王曼同志的不幸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对她在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的杰出的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