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是主权国家普遍都有的组织,实际上特工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无情杀手,他们是一群拥有极高智商,专门为国家做情报工作的人,特工不一定能打,但他们一定有一个思路清晰的大脑。

我党隐蔽战线

顶层设计者、战略决策者和缔造者!

  近现代我国正值社会转型期间,我党为了赢得革命的胜利,与日伪、国民党等各方反动势力在暗地里秘密开展情报斗争,我党的特工战打得非常精彩,党内有一个大人物,打败了当时的国民党头号特务戴笠和知名特工陈立农,成为我国在近现代表现最出色的特工,那这位实力如此强大的特工又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建国宰相——敬爱的周总理。

  回首我党、我军情报顶层设计者和战略决策者而言,我个人认为大约排列如下:周恩来、康生、董必武、陈云,叶剑英等。即便这也许有点谬误,但这里面周总理是居于众人之首的,作为缔造者,无人敢掠其光芒。

至于优秀的执行者及至后来晋什为国安、情报战线大佬的李克农将军,“龙潭前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龙潭后三杰”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和中国史上最神秘的十大特工中被毛主席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的熊向晖、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潘汉年、共产党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战略情报家阎宝航、传奇英雄罗青长、深明大义的傅冬菊、把住蒋介石脉搏的沈安娜、忍辱负重的关露等,是下文的主题,就此打住。

  1927年周总理率先建立了隶属于我党的情报机关,这是中国近现代第1个特工组织,这代表着我党在组织上具有极高的先进性。这个特工组织的核心是陈赓将军和潘汉年同志,在创立之初,这个组织最先成立的部门是无线电培训部,这个培训部不止培训无线电技术员,他还培训了一大批有头脑,有勇气的地下党员,他们为我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磨灭的贡献。

比大片还惊心动魄的谍战往事!

上世纪的1931年4月,我党隐蔽战线大咖顾顺章叛变投靠了国民党,党内许多信息都因此流入国民党手中,潜伏在国民党军统的我军特工钱壮飞,及时将这个情报转告上级,中共立刻采取措施成功挽回了局势,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在侥幸逃脱了国民党的剿杀后开始重建中央特科。陈云奉命参与领导中央特科。但不幸的是,顾顺章叛变的后遗症并未清除,不久,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周恩来不得不停止工作,转移到中央苏区。危难之际,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落到了陈云的肩上。

  下图为年轻的陈云

  原情报科科长陈赓撤入苏区,遗缺由潘汉年接任,原行动科科长遗缺由康生接任。不久,就由潘汉年和康生联合执行了一项除掉成为叛徒的原中央苏区机要员黄国华惊心动魄的行动。

  下图为年轻时的潘汉年

  当时,由于处在上海中央特科的大多数成员都是顾顺章所熟悉,中央便从当时各苏区调选了一批顾顺章不熟悉的精干人员来沪以充实新建的中央特科。其中,从中央苏区调来了一个原来在苏区从事机要工作叫黄国华的人。

1931年10月5日早上七点,根据事先的约定,潘汉年带人在码头接人,可距离约定的时间和船的班次都过去很久了仍迟不见人影,为了安全,潘汉年带人先撤了出去。

由于敌人的连续破坏,让中央特科领导本能的直觉产生了警觉,随即康生便负责去查探消息。仅过了一天,通过当时租界华探总探长薛畊莘的关系中央科特便知晓了情况。原来这个黄国华上船不久就被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特务所控制,随即叛变。而国民党特务机构正准备将其迅速送向南昌行营向蒋介石表功,并取得中共的有关高级情报。

陈云认识这个黄国华,他知道黄记忆力过人,很多中央苏区的核心机密都记在他脑子里,如果他一旦到了南昌向国民党吐露中央苏区的军事情报以及他知道的其他高级机密,那对于中共苏区和白区隐蔽战线来说,将是继顾顺章、向忠发后又一次巨大灾难。

  下图为年轻时的康生

  据此,中央特科立刻下定决心和想定方案,绝不让叛徒活着离开上海。该项行动责成康生亲自执行,潘汉年做外围配合。

还是从薛畊莘处得来的信息,叛徒将于10月7日晚六点坐船由国民党特务陪同去南昌。

该傍晚,中央特科三名行动人员在康生的带领下混杂隐蔽在旅客和货堆中,等待着叛徒出现。离开船只有几分钟时间了,就在康生等人焦急之时,一辆小汽车直接开进了码头,先走出两名黑色中山装人,接着一个灰色长衫的人拎着皮箱下了车。根据事先的描述,康生认出这就是叛徒黄国华,康生没有丝毫犹豫,拔枪直击黄国华令其中枪倒地。现场大乱中,特科成员迅速撤离了现场。

下图为当年的十六铺炕码头

  回到隐匿处等待着确认消息。可从潘汉年随后传来的消息是,叛徒黄国华虽中枪却并未死亡,被送进了上海仁济医院抢救,看护很严。

特科立时决定再度出击,直接在仁济医院彻底解决掉这个叛徒,仍由康生执行。

连续对一个人执行刺杀不但风险极大,更要摸清医院里的情况。仁济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特科启动了中央特科资深情报员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建吾(时正在以松柏斋古玩店老板为掩护,做联络交通站工作)。

董建吾接到指令后立刻找到了在仁济医院熟识的牧师,从套近乎摸出了情况,并以牧师身份和医院牧师进入医院踩点,发现叛徒虽然伤重不能开口,但住在严密看管的隔离病房,病房楼外不仅有特务把守,病房前还有外国巡捕持枪看管。董建吾立刻将情况通过专职交通送出了消息给潘汉年。

下图为当年的董建吾和仁济医院!

  为了越过武装警卫,康生决定和行动科成员化妆成教会人员和仁济医院医护人员,在董建吾朋友牧师的帮助下接近病房,以最快的速度解决警卫和处决叛徒。

当日夜,按照方案,康生带人进入仁济医院,在接近巡捕的时候,行动成员迅即动手砸晕了外国巡捕,并在病房外警戒。康生带人冲进病房,确认了病床上伤者正是叛徒黄国华后手起枪响,直接击毙了叛徒。在确认叛徒此次死亡无误后,康生和两名队员向病房楼外跑去。

枪响惊动了楼外的特务,当康生按照预定计划绕楼梯从另外一侧撤出之时,却碰见了情报中并未说明的暗哨。

千钧一发之际,潘汉年驾车赶到,在康生和队员们朝特务打了几枪,引起现场混乱和特务忙于躲蔽,在康生和队员们个人安危稍纵即逝、瞬息万变、命悬一线的时间里,康生和两名队员闪电般冲进接应的汽车,小车飞快的驶出医院,以最快的时间在僻静处放下了康生等行动科成员后继续行驶寻找隐蔽自己的环境,康生则和其他队员脱了外衣混在人群中消失了。

这是一次很少被提及的果敢的处决行动。虽然,当事人被以后的历史定论为黑暗人物,而当年,“红队”用勇敢和铁血保卫中共的事例汉牛充栋、数不胜数,不可忘却!

下图是延安时期已任中央安保部长和主席身边重要骨干工作成员的康生。

  往事如白云苍狗,遥想当年,无数青春儿女的先烈们以血肉之躯,以牺牲自己的悲壮,御敌于隐蔽战线,那些“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的铁血往事,最终化诸风中。

追忆,雄起,中国国安!

  至于康生死后说他是害人成瘾的“贝利亚式”反革命,198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这和他生前的盛誉反差巨大,可见其生前与党内某些人士积怨颇深。想当年,他一个胶南张家的二少爷,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投身红色潮流之时,可谓中共在最艰难时刻。上海街头的血雨腥风,为革命命悬一线,这些他都是亲历的。再讲一个小插曲:1960年,在莫斯科,针对前苏联政府对我国无端的置评,康生不惧强手,为维护我党、我国和国家领导人形象,旗帜鲜明公开讲话反对了当时苏联对我国的指责和政治干涉,其在他国领土无我的精神、红色勇气再扬的壮举和山东人的正义、刚烈至今令人敬仰!

  除此之外,国民党西北要员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就是我党一安插在胡身边的间谍,毛主席盛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淮海大战时国民党高级军官吴仲禧也是我党的线人,他为我党提供了国民党有关徐州的作战计划和淮海战役布防图,为我军以50万劣势装备打败80万美式先进装备的国民党军立下了大功。平津战役时我党特工麦璇轮也拿到了天津的工事图,后来阎宝航又为我军开导傅作义,让北平和平解放。

  另外,上世纪我国隐蔽战线最著名的特工之一杨度,他手下的特工竟能潜伏在美国谍报部门重要岗位长达几十年,杨度可以说是我国特工界的“最强大脑”。

上面这些厉害的特工,都有一个总指挥,那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没有周总理,就没有中国的特工体系,人民军队的情报战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同时,周总理作为我国隐蔽战线特工部门、情报系统的开拓者,在实践中为我国特工部门的运营提供了很多高屋建瓴、运筹帷幄的战略经验。综上所述,兼具大脑和领导力的周总理,值得配称中国最强特工之名。

追杀叛徒到天涯海角!

最后说几个我国情报、国安隐蔽战线上著名的故事。一是大家熟悉的赖昌星也曾是情报系统人员,我国花十余年的时间和精力操作其从加拿大引渡回国,其中的奥妙不仅仅是走私,呵呵,点到为止。

另一个是80年代震惊中外国家安全部处长俞强生叛逃美国,直接导致中国在美国潜伏40余年,时任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我国发展的最杰出间谍金无忌的被捕。金不但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决策提供决定性研究报告,还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底线等绝密情报源源不断的交给中国,使我国当年在对美外交上几十年从容不迫,掌握主动。

  金的被捕是中国对美国情报战从建国至今最重大的损失,三年后金在监狱中离奇自杀身亡。事情过去这么多年,现在可以说些真相。金无忌是国安部领导亲自操控的间谍,以俞强生的密级接触不到金,但俞是原国安部长的秘书,其利用去部长办公室之便翻阅卷宗而推断出金,进而献给美国作为变节见面礼。

不过叛徒终究没有好下场,中国国安部展开全球追杀,俞虽受美国政府保护,可还是在2年后被我方5名特勤人员追到南美某国于海中溺毙身亡,事后指挥此次行动的大队长荣升重要职位。

从总的方面来看,中共情报系统的效率和美俄这两个大国相比还有不少的差距,记忆尤新的就是前几年美国CIA局长提醒中国人在巴基斯坦要注意恐怖袭击,当时不少人觉得有中巴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而对美国人的提醒不屑一顾,结果仅一个月后就发生了巴恐怖分子袭击中国工程师的事件,给我国安全部门重重的敲了一下警钟。

再如前些年军中将军刘连昆、刘广智把我军导弹、雷达、飞机等绝密信息全盘告知台湾的变节案举世震惊,全国哗然,其实这仅仅是冰山露出的一角。

前期就曾经发生了级别更高负责我军科研装备重要方面负责人,向美国泄露我军绝密信息涉案一事,造成我国东风31弹道导弹泄密事件,影响极其恶劣,导致该型导弹技术参数被境外情报部门所掌握。美国特工依靠引诱关键专家腐化堕落,境外谍报组织成功获取了东方国家弹道导弹的多项核心参数的具体数据,以及大量的技术资料,尽管叛徒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但是造成的损失已经是无法弥补的。而且,还是俄罗斯情报系统通报我国,才使此给我国我军造成巨大损失的泄秘案得以终止,充分说明了在新时期下我们的反间谍工作有多重要。

当前,中国与美、日、欧等大的经济国家和地区关系错综复杂,在关系国家民族发展中兴的重大历史时刻,某些高官的节操甚至不如一个妓女,他们居然拿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来冒险,换取一己之私的安逸享乐,实在该杀。

  再如近期国家破获的张建革叛美泄秘案,就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张是某军工科研院所一名高级科研人员,研究领域涉及我国军方重要武器装备,甚至尖端武器的研发,手握我国核心机密。张建革落网后,侦查人员在他叛逃携带的行李中发现他准备带离出境的涉密科研材料。那么张建革又是如何沦为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服务的间谍的呢?

  2011年,张建革就职的科研院所为他争取到了赴美访学的机会,而在他踏上境外土地的那一刻起,他的一举一动就受到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严密监视。几个月后,张建革在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时,一名男子主动接近了他。

就是这个男子杰克,自称是国外军方的人,同时这个杰克告诉张建革,他手上握有军方的项目,这个项目对于科研人员来讲,吸引力是相当大的。

  因为有不少共同语言,张建革和杰克相谈甚欢,在最初的交往阶段,杰克不仅为张建革解决了很多生活上的难题,还用豪华轿车带张建革外出旅游、去高档餐厅用餐,这让张建革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除了这些小恩小惠,杰克还为张建革提供了每小时200美元的兼职工作,另外,还允诺他要为其女儿赴美国留学和取得居住权提供帮助。天降横财的好事让张建革沉浸其中,但表面上看似正常的人际交往却背后黑幕重重,正当张建革在金钱和利益的巨大诱惑下难以自拔时,杰克终于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杰克希望张建革能够和他合作,成为他的情报下线,向他提供情报信息。

虽然在国内接受过保密教育,也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张建革最终还是决定接受这笔交易。回国后,张建革就开始不遗余力地为境外间谍人员搜集我国军工情报。造成我们国家很多还没有投入现役,没有装备的武器装备,就被张建革泄露出去,把我们研制尖端武器的情况,研究的方向,研究的现状,就毫无保留地透露给间谍情报机关。

从最初向国外间谍机构提供的起始情报资金3000美元,到以后向国外情报机构提供一次情报信息账号里都会存5000美元,一个核心涉密人员就这样被拉下水,走向犯罪的不归路。

  再如涉密人员私自移民国外叛逃的王丕宏与妻子赵汝芹案更令人惊心!

1958年出生的王丕宏,曾任我国某航空研究所副总设计师,硕士研究生学历,原籍中国陕西,他的妻子赵汝芹,同样曾是该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在研究所工作期间,王丕宏组织并参与了多项国家重点涉密项目的研制,而赵汝芹也参与了国家某项涉密项目的研究工作,两人均为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

从1999年开始,王丕宏和赵汝芹就开始预谋移民美国,他们向单位隐瞒情况,伪造材料,私自申领因私护照,并通过移民中介公司办理了移民该国的全部手续。2002年春节期间,两人利用回陕西探亲的机会,携子秘密前往美国,并于2005年取得该国国籍。

  王丕宏夫妇消失后,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将他们纳入工作视线,侦查发现,王丕宏到达国外后,一直在该国从事着航空领域相关工作。由于掌握我国大量科研机密,又在国外从事相同领域工作,王丕宏夫妇的叛逃,对我国军事安全、科技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2017年11月,王丕宏夫妇在离境近16年后,用美籍身份入境回陕西老家探亲,以为中国可能不敢动它这香蕉人,但还是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被收入国安法网。

  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前程。王丕宏夫妇在被美国榨尽想要的东西后,终成中美博弈大盘的弃子,而在铁窗内聊度余生!

  所以,奉劝那些吃里扒外,以违害和牺牲中国人民利益为代价的变节香蕉人,即便你成为汉奸叛逃美日英加澳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即使你隐藏的再深再高明,或有外鬼人的安保措施再周密,在我隐蔽战线不计成本、全球追杀的决心面前,你也必须、绝对会被从这个地球上尽快彻底清理掉!

  随着目前国家对安全问题的日趋重视,特别是香港暴乱后经济、军事、战争的日益迫近,我情报系统松懈了多年的神经也开始逐步收紧,在追加预算,增加人手等措施的刺激下,工作效率也在逐步提高,开始高速运转。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病逝世,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以表达对周总理逝世的沉痛悼念。

但是,当时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是与我国极为友善的国际机构人士,立马站了出来,发表了不到三分钟的演讲,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周总理却没有一分钱存款。

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周总理却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短短的两段话,让在场的人员,哑口无言。

这世上本没有完人,如果有,一定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我有幸生在这个年代,融入这个时代,虽与祖国和人民军队一起经历过许多的风雨坎坷,但赶上了祖国发展的好时代。青春虽已去,但青春无悔!作为一名战士,我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唱响时代主旋律,做社会进步的忠实记录者,为民族的复兴、人民军队的强大、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吹响嘹亮的集结号。

多有疏漏,敬请斧正。我是孙照广,期待您的关注,谢谢!

二O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