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知青岁月（第11部作品）

高戈

我们有一个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昵称“知青”，尽管我们已是奔七的老人了。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是那个特殊年代的骄子与脊梁；我们用雅嫩的肩膀扛起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我们用青春与热血铺就共和国大厦的基石。

沧海桑田，苦难涅磐，刻骨铭心，我们才有了今日的悲壮与超越。“知青”无悔！

我们一路走来，暮然回首，豁然发现，原来过去了的知青生活，是我们一生中最最难忘的岁月！

感慨之余，填词一首，怀念我们曾经逝去的青春印记！

《 沁园春》

宜章知青

慷慨春秋，一片丹心，苦乐华章；

为神州定乱，上山下乡。

油灯弄影，骑岭添色，

栉风沐雨，山川绣锦；

广阔天地傲雪霜！

曾记否，跌宕人生路，几度彷徨？

熔炉百炼成钢，

历半世峥嵘岁月藏。

执手诉衷肠，比邻探望；

磨难担当，奋发向上。

家国同乐，千古绝唱；

知青精神放光芒！

再回首，笑朝阳一瞬，夕照芬芳？

　　 （之一）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我作为宜章一中红卫兵代表大会（即学生会）主席、高中应届毕业生、学生党员、高二连（年级）副指导员、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即学生会)主席，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宜章县第一中学团委委员，积极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以学生干部的名义，(当时宜章一中下放县五七干校21名知青，派了专职干部带队，骑田林场因我是党员就未再派干部) 带领宜章一中八十七个朝气蓬勃且又稚气未脱的高、初中生，背上行囊，怀着激情和理想，带着鼓舞与期待，来到了宜章县骑田林场，接受森林工人们的再教育。与我们一起下放到骑田林场的还有白石渡镇中学的知青四十人，杨梅山矿中学知青三人。另外，之前下放骑田林场留下的知青两人，共一百三十一位。

笑饮雨水汗水泪水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一日上午，春雨绵绵，宜章一中的大礼堂里，学校组织集会，热烈欢送学子们上山下乡。时任骑田林场党支部书记孙中仕到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热烈欢迎！我代表学校下放知青发言。会后，同学们胸戴大红花，挑起行李，欢声笑语排着长长的队伍，融进锣鼓喧天的欢送队伍里，在宜章城关的街道中游行，场面热烈。我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振臂高呼口号，俨然带兵出征的大将军。”后来看了描写红军长征的电视剧，真像当时离开井冈山挥师出征的红军战士。

队伍快出县城，我环顾由学生家长组成的欢送队伍，想与来欢送的弟妹告别。父母对已长大的我高度信任，没来欢送，叫弟妹们代劳，我当时没有看到他们。只见许多家长含泪抱着快出县城的儿女哭泣，尤其看见比我们普遍小三岁的初中同学，引来我的一丝惆怅，泪涌眼眶，身份和责任将泪水强忍下去了。

队伍到了罗家山，下放五七干校的同学分流另行。前行不远，队伍进入简易公路，再沿着山村小路、田埂来到楼梯岭下。楼梯岭海拔1000多公尺，坡度30度左右。没有了欢送的锣鼓，大地安静了、路越来越窄逼、山越来越陡峭、雾越来越弥漫、担子越来越沉重、呼吸越来越急促。加之，一时离开家人独立生活，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远超出了自己的心理准备，我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当我环顾周围，同学们脸上都挂满了雨水、汗水，还夹杂着泪水。我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责任感在谴责自己。于是，马上用手偷偷抹去脸上的雨水汗水泪水，舌头舔了舔嘴唇上的混合残渍，强装笑颜，挑着行李，往云缭雾绕的楼梯岭高处攀登。

(之二)《苦乐知青岁月三事》

造林荒山高山陡山

植树造林，林场之本，知青之业。

宜章骑田林场于1958年国家投资建立。区划面积约85000亩，近56平方公里，沿着骑田岭北东方向分布，西至梅田镇，最西北方向与临武县抖水坪安源锡矿接壤，东北方向与郴州市北湖区新竹山村接壤。林场靠宜章县城西北部，距县城最近10余公里，最远25公里。我们来到林场时，工区之间未通公路，林场员工的日常生活用品全部到县城和周边村镇购买，全靠人工手提肩挑。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林场定位主要种植用材林杉树、松树。只到最近，才确定骑田林场所在区域为县城周围十余万人用水保护林。在知青来林场前，限于人力财力，只对靠近西部20000余亩种植树木，我们来林场时最大杉树达直径25厘米。当时在西部建立五个工区，林源、林海、林峰、新建、苗圃。每个工区周围五公里范围种植树木，位于东部和高山处、险陡处还未种植。知青来到林场的七年，几乎将远、高、险处地方种植了树木。植树造林的组织方式是，每年三、四、五三个月组织植树大会战。人员从各工区集中到会战点，一块一块消灭植树盲区。其他时间回到工区对周围林木进行垦荒育林、间伐过密树木和进行一些自己改善生活的劳作。

我在林场锻炼三个年头两年半时间，参加了三次植树大会战。第一次，1972年3月11日，刚下放骑田林场，与全体男同学驻进从未开发的东部区域桐木山，黄岑水库周围。住在瑶族老乡家里阁楼上，晚上臭虫咬得难以入睡，白天劳动。劳动区域山的坡度在30至40度左右，脚下万丈深渊，眼前白云飘飘，从云层间隙处看见时隐时现的县城，恐高两腿发抖，念母心在颤抖，不免黯然泪下。第二次大会战在林峰工区附近险陡的荜家冲和最危险的楼梯岭悬崖处，坡度最大区域70多度，要一人拉住，另一人挖洞。第三次又在桐木山，远离村落，只好打工棚，人多工棚小，只有睡通铺，人叠人睡。一天晚上，树桩支撑不了重量塌下来。还有一天晚上下暴雨，有经验的工人师傅提前一分钟叫醒我们，离开的瞬间，目睹山洪将工棚冲走，大家齐声叫“险”！当天晚上在雨水中站个通宵。然而，同学们最担心的不是这偶然的险遇，而是近三个月，春天烟雨绵绵日照少，衣服和被子有时捏得水出。这种生活女同学更加困难，有的来了例假也不休息，偷偷地把例假纸挖个洞埋掉。工人师傅告诉我们，有一年，在海拔1200百余公尺的将军寨造林会战，冰雪冻住路，大米只能扎住裤口装进裤腿中，架在脖子上，一步一步爬着扛上山。参加工作最长的工人从1958年开始，十五年来都过这样的生活，比较他们，我们才刚刚开始，同学们为工人师傅的艰苦创业精神所感动，虽苦也乐。

为调动积极性，林场实行计件工资，工人、知青一视同仁。实行计件工资的第一个月，我获得第三名，第一名是工人，第二名也是知青。

2018年回到林场，我特意到桐木山两次大会战的地方去看看，死死抱着当年种的树，热泪盈眶。极目远眺，见到林场几万亩郁郁葱葱的森林，我们感叹：那是林场干部职工和知青们用辛勤汗水浇灌的啊！

(之三)《苦乐知青岁月二三事》

善处队员党员指导员关系

在宜章一中，我是学生领袖，到骑田林场也成了知青们的主心骨。除了与其他知青一样劳动外，还要参与骑田林场的决策与管理，维护知青的合法权益。

参与管理的身份是，沿袭学校按部队连级建制，所有知青视为一个连，由一名党员工人李满成任连指导员，我担任副指导员。当年是党支部领导林场工作，而林场党员只有八人，林场重要事情都是全体党员大会决定，因此，林场工作我都参与决策。每个工区由团支部委员作为知青负责人，协助工区负责人工作，工区负责人都是党员。由于管理工作多，我常不能与知青一起劳动,但自己尽可能不影响劳动。一九七二年底，与另外三名知青(林场知青罗兆东和亚热带作物实验站知青两人)借调到宜章县文工团,因为怀念知青生活，我没有留恋在县城里相对舒适的工作和享乐，三个月后仍然回到骑田林场，与知青们一起，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植树造林和改善林场生活条件的集体劳动中。

一是建房，改善居住条件。林场一下子增加129人，住房是最大问题。场领导决定，自己建设房屋，五个工区先后修建1000多平方米的简易住房，还单独给了我一个八平方米的房子。

二是修公路。知青来林场前，五个工区都未完全通公路。经过两年奋战，林源（场部所在地）、林峰、林海三个工区全部通简易公路，场部还买了一辆汽车。

三是种菜养猪。林场有几亩田土，自己种了粮食和蔬菜，办了一个养猪场，平均每个月自己可以杀一头猪，改善伙食。那时，国家发给知青生活费每月15元，林场根据每人劳动能力大小，分22元、20元、18元三个等级，每月发生活费。不足部分由林场补齐。第二年开始实行定额工资制以后，知青收入有明显改善。最多时知青一个月拿了90余元工资，我最多一个月拿了70余元工资。粮食每人每月计划供应大米46斤，大部分知青够吃了。其他物品，按城镇居民一样，计划供应。自我们那一届开始，知青多数到国营农林场站锻炼，劳动强度虽大，但基本生活还能保证。

四是组织改善文化生活劳动和活动。每个工区在三年内都建了操场，场部还建了篮球场，经常开展工区之间比赛。同时，我把校园文化娱乐生活也带到了林场，推选十五个爱好文艺的知青，组织了骑田林场业余文艺宣传队，丰富了林场干部职工的文娱生活。由我与王永康编写并主演的话剧《两件礼物》，在宜章县群众文艺汇演中一举夺冠。

下放期间，明白什么是党员的责任。第二年在楼梯岭植树大会战期间，一次焚烧杂树时，一个工人师傅在未准确判断能否安全时，提出试烧砍伐的灌木，我感到坡陡，火势会冲破防火带燃烧周围树木，不赞成，对方坚持，由于对方是带队工人，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果不出所料，燃烧的灌木在风的作用下，加之70度的陡坡，大火将周围几十亩松树林一下子烧光。在组织扑火中，我的鞋子跑丢了，光脚打火，累得晕倒在山上。事后，党支部开会批评我没有坚持原则，在会上作检查。同志们说：你是知青，更是党员，在党和国家利益面前，应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不应身份而不坚持原则，给国家事业造成损失。

一九七四年，骑田林场共有四名知青被保送上了大学。我被推荐上了中南矿冶学院，毕业后留校，当了教授，周希平上了湖南师范大学体育系；李毛秀上了湖南中医学院；吴信养上了郴州师专。还有十一名知青保送上了中等专业学校。

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先后又有八名知青保送上了大专院校，有十名知青上了中等专业学校。在下放骑田林场的一百三十一名知青中，有二十三名被林场推荐保送上了大学、院校和中专。

然而,更值得敬佩的是，肖贤光、李桂香、陈恒久、吴玉凤、周国红五位知青终身在骑田林场安家，成为林场事业骨干。2017年，我花钱，给他们每人发一块“长征路上新一代”梅花牌匾。

(之一)

1971年，我在宜章一中高中毕业。

1972年3月11日，19岁的我，和一群稚气未脱的初中、高中毕业男女学生，从温馨的家中，离开父母，挑着衣、被等行李，带着迷茫、无知、无奈、还有一点狂热的心绪，践行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使命，朝着国营骑田林场步行进发。男生的目的地是春季造林大会战的桐木山工区。当我们穿过漫长田洞的石板路后，来到了楼梯岭山脚下，抬头仰望着盘旋而上的陡峭山道时，心中十分惆怅。

这时已是中午时分，刚刚出道的我们，每人挑着40来斤担子，腹中已觉饥饿。大家硬着头皮，一脚一晃地向楼梯岭进军，十四里多远的楼梯岭，攀爬了近两个小时，全身已湿透，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不想动弹。到了张家塘村，见有山泉，大家不由分说，用手捧起水就喝，感觉特别甜润，越渴越想喝，喝得肚子胀胀的，继续往桐木山村缓缓而行。

黑山鏖战

桐木山是瑶族居住的自然村，只有几幢房屋散落在清澈见底的山涧旁，房子的墙壁是用黄泥掺合石灰、沙子抖成的，叫抖墙屋。不少抖墙都裂了缝，透得见光，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屋顶是用新旧竹蔑和冬茅叠搭的，进屋后，从楼板缝看得见屋顶上穿透下来的阳光，足可见房屋年代之久远。当夜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白雾弥漫，醒来小解，一摸被子，居然被渗滴下来的雨水和雾水打湿了，无法安眠。

第二天天刚朦胧亮，起床集合哨就冲破浓雾贯入耳中，挣开尚在睡意中的双眼，到小溪刷牙、洗脸，远近的景色被时聚时散的浓雾覆盖着，显得朦胧而神秘，恰似人在仙境一般。吃完用黑色砂钵蒸出的饭后，带班的老工人将锄头、镰刀、柴刀发给大家，朝着离住处三里多路远的造林地大黑山出发。开始了砍柴、翻柴、打穴、植树、通带五个环节的流程操作。

这五个环节中，砍掉的杂柴兜脑不能留得太高，否则翻柴时，几万斤一卷长龙似的柴就会被柴桩挡住滚不下，必须钻进柴堆里将挡道的柴桩砍平才能滚动。有一次，重新砍柴桩的同学，来不及钻出来，被“柴龙”夹带滚起来，一直把他们滚下山，好在幸运，人无大碍。挖穴和通带环节，缓坡好说，陡坡则无处立足，只得先挖两锄，撑开八字脚站稳，才能动锄，否则人就有被摔下去的危险。

那时，国家供应的定量大米每人每月45斤，一个月一斤指标肉、2斤豆腐，同学们正是吃长饭的时候，喝的是麻石水，容易肚荒，菜中油特别少，每天的劳动强度比农村10分工的劳力还大，身上全天被雾水、汗水浸袭着，难得一身干，每餐八两大米饭仍然塞不饱肚子角，我腰圆膀粗，一个月吃了86斤大米，不够吃了回家找爸爸要。那时瑶家农户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或用干柴、竹蔑点燃照明，更没有广播和收音机，听不到外面世界的任何信息。累了一天，扒完钵头饭，走到小河边就着冰凉的河水，擦擦身子，洗干净手脚，回到住房钻进被窝呼呼大睡。第二天，重复着上工、吃饭、净身这些生活轨迹。大会战期间，因为要赶季节，没有放过一天假，有的同学久久未见到家人，有娇无处耍，有苦无人说，只好争着到宜章买菜、挑米，借机会与家里暂聚一下。

为了解决精神粮食的空白，下山的同学捎带一点旧报绍或手抄本小说相互传阅。《第二次握手》手抄本当时是“禁书”，轮到我看时，手抄本就被传阅得皱巴巴，字迹模糊不清了，但还是借着油灯一气读完。有一天，听说黄岑岭水库放电影，几十个男知青借着暮色和两个手电筒前后晃照，欣喜若渴地赶往相距十二里多路的放映场看电影，放的是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我们一边看，一边被影片中的卖花姑娘的悲切命运叹息，无声地流了泪。看完电影返回驻地时，已是凌晨三点。在城里看场电影是小菜一碟，但到大山中想看场电影、知晓点国际、国内大事的新闻都难于上青天。

5月4日，我们这些留着长须长发，被戏称为“道士”的男同学按照场部指示，分赴到林峰、寺昌坪、新建、林海、林源五个工区，住进了固定居住点。我与王永康、黄华春、白云凯等二十个男同学被分配到林峰工区。林峰工区座落在大江边旁，几间泥墙盖瓦的平房居住着带家属的老工人，山坡上散落着几块屁眼宽的旱土，新栽的青菜、白菜正披着露珠在顽强地生长，一间厕所被搭建在远离住房100米开外的陡壁中。

知青来后，老工人腾出本来就狭窄的房间安置我们，二十多个知青被安置在三间约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每间四铺床，每床睡二人，中间空隙只是勉强能跨脚，我身体较硕健，睡外边，经常被挤出床外，摔在地上咚咚响，痛得“哎哟”大叫。

(之二) 《在国营骑田林场的日子里》

父亲逝世

1972年6月19日，我正准备牵牛踩红砖子泥，突然有人喊我到场部去有事。从林峰到场部有15里路，过去没有走过，只得一路打听。刚到马头岭村的古亭脚，只见养护段的一位老工人，蹲在必经路口等我，见到我后，拍着我的肩膀，将父亲去世的噩耗告诉我。我连忙随他一起回到公路养护段，坐车赶回赤石家中。只见父亲已闭上了严厉而慈祥的双眼，红润的双额已成灰白色，我跪下去扶起父亲的头，喊了声“爸爸”你怎么了？我站起后，眼睛凝视天空而茫茫然。

在处理完父亲逝世的善后事情后，又马上赶回了工区继续上班，但是当月十五元钱的生活费少了，我问结帐的人为什么会少，一个工区负责人板起脸说：“你回去超假了三天，为什么不能扣”。我年纪轻，不敢得罪领导，只好哑然。

父亲的逝世，使我失去了精神支柱、物质依靠，失去了撒娇的庇护。继尔，母亲又患病，我身上无半文钱，只好清晨吃了一点冷饭泡水，从林场直接走路回到赤石老家看望母亲。从林场到赤石老家90多里，在白石渡高粱桥路边，向一个老婆婆讨了两个生红薯嚼着继续走。当时客车很少，货车司机又不认识，只得走着回到家。

父亲逝世后，父亲单位的原住房也只得搬出，宜章城再也无房可住了，偶然下街，只得到唐建华、雷炳芽等同学家混顿饭吃，再去完成挑米、挑菜的任务。我口袋里难得有兜钱的时候，在造林工地上三个月不下山，头发完全盖住脸部，胡子翘起二寸长，脸部中间只见二个眼珠闪动。一套劳动布衣裤白天穿上山，傍晚在清澈的小溪边搓揉干净，连夜烘干，第二天又接着穿上。如此反复地劳动、生活着。

工区建房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解决住房是林场的当务之急，于是，工区将老工人与知青分成四个组同时进行建房准备。一个组上山砍松树梁木，一个组清地基、放屋脚，一个组踩泥打坯、烧红砖，一个组买菜挑米送饭上山。我身体健壮，每天牵着从附近农村借来的大水牛牯，挖土、挑水、踩子泥，然后还要打出700匹坯砖、码好堆让日头晒。天晴无担忧，遇到雨天时，晚上也得起床盖薄膜纸或杉树皮，避免打好的泥砖被雨淋湿。几窑红砖打完、烧好后，又到宝塔石山脊上背瓦梁，一天二趟，一趟往返30里路。梁木每根4.5米长，直径12-18厘米不等，轻者50-60斤，重则上百斤。一路是荆棘丛生的陡山坡，没有路可走，全靠前面趟过的痕迹来认路，背着沉重的梁木一步三颤地挪动前行，一手压住肩上的木料，一手攀扯着路边杂柴滕条，稍有不慎，就有连人带木料跌下石岱下的可能。梁木、红砖准备就绪后，屋脚也下好了，但楼板还在山上未运到建房工地，于是，在当年的11月份，趁着到将军寨搞冬季造林时，工区采取多劳多得的措施，按劳计酬，一边砍山、炼山、打穴、种植，按完成任务结算支付，第一个月，我得钱50多元，第二个月得了70多元。完成造林的同时还要求每个人下班后挑板子回工区，工区大江边离造林地将军寨约3公里远，路是上山作业时踩出来的，一般坡度在30度-40度之间，最陡的地方有70多度，路长1500米，尽是冬茅和荆棘。但每一百斤板子可得1.5元搬运费，这种诱惑，工人和知青都争先恐后。吃了晚饭后，天已发黑，借着微弱的月光，挑起沉重的板子往工区走。

有一天，我挑了120斤的板子，硬起腰骨，迈开稍有颤抖的双脚往山下走，当走下石板路的茅窝后，一头捆板子的桎木条子突然断了，板子散落在茅草丛中。这时天完全暗下了，月亮从树稍间漏了一点光，借着这点光摸到板子，硬生生驳起另一根桎木条将板子重新捆紧，此时山风已起，浓雾临然，身上大汗直冒，体外却是冷飕飕的，但仍然咬紧牙关，深一脚浅一脚将板子挑回建房工地，过称后得了一块八钱的搬运费。这时，已是半夜9点多，全身打摆子似的颤抖抽搐。要知道当时的一块八钱可以买二斤猪肉，再加二斤豆腐，或者13斤大米呀。

(之三)《在国营骑田林场的日子里》

莫名委屈

1972年7、8月间，由于知青的生活太清苦，劳动强度太大，在白菜园山中砍山时，有两个15、16岁的初中生，受不了这种苦，时有怨言，上山时偷偷带上小圆钟，8小时劳动时间一到，不管工作完没完成，立马小跑回工区吃饭。这个情况被人发现后，有人用发黄的旧报纸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我住房外墙壁上，暗指是我带了钟上山，还在山上讲了“知识青年下放劳动等于变相劳改”的怪话，想挑起知青与林场之间的矛盾。当晚，工区三个负责人找我谈话，质问我：“大字报上指的事是不是你干的，那些怪话是不是你讲的”，我恼怒地直言陈述：“我没有钱买钟，也不敢偷钟，怪话不是我讲的，一个高中生也绝不会讲这样反动的话”。因我平时表现好，大家知道我的秉性，不是背后搞小动作的人。之后，领导再也没追究，但是，当年我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申请没有被批准。

1974年5月1日，工区二层楼的瓦房建好了。5月1日放假，我无钱无处可去，只好留在工区用油漆刷门窗、清垃圾。刚准备搬进分配给我的住房时，接到通知，调我到场部附设的林源工区，加强男劳力，同时参加林场办的文艺宣传队。后因糖尿病(后来才知道此病)诱发喉咙干痛撕哑而中止。林源工区的住宿是在原廖加水尼姑庵的基础稍加改造安顿的。此时的公路毛路已通，林场买了一辆卡斯车。开始，党支书要我跟借来的司机学开车，遭到时任场长的拒绝。只好安排我跟县电力公司的肖师傅为林场场部和林源工区安装照明电线。还到新建工区安装了第一个水轮发电站的所有设备。在知情负责人唐建华的主持带领下，场部要建水泥篮球场。我身大力不亏，有使不完的劲，从车上下水泥，两边腋窝挟一包、肩上还横扛一包水泥，送到50米开外的掺合处，飞也似地往返。场部的女同学当时未分配到工区去，见我吃得多，蒋建设、雷本桂同学代表部分女同学给我捐送80斤粮票，我这时才敢跟女同学逐渐接触。要知道，林场是有严格纪律的，知青晚上经常组织集体学习，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男女是不能乱接触的，更不准谈恋爱，否则一经发现就要受处分的。尽管已经到了法定婚龄，但知青就是不准搞这些鬼名堂。曾经有知青对异性有过暗暗追求，已遭到过非议和警告，我也只好把人的原始野性冲动和对异性渺茫的爱慕压抑到心底，装出一派正人君子之形态，勤奋工作，努力上进。1974年，我是被推荐上学校之列，不料有一位老工人，在我脚伤去拿药时，他爱理不理，我对他讲了两句气话，被他投了反对票而落选。以后多次推荐参军、招工，都被社会关系好的人顶替了。

初露曙光

1975年，我被县林业局借调搞“四、五”森林资源调查。这项工作搞完后，又被借调到县林业局搞电影放映宣传工作。

1981年我重上林场，开始又在林峰工区，一年后又调到场部，以技术员身份赴桂阳县的“郴州地区林业干部培训班”学习，回场后任林场营林股长。

1983年转干；

1985年入党；

1986年任副场长，主持林场营林、森林采伐设计方面的全盘工作，协助场长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置重大问题。

1987年，赴中南林学院脱产学习二年，毕业后，回林场参加了“六、五”森林资源清查。后来，组织上要任命我为副场长兼骑田林区公安派出所所长、指导员，我考虑到自己的糖尿病并发症（脱骨疽）很严重了，加之小孩读书问题，自己身体确实无法长期适应高海拔的工作，就谢绝了组织安排，被调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1990年调往乡镇任党群副书记、乡长——那是后话。

苦乐成就

在骑田林场期间，前后有十八个年头，除了到林业局工作和读书外，我主要做了如下几方面的事情：

1、协助场长黄常杰到省林业厅档案处，查回即将烧毁本场1958年的建场初期档案资料；弄清了林场与周边县、乡行政界线的划分资料；参与了与郴县芙蓉乡廖家洞大队权属纠纷诉讼，保住了宜章县几万亩的面积不被郴县侵占；进一步踏实确认的本县乡镇与林场的边界线；平息了林场与外界权属纠纷矛盾，解除了林场外部纠纷压力，增强了林场周围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2、负责林场每年的采伐计划上报、落实采伐质量的检查。

3、设计、规划林场的造林任务，组织劳力上山造林、抚育病虫害防治、森林火灾的扑救、指导本场苗木的培养，每年育的杉苗、松苗、混交林苗木完全合格，达到了速生丰产林的苗木标准，曾多年次被评为县、地的先进单位；所造之林，采取挖大穴、施放钙镁磷等长效肥的措施，杉木年生长量达0.8-1个立方米、松木生长量达0.5立方米的速生丰产林的目标。在岗期间，自己直接营造林木达150亩，抓营林生产时共营造近4万亩面积(包括新造林地造林，采伐迹地更新造林，低产林改造造林，火烧跡地造林)，新开防火线3公里，在防火线上栽种了木荷、茶叶达60余亩，还引进了猕猴桃和山茱萸的种植，扩大了桔子和板栗的种植面积，为林场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相结合、永续利用，作了有历史意义的探索。

4、组织人员扑灭大黑山、寺昌坪、王菜坪等地的森林大火，减少了林场的巨大损失。

5、背着罗盘仪、标杆、地形图，用双脚走遍了林场五个工区，近九万亩的崇山峻岭、大江山涧，从未停歇间断过。

1990年3月，我调到宜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离开了林场和林业系统。离别时，看着那一片片亲手或指挥栽种的、正在茁壮成长的、已进入择伐期的郁郁葱葱的莽莽林木，一种事业有成、略带苦涩的自豪感，油然从心中升起。

(之一)

47年前，我们是花一样年华的青少年，离开父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林场去，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开启了人生走向社会的第一课。

豪情满怀下乡去

1972年3月11号，春暖咋寒，天下着毛毛细雨，宜章城格外热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飞舞，送行的队伍将一中两旁的马路围了一里多长。这一天，宜章一中的110名高、初中毕业生，(其中男52人，女58人；高中生63人，初中生47人)，在一中的操坪集中，十六七岁,十八九岁的我们，人人胸戴大红花，个个兴高采烈，踌躇满志，激动万分。县里的书记、革委会主任、“四面向”办公室主任、骑田林场、五七干校的负责人都来了，场面蔚为壮观。

上午9点多钟，开完宣誓大会，同学们一个个从一中大门鱼贯而出，在校门不远处公路交叉十字路口，我们携着行李一起上了敞篷大卡车，朝着城西的方向驰去。一阵阵的口号声、一面面飞舞的小彩旗，我们觉得自己好自豪、好崇高，欢歌笑语撒满一路。

这天与我们一起下去的知青，分别赴骑田林场和五七干校两个地方。到了罗家山包子铺，下到林场与干校的同学分手了，大家真有些依依不舍，我发现不少同学眼里含着泪花。去林场的由唐建华同学带队，89名高初中毕业生往骑岭方向走去；我们去干校的21人，则从罗家山右边的小马路插进去，大家将行李放在拖拉机上，人走两里路就到了目的地。

从干校到亚作站

宜章县“五.七”干校成立于1967年，位于骑田岭下的罗家山村，是当时特定历史的产物，1973年解散。

我们下放的五七干校的同学21人，(其中男同学14人，女同学7人，高中14人，初中7人）。上头给每个知青拨的安置费是400元，当时每月的生活费是10元。干校按连排编制，知青成立了团支部。21人中,黄加敏是我们的头，我与彭卫国是副职，我主要是负责知青中的学习宣传和女知青的工作。

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期间，我分配在蔬菜班，两个一间房，住在原来的铁厂，其他同学则分到农业班、养猪班，除了吃饭远点外，其它感觉都挺好的。最主要而荣幸的是，我们和县里的干部们在一起，他们都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经验。干校给我们配置了一个干部叫邝超群，他很有人情味，又懂我们知青的心思。下雨天也不要出工，就在一起学习、读书看报，又不要我们自己煮饭，每个星期还能吃上一、二餐肉，一餐豆腐； 小菜是两分钱、豆腐是五分钱、肉是两角钱一份，每餐还有一个汤不要钱。但我们也曾22天的时间，餐餐吃过一样的菜，就是煮冬瓜、炒冬瓜、红烧冬瓜、炸冬瓜片、清炒干冬瓜条等等，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那么苦，感到很满足，也很快乐。想想只要好好地干上三两年，就有机会离开广阔天地，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

干校最累最苦的活儿，就是冬天到广东省坪石麦坪镇刮茅草，给猪垫栏过冬，当时是打霜的季节，半个月时间，去了16个人，三、四个人住一家农家小屋，有的同学5点钟就起床磨刀，清晨天蒙蒙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回家。到了山上，将刮好的茅草捆成五六十斤一把，从山上滚到马路边， 用拖拉机每天拖一车茅草回干校，中午在山上吃饭，每天男1000斤、女800斤的任务，不少知青手上打起了血泡，也不叫苦，大家相互帮衬着完成任务，虽苦犹甜。

这种日子维持了到1973年初，心态便有了一些变化，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实在是有些寂寞，又听到一些传闻，说我们下放可能会延长，才有机会离开，便有些心灰意冷起来了，有的人还唱起了黄色歌曲。虽然跟别人一样，口号喊的挺响亮，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我还真没有这个打算。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两个月，我们又面临了一个更不好的消息，就是五七干校要撤销、停办，我们下到干校的知青全部转到别处知青点去，这时，大家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1973年4月初，我们五七干校的21人全部转到了亚作站，随后，五七干校停办。亚作站有场部(包括一队)、二队和三队，我们分到三队，加上我们21人，共有40多个人。到三队不久，杨继忠同学就转到农村去了。同年4月21日，亚作站还接收安置一批宜章知青20多人，分到场部。

刚入亚作站，实行工分计件制，劳动强度也大了许多。没有电灯，每月有两斤煤油指标，到场部领取；生活用水，早工到一里多远的井里一担担挑回来，采取两人一组的轮流制。

我分配到苗木组，给果树嫁接的技术活，平均一天要蹲近十个小时，开工时蹲下去，到收工时根本就站不起来。即便这样，我很快就适应了苗圃嫁接一整套技术流程，每天能嫁接600株以上，成活率在90%以上。

每逢下雨的时候，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也是想家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大多数人会在一起剥花生，队长吿戒不准偷吃，但还是有人偷偷地吃。没有花生剥的日子，我们会看看书，写写家信，报报平安。实在无聊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唱唱歌，歌声支撑慰藉着我们，使我们那些艰辛的日子,有了一些色彩、生气与希望。下放两年半后，1974年10月，我首批被推荐到郴州商校读书，同批次一起去的还有黄加敏、邓凡荣同学。

(之二) 《难以释怀的知青情结》

亚作站的老知青们

亚作站1964年建站，全称是“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宜章亚热带作物实验站”，地址选在离县城3—6公里的骑田岭下的罗家山村，当时是一个有80多人编制的农业科研事业单位。以种柑橘为主，兼种梨、桃等果树。1968年底下放为：宜章县农业局柑橘场，后又改回亚作站。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对父母双亡，无去处的知青，中央有政策：凡娶了农村姑娘，一律和农场知青同等待遇，解决户口和工作。亚作站下放宜章县以后，体制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管理，自负盈亏。在知青返城后的一段时间里，企业效益不佳，一度停发工资，自谋生路。1984年，亚作站和县鱼场合并，旱地改成水塘养殖鱼种苗，情况才有所好转。2016年，亚作站拆迁建校，原址变成了宜章养正中学。但退休人员工资仍按原事业单位待遇发放。

1965年9月5日，长沙市六中57名高初中毕业生(其中：男32人，女25人；高中29人，初中28人)，因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大多数出身资本家、地主、官僚、专家教授、在押战犯和逃台现役将领子女，下到此站。就因为出身问题，他们在那时就被打上了烙印，他们的毕业鉴定表上，都贴上了 “某某出身×××，该生不予录取”大学、高中的标签，当时他们有好些人都是能考北大、清华、重点中学的尖子生。早已被贬低的人格，超出体能的劳动强度，在文革中倍受摧残。57名知青的命运，随着文革的深入跌宕起伏……

1966年4月5日,全国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斗争掀起，彭行健、文渊博、刘洪庆被当作小邓拓相继楸出，编入有问题严重待处理干部的“独立排”，被隔离反省，并施以监督改造批斗。随着“5.16”文革运动深入，亚作站也成立了两派组织，知青们被骂作：地主崽子、狗崽子。向孝其被公安逮捕，刘洪庆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57名知青人人自危，个个精神上惶恐不安，如履薄冰；大多数知青被抄家，挂牌游乡，被处罚；他们自己也互相揭发交待所谓文革中的问题。所谓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只不过是一种安慰剂罢了。还有“一年后转为正式农业职工”，是当时对他们下乡时的承诺，知青们通过正当途径向上级要求兑现承诺时，各部门却互相推诿，不了了之。

1967年夏秋，道县发生的杀戮惨案风刮到了五岭地区，农历7月15日的前一天，亚作站的知青们，得知将有大批农民组织进站，自己的生命已受到威胁时,大家互相传递消息,并相约来了个“午夜大逃亡”。半夜十二点，趁农场老职工熟睡之机，亚作站知青五六个人一组，分别翻越山中的无人小道，直向五十华里的京广线五岭车站方向集结，(离开宜章辖区)。这一夜月光如同白昼，老天有眼，知青们一个不少地走出险境，逃过一劫，安全返回长沙，这种历练谁人能及!

经过文革的种种冲击、审查，直到1971年，全部知青解除了审查和处罚，重新回到了亚作站。当我们听到老知青跟我们讲这些故事时，一个个唏嘘不已。

比起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知青，我们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最主要是我们在精神上不受歧视。我们在下放两年半后，每年都有读书、参军和工作的机会，他们则永远没有。除了个别人走出了亚作站，绝大多数人干了整整14年；我们转到亚作站时，大哥哥大姐姐知青，因看不到前途，很多人已结婚成家。1979年知青大返城。下放在亚作站的所有留守知青，除王合生无去处，与本地农村姑娘结婚，一直坚守在亚作站直到退休外，所有知青全部返城。

(之三) 《难以释怀的知青情结》

痴情一生，无怨无悔

想想我们的下放、有欢乐、有孤独，更多的是迷茫，只有经历过的人，打在心里的烙印，才这么地铭心刻骨。华丽的青春，在承受着共和国创伤与苦痛；花一样的年华，伴随着共和国的蹉跎成长。

广阔天地的风风雨雨，吹硬了我们的筋骨，艳阳天的烈日晒黑了我们的肌肤，愚公移山般的劳作练就了我们非凡的意志与品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的青春年华，在憧憬未来，经受着艰苦的磨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能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直面生活的担当，有着奋斗进取坚强执着的信念，这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知青生活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有知青经历的人，现在基本上都是花甲有五年龄以上的老人了。我们现在来透视知青的金色年华，诠释着凄苦年代的美丽人生：知青一代，是青春的见证，是历史的见证，是时代的遗篇。我们承载了太多的岁月沧桑，我们用手掌托起了与我们年龄不相符的艰苦生活。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懵懂年少的我们，曾天真地认为：用我们赤诚与激烈，能燃烧山河的荒凉；曾执着地坚信，泥巴中能寻求出人生的理想；曾痴情地憧憬，理想之花能在广阔天地四处绽放。

当年的风和雨、悲与壮、血和泪、思与情，都是一代知青说不完、道不尽的跨世纪的话题；知青们经历了凤凰涅槃，苦难多于欢乐、蹉跎多于机遇，魂牵梦饶的共和国知青故园，是知青灵魂深处久久难以释怀的生命历程。

现在回过头来，再审视那一段历史，1700多万人的知青上山下乡，整整十年，声势浩大，有哪一个国家能有如此作为？这是上千万人用热血和青春浇筑的时代里程碑，他们是那个时代撑起共和国的脊梁!

47年花开花落，多少事物已随风漂落,难以忘怀的知青情结，是我前行的坐标与动力。我不可能写出一本知青回忆录，只能是拾起那些零星的花瓣，粘贴在岁月的文档里，点击出亲历的曾经与自我，刷新每一个视窗，唤醒那一段沉重的记忆。今天，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知青，已经淡出了时代的舞台，但是，那辆时代列车所留下的道道辙痕，却牵引了我的不尽思念，而那段峥嵘岁月，在我的心中所深深镌刻的则是——知青无悔!

(之一)

每次看到年近九十的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实验田间选种、育苗，搞科研的画面，都引起了我的怦然心动。他让我回忆起了47年前，在宜章一六农科所的实验田里数稻穗、量植株、传粉授花的实验情景，那个画面铭刻在脑海挥之不去，那段生话片段象电影一样时常浮现在眼前……

一、由瑶岗仙下放到一六农科所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我们高中二班全体同学加上十几个初中班的小弟妹们，集结在瑶矿的体育广场上，矿领导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知青下乡大会，当时我代表全体知青发言，向全矿的父老乡亲、矿领导，学校老师和同学告别，并表示到农村到广阔天地锻炼的决心。会后，全矿的职工家属、父老乡亲、同学，老师夹道欢送我们上了一辆大客车，外加几辆载着行李的大货车，徐徐开动驶向宜章县农科所的方向，我们这群从未走出大山的儿女憧憬着未来，想象着即将开始的知青生话，心胸充满了那个时代的豪情壮志，情不自禁地大声唱起了充滿着理想主义的歌曲。学校党支部杜刚书记，矿领导给我们配备的带队干部周师付，一直护送我们到达农科所。

农科所座落在一六香口洞平原上的小山坡上，从山坡上一眼望下去，大片鲜黄色的油菜花花香扑鼻，紫红色的红花草鲜艳夺目。近处的花海、远处的河流、村庄、构成了一付绝美的乡村油画。它当时冲击了我们这群青年学生的视觉，震撼了我当时年轻的心灵，我当时呆在山坡上从心底喊出：“好美的大自然，好美的广阔天地”。

农科所的领导和老职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所里还杀了几头大肥猪，在二层小楼的晒谷坪上摆开了丰盛的午餐迎接我们的到来，当天晚上记得在所里大粮仓楼上的大木板房间里，所里给我们铺上厚厚的稻草，我们30多个女生，在大通铺上铺上床单被子，准备着迎接离开父母兄弟的第一个夜晚。正准备睡觉，突然一个角上传来细细的哭泣声，我们几个走过去，发现是初中的两个女生，忙问什么原因，说是想爸爸妈妈了，我们几个高中女生虽然心里 也在为离开爸爸妈妈而心慌意乱，但表面还是强装坚强，耐心安慰小妹妹们，很快大家平静下来，进入了梦乡。

很快我们被分配到了所里各个部门。一队，二队是种植大面积良种的，实验队是研发培育实验新品种的，还有食堂、养鸭场、养猪场、一个复式班的小学、还有山背面的老麻土旱土果树瓜类栽培队等等。我和黄红雁、苏小瑶、喻平杰、曾瑶运等十几个人分到了实验队。

(之二) 《一个知青的农科所情结》

二、 科学育种，在实践中增长知识

实验队是全所进行水稻研发，制种、育种、杂交、培育新品种的核心部门。队长是熊火元，熊队长矮小瘦弱的身材，皮肤黑的发亮，一双闪亮圆圆的眼睛透着精明，干起活来一丝不苟。还有副队长廖师付，他农艺精通，严肃认真。还有从湖南农业大学毕业的马新华技术员，他是一个喜欢说笑，满脑子装满了农科知识、比较风趣的科学技术员。

我们这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青年学生，当溶入这个集体后惊奇的发现：平时吃的米粒还有几十上百个品种，稻谷还会开花、还有雄蕊、雌蕊之分；杂交还有母本、父本、二倍体、三倍体这些科学名词。水稻育种还有：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这些从没在书本上看过的新鲜字眼。这些知识名词冲击着我们的大脑，激起了我们求知的愿望。

从进入实验队的哪天起，我们就跟在熊队长和马技术员身边，在田间学习修整水田，浸、催芽、播种等等农活。春天将几十上百个不同的品种，播撒在一小块一小块的水田里，夏天在闷热的稻田里套袋、给水稻传粉授花，站在上烤下蒸的水田里，观察记录各个品种的生长发育情况，经常是汗水湿透了衣裳，迷糊了双眼也顾不得休息。到了收割季节，我们得一小块一小块分门别类的割稻，一穗一穗的收晒好保存起来。待到下雨天或冰冷的农闲季节，我们在实验房间里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地给稻穗量长度、数每个穗的颗粒、用天秤称出千粒重，再推算出产品重量的结果，这些都是一丝不苟的，有一点疏忽，马技术员会瞪大眼睛警告的。所以在干这项工作时我们一点也不敢马虎。哪时我们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每年从省农科院领来新的实验品种，将不同的品种播撒培育收割以后，将实验的品种精益求精的计算出来结果，写成报告再汇报到省农科院，省农科院再把各农科所的报告汇总，第二年挑选出优良品种再推广到各县农科所进行大面积种植。(所里一队、二队就是从事这项工作)然后获得高产的种子再从农科所流向各个生产队。

在马技术员的带领下，我们经常在大面积的稻田里去观察发现长得不一般的稻株，做好记录进行观察，然后单独收割下来作为杂交的亲本材料。由于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作物，需要用母本的雄蕊花粉败育而雌蕊正常，从而使得母本仅接受外来(父本)的花粉而结实。有一次我们在马技术员的带领下，辛勤的杂交培育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糯谷稻种，稻谷粒呈椭圆颗粒状，每粒的谷尖上还带上了一点红色的小尖嘴，整个谷粒看起来饱满、漂亮。当时我们几个知青和马技术员还有熊队长，兴奋的不得了，给它取上各种名字：小红嘴、知青糯，马技术员说，林辉流的汗水多就起：林辉糯。当然这都是收获时的说笑，后来也不知道哪品种的后果怎样了。在哪片广阔的田野上，当时充滿了我们的辛勤劳作、汗水、甚至还有眼泪，但也充满了我们年轻的脚步、欢声和笑语，甚至歌声。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增长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新名词和农业科学知识，也增强了我们对农村、对大自然的见识。丰富了年轻大脑的思维能力。

(之三) 《一个知青的农科所情结》

三、农科所知青生话片断

农科所知青说来与下到各生产队的知青不一样，象一个半军事化的大集体，上有宜章县农业局直管，还有瑶矿派来驻守的干部周师傅坐阵，他随时关注我们这群年轻学生伢妹子，出现生活和思想上的问题，会马上开会解决。生活上，后来所里把二层楼房腾出来，全部女生四人、甚至五人一间住进去，配备了小木床，每人每月发一定的生活费用，上工听钟声响起，每个队的队长大嗓门喊：“出工啰”，然后我们迅速跑到队长跟前，接受当天的劳动任务，收工也是听钟声，钟声响了从农田或各劳动地点陆陆续读回到场部，进食堂花上二到五分钱，打上自己的一份饭菜吃的狼吞虎咽。一周里有周日休息，休息日有的加班，有的大部分结队到一六圩或附近的圩场赶集买点生活用品，有时买上几个白馒头解解馋是赶圩最高兴的事。有一次队长带上我和喻平杰，曾瑶运等到远一点的圩场去买牛，用整整一上午看牛选牛，看中了以后，熊队长跟卖牛人手握在一起，用几个手指在袖筒里做了几个动作就成交了。然后我们兴高采烈的赶着牛回到场部。

在强大的劳动强度下，场领导不忘组织全所职工开会学习。哪时我们晚上或下雨雪的日子，所长经常组织全场职工，开会学习上级的文件和报刊的重要文章，经常是我们几个知青，轮流着在学习日上给大家读，哪些长长的文件报刊和上级的指示精神。我们同时也经常教歌唱歌，和老职工一起谈天说地增进感情。忙完水田的繁重栽培任务，我们知青感觉更辛苦的是到河对岸去挑回全场生活用的一车车的煤，生产用的化肥和生活用品，那条河上只架了一块块窄窄的木板连成的小窄桥，开始我们空手走在小木桥上都胆战心惊，觉得自已马上要掉到河里。后来慢慢才习惯挑轻一点的担子走过小桥，直至后来挑上130斤的担子也能轻松的健步如飞。

我们的肩膀上挑过粮食种子，生活用煤，甘蔗，化肥，红砖，瓜果蔬菜等等，挑担是我们知青必须过的一关，所以到后来,我们农科所知青最大的特征，是每个人肩背上都有一个隆起的肌肉坨坨，这就是哪几年磨炼出来的。

在春天扦秧的季节,我们曾经半夜三点起来，到秧田拔秧以准备白天能扦秧的数量，双抢时节，日晒雨淋，一身泥水一身汗水，有时背上被太阳晒的脱了皮，有时又被雨水淋的象落汤鸡，但尽管这样，我们照样能在收工的钟声中走在田埂上唱响：“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的歌曲。

在农闲的日子，我们到老麻土山那边烧制红砖，挖土、和泥、制坯、烧制成红砖块。我们和熊队长，男知青一起干的热火朝天。用这些红砖，我们建起了新的办公宿舍楼、建起了新的食堂和澡堂，我们实验队几个知青还和熊队长一起，自己在渠道边的山坡上挖泥合土，制出大块的土砖晒干，建造了一个唯一蹲厕,让所里职工家属使用。

记得矿领导为了知青生活方便，给所里送来了发电机等设备,建了一个发电房，让农科所结束了用煤油灯盏的历史。为了我们的精神生活，还给我们送来许多书本，建了一个知青图书室，组建了蓝球队等等。所以哪时农科所收工休息以后的一道亮丽风景就是：知青坐在小楼的走廊上，唱歌的、弹琴拉二胡的、吹口琴的，看书的，打蓝球比赛的，热闹非凡。我们的知青，吳雪慧、罗新姣进入所里的复式小学班里当起了老师，教农科所职工的小孩读书写字,传播理想和文化知识。

我们把歌声、笑声、青春的活力带给农科所的老职工，老职工把他们朴实勤劳的品格，把他们精湛的劳作技术传教给我们，使我们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得到了互赢。

四、我的农科所知青情结

我在老职工和领导的关怀下也逐步成长，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熊火元队长和杨跃南所长的介绍下加入党组识，后来又进入农科所领导班子当了农科所的副所长，当了副所长后，经常要去县里开会学习，领取上级的指示精神，开完会我会迫不及待的赶回农科所，只要田间还在有知青和职工在劳作，我一定放下背包，马上进入劳动的行列，晚上还会及时给所里职工传达上级文件的指示精神。

一九七四年招生办来所里招生，指定要我去苏洲医学院上大学，但我当时从感情上，实在离不开这片热土和日夜相聚的知青，所以放弃了那次上大学的机会。第二年也就是七五年，县里还是到农科所招生，我还是没准备去，大量知青还在，我先走有些不舍。但有一天下工的傍晚，县组织部来了一位干部找我，在晒谷坪边做了半小时工作，大概是意思是说：“四化建设需要知识，一定要去学更多的知识，才能担负起今后的四化建设”。就这样我接受了组织安排，被录取到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八月走的哪天，所里老职工、领导、和知青战友来送我，有的帮我捆行李，很多知青战友送上崭新的笔记本，在首页写上鼓励温暖的话语，杨跃南所长还在我的行李中，装上一袋花生，小萧还往我衣袋里塞上了五元钱，等等…，当时我就热泪溢眶，说不出话来，含泪跟他们依依告别。想起那情景：我满含泪水挥手告别，也在落泪的老职工和知青战友。直到现在回忆起来，我都还是禁不住眼含热泪。

进入湖南师大生物系以后，我还是依依不舍我的农科所和知青伙伴们，经常在梦里又回到农科所和同伴们一起劳作和唱歌。有时梦里可以唱完一首歌，害得同室的同学偷偷笑我一阵，再把我唤醒。所以在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我又跑回农科所去和同伴们一起劳动。

大学毕业，我被分到了教育战线，在三尺讲台上耕耘了三十年，1996取得了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2007年退休。

回忆起在农科所的哪段知青历史，我心存感恩，我感激有这么一段年华，让我接触到了哪样一个广阔的天地。它让我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农村、农民、了解了农业的科学知识；它让我磨炼了意志，锻练了体能。一六农科所，一六香口洞里，哪片神奇的土地，是我这一辈子魂牵梦绕的地方，是我青春无怨无悔的历程。

(之一)

1970年4月3日，阳光明媚，晴空万里，瑶矿学校操场上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主席台上挂着《欢送69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横幅。我们69届初中毕业生胸戴大红花，坐在会场最前面，那一刻感受着去广阔天地锤炼的自豪，也感受着亲人、同学、师长关切和赞许的目光。在领导和同学代表的发言之后，会场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鞭炮声，我们在热烈的气氛中，登上了敞蓬的解放卡车，向着那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地方进发，同时也迈出了我们人生最坚实的一步。

下到青山绿水的洛阁

当汽车到达宜章县城时，已近中午，我们吃过中饭继续前行，下午三点到达了立新公社（现在的浆水乡）。当晚，我们住在公社，并由知青组队与梅田四矿赛了场篮球。这是我们第一次与成年人赛球，那场球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已全没印象，但那一刻感觉到自己长大了。

球赛结束后，我们汇聚在公社会议室，公社主管知青的老吴向我们介绍要去的四个大队的基本情况，并征求我们及送我们来的父母亲的意见。我是由母亲送去的，母亲在我即将下乡时，带我去问了矿里一位有名的师傅，师傅对母亲说，这孩子要避水。母亲想起师傅的告诫，于是对老吴说，我们想去一个没河流的地方，艰苦点我们不怕。我知道母亲的良苦用心，她是怕我去游泳。这样我与文光明一起分到全公社最偏远的山村洛阁大队。

第二天一早，洛阁七队来了两位二十上下的青年人接我们。洛阁离公社有12华里，村子与外界还没公路相通，走出公社不久，就进入了山路，青山翠竹，溪水潺潺，路边时不时会窜出斑鸠野鸡，各种鸟在树上叽叽喳喳欢快的叫着。一路上坡又下坡，翻出山，才一眼看到我们要到达的地方。村子在群山的环抱之下，袅袅炊烟盘旋在村子的上空，上午时分社员们都出工了，只留下看家的老人和喂猪的妇女，村子里显得安静祥和。我们沿着青石板铺成的路，来到了既让我们忐忑不安又让我们向往的地方。中午收工时，生产队长回来了，他叫邓洋太，已派人把我们住处收拾整理好了，这一天我们被安排到社员家里吃饭，晚上生产队还开了会欢迎我们。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有土改时期的老支部书记邓善本，也有曾在部队当过排长的大队民兵营长邓有财，他们在全大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第二天是梅田圩赶集，生产队派了一位社员带我们去梅田圩购置农具、簑衣斗笠等，母亲也在安顿好我的食宿之后要返回了。在梅田圩与母亲分别时，母亲眼中的泪水不断地往外流，儿子离家要去接受磨练，独立闯荡了，母爱的怜慈尽显其中。而我虽心有不舍，却努力表现的成熟坚强，随着带我们购农具的社员豪迈的往回走。

农耕生活的风雨洗礼

洛阁七队田多人少，人均有二亩三分多田，还不算种杂粮和经济作物的旱地。刚来时，我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陌生，连语言都不通，好在贫下中农待我们如亲人，前两个月都是在社员家轮流搭餐。那段时间是春播的准备期，我们干的最多的农活是，挑牛栏肥去田里，并均匀的撒开；到山上割青，并将这些嫩叶踩至水田下；给田坎搭泥并筑牢。记得当时队上给我们评的底分是5.5分，这只是半劳力的底分，应该说这是超出我们能力的工分了，起码跟我们同底分的妇女或少年，他们基本农活都能干，不用教，而我们则要从头学起。

春耕时还要撒生石灰到田里，烧石灰的煤炭要去公社挑。我是第一次挑担走远路，开始还认为自己在家时也挑过百十斤的担子，应该问题不大吧，到公社后，队长给我的筐中只装了60多斤煤，我觉得有把握挑回去。但上路后，不管平路还是坡路，生产队的人都是很快的步子，而我渐渐跟不上他们，喘着粗气越落越远，衣服也全湿透了，在他们还没休息时，我已歇息几次了，队长在前面看我跟不上来，就留下一位社员等我，待我坚持着把煤挑回村时，社员们都早已收工了。

很快一个月过去，到插秧的时候了，这期间我们也学会很多的农活，拔秧梱扎、插秧等基本农活都会干了。每天跟我们一起干农活的都是些妇女、小青年，农村把我们称为半劳力，而全劳力则去犁田耙田。农村青年中，有位刚从梅田高中毕业回来的女青年，叫邓春雁，高挑的身材，俊秀的面孔，银铃般的笑声。我们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待在一起，整天欢歌笑语，青春飞扬，在劳动中学习知识，在劳动中收获快乐，我们也在劳动中和农村青年结下了友谊。

生产队虽田多，但并不集中，很多田都分散在偏远的山坳中。有次队长安排我单独去一处山坳中插秧，我挑着满满的一担秧来到哪里，不大的几块田，加起来也只一、二亩。把秧撒向田中后，天色暗了下来，浓浓的乌云翻滚着压过来，仿佛已进入黑夜，插着插着，斗大的雨滴倾盆而下，落到田中的水面叭叭作响。一声声惊心的闷雷在耳边响起，几十米外的一棵树突然被雷劈中，树干裂开，一股青烟升起。我想起了一年前下在梅田大队一队的瑶矿知青雷某，就是在田中干活时被雷劈没了的，也记住了父亲告诉我的话，打雷天气时不要呆在树下，不要站在水中。当时不是不想找处安全的地方避一避，但我所处的地方，空气中全是水雾，遍地都是流淌的水，哪有可避的地方。当时想只有硬撑下去了，不相信自己命运会那么差。当这阵风暴肆虐过后，空气是那么清新，柔和的风吹在身上，经历险情后走在冲刷洁净的石板路上，心情是那么的轻松荡漾。

春插进行了40来天，这其中有早稻，也有中稻，这40多天里我们一直坚守着，虽每天累的腰很痛，但没缺过一天工。社员们看在眼里，赞在嘴中，有的大妈大姐给我们端来她们做好的菜、糍粑，还有的给我们送来腌菜的坛子，并教我们如何做坛子菜。我们除开学习农活，也学会很多生活知识，我们将自己种的豆角、黄瓜、辣椒等吃不完的都做成酸菜，有时收工晚了，又不想去摘菜时，就炒坛子菜吃，腌菜炒好特别香也特别送饭。我还学会了做甜酒，晚上我们会煮甜酒鸡蛋吃，既很好恢复疲劳，又有营养，知青来我们这玩，我们用这个特殊的食品招待他们，很让知青们高兴。我们这里也因此成了知青的常聚地，那时洛阁大队除瑶矿知青外，还有上海、宜章、扬梅山、白石渡的知青，全大队基本都住一个村中，知青们都很友好也很有情义的相处着。

既然是知识青年，队上总得找点需文化的事让我们做，晚上我们就给社员们记工分，我也很认真的做好这项工作。生产队的工分薄每人一页，每天登记，社员每人也有工分本，也由记工员记，我们单身，吃饭快，吃完就去生产队办公室。我写字很工整，社员都很喜欢让我记工分。生产队办公室，不但是开会讨论安排生产的地方，还是讲笑话逗乐的地方，我们知青也带来了新鲜活力，社员们有时叫我们说说外面的事，我们会把知道的事讲给他们听，有时甚至把看过的小说，神话鬼怪这样的故事也拿来讲，但他们很愿意听。特别是冬天，晚上会在生产队办公室烧一堆火，大家围着，在火里煨红薯，烧茶水，讲笑话聊天，每天都弄的很晚才走。

(之二)绿水青山留情怀

砺练最忆是“双抢”

春耕春播只是砺练的开端，紧接着更艰苦的”双抢”考验来临，“双抢”是7月份，那也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每天蒙蒙亮，队长就叫出工了，他怕我们起不来，还到我们住处来叫我们。我和文光明一人在家做早饭，一人出早工，在家做饭的吃完饭后给另一人送饭去田头吃。那时候，头顶烈日，站在晒热的水中，割下的稻子用脚踩的打谷机脱干净。那段时间，也不知是吃了什么不卫生的食物，还是水土不服，我拉了一个多月肚子，干活时总感觉无力，脚下软绵绵的，再加上每天高强度劳动，流大量的汗水，整个人都变得又黑又瘦，眼睛都凹陷下去了，踩打谷机时是两个人，社员就说我不如文光明。我感到非常委屈，我已经是在尽很大的努力了，同时又很无奈，自己确实是气力不够，但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我也没退缩，始终是从天亮干到天黑。 那时每天被汗水湿透的衣服都会结出一层层汗渍，背上手臂上被晒脱皮后，已泛出了一层油膜，收工时还要挑上满满一担稻谷回来，而每天下午收工时天都要黑了，回到家时，身上的汗水还一直往下淌。我们谁也不想动，静静的歇息着，等汗水停了才做饭。做饭很快，用柴火，平时农活不紧张时，我们出工回来就带梱柴回来，炒一、二个菜就能开饭，几大碗饭下肚，精神又来了。

“双抢”时间并不长，十天半个月吧，但这是最磨练人的时候，只有过得了”双抢”这一关才能说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了。记得”双抢”时在没有泉水的地方，当口渴难熬时，我甚至捧起田中的黄泥水喝，手指插在头发中，都能感觉黏黏的味道。我拉肚子的毛病也在＂双枪＂后，没吃药，但不知不觉就好了。”双抢”中我们经受了考验，闯过了难关，我们的底分也在不断的往上加，来到农村半年后，我们的底分已有7、8分了。”双抢”过后，我回家了一趟，母亲看到我回来非常高兴，但看到我又黑又瘦又很心痛，她问我农村生活习惯吗，苦不苦，我告诉她没事，一切都很好。我不想让母亲过多的为我操心。

“双抢”过后，连续的高强度的劳动基本结束。这以后给晚稻施肥、杀虫，收割中稻、晚稻，挖红薯等，都不是很累的活了，收中、晚稻时，因田里的水都放干了，打下的稻子没沾水，挑起来也轻了许多。第二年“双抢”时，队里让我当仓库保管员，这是对知青的信任。我每天忙着挑谷进出，晒谷、收谷。那年“双抢”时连续半个月都下雨，刚收回的稻谷多，高温中堆在一起会发芽。我把自己住所的楼上楼下、生产队办公室、大队礼堂都用作摊放稻谷，日夜都不时去翻动，确保了稻谷没有发芽受损失。

挖山造林 冬修水利

收完晚稻后，即将进入农闲时期，生产队会派我们去参加公社或大队摊派的劳动任务。有一年每个生产队抽一人去大队林场挖山，我在那里结识了八队的上海知青蔡宏遂。他干农活的技术没我好，但他懂得很多知识，包括文化社会多方面的，我们分享各自的经历，聊得投入。有次我们在一处没人住的旧宅旁挖山，发现旧宅旁的柚子树上吊着黄澄澄的柚子，枣树上挂满红透了的枣子，真把我们乐坏了，饱吃之后，还摘了许多带回给知青战友享受。在共同的劳动生产中，我和蔡宏遂成了要好的知青朋友。

10月份以后，正是农村大兴水利之时，生产队会将我们派往公社或县里的水利工地上去。而我们也渴望去：一是工地上年轻人多，年轻人在一起热闹；二是食堂集体开餐，不用每天回来自己做饭，省了很多事。下乡第一年的10月底，我们来到油井头水利工地，那是在麻田、梅田、浆水三个乡的交汇地，我们每天的土方任务是完成5000斤，记10分。每挑一担都是要称的，经过在农村大半年的磨砺，我们的身体长高长结实了，体力也大大增强，挑百多斤走几里路也不成问题了。工地上每个大队承包一段，全公社青年男女壮年劳力都上阵了，宏伟的场面，沸腾的人群，大家都争先恐后，我们不用一上午就能完成一天任务，下午是可以不去工地的，但我有时下午也去工地干活，一天挣20多工分，非常的豪气。我们还每天到附近有温泉的河里泡澡，有时也会结伴走十几里去公社或矿山看电影，或到附近的知青点相聚，采捡的许多松树菌又脆又香。

(之三)绿水青山留情怀

收获劳动成果和喜悦

修完水利回到生产队，就是年底了，生产队结算分红，我每年都能从队里分到800斤以上的稻谷，还有红薯、玉米等杂粮，以及茶油、糯米、豆类等，第一年就进了30多元钱，第二年后又有增加。这个收获是很不错的。那段时间我们大队的知青整天聚集在一起，到每个知青所在的生产队玩一天，东道主也都拿出自己的劳动成果来给大家分享，全大队有十一个生产队，那十来二十天我们都是天天快乐着。在共同的生活中，在艰难的人生路上，知青们结下很深的情谊，六队有个宜章来的知青叫张柏春，他当时已招工到宜章供销部门了，但他对农村有了感情，也舍不得同甘共苦的知青战友，迟迟不愿去招工单位报到，直到他母亲来农村一定要他走，并把他的衣被用品全带走，他才离开。那时候，最让知青们难受失落的，不是生活的艰难，不是劳动的辛苦，而是每当有共同奋斗的知青战友离开时，知青们都要惆怅一阵子。

春节来临，生产队又分了物资。一年了，真想把自己成长经历和开心的事和父母说说，那年我们是带着成长的自豪，带着劳动的收获回家的，在家里，自己有经济和独立的能力了，再也不是还需父母呵护的那个少年了。

过完春节回到队里，最开心的事是队长告诉我：年底经生产队提名，大队党支部评议，你被评为大队学习毛著的积极份子，奖品是毛主席语录的合订本和一个搪瓷杯。虽只是大队的先进，但也让我高兴了很久，文革中在矿里任中层干部的父亲挨批斗，并下放去挖煤，我在学校也是夹着尾巴做人，出头露面的事从不沾边，第一年来到农村就获得了荣誉，我很珍惜。以后参加工作，多次人生转折，也获得许多荣誉，但这本作为奖品的毛著都没弄丢，这也是我下乡两年七个月留下来最有意义和价值的纪念品了。

回队不久又准备春耕生产了，我们经过一年磨练，不但基本的农活都会干，身体素质体力也有很大的增强，吃苦的韧性也更强了。去公社挑煤、挑化肥我们也和队里的成年劳力一样，化肥是50斤一袋，挑两袋感觉还较轻松，在农村干活，始终是赤脚，连草鞋都没穿过。有次去公社挑化肥，回来时沿着坪梅铁路走，不少心踢在路轨的碎石上，脚指甲被踢的翻了起来，流了很多血，每走一步地上都有血印，但我仍坚持着把化肥挑回来，当时也没感觉到多大痛苦，也是因为经受过艰苦磨练，有了更强的意志力。

这年春耕时，我们还克服许多困难，学会了梨田，在劳动中学习劳动，在学习中成长。学会犁田后，我的工分底分也加到了9分，离全劳力只差一分了。最难忘乡亲情结在下乡的日子里，很多醇朴善良的人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平凡之中的了不起。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土改根子，五十多岁了，一心装着党和群众，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的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大队没用上电时，他跑公社联系有关部门，勘察地形，制定方案，筑水渠、建发电厂，他扶钢钎，我们抡大锤打炮眼。大队没有通外面的公路，他带领我们冬天下大雪时还在修公路。他待知青象自己的儿女一样，出工时带我们在身边，亲手教我们如何干农活。刚学插田时，我们插的田不成行，秧苗却用了许多插的密，社员说我们插的难看。后来收割时我们插秧的那块田打的谷要比一般的田多，支书高兴地跟社员们说：你们当初说他们插的秧不好，这块田打的谷却比往年多了一担。到农村两年后，我们体力已经很棒了。

有次我踩打谷机，支书在旁给我递稻穗，因踩的过猛，滚筒飞了出来，插在打谷桶边上的禾镰刀也跟着飞出来打到了支书的头上。但他揉着头对我们说：没事，继续干。高温酷暑时，支书教我们认草药，有一种叫绿豆菜的草药，拔出来，将根洗净放嘴中嚼出汁后，再去喝泉水，喝下去的水非常甜，又可起清暑降火的作用。四队的上海女知青，因水土不服腿溃烂了，长时间不好，支书挖来草药捣碎给她敷。他对我们说，我儿子在部队当兵，他也得到别人的帮助，我把你们当儿女看待，儿子在外面别人也会善待他。 生产队有个叫秀云的青年，小时因病致腿残疾，在队里不能干重活，父亲在他很小时就去世了，母亲瘦小的身躯带着他和他弟。他家的房年久失修漏雨，墙也裂了，在他家盖房时，我和文光明全程义务帮小工，平时我们也能帮就帮，他们一家与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秀云的母亲常把自己腌的坛子菜送给我们，我们在水利工地上几个月，队上分的东西都是她替我们保管，象猪肉、鱼这些，她都会做成腊肉腊鱼交给我们，过年我们回家时，她还帮我们蒸米酒让我们带回去。

队上有个叫邓火成的老人，七十多岁了，我们叫他火成公。他年轻时打过日本鬼子，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嫁在下乡，一个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当医生。火成公是荣誉军人，又是军属，但他不享受任何待遇，和自己的老伴住在乡下，天天和我们一起出工收工。他很慈祥，又很幽默，说他年轻时的故事，讲笑话给我们听，有次雨天收工时，火成公在坡上一脚踩滑，从坡上滚到坡下，那一刻我急出了眼泪，而火成公爬起来却说没事，多么好的老人。让我感到我们的民族是坚韧自强的，我们的人民是刻苦勤劳的。

1973年的“双抢”后，我上了黄岑水库工地，每天到河里捞沙，以供水库建设所需。有时天气很冷也照样干，干着干着天上下起了雪粒，我们也坚持把任务完成。

10月底的一天上午，大队来人捎话给我：有招工单位来招你了，大队要你下午回生产队去。那天吃完中饭后，我搭上了宜章至梅田的班车，到梅田下车后，轻快的走在回村的路上。深秋的凉风吹散了身上的热气，翻过山头，太阳的余辉映在万木之中，枫树的叶子全红了，点缀着崇山峻岭。站在山顶，兴奋的心情难以抑制，山下就是生活了近三年，洒下许多汗水，留下许多成长印记的地方，村子飘出的气息是那么的熟悉，自己已完全融入了这片热土，和乡亲们相处的那么和谐。

三年来，乡亲们把我们当亲人看待，给了我们太多的关爱，这份情和爱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回到村子后的几天里，大队的知青都来道别和互赠纪念品，春雁也送了我笔记本和亲手织的装饰巾。离村的那天早上，队上的男女老少都来了，队长还放起了鞭炮，大妈大姐流下了不舍的泪水，生产队还派了一位社员挑着我的行李，一直送我到公社。三年，我在这里学到了课堂学不到的知识，在这里锤炼了意志，增强了体魄，为今后的学习工作以及人生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下乡生活中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它让我受益终身。

附：纪念下乡四十六周年时，我填了一首词。 《念 奴 娇》

知 青

瑶矿儿女，听号召，挥别亲人热泪。

天地广阔，再教育，梅水岸边扎垒。

年少豪情，热水奋进，悲壮锅盆擂。

河山修理，献青春山川美。

乡下青山绿水，饥肠素饭，双抢出工累。

不惧蜂蛰虫蛭咬，春种秋收疲惫。

弱手抡锤，赤脚挑担，风雨中志坚。

激情岁月，知青精神壮美。

(之一)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就是那个特定年代的一辈人，千百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随着时代的滚滚洪流，豪情满怀地奔赴农村，奔向广阔的天地，把我们的青春奉献给激情燃烧的岁月。

启程：新奇与憧憬

这一天是1972年的3月12日，天空放晴，高高的瑶峰山脚下，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停放在马路中间的几辆大货车的四周挂满了“下乡光荣”、“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大幅标语，熙熙攘攘的送行队伍把整个街道都占满了，女人絮叨的叮咛声、男人低沉的交代声、同学们或呜咽或强作镇定的告别声充斥了街道。这年我高中毕业，刚年满17岁，母亲帮我提着行李也夹杂在这庞大的送行队伍中，未曾开口，泪水早已在眼眶打转：“女儿呀，出门在外，好好照顾自己……”“妈妈我会好好的，你放心吧！”此时的我，既兴奋又茫然，既有那份对农村的憧憬，又有淡淡的离家伤感。

上车了，汽车喷着浓浓的黑烟，哑着嗓子“呜呜”地催着出发，车上车下的人，泪水早已挂满双颊，一双双放不下的手挥了又挥：“保重，再见！”

缓缓地，汽车驶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同学们的心啊，像巨浪在翻滚，再见了，亲人们，再见了，养育我们长大的巍峨瑶峰！我们将展开稚嫩的翅膀，到农村去放飞梦想，到广阔的天地去，让青春绽放光彩！

卡车载着我们这群初生牛犊经过白石渡、宜章，渐渐进入了“下乡”区，再经过栗元、岩源，前面很快就是目的地“一六农科所”，同学们慢慢从离别的伤感中走出，开始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从车上不时传出阵阵歌声，从亢奋嘹亮的歌声中，我们可以互相体会到大家万丈的豪情，以及向往和激动。卡车到了一六圩，因为前面有一条河不能过车，车只能开到这里了。下车后，早有农场的员工们在等着我们。初见面，我们彼此腼腆中带着热情，陌生中夹杂着亲切，在一番相互推让后，他们帮我们挑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赶往农场。同学们一路欢声笑语，只顾赶路，这时一位热心的老场工指着前面粗着嗓子跟我们说：“过了这条河，对面就是农科所了！（当地人也叫农场）”

我们顺着老场工的方向望去，“哇！”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赞叹——这似乎是梦中才有的情景！一片广袤无垠的平原里，三月的油菜正吐露出黄色的花蕾，紫色的草籽花也与油菜花争相开放，在春风中、在阳光下摇曳着娇嫩的身姿，绽放出盎然的生机，真美！眼前更有一条小河，由西向东、蜿蜒曲折，清澈的河水一直延伸到蔚蓝天边……一时间同学们都沉醉在这壮阔如画的美景中了。

过了河，沿着一条田间大道，我们很快就到了农场，农场里散落着几栋不规则的房屋，谈不上气派，甚至还显得有些简陋。

老场工把我们带到一个场里先前的仓库，说是临时腾出来给我们暂住。在二楼，楼板是木板的，踩上去吱吱呀呀的。房间挺大，可容纳四、五十人住下，老场工早已在上面铺好了厚厚的稻草。我们忙碌了起来，在稻草上铺上毯子或是席子，把被子一摊，一长溜的通铺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又在仓库的柱子间拉上一条条绳子，用来挂毛巾、澡帕之类的。躺在稻草铺上，虽简陋却也舒服。心想道，这就是我们新家，下乡知青的“家”。

(之二)在一六农科所的知青岁月里

农耕：磨炼与成长

初来乍到，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且朦胧，头晕了、人累了，入夜倒在床上，我很快沉沉地进入梦乡。醒来时天已经亮了，同学都在说晚上老鼠大闹仓库的事，一群老鼠上窜下跳，“吱吱”叫着似乎在举行集会，那些挑“床”的同学没睡熟，在老鼠的叨扰下更加难以入眠，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集合在场部的晒谷坪，被分配到各个岗位，场里有一队、二队、实验队、蔬菜队、食堂、猪场、牛场、鸭场等，我与10多个同学被分配到二队，队长姓艾，我们敬重地叫他“艾队长”，他40多岁，硬朗帅气，五官棱角分明像是雕刻而成，尤其是那对眼睛，大而有神，身材高大，可惜有些驼背，大概是常年劳动的原因吧。每天出工打钟后，队长就会用洪亮的嗓子在晒谷坪上喊：“开工啦！”我们就立刻围拢在队长的身边听他安排任务。

三月，正是备耕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到一六圩去挑运化肥、种子什么的，一般这个时候，全场的劳力都要全部出动，化肥50斤一袋，一担就是100斤。只见一路上一长溜的人们，有挑着飞奔的，有挑着吃力几步一歇的，也有实在挑不动，干脆坐在地上嘤嘤直哭的……也难怪，一些从来没干过重体力活的学生娃，突然挑这百斤重的担子走上几公里的路，这的确是件难事啊！

于是那些飞快挑担在前的老场工要么走一段就会放下担子，返回去帮那些挑不动的人挑上一程，要么他们就会挑着担子直接上了场部，然后又折回来，接上后面人的担子，又一路飞奔。

耕种的季节，我们挑着猪粪、牛粪倒在田间，然后又用手抓起，均匀撒在田间。有时我们也会到山上刮些茅草、野藤之类的挑到田间，堆积让它沤成肥料。这时，我们还要到田里搭田梗，男的也会学着去犁田、耙田，一切我们都在慢慢适应。

四月上旬，是抢插早稻秧苗的时间。从没做过扯秧、插秧的我们，干起活来笨手笨脚的。就说扯秧吧，老场工右手一捞一把，转眼到了左手，三捞二扯，一把秧苗就捆好扔到一堆，又开始第二把。我们不是扯断，就是扯不动，要么扯的秧苗少，秧苗根带出的泥巴多，洗还洗不掉，捆了半天的秧苗，一扔，唉，又散了。

插秧苗了，老场工灵巧的手，像蜻蜓点水，边插边退，插出的秧苗，像根根直直的绿线，从这边田埂一直延伸到那边的田埂。

我自认为能干，学着老场工的样子干起来，慢还不说，插着插着，几根弯曲的绿线竟然由开始的一米左右的宽度缩短了近一半，什么原因？原来横行的六株苗什么时候成了五株，真是看事容易做事难啊！没办法，只好扯掉秧苗重新来过。

终于熬到收工了，腰早就疼得直不起了，腿早就酸胀得弯不动了，一步一挪、一瘸一拐，好不容易回到场部，人已经完全不想动了。

这时从食堂飘来了饭菜的清香，我们的精神一下振奋起来，立马起身奔向食堂。我们端着两分钱一份的自产小菜，四两一钵的大白米饭，吃的又香又甜。

入夜了，蛙声四起，一轮弯月高挂在天空。此时我躺在床上，一身像散了架似的。不知从哪位同学的被窝里，传出轻轻的抽泣声，此时的我，还有大家都能理解，花季少女，昨日还是父母娇宠的掌上明珠，突然要经受这样的磨难，心中能不凄苦吗？

累点苦点倒也罢了，最叫人受不了的还要数蚂蟥，我是个特能吃苦又不怕累的人，可是蚂蝗这东西真是太恐怖了！记得第一次下到水田，正扯着秧苗，突然发现一条蚂蝗紧贴在腿肚上，血水顺着腿肚流成了一条鲜红的长线，我吓得仿佛被电击了一般，一边惨叫着，一边连滚带爬地逃上岸，手忙脚乱地想立即甩掉这恐怖的东西，但蚂蟥却越吸越紧。最后还是老场工有经验，他们往我腿肚上慢慢拍，一会儿功夫，那东西果然溜了下来，有人把这恶心的家伙给碾成了肉泥。经历了这场劫难，我心有余悸地望着那水田，迟迟不敢下水，可又不好意思老呆在田埂上，只好硬着头皮、提心吊胆地走下水田。

转眼六月到了，禾苗在阳光的沐浴下展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绿油油的一片。队长在给禾苗施肥，我们给禾苗松泥拔草。大家一字排开，一人管几行禾苗，从这边田埂干到那边田埂。六月的天，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好的天，突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来不及避雨，站在田间很快就被淋成了落汤鸡，就像从水里钻出来似的，样子特别狼狈。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大家跟着高唱起来，高昂雄壮的歌声，和着雷电声、雨声飘荡在上空。歌声激励了我们的斗志，我们冒着大雨继续劳动，感觉自己像英雄一般战胜了一行行禾苗、一块块秧田……

七月中旬，紧张的“双抢（抢收割、抢插秧）”开始了。清晨，几个男人背着打稻机，我们挑着箩筐，带着镰刀来到田地，此时的田野，一眼望去一片金黄，就像是铺上了一块金色地毯，近处的稻穗，株株弯下腰，沉甸甸的。

割稻子的人一字儿排开，老场工们挥舞着手中的镰刀，一阵“嚓嚓嚓”的声音中，刀去禾断，一摞摞稻子整齐地摆放在田间。我们这些新手，一把稻子割好几下都割不断，很快就被老场工们甩在身后十几米。突然“哎哟”一声尖叫，有位女同学割到手了，鲜血直流，这位同学又疼又怕，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嘴里嘶嘶的吐着气。妇女队长赶紧跑过来，一把捏住受伤的指头，麻利地掏出一块纱布，把同学的伤口包扎起来。

太阳像个大火球高挂在天空，大地被晒成了烤箱，烈日下，打谷子的人们也开始忙碌了起来。打谷子是一个苦差事，我们女同学也尝试过，往往不用几个回合，汗水就湿透全身，再厉害的高手也要轮换着干，否则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只见打谷的人一左一右站在打稻机前，一上一下地脚踩踏板，两手抓紧一把稻子不停的在滚筒上滚动，打完一把，又接过旁边的女同学递过来的另一把，打稻机“哐唧哐唧”欢快的音乐声伴随着稻田里忙碌的身影，在绚烂的阳光下仿佛西洋油画般美丽……

中午收工了，人们担着一框框满满的稻谷，颤颤悠悠地回到场部，倒在谷坪上，那里有专人负责晒谷子和收谷子。

下午三点的太阳格外厉害，我们带着农具来到田间又开工了，光秃秃的水田和着黑色的泥水在阳光下泛着点点金光，晃得人眼花。没有经验的几个同学光着脚冒冒失失地跳下水田，却立马被烫得 “哎哟”叫着跳上岸来，原来这时候的水被晒得滚烫，估计连只鸡掉进去再捞起来都不剩几根毛了。可是农活还要继续，我们头顶烈日，小心翼翼踩着水里，很快把剃光的水田又插上了秧苗，刺眼的太阳光在水田里晃荡着，看上去绿油油的一片，生机盎然得让我们心生喜悦。

每天我们一身汗一身泥，在汗水中我们洗涤着稚嫩与浮躁，在泥巴中我们磨练着意志，学会担当。

大概到农场第2年，厂里又给我们腾出房屋，让我们住进了4人间的寝室。

每天下午放工回家，从寝室就会飞出愉快的歌声，时而有口琴的伴奏声，时而有秦琴的伴奏声，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吹口琴，还学会了弹秦琴。偶有休息的时候，简陋的球场上就会传出阵阵欢呼声，篮球在运动健儿的手上灵活地传递着，每进一个球全场便欢声雷动。太阳西斜，场部前面，一条清澈的小溪里，年轻人三五成群地享受着溪水的清凉，不时传出的打闹声、戏水声，让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农场增添了强大的生命力，也给农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青春朝气。

(之三) 《在一六农科所的知青岁月里》

养猪：探索与担当

场里的人多了，猪肉的供应也成了问题，为了加强猪场的力量，队里把我派到猪场，与邓伟芬一起管理猪场。邓姨40来岁，是个精明能干的人。邓姨亲切地叫我小美，每天出工她都会到我楼下来喊我，然后我们去食堂挑潲水。

猪圈里养着百十头大小不一的猪，一见到我们，猪场马上炸开了锅，哼唧哼唧地叫唤着，有的东窜西跳，有的将前腿搭上高高的墙头。我端着猪食顺着一间间猪圈走去，把猪食倒入食槽后，猪急不可待地欻欻地吃起来，放了猪食的猪圈马上安静下来，它们只顾低头大吃，不再吵闹，可后面的猪见了更是着急，闹得更凶了。等我把全部猪食倒好，猪场终于平静了些。但因为争食而打斗，它们还会不时发出凄惨的叫声。

邓姨从灶台上的大锅里舀出前天晚上就用温煤火炆出来的红薯、米饭之类的猪食，兑上水，我们再一担担地挑去，用勺舀着倒进每间猪圈的食槽里，猪吃得欢天喜地。

喂完猪食，我们就挑着箢箕，到菜地或田间去采摘白菜、红萝卜、红薯藤等猪食。猪场前的池塘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绿色的水葫芦，中间还开着紫色的形似喇叭的花儿，特别好看，有的水上还漂着厚厚一层的绿萍。我们卷起裤腿下到池塘里，捞上一担担水葫芦及绿萍，挑回猪场，剁碎，拌上糠料，准备下一顿猪食。下午喂完第二餐猪食，邓姨准备第二天的猪食，我开始了猪圈大扫除。打开每间猪圈的一个小后门，把猪屎铲到猪圈外的空地上，再把圈里的散碎的猪尿及猪屎用扫把扫出去。打扫完全部的猪圈，我早已是一身汗水，一身臭味。有时候调皮的猪，一下猛地从小后门逃窜了出去，这就糟了，我叫上邓姨，左拦右堵，半天也赶不进猪圈，只好暗暗叫苦。

母猪下仔也是件棘手的事，有时候几只，甚至有时二十几只也有过，母猪生产的时间不定，有时候在深夜，人都熟睡了，前一胎或两胎猪妈难受，又没有经验，小猪宝被压死或踩死的情况时有发生。于是，到了估计母猪临近产仔的这几天，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个大箩筐铺上干稻草，每天晚上提着煤油灯，守护在母猪旁，夜间一片漆黑，猪场悄然无声静得可怕，有时在寒冷的冬天听着刺骨的北风呼号，更生恐惧，在惴惴不安地度过几个难熬的夜晚，母猪终于顺利产下了猪仔，一只、两只……粉嫩的圆滚的小家伙在猪妈妈的身边横七竖八地找奶吃，真是可爱极了，那时刻心中自然升腾起无限的感慨！

后来，场里掀起了科学养猪的热潮，安排了知青王苏清来替换邓姨，意在让我们知青发挥特长，闯出一条新路来。

于是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每天一心扑在养猪场，想方设法让猪长快些。猪场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猪饲料，百十来头猪经常饿得哇哇大叫，哪来那么多饲料来喂猪呢？

大伙都在眼巴巴的等着猪长大宰了有肉吃，我更着急了。于是我们利用闲暇时间去山上采摘新鲜野菜，猪会撒着欢儿连蹦带跳地抢着吃。后来有一次，我看见场里有人喝醉了，睡到第二天晌午过了饭点还没有醒，我突发奇想——如果猪也这么能睡又不吵着吃猪食，会不会更容易长肉呢？我就学着酿酒的方法，试着把生饲料拌上米糠让其发酵，发过酵的猪食更香，营养价值更高，且有酒的成分，有催眠功效。果然，猪吃了这种新型的猪饲料后，每天都安静地睡觉了，当然也长膘了，出栏的猪也随之多了起来。

1974年，我被推荐到耒阳师范读书去了，两年多的知青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可那一段记忆，在我人生中犹如一个清晰的烙印，永远也挥之不去。我们曾用赤诚与激情亲吻着肥沃或贫瘠的土地，我们曾把青春和汗水洒在了那一段崎岖之路。如今，回头看当年的那段经历，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回忆，同时，也影响着我们后来的人生道路。知青生涯，锤炼了我们吃苦耐劳和认真踏实的实干精神，磨练了我们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养成了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知青岁月是我们人生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生命史册上最骄傲、最辉煌的篇章。

（之一）

我1972年初在一中高中毕业。由于文革动乱，我们高中毕业后，升大学那是不可望也不可及的事。去哪里？寒风料峭的初春，我们听了校长一个激情飞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报告。是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的心里燃烧着冲动与向往的火，我决意报名上山下乡去，到那里去锤炼自己意志，释放青春的热情与践行自己朦胧而美丽的梦。

我回到家里向父母表达了自己的心思。父母很郑重，第二天陪我到了宜章县革委会四面向办公室。我父亲的好友廖龙昌叔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什么好事？”

我翘着两只羊角辫天真地抢先说，“叔，我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上山下乡的女知青，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妈妈听了后，脸沉了下来，说了家里许多难处，又说我年纪太小，弱不禁风的。总之，不情愿让我下乡去。

廖叔叔心里掂量着。他知道我是革命烈士余经邦的孙女，应当给予关照，可以不下放的。他将目光移向我父亲脸上，审视我父亲的神情。我父亲沉默了许久，说，“尊重女儿的意愿，让她去锻炼吧。”身为领导干部的父亲，其言如墨泼纸有形，如锚掷海兴波，鲜亮而沉稳，这是对廖叔叔的表态，也是对我母亲的劝慰。

于是三月十二日，我胸戴大红花，与宜章一中百余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背上行李在喧闹的锣鼓声中，走过街道，走向山径，走到了骑田林场。这一去，我便在骑田林场度过了七年苦乐年华，直到一九七九年六月才返城，被分配在赤石供销社当营业员。89年调入烟草专卖局，直至退休。七年的风霜与泥泞，七年的忧伤与快乐，七年的消沉与憧憬便厚重地沉淀在我的心池。

（之二)《无悔的知青岁月》

开初一年的上半年场部。下半年分到了林海工区。那天，同我一起分到林海工区的近二十名知青由骑田岭北的半山涉壑越谷攀崖履径，绕山行了二十余公里才抵达骑岭南侧的林海工区。累得一身散了架似的，又饥又渴，席地坐下，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老实说，这时我真抱怨自己主动报名的冲动，淡淡的懊悔的绳索缠得我的心阵痛起来。可是，我立即警告自己，决不改初心，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初到工区，记得一次男生女生好几个人从梅田各挑了四十斤大米上工区，走到半山上乌云黑压压地聚在了头顶，闪电的银蛇疯了，在林子里飞蹿。风怒了，狠劲地撕扯着树枝，猛然一个闷雷在我们眼前炸响。炸雷过后，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都懵了。都没死！于是尖叫地哭了笑了。天像被雷炸开了一个大口子，雨便决堤般倾注下来。我们全身都湿了，头发胡乱地绺在前额，薄衣紧粘在了肌肤上，剔透了少女们的丰满，亮相在了迷濛的野岭，这时少女的羞涩似乎已被雨水淡化了，显得青涩而自然。不能停脚。一停脚便一定会在冷风冷雨中再也站不起来，于是冒雨登山。汗水雨水，还有泪水一齐流淌着，刚强与坚韧的蕾便在我们心里滋长。

铭骨刻心的是植树大会战。每年的3月初，各工区的工人与知青汇集到离工区较远的某一片莽莽荒山开展集中植树活动，待5月初才各自回到自己的工区。最难忘的是桐木山大会战。进入会战的山场，大家动手砍来木子割来茅草搭建工棚，工棚里用木子支一排架子，架子上排一排木子，木子上铺一层茅草，茅草上铺一张草席便是床。大家便挤在这里睡。初春时节，浓雾沉沉地在工棚里凝滞，我们的被子便缀上一层厚厚的露珠。霜雪茫茫，那被子便冻成了冰片，人钻在被窝里如同盖了一层薄纸，冷得直打哆嗦，彻夜难眠，累极了，最后蜷成虫子昏沉入梦。尤其入了雨季顶棚的草疏了薄了，雨水便滴嗒在床上，只好用预备的塑料布包着被子，人小心翼翼地钻入被子里熬过一夜。白天照样劳动。首先是砍山。将漫山的杂树茅草全部砍掉。杂树质地硬，起初手震裂了虎口，长了一掌的血泡，血泡穿了，生疼。贴上膏布，又继续干。之后便生出了茧子。砍了之后，便将茅草翻到山下，预留好防火线，将茅草上成堆，烧掉。这叫炼山。杂木砍得越下，茅草割得越干净，翻茅草就越顺溜。这是气力活又是技巧活。然后是挖洞。挖洞更是气力活。石头遍山，盘根错节，往往一锄头下去锄头蹦了出来。如若事先不站稳，便将人带锄蹦出几尺远。这是常有的事。最后便栽树。栽树略显轻松些。但也需技巧，泥要踏实，茎要扶正。不然成活率不高。我们女孩子每个月都有几天不舒服的日子。遇上这时，腰痛肚痛，疲软得像蔫了的茄子。也要咬牙干。

劳动艰辛。伙食又差。遇上雨雪天下不了山，便餐餐吃罈子里的干菜。吃得口唇开坼，渍出血丝，脸也浮肿起来。

大会战接近尾声，我们搓搓一双粗糙的手，远望亲手栽下的一大片木苗，预想明日白云下碧绿的林海波涛起伏，心便像蓝天般高远辽阔起来。

大会战结束后，便回到自己的工区。从5月到9月底，忙着抚育幼苗。在已经种下了树的山上割去茅草，培植幼苗。这工作也累。太阳又毒，湿气蒸腾，茅草的毛呀尘呀粘了一脸一身，常常痒得心神不灵。有时遇上黄蜂，嗡嗡袭来。叮得人一脸红肿成胖馒头。还要防备伏在草丛里的毒蛇。有一次我见两条青蛇缠在一起绕在枝间，吓得我一脸铁青，语无伦次地滚下山去。从此惧蛇如虎，临近草丛，毛骨悚然。

（之三)《无悔的知青岁月》

在枯燥而单调的日子里，我们设法孕育我们的情趣与快乐。入夏后星星缀满夜空的时候，男生们头戴矿灯脚穿统鞋到崖下到涧边捉石蛙。我们在工区里焦急着期待着他们安然回来。石蛙捉回来后男生们又将石蛙开了膛，掏空脏腑。我们女生便烧的烧火，切的切辣子，刷的刷锅，忙活一阵，一大锅石蛙肉便溢着醇香起锅了。大家便围上木桌，借着油灯的光亮，甜甜地吃起来，咀嚼着欢笑的朗润与石蛙的香酥与鲜美。我们女生绝不敢夜里深入崖下与涧边去捉石蛙的。吃多了男生们抓的石蛙，我们女生心里漾起丝丝歉意，总得回报一下。便主动给男生们洗涤衣服。一搓一涤，友谊与纯真便依流生波，漾入心怀。

离工区不远，树起一入云高塔，那是梅田矿务局地质队的在勘探。地质队里青一色汉子，有年轻男生，也有中年男子。日子久了，我们路上见了便相互回敬一个微笑。

“可以去你们工区玩一玩吗？”

同战深山老林，相逢何必相识。地质人为国寻矿，几多辛苦与荣光呀。我们便掷过去一句话，铃铛般清脆在那边坡，“欢迎！”

他们真的上工区来了。那时少男少女心纯似玉，谈谈人生，谈淡劳动，谈谈未来，欢声笑语便驱赶了老林里的沉寂。后来他们还上工区来过几次，而我们女性肌体里往住潜滋暗长着一种本原的矜持却没去过他们的工地。有来而不往，彼此便如云淡去。直到过了许多年，我走过青葱的花季后才明白那是异性向我们伸过来了友善的橄榄枝，如同蜜蜂向着鲜花，鲜花不献媚;轻云追着银月，银月不动心。而这回忆是温润而亲切的。

四年的林场时光在朝而劳作暮而归憩中逝去。1976年我们工区先后有的当兵去了，有的读书去了。一下子好几个同伴走出工区走向了城市。我真期盼自己也能这般幸运。我真想跟我的父亲说，托一托熟人，拉一拉关系，让我返城，让我读书。可是我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既然主动要求来林场，怎么就要设法离去了呢？再说，我知道父亲的脾性，他认为剑刃出磨砺，梅花绽彻寒，会让我继续锻炼下去的。想到这，我稳住自己的心绪，在林场继续干。可是，我年逾二十又三。我难道在这老林里嫁给草木，或者要修成“妮姑”？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相识了县氮肥厂的欧阳成君。他英俊魁梧，剑眉飞扬。他懂设备安装，会机械修理。一来二往，他走进了我的心里。我的家人不同意，我知道他们嫌欧君家在农村。农村又怎么了，不好吗？我挑战了世俗，毅然与欧阳成君走到了一起，虽非青梅竹马，但有两大无猜。1978年我们结婚了。1979年我返了城。之后一起走过泥泞，辞去芳华，一同托起了岁月的殷红夕阳。

回首七年的知青岁月，我无怨无悔。如果人生是一本小说，知青岁月这一页最精彩;如果人生是一座山峰，知识岁月这道山梁最峻峭;如果人生是条河，知青岁月这一急滩溅起的浪花最灿烂。

谨为此文，纪念我的青春，纪念我的林场，纪念我的知青岁月！

(之一)

47年前，我们瑶岗仙矿子弟学校高二班的全体应届高中毕业生，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带着对下乡生活的美好憧憬，怀着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满腔热情，加入了上山下乡的大潮，来到宜章县一六农科所。我们为自己能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而自豪。我们班有三位同学因身体原因，不宜下乡，特别羡慕我们。其中潘宪明同学（现为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因眼睛近视，矿里安排他留矿在子弟学校教书，但他天天缠着知青办，坚持要和同学们一起下乡，终于在我们下乡的第二年，他如愿以偿下到了一六农科所。我们班同学与其他来自瑶矿和杨梅山矿子弟学校的近70名下乡知青分别插在农场一队、二队、三队三个生产队，我被分在一生产队，但只待了一年，就调到了牛坪铁姑娘队。在农场三年半下乡生涯中，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在牛坪铁姑娘队的那段日子。

铁姑娘队的创立

宜章县一六农科所位于离宜章县一六圩，近五里路远处，场部设在光秃秃的黄土山坡下。场部前面是一眼望去，春天绿油油，秋天金灿灿的数百亩良田，中间有蜿蜒曲折的乐水河通过，灌溉附近几百亩良田。农场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宜章县所需的水稻良种，种植农场近百号人的口粮。场部后面是延伸数10里长，2里多宽的荒山秃岭，这片荒山坡与两旁农村碧绿苍劲的松树林，形成天壤之别的对比，显得格外刺眼。

我们下乡的第二年，场领导决定改变这一局面，绿化部分荒山。在冬闲季节，场部组织全部劳力，选择在牛坪这一位置开垦荒山。全场大奋战，早出晚归，中餐送饭，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一锄头一锄头地开垦出了十多亩荒地。为开垦这片荒地，我们许多人手上都打起血泡。这十多亩地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沿着山坡挖出来了，但要种植绿化，却非易事。牛坪这地方，前不靠村，后不靠店，周围二三里地见不到人烟，山坡下有一条小路，一天只能见到两三人路过，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就是上午和傍晚时有一群又一群的牛通过。最大的问题是，牛坪这片开垦地是在光秃秃的荒山上，阳光充足，但严重缺水。为了种植管理好这片荒地，场部决定成立牛坪铁姑娘队。铁姑娘队由十二名女知青组成（其中下乡知青8人，回场知青4人），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16岁，都是下乡刚一年的女知青，我被任命为铁姑娘队队长。我们12名铁姑娘队员与另外6名老麻土旱土队的女知青住在开垦地对面的山顶上，这是场部为安置铁姑娘队专门盖的一个小四合院，共10间房，一间做食堂，一间做库房，一间工具房，其余7间做宿舍。单从住宿条件看，还是挺不错，但是接下来所面对的生活和生产的重重困难，是我们这群刚走向社会不久的女知青们想象不到的。

(之二) 《在牛坪铁姑娘队的日子里》

艰难生活的考验

牛坪四面环山，人烟稀少，生活寂寞，我们居住的四合院，独立在光秃秃的山坡上，一些人形象地戏称我们居住地是一座“尼姑庵”。寂寞算不上我们生活的什么困难，我们总是有说有笑地出工，每当我们在山坡上院子门口，看到远处来了个人，都会很兴奋，高兴地喊“来人了”。生活在牛坪，最大的困难是生活物质匮乏，缺水、缺食品。每个月我们要派几个人到三里外的场部挑米做饭；每天我们要派两个人翻过一座山，到三里多外的乐水河边挑水饮用；当河水猛涨发黄时，我们只有穿过二里多的山地峡谷，到山那边的农村井里取水，井水清凉水质好，但是，如果被村民看见，会不允许我们挑，怕影响他们自己用水。天晴取水还好，一个人挑上百十来斤的两木桶水，歇上三五次，水就取回来了。一到下雨下雪天出去挑水，困难就大了，要戴上斗笠去挑水，不是被淋成落汤鸡的回来，就是可能摔一跤，一担水倒了又得重新去取水。不过逢上下雨下雪天，我们会拿出我们的脸盆、水桶和能盛水的器皿，接上屋檐水，或者融化冰水补充水源。水的来之不易，使我们每个人都自觉的注意节约用水，挑回来的水主要用于煮饭和饮水，洗漱尽量少用，洗衣服一律三五成群到三里外的河边去洗，洗完衣服后都顺便用铁桶带回一担水，供第二天自己洗漱用。

吃菜是我们牛坪铁姑娘队要坚持下来的又一困难。因农场所有职工的吃菜均是自产自销，尽管那时场部吃菜简陋，一个月吃一次肉，主菜是南瓜、茄子、豆角和包菜。但起码有大片的包菜作保障，三分钱一餐的包菜，一吃就可以吃三个月。而我们现在12个女知青，谁也没有种过菜，什么时候种什么菜都是一片茫然，更何况当时自然环境恶劣，人的饮用水都困难，到哪弄种菜的水。场部各生产队，偶尔支援我们十来棵包菜，但只能解决3-5天的吃菜问题。要解决吃菜问题，必须靠我们自己。我们选出唐明巧专门负责种菜，她积极地向附近老麻土队一个叫老骨头的老职工学，还到附近农村从兰州回乡的技术员曹老师处学。我们也首先把荒地中靠住房最近，容易攒水的近一亩地作菜地，把地最低处的水坑扩大，积攒下雨时的雨水浇菜用。在唐明巧的辛勤劳动，精心培植下，我们很快有了自己种出的菜，并逐渐解决了吃菜问题。

荒山坡上的耕耘

开垦出的荒地与周围光秃秃的山不同的是，上面留下了锄头走过的痕迹，高低不平的顺势躺在斜山坡上。把这片刚开垦出的荒地整理成能种植的土地，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12名女知青，均来自于场部三个水稻种植队，旱土的整理、种植对我们是一项陌生而又必须学会的劳作。邓凤姣曾向老职工学习过整理种植旱土，我们就按邓凤姣的指导，从上往下推土，将荒地整理成一块块的平整梯土，梯土上下落差最高处有近两米。然后再在每块梯土上按5米宽一个的距离标好，挖一个一米深、一米宽、一米长的方形植树大坑。荒地往下挖都是硬土、石块，这种标准植树坑，我们规定每天要挖2个，挖得最快最好的是陈福秀，每天她最早收工，而且检查时，一般都合格。我们挖的树坑常常上宽下窄，因为越往下挖，难度越大，这样的坑不合要求，检查后都要返工，直达标准才行。开始我们许多人的手在一天劳作完后都打起血泡，第二天戴上手套仍然坚持出工，慢慢的我们的手上不起血泡了，形成了一层厚厚的茧。

荒地整理好后我们开始准备种植，在荒山秃岭上种植，获取肥料是我们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我们把荒地周围2里内的面层土皮和草皮都收集起来，晒干后，一堆一堆的烧火土灰，火土灰含钾高，特别适合种果树。没烧尽的草皮把它垫在树坑底下，也是一种很好的肥料。除了自制火土肥，再就是购买化肥和收集人和动物粪便。在我们四合院50米外，有一个依山坡而建的厕所。我们把洗菜洗漱后的废水，都收集起来倒进厕所，把收集到的牛粪倒进厕所。记得那时每次我到场部开会，我都会带上一担粪箕、一个小耙子，一路过去，把路上的牛粪如获至宝地收集起来。购买化肥和收集人粪，都需到离我们七八里外的一六圩去取。大热天走这么远去挑上一百斤的肥料回来，对我们这些女知青而言，是件很辛苦的事，每次挑肥回来，常常是汗流浃背，衣服湿透。然而我们非常希望这样的机会能多一些，不是说能趁这机会上街赶圩好玩，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的种植我们太需要肥料。记得到宜章县城参加知青代表会，刘湘娥（后为郴州市人大主任）发言说她到县城挑肥大粪倒在地上，用手捧起来的事迹，我当时特别能理解认同。

整地集肥忙完了一个秋冬，第二年我们就开始在开垦出的荒地上种桔子树、果苗，在树坑的间隙种花生。种植花生可一主两得，收获花生是其次，更重要的是新鲜花生苗埋在地里是很好的肥料，花生的根茎上还长根瘤菌，是肥沃土地的宝贝。如何种植这些旱土作物，对我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为了获得种植这些旱土植物的知识，经常向老麻土的老职工学，每次一同去场部开会，我就向孙队长、肖队长、李技术员询问果树、花生、蔬菜的种植问题，把农历的二十四个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和大寒，背的滚瓜烂熟，至今还熟记于心。然后按照季节安排生产，很快荒地长出了花生苗，蔬菜地也在唐明巧的辛勤劳作下，变成绿油油的一片，种下去的桔子树苗80%都成活了。管理好种植的作物，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牛。昔日牛坪荒凉，牛群经过不留恋，如今种上桔子树，还有嫩绿的花生苗和各种蔬菜，成了牛群向往能美美饱食一顿的地方。尽管我们在果园和菜地周围种上带刺的枳科树和杂刺树，形成了障碍墙，还是经常有牛冲进我们的园子，吃我们辛辛苦苦种出的作物。每当这时，我都会冲在前，赶跑牛群，并与放牛者理论、争吵。以致附近放牛的人，都熟悉了我。在我上大学的第二年我特地回到牛坪，看望我们铁姑娘队员和那片曾经洒满我们汗水的新果园时，碰到附近村里放牛的人还问我：“队长，你到哪里工作或者读书了，很久没见到你了。”

(之三) 《在牛坪铁姑娘队的日子里》

几经曲折的求学路

转眼之间，下乡两年半的日子就过去了，按照政策，我们具备了被推荐上大学或者招工的资格。上大学是我儿时就渴望能实现的梦想。1974年当推荐上大学报名开始，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且毫不掩饰地告诉场长我要上大学，不读中专。我想自己根红苗正，生父是共产党员，因公牺牲，自己在农场努力工作，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今是铁姑娘队队长，共产党员，被推荐上大学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谁知道被推荐到县里参加招生体检，在最后一关照人体胸片时，说我心脏扩大，这个晴天霹雳的坏消息，一下把我推到了人生的低谷深渊。回到牛坪，我总是默默的一个人到远处出工，坐下休息时，我不止一次望着天上飞翔的小鸟，心想，我就像那小鸟一样，正当展翅翱翔时，翅膀突然被折断了，别说飞向远方，就连胜任目前的工作，以后都有困难，我这个知青强劳力，一下将成为弱劳力，还会有什么作为。为了治病，我回到了家里，母亲找人帮忙联系我到当时医疗条件较好的广西平桂矿务局医院做复查，我特别告诉医生，我心脏扩大，请仔细帮我做X线胸片的心肺检查，医师反复检查后的结果是两肺清晰，心隔正常，时至今日都没有发现我有心脏扩大。我想心脏不扩大，我就能胜任知青工作，人家能在农场做，我也能在农场做，我仍然是一个不打折扣的铁姑娘队长。当我心情情绪稳一点的时候，75年的推荐上大学又开始了，我再不敢有任何奢望，更不会主动报名。然而，渴望读大学的梦想仍然深深地扎根在我心里，挥之不去。一天在场部开完党员会，我与旱土作物队的孙队长、肖队长、李技术员，还有妇女主任刘队长在回牛坪路上，他们一路动员我报名上大学。李常水是从湖南农学院分到农场工作不久的技术员，他说他如果是我，绝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争取。我点头同意报名试试。第二天孙队长就把我的名字报到了场部。但是，那晚回来，我一直难以入睡，上大学是我的梦想，但去年的打击太大了。我真怕自己又一次被别人挤掉，再一次失败。过了几天我犹豫再三，还是跑到了场部，把我的名字删掉了。但就在我到场部的三个小时前，旱土作物队孙队长已将各队知青报名表取走，结果场部三个生产队，因我自己没报名没有推荐我，而旱土作物两个队因我报了名，一致推荐了我。为此，场领导两次开会讨论，最终还是推荐了我上大学。那年刚好高校办分校扩招，我被录取到衡阳医专（现南华大学）郴州分校，离开了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牛坪铁姑娘队。

我走后，杨三周（一个特别能吃苦耐劳的回场知青）接任了铁姑娘队长工作。在2018年5月的高二班同学及农科所下乡知青韶山聚会时，喻和香告诉我，在她任铁姑娘队队长的一天晚上，队里女知青到附近农村看电影去了，只留下她和另外两个人看家，来了两个陌生男人，猛击大门想进到院子里做坏事，她们爬到楼上持刀自卫，坚持到电影散场，其他知青回来，那两个歹徒才逃走。出了这件事后，场部怕再有此类事发生，就拆散了牛坪铁姑娘队。

铁姑娘队拆散了，而牛坪铁姑娘队的那段磨砺，却在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了我后来人生路上不怕困难，坚定向前，努力工作的强大动力。奔七的我总想着，有生之年一定要带上我家三代人到牛坪去看看，看看那些曾经帮助教诲过我的老职工生活的怎样，看看桔子树成林挂果了没有，看看牛坪那片土地怎样了。

(之一)

1972年我高中毕业后，与一中130多名同学下到了骑田林场。当时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学校校长作了上山下乡的动员报告，我们也没多去预想将来，狂热的心潮在胸中涌动，打点行装便出发了。因为工区住房不够，我们女生驻在场部，做些苗圃上的事。

1973年春分派到分布在深山中的各个工区。我分派到了新建工区，先后来到这里的知青有33名。新建工区在骑田岭西南，其余六七个工区由西而南至东南卧在骑田岭半腰，场部设在东南山脚下的(廖家水)。说是半山腰，其实无论你从哪个方向上任何一个工区，都要爬行10多里陡峭的山路。工区的宿舍是泥砖平房，我们在窄窄的平房里睡通铺，四根木头撑起盖上油膜毡的顶子的伙房附在宿舍旁边。我们便在这儿安身立命了。生活条件自然艰苦，劳动强度大得更让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受不了。

各工区人员每年10月1日要远离工区汇集到离工区好几里的更高更远的荒山中安营扎寨，植树造林，一干就干到次年5月1日才回到各自的工区。这称为“大会战”。砍树割茅，自建工棚，寓居其间，觉得一下子回到了远古猿人时代。风霜雪雨，荒寥寂寞，食不饱腹，可想而知。先是炼山，砍杂木割茅草，然后纵火焚之，让山由荒到“光”，裸露出遮羞了千年的脊背。接着挖洞。山又陡，石块又多，泥下根须盘杂，每挖一锄，都费尽吃奶的力气。这是冬天干的事。两只手被霜风所咬荆棘所刺刀锄所震，旧伤没好，新伤又添，血丝淋淋，糙如砂粒。

初春之后便抓紧栽树，风雨无阻，直到将挖好的洞全部栽上树苗。会战中最难忘的是，有一年清明前收工后洗完澡到石板江洗衣服时，突然乌云紧聚，暴雨骤来，山洪如野马怒奔而下，江水急涨，我们见势连要洗的衣服也来不及撸起赶紧冲上坡，眼生生看着衣服随洪飘流。等来到工棚，又眼生生见被子脸盆已经冲出棚外随涛而去。那天晚上女生们只好挤在一堆抱团取暖，过了一夜。劳动过程的每一刀每一锄每一躬身都辛苦。这时，我便联想起红军长征的艰难，联想起战争年代大山里的游击战士的出生入死，联想起千百农工终日揹枕木，挖煤炭的劳累，又觉得我们这点苦算什么呢？也许大家都这样想，不然，我们的脸上为何仍然绽着青春的微笑，我们萦满枝丫的歌声与百鸟应和不息？荒山栽下了一行行树，也栽下了我们的希冀，内心的顽强刚韧与这树一道生根与成长。

(之二)《扎根林场 甘为植树人》

大会战后回到工区便给幼苗抚育，割去杂草，培好根土。夏日如火，暴雨突袭。这活儿省力些，但也不是喝稀饭般轻松。我在新建呆了四年，这期间除了参加植树劳动，还管理伙食。从山下挑几十斤米菜上山，一步一级，小脚肚胀得难受，气粗得像百米竞跑，汗流得像咕咕崖泉，脸热辣得像火碳。挑到工区担子一卸，死猪般摊到地上。我还常常要去场部结算伙食。一条纡曲的泥路从新建经五里接古，过畔泥湖，翻分水坳，越寺昌平工区，登沙子岭，往前朝岭，历林峰工区，攀马头岭在半山的浓郁灌木或杉林间，向场部延伸。高木蔽天日，草蔓覆泥径，曲曲弯弯，攀巅入谷，阴森寂寥。清晨出发，踏着露水，丈量50多里，下午太阳西垂时分才到达场部。我一个花季女孩，独行山路，鬼不怕，大活人也不怕，也从没遇上过一个人。倒是常遇花蛇黄蛇脚前溜过，甚至胯下溜过，吓得人脸色铁青。最凶险的一次是，走着走着，微微听见路的坡上丛草哗哗响，忽然一条碗口粗的乌蛇昂首、腾空、横径，从我眼前飞了过去。蛇头没入路下草丛，蛇身与蛇尾还在路上向坡下闪射。我的三魂七魄都给拽走了，两腿打颤，欲哭无声，骇得滴尿，静立许久，听得茅草向远晃去，才镇了镇神开步前行。这天回到场部，一夜恶梦，大汗湿襟。这之后，便手持一棍，一眼望三丈，闻声悚然，草木皆蛇，怯怯往返。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蠢，怎不饲一条狗伴我行路，壮胆扬威呢？

我们新建工区周围满壑满坡已松杉苍翠，没有了杂木，煮饭的柴火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拾。我们每人供柴一天，依次轮流。我便将上衣塞入裤头，勒紧裤带。将刀别在皮带上，四肢着力如猴般顺着松树主杆向上爬。树高数丈，爬至高处，风来了。那树随风摇晃，人便随树摇晃。这时定住心神，踩实枝杆，扶稳主杆，由上至下，一刀一刀将枝杆剔下。那枝杆翻个跟斗儿划划地落到树根周围。然后下了树削去枝丫捆成捆上了肩背回工区，预备供柴。这活儿看似好玩，其实需要力气灵巧气与胆气。如游深渊如攀壁崖，惊险重生。稍不留神，坠落地下，非死即残。一般女孩给个冬瓜做胆也不敢为。于是我得了个雅号，大家称我挂在树梢上的“女汉子”。

(之三)《扎根林场 甘为植树人》

1976年有几个读书的指标下到了林场。知青们都知道这是林业系统的学校招生，并且是“社来社去”，就是说毕业后要回到林场来。所以大家心照不喧，不愿去读。大家便推荐我。报到场部后，场领导通知我到场部参加笔试。我便去参加了考试。当时我想，去就去吧，一来至少眼下这两年读书免了劳动的辛苦，二来学得了知识，三来也许政策发生变化，社来而不社去了呢？在另一工区的同届同学肖保林也与我一同参加了考试。我俩同届不同班，之前相识不相言。这次相见，两人都很愉悦，互报了姓名，简短言语后，彼此的目光满含鼓励与希冀。结果，我们都被录取了。他上了中南林学院(株州)，我上了湖南林校(长沙)。而且求学期间我们没再相见。

两年后，我们怀揣一纸毕业证，不约而同地去到场部报到。这时下放林场的知青先后招的招工，当的当兵，各有去处，所剩寥寥无几。在同学们纷纷返城时，我们却再次来林场报到。这时我们微笑里有些许淡淡的苍凉。时局瞬变。先前的得意悄然褪去，而眼下的失意漾漾于胸。可是又想，党送我们读了林校啊！我们不驻留林场谁驻留？我们也别无选择！我们报了到，成为了林场的专业人才，之后一干就干了一辈子。机缘作媒，命运牵手。从此，我和肖宝林从先前相识到现在相惜，到后来很快相知。我们相恋了。大山的沃土滋养着我们的爱情之树蓬勃生长，1980年我们含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之后，我在场部从事仓库保管工作，一干就干到退休。我的肖君由场部调到林业局，又由林业局调回场部。艰苦锻铸了我们的灵魂，辛劳砥砺了我们的意志，我们相慰相扶，不知不觉步入银龄，满头飞霜。身居老林里，气比青松爽。不后悔不悲怆，因为我们甘做植树人，植出了骑岭莽莽林海。现在那里蕴蓄着10多万立方涵养林啊！眺望林场，我调侃地朝我的肖老头道：“这辈子如何？” 他那脸上的皱纹如鲜亮的松树皮绽出笑：“有你陪伴，一生植树，值！”

(之一)

1972年，我在一中初中毕业了。当时我家七口人，就凭父亲当小学教师那点工资维持生计，家里日子很拮据，常常餐桌上只摆着一碗清汤，一盘红薯打发日子。连我上学的那七元学费，往往到期末了还缴不上，老师便在校会上点我欠费的名。我实在不想再读下去了，我想自立，去养活自己，也减轻父母的负担。就这么一点简单的想法，我便报了名上山下乡去。学校领导作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动员报告，到处贴着“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标语。我与百多名初、高中毕业生一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放到了骑田林场。临行那天，百多知识青年胸戴大红花，打着“到林场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横幅,成双行前进在县城大道上，像是战士庄严出征，一脸的激昂，一脸的光荣。出了城，步行十多里到了楼梯岭下。这时已过晌午，肚子有些饿了。登山却才开始。山间小径铺着两尺余宽的麻石，每登一级确实跟爬楼梯一样。小路两旁蓬草深密，向上看去，如同一步一步入了青天。这段山路又陡又窄又长，路下是深谷，稍不留心摔下去便连小命也捡不回来。拾级而上，十多里长，纡曲在山脊，上至山腰，横山而行，往下看万丈深壑。

“还有多远？”我问领路的老工人。

“快了，还要横几道山梁。”老工人说。上坡下坳，又走了约摸二十里，太阳完全西垂下去的时候，见前方闪烁着昏黄的几点灯火。 “喏，有灯那儿。”老工人说，“这是桐木山工区，明儿个，你们都到这儿参加大会战。会战完了，各自再回各自所安排的工区。” 我有些茫然。老工人便解说了大会战的意思，即是所有人集中到一个工区突击种树。

到了桐木山工区，连工棚也没有。我们分散借住瑶民的茅屋到了桐木山工区，连工棚也没有。我们分散借住瑶民的茅屋。我们几位运气最差，分住在瑶民伙房的楼上，墙壁熏得像涂了青漆，楼板上一层厚灰，稍作清扫，撸了些干草垫上，将自带的草席往草上一铺，连鞋也懒得脱，便倒头躺下了。这时又累又饿又渴，疲软得像个熟透了的柿子。“吃饭了！”外面有人在喊。我饥饿得实在没有了一点食欲，想到明天要劳动，拖着软尸般的身子下楼去硬咽了一碗饭。出发时的那种浪漫与豪气一扫而光，大家连话也懒得说，饭后脸也没抹，爬上床赶紧睡觉去。在失落与丧气中，我老睡不实落。当了知青，我的城镇户口已被注销，粮油供应已被停止，开弓没有回头箭呀。我只能在这里干下去，把命运与未来系在这大山里了。第二天，雾还在山头翻涌，我们便来到一片荒坡劳动了。先是砍山。要将一个个荒坡的杂木与蓬草砍去割去，一天下来，一手的血泡，一脸的荆棘划痕，第二天只好贴上胶布继续干。血泡破了，生疼，手臂胀得像折了。老工人说，过几天就会长出茧子，做起事来轻松多了。等整个山给我们剃成“光头”的时候，那茧子真的生成了。大家举着两手茧子，笑着，鼓励着。说这人真是贱体，越遭贱越皮厚。接着炼山。山陡得像壁头，要用一个木叉将柴草由上到下撩成堆往坡下滚，若不站稳，等柴草起了势头，弄不好连人卷入柴草堆里滚下坡去，这可非脱一层皮不可。柴草聚成堆，砍好火路，再烧化。这时，便挖穴了。最后，栽树。每一个环节都费力气，好在年轻，睡一觉体力又恢复了。几个月苦战后，栽下2000多亩树苗，苗儿缀着晶莹的露珠在阳光下泛着绿，我们的心便也漾起绿色的舒坦。

记得第二年在黑山里开展大会战。那时，正值清明，一天傍晚乌云突然堆严了山头，暴雨夹着冰雹发疯地倾泻着，山洪如一群怒狮顺溪狂奔下来，掳走了我们搭在溪岸的工棚里的米缸与水桶，茅草顶棚淅沥着雨水，被盖全湿透了。好在工棚没有倾覆，我们便坐在木条架的床上哆嗦着熬了一夜。环境着实艰苦，可是没有人低泣，没有人哀叹，低矮而潮湿的工棚里飞出了我们年轻的笑声与歌声，沸腾了迷蒙而荒寥的峻岭的夜。

(之二)《扎根林场 青春无悔》

还记得，1975年春的一天，老工人领着我们五、六个知青到寺昌坪工区的枫树坪苗圃去扯杉木苗，返回的路上却迷了路。爬上山头，眼前两条泥路，茫茫杂木蔽天，不辨东西，走哪一条路呢？连老工人也犯难了。该往右径吧，他引领我们向前走。接近一个寮庄，一问，结果走到了上洞的大凹。这时，已经下行了六七里路，连最后一抹夕阳也隐去了。我们只好挑着六、七十斤重的树苗操原路返回。上山更难，肚子又饿，脚肚发胀，等挑上山顶已累得半死。小憩一刻，担子上了肩，又走了十多里，月亮西沉时分才回到自己的林海工区。 工区领导心疼地说:“先就到大凹借宿一夜了啥，真是的。”

“说得轻巧，六、七号人，谁供你饭食？再说，苗子没到位，明天得误工呢。”老工人说。

我心里也怨起这老工人来了，他这一根筋，差点把我们勒死在夜路上。可他脸上的黝黑折射的憨厚与执着,又让我心里潜滋暗长着钦佩。

林场生活与劳动枯燥得像霜天大山上的白草，我们努力寻找快乐滋润自己的青春。一听到黄岑岭工地放电影的消息，我们居然不顾一天的劳累，傍晚披了夕阳，横飞一道道山梁，到黄岑岭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借着西下的月晖，又横小径爬山梁回到工区，少男少女的欢笑与歌声常常惊扰夜宿的鸟儿。我和红梅(一起下放的女知青)走在后面，我这小伙的气息驱赶了她心里的丝丝怯意，一种相依相伴的爱便如同路边的蓬草含露滋长。遇上雨雪天上不了工，大家便窝在工棚里天南海北地瞎侃，话语里有理想也有男女的情调，但并不低俗。红梅在一针针织毛衣，我便帮她绕毛线球。暖暖的情全缠在了柔柔的毛线里。日子很苦，但心不苦，过起来也甜滋滋的。

1976年3月，我被推荐到资兴技校去读书，学采掘专业。临行时，我和红梅眼里默许了相伴永远的衷情。暑假的8月，我便跟红梅领了结婚证，没有酒宴，没有婚照，我们便住到了一起。11月，我的大女儿出生了。可惜她孤零地来到世界，我这做父亲的没能守护在她们母女身边，迎接她的到来，我心里内疚了好些日子。待我毕了业，将留在资兴煤矿，做一名采掘技术员，我将告别骑田岭那油灯作伴野菜当餐的艰苦与终日植树的劳累。可是这怎么也让我高兴不起来，红梅对我说的一些事，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

我离开林场读书后，红梅仍然腆着大肚要去爬坡要去抚育树苗，直到快要临盆，才浮肿着脚与脸，一个人拄着竹杖行了20多里山路到梅田医院去待产。离开林场时，她觉得身子蛮轻松，婉谢了女知青陪伴，可是走到龙村，她实在走不动了，下腹阵痛得厉害，她晕在了路边。一位过路的大娘路过见了，惊叹：“孩子，醒醒。你，怎么了？”红梅这才冒着淋漓的大汗醒过来。她告诉大娘，她是林场的知青，大娘见她的肚子完全下坠着，知道要临产了。“到我家去吧，就两个老的，不打紧。”大娘说。红梅想到在别人家见血，终究不好，她执意要去医院。大娘只好赶紧搀扶着红梅一步一步走到公路上，扶着红梅上了客车。当晚，产下了我的女儿。际遇作贱了人，可红梅的命却大，好歹是顺产，母女都平安。之后，才回到县城坐月子，月子一满便背着孩子上山劳动了。这些事在我心里稀粥般熬着，熬得我连气也喘不过来。我坐在教室里便怎么也不踏实了，书越读越沉。我想我不能逃避林场的野人般的生活状态，不能逃避在林场躬身栽树的辛劳。我要跟我的爱妻在一起，做家的脊梁，扛起生活的苦涩与艰辛。把妻儿扔在大山受苦，我一个人去矿区，去享受，这还算男人？越想，我的心便越空落而又沉重起来，越想我的思路越迷蒙而又清晰起来。我决计中止学业回林场去，跟她母女俩一起在苦难中去快乐，去追寻未来的梦。再说，与我一起来到骑田林场的知青战友都还在山上，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的日子不缺朝气与快乐，我应当回到他们当中去，苦共同之苦，乐共同之乐，开共同之山，圆共同之梦。我想好了，即便终生离不开林场，我也心甘情愿。林场今日是荒寥的。可我们不是每年栽上几千亩树吗？十年后便是几万亩树。几万亩，是什么概念？几千万元长在山上呀。辛苦之后，我们会愁不富，会愁没衣穿，没钱花，没好日子过？我的心里和眼里的未来美妙极了！我决意退学。第二年春我便毅然回到了林场。

红梅扯着我的衣袖将我拉到一角，“你疯了。怎么又回林场？”她有些愠色，连嘴唇也颤了起来。

我沉默良久，怎么答呢。“因为....你在这里.... ”我笨拙地说。我的脸红到了耳根。她似乎要哭，也许为我放弃自己的前程而伤心，也许为我这质朴而简单的话渍出的对她的真爱而动情。

工区领导也说我傻，却又欢迎我归来。只有我，心中有梦，我的脸上写着淡然。随即安排我到离林海工区六华里的观音坐莲苗圃去育苗。一同去的有四人，两男两女。搭了一间简意工棚，两进。一墙之隔，各住男女，连那边打个屁也听得清。育苗要基肥，我们便常到五矿公厕去掏粪，然后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挑回苗圃，桶沿的粪溅在路边茅草上，茅草的粪沾在我们裤子上，绿头苍蝇一会窜向粪桶一会飞向头顶，又累又脏。这真苦不堪言。要给幼苗除草，一双手被草割成松树皮般粗，女生们那手全然失去了应有的细腻。至于日晒雨淋，虫蚁叮咬，清汤咽饭，那在其次了。红梅因为要哺乳，被安排在食堂当炊事员。一个人忙着几十号人的饭菜，烧火择菜洗菜煮菜。忙完了伙房里的事，还要种菜。冬瓜南瓜卧满了坡，辣椒茄子吃不完，还晒成干菜，腌入罈子里，备着雪天吃。这样她从早到晚屁股没闲功夫落一下凳，中餐还要背着孩子，挑着饭菜送到我们劳动的山头上去。肩上挑着三十几号人的饭菜和水，背上背着个孩子，风来雨去，日晒雨淋。往往山蝇叮得孩子脸上肿出一块块紫斑，大人苦了，孩子也造了孽。这时我常跟她讲林场的明天，讲我们锄下种着的梦。她渐渐也觉得累有所值，她忍受着辛苦，经营着大家的伙食，经营着明天的梦。我就想，有时艰难的际遇，是赏赐于人一份崇高的礼物。我和红梅因为有了自己的美好设想，便没有埋怨没有气馁，倒是恩爱之树便在相互慰藉与体恤中同那种下的树苗一道泛着绿，张扬着旺盛的生机。

(之三) 《扎根林场 青春无悔》

自75年至78年，小半知青或读大学或当兵，他们陆续飞出了林场，飞到了城市，飞到了自己的伊甸园。我和红梅的心思便如同林涛般起伏了起来。于是不由自主地眼羡着，忧虑着，苦闷着。我们都是小百姓的儿女，没有任何可托的关系与背景，即便未来不像我构想的那么罗曼蒂克，我们也只能在这大山里熬着。最后我长叹一声，把命交给大山吧！树大了，我们的希望就大了！我这样宽慰我的爱人。

1978年，知青们盼来了转机，根据中央政策而纷纷大返城。直到这时我心里对毛主席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才有较深的理解。不仅是城里就业压力大，不仅是靠几个知青去改变山河，而是毛主席执意要让知青们去农村吃苦，去造就能肩挑重担，耐得劳苦的新一代，防止重演苏联的和平演变，多么高瞻远瞩！按政策，当时薛红梅可以安置到瑶岗仙当工人，而我可以被安置到教育系统当职工。这样各安置一地，便将长久地两地分居。怎么办？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一家人到林场干下去，苦也苦在一起，俩不相离。

事并不这么轻松，红梅见知青们都返城了，心又如水中的瓢子浮动起来。她甚至后悔自己不该过早结婚，更不该过早生孩子，自己把自己的后路堵得死死的。她抓着自己的头发使劲地扯，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与悔意。

好在1979年我又得了一机遇，我可以去顶父亲的职当教师，过上相对舒适的日子。难道我能忍心把红梅和女儿扔在大山里？不能！这不是一个大丈夫所为，不是一个好父亲所为。再说，大山里没有学校，我的女儿眼下就要入学了。难道让她天天在这大山里去认草认树认石头？我征得教育部门组织的同意，把这次就业机会让给了妻子红梅。随即她被安排在黄土山当老师。我觉得我自己伟岸了起来，做了一回像个大丈夫的决择！而我续留骑田岭林场，一干干到退休。这样，我用了毕生的力量和豪情，从城郊到林场，从林场到城郊，我迈开双腿丈量脚下崎岖的山路，丈量自己认定的在别人看来不屑一顾的事业，丈量自己平凡而有意义的人生。

1980年我被选派到郴州林业干部培训班学习半年，学习林科专业。回林场后，我到了场部做了一名林业技术员。

1981年至1982年我参加了县里士壤调查工作。

1983年，我被抽调到县里参与种源调查工作。

1985年，我被抽调参与县里国土调查工作。 做这些工作都要日晒雨淋，都要风餐露宿，都要跋山涉水。可娘给了我百多斤红肉，苦难煅铸了我这汉子一颗粗犷的心，我怕什么？在从事这些工作过程中，农业部门与国土部门的领导，见我又开朗又随和又能吃苦又有专业知识，接受新的知识又快，便要我留在农业部门或国土部门。我想，调入这些部门住在县城，生活要安逸得多，工作要轻松得多，一家人也聚多离少，可是林场一位老技术员已经调走了，现在唯有我一名林业技术员，林场需要我呀。以后树种的培植，栽种的技术，病虫的防治，机械的引进与推广等等谁来做？我放不下林场，于是我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各项中心工作结束后，我便毅然回到了林场。

回林场后，我运用所学知识，结合林木种植体制放开的实际，为林场编制了森林经营方案，推行小包干经营模式，大大提高了林木种植与管理效率。推行薄膜育种技术，大大提高了树种出芽率与成活率。建立森林资源档案，做到山上有树，心中有数。还利用闲余时间不断开展树种调查，土壤普查工作，为开发宜章林业资源，搜集第一手资料。这样，1988年我被评为郴州市营林技术员，1991年就任骑田林场营林股长，1992年任命为林场副场长。92、93年指导完成林场宜林荒山造林一万余亩，为林场获省级《消灭宜林荒山》先进单位贡献了力量。

我在骑田林场一干干了45年。可以说骑田岭每条小径有我的足印，每道山梁有我的身影，每坡绿树有我的汗水。

2015年 我退休了，但一直没有退岗，为骑田林场的建设发挥余热。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八年，我受场部领导的委托，带着《骑田风韵》采风的摄影师和编辑走遍了骑田林场的每一个角落。骑田岭上山水的地名，我如数家珍，他们称赞我是地地道道的林场通，活地图。同时，我还见证了骑田林场兴衰荣辱的历史。前两年，中央电视台长征线路摄制组到骑田岭，分水坳，拍摄一尖峰、二尖峰线路，我当向导，轻车熟路，超出了拍摄工作者的预期，提前两天完成了工作任务。

国家林业局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一行，到骑田林场做“植物多样性生长调查”工作，我当助手，带领他们在骑田岭爬山涉水，攀崖登峰，认真调研，专家们得出了“像骑田林场境域这样的林杨，全国为数不多”的结论，都称赞骑田林场森林植被好。

二零一七年，湖南林业科技大学在读研究生，到骑田林场做植物调查课题工作，我全程陪同，在骑田岭发现一种新的藤本植物，择机并向社会公布。

《骑田风韵》编撰工作启动后，我一马当先，为采风人员当向导，足迹踏遍了骑田岭的所有景点，为走访骑田林场的老领导和老职工，在宜章县城走街串巷，乐此不彼。

现在，我常常翘首眺望骑岭那海一般碧绿的9万余亩涵养林，那蓄养着14万立方米的生态树，我的心便如这莽林般碧绿起来。我珍爱我的知青岁月，我无悔我的林业生涯！

(之一)

我也是高山的孩子

我喜欢听“父老乡亲”这首歌，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1954年7月5日，在湖南宜章瑶岗仙脚庵街的一座民居里，我从母亲的怀里来到人间。这一天是农历的六月初六，是天贶节，相传唐僧西天取经回程在这一天晒经书，后来，民间在这一天晒衣，晒书，洗浴。与当地其它民居一样，我出生的那座房子整体木质结构，屋顶用杉树皮覆盖。房子座北朝南，后门是山坡，一条小路直通山顶；前门是脚庵街，东西走向，东面街的尽头是山，西面不远处也是山。是高山的精华孕育了我的生命，养育我成长，铸就了我的灵魂，我也是高山的孩子。

1954年，国家公布了第一部宪法，所以很多与我同年出生的人，名字中有一个“宪”字，我也不例外。这代表了老百姓对新生政权的认可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那一年是“一五”计划的第二年，瑶岗仙钨矿的建设纳入了国家重工业156项计划中，使得瑶岗仙成为当时现代化的矿山。同时，国家还在一个叫“上平坳”的向阳山坡上建起了一栋栋、一排排的工人新居，房子白墙青瓦，整齐漂亮。我一生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就在这里度过。我游历世界各地看过很多民居，它们各有特色，但我心中：这里最美。

我一家6口人住在这里:爷爷，爸爸，妈妈，姐姐，我和妹妹。爸爸，妈妈工作，爷爷在家做家务和看管我们三姊妹。勤劳的爷爷还开垦荒地，种了很多菜，我们家餐桌上经常是萝卜和白菜。我常常闹，不愿吃萝卜和白菜。父亲会单独给我做酱油炒饭，有时是鸡蛋炒饭。每次，父亲会对我说：孩子，你长大后，能做到每餐有萝卜和白菜吃，我就放心了。无知少年的我，并不理解父亲的担忧。

住在这里，我逐渐长大到高中毕业。高中的一篇课文：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影响了我的一生。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科学社会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世间很少有人一生能做一件大事，马克思做了两件。我开始思考：人生应该如何度过？

(之二)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

知 青 岁 月

高中毕业，同学们都下放到农场，我先天近视，视力0.1左右，因被人认为不适应野外劳动，我留在矿里没去。能否做到一生“每餐有萝卜和白菜吃”的问题就现实的摆在我面前。我尝试到小学做代课老师，但失败了。一方面，我视力很坏，小孩淘气，上课时，我看不清他们的小动作。另一方面，当教师给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而我，仅仅普通高中毕业，没学过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小学教师的必修课，没有当小学教师的资质，也不能胜任。我父亲尝试要我学理发，学修钟表。最后的结论是我不行。

我怎么才能得到我每餐所需的萝卜和白菜？这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困惑时，我来到了同学们下放的宜章县一六农场。场里领导对我说：农业生产对视力要求不高，你可以试试。于是我就到了农场，和同学们一起从事农业生产。

我们下放的农场种植水稻，有三件主要工作：插秧，收割和田间管理。插秧时，每人负责大约1米多宽的长条，左手拿住秧苗，用中指和拇指分成需要的小份，右手将这一小份插入水稻田，并保证每一次的间距，倒退向后，保持行距。收割水稻时，要领是：用左手反拿水稻中下部，右手将镰刀放在左手位置下，然后向下用力。田间管理的工作有施肥、除杂和植保。除杂的工作，我开始时碰到一些困难，我看不清水稻和稗子，后来我发现；稗子在阳光下有白色反光，我没有色盲，于是也能胜任。很快，我能做到和同学们一样能干好所有农活。

农场每年有三段时间是紧张的：春插、双抢和秋收，总计大约两个月。其它时间，我们要干一些杂活。从公路到农场间有一条没有公路桥的乐水河，农场的拖拉机只能到河对岸，我们需要将农场所需物质用肩挑到农场。最麻烦的是运送水泥。50公斤一包，不能破坏包装，场里给我们的任务是每人每半天2包。我们就一次挑2包，开始有点困难，后来能一口气挑回。

在农闲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休闲时光，为了发泄我们多余的能量，我们利用农场的晒谷场，自己用水泥浇造了二个篮球架，业余时间我们有了打篮球的场所。

我们到农场的时候，农场没有电。我们几个知青商量，找到我们父母工作的矿山，要求矿山支援我们用电。矿山领导答应了，给了我们发电机，并派电工来指导。我在高中学过电的原理，于是参加了室外架线和室内安装的工作，一切都很顺利。后来我还参加了为周围农村安装电力设备的工作。

植保也就是为水稻打农药，是农场常规的工作。当时，农场用的是手工喷药，二个人抬着大约25公斤配好的农药，后面的人用手压气，前面的人将农药喷到禾苗上。一天，我在农场的库房看到一台机动喷药器，使用汽油发动机作动力。问在场的老职工，为何不用？他们说：已坏。我高中学过汽油发动机原理。花了一天时间，终于修好了。我可以一个人背着机动喷药器，更快完成打农药的工作。后来，农场的拖拉机手知道我能修理汽油发动机，在拖拉机的汽油发动机有故障时（当然是小故障），也来找我帮助修理。

当时，我们有6个男知青住在农场位置最高的一间宿舍。我们那时有45斤大米一月。农忙时，我们男知青不够吃。一晚，其中一人提议：收获的红薯存放在后面的地窖，没人看守，我们可以去取一些回来吃。我们立即响应这一建议。于是，我们来到地窖，用一个筐，将我送到窖底。恰巧生产队长由此路过，其他人逃回宿舍，我留在地窖里，全然不知发生的事情，我将红薯放入筐中，叫他们吊上，无人回答。队长只是路过，没有发现我们的行为。队长走后，他们返回来，将我和红薯带回宿舍。农场没有木材，我们就将剩余的电线杆作燃料。红薯熟了，正当我们吃得高兴的时候，场长来到了我们宿舍，他那天正好有事要与我们谈。看到我们尴尬的一幕，他笑笑，并没有责怪我们。我们都很后悔。我们离开农场很多年后，有一年国家做农电改造，我们在这里下乡过的知青都为改造所需的自筹部分捐款，我也捐了款，内心以此为我在农场做过的错事表示歉意和感恩。

在农场，我学会了水稻种植过程的全部农活。我能用劳动对社会做贡献，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我能解决“每餐有萝卜和白菜吃”的问题，父亲可以放心了。同时，我用自己所学知识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一段青春时光，尽管劳累，但是我很快乐。当然，我也为自己由于无知曾做下的错事儿而感到忏悔。

(之三)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

求学和西天取经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知道这一消息时，正是晚稻收割时节。场长对我们想参加高考的知青说：晚稻收割完后，给你们假期复习。我们休假复习了一个多月，然后参加了当年考试。考试时，我们的考点在宜章四中，与农场有较远的距离，场长安排了专人为我们送午餐，让我们中午能休息好。

那年，我考上复旦大学。在学校，我们这一届的学生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都很努力。在食堂打完饭后，就边吃边走向教室或图书馆。就这样，我完成了四年的大学学习。之后，我考上北京大学做硕士研究生。

得到硕士学位后，导师认为我的知识还不够，必须进一步学习，才能成为国家需要的人。当时，我学的专业，北大不能授博士学位，我选择到西德攻读博士学位。

在西德，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做了几年的博士后研究。这期间，我学到了做一个科学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日耳曼民族对于人生的认知，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德国的火车车厢和很多公共场所都可看到一条谚语。翻成中文是：先做必须做的事，其次做可能做到的事，最后去做做不到的事。以后我一直把这作为人生之经，贯穿到我的学习工作和研究探索中。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1993年，我回国工作，先在北京大学做研究，1995年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2004年我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做了一名教师。

回顾上山下乡做知青以来走过的路程，我想谈谈我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认知。首先，我讲一个关于蚂蚁的故事。在广阔的草原上生活着一群群的蚂蚁。一天草原上发生火灾，蚂蚁们无处可逃。它们迅速聚成一个球，向着大火来的方向滚，直滚到已经过完火的地方。这样，球外围的蚂蚁被烧焦，它们的死，保护了内核的蚂蚁，使得种群能延续。

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和少年是在一个被称为“激情燃烧的岁月”度过。我们认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在少先队的队旗下宣过誓：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我们记得保尔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初心。

当我们初中、高中毕业，开始走向人生之路的时候，国家处于物质缺乏时期，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为我们建工厂，修矿山，供我们参加工业生产。唯一可能的安排是让我们到农村，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较少的生产资料。我们服从了国家的需要。现在，我们中很多人已退休。我们将建设国家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我们交出的是一个初步繁荣富强的国家。这期间，国家的经济情况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从过去物质缺乏发展到现在老百姓生活的衣、食、住、行需求都能得到很好的满足。记得1982年，我第一次乘火车从郴州到北京，火车要开行大约28小时，我在拥挤的车厢过道站了24小时直到郑州才找到一个座位。今天，郴州到北京的高铁只需6小时多，车厢里干净，明亮整洁，座位宽敞舒适。所有这些变化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的贡献。尽管我们每一个人的贡献都很微小，就像一只蚂蚁对于蚁群。但是我们微小贡献的集合，却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到我们临终时，我们可以欣慰地说：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我们的一生献给了国家繁荣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之一)

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跟随着学友们一同知青下乡“插队落户”到了宜章白沙圩，从此我离开校门和家门，走向社会独自奋斗成长之旅途。我们这一辈人，每当回顾起那一段难忘的经历，体会到，那也是一生中必备的学科及存积的宝贵财富。

中国的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颇具历史意义的知青大潮，有幸让我成为这个大潮中的千万分之一。这一场历史性变革，让千万个当年的时代学子，拥有了一份独特的经历，几千万当初的年轻学子，如今被称谓“老知青”，拥有一个颇具时代标签永久性的“昵称”。 一个时代的烙印，成为今生永久的记忆！当年风华正茂的“知青”，如今已是白发双鬓步入花甲年。岁月年轮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磨过的是沧桑，不灭的是对第二故乡的魂牵梦绕。是什么让我的生活中享有如此深刻的记忆与生命的稀有色彩，那就是曾经难忘的知青岁月点点滴滴！

坚定不移走向“广阔天地”

我，出生在瑶岗仙钨矿，父亲是井下矿工，因矽肺病在我五岁童龄那年，他离开了我，到一个我再也找不到他的遥远地方。至今，父亲留下的唯一照片是他三十岁年轻时的遗像，父亲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那么的英俊帅气！

我从此以后就生活在外祖母的呵护照顾下。因为，没有父母亲的陪伴，外祖母成为了我理所当然的监护人（生活费来源于父亲的抚恤金和舅舅微薄工资中给予的资助）。

外祖母，是一位难得的优秀进取的善良老人，更是瑶矿具有时代性的“先进代表”人物（曾经是中南局几个省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因此，受到外祖母的教导与熏陶，从小身边就有一个做人的“榜样”。虽然，我的童年在物质层面十分贫乏，但是精神食粮却相对富有。从小到大外祖母积极向上的品质一直感染、鞭策着我，在成长的征途上从不敢有所“懈怠”……

1968年，我毕业于瑶岗仙钨矿子弟学校初中部。属于“老三届知青”中的小妹妹。毕业时，我不足15周岁，并不是下乡对象。当我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面对知青下乡十分不情愿而又非常无奈的情绪困扰下，我倒是觉得，可以放飞自我，走出家门去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那种美好憧憬……

瑶矿在紧锣密鼓布置着欢送我们68届知青下乡，几辆大卡车满载着同学们和随行的简单行李，车上女同学中，许多都泪流满面伴随着家长们围在车旁的含泪千叮铃万嘱咐声声。我望着送行的外祖母，相互默默无言，虽有诸多的不舍，我还是跟随着大卡车，告别了抚养我长大的至亲亲人外祖母，告别了我的校园，告别了曾经养育过我的那片土地——瑶岗仙。 其实我是这一届知青下乡唯一户口还来不及迁出瑶矿的准“知青”。因为我年龄确实太小，还因为外祖母还没有想通，我为什么自己执意一定要匆匆的离开她去到那个未知的偏远农村……

(之二) 《我的生命旅途

难忘知青岁月》

有幸“落户” 到了白石脚……

从瑶矿送行大卡车下了后，到了宜章的笆篱公社（车子停下来，前面已经没有公路了），到达我们一行该去的地方是相邻的“白沙墟”公社，只能各自扛着行李步行，此时此刻，略略的感觉到了什么叫“偏远山区”，有车没路哟！待一路步行走到我们的目的地公社办公地点，已经精疲力尽的同学们，看到的公社办公地点，是一个十分破旧大院房子，据说还是没收地主的老住宅，作为公社办公楼。山区给我们这些瑶矿子弟，来了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初级认识及“考验”！好耶！

休整一天后，公社主管下乡知青的干部作了须知动员报告。然后各自听着一组一组的念着名单，每一组都有村子里的代表迎接分配给他们的“知青”，我们一行四个女同学（黄瑶湘、莫正纯、喻润良、李外英）分配到山门大队白石脚生产队，几位村民分别挑着我们的行李，我们跟随者一路步行攀爬到更偏僻的山里头……快天黑了，接我们的村民说，到了队上了，我一看，这么偏僻的山村居然家家户户有“电灯”，我们姐妹几个，那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有电灯！真好！

后来的日子，我们姐妹四个，分别入住到了两个“房东”家里。同时，我自己在这个山村劳动生活了三个月后，明明知道前行的路崎岖不平，我还是义无反顾的把户口从瑶矿迁移到了白沙圩，由城镇户口转换为农村户口，成为真真实实的“农村人”。并且逐步认识、熟悉了这里的每一个人，在劳作中，相互理解中，加深了感情，通过亲手“修理地球”的辛劳和艰苦磨砺，知青都融入到最真实的农村生活，这里的小孩子都叫我“姑姑”，是因为我也姓“李”，更是感情与距离的拉近。也曾与当地年轻人并肩努力，共同获得了“优秀共青团员”、“五好社员”诸多奖赏及荣誉……

“牛粪”之缘

知青下乡，每年的春耕夏播，让我跟“牛粪”有一段不可淡忘的记忆……

下乡的第一年，春耕了，我们姐妹几个,被队长分配工作是负责“撒牛粪”。一开始，那黑不溜秋，黏黏糊糊的牛粪，几个人都无从下手，妇女队长给我们作了示范，我们跟着撒起来，那一刻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心里只想到必须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个个都不敢懈怠，干得挺卖力气的，一直到收工回家，准备做饭了，洗洗手，不知怎么回事，就是洗不干净，一块香皂快用完了，一双手还是有股一闻就想呕的难受……此时此刻做饭的心思都被这种感觉给忽略了，有些厌恶这牛粪，为啥啊那么臭，这是牛粪留给我第一印象……

过春节了，大队负责管理知青的干部，一般的都会批准我们回矿一个月。那一年，我还没到假期，有瑶矿到白石渡的货车，外祖母就让我（搭乘顺风车）提前返回到了知青乡村白石脚，其实我当初已经是大队“民办教师”了，学校还没开学，我就回到生产队参加队里的春耕准备工作了。记得那一天，远处还有冰雪未退的影子，田中间那一堆堆牛粪上面残留着雪，这次又是分配我撒牛粪，只是其他三个姐妹们假期没到，有父母亲挽留多住几天，我是独自一人先行归队的，我鼓起勇气赤脚下到水田里撒着牛粪，刺骨的冷直抵骨髓，脚指头真是钻心的痛！这时一位老大爷远远的叫着我:老李（当地人，无论年龄大小都尊称知青姓氏前边加个“老”字），撒牛粪，站到粪堆上暖和些哟！此时此刻，一股热热的暖流包裹着脚底板温暖着快冻僵的双脚，那一刻我深深地体味到牛粪它有奇臭，却关键时刻蕴藏着巨大的“暖”，当时足以暖和着我的肢体，更是大爷真诚细微的体贴关怀温暖着我远离亲人的心……

“为人师表”与“教书育人”

1970年9月的一天，大队党支部田支书从山的那边搭口信给我，让我去一趟大队部，我翻山越岭赶过去，支书和蔼可亲的对我说:外英，经党支部研究决定，推荐你上任山门大队小学“民办教师”，待遇是，教委每个月六元现金补贴，大队按男女同工同酬记工分。我赶忙说:田支书，我怕带不好一帮子孩子们，没等我说完，田支书说，这是党组织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你一定要听从组织安排，并且不要辜负党组织的期望。我还能说啥呢！干吧，不懂就问，边干边学，就这样走马上任成为了一名“孩子王”。

贫困山区的孩子，大多数家长由于家境贫困，更因为有着“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就这种情况，教育部门发出号召:努力消灭“和尚班”（就是全部都是男生）。当地由于师资匮乏，生源不稳定状态，基本上都是“复式班”（一个老师一节课上两个年级的课程），老师教学中承担着:教书，看护孩子安全等等义务和职责。面对上面布置的任务该怎么办？我开始了走访，一个一个家庭的去了解情况，发现有适龄儿童女孩子，就想办法做工作，结果我带的班级终于有两个女孩子到校上学了，不过我是应允她可以带上小弟弟一同到校的，这样除了原有的职责，又增添了一个“幼儿园阿姨”职责，虽然累了我自己，可当我想到女孩子将来长大了有可能有一定文化而提升了走向大社会的竞争力，感到欣慰。

我下乡的那个大队，有三个自然村远离大队部小学，小学生小小年龄需要天天翻山越岭，往返上学之陡峭山路，十分不便，教委为山区孩子整改提议“就近办校”思路，为这种状况的孩子们打开绿灯。我教学区正好有这种情况，在远离大队部的三个自然村创办一所教学点，一个教师名额，三十多个孩子，分别三个年级教学班。当时已经开学了，没有人到位予以新的教学点筹备开学事项，眼看着孩子们无处上课学习，我主动请缨，到原来教学的大队部带去二合粉笔，走马上任成为那个教学点的第一任“全能教师”（所有课程按教学大纲要求，正规开设）。孩子们从一年级至三年级，同在一个教室，我每节课安排50分钟，分别完成教学任务，最大限度保障教学质量的稳定性。教学区组织公开课教学到我的教学点听课时，我只能是完成教学任务，接待听课老师的就餐问题，无法圆满，听课的同行老师们十分理解的说:李老师，你能够合理安排三个年级的教学任务完成，也就是非常不容易了！我只能是含泪应答，谢谢领导和老师们理解支持！

那座借用村民的老房子上空，一直都上扬着一种当初孩子们朗朗读书声，至今为止我一直不能忘怀！每天上课铃一响，孩子们整整齐齐端坐在你面前，我站在讲台上举起右手庄严的呼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孩子们齐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铿锵有力气势磅礴之声，时不时上扬在那一座借用村民的老房子上空，这种声音，它是带着家长们的期望，孩子们的希望飞跃出这封闭的小山村，向往着更好的明天。后来我招工了，要离开我天天相伴的孩子们，却有不舍，我不敢告诉孩子们，我将离开这所我亲手创办的学校，到需要我去工作的军工厂了……可是意想不到的是，我在村民帮我和学友瑶湘挑着行李，准备出门步行去一六车站搭乘汽车时，我的那一帮子孩子们都来给我送行，有的孩子还含泪叫着:李老师，你走了还回来看我们吗？我赶忙就近搂着几个孩子连连说，一定来，回来看你们，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总有一天你们也像老师一样，飞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之三) 《我的生命人旅途

难忘知青岁月》

【感恩】

知青下乡期间，我的生命中，发生过一次危及生命的意外…… 那一年的一天，队里所有强劳动力，都去“溶家洞林场”做事了，村子里留下妇女和几个年龄大一点的男劳力为村子里建“抖墙屋”备料“河沙”。村子的北端有一座桥，桥下有一片滩涂，河流水比较湍急，水也有两个人深，水流的缘故形成得滩涂堆积一块沙滩，挑沙就在那个地方。天气热，知青姐妹中，有一位同学学会了游泳，兴起跳到水深处游起来，她泳姿优美，博得妇女们一片掌声！我不会游泳，站在沙滩边专注欣赏着她，游到兴起，突然她在水中将我拉下水，边拉边说:一起来游呀！ 顷刻间我落水被溺了，我挣扎在深水区直呛水，陷入生命垂危！妇女们在岸上急得慌手乱脚的把扁担伸到河里叫我抓住，可怜我哪还有自救的能力哟！万分危急之时，两位年龄大的男劳动力匆匆跑过来跳入深水区捞救水中的我，我迷迷糊糊中感觉一位老大娘说，哎！阿弥陀佛，救上来啦！随后的几天里，我睡在大娘家，高烧不退，喉咙里吐出好多血（估计是气管呛破了），不吃不喝的那几天，大娘每天用捞虾的“网罩”装着我那天溺水的湿衣服去河边“捞魂”，从出事的河畔一路走一路叫着我的名字，连连说着“回来哟！回来哟！”，在那两位大哥及时抢救，大娘悉心照顾下，我终于从阎王爷那返回来，捡了一条命！

当初，因为自己没有钱，还有跳下河里救我的那两位大哥是穷山沟的“单身汉”，作为知青下乡的大姑娘有着种种的顾虑，导致没有用一种正式的仪式感谢生命中我的救命恩人，物资上更是没有表示过哪怕是一点点，一直愧疚着……

2018年，宜章组织了“知青下乡五十年大庆”活动，在宜章我们遇上了我房东的儿子，他在宜章县委任职副县长。他听说我们是曾经住在他家的知青，立马带我们去了知青岁月我们难忘的地方——白石脚。见到了曾经一同劳作的乡亲们，见到的都老了，还有熟悉的名字，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当我问起我的救命恩人李贵章和李水生时，房东告知水生不在了，又带我去见到了“贵章”。看到他的模样，知道他日子过得还是清苦，我随身携带的现金不多，打了一个红包，说了我一直没说出口感恩生命中救我性命的感激话语，尽管迟到了半个世纪，还是让我有机会当面说出感谢！水生大哥仙逝了，愿他天堂一切如意.

扎根亚作站一辈子

王合生

我是65届上山下乡知青。

1965年9月5日，我与57位同学一起从长沙来到宜章县罗家山地域的《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宜章亚热带作物试验站》。

1979年全国知青大返城，因种种原因，只有我一个人留守在那里。虽然《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宜章亚热带作物试验站》下放为《县柑橘场》后又合并为《县渔场》，一直到退休，直至2017年征地拆迁，我都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

对于上山下乡我感慨万千，我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毛主席一声令下，千百万知青如一股滚滚洪流奔赴上山下乡“战场”，当年我感到无比自豪、骄傲！

邓小平上台后，知青大返城，我也不后悔。邓小平没有忘记极少数没有返城的知青，一道政策，凡娶了农村姑娘，一律和农场知青同等待遇，解决户口、工作，因此，我才娶了現在这个原来是农村户籍的妻子。

但原《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宜章亚热带作物试验站》下放宜章县以后，体制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管理，自负盈亏。在同学们都返城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这里效益不佳，一度停发工资，自谋生路，我们遭遇了比上山下乡时更为艰难的生存状况。

1984年我们和县渔场合并，旱地改为水产，情况才有所好转。現在，我们夫妻都已退休，因享受原《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宜章亚热带作物试验站》的事业编制，我爱人退休金30OO多元，我的退休金每月也有3400元，而且在县城定居，安度晚年，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感谢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

上山下乡，这是一段难忘的历史，将永戴千秋。我也早已过了古稀之年，今年75岁，我現在的心愿就是健康长寿，多活几年，多享受几年改革开放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