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梦

萧潇

　　故乡，一个甜蜜的字眼，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地方。每当我想起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乡亲们，心里总是充满了留恋与思念。

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在那里奠基与铸就梦想。高中毕业以后，我与我的同学们回到了家乡，向乡亲们学习农业知识与农活技巧，从大自然获取新的知识与成长营养。我在故乡从事农耕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那短暂的岁月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题记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华北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人民公社下辖若干个大队,大队管理生产小队。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是: 河北省元氏县南佐公社西北街大队第三生产小队。

第三生产小队队长名叫张吉堂,是一个浓眉大眼,声音洪亮, 脾气暴躁,走路一瘸一拐,但十分精神的北方汉子。生产队的铁钟就挂在他家院内的椿树上,钟绳穿过窗户拉到炕前。每天天刚朦朦亮, 当、当、当的钟声就敲响了。张队长腿脚不好,但绝不偷懒,钟声一停马上起床。然后,到“兵家”门口,同早来的副队长、会计、出纳商量全天的活计，然后由他口述,副队长李玉秀执笔派工：

　　羊圈、增山到长什耕地;

奎子、军旗往长村道运粪;

军果、聚英、瑞姐、素果到河北摘棉花....。

派完工，人们也就陆续到齐了。各自受领任务后,分头前往不同的地段去上工。

社员们的早饭在地头吃。

上工前，每个作业组留一名社员负责送饭。8点钟左右，各家各户把自家的干粮用布袋包好，放在送饭人准备的筐子里,再端一瓢稀饭倒进铁筒里，然后由送饭的人把食品送到地头。农村人的干粮多半是粗粮制作的窝头、饼子。虽说是粗粮，但干了一早上农活的人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家乡的人们是勤劳的,也是善良的, 常常是干了一天的活，顾不上喘口气，晚饭后还要去参加大队或生产队的会议。

大队开会,一般在村办小学。

“大家注意啦！大家注意啦！晚饭后到学校开会。”

高音喇叭响过，用不着队干部催促，人们便三三俩俩就去了。会议内容多是学习文件，读读报纸或传达公社会议精神，点评与部署一下当前的工作。

会场内灯光暗淡，男人们吧嗒吧嗒地抽着自己种的旱烟，女人们则蹲在墙角衲鞋底或交头接耳。一张长方形的条桌摆在会场前面算作主席台。那时候我的年龄尚小，总是等不到散会就睡着了，队干部到底讲了些什么？天才知道。

生产小队开会，没有固定的会议场所。夏天在打麦场，冬季搬到生产队的饲养室。

我们第三生产小队的饲养室在村西头。一排整齐的平房，左半部分是粮食仓库，右半部分是饲养室。每到冬季来临，饲养员总是把屋子烧得暖烘烘的迎接大家的到来。

每次生产队开会，小伙子与小媳妇们打闹够了（那种浓浓的乡情令人难忘），才进入正题。会议内容多半是记工分、商量农作物种植及一些管理上的事情。

灰暗的油灯下，有的人坐在凳子上，有的人斜躺在炕头上，有的人靠在牛栏边，静静地听队长讲话。……。

　　“咱们村西沟的那块儿地，原本是准备种花生的，可是由于今年干旱错过了播种机会，咱就趁着昨天刚刚下过雨，种一季荞麦吧！荞麦生产周期短，多少可以弥补一点损失。大伙看怎么样？”队长张吉堂看着大家淡淡地说。“同意队长的意见，今年也只能这样了。”生产队会计钱二丑和出纳员王四附声道。

人民公社化那会，社员们上工一起走，下班一块回。劳动间隙开开玩笑，逗个乐子，非常开心。我们队的王同意、周增岳故事最多，一张口就是一个段子。

“西南街的赵四，因为家庭琐事打了自己的老婆。赵四老婆感到委屈极了，哭着跑到支部书记家告状。‘大兄弟啊！哪个该死的赵四快把我打死了，你得给我作主啊！’书记看到邻居家嫂子这般模样，虎着脸说：‘让我看看打那里了。’然后，托着来人的乳房说：‘哈！这还了得，把我嫂子打的起了这么大两个包，我非收拾赵四不可。今晚别回家了，睡我炕上给你揉揉。’村妇破涕为笑，‘你个老不死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生产队每星期记工分一次。由社员口述自己一周的活计,记工员把每个人的劳动折合成工分，记在一种本子上,生产队长审核盖章后生效。

当时的工分划分为三、六、九等。男劳力劳动一天记10分,加班记2分或3分。女劳力干一天最多记8分,一般家庭妇女则只能记5分～7分。 我高中毕业回乡那年,虽说谈不上强壮,但因人长得高, 又肯吃苦不偷懒,所以,也按壮劳力对待。这种微薄的区别与看重，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一种宽慰与鼓励。

我们村的可耕地不多,水浇地又少, 加上说是山区又不靠山。没有果树,没有村办企业,所以,工分值少的可怜。一般年景每个工(10分)价值0.4元左右,好的年头也不超过0.6元。

　　为增加生产队的资金收入,我们队同公社收购站签订了劳务合同。每天晚上派人到收购站加班，把白天收购的棉花装车运走，这种活很累多数由年轻人来完成。

每逢棉花收购季节，队里的年轻人顶着皎洁的月光一干就干到深夜。四个人一组，把棉花放入两米见方的麻包内，然后打包、装车。一个棉包大约200斤，几个小伙子喊着“一、二、三”，“一、二、三”，才能送到马车上。活虽然累了一点，但大家却非常愉快。运输公司的吴师傅常常给我们讲一些逗人的段子，害得大家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劳。有时候拉棉花的车来的少，干完活就躺在棉花堆上侃大山或仰望夜空数星星，一颗、两颗……。

公社收购站除了收购棉花外，还收购核桃、黑枣、柿子、牛羊皮子等各种山货。

　　秋季来临，从西部山区下来的大车小车，满载着各种山货源源不断地来到收购站，过秤、评级、付款、储存，然后再成批次转运到省城及周边各县去。①

《元氏县志》载：“李、杏、柿，西山多有之，每岁有南佐镇输出，售于各县及平津一带。杜梨、胡桃，俗名核桃，西山种者甚伙，输出亦多。羊枣，俗名黑枣，西山多有之，每岁由南佐镇输出者甚伙。” ②

七十年代初期，割资本主义尾巴抓得紧。农村中孩子多且劳动力少的家庭，为了养家糊口，只好在造粪上做文章。

西北街的周小三，全家五口人仅他一个劳动力。白天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晚上推起独轮车造粪。说是造粪,其实就是从地头把黄土推回家填到猪圈里, 一层茅草一层土,挑水浇透,半月至二十天茅草腐烂,泥土变黑,粪就算造好了。然后锸出来码好,生产队干部量体积、评定等级、折工分。粪料划分为一、二、三等，一般来讲,颜色越黑,味道越臭,等级越高,一圈粪可得百分左右。

　　麦浪滚滚闪金光

小麦是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也是不少作家笔下生辉的绝好素材。

“冬天很静，地也很静。有风，有雪，有觅食的麻雀。麦子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春暖。除此之外，一切都隐藏着，蛰伏在土地的内部。春雨滋润着田野。麦子拔节、分蘖，开始变得稠密。阳光下的麦田如碧绿的地毯，薇风吹动，丝绒般的华丽。眼见得麦子抽穗，麦田由绿变黄，金黄遍野，麦浪滚滚。田野里都是沸腾的声响和成熟的味道。……”③

农历5月，是小麦成熟的季节。

在灼热的阳光照射下，小麦逐渐由绿变黄，八成熟时便可开镰收割（熟透了会掉粒）。

收割麦子，是一项重体力活。头顶烈日，一把一把地把麦子割下来，再扎捆、装车、送到打麦场。那个时候，没有收割机，收割小麦全靠人工操作。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磨好镰刀，然后，按照生产队安排，到指定的麦田里一字型展开割麦子。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被甩出去老远。甩得越远,心里就越着急，越着急就越跟不上队伍，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成串成串地往下淌。腰酸痛酸痛的,想直起来喘口气都困难。

看着我那熊样，有经验的社员告诉我：“割麦子一定要掌握动作要领,步伐要稳健,挥镰的幅度要适中,握麦的左手要随着镰刀上下摆动。一招一式清清楚楚, 千万不要割一镰放一把”。按照这种方法去做,速度果然提高了不少。

麦收季节，也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别说下地干活，就是躺在树荫下不动，也能感觉到空气对皮肤的炙烤，但人们却宁愿受其热，也不愿意阴雨天。因为这个时节的麦子最怕雨水浇，一浇麦秆就倒伏，脱落的麦穗掉地就发芽。眼看着到手的粮食被糟蹋，辛勤劳动了一年的农民是要骂娘的。

冀中夏季雷雨多，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就浓云滚滚，豆大的雨点夹杂着狂风呼啸而来。

　　每遇这样的天气，乡亲们就得扔下手中的活计或正在吃饭的饭碗,像打仗一样赶往麦场抢盖尚未来得及脱粒的麦穗。有时遇上连雨天就倒霉了，好在这种情况并不多,一般都是雷阵雨,来得快,走得也快,天气一晴立刻晾晒并不误事（在我的记忆里，小麦发霉仅有一次）。

小麦脱粒，是收获麦子的一个重要环节。六十年代以前，是把麦草摊晒在谷场上暴晒，然后用牲口拉碾子碾压。进入七十年代，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进，改换成了脱粒机加工。这样既节约了人力，也加快了工作进度。机械化脱粒小麦优点很多，但在操作中稍不留心也有可能出现伤人事故。

1970年的一天，第六生产队几名社员在打麦场上有说有笑地脱离小麦。突然一声尖叫，惨剧发生了。一名叫“周小三”的社员的手被绞进了机器，等到人们手忙脚乱地把机器停下来，这位社员的手早被机器绞成了肉酱。送医院抢救，人脱离了危险，但手却成了永久的遗憾。

麦收季节，人们的体力透支非常厉害。

每到此时，家家户户都要改善伙食，拿出为数不多的面粉蒸馒头、烙大饼、擀面条。在地里忙碌了一天的汉子们回到家里，并不忙于同妻儿老小共同品尝这美味佳肴，而是草草洗把脸端上饭碗就出了门，蹲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与左邻右舍的庄稼人边吃饭边聊天。东一句西一句，一直聊到晚上8—9点钟，然后，回到家里倒头就睡，睡得很香很香。

　　静静的冀西农村

四月初六,是南佐镇庙会。④

每当庙会来临, 从西部山区下来卖山货的人们,把街道两旁摆得满满的。有卖核桃、红枣的，有卖粮食、油料的，有卖饸唠、烧饼的，还有繁华的小农具市场，喧闹的牲畜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小食品市场，......。

每当此时，祖母总是把家里最好吃的豆芽、灌肠和雪白的馒头准备好，迎接前来赶庙会的亲戚。

庙会一年两次，农历四月初四和六月初六。而集市则多得多。清朝同治年间规定：“南佐村每逢一、六日”为集市。到了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集市贸易有了较大发展，每月初一、初六、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日。集市既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又可以繁荣农村文化生活，是个一举多得且深受农民欢迎的贸易形式。

在我的记忆中，老姑是家中的常客，也是最受欢迎的人。每次老姑下山参加庙会，都要找她的牌友搓上几圈，然后到庙会或集市上买点喜欢的东西就回去了。

　　老姑是祖父唯一的一个妹妹，嫁在大山脚下的龙池村。老姑家有一棵很高的石榴树，每年农历八月十五，老姑总要托人或亲自把石榴送过来让大家品尝。

每年正月初三，我也要到龙池村看望老姑和老姑父，给他们磕头。

农村的生活是单调的。

没有娱乐场所，没有花花世界，劳动了一天的人们，要么加班，要么开会，要么坐在月光下侃大山。妇女们则多是在家里纺棉花或纳鞋底。我的兴趣不多，除了看点书外就是与同龄人下旗，有时也与朋友结伴到石家庄市买点新鲜食品，或者壮着胆子到照相馆照张相。

那个年代，人们挣钱不容易，市场上的东西也很便宜，五分钱一个烧饼，一毛钱一碗粉条，两分钱一根香蕉。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定居海南后吃了多少香蕉，但幼年时香蕉那种特殊的味道却仍然挥之不去。

　　农村是艰苦贫穷的。

学生学习用的纸张，2分钱一张（厚的5分），买回来裁成16K或32K的小张，用完了正面再反过来用反面。3分钱一支铅笔，也是用得剩寸把长了还舍不得仍掉。

家庭用煤由国营煤站统一供应，一般每月可以买到100来斤，不足部分用柴草补充。乡亲们的衣服多是补丁套补丁，一件衣服一穿就是好几年，直到破的无法再补为止。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上一个白面馒头或得到一块水果糖，所以，当时我们盼望最多的是父亲回家探亲。起初，父亲带回来的是圆形或方形的饼干，后来发展为动物造型饼干，小猴子、小绵羊、小老虎等。邻居家小朋友看到这种稀罕的动物饼干，眼睛瞪得大大的，有时我也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农村的夜晚是宁静的。

没有污染,没有噪音,蓝蓝的天上挂着洁净的月亮。柔和的月色似道道细纱洒向人间, 洒向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的心房。每当月光高挂中天，我总要扯一块席片或拿条单子,平铺于清洁明亮的房顶上,仰望满天的星斗,辨别那是银河,那是北斗,细细找寻和品味美丽传说中的织女和牛郎。遇上好的心情,吹吹笛子、口琴,自娱自乐。

农村看起来松散，一家一户各吃各的饭，各干各的活，但细细观察却也是个有人情味的地方。每当邻居家婚丧嫁娶，人们都会自发地前去帮忙。尤其办理丧事，不管是谁家老人逝世，只要炮竹一响，乡亲们便会自发地放下手中的活计或手中的碗筷蜂拥而来。十几个人一组争着抢着去抬棺材，沿途三、五分钟换一批人，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动员，显示出一种浓浓的亲合力与乡情味。

　　农村是美好的，但也有烦人的事情。

七十年代初期，农村形式主义盛行，“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叫得贼响，五更天，当、当、当的钟声就把人们赶到了地里。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没有办法干活，人们就坐在地头侃大山，瞌睡多的年轻人索性找个避风的地方，继续做那没有做完的梦。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至今仍有一种浓浓的委屈与无奈。那静静的田野，那飕飕的冷风，那忽明忽暗的篝火，似乎就发生在昨天。

冬季天寒地冻，庄稼活干不成了，就到村北的荒滩上改河造田。人们用炸药把土从土崖上炸下来，然后再用双轮车拉到河滩上，一点一点地填河，一米一米地延伸，几天下来也能填出好大一片土地。

工地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高音喇叭不时播诵着各队的工作进度和好人好事。装土、拉车、平整土地，人们干得热火朝天。哨子一吹，又围坐在一起使劲地玩。李玉秀的“巧派兵”游戏、王竹东的《沙家浜》选段和小姐妹们甜甜的笑声，还时时映现在自己眼前。

午餐就在工地吃。说是午餐，其实就是每个生产队用秸秆烧一锅白菜汤，外加一点酱油，再把社员们自带的干粮热一热就OK了。

农村的生活是苦涩的，但也是有味道的。

　　夏天，背个箩筐到地头割草。走出村口不远，就是绿油油的玉茭、谷子、红薯和花生地，那不同品种的绿色植物散发出浓浓的草香，给人一种非常特别的感受。

秋天，挎个背篓到地角拣拾枯萎了的杂草和散落的秸秆，尤其是霜降一过，茂密的树叶被太阳一照纷纷落地，于是便像发了财似的把这些树叶弄回家，或填进猪圈造粪，或弥补家庭燃料的不足。

在生产队的日子里,我担任过民兵连副连长, 也干过生产队的出纳员。想在村子里干出个样子, 也想有朝一日上大学,走出这穷山沟看看外边的世界。

　　当上了民办教师

封笔前，我读了一本反映农村民办教师生活的书。书中这样写道：“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叫民办教师的群体。他们干着教师的工作，却没有教师编制和待遇，说他们是农民，他们又天天去学校上课。就是这些身份尴尬的民办教师，为中国的农村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没有民办教师就没有新中国的农村教育，没有民办教师，中国就不可能在20世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他们的功劳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⑤读后这段文字，使我想起了自己那一年的民办教师生涯。

1973年底,南佐中学体育老师出现了空缺, 当年的老师们想起了我, 想起了这个说话不多,但能靠得住的年轻人。他们在说服了村干部后,把送我到了元氏县师范学校进修。

元氏县师范学校，是一所培养中、小学教员的中等职业学校。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环境在当时的石家庄地区是一流的，也是人们公认的一所好学校。

进修班开设了心理学、教育学、体育理论，还穿插安排了一些体育游戏。进修班的理论课程比较少，多数时间都是摸爬滚打在训练场上。五大球类（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排球、足球）、田径、体操、手榴弹投掷全面开花。我的胆子小，球类训练没有问题，田径多数科目也能够完成，就是鞍马那玩意不敢跳，生怕撞上了裤裆。

师范学校的老师非常敬业，对学员的要求很严格，除了教授规定的学习内容外，还给我们介绍做一名优秀体育老师的自身经验与体会，带领我们做体育游戏。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师一招一式教我们长拳的情景。

晚上，学校没有具体安排，有的学员打乒乓球去了，有的到琴房练习器乐去了，有的走出校门散步去了，我则待在宿舍复习一天的课程。……

三个月的集训结束后,我回乡当上了一名体育教员。

到南佐中学报到以后，我按照县教委的《教学大纲》和本学校的实际情况，制订了体育教学计划，购买了必要的体育用品，改造了体育场所。

说起学校的体育器材，我到学校任教之前，学校仅有几个篮球且已经旧的不能再旧了，于是便向学校打了报告。校长很痛快地在报告上写了“同意”二字。校长批准后，我专程到石家庄市，采购回来了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铁饼、标枪、铅球、跳绳等一些体育用品。带领学生们整修了篮球场、排球场、田径场，树立起了篮球架（一种没有篮板的篮球架子）。

　　嘀铃铃！上课的铃声响了。

我手持教案，身穿天蓝色的运动衣，健步来到了体育场。站在已经列队好的学生们面前，严肃认真地说道：“同学们好！今天，我们学习篮球，重点介绍篮球的基本知识，包括基本技术、基本规则与要求，……下面，我先示范，然后再分组练习。”讲解完毕，便从传接球、运球、投篮等最基本的动作开始，让学生们分组练习。

篮球是学生们喜欢的一项体育行动，但要掌握其动作要领却并不容易。有时候，一个动作需要整整一节课的时间来完成。当然，学生的爱好、体质、接受能力不同，掌握技能的快慢也不同，有的学生几个回合下来就学会了，有的则需要几天甚至几周才能掌握。为步调一致，我们还开展了“一对一，一对红”活动，对个别特别不开窍的学生就开一点小灶，尽可能地把体育课上的生动活泼，让学生们在健康的氛围中增强体质，学到知识。

一节好的体育课，必须要唱好“三部曲”，即：准备部分、基本部分和结束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必须要有较强的宏观操控能力，善于发现问题和及时解决问题，努力营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课堂氛围，这样才能使学生达到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能和陶冶情操的目的。

学生们年龄小自制能力差，常常给老师出点难题。

初中一年级有一个男生，课堂上不认真听讲，课堂外经常惹事生非。为了做好该生的教育工作，我动了不少脑筋。有了成绩及时表扬，出现问题严肃批评，循序渐进，使其有了较大转变。

在南佐中学任教期间，学校领导和同事们待我很好。一位姓张的数学老师与我同住一个宿舍，他大我几岁，教学经验自然比我丰富，于是我便经常向其请教一些教学中的问题，他也表现得很热情，总是有问必答。

1974年冬季征兵开始后，我向学校提出了参军的申请，学校领导虽然恋恋不舍，但还是忍痛割爱支持了我。在我穿上绿军装离开学校的前夕，学校领导还组织师生为我送行，感动的我热泪盈眶。

校长周吉联语重心长地说：“参加人民解放军是你的光荣，也是咱们学校的荣光。祝你顺利、保重，常联系。”

语文老师胡菊辰（我初中时的班主任），把一本崭新的笔记本赠送我作纪念。

还有李田发老师，……。

这段时间的生活是充实的，虽然苦了一点,但无形中增强了自己的身体素质和组织协调能力, 尤其是治好了多年的慢性鼻炎和沙眼。

诠释与说明

①当时，国家商品流通领域尚未开放。

②《元氏县志》民国志第370页【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③《读者》2008年第一期，【甘肃人民出版社】。作者：刘峰。

④《元氏县志》第379页【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⑤《民办教师春秋》，曹阿娣著。【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注：文中照片来自网络。